问题启示

问题启示（精选十篇）

问题启示 篇1

一、南宋货币主要问题解析

纵观南宋的货币史, 其前期一直为货币不足所烦恼, 中后期则一直为货币超发而困扰, 虽然亦采取了种种有效应对策略, 有些亦如昙花一现般, 终未能挽回覆灭的颓势。

1、通货紧缩之形成与应对措施

南宋政府初期的货币政策上可说是与北宋时期一脉相承, 铜钱作为主要流通手段。面临着铜产量大幅减少, 铜钱铸造业不振, 同时官民对铜钱的窖藏、熔铸、向国外流失等, 使得商品流通发达与铜钱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 “钱荒”状态呈现, 民众苦于钱币不通。分析形成原因, 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铸钱成本的提高, 内部管理混乱。长期处于亏本状态, 也使得南宋政府对铸钱业缺乏积极性。二是铜钱在民间通过将其熔铸制成铜器出售获利高涨, 一般在5至15倍。在《要录》卷162, “民多销铜钱为器, 利率五倍”, 另据《宋史》卷180《食货志.钱币》记载, 铜钱中被熔铸者竟然达到不制成工艺品者无几之程度, 这与南宋富裕阶层文化水平提升, 奢侈性消费增加密切相关, 在江南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铜工艺兴盛发达, 大量的铜锣、花器、烛台等工艺品皆出自铜钱;三是铜钱的外流严重, 在走私贸易中将用于支付的货币通过陆地贸易向金, 通过海上贸易向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诸国流出, 这些国家以数倍于原价的高价大量收购铜钱。将铜钱作为对外商品, 可获得但在国内作为货币使用所无法比拟的利益。南宋每年的铸造额在10万贯左右, 据《日宋贸易研究》记载一次带出的铜钱就达10万贯, 货币流出量可谓惊人。

针对铜钱减少, 通货紧缩之现状, 南宋政府一方面采用铜禁、钱禁的政策, 另一方面开始印造发行会子。

1) 铜禁、钱禁策略及效果。

所谓铜禁包括禁止铜器、铜材出境, 及私自买卖、铜器的大量窖藏等, 钱禁则包括禁止铜钱的熔铸及出口国外。以绍兴五年规定为例, 除了许可私有的必需品和官铸品外, 其余的1两以上既由官方收购, 送交钱监, 作为额外铸造的原料。据史料记载, 自1162年至1264年间, 共发布禁止销铸铜钱、回收铜器的政令17项, 禁止铜钱流出国外的政令15项。这些政令并未给南宋的“钱荒”带来缓解, 到南宋末期, 铜钱反而从流通领域退出, 纸币取代了铜钱。

2) 纸币发行策略及初期效果。

早期的会子 (准确名称应为东南会子, 与淮南会子、湖北会子有所不同, 以下所称会子, 皆指东南会子) , 由临安府印造, 有10万贯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会子与铜钱的比价设定为每贯值770文左右。由于会子本身几乎不具有价值, 为了维持其价值, 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策略确保币值的坚挺。

钱会中半制的确立。政府在发行会子后, 在向官吏、士兵发俸给、征税与上供方面设定一定比例, 以铜钱、会子参半方式, 搭配使用铜钱和会子, 目的便在于使民众重视会子, 防止铜钱价值高腾、会子价值下跌。钱会中半制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传统的“子母相权”策略, 将铜钱视为母, 会子视为子, 在两者之间设定比价, 通过两者保持均衡而并用, 来防止由于仅使用一种货币而陷于币值腾贵、物价下跌, 抑或币值下跌、物价高腾。通过钱会中半制, 确立了南宋前半期铜钱、会子双本位制式, 既缓解了铜钱不足, 又稳定了物价。

格雷沙姆法则对钱会中半制的破坏。在钱会中半制运作过程中, 格雷沙发法则生效, 产生了恶币驱逐良币的情形。由于会子自身价值低, 耐用年数有限, 民众不愿积蓄会子作为价值储藏手段, 更倾向于取得会子后马上与其他货币、物资交换, 而把铜钱留在手里作为价值储藏手段, 这样最终导致会子的流通速度加快, 铜钱的取得变得日益艰难, 钱会中半制中会子比率的提升就显得尤为迫切。政府在操作过程中打破财政收入中的钱会参半, 提高会子比率, 由从前的参半增为七比三, 甚至九比一, 直接导致支出中的中半制的松弛, 并且由于铜钱收入减少, 会子的发行额增加, 政府为了回收增发的会子, 又进一步降低铜钱比率, 直至财政收支从钱会中半变为全部会子, 铜钱彻底从流通界撤出, 纸币成为主要流通手段。

会子发行的界制规定。为了现值会子的增发, 乾道四年后, 政府规定会子流通为三年一界, 期间的发行额为1000万贯, 每次界到期交换新旧会子, 设定界制, 是为了在限制会子增发之同时, 定期回收、交换陈旧纸币, 防止纸币陈旧而造成贬值。接着从1169年将界制改为两界并用, 造成事实有2000万贯会子在流通。以粮价为例, 在1206年开禧用兵 (界制混乱之始) 钱, 粮价在2500-3000文/石间起伏波动不大, 1208年后由于会子三界并用, 粮价上升至10000文/石。

2、通货膨胀之分析与政府应对措施

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会子发行界制的混乱, 导致会子实际流通量增加, 其中开禧用兵时三界并用, 发行额达14000万贯, 其后1233年对金战争以及火灾修复费用三界并用, 1247年界制被废除。二是会子超额增发, 造成会子大幅贬值, 物价持续上涨。其中第一界乾道四年 (1168年) 发行1000万贯, 至1246年发行65000万贯, 78年间增发65倍 (如图1) 。根据会子的超发情况, 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68-1188年, 孝宗在位时期, 由于对会子采取谨慎策略, 发行界制得到很好遵守, 会子增发较为缓慢, 币值稳定, 物价平稳。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 几乎十年睡不着”, 当权者谨慎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第二阶段从1189年-1208年, 光宗在位时期, 由于开禧用兵, 三界并用, 导致会子的发行突破亿贯大关, 可视为南宋通货膨胀的始点, 在此期间会子超发3倍以上, 但与以后相比, 尚属于轻微通货膨胀。第三阶段从1209年-1246年, 宁宗在位时期, 由于对金、蒙古的持续战争以及临安大火等, 会子增发呈加速趋势, 会子超发5倍以上, 已属于重度通货膨胀。第四阶段从1247年-1274年, 度宗在位时期, 会子的超发已处于无序状态, 尤其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 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 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 已处于恶性通货膨胀, 直至南宋政府覆灭。其三, 南宋中后期战争频发, 庞大的军费支出成为南宋政府和民众的沉重负担。 (见图1)

以粮价和不动产价值的变化进一步分析会子增发与通货膨胀关联度。设若M=P (年份, 会子, 单位粮价, 不动产单价) , 单位粮价为文/石, 不动产单价为文/亩, 按照通货膨胀的前三个阶段起始点取值如下:

M1=P (1168, 1000, 2500, 5000)

M2=P (1186, 2400, 4000, 10000)

M3=P (1190, 4000, 2300, 2000)

M4=P (1208, 5548, 10000, 10789)

M5=P (1209, 11263, 10000, 15000)

M6=P (1246, 65000, 40000, 32000)

图2粮价、不动产变动与会子增发关联度

从图2中可以看出, 粮食与不动产的价格与会子的增发密切相关, 但价格变动幅度明显低于会子增发幅度, 其中粮食受会子增发影响明显高于不动产。另外, 粮食与不动产价格变动滞后于会子的增发, 有时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 如1190年, 随着会子增发, 粮食和不动产价格却出现双双走低的情况, 一方面与豪民脏吏的财富聚集、货币窖藏使得货币的流通性不足抵消了会子增发量, 另一方面也与南宋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回收会子, 确保会子币值稳定密不可分。南宋政府回收会子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途径:

会子回收策略之一, 用政府府库储备的金银等财务和度牒、官诰等交换回收会子。如乾道以后, 会子发行额大增, 二、三界会子每贯值铜钱600文, 会子贬值22%。为了维持纸币的信用, 政府遂用白银1000万两专门来收兑会子, 以后在乾道四年 (1168年) , 又出内库白银200万两, 将收兑来的会子焚毁处理。淳熙元年 (1174年) , 流通中的会子数额高达2400余万贯, 币值大跌, 政府再次以金银铜钱收兑会子。除此之外, 政府还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及有价证券来收兑会子, 会子每贯又可兑换到铜钱770文以上。

会子回收策略之二, 在交换新旧会子时, 在新旧会子之间设定价值差, 使旧会子的流通量事实缩小后, 进行回收。如政府以第十四、十五界会子回收第十一至第十三界会子时设定了一比二的价值差, 其后在发行第十八界会子时甚至设定了一比五的价值差。通过设定价值差, 相当于政府实质上承认旧会子的贬值, 使得旧会子的信用下降。这种做法固然能促进货币流通, 降低新会子贬值程度, 但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失信于天下。

会子回收策略之三, 根据资产, 强制性征收民众的会子。如第十六、十七界会子数量较多, 因此政府从端平二年, 对部分地区的有官之家、簪缨后裔、寺观僧道, 从有田地一亩起强制征收会子1贯。这样的措施属于增加税赋, 有似于现在的富人税, 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误伤广大民众, 给农户增加沉重负担。另, 为减少会子的流通, 提高会子价值, 还采取按民户资产强制性要求储蓄会子的做法。如嘉定年间在福建对家产满千钱者, 强制性要求储蓄会子50, 在福建漳州对上户要求储蓄会子200, 中户100。

南宋政府通过上述种种措施, 对会子币值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有些思想在现今的货币政策中仍得以沿用, 但欲望的潘多拉盒子一旦被打开, 政府最终被自己的贪念拖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不可否认的是, 南宋政府所做的尝试为中国货币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古及今, 研思前人之得失, 扬其长避其短, 为当下货币政策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二、当前货币问题解析

鉴于本人学识能力尚有不逮, 本文仅就人民币增发及物价相关性、基尼系数及财富分配等方面略作解析。

1、人民币增发及物价相关性

众所周知, 人民币增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问题。以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变化来看, 1978年为1159亿元, 1989年11949亿元, 10年间增长10倍, 1999年为11.76万亿元, 10年间增长9.84倍, 2009年为61.02万亿元, 增长5.19倍;从GDP增长来看, 1978年为3645亿元, 1989年为16992亿元, 增长4.66倍, 1999年89677亿元, 10年增长5.27倍, 2009年为33.53亿元, 增长3.74倍。从数据对比来看,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人民币增发速度。下图以2001年以来的M2、GDP增长变化趋势来看, M2与GDP的差距不断扩大, 这说明我国的货币增发已日趋严重。 (见图3)

以消费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进一步分析M2增发与通货膨胀关联度。设若Q=P (年份, M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房地产单价)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100, 不动产单价为元/平米, 从2001年隔年取值如下:

Q1=P (2001, 15.28, 100.7, 2170)

Q2=P (2003, 21.92, 101.1, 2359)

Q3=P (2005, 29.60, 106.9, 3168)

Q4=P (2007, 40.34, 113.7, 3864)

Q5=P (2009, 61.02, 119.5, 4681)

Q6=P (2011, 85.15, 130.1, 5357)

从图4中可以看出, 消费品价格变动、房地产变动与人民币增发密切相关, 但相对而言, 消费品价格变动受人民币增发影响弱于房地产变动, 房地产变动趋势与人民币M2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且在2005年内基本重合, 说明房地产成为承载人民币M2的主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 比较反常的现象就是货币流动性不足与货币超发同时存在, 这与南宋政府时期会子超发却依然闹“钱荒”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形成动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社会新贵阶层不断涌现, 少数人掌控了大量社会财富。以上市公司为例, 截至2013年年底, 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共出现了11761个自然人, 其合计持股市值高达18834亿元, 其人均持股1.60亿元。这是一个“土豪”辈出的年代, 据最新富豪榜前100位财富高达19620亿元, 据统计中国1%的家庭集中了全国47%的财富, 财富聚集效应使得中国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这些社会新贵追求名车、名表、名包、豪宅等高消费领域, 使得一部分财富向奢侈性消费转移, 从而对居民日用消费品等影响甚微。其二, 部分官员以手中权力为交换通过隐秘手段积累大量财富, 使得人民币脱离流通领域得以沉淀。如前一段时间闹得纷纷扬扬的某司长家中搜出人民币上亿元, 其余有问题官员动辄在家中发现上千万元现金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这部分“沉睡”的人民币到底有多少, 无法用数理方法进行统计, 有人估计有50%, 也有人预计有20万亿, 都只是猜测。但我们能感觉得到的就是, 货币供应量增加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窖藏”起来, 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三, 社会财富大量外流。据统计, 去年中国客户在美购买房产220亿美元, 这只是财富流失的一条途径。人民网消息,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调查, 2011年中国约有2.8万亿资产被转移到海外。中国全体人民创造的财富正在通过财富聚集, 然后假借少数人之手转移出国门。其四, 中国资金监管手段的匮乏和国民对现钱的至爱, 导致部分业务脱离国家监管和调控。当前, 我国现金交易比例较高, 持卡交易远低于发达国家。截止去年底, 市场流通现金6万亿, 再加上“沉睡”的不参与交易的现金, 应在10万亿以上。除了部分农村、偏远山区银行也不发达等原因, 大量的现金交易存在于企业、单位或个人出于提高单位福利、行贿以及非法交易 (如涉毒、涉赌等) 等目的采用现金交易或者套取现金。凡上种种, 增发的人民币或转移出海外, 或“沉睡”于民间, 使得通货膨胀率看起来没那么可怕, 但应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

三、应对策略

1、切实提升非现金交易手段, 提高现金交易成本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 央行发布《2014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 第一季度, 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金额435.96万亿元, 同比增长17.36%, 这表明我国非现金支付业务正在得到大幅提升。针对农村偏远山区, 一是硬件资源匮乏, 银行网点较少甚至没有银行网点, 银行开展资费较高;二是农民观念有待提升, 重视现金, 轻视银行支付的氛围仍很浓厚。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出台引导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区域, 提升农村非现金交易的工具和服务环境, 降低非现金交易成本。针对城市发达地区, 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现金交易, 譬如:对企业提现业务, 按笔收取现金交易费用, 对个人提现业务, 设定无费用限额, 超出限额收取一定费用。同时, 对异地、跨行汇款、转账等业务取消收费, 非现金业务按笔给予一定奖励。对大额提现业务, 建立严格的央行、商行总行审查制度, 坚决杜绝人民币游离于监控之外。

2、发行新版人民币, 回收旧版人民币

目前, 市面上流通的是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 对第四套人民币采取只收不付的策略逐步回收。自人民币发行以来, 我国没有像南宋政府那样采取按界发行, 到期回收策略, 这虽极大维护了人民币的信用, 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如前所述, 财富集中、货币“窖藏”、财富外流, 等等严重侵蚀了国家财富。有鉴如此, 笔者建议, 重新发行新版人民币,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版工作, 过期后旧版作废。

第一, 现版人民币现金在到期日钱完成兑换, 对日常经营、生活用按限额兑换新版人民币, 其余全部存入银行。

第二, 旧版人民币兑换过程中, 对金额较大的兑换须提供合法来源收入证明。

第三, 旧版人民币兑换过程中, 加强对房地产、黄金白银贵重金属、股票及其他有价券等的监管, 防止来源非法的旧版人民币通过上述物资形态进行价值转移。

第四, 加强外贸监管, 防止人民币资金外流情况发生。

采取人民币换版可取得以下实效:一是将全部资金纳入银行监管系统, 杜绝资金体外循环;二是有效抑制腐败, 斩断腐败滋生根源;三是增加国家收入, 保守估计会有4-10万亿旧版人民币放弃兑换, 可将这部分收入用于改善民生;四是国家可通过央行直接调控收入分配, 比如, 通过央行监控居民财富聚集情况, 通过对富人阶层征收富人税完善收入调配机制。

摘要：通过对南宋政府特殊历史时期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及南宋政府所采取的积极策略, 结合当前人民币M2的超发, 深入分析形成超发与流行不足同时存在的动因, 借鉴南宋时期的有益尝试, 提出人民币换版的策略及路径。

车臣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篇2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胡伟楠）

内容摘要：解决民族间的分歧与矛盾，促进多民族国家稳定和谐的发展，一直是我国政府致力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国际地位日益上升，我国的民族问题却日益突出。民族认同感下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等方面矛盾尖锐。少数分离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不断制造危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活动。2008年3月14日和2009年7月5日，藏独和疆独势力制造了旨在破坏民族关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暴力事件，给我国和谐的多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正逐步重新调整民族政策，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关键词：车臣问题；民族政治；实践

一、引言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5000多个民族，现代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在俄国内，生活着200多个民族，除俄罗斯族之外，其余都为少数民族。但比较特殊的是，这些民族基本都是在帝俄时代被俄罗斯人征服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时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这些民族问题之中，车臣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车臣问题原本是俄国的国内民族问题，但由于俄罗斯未能妥善的解决，使得这种矛盾长期存在，更兼各种势力不断将触角伸向车臣地区，使之与人权、国际恐怖主义等挂钩，业已成为成为了阻碍俄罗斯重新确立世界大国地位道路上的“绊脚石”，是历届俄政府都无法回避、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与俄罗斯类似，我国也是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推行比较合理、正确的民族政策，民族间关系也比较和睦，同时各民族群众也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政策，妥善的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这一切的成就都成为我国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基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1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均的状况。尽管党和国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给予了政策、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但因很多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等的影响，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未能及时妥善的解决。近几年来，由于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支持，许多民族分裂势力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利用这种民族间略显微妙的关系，不断制造分裂国家的事件。2008年3月14和2009年7月5日，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在西藏拉萨和新疆乌鲁木齐制造了旨在蛊惑人民群众、制造民族分裂的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每个中国人为之心痛。

这两起事件虽然在广大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反对下被挫败，但是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间关系的好坏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关键。联系到车臣问题对俄罗斯重塑大国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希望通过探究车臣问题的由来，分析车臣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为我们解决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更好的促进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车臣问题的由来

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南部高加索山脉北侧，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首都格罗兹尼。车臣人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部皈依伊斯兰教，属于比较开放的逊尼派。在18世纪末，当时的沙皇俄国大举南下高加索地区，车臣以及其他民族遭到侵略，车臣人从1830到1864年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抗，史称高加索战争。战后，付出巨大代价的沙俄开始正式接管车臣地区，并采取了相对怀柔的统治政策，虽然得到了车臣人的支持，但因为未能尊重车臣人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为此，沙俄采取极端措施，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强迁国内车臣等民族给土耳其，用以交换乌克兰等民族迁入沙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个俄罗斯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车臣和其他高加索民族开始了独立建国的探索，并相继的建立了许多政权。但最终，车臣人未能达成目的，车臣还是成为了苏维埃俄国的一个州。

1922年苏联建立之后，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分配。由于在领土以及产品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歧视车臣人的做法，引起了车臣人的强烈不满，民族情绪不断上涨。以至于在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广大的车臣人选择了与德国人合作共同反对俄罗斯人，甚至加入德国军队与苏军作战。当1944年苏军反攻高加索，高加索得到解放后，斯大林下令将整个车臣民族和印古什族人迁往中亚的流放地，对这些居民的反叛实行集体惩罚。数百万的车臣人从此开始了苦难的流放生活。1957年1月9日，苏联宣布允许车臣人从流放地返回故乡，并恢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行政建制。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国内各民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为数不少的车臣人也紧抓时机开始了独立的探索。1991年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1991年9月前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武力推翻了车臣地区的苏维埃政权。10月车臣地区进行了共和国总统选举，杜达耶夫当选总统。11月苏联解体前夕，杜达耶夫颁布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并且组织车臣国民卫队，车臣走上独立道路。为了平息分裂主义势力，叶利钦政府决心以武力解决车臣问题。1994年12月，俄军出动6万大军开始对车臣地区武装进行打击，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1996年8月13日，俄联邦政府和车臣地区武装达成协议，规定将车臣问题搁置5年。历时20个月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而告终。

1997年1月，车臣地区进行总统选举，马斯哈托夫当选。同年5月，俄联邦和车臣签署和平与互相关系原则条约。但是马斯哈多夫坚持车臣是独立国家，不仅拒不执行和平协约，反而加紧分裂活动。而且马斯哈多夫领导下的车臣不但加紧分裂活动，而且经常武装袭击与其毗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企图和该国一起建立所谓“神权政治国家”。因此，1999年8月俄政府当局出动10万大军，爆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到2004年，每年车臣武装分子至少要发动3次恐怖爆炸事件，每年的爆炸事件至少导致数百人丧生，以千记无辜百姓受伤。

2000年1月俄政府宣布马斯哈多夫为车臣非法总统，他躲到车臣南部山区，成为车臣非法武装3大头目之一，领导非法武装与俄军对抗，俄军经过空中地面联合打击消灭了大部车臣武装。但剩余的车臣武装继续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不断在各地进行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00年2月6日，俄罗斯军队占领整个格罗兹尼，标志着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整个俄罗斯还没来得及为胜利庆祝，各种类型的恐怖袭击便继踵而来，且规模不断扩大，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车臣，在偌大的俄罗斯并不算起眼的高加索国家，却成为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都关注的反恐怖重点地带。

战后，俄罗斯开始对车臣进行全面的管理：确立了车臣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安抚车臣老百姓的抚恤措施；继续部署大批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小股的车臣非法武装。虽然收效甚微，但客观上却使动荡二十多年的车臣地区局势趋于稳定，车臣人民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但此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车臣非法武装合流，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让整个俄罗斯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中„„

三、车臣问题的主要原因

“车臣是俄罗斯的车臣，我们愿意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荣誉！”俄前总统普京的豪言壮语代表了整个俄罗斯的声音。诚然，作为俄罗斯南线石油基地的高加索地区，关乎俄罗斯未来十几年的发展大计，而车臣的稳定更加左右着该地区的局势。有评论家甚至指出：俄罗斯若想重返世界大国舞台，则必先重振经济；若想重振经济必先把握好石油命脉；若想保住石油命脉，则车臣必保证稳定二十年！

仔细分析车臣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历史上俄罗斯长期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

俄罗斯是一个伴随着征服其他弱小民族从而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以民族成分划分的。但是俄罗斯过多的给予了几个主体民族的行政区以优惠，这使得俄国内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于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后来的苏俄和苏联更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甚至采取了流放整个民族的极端措施。可以说，自车臣被俄罗斯征服的那天起，车臣人就没有享受过公平的待遇，一直为俄罗斯所排斥和压迫，无形之中加剧了原本紧张的民族关系。历代车臣人都在为独立自由而努力，意图脱离俄罗斯，从而获得自由发

展的空间。可以说，正是俄罗斯长期以来的错误政策，让车臣问题萦绕在俄罗斯长达几百年。

2．宗教因素。

车臣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车臣人利用伊斯兰教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所以每当车臣掀起反俄的斗争时，伊斯兰教都能被用做凝聚民族和动员社会的思想工具。近代以来，伊斯兰教一直作为车臣等少数民族处在俄罗斯主体民族包围中的自我保护手段。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在东正教的口号下实现复兴，不啻是对伊斯兰教的公然蔑视。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行政主体不应该加入俄罗斯联邦。近几十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并通过中东向世界输出。同为穆斯林的车臣人也受到了影响，民族间的恩恩怨怨逐渐的被加上了宗教的色彩，让原本就错综复杂的车臣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3．西方国家为遏制俄罗斯的发展干预车臣问题。

车臣危机折射出来的，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的去看待。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轰动世界、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影影绰绰地潜藏着某些西方势力。这些都已经是公认的现实。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俄罗斯普通公民和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而车臣危机的爆发。也不完全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车臣民族分裂运动的发动，还有某些反苏联、反俄罗斯势力的背景。策动车臣危机，目的在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实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到车臣危机的持续阶段，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借助车臣分裂派别的力量牵制俄罗斯，使其焦头烂额，并进一步衰落。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所推行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为西方势力干预和插手车臣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俄罗斯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几乎在为其脱离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这就意味着：俄罗斯被迫的做出了战略收缩的决定。但随着亲西方政策的失败，俄罗斯不得不重新开始重视高加索地区，车臣战争的爆发明白无疑的表示了俄罗斯对西方的不满和抗议。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俄罗斯和西方走到了国际反恐的战壕中，西方国家的势力逐渐从车臣地区退出。

4．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

在车臣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的车臣非法武装，逐渐放弃了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转而开始改用游击作战或者发动暴力事件与之对抗。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势力深入到高加索地区，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给予车臣非法武装大力支持，使得俄国内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人员财产损失不断上升，成为萦绕在俄罗斯民众心中的阴云。

四、结论

车臣，这个本该平静的高加索山地之国，却从未真正的享受过一天的安宁生活。流血，这个令人惊悚的字眼，成为全部俄罗斯人对车臣的唯一印象。车臣的稳定，已经成为俄罗斯大国之路上的一座避也避不开的险峰。悲观者甚至认为，因为车臣问题的无法解决，俄罗斯永远也无法重回大国之林。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类似车臣问题的现象怕是不会出现。可实际的情况是，我国的各民族之间并非牢不可破。分裂分子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制造的3·14和7·5流血事件，让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民族关系的现状。

情景引领概念，问题启示思维 篇3

【关键词】情景 概念 思维

【中图分类号】G63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1-0126-02

一、教学过程设计

（一）创设情境，激发热情

某种最初质量为1的放射性物质不断变化为其他物质，每经过一年，这种物质剩留的质量是原来的84%.（1）写出这种物质的剩留量y关于时间x的函数关系式；（2）经过多少年，这种物质的剩留量是原来的一半？

问题1 你能就此情境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

师：请将你的问题写在草稿本上。

师：写好的同学请和同桌交流一下。

师：你提的是什么问题呢？

（1）经过5年，这种物质的剩留量为原来的多少？

师：有不同的问题吗？

（2）经过多少年，这种物质的剩留量为原来的一半？

师：同学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与我们学过的指数函数y=0.84x有关。

（二）应用探究，深化概念

师：回顾一下，什么是对数？研究对数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生：对数的概念. 对数就是一个数。遇到对数问题转化为指数问题来解决。

师：很好，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得到了对数的概念，又通过举例和练习进一步认识了对数，在认识的过程中，发现遇到对数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指数问题来解决。这两个式子是等价的，表示的是a，b，N这三个量之间的同一种关系。

师：既然对数就是一个数，你觉得下面我们该研究什么呢？对数的运算，那如何研究对数的运算性质呢？请同学们先回去思考，我们下节课再研究。

二、教学反思

（一）有效教学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策略

有效教学理念要求参与者树立成本意识、时间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不断追求更低的成本，谋取更高的质量。作为一种理念，“有效”致力于教学效益的提高。作为一种策略，它表现为教学者为提高教学效益而采用的一系列具体的行为方式。实现有效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时下已是我们教师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有效教学的维度：一是看是否有效果，也就是说预期的目标与结果是否在教学活动中实现和出现。教师的教，是教师引起、维持或促进学生学习的所有行为。有效教学的特征和条件：开展有效教学的教学行为一般需要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引起学生学习的意向，即教师首先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是要指明学生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学的内容，即教师要让学生知道学什么或学到什么程度。三是采用学生易于理解的方式，即教学语言有自己的独特性，让学生听懂、听明白。

（二）教学设计是一种思维，更是一种智慧

教学设计是在研究课程与学生的基础上，依据教学规律和学科教学思想和方法，为教学组织与实施设计的教学预案。通俗地讲，就是我们上课前准备的教案设计。首先，研究教材和学生是有效教学设计的前提。一是备教材，备课不是把教参上的目标进行简单的复制粘贴，深刻理解了教材的重点难点，才能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我们强调“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切实避免对一般学生就教教材，而对优生就脱离教材的现象，深刻理解数学学科的本质。二是备学生，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体现在于学生。课前准确了解学生现状，是实现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学生的知识基础是有差异的，忽视了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无法使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收获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自然不高。第二，设计问题教学情境，推进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数学课堂教学必须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研究学生已有经验，教学的起点应是学生的经验，教师需要整合课内外的教学资源，设置有效的教学情境，引发学生思考，体现数学教学向生活的回归，致力于创设各种生活情境，体现数学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苏东跃. 注重数学思想方法教学[J]. 考试周刊，2014，62.

某基坑工程安全问题的启示 篇4

某基坑工程拟建场地位于某县城广场东南侧,北临一回迁楼,距离基坑边缘9 m;东临两幢6层与9层大楼,最近距离5.5 m;南临马路,距离基坑11.5 m,其地下铺设城市排水管道;西临马路,距场地7 m,其地下铺设光缆线路。基坑深度约为5.5 m,整个场地东西长97 m,南北宽77 m。

据该场地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拟建场地地形平坦,其地貌单元为汾河冲洪积平原与西山洪积扇交错地带。在本次勘探深度内地基土的岩性主要为粉土、粉质黏土、粉细砂和砾砂。现自上而下简述如下:①杂填土:结构松散,土质不均匀,工程性能不良。平均厚度3.15 m。②素填土:褐黄色,土质多为粉土,工程性能不良。压缩模量为5.62 MPa,平均厚度4.75 m。③粉质黏土与粉土层:很湿～饱和,粉土与粉质黏土分布均不连续。压缩模量为4.38 MPa,平均厚度2.20 m。④细砂:黄褐色,饱和,稍密,中等压缩性。平均厚度1.70 m。⑤粉质黏土:黄褐色,可塑状态。压缩模量为5.12 MPa,平均厚度4.15 m。⑥粉质黏土与粉细砂:分为两个亚层。压缩模量为7.09 MPa,总厚度为9.70 m。⑦粉质黏土与粉土层:黄褐色。压缩模量为7.26 MPa,平均厚度0.65 m。

本次勘察深度内见到的地下水静水位标高为地下0.4 m～1.5 m,上部为潜水,下部为微承压水,地下水主要由大气降水及侧向径流补给。基坑支护方案的设计包括对周围土体的支护设计、止水帷幕的设计、基坑内降水的设计。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支护采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格栅搅拌桩、土钉的不同方式;止水帷幕为双排相互咬合的搅拌桩;降水采用基坑内部设置降水井,周边设置回灌、观测井的方式。施工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甲方及施工单位对原设计进行了多处修改,主要问题是:1)止水帷幕未穿透第④层的细砂层;2)降水井打得太深,穿透了第④层;3)灌注桩的长度减少了一部分;4)搅拌桩格栅顶部的连接混凝土板全部取消。而这些修改均未与相关设计部门联系,为后续工作埋下了隐患。

2 基坑开挖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措施

2.1 开挖出现的情况及紧急措施

基坑开挖时,先沿周边开挖宽约3 m的坑,以检验搅拌桩质量。结果开挖约2.5 m深时,北、西两侧已在周围出现裂缝,裂缝是先窄后宽,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最宽达10 cm。周边楼房普遍有下沉迹象。在周边20 m～30 m范围内还有1 cm～2 cm的裂缝存在。最终基坑开挖深度达6.9 m,已超挖原设计达1.4 m。现场水平位移观测资料见表1。

为此采取如下的紧急措施:1)周边卸土1 m厚;2)在东西两侧的灌注桩下2.5 m处,设置一道预应力锚索,以保护其后的重要建筑物;3)北面原设计格栅顶部的混凝土顶板要重新增加;4)降水、回落要严密监视;5)加强基坑周边竖向沉降、水平位移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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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因分析

1)开挖到2.5 m深时,周围就出现裂缝,这与施工顺序有一定关系。施工顺序一般应先挖内部,周边预留一定宽度的土层,待支护结构稳定后,再处理周边的土体。2)基坑外20 m～30 m处的裂缝,明显是由于抽取周围的水系引起的,特别是地面下第④层的细砂层处,由于降水井已打通此处,而止水帷幕未隔离此位置,故引起周边大范围裂缝。这是由于甲方协调不到位,使支护、降水不协调所导致的情况。3)原设计基坑深为5.5 m,由于上部结构设计的变化,最后却成为6.9 m,引起超挖,导致出现一些问题。4)灌注桩支护后面出现裂缝是由于其长度减少、嵌固深度不够所造成的,故应增加预应力锚索以限制水平位移的变化,保护其后的建筑物。

3 结语

基坑支护本身就是一项临时措施,具有风险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无科学依据随意变更原设计方案,且不与设计单位进行沟通,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另外,施工单位在施工前一定要制定相应的紧急预案,以防不测。只有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相互配合,共同协商,才能保证基坑工程的顺利实施与完成,保证基坑支护的安全性、经济性。

摘要：通过介绍某基坑支护建造及抢险的工程实例,从中可以看出,基坑支护的设计与施工应严格按照目前国家相关的规范、规程来进行,同时,鉴于基坑支护的临时措施性,施工前必须考虑相应的应急预案,从而保证基坑支护的安全性、经济性。

关键词：基坑设计,基坑施工,应急措施

参考文献

[1]JGJ 120-99,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S].

[2]王步云.土钉墙设计[J].岩土工程技术,1997(4):30-41.

大学生情感问题的个案分析与启示 篇5

大学生情感问题的个案分析与启示

本文对刘某由于失恋引起学业困惑、沉迷网络到毕业前完全放弃自己:论文不做--面临肄业;工作不找--面临失业的案例分析,揭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点启示.

作 者：林佩云 Lin Peiyun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广州,510642刊 名：高校辅导员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 OF COLLEGE ADVISOR年，卷(期)：1(4)分类号：G641关键词：情感危机 学业困惑 案例报告

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篇6

关键词：企业并购；动因；规模效益

一、企业并购理论综述

企业兼并与收购是企业资本营运的重要形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自身需求更为迫切，因此企业并购越来越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1.企业兼并与收购的基本概念

兼并通常指一个企业以现金、有价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取得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并取得对这些决策控制权的经济行为。

收购是企业以现金或者债券或股票购买其他企业的部分资产或部分产权，使其失去控制权，但该公司的法人地位并不一定消失。

2.企业兼并与收购的类型

按双方产品或产业的联系划分：

（1）横向并购，是指同一产业的两个或多个企业所进行的并购。横向并购可以消除重复建设，提供系列产品，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

（2）纵向并购，是指同类产品不同产销阶段的两个或多个企业所进行的并购。纵向并购可以是向前并购，也可以是向后并购。向前并购即并购最终客户，向后并购即并购并购其供应商。纵向并购可以加强企业对销售和采购的控制，并带来交易成本的大量节约和生产计划的协调同步。

（3）混合并购，是指不相关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并购。混合并购可以通过分散投资、多元化，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目前我国企业并购中出现的问题

1.并购能否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合并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自己以前所没有的规模效益。规模效益是指随着产量的扩张带来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的好处。企业处于规模经济中时，通过大量生产不仅能获得生产领域内的规模经济效益，还能享受大量交易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也有临界点，企业规模达到了临界点之后，边际生产要素产出率呈负增长，即规模不经济。

2.并购能否借助低成本扩张

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眼中，自己的扩张是低成本或零成本扩张，因为他们扩张时采取了如下措施或得到了如下优惠：第一，承债式兼并，即兼并企业承担了被兼并企业的债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只付了少量投资甚至分文不付。第二，兼并评估时大大低估了被兼并企业的资产价值，兼并企业占了便宜。第三，政府优惠政策，如被兼并企业的银行贷款挂账停息或冲债务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天上掉不下“馅饼”，企业却常常掉入“陷阱”。企业扩张中，除应考虑扩张的当前成本和直接成本外，还应考虑扩张中和扩张后的递延成本和间接成本。显然企业兼并过程中要对上述成本事先有准确的把握。

3.并购能否捍卫核心竞争力

对于选择兼并战略的企业来说，稳定且具有相当优势的主营业务是兼并的前提。兼并意味着企业要进入新的领域，由于对新领域的信息不完全以及缺乏相应专长，如果主营业务不佳，进入的风险往往较高，至少要承担比在自己熟悉的主营业务领域更高的风险。加之企业不可能在新业务领域迅速取得像样的回报来平衡新领域的高风险，所以兼并之初格外需要稳定的保障和雄厚的实力支持，这不仅是兼并成功的前提条件，也是企业避免因兼并的风险而受到致命打击的客观要求。显然，把主业做大，有了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发展基础，能经受住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严峻考验，兼并战略的实施才能得到必要的资源支持，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

三、并购结论与启示

1.过高估计并购收益

总结企业并购失败的一个原因，许多都是因为过高估计了并购的收益，过低估计了并购的成本所致。并购作为企业间的一种投资行为，除了涉及一系列有关产权及其交易的法律法规外，并购的成本效益问题是企业并购决策的重要基础。在对企业的并购方案进行策划的时候，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一项重要的决策原则，即只有当企业的并购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净收益，增加企业价值时，这种并购活动才是可行的。

2.并购目标选择不当

在企业的并购活动中，正确地选择与确定目标企业，是决定并购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策划并购操作方案的基础。因为只有在并购对象确定以后，才能够具体考虑诸如价格、操作方案等相关问题。确定被并购的目标企业，通常要在专门咨询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的协助下进行，是一个反复筛选的过程。

3.并购后企业整合不力

由于并购涉及至少两家以上的企业，在法律意义上完成企业并购操作后，要实现并购的预期收益，关键在于企业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工作。管理整合工作的意义在于将外部的企业资源，经过改组之后有机地纳入并购后企业的整体框架。一些企业并购失败或者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并购操作轻管理整合。并购的管理整合工作虽然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但根据一些企业成功运作的经验，管理整合工作的重点放在组织以及经营运作方面，例如海尔的成功并购，并没有向被并购企业派人、注资，而是通过对被并购企业进行组织、文化、流程的再造，迅速使被并购企业纳入正常经营轨道，这成为海尔价值增值的新增长点。

参考文献：

[1]赵德武.财务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张君玲.合并并非风花雪月的事[J].公司，2012（9）.

[3]陈朝阳.企业并购邐与我国企业并购的特点[J].学术交流，2012（6）.

[4]张鋭.点评企业并购案例[J].管理现代化，2012（4）.

深海经济问题国际研究动态及启示 篇7

1 深海资源与环境经济

大洋深层海底蕴藏着丰富的人类可利用的各种资源, 包括海洋矿物资源、海洋油气资源以及海洋生物资源等, 国外对于深海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涉及深海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问题。

1.1 深海资源开发与利用

深海矿物质即锰结核、海底硫化物等金属矿物质, 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资源。美国斯克瑞普斯海洋研究所的Mero较早进行了深海采矿的经济学研究[1]。由于深海高压、低温的特殊环境, 深海矿物的开采对开采技术有特定的要求, Halkyard对深海锰结核开采的几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作了探讨, 认为还有很多设计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2]。Glasby认为随着后来金属价格下降, 开发锰结核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 寻求新的替代资源成为可能, 而位于会聚板块边缘的海底热液矿床储量丰富, 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前景更加光明的行业[3]。Scott基于地质视角对深海硫化物进行了研究, 认为海底金属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受原材料需求增加的驱动使深海开采成为可能[4]。Scott还研究了海底大量的硫矿物的开发趋势, 认为深海矿物并非是对陆地矿物的一种取代, 相反深海矿物能够为人类提供另外一种金属开采来源[5]。鉴于海底矿物分布的分散性, Barriga等通过运用新的探测工具, 提出了一种新的矿物资源开发战略, 新探测工具的应用能够避免开发过程中对海底许多重要金属矿物的错过[6]。

此外, 鉴于世界水资源危机和传统能源的枯竭, 深海水资源、海底热液资源以及深海有机物领域也吸引了众多的研究学者。Nakasone和Akeda对深海水在日本的应用做了介绍[7]。Juniper对深海热液资源进行了系统的介绍[8]。Yoerger探讨了未来深海热液喷口的发现、开发以及取样[9]。Bhaumik和Gupta研究了西北大西洋底栖有孔虫与天然水合物的关系, 认为海平面的波动能够促使甲烷的释放[10]。

1.2 深海资源环境保护

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势必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Amann对海洋多金属硫化物进行了研究, 认为海洋采矿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需要进行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普及大范围的技术知识[11]。Warner从加强国际法律框架构建角度对保护深海多样性进行了阐述, 认为现行的法律框架只能对海洋环境起到最少程度的保护, 而一种全球性的海洋环境保护框架制度的构建对超出国家管辖权的海洋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非常有效[12]。Gjerde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关于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题研讨会上就深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风险作了报告, 结论是深海法律为深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了框架[13]。Rayfuse认为极地海洋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来自采掘和非采掘活动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际制度对于保护位于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极地海洋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 “国际极地年”将形成一个有用的保护框架, 这个协定应该吸取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做法, 并且国际社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14]。Dorrik认为深海油气开发存在经济成本挑战和技术限制挑战, 而且海底斜坡的开发行为能够引起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变换问题[15]。Malcolm研究了深海海底山渔业的保持与开发之间的平衡关系, 认为可持续发展渔业管理的实施对于杜绝过量的开发和防止海底鱼产量的不断减少很有意义[16]。

1.3 深海生态系统保护

深海生态经济是研究大陆架以外深海水域和海底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现在国外对于深海生态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Gjerde在陈述关于深海生物发现以及探索人类活动对深海生物影响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系列的对深海生物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的方针政策以及国际案例, 以期为今后政府开发利用深海提供一个基本框架[17]。Vierros等利用海洋生态学的方法对海洋空间和资源进行分析, 希望建立一个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模式[18]。Dotinga和Molenaar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进行案例研究, 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议, 其中包括政策组织和工具以及与多样性有关的可调整的政策工具[19]。Sánchez等研究了MPA管理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文章基于营养动力学模型得出鱼类以及濒危物种的生物量有显著增加的结论[20]。Barry和Pane研究了海洋海水酸化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认为表层海洋 (500 m) 的pH值促使二氧化碳合成为碳酸盐, 这些碳酸盐造成了海水缓冲能力的降低[21]。

2 深海渔业经济

从20世纪末开始, 国际深海渔业经济文献较集中地出现, 所研究的范围集中在南非、新西兰等国家的深海渔业问题上, 研究内容以深海渔业政策和管理模式探讨为主。

Hutton等借助新经济体制的框架分析南非深海鳕鱼渔业, 提出了政企共同管理的重组合作模式[22]。Hutton和Sumaila采用博弈论和生物模型对渔业管理过程中的合作管理和非合作管理以及可选择的配额对不同部门竞争的影响做了分析和探究, 得出结论是与拖网部门相比, 给长线钩部门更大份额的TAC, 便能够获得更高的租金, 而这也是长线钩部门的介入能够影响政企协作决策的原因[23]。Goulding等应欧共体渔业总局的委托, 从总揽、临海捕鱼就业情况以及水产业就业情况等角度对欧洲各国渔业就业方面做了区域性的生物经济研究[24]。Hutton等对深海渔业工业的结构重组问题做了研究和探讨[25]。Sauer等对南非捕捞业从一个经济部门的角度进行研究, 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认为通过配额股权认购等方式能够抑制渔业市场的失灵[26]。Petersen在《制度经济学和渔业管理》一书中认为渔业管理需要渔业政策目标清晰明确, 政策和机制的缺失会导致生态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永存[27]。Isabella通过对深海渔业调查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认为由于科学与政策的分离过于极端, 新西兰目前的渔业管理模式不适合深海渔业工业的发展, 因此渔业管理过程中应该实现科学与政策的有效结合[28]。Sumalia对深海渔业经济的热点问题及深海渔业管理的最新发展等做了综述[29]。Vince和Marcus从管理和公共政策角度分析了新西兰的海洋管理政策, 认为新西兰的海洋政策工作是被动的, 指出虽然市场工具和监管在现阶段仍然占主导地位, 但是将来的趋势可能是共同管理和社区管理更受欢迎[30]。

3 深海工业经济

国外对于深海工业层面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矿物开采和开采技术、工业结构及其发展工业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政府是如何进行公共决策的。

深海锰结核由航行期间的H.M.S.挑战者号在1873年首次发现[31]。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资源的需求量, 在陆地上提取矿物资源越来越难, 而深海存在着丰富的矿藏, 在未来10年内深海采矿业将大有发展前景[32]。Keyuan评价中国对深海海床勘探活动的努力, 并对中国关于深海海床开采的法律和实践含义做了解读[33]。但是在深海采矿成为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之时, 主要金属镍和铜由于受20世纪70年代经济推动价格下降, 这使开采锰结核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34]。鉴于此, Kristi等对海底块状硫化物的潜在开采进行了案例研究, 并立足于环境保护角度对海底块状硫化物的开采做了一般性和具体性建议[35]。

4 深海运输经济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Laing较早探讨了深远海集装箱、散杂货运输的竞争问题。Rimmer讨论了亚太地区作为航运中心的主要港口城市的集装箱检测吞吐量, 并分析了影响航运中心形成的因素, 包括集装箱运输、航空货运、航空旅客和电信等[36]。O’Keefe探讨了加拿大深海贸易船队的演变, 认为加拿大更加依靠国旗便利性进行国际贸易[37]。Karl发现航运活动发生的密集区容易导致大规模污染, 而全球范围内三丁基锡防污涂料大型船只的使用导致了海洋运输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38]。Ottjes等通过仿真模型的结构设计, 构建了集运输、转让、储存于一体的模型, 用来评价和说明深海集装箱多端系统[39]。Markianidou采用简单的回归和时间序列技术的方法分析未来时间变数所导致的结构性变化, 从一个模式分割的视角构建未来的运输系统[40]。Vasiliauskas和Barysienundefined对基于集装箱运输的物流系统的经济模型做了评价, 认为集装箱运输的增加导致了对集装箱海港需求的增加[41]。Petering研究了存储模块宽度对海港集装箱整体和长期业绩的影响, 并对今后存储模块的研究方向做了预测[42]。Elisabeth等通过ECHO (Envois-Chargeurs-Opérateurs) 调查, 复原了法国的自然和组织运输链, 并对近海运输和深远海运输的物理和组织特性进行比较, 认为深远海运输是分段式的运输并且法国的集装箱运输主要通过市场上最大的港口而非小港口[43]。

5 对我国的启示

问题支架式教学的实践与启示 篇8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 是思维的开始.教学问题的设计能够为学习者预先构建教学思考的框架, 培养学习者思维技能的持续发展.尽管与问题化相关的教学理论层出不穷, 但当落实到具体操作, 尤其是教学问题的设计的时候, 却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与不可操作性.即使Jonassen研究了问题特性, Errill研究了促进一般问题的解决流程, Bernice Mc-Cart hy研究了学习认知对问题的偏好, 但他们对教学问题的设计却鲜有阐述, 更没有提供实用可行的系统方法.这种研究缺失, 使得一线教师无法有效地把重要的教学问题设计落实于日常教学实践之中.在“课标”理念下, 要有效地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 实现有效的课堂交流, 创设民主开放的教学情境, 以及培养学生优良的思维品质与创新能力, 就必须讲究提问艺术.以问题为支架来实施课堂教学, 不失为一种教学上策.本文期望引发关于“问题支架式教学”方面更广泛的讨论与实践探索.

一、问题支架式教学的内涵

“支架”原意是建筑行业使用的“脚手架”, 这里用来比喻对学生解决问题和建构意义起辅助作用的框架.以问题为载体, 以支架理念指导学生的学习, 即在开展学生探究式学习过程中为学生建好问题链, 以其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促进学生积极参与, 顺利展开, 最终完成学习任务, 这种教学称为问题支架式教学.本文将以解析几何的一堂市级观摩课的片段为实例, 谈谈“问题支架式教学”在实践中的应用.

原题斜率为1的直线经过抛物线y2=4x的焦点, 与抛物线相交于A、B, 求线段AB的长.

解 (课本解法) 先求得A, B的坐标,

反思课本的解法完全是利用坐标法求解, 是一种通法.不求坐标, 能否求解?

学生甲:可用弦长公式求.

学生乙:结合图形, 由抛物线定义,

问题1能不能对原题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呢?

学生:过抛物线y2=2px (p>0) 的焦点的直线交抛物线于A、B两点, 则|AB|=x1+x2+p.可以用抛物线的定义来推导.

教师:公式“d=x1+x2+p”称为抛物线的焦点弦长公式.

反思焦点弦长公式应用的条件与作用.

问题2抛物线的焦点弦的两端点的坐标有没有关系? (即课本P119习题8.5第七题)

学生:A、B坐标关系:

教师:很好, 相应坐标之积均是常数!

反思:归纳解法, 即以上均是利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解析几何问题的?

学生:用的是坐标法.

教师:以上都是从代数角度来考虑的, 能否从几何角度来考虑呢?于是自然地提出如下问题.

明显的几何意义吗?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讨论后, 对, 没有学生找到几何意义, 对“y1y2=-p2”, 有学生找到了几何意义.如图2, 对结论“y1y2=-p2”可以用|A1F1|·|F1B1|=|FF1|2来作几何解释.

反思继续观察图形,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

学生甲:A1F⊥B1F (如图2) ;

学生乙:以A1B1为直径的圆切AB于F点 (如图2) ;

学生丙:AQ⊥BQ (如图3) ;

学生丁:以AB为直径的圆切直线A1B1于Q点 (如图3) ;

本案设计的思路是, 从形式上看, 以“原题→反思→问题1→反思→问题2→反思→问题3→反思……”这一系列层次鲜明的问题链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了支架来实施课堂教学;从实质上看, 是从特殊解法到一般解法;从一道特殊题目到一般结论;从数到形, 再到创新发现, 显然是一环扣一环的递进关系, 难度由浅入深, 具有明显的问题支架式教学的特征, 这有利于教学中心向学生转变, 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

二、问题支架式教学的特点

1.单个教学问题与支架式教学的问题链.

支架教学中的问题链的有效性特征是:教学设计者需要对教学问题集的整体有效性进行全面考虑.这是因为, 教学过程绝不止于拥有单个问题, 而是拥有一个教学问题集.即使单个问题的质量优秀, 也不能保证问题集整体结构质量的完备.通过分析, 教学问题集应该完全满足下列三条有效性特征: (1) 问题类型分布均衡丰富, 具有层次性、系统性.尽管我们不要求一个教学过程中出现所有类型的教学问题, 但从问题集整体来考虑, 应该对于不同类型的教学问题都尽可能有所涉及, 达到培养学习者全面解决各种教学问题的本领. (2) 指向或引发思维策略和方法.教师所设计的教学问题集中, 应该包含注重启发学习者的思考方法和培养学习者高级思维技能的问题, 而不宜全部局限于指向明显的答案和细枝末节的内容. (3) 问题及设计带有情境特征.这包括涉及学科知识的复杂情景, 或者与学习者生活实际和经验相关等.确保问题集设计的情境特征, 也就在于设计者多把“由何”因素融入到各种类型的教学问题设计之中.

2.支架式教学与推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与推究式教学的共同特点都是以问题为载体, 以学生为主体, 有利于学生共同参于课堂教学.那么, 支架式教学与一般推究式教学有什么不同呢?

推究式教学的各个问题可以相对独立, 也可以对一个问题实施推究式教学, 它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 让学生自主参与, 主动地探索、发现、体验所学的内容, 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而支架式教学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一种教学方式, 即以问题链构成为课堂教学的支架, 各个问题要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支架的支撑作用, 学生的认知发展不断从实际水平提升到潜在水平.因此, 推究式教学是支架式教学的奠基石, 而且支架式教学更注重课堂教学的整体性, 难度的递进性, 问题链的相关性及学生能力发展的潜在性.

3.问题支架式教学的特征.

问题启示 篇9

长期以来, 由于保险对象———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保险相关成本的未来性使得保险会计人员对有关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陷入了困境。保险合同会计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难题,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 也影响着投资者、投保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决策。因此, 针对保险合同制定一个通用的、可行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势在必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以下简称IASB) 及其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以下简称IASC) 于1997年便开始对保险会计项目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一) 1999年11月:保险会计《问题报告 (Issues Paper) 》

IASC早在1999年即启动了保险合同会计准则项目, 并成立了保险会计指导委员会 (Steering Commitee) , 开始进行保险合同会计处理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保险会计指导委员会于1999年11月发布了保险合同会计的《问题报告 (Issues Paper) 》, 其目的在于确定该准则项目涉及的主要问题, 评价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备选方法以及优缺点。该报告正文以问题形式提出, 共讨论了20个不同主题的问题, 主要涉及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范围、保险合同会计处理中的确认、计量原则以及报告与披露等内容。

(二) 2001年6月:《原则公告草案 (Draft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

在保险会计指导委员会于1999年11月发布了保险合同会计的《问题报告》之后, IASC很快便收到了许多反馈意见, 大部分支持《问题报告》中的建议,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之后, 保险会计指导委员会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意见并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 于2001年6月向刚改组后成立的IASB提交了一份《原则公告草案 (Draft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以下简称DSOP》。DSOP共分14章, 每章都阐述了适用于保险会计的具体原则。阐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险合同的定义、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其他特殊会计问题以及报告和披露等内容。

(三) 2003年7月:第五号征求意见稿;2004年3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4号———保险合同》 (IFRS 4)

自2001年12月起, IASB针对上述《原则公告草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由于国际上许多经济主体 (尤其是欧盟) 打算从2005年起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ASB考虑到不可能在2005年以前完成所有关于保险合同准则的问题研究, 所以决定将保险合同准则项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并于2003年7月发布了保险合同准则项目第一阶段的征求意见稿 (ED 5) 。

在ED 5的基础上, 2004年3月份IASB正式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4号———保险合同 (以下简称IFRS 4) 》。IFRS 4的颁布, 一方面使得保险公司现行的会计处理得到了有限改进, 另一方面也为保险合同准则项目第二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与DSOP相比, IASB在IFRS 4中在准则的使用范围、保险合同的定义、保险合同的确认和计量以及报告和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建议和做法, 从而完成了有关保险合同第一阶段的工作, 随后, IASB启动了有关保险合同第二阶段的工作, 主要解决保险合同负债的计量问题。

(四) 2007年5月:《讨论稿———保险合同初步意见》

IFRS 4是ISAB为了使自2005年起开始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或者地区有一个会计准则可以遵循而制定的过渡性规范, 因此, 它没有深入涉及到保险合同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在IFRS 4完成后, IASB即着手保险合同准则项目第二阶段的工作, 并于2004年9月成立了新的保险工作组 (IASB Issurance Working Group) 。自2004年至今, IASB保险工作组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 进行了多次讨论, 并于2007年5月推出了一份关于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讨论稿———《讨论稿———保险合同初步意见 (Discussion Paper-Preliminary Views on Insurance Contracts, 以下简称DP) 》, 并公开征集反馈意见。

(五) 2010年7月:《征求意见稿———保险合同》

2010年7月30日, IASB发布《征求意见稿———保险合同 (Exposure Draft Insurance Contracts, 以下简称ED) 》, 对于有关保险合同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列示项目和披露信息等内容进行了规范, 征求意见稿截止时间为2010年11月30日。总体来看, 征求意见稿是IASB和FASB共同研究制定的, 除极少数方面 (如何计量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内含的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等) 外, 双方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二、保险合同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会计处理缺乏合理、统一的会计规范

目前, 对于保险合同会计, 不但不同国家保险公司的会计处理千差万别, 而且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保险公司对相同业务或相类似业务的会计处理也不尽相同, 会计处理缺乏合理、统一的会计规范。比如, 对于寿险公司分红险业务计提的分红险特别储备, 应该记作一项权益还是记作一项负债, 目前不仅国际上的做法不尽相同, 而且国内各保险公司也存在很大差异。另外, 在实务中, 金融集团公司内类似的产品或交易却有不同的会计处理。随着金融并购的兴起, 集团保险公司成为银行和基金公司的母公司。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 归属于同一家集团公司的保险公司、银行和基金公司, 其提供的产品十分相似, 如保险公司的投连险类似于银行的理财产品和基金公司的基金, 尽管会计准则已要求必须进行相同的会计处理, 但在我国的实务中, 保险公司与银行和基金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仍然存在差异, 也就是说, 在同一集团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 相同的业务采用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不同公司的会计信息更不具有可比性。

(二) 会计错配问题严重, 利益相关者难以理解财务报表

目前, 保险合同的会计错配严重, 使得不熟练的信息使用人根本无法理解财务报表。会计错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利率变化对资产和负债的影响不同。比如, 在实务中, 我国目前按2.5%与保险人预定利率的较小者作为贴现率, 负债没有反映当前的市场利率, 而对应的附息资产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反映了当前的利率变化;对于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而言, 利率变化引起的会计错配影响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对于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言, 利率变化引起的会计错配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项目, 普通的投资者难以理解会计错配产生的利润和权益的变化。除此之外, 会计错配还表现在不允许对库藏股和内部投资产生的商誉确认为一项资产等问题上。

(三) 保险合同准备金

在保险精算理论下, 保险合同准备金按未来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净额计量。也就是说, 不单独计量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而是确认一项净负债。ED接受了这种传统做法, 规定保险人应当确认 (和列报) 一项保险合同资产或者保险合同负债。但是, 将保险合同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净额确认为一项资产或负债的模式, 导致其与其他负债计量模式不同。例如, 对于金融工具, 企业应当同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和一项金融负债。对于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也应当确认一项资产, 反映公司未来收取保费的权利;同时确认一项负债, 反映公司未来的赔付义务。

另外, 将保险合同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净额确认为一项资产或负债的模式会降低信息有用性, 不利于反映公司风险。未来现金流入 (保费收入) 的风险主要是保单持有人行为风险, 未来现金流出的风险主要是赔付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波动性, 受死亡率、疾病率等因素影响。净额确认负债不能准确反映公司风险, 分开计量可以更好地揭示公司风险。

(四) 综合收益表的列报

保险公司财务报表中保险合同准备金、保费收入和赔款之间的特殊关系, 使得信息使用者较难理解保险公司的盈利信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ED提出了全新的综合收益表列报方式, 即汇总边际模式 (Summarized Margin Approach) , 在综合收益表中列报风险调整的变动、剩余边际的摊销、当期现金流实际金额与预期金额的差异、当期估计变更、保单负债的利息费用等信息。但是, 这种汇总边际模式无法反映保费收入、费用、赔款、退保金等重要信息, 而这些信息是信息使用者分析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和保险市场变化情况的重要依据。而且, 其所使用的边际概念较难为信息使用者所理解, 与其他行业报表的可比性较低。另外, 这种方法对短期保险合同不适用。

三、对我国保险合同会计规范的启示

(一) 加大保险公司会计人员的培训和监督力度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要求相同业务进行相同的会计处理。但由于目前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和监管工作尚比较薄弱, 致使实务中境内、境外保险公司对投连险和万能险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 这既破坏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也容易形成保险人“不计利润冲保费、冲规模”的问题。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应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对保险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培训, 使其尽快熟悉和适应投连险、万能险的会计国际惯例, 保证两个险种及其他相关业务在境内、境外得到相同的会计处理。

(二) 降低投连险等的会计错配

为了降低投连险等业务的会计错配问题, 可根据持有项目的不同采取以下措施:

1. 如果为支持投连险负债而持有

的是库藏股, 应允许保险人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因为投连险产品收益和风险完全由保单持有人承担, 如果不将库藏股确认为一项资产, 由此产生的会计信息属于人为制造的波动性, 会误导信息使用人。

2. 如果为支持投连险负债而持有

的是保险人对运营子公司投资产生的商誉, 不应确认内部投资产生的商誉。因为IFRS不允许确认企业内部产生的商誉, 如果确认该商誉的话, 计量的金额往往会超过降低会计错配所需要的金额, 且会造成签发投连险保单与不签发投连险保单的保险人之间会计信息的不可比。

3. 如果为支持投连险负债而持有

的是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的存货或者按摊余成本计量的持有至到期投资, 那么, 用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来调整负债的现行脱手价值不合适。因为使用三个构成单元计算的保险负债的现行脱手价值反映了相关的财务信息, 如果再对脱手价值进行调整, 所提供的信息就会变得不透明, 从而也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4. 如果为支持保险负债而持有的

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的一类, 则相应的保险负债的变动也应记为一项权益。因为像投连险等合同, 向保单持有人支付的金额与相对应的金融资产的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均应记为相同的项目。否则, 如果资产的变动记为权益, 而负债的变动记为损益, 当资产价格上涨 (下降) 时, 该账户就会出现假亏 (盈) 的现象, 这会大大误导会计信息使用人。

(三) 加强对准备金计量模型及其假设的研究

由于诸多原因, 我国GAAP准备金长期遵从于法定准备金 (贴现率为2.5%与保单预定利率的较小者) , 结果向股东提供财务报告中的准备金过度高估。事实上, 基于中性的原则, 美国等国家GAAP准备金的死亡率和疾病率假设均比法定准备金乐观, 其贴现率采用保险人的投资收益率, 考虑到风险边际, 可将贴现率再作调减, 但绝不会像我国将贴现率锁定在2.5%以内。今后应加紧对现行脱手价值模型进行研究, 这是因为, 该模型反映了保险负债当前的思想, 并将风险边际明晰化。

(四) 基于保险合同权利和义务的单独计量列报综合收益表

基于合同权利、义务单独计量的综合收益表列报方式综合了边际模式和保费模式的优点, 首先, 列报与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模式相关联, 反映了未来现金流及其时间价值、现金流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差额、风险调整变动、剩余边际摊销, 其次, 各项目的经济含义易于理解, 例如, 保险合同准备金负债的变动是预计赔款的变动, 而不再是未来净现金流的变动;最后, 其披露了保费收入、赔款、费用、边际等重要信息, 而且, 这种列报方式对产险、寿险、长期、短期合同均可适用, 也提高了与其他行业报表的可比性。

日本终身学习体系的问题及启示考量 篇10

一、日本终身学习体系的问题

(一)日本终身学习机构存在的问题

为提高终身学习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日本设置包括中央政府机构(终身学习局)和地方政府机构(地方教育委员会)在内的覆盖全国范围的终身学习机构组织,这些机构组织实施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终身学习政策和措施等也是按照中央政府机构(终身学习局)→地方政府机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形式实施,各级政府、学校、企业等完全按照政府的政策法令推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此种终身学习机构的设置方式大大缩小终身学习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弹性实施空间,在为日本终身学习开展提供有效保障的同时,也给终身学习质量的提升带来障碍。

终身学习局是日本为协调国家层面终身学习相关政策,由文部科学省设置的重要政府机构,成立于1988年,前身是设置在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的“社会教育局”。终身学习局在推动日本终身学习发展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终身学习局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以及相关的实践措施等也受到日本社会的批判。终身学习局在终身学习推进过程中的做法与其前身“社会教育局”的做法并无太多差异和优势,向社会提供的学习机会也主要以非正规形式的教育为主,正规教育仍然很难进入终身学习领域。终身学习局的此种做法使得日本社会对终身学习的认识出现偏差,将终身学习与非正规教育画上等号,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终身学习质量的稳步提升[1]。地方教育委员会是日本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终身学习发展的主要机构,但是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该机构并未将其在终身学习领域应该发挥的作用完整发挥出来[2]。为推动地方终身学习的发展,日本文部科学省建议地方政府在教育委员会中设置负责终身学习开展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也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设置相关部门。但是,由于对于终身学习认识的偏差,地方教育委员会与终身学习局一样,存在将终身学习与非正规形式教育画等号的现象,有的地方教育委员会直接把负责非正规教育的处室改成负责终身学习的处室,在行使管理非正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负责终身学习的开展,而有的地方教育委员会则干脆在非正规教育的处室之内设置管理终身学习的处室,其提供教育机会的对象则是老年人。

(二)日本终身学习法律存在的问题

1990年7月,日本以“法律第71号”的形式颁布《终身学习振兴措施推进体制的相关法律》(简称为“终身学习振兴法”)。“终身学习振兴法”从构想到出台历时4年,成为日本第一部保障终身学习体系发展的法律。但是就是这一以“终身学习”为关键字眼的法律,其出台目的却是为了满足日本终身学习发展的紧迫需要,并不是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发展的综合性法律,可以说,“终身学习振兴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学习法律[3]。

“终身学习振兴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与上位法关系的缺失。《教育基本法》是日本的教育宪法,是日本其他与教育相关法律的上位法,但是“终身学习振兴法”的第一条并未对该法与《教育基本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表述。换言之,“终身学习振兴法”并没有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其存在的法律合理性被质疑。二是终身学习理念与推进原则的矛盾。终身学习体系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全民性的教育学习运动,从日本的行政划分看,市町村作为基层组织应该成为终身学习体系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着眼点。而“终身学习振兴法”恰恰与之相反,将终身学习的推进原则定为以“都道府县”为中心,对于如何处理市町村的终身学习体系建构问题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三是终身学习体系理念与推进体制的矛盾。作为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一个新动向,日本将“市场化”和“民营化”引入到终身学习的推进体制中。终身学习的目的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和个人发展需求进行学习,从而提升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以解决终身学习资金和设备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必将改变终身学习的纯粹性。四是终身学习理念与贯彻路线的矛盾。终身学习的参与主体在于社区居民,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是终身学习体系深入发展的必然条件。“终身学习振兴法”无视参与者主体积极性的发挥,而是按照“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无条件执行”的路线推动终身学习体系的发展。此种政府主导的做法与基层民众的期待产生很大差距,贯彻实施起来具有较大的难度。五是关于完善终身学习设备规定的缺失。终身学习设备是推动终身学习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在该方面承担重要的行政责任。但是,“终身学习振兴法”并未将终身学习设备的完善摆在重要的位置[4]。

(三)日本终身学习政策存在的问题

日本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重要特征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终身学习政策的制定,并动用行政手段将其落到实处。该做法一方面保证终身学习政策的落实进度和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包括一部分教育管理部门的人员和社会成员)普遍认为终身学习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干涉。在此情况下,日本社会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应然状态和已然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即终身学习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推动终身学习体系的更快建构,日本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方式,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然后再由地方政府落实执行。虽然日本政府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考虑社会成员参加终身学习的意愿以及个人主动性的发挥等问题,但是该模式还是遭到日本学术界以及民间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该做法与尊重社会成员自主学习的终身学习理念格格不入。此外,日本学术界也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确立的民主主义教育原则会因此受到“挑战”,日本政府可能会通过另外一种隐形的教育模式来实现日本国民的统一教化等。在此情况下,日本学术界以及民间与日本政府在终身学习政策的推进方面产生矛盾。日本学术界以及民间要求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要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身发展需求,日本政府应该废除此种既不符合终身学习体系建构原则,又不符合社会成员自身意愿的终身学习政策推进模式,日本政府在终身学习体系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实现从主导者(控制者)向协调者(合作者)的转变;日本政府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在终身学习政策的推进方面也在努力与学术界和民间靠近,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力争消除社会成员对政府作用的不信任等。但是,学术界和民间以及政府所持立场的不同造成该方面矛盾的不可调和:日本政府希望通过终身学习体系的推进来提升社会成员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及水平,从而满足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日本学术界和民间则希望在终身学习体系的推进过程中彻底实现学习主动性的发挥、学习自由的贯彻以及学习需求灌输式的回避和自发式的产生等。日本政府终身学习政策推进模式与学术界和民间所产生的矛盾由于基本立场等的不同,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解决的迹象。

(四)日本终身学习目标存在的问题

日本终身学习体系建构过程中功利主义价值观取向日益明显是终身学习目标存在的问题。从二战后日本终身学习发展的历史看,非功利性和理想化一直是其为之奋斗的目标:出台于1971年的《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以及整备的基本措施》指出“终身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这是关系到未来人性发展的重要问题”[5];发表于1981年的《关于终身教育》更是将终身教育的目标定义为“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个性,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能够充分享受生存的价值”[6]。

然而,受人力资本论等理论的影响,日本社会关于终身学习的目的认识始终存在争议,除了上述非功利性和理想化的目的之外,日本社会还存在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功力主义价值观取向,即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社会挑战的复杂化发展,经济越来越成为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重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培养问题。在目标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日本终身学习的目标出现双重化发展的趋势,并明显体现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作为终身学习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内培训。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日本企业需要进行不断的技术革新以及引入新的设备来适应这一变化,这就需要企业员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通过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企业进行内部培训的必要性在日本社会不断显现出来。但是企业的此种内部培训是以企业为目的进行的员工技能提升活动,并不涉及企业员工的思想道德建设等全面发展问题,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日趋明显。此外,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制定的终身学习体系建构法律法规存在“错位”,日本政府受经济主义的影响,将终身学习看作一种社会政策或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重视并强调终身学习与日本经济的发展关系以及终身学习体系的政治功能等,对终身学习体系中所包含的道德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因素重视不足,其原因就在于终身学习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比起在其他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更加显而易见。

二、日本终身学习体系出现问题的启示

(一)完善终身学习机构的管理协调功能

建构终身学习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这就需要终身学习机构在较好地行使管理职责的同时发挥协调功能。日本终身学习机构的设置以及功能定位为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日本意识到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的重要性,将终身学习机构的改革与完善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建立包括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在内的、完整的系统化管理协调机构体系,推动终身学习显著成就的取得。但与此同时,日本终身学习机构体系也出现一系列矛盾,如中央政府机构与地方政府机构的权责分配和功能定位问题、终身学习相关主体之间的分歧和问题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入建构以及学习质量的进一步提升。目前,我国无论是中央政府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尚未出现专门管理和协调终身学习的机构,而是由其他管理部门负责终身学习的开展以及体系的建构,这造成终身学习管理机构的权责不清,同时也限制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在此情况下,终身学习开展难以顺利进行,终身学习质量提升遇到瓶颈。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在终身学习机构的设置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内容:在教育部设置全国性的终身学习管理协调机构,负责终身学习开展规划的制定以及管理和协调工作;省、市、县、乡、村等各级政府成立相应的终身学习管理和协调机构,使其与全国性的管理协调机构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协调机构系统;成立专门的终身学习体系建构协调机构,专门协调终身学习开展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人等,加强终身学习相关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从而解决各个不同主体之间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二)推动终身学习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这既是由终身学习的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又取决于终身学习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功能,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是终身学习体系是否能够实现顺利建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日本在建立终身学习法律体系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与思考。日本建立以“终身学习振兴法”为基础的终身学习法律体系,推动终身学习的规范化发展以及学习质量的稳步提升,但是其未能较好地处理与上位法、终身学习理念和原则以及贯彻路线等方面关系的缺陷,为社会成员终身学习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人为地制造麻烦。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现关于终身学习的全国性法律,终身学习相关政策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缺失成为我国终身学习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致命伤害。虽然我国在一些政策性文件中多次提到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问题,但是制定一部关于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国家大法仍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是一项国家工程,因此,其必须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相一致、与上位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吻合,换句话,我国在制定终身学习法律法规时必须立足于国家宏观发展的高度,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处理好该法律与其上位法之间、终身学习理念和原则以及贯彻路线等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为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受发展历史和现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在建立与完善终身学习法律体系时考虑到地区发展因素,不能为全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发展编制一个统一的发展规划,这是不现实的,也会损伤社会成员参加终身学习的积极性。我国可以尝试制定地区性的终身学习法律体系,在积累足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全国性的终身学习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三)加强终身学习政策的民主化决策力度

终身学习是一项全民性的社会化运动,个人主动性的发挥对于终身学习的顺利开展以及终身学习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能采取僵硬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而应该多倾听参加终身学习参加者的心声,收集社会成员对于终身学习的意见,尽可能地调动终身学习参加者的意愿以及个人主动性。日本采取的终身学习政策推进模式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为了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日本设立由社会各界专家组成的审议会,政府在倾听专家意见、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推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但是日本政府在终身学习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导者角色使得此种民主化的决策大打折扣,虽然日本政府在尽力做出让步,但是始终未能消除社会成员对终身学习政策的疑虑,削弱终身学习参加者的学习意愿和主动性的发挥力度。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也需要实现学习政策的民主化决策,而关于民主化决策的措施,我们可以辩证地借鉴日本的做法。第一,设立由社会各界专家组成的审议会,向社会广开倾听之路,注重吸收社会各界关于终身学习的意见和建议,并尽快将相关意见反馈给政府的政策决策部门,从而增加终身学习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使社会成员能够更好地理解终身学习政策的制定进程和内容等,从而增强终身学习政策的民主化角色力度。第二,合理定位政府在终身学习政策推进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政府在终身学习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的应该是协调者角色而不是主导者角色,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实现角色的转换。换句话说,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终身学习体系的参加者,而应该听取并考虑终身学习参加者的不同利益需求,尽可能地制定参加终身学习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受益的终身学习推进政策。

(四)深化关于终身学习目标和范围的认识

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需要改变社会成员对终身学习的传统观念,深化其对终身学习目标和范围的认识,这是终身学习体系获得社会成员认可与支持的先决条件。而实现该条件的首要任务即为明确终身学习的目标和范围。日本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并未处理好目标中的功利性和非功利性问题,是否将企业员工的在职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列入终身学习的范围也并无明确区分。日本对终身学习目标和范围的模糊处理给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带来障碍。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同样面临与日本同样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以及政界尚未达成关于终身学习目标和范围的统一认识。从终身学习的范围看,我国既有将终身学习与继续教育同等看待的观点,也有将终身学习视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三个方面教育之和的观点;从终身学习的目标看,我国学界和政界几乎都将功利性视为终身学习目标的必备要素,认为终身学习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关于终身学习目标的非功利性却很少涉及。笔者认为,以我国当前所处的基本国情为依据,明确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和范围,是我国终身学习体系建构必须解决的紧急要务。首先,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发展的课题以及国际竞争不断加大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大量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其次,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国内社会成员精神文化要求的不断提升,具有国际化意识以及较高文化修养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上述基本国情要求我国在终身学习体系建构过程中要寻求目标与范围的制衡点,实现长、短目标的有机结合以及大、小范围的共同发展。另外,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均衡,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区域性和渐进性,不能“一刀切”。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终身学习体系建构的不断深入,日本在终身学习体系机构、法律、政策以及目标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中国和日本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两国在历史与文化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汲取日本终身学习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问题和教训,对于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终身学习,问题,启示,日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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