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侦查工作

反贪侦查工作（精选九篇）

反贪侦查工作 篇1

一、提高思想认识, 树立正确侦查思路

反贪侦查人员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很多方面加强了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 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并加强人权保障事业的必然结果, 也是我国民主法治事业进步的重大体现。在日常的执法办案过程中, 要强化尊重人权的意识、法律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法律时效意识以及监督意识, 应该将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将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和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并重、将强化法律监督和强化自身监督并重、将严格公正廉洁执法和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并重。坚持走出一条规范、安全、可持续的侦查道路, 努力使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够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二、侦查重心前移, 做好初查工作

目前, 职务犯罪的手段日益隐蔽、智能化和复杂化, 再加上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等各种因素, 让当下的刑事初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反贪部门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精细化”的初查, 要在案件办理开始之时就对整个案件的证据锁链进行全面收集和梳理, 努力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案件之前就把绝大部分的重要或关键证据依法确定好。在初查实践中, 首先, 要依法提前运用询问、查询银行账户、司法鉴定等手段进行证据调取工作;其次, 要对能够影响立案、拘留、逮捕、讯问等工作的关键证据采取精细化收集、固定和保全;最后, 要顺应科技发展潮流, 不仅需要对传统意义的证据加以重视, 还应对虚拟空间中的证据收集与固定加以高度重视。比如手机通话记录及短信记录, QQ、飞信、微信的聊天记录, 博客、微博上的图文信息记录等, 对揭露和证实犯罪日益凸显出其重要的作用。

三、转变侦查模式, 提高案件成案率

反贪侦查模式主要是以收集言词证据为主的先口供再证明的传统侦查模式, 这种传统模式一般是先由反贪部门在掌握或获取一定犯罪线索后, 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得相关口供, 再针对这些口供收集其他相关证据。这种传统的侦查模式容易产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会严重损害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的大背景下, 在侦查实践过程中要运用“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作指导, 尽可能多的收集各种形式的证据, 尤其是对新增的“电子数据”予以重视, 待所需要的证据基本确定以后, 再接触犯罪嫌疑人, 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去印证之前收集的相关证据, 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由此, 既可减少犯罪嫌疑人对反贪侦查活动的不配合或抗拒, 又可在律师介入案件之前形成有利的证据体系, 进而极大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率。

四、吃透立法精神, 灵活合法使用强制措施

现在应更为重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合法灵活运用, 充分发挥出其重要作用。比如, 灵活合法运用一些强制措施, 可以使检察机关获得更多的办案时间, 根据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一次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 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也就是说不需要拘留、逮捕的, 对犯罪嫌疑人的拘传持续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 如需拘留、逮捕的, 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我们再结合第131条第2款之“拘留后, 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 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的规定, 就可以将一个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讯问时间扩大到48小时, 这样就为办案人员很好的争取了办案时间。在日常反贪办案过程中, 还要根据侦查活动的进程, 把握好决定使用强制措施的时机、种类等, 更要注意应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 及时、适时地对其变更强制措施, 打消其抗拒或侥幸心理, 增加其恐惧或悔罪心理, 进而有效地使其认罪招供。

五、强化科技强检, 提高办案水平

一是要做好信息共享查询平台建设, 如与工商、税务、银行、通讯、公安、房产、建设等部门的进行联网, 畅通信息查询渠道, 如现在开展的“两法衔接”工作与行贿档案查询工作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样可以更好的便利反贪侦查工作;二是要充分运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手段, 逐步装备完善的现代化的侦查设备, 如检察机关应该根据《各级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装备配备指导目录》的要求, 结合本院侦查工作实际, 积极购置全程录音录像、手机追踪监控、删除数据恢复等的相关设备;同时要提升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使用高科技侦查方式的能力, 在办案过程中应善于提取和保存犯罪嫌疑人的电脑或手机中存储的有关信息或记录, 获取犯罪嫌疑人在QQ、微博、博客等通讯聊天工具上犯罪痕迹, 全面收集犯罪证据, 提高办案效率。

参考文献

[1]邓海建.月缴1.8万元公积金咋成福利的“筐”[J].抚州日报, 2013-6-3.

反贪侦查协作工作调研报告 篇2

一、我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做法

20xx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在省委领导、人大及其会监督下，紧紧围绕福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加强“两提升五过硬”建设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反贪污贿赂工作，为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办案力度不断加大。20xx年1月至20xx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601件2135人，其中贿赂案件1141件1249人，贪污案件338件722人，挪用公款案111件139人，私分国有资产案11件24人;涉案总金额人民币5.18亿余元，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人民币2.52亿余元。

——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在突出办案重点的基础上，坚持集中力量查办分量重、影响大、效果好的大案要案。全省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大案(贪污贿赂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1328件，占立案总数的82.9%，大案率为历史同期最高。立案查办厅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07人，查办的要案人数同比升幅居全国前列。突出查办了省烟草公司纪检组原组长孙某某挪用公款案;中共XX市委原、XX市委书记骆某某受贿案;中共XX市委原、秘书长陈某受贿案等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 严肃查办民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围绕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顺应基层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新期待，依法惩处发生在食品、医药、教育、拆迁补偿、社会保障、惠农补贴等涉农惠民领域的贪污贿赂案件。漳州、XX市检察机关查办了乡镇XX县区定点医疗机构通过虚增病人和诊疗项目等方式贪污、私分“新农合”补偿金的案件;龙岩、XX市检察机关积极查办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通过虚列农户、虚报种植面积等手段贪污国家粮食补贴的案件;XX市检察院围绕城镇化建设，注意总结“两违”(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犯罪案件的发案特点和侦查方法，指导基层院选准侦查策略和方向。各地查办的案件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肯定和好评。

—— 着力查办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行政执法机关配合，依法查处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领域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案件;积极参加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查处在项目审批、招标、规划调整、质量监管等环节的贪污贿赂案件;为服务福建生态省建设，省检察院于20xx年在全省开展查办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贪污贿赂专项工作。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在环保、林业、矿产、渔业和国土资源保护等领域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19件。XX市检察院查办的包括省环保厅原副厅长王某某在内的环保系统贪污贿赂窝串案16件16人，涉案金额达260余万元。

(二)办案能力得到增强。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新情况新特点，全省检察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改进侦查方式，密切与有关部门的合作，进一步健全反贪污贿赂工作机制，推动侦查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完善办案工作机制，提升办案水平。进一步深化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在地市级检察院普遍成立了侦查指挥中心，加强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侦查力量和技术装备的统一调配、侦查活动的统一指挥，有效整合了资源，增强了办案工作合力。

—— 健全协作配合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积极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共享机制、信息通报机制、办案协作机制，反贪、反渎、公诉、侦监、林检、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在线索移送，证据收集、审查等方面协调配合、着力形成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内部合力。加强与公安、工商、税务、电信、金融、房屋管理等部门协调配合，逐步建立快捷高效的侦查信息查询绿色通道，提高侦查效率。比如，XX市检察院依托公安机关户籍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了户籍信息查询专线，还与工商局、银行建立了企业注册、存款信息快速查询绿色通道，为办案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 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提升办案效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在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加大惩治力度的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发案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有关部门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档案，为政府工程招投标及物资采购领域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实行廉政资质审核。

(三)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将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位置来抓，采取一系列措施，抓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反贪办案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有效保障了反贪污侦查权的依法规范行使。

——强化规范执法。抓住反贪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环节，20xx年省检察院下发了《福建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深入推进提升检察亲和力、执法公信力建设具体意见》，对立案管辖、强制措施使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侦查环节检务公开、处理涉案财产等进行了规范。进一步规范侦查取证活动，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坚决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行为，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切实加强人权保障。

——强化执法监管。省检察院出台《福建省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实施办法》，对案件的线索受理、初查、立案、侦查到侦查终结等各环节施行严格管理，加强了内部分工和制约。从20xx年1月起，还要求在报请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随案移送“全面、全部、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同时，各级检察院普遍设立案件管理部门，对案件实行流程监控、质量管理、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统一接收、保管、移送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开具法律文书，强化了全程管理和动态监督。

—— 强化监督制约。首先，接受人大及其会的监督。认真贯彻人大及其会的决定和要求，积极配合人大会组织的专题调研，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邀请人大代表视察反贪污贿赂工作等;其次，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对所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等“七种情形”提交人民监督员监督;最后，深化检务公开，提高执法透明度。完善侦查、审查逮捕、起诉等环节听取律师意见制度，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保障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办案工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一些腐败现象滋生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仍然多发。检察机关所承担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与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反贪污贿赂工作在一些具体案件中仍存在办案手段单一，过于依赖言词证据，执法行为不公开、不透明，不够规范等问题。同时，由于反贪工作任务不断加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显，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办案力度不够平衡。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之间查办贪污贿赂犯罪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检察院查案工作力度起伏波动较大，查办大案要案比例偏低，查办商业贿赂、食品医药、教育就业等重点领域职务犯罪力度有待加大。一些基层院不敢办案、不善办案的现象依然存在，执法理念、工作重点、查办力度等方面不能适应当前反腐败形势发展需要，反贪工作成效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差距。

(二)办案机制不够完善。案件线索管理、侦查资源整合、侦查预防一体化等机制不够健全。一些地方检察、公安、金融、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不够顺畅和规范。一些地方法治宣传力度不够深入，干部群众对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的性质、任务了解不多，使得检察机关案源渠道不畅通，获取有价值的案件线索的面较窄，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还不够到位。

(三)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少数干警法治意识和程序意识不高、采集证据不规范合法，讯问环节不规范、不文明现象仍有出现。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管理不够严格到位，在办案中仍存在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一些检察机关执法透明度不高，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制约的机制有待完善。

(四)办案科技化、专业化水平不高。目前，贪污腐败案件作案手段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涉案人反侦查能力较强，而检察机关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相对滞后，侦查信息查询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研判、证据收集等环节科技装备应用水平不高。队伍专业化程度总体偏低，熟悉经济、金融、证券、科技等专业知识的侦查人才较缺乏，队伍不够稳定，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应该提高初查能力和案件突破能力。

三、我们的建议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全省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部署，进一步加大反贪污贿赂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发生。进一步打好反腐败持久战、攻坚战、整体战，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惩防腐败体系中的作用。

(一)查办案件的力度须进一步加大。要始终保持惩治贪腐的高压态势，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老虎”、“苍蝇”一起打，确保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要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的犯罪案件，要加强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反腐败工作，要加大教育、医疗、政法和环保部门违法问题的查处力度，对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扶贫救灾、环境保护等职务犯罪，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严肃查办。

(二)协作配合的机制须进一步完善。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协调配合机制，增强工作合力。会同人民法院做好法律适用等工作，统一执法尺度。严格落实办案安全机制，与公安、医疗等部门在犯罪嫌疑人入所指模采集和体检等安全环节要强化沟通配合。健全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机制，畅通移交案件渠道。要明确公安、金融等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协助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义务，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效率，确保反贪侦查工作顺利进行。

(三)惩防体系建设水平须进一步提高。要加强对案件高发领域犯罪防控工作，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检察机关要做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检察建议、年度报告等工作，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帮助有关单位堵塞管理漏洞、制定预防对策、完善监督机制。要充分运用典型案例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一把手”的廉政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反腐败工作的良好氛围。

反贪侦查也是个有趣的工作 篇3

记者表达了对办公条件之简陋的惊讶，邹望笑着说，重庆发展迅速，很多检察院盖了新楼，南岸区的也正在筹建，很快就能搬进新楼了。但是老有老的味道，他在南岸区检察院工作了二十多年，对这个年纪和他工龄相仿的老楼，他还挺舍不得。

有人评价，邹望是个动静皆宜的人。他爱读书，也爱运动。他每周都要打三五次太极拳，和那种街心公园里老人通常打的杨氏太极拳不同，他打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的陈式太极拳，还为此拜了师，学得兴致盎然。

侦查是个有趣的工作

《方圆》：看了你的履历，目前是副检察长兼任职侦局局长，对吗？

邹望：可以这样说。我从2006年开始在南岸区检察院任职侦局局长，去年开始任副检察长，分管职侦局工作。

《方圆》：同事介绍，工作中的你热衷办案，风趣开朗？

邹望：我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21年了，现在对这个工作还是充满热情。怎么说呢，工作虽然多数时候辛苦劳累，但是也有有趣的时刻。

《方圆》：这好像与我们平时想象的严肃、认真的办案场景，不符合。

邹望：那我给你讲几个我觉得有趣的经历吧。

有一次传讯某嫌疑人，嫌疑人避而不见，四处躲藏，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嫌疑人居然让办案干警在大街上撞见了，就被带了回来。后来开庭时他还称是投案自首，承办人都乐了，“这也算投案自首？传唤通知书都发了多少次了，你在大街上被撞见只能认倒霉！”

再有一次，嫌疑人受贿几十万，把这些银行存单缝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的羽绒服内芯里，孩子哪里知道自己身上的羽绒服值这么多钱，就穿着四处跑。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为了取回关键证据银行存单，就联系这个孩子让他回重庆，为了不惊动他，还特别嘱咐“天气冷，把那件羽绒服穿上过来，别冻坏了”。

《方圆》：我们杂志也报道过一些类似情节，贪官好像特别喜欢藏钱。

邹望：的确，可能是因为心理上的恐惧，他们藏钱的方式往往都很奇怪。

再讲一个例子，我们查办重庆市药监局市场监督处原处长陈一平时，在他在药监局宿舍搜查，却查无所获。回来再问陈一平，他告诉我们，宿舍里共6处地方藏了钱，墙壁齐脚处的瓷砖背后封有赃款，天花板靠墙角处也有，空调里面也有……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再去搜查，最后发现那间简陋的宿舍里竟然藏有20多万元赃款。

是什么维持了对侦查工作的热情

《方圆》：这些“有趣”的经历，是否调剂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枯燥？

邹望：是的。但对工作的热情更多源于对本职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荣誉的渴望。

我奉一句话为真理：在职侦部门当领队，一定要“跟我冲”而不是“给我冲”。作为基层院的局长，要有带头模范作用，做局长的冲锋在前，其他同事才有榜样，才充满士气。如果只是退缩在后发号施令，就很难服众，带头的不能服众就谁也不会卖力，案子就办不好。

你可能有所不知，重庆市目前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考核很细致，每个月都统计相关工作的业务报表，内容包括立案数、起诉数及比例、起诉大要案情况、判决情况和综合管理等方面，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来打分、排名。所以说工作压力不小。压力带来动力，这也是我院力争上游的原因之一。

《方圆》：南岸区院的考核成绩如何？

邹望：这个话题我很自豪。2004年以前，南岸区检察院的职侦工作成绩一度处于重庆市的垫底行列，2004年的成绩我记得是全市第34名。近年来有显著进步，去年已经攀升到了第4名。

《方圆》：这种显著的进步是如何产生的？

邹望：这几年来，南岸区检察院办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很大提升，主要归功于办案观念的改变。以前办案的深挖力度不够，态度也不坚决。比如办理贿赂案件的时候，往往只处理了受贿人，对于行贿人重视不够。但其实只要转念多想想，行贿人是否还向其他人行贿过？如果有，那“其他人”是否还有其他行贿人？这样不就有可能去发现新的犯罪了么？

现在我们的理念就是：深挖犯罪，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受贿人，不挖到底决不罢休。

行贿人的重要性

《方圆》：能否举例说明这种“深挖行贿人，继而发现新的受贿”的办案方法呢？

邹望：2004年南岸区检察院办理了某医院一个外科主任医师的受贿案件，其中涉及一个行贿单位，是重庆市宏宝医疗器械公司。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宏宝公司不只是针对单个医院进行行贿，它还有一个庞大的行贿网络，而且有行贿人员供述，这种行贿现象甚至是行业性质的，整个行业普遍存在此类潜规则。

发现这个线索以后，我们立即对宏宝公司的两位行贿人展开了讯问。讯问很艰难，但最后还是突破了，因为他们一方面是行贿人，一方面也是行业潜规则的受害者。据他们后来透露，当时骨科器械购销领域收受回扣已经达到“按件给”、“立即给”的疯狂程度，医生每用出一件器械，经销商就要立即给钱，而不管是否收到货款，否则医院就会选择别的公司作为供货商。我清楚地记得，那两位行贿人，一对江苏来的夫妇，在审讯室写下了整整5页“行贿名录”，并声称要“揭开重庆医疗领域的黑幕”。

整整5页的名录，可想而知，此案在骨科器械的购销领域将引起极大的震动。出于全盘考虑，我们将案件详情报告给了重庆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再将案件分派给全市各区县检察院办理。此后，南岸区检察院一度门庭若市，车都停不下了。各区县院的办案人员为了见这两位“爆料”的行贿人一面，甚至在看守所排起了队。看守所的警察为此还戏称他为“明星犯人”。

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出行贿人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这种行业潜规则性质的贿赂案件，行贿人知道的东西远超我们的想象。

《方圆》：这个案件最后成效如何？

邹望：当时各区县查处的医院有数十家之多，有些医院甚至是“一锅端”。涉案数额也达到数千万，全市光是医生主动退赃就达到600多万元。用他们潜规则圈内人的话来说，“重庆一时风紧”。许多曾经行贿的经销商纷纷躲到外地，不敢再踏入重庆地界。并且不仅是骨科器械领域，整个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案件也都有显著的减少。

开个玩笑，受影响的还有监狱。许多监狱得知有大批骨科医生、专家被判刑，纷纷要求接纳他们，因为监狱正缺少医疗人才。

办案力争细致全面“三必查”

《方圆》：宏宝公司的行贿人有一定的原因，所以表现得比较配合。但在一般的针对行贿人的调查中，怎样才能保证将他背后的线索挖掘出来？

邹望：对行贿人的调查一定要细致全面，把对行贿人的警觉和重视观念融入到办案中的方方面面，就能收到奇效。

记得几年前，我们抓了一个包工头，起因是很小的一件贿赂案。这个人来到院里以后，非常紧张，大家都觉得奇怪。我们就决定搜查一下他随身携带的物品，果然，在一个笔记本上，我们发现了他更多的行贿记录，上面记载的行贿数额十分巨大。

因为管辖的原因，我们最后没有办理这起案件，而是上报给了市检察院，市院又指派九龙坡区检察院办理。九龙坡区因该线索成功查办了9起案件。市检察院后来因为我们在提供线索等方面的贡献，还特意给我们局记了三等功。

《方圆》：“细致全面”的侦查方法可以推广到很多办案程序中。

邹望：是的。我一直认为，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不能蛮干，要强调综合分析，要以谋略为主。对于犯罪嫌疑人和案件关联人，一定要做到“三必查”：社会关系必查、财产状况必查、通讯信息必查。

2007年夏天，南岸区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一个线索，辖区内某药品生产企业在一次重庆市药监局组织的GMP认证（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适用于制药行业的强制性标准）中不达标，但该企业给了药监局稽查总队的队长周军5000元来摆平此事。当时恰逢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一案开庭，该案也有类似情节，说明在药品监督领域，可能存在着行业潜规则性质的腐败现象。因此，我把情况上报市院，开始了对周军的调查。

该案有两点困难之处：其一，调查对象是市药监局现职处级干部，而我们只是基层检察院，因此调查工作必须一再谨慎；其二，线索很少，最初掌握的线索就仅仅是周军收受5000元这样一件事情，如果贸然行动，势必打草惊蛇，那位处长很有可能在销毁其他犯罪的证据以后，大大方方地承认收受5000元的事情，我们的调查就将陷于被动。

《方圆》：所以就需要用上“三必查”的方法？

邹望：没错，因为正面突破非常困难。围绕周军，我们搜集了他的社会关系信息、个人资产信息、通讯信息等等。查了整整3个月，光是从银行调取的资料就有一尺多高。搜集到大量的信息以后，我们就通过几台联机的电脑，展开对这个人的细致综合分析。

例如，其中一台电脑显示该嫌疑人在某具体时间点提取了一笔存款，另外几台电脑则立刻查询该时刻他在与哪些人通电话、见过哪些人，他随后又有哪些消费行为。通过这样的分析，嫌疑人的动向形象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经过无数次的筛选、核实，我们发现周军的工资卡与一名药品广告商的银行卡有一笔转账往来，但我们传唤该药品广告商后，他坚称这张卡不是他的，因为他没有这么多钱。实事上，这张银行卡上交易记录非常蹊跷，出账、转账、担保等乱七八糟的交易记录看得人头晕，有汇给在校大学生的，有转账给一些公益基金的，还有转到各种各样公司的，更有转账给70多岁老人的。后来我们又请来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等8家银行的业务专家一起分析，才渐渐搞明白这张卡可能是用来洗钱的。

反贪侦查工作 篇4

一、司法会计侦查在反贪工作中运用的重要性

反贪侦查工作的重点是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近几年来, 反贪案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 主观上开展非法经济活动, 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作案的目的。其二, 运用其自身具备物品、钱财和人事等管理权是作案的主要手段, 反贪案件不会产生暴力行为。其三, 所有案件都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通过开展违法经济活动, 非法占有财务。其四, 案件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犯罪嫌疑人均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且综合素质高。同时, 还掌握财会、金融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其五, 案件金额逐年增加, 案件涉及知识广泛, 包括财会、金融和财税等, 作案手段与方法愈来愈高明。这些特征证明,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前, 经过缜密计划, 做好思想准确, 作案后用会计资料, 如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等掩盖犯罪事实。受到会计核算特定性与财务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财务会计资料记录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 作为载体, 能够提供间接的犯罪依据。因此, 司法会计要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与财会知识, 对会计资料的真伪性进行判定, 且能够找出记录犯罪行为的相关账簿及会计凭证, 进而提供重要证据及案件线索资料, 打击违法范围行为。

二、司法会计侦查在反贪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措施

(一) 财务会计资料的仔细审查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任何一种犯罪和方法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经济领域的犯罪证据主要存在于会计资料中, 因此, 司法会计人员要掌握和了解财务会计资料, 做好仔细审查工作。财务会计资料包括相关财务资料、原始会计资料和会计记账凭证。司法会计在审查过程中, 主要判定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的真实性, 确定内容是否合法。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运用司法会计有助于侦破司法案件。可是, 在司法会计查账工作中, 如何从大量的财务会计资料找出可疑账证实司法会计工作的重点, 也是精髓。司法会计人员在查账时, 要用怀疑的眼光, 对被查人员的犯罪行为及欺诈动机进行判断, 同时, 站在犯人角度思考, 还原犯罪场景, 假如自己是犯罪者, 怎样做账才能不被发现。运用“换位思考”方法有助于找出可疑账项, 进而判定犯罪行为。经济犯罪以挪用公款及贪污受贿为主要表现, 该行为侵犯了单位资金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当出现这两种范围行为时, 账目中存在痕迹与漏洞。因此, 在办案过程中, 司法会计要全面审查账目, 判定涉案单位账目的平衡性及满足核算与会计记录要求情况。利用这种方式, 判定作案方式及犯罪手段, 继而提供有效的会计证据及案件线索, 供侦查办案部门开展侦查工作。

(二) 相关证据的查询

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合法程序与财务会计资料掩盖犯罪事实。给司法会计审查财务会计资料增加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司法会计人员要将财务会计资料的“合法外衣”脱下, 揭露犯罪事实真相, 其中, 最重要的环节是查询相关证据, 它以多种方式存在, 如银行账单与回单、发票和合同等。司法会计人员对内控制度进行查询, 确定是否存在风险漏洞、有效、完备。查询内控制度时, 重点关注审批权限, 确定其是否按照流程实施。其次, 对发票进行查询。发票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凭据, 由收款方出具给付款方, 大多数范围分子通过制造假发票, 伪造事实。因此, 司法人员要对发票的真实性进行判断。

(三) 会计资料的补正

办案过程中, 通常会遇到部分法案单位财务账务不全及管理混乱等问题, 增加了侦查工作难度。这种情景下, 司法会计人员要对钱物数量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查询、核对, 找到犯罪证据。利用补正原始财务会计资料, 判定钱款是否存在支出、收入不入账及回收问题。另外, 查询资金来源, 把握资金数量与流向, 以掌握范围证据与犯罪线索。

三、结语

在我国, 司法会计起步较晚, 理论内容缺乏完善性。因此, 要通过大量实践, 不断探索与研究, 以建立健全司法会计, 充分发挥司法会计的作用。但总体来说, 司法会计在侦查经济犯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司法会计人员在开展反贪侦查工作中, 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及侦查能力, 学会换位思考, 及时找出可疑账项, 打击经济范围, 推进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郝强.浅谈司法会计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J].职工法律天地 (下) , 2015 (2) :24.

反贪侦查工作 篇5

一、会见权

1、律师会见权的变化。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旧规定相比较，有以下明显变化：

（1）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会见。“讯问”之后少了“后”字，显示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但律师介入的时间点究竟是第一次讯问前、讯问中还是讯问后，法律没有补充规定。有人认为“应当包括整个过程，即律师可以在上述过程中介入”。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一方面，从立法目的看，整部新律师法修改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防止侦查部门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看，特意将“后”字去掉，亦足以彰显立法者的意图。

（2）会见程序。从程序上看，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

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并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未作修改。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也说：“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见，律师法只是修改了律师会见的批准问题，而未修改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批准问题。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有不少涉及国家秘密。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检察机关可以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②同时，侦查机关也不能为了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便将所有的案件秘密都认定为国家秘密，变相剥夺律师的此项权利。

（3）会见的内容。新律师法中会见内容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会见内容变化不大，但关键在于“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已经跨越了法系、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世界形成共识，并且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国际化标准趋势，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一系列刑事司法规则与准则，从我国参与和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规范以及立法者的意图，相关学者、实务的讨论，其中侦查阶段的会见，侦查人员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可以在场，但应处于“看得见而听不到”的位置，因此，“不被监听”只是对侦查人员在场权行使的方式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与之相冲突。

3、会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⑴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具有不稳定性，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并且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玩“１２小时”的对抗游戏，等候律师“营救”，增加讯问破案难度，造成案件零口供；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通水”，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反贪侦查工作 篇6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反贪工作；完善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基本理论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利用科学技术及现代科学技术装备来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的侦查措施的总称。包括监控、全程录音录像、拍照拍摄、电子定位、网络监视、信息数据恢复等等。技术侦查措施偏重于侦查手段的高技术含量，此处的技术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在办案实践中所积累的办案技巧、办案经验，而是指科学技术衍生下的科技手段、技术设备等。

（二）相关概念辨析

秘密侦查措施是相对于公开侦查措施的概念，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侦查方式和侦查策略。秘密侦查措施的“秘密性”、“隐蔽性”是其本质特征。特殊侦查措施，是相对于“一般侦查措施”而言的，而“一般侦查措施”即指我国1996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和八种侦查取证措施，除此以外，其他侦查措施均属于“特殊侦查措施”。

侦查技术是在借鉴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电子技术、通讯技术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特点而创造性地发展起来的。其偏重于“技术性”和“实用性”。概而言之，一般侦查措施与特殊侦查措施系矛盾关系，二者统一于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措施系交叉关系，二者统一于特殊侦查措施。

二、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反贪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方面

1.使用标准和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对何为“重大”并没有明确。值得肯定的是《规则》对“重大”含义的界定：“对于涉案数额在十万元以上、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有关机关执行。”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立法没有对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情形做出规定，实践中判断的主观性空间较大；二是立法强调了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重罪”下的必要性原则，但排除了一般犯罪在关键证据突破上急需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可能性；三是十万元的重大犯罪规定标准过于一刀切，在内部欠发达地区该标准尚可，但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十万元的标准则过低，极易达到技术侦查措施的启动点。

2.使用程序设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规则》规定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据此，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无权用技术侦查，这当然可以减少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但是检察院职务犯罪工作与公安工作不同，人民检察院前期的初查工作对整个案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初查工作能否扎实富有成效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能否立案乃至案件后期的顺利侦破。人检察院职务犯罪在初查阶段被限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不利于提高初查效率和初查的成效。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初查阶段非法使用了技术侦查措施，其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其证据的合法性能否因“毒树之果”而被排除，如果获取的是非言词证据呢？

（二）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主体方面

1.检察机关难以把握是否应启动技术侦查措施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对技术侦查作出了相关规定，但规定较为宽泛、粗糙，辦案人员使用技术侦查主观随意性较大，从而造成两个极端：随意使用或不敢使用。一方面，检察院办案人员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通过公、检两家之间相互配合的关系申请公安办理即可，办理过程中不仅不受相关原则的制约，更无具体审批程序，从而造成技术侦查措施的乱用、滥用，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侦查人员无现有法律作参照，时常脱离相关性原则的要求擅自扩大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侵犯相对人权利。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时有恐惧心理，不敢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一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对“窥私”心理的敌视，错误认为技术侦查措施都是侵犯相对人隐私权的；二是因为立法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使用过程极易发生违法违规的现象，从而造成因噎废食的现象。

2.检察机关无使用主体资格

《刑事诉讼法》与《规则》都规定人民检察院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应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实践中的存在的问题如下：

（1）立法目的并未真正达到。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技术侦查权的过分使用，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凭借其地位优势要求公安局违法扩大技术侦查范围、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现象并不少见。

（2）司法效率低、案件泄密概率大。公安机关大多不了解案情，技术侦查措施实施时则需要检察人员陪同，如此则易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另外，检察机关在公安忙于本部门的工作无暇顾及检察机关的需求时，检察机关甚至要看公安机关脸色。再者，职务犯罪涉及公安机关内部人员时，技术侦查措施实施难度更大，案情泄密风险也极高。

三、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反贪工作实践中的完善措施

（一）端正侦查观念

1.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且有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职务犯罪手段日趋隐秘，犯罪行为人利用先进的交通、通讯设备进行反侦查活动、转移证据和赃款赃物，使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更难收集。

2.顺应国际潮流的需要

我国于2000年和2005年分别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两个《公约》都对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做了规定，我国应该在条约信守原则下，为打击跨国腐败活动，有效的推动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必要的法律条件。在国际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通过不同的立法模式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并且在侦查活动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我国要想有效地反腐败，不仅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反腐败斗争的现实出发，也要加强国际与地区合作借鉴吸收国外立法例的合理性规定和成功经验，顺应国际潮流。

（二）完善法律程序

1.启动程序

（1）案件范围。应当在现有重大犯罪的基础上适当扩大适用案件范围。一般职务犯罪的案件在有充分的线索怀疑、在签订责任状的前提下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即事实考量加责任制；另外在关键性证据的突破时也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即必要性考量。另外，考虑到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应当扩大技术侦查措施在初查阶段的使用，当然要遵循更加严格的审批程序。

（2）启动文书。文书中应当注明：①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②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理由；③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及持续时间；④一般的侦查方式不能到达目的的原因；⑤侦查活动的预期目标等。紧急情况下已经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而补充审批的，还应注明紧急情况说明和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的具体情况。

2.审批程序

（1）审批主体。我国《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未规定审批主体，但从我国立法实情考虑，检察系统内部逐级审批制比较合理。即基层检察院自侦部门技术侦查措施申请书要先经本院检察长审批后，再报上级院审查决定。基层检察院的审批由市级检察院完成同时报省级检察院备案，市级检察院的审批由省级检察院批准，省级检察院的批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2）审批期限。审批主体应当在接到技术侦查措施申请书之日起3日内决定是否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并及时书面答复给启动部门。

（3）审批文书。技术侦查的审批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作出批准决定的，应当写明技术侦查对象、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使用范围、持续时间和期限等；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审批人及审批机构应当在审批文书上签名、盖章。

3.执行程序

（1）执行主体。应当赋予公安、国安、检察机关、海关等侦查权部门享有技术侦查措施执行保留权。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讲，赋予检察机关独立的侦查技术执行主体，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既可以提高办案效率，也可以避免案情泄露。

（2）执行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期限为3个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法定程序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如可能发生人身伤害或罪犯可能逃匿时，侦查部门可以自行决定采取某些技术侦查手段，但必须在3日内报批。”

（3）执行结果。对执行具体过程，比如执行人员、执行的时间、地点等细节应当形成书面材料；对收集的相关材料，按照法律规定形式完整妥善保存，以方便法官、相对人、律师的监督与审查。

（三）健全配套制度

1.司法审查制度

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向法院提交监听令申请书，如果申请未被批准或者未能按期提交申请，则监听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而且法院对在无证监听中获取的所有材料均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b条规定，法官拥有监听的决定权，只有在遇到紧急情况下，检察官也可决定实施监听，但检察官决定后，应当不迟延地提请法官确认。采取司法令状，由中立的审判机关决定是否启动技术侦查措施，是国际上较为常见的形式，而我国还没建立起司法令状制度，也无由法院核准某一侦查措施是否应该采取的立法惯例，但是对包括技术侦查措施在内的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实现法治的理想模式。故将技术侦查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比较合适，由上一级决定批准的检察机关执行。但是，长期来看以审判为中心的审查制度将是我国未来立法的最终选择。

2.监督制度

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主体应是检察机关本身，那么与此相匹配的监督制度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先由本级检察院侦查部门提出申请技使用术侦查措施报告报请检察长审核后报上级院侦查部门批准，上级侦查部门要经分管检察长批准决定是否启动技术侦查措施。上级批准机关应当要求执行单位三日内就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的情况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派员监督。二是检察机关外部监督。法院监督方面。庭前会议法官或审判法官应重点对技术侦查措施批准程序以及所获取证据“三性”进行严格审查，发现程序违法或者有非法取证行为的应依法剥夺所获取证据的证明力。律师监督方面。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依法查阅、摘抄、复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以及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决定文书。审查起诉阶段及庭审阶段，辩护律师对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及其审批、实施过程有权提出自己意见，书面提出的应当附卷。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控告、举报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3.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不符合法定程序”与“可能影响司法公正”是联言关系，照此推理，如果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物证、书证不影响司法公正的，是否就可以不做补正与解释，或者做出了补正与合理解释就应当认定该证据的合法性？如果技术侦查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其搜集的证据是否还具有证明力？比如在初查阶段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合法性？另外，西方的“毒树之果”理论在我国并未完全接受。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只限于言词证据绝对排除与物证、书证附条件排除，但是对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其他证据，比如电子数据证据、物证等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未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应当应允技术侦查措施在初查阶段的使用，（下转第75页）（上接第73页）同时出于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严格要求，应明确规定凡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都必须排除，此处的非法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程序包括初查在内的办案阶段，证据包括所有的证据种类。

4.责任与救济制度

增加技术侦查人员的出庭责任制，对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依法需要技术侦查人员出庭的，技术侦查人员应按《规则》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出庭作证。对律师和相对人提出的违犯法律程序或侵权行为，有具体线索的，技术侦查措施实施机关应当在3日内核实并以书面形式予以回复，律师或者相对人不服的可以向技术侦查措施批准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发现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机关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建立起对技术侦查措施启动、审批阶段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制，对违法的责任人，允许律师或相对人提控告与诉讼。为保证相对人的知情權和充分行使辩护权，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侦查后，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当事人，使其知情。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允许律师复制、摘抄并可以作为对相对人从轻、减轻的证据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违法使用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其相应的国家赔偿。

注释：

①虽然现有法律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只能在立案之后才可使用，但笔者认为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在遵循更为严格的审批手续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在初查阶段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具体遵循何种审批手续、如何操作，在此本文不做具体的探讨。

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只能在立案之后才能使用，但是具体办案过程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大多是在初查阶段，该规定明显与办案实践差距较大。

参考文献：

[1]林维业：论侦查技术创新，广东公安科技.2009年第3期，第1页

[2]何家弘：“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法学杂志》，第25卷（2004年第6期），2004年11月1日，第29页

[3]邢文生、李润华：《赋权与规制：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

作者简介：

张建勇，男，汉族，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研究方向：检察学，刑法学，刑事侦查学。

反贪侦查工作 篇7

2012年3月14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将以往刑事案件代理律师一直在呼吁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难”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定, 最明显的变化在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 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作为辩护人参加诉讼, 极大地扩充了律师的业务范围, 同时也为律师搜集证据提供了便利, 一定程度的解决了取证难问题。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权利保障的相关规定增加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机关诉讼资源的利用率, 实现了侦查阶段控辩对抗的格局。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严峻的现实挑战, 同时也带来历史机遇,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 积极应变, 拓展侦查思路, 确保反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职务犯罪侦查的意义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首个阶段, 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必须等量齐观, 不可偏废。侦查阶段如果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 后面的程序再公正, 都无法弥补侦查阶段由于双方力量的失衡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这就需要保持控辩的诉讼结构和控辩的平衡状态, 才能真正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从我国以往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 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权利具有局限性, 发挥的作用相当微弱, 承担的辩护职能运转不畅。即便新《律师法》对我国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必要的扩张, 如将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时间提前, 享有相对自由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但在司法实践中, 这些权利仍然难以得到落实, 许多实务部门往往会以律师法位阶低于刑事诉讼法为由拒绝律师行使权利。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明确规定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阶段, 并赋予了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 进行刑事司法改革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二战后, 人权保障成为世界性潮流, 各国以此为契机相继开展了刑事司法改革。发挥辩护律师在侦查活动中的作用成为现代辩护制度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定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的诉讼身份, 赋予其更多的辩护权利, 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其在侦查阶段所起的作用, 达到侦查阶段的控辩平衡, 从而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是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需要。

二、律师以辩护人介入职务犯罪侦查后的影响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职务犯罪侦查后, 主要享有在场权, 会见权, 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具体分析来看对反贪侦查有以下几种影响:

(一) 对搜集证据带来困难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使得律师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地位上升到辩护人层次上来, 除去重大贿赂共同犯罪案件外, 律师可以享有更广泛的会见权, 虽然这一改革从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但是律师会见职务犯罪嫌疑人时, 会不可避免的干扰自侦部门证据取得。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会或多或少带给犯罪嫌疑人案件信息, 使其产生侥幸心理和抵抗审讯的态度。在检察机关刑事侦查手段和取证能力依然存在不足的今天, 从口供中获取实物证据常用的侦查手段, 所以口供的取得是至关重要的, 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扩张对自侦案件取证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 降低口供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在场, 虽然可以有效避免侦查人员违规取证, 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 增加了侦查程序的透明度。但是, 律师和犯罪嫌疑人是利益共同体, 辩护律师可以了解侦查人员讯问策略和意图, 可能会间接将信息传递给犯罪嫌疑人, 使其避重就轻地交代问题, 降低口供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三) 增加讯问难度

律师的阅卷权涉及侦查机关取得证据和各种诉讼文书、司法鉴定结论, 在查阅了犯罪嫌疑人供述之后, 可能出现帮助当事人虚假供述, 毁灭证据, 在下次会见时引道犯罪嫌疑人翻供, 对侦查人员可能问到的相关问题做好虚假供述的准备, 为讯问增加难度。

(四) 滥用调查取证权, 利于犯罪分子逃避打击

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 由于主要从犯罪嫌疑人罪轻、无罪的角度考虑证据的种类、性质, 所以同自侦部门取证存在一定的差异, 可能会导致同一个证人既向自侦部门做出有罪证据又向辩护律师提供无罪或罪轻的现象出现。证言存在多种可能性导致自侦部门获取的证据的证明力下降。同时, 在侦查职务犯罪窝串案时, 辩护律师可能从犯罪嫌疑人处获得更多的涉案线索, 个别律师会先期接触相关证人, 帮助案件当事人串供, 订立攻守同盟, 增加自侦部门案件查办难度, 使犯罪分子逃避打击。

三、自侦部门应对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策略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犯罪嫌疑人聘请的辩护律师在介入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将会对反贪工作的执法理念和侦查实务都有较大的冲击, 所以, 自侦部门要及时转变执法办案理念, 调整传统侦查方式, 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 适应时代需求, 转变观念, 规范执法办案行为

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利着重规定, 改变了过去“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建立起惩治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并重的立法理念。所以, 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适应时代需求, 尊重立法理念, 在执法办案中尊重律师执业权利和诉讼参与人人身民主权益。辩护律师介入侦查, 改变了过去律师与侦查机关权力对抗地位, 形成了控辩对抗的局面, 既有利于人权保护, 又可以监督侦查机关执法办案行为。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要转变思路, 明确职责, 积极研究对策方案, 规范执法办案行为, 取得侦查活动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 要加强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工作, 将侦查重心前移

初查工作是对涉案线索进行前期调查, 是立案的前置程序,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自侦部门在初查过程中, 涉案人员不能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 所以, 在此阶段, 侦查人员要按照办案要求, 通过询问、鉴定、走访等手段, 了解涉案人员信息, 并尽可能获取犯罪证据, 从外围开展侦查基础性工作, 在初查阶段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相关涉案证据进行系统了解, 占据主动性, 为下一步侦查、讯问提供有力支撑。

(三) 合理运用拘传, 把握初次讯问, 主动出击, 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

刑事诉讼法规定, 将拘传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所以, 自侦干警在经过前期初查阶段的准备后, 要高度重视首次拘传的强制措施, 在犯罪嫌疑人为聘请辩护律师时主动出击, 错开时间差, 利用犯罪嫌疑人恐惧、慌乱心理状态, 凭借初查获取的证据材料, 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 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 完善证据链条, 提升检察机关办案效率效果。

(四)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应当主动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协会的协调配合, 通过加强教育监督等方式, 促使广大律师自觉提高自律意识和执业道德水平, 同时也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防止利用会见之机为涉案人员传递消息、物品以及合谋串供等现象的发生。

(五) 增加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运用, 弥补侦查短板

新刑事诉讼法给监视居住赋予新的功能和作用, 使监视居住措施的强制力明显增强。检察机关只要运用得当, 就可以有效缓解一次拘传时限过短。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监视居住可以实现三种价值意义。首先, 可以有效排除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 降低犯罪嫌疑人听取律师意见后翻供、毁灭证据。其次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后, 可以采取电子监控、通信监控等手段, 防止涉案人员相互之间串供、翻供、订立攻守同盟、打击报复证人的情况出现, 保护诉讼程序进行。最后侦查人员可以全方位控制犯罪嫌疑人, 更好地服务取证工作。

(六) 充分利用技术侦查资源优势, 促进证据质量提高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向检察机关赋予了技术侦查权, 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 经过严格审批后可以使用电话监听、秘拍秘录等技术侦查手段, 这些技术侦查资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要做好技术侦查资料的保存、整理工作, 形成规范的定罪证据, 确保诉讼程序效果。所以,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加强对嫌疑人通话、会客和通信的监控, 以增强办案工作震慑力, 促使其放弃侥幸心理和反侦查活动。

(七) 充分使用同步录音录像措施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

在于获得口供, 而且口供必需以适当形式固定才可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

传统的证据固定方法是做笔录, 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反映出笔录采集过程的合法性, 同步录音录像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时使讯问过程真实客观记录下来, 增强了口供的证明力。同步录音录像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当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发生争议时, 其可以有效排除异议, 查明程序事实, 进而对案件待证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更重要的是同步录音录像措施的运用对于固定证据有着重要作用, 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

四、结语

公权和私权相互制衡、相互影响, 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抗, 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 是法律所探求的价值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 刑事诉讼法衡量着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高低, 印证着国家法治理念的演变, 上演着个人权利不断对抗国家权力的过程。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标志着我国诉讼法在侦查阶段初步建立起了控辩平等对抗的结构, 通过发挥律师职能作用, 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科学化和民主化。当然立法赋予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相关权利也给侦查活动带来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 侦查部门只有适应时代发展, 树立人权保障理念, 及时转变执法办案策略, 才成将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原则有机统一, 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摘要：文章从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工作为切入点, 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为自侦部门应对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提供对策建议, 有利于拓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思路, 确保检察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辩护人律师,职务犯罪侦查,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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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瑞.论律师辩护权对检察权的制约.首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3]宁洁.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和对策.法制与社会2012 (4) .

[4]韩起祥.反贪侦查面临的挑战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2.

[5]朱孝清编.职务犯罪侦查教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6]俞波涛编.秘密侦查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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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振先.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侦查的机遇、挑战和对策.法制与社会2012.

[9]高保京, 齐连宝.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对《律师法》修订措施谈.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反贪侦查工作 篇8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线索管理,话单分析,电子证据

一、以往反贪侦查中遇到的困惑与难题

(一) 办案难度不断加大

反贪干警经常在办案中会出现这样的困惑,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 犯罪手法越来越高明, 证据意识越来越强, 他们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 制造种种假象、烟雾, 乃至伪造、篡改、毁灭证据, 让侦查人员无处下手、无从查起。

(二) 线索资源逐年减少

传统线索管理来自于来访、来信举报多, 大多属署名举报, 很多利害关系人举报的线索可信度较高。传统模式下, 进入到控申部门的管理体系线索才有较为规范化的管理, 侦查中收集的线索并未规范。

(三) 犯罪嫌疑人找寻难度大

反贪初查工作中犯罪嫌疑人的位置确定经常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以往的“蹲守”式早已满足不了现在办案的需要, 且费时费力, 最终也不一定能成功找到犯罪嫌疑人, 刑事效率的要求也迫使反贪侦查工作在这一块必须加快推进。

(四) 信息资源掌握不尽人意

反贪侦查工作一般都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 如果事前与这些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话, 好多工作就能事半功倍, 就能大大提高办案效率, 但目前这方面的沟通交流尚不理想, 给案件的侦查带来较大阻力。

二、新修订刑诉法之于反贪侦查的助推

技术侦查措施, 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侦破特定犯罪行为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审批, 采取的一种特定技术手段。最新出台的并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八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范围、程序与期限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 设置严格的审批程序, 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

按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 在反贪案件侦查中, 重大贪污、贿赂案件明确了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立了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客观要求。

(二) 规定严格的适用期限, 保障技术侦查措施的规范适用

三个月的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期间有利于案件及时办理, 对于不需继续采取的予以及时解除反映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关注。对于刑事司法机关而言, 运用科技证据极大地增强了获取犯罪信息的能力, 提升了证实犯罪的信度;一旦出现偏差反而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冤假错案的几率。这要求, 科技证据的立法必须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之间寻找到平衡点。①

(三) 设定保密义务与及时销毁机制, 确保侦查措施用到实处

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对技术侦查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明确予以限制是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进一步延伸, 符合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

(四) 赋予独立的法定证据地位, 发挥技术侦查措施应有功用

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在法律上赋予侦查技术措施的独立地位。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 体现了对有关人员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新刑诉法第四十八条明确将电子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之一, 无论犯罪嫌疑人多狡猾、作案手段多隐蔽, 在现代检察技术面前都将无处遁形。②

三、新型复杂职务犯罪侦查的现实路径

(一) 积极探索建立反贪线索专人管理及评估机制

办案人员把办案过程中自行发现的种种“蛛丝马迹”都作为“线索”, 纳入到系统管理之中, 建立窝、串案中发现、相似案件启发的平台, 整合侦查资源。③经过长期的积累, 自行发现线索的比例将会得到很大提升, 力图打造一个反贪办案的情报库, 着力解决线索匮乏的问题。

(二) 充分发挥话单分析系统在反贪侦查中的作用

充分利用话单分析系统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信息:利用话单分析监控对象关系圈, 深挖窝串案;利用话单分析技术快速筛选统计, 获取有效信息;利用话单确定监控对象落脚点, 实现近距离监控与抓捕;利用话单分析监控对象生活、工作规律, 发现有效信息等等。

(三) 广泛运用电子证据, 协助反贪侦查工作有序开展

一般来讲, 电子数据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④为解决这方面的难题, 我们要鼓励与电子证据领域专业公司的合作。为防止电子取证范围的扩大化, 我们将在电子取证中严格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取证对象的具体性以及取证范围的有限性。⑤

(四) 想方设法, 积极构建多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目前我们已与车管、户籍、工商、公安、国安等部门建立了共享机制, 借助他们的技术系统支持, 完成了很多的技术侦查要求。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警力下沉、摸排线索, 收集各行各业信息, 统一汇总, 形成合力。现在这方面做的比较成功的当属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与当地30多个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平台。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借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过程中, 对于在什么时间用、怎么用这种措施,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并培养、锻炼了一批侦查业务骨干。但目前自侦队伍的专业结构过于单一, 多集中于法学科。我们将积极汲取河南省院经验, 结合自身特点, 建立符合反贪侦查需要的信息共享机制。

注释

1雷小政.《“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2正义网:http://www.fz.cenn.cn/nav.php?id=103970&page=2, 《电子证据写入新刑诉法 检察官与黑客过招不再被动》, 2012年3月28日.

3顾健.《线索评估系统在反贪办案中的应用》, 陕西省检察机关反贪侦查技术与信息化应用培训班视频资料, 2012年5月28日.

4熊皓, 郑兆龙.《专家解读新刑诉法:如何审查运用电子数据》, 来源于《检察日报》, 2012年6月5日.

司法会计鉴定与反贪侦查 篇9

【关键词】司法会计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贪污类犯罪审查重点

一、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会计鉴定，是指在诉讼程序中，为了查明经济案件或其他案件中有关财务会计的问题，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司法会计专门知识的人员，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审核、检查和验证，并对照法律、法规和一定标准，收集、判断并提供证据的一项司法会计活动。[1]通过解决诉讼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获取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作为诉讼证据，从而达到查明财务会计事实的目的。

司法会计鉴定的对象，是司法工作中需要查验、鉴定的财务会计资料和其他资料。在鉴定这些资料时，最主要要把握两点：一是这些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二是这些资料所反映的资金和财产物资的增减（或收付）变动和存量情况。

司法鉴定的基本方法首先需要查明事实，然后衡量尺度，最后得出鉴定结论，具体有会计资料的核对法、分析法、顺查法、逆查法、详查法、抽查法；财产物资的盘点法、调节法、观察法、查询法等等，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事实一定要准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衡量的尺度就尤为重要，这就牵扯到下文所要重点讲述的司法会计鉴定的引用标准问题，只有准确地把握好引用标准，才能公平公正的掌握司法会计鉴定的尺度。

二、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

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就是指司法会计鉴定人对被鉴定对象进行判断时作为准绳的重要依据，是构成司法会计鉴定行为的要素之一。[2]没有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就无法对司法会计鉴定客体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鉴定结论。

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的形式各异，种类繁多，根据制定的部门和适用的范围不同，将其分为以下五类：

1. 国家标准。由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各种经济和民商法类中所涉及的财政、税收、金融、会计、财务等内容的法律、法规、准则、决定、条例和制度等。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有关财经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二是国务院制定、颁布和批准的财经方面的法令、条例、规定、指示、办法等。

2. 部门标准。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或机构制定、颁布的财政、税收、金融、会计、财务等方面的办法、准则、通知和制度。一般是规定了本行业、本系统必须执行的财务基础工作、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程序、要求和方法，是财务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必须遵守的规则。同时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或机构为了更好地指导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还会制定相关的行业会计制度和对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细化或解释。这些都是司法会计判别、鉴定对象中的财务收支活动、账务处理是否合规、正确的重要依据。

3. 地方标准。是地方各级政府制定、颁布和批准的财经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范、指示、办法、通知等。这一类一般只在某一行政区域内实施，超出相关管辖范围就不再有效力。

4. 单位标准。是指与被鉴定事项有关的单位内部形成的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只由本单位执行的涉及财务会计等内容的规章制度、预算、计划等。这里所说的规章制度是指被鉴定事项所涉及的单位和它的主管部门制定的用于规范单位财务会计活动的规章制度等；预算主要是指单位内部编制的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各种财政预算、业务预算、财务预算各有关专项预算等；计划是指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涉及财务制定的涉及财务会计内容的财务、成本、利润、生产、销售、采购等各种计划。这些制度、预算、计划是判断被鉴定事项财务会计工作的状况以及是否执行预算和是否完成计划所造成的财务后果的依据。

三、司法会计鉴定的原则

在我国的司法会计鉴定体系中，司法会计相对来说发展时间较短，时间中没有具体执行规定，只能摸索中前进，但我认为，在实践中必须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 合法性原则[1]。第一是制定鉴定标准的部门是否有权制定这一标准；第二是鉴定标准的内容是否有违反国家宪法的其他相关法律；第三是下级制定的标准内容是否与上级指定的标准内容相违背。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对相关法律、法规、准则、决定、条例和制度进行解释和细化时，不得同所解释的内容相违背，也不得对其作出实际上是补充性或限制性的规定。

2. 有效性原则。第一是要注意生效时间和生效时日，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往往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效力，它的实效性与被鉴定事项形成的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要注意低层次与高层次是否有抵触，低层次的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的内容不能与以上层次的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的内容相抵触；第三要注意适用的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因制定和颁布部门不同，其管辖的范围也有所不同。

3. 关联性原则。用于被鉴定事项是否合法、规范的司法会计鉴定引用标准，必须与其有着直接联系，并无关联的，就不能作为判别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财务会计事实的真相。

四、贪污犯罪案件常见作案类型

当前我国对贪污腐败犯罪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反贪工作事关国计民生，反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司法会计鉴定（即查账）至关重要，它能帮助办案人员及时查明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财物的性质及作案时间、次数、涉案金额等，下面笔者就针对反贪案件中常用的作案手法来揭示如何进行司法会计鉴定。

1. 采用侵吞手段贪污公款的案件[2]。侵吞公款常见的作案手法为：用白条收款，这里的白条包括不正规的收据、私自购买的收据或本单位已停止使用的收据；隐藏、销毁收款票据，侵吞收入款；侵吞差额款，如少汇总收入款，侵吞实际收入与账面收入间差额，分别填写收款票据各联，侵吞实际进项与记账联间差额；涂改收款票据上的日期、金额、收款事项后入账，侵吞票据涂改前后间差额。

2. 采用骗取手段贪污公款的案件[3]。骗取公款常见的作案手法为：直接报销，即使用虚假支出票据直接报销获取赃款；二是重复报销，即将已核销的支出票据再次报销获取赃款；三是先支后报，即先通过支取备用金或借用方式将公款占为己有，再使用虚假票据报账核销；四是先报后支，即先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形成本单位“应付”款项，再伺机将款项占为己有。

3. 采用窃取手段贪污公款的案件。窃取公款常见的作案手法为：将应记入现金、银行存款科目的借方发生额记入贷方，减少科目余额；少记或漏记现金、银行存款借方发生额；重复或多记现金、银行存款贷方发生额；涂改账目，减少现金、银行存款科目余额。

五、贪污类犯罪中司法会计审查重点

针对贪污案件常见类型，如何迅速、准确地判别嫌疑账项，寻找、发现和收集证据显得尤为重要[4]。笔者认为重点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侦查侵吞公款类案件时，可将以下财务资料作为审查重点，以发现嫌疑账项。首先是检查分析收款票据，审查收款票据（发票和收据）的记账联、存根联有无明显的制作错误或不合理现象，是否与付款单位的发票联一致；其次是检查坏账准备和管理费用账户；然后是检查与有关单位的往来帐；最后是检查收入账。

2. 在侦查骗取公款类案件时，可将以下财务资料作为检查重点。首先是检查分析付款票据，查看票据制作情况，分析票据内容，判断票据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对有虚假嫌疑的付款票据，应通过核查票据来源、票据内容，检查与报销内容有关的其他财务会计资料等途径，核实其真实性，从而发现利用虚假票据骗取公款的账项；然后是核对物品采购与使用情况。

3. 在侦查窃取公款类案件时，嫌疑人通常未在财务资料上作特别处理，账与账之间必然不符。因此在查账时可将以下财务资料作为检查重点：首先是检查核对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对账单，从中发现现金、银行存款短缺情况；其次是检查核对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和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从中发现作案人故意记错账目情况。■

保晓萍，南通扬子碳素有限公司。

吴准;王彭.浅析我国司法鉴定的概念[J]//中国法医学会全国第九次法医临床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类) [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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