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权力滥用

防止权力滥用（精选七篇）

防止权力滥用 篇1

一、幼儿同伴冲突中“权力”的层次内涵

针对幼儿而言,权力就是一种影响力。不同权力意识的孩子对待冲突的方式各不相同:相信自己能力的孩子能够对冲突有正确的判断,能够民主地使用他们的影响力;而觉得没有能力影响他人的孩子会诉诸极端的控制行为,或者逃避责任,或者使用暴力攻击别人。这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当幼儿在同伴冲突中缺少权力而无法影响别人时,他们可能会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暴力以建立影响力。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当我们使人没有权力时,等于促进了他们的暴力而不是控制了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中,暴行多出自于那些想建立起他们的自尊、保护他们的自我形象和表示他们也一样重要的人。”[1]

权力首先是意志的能源和力量,而不是只有强力和支配。根据强度的差异,权力一般有五个逐渐增强的层次:存在之力量、自我肯定、自我专断、攻击和暴力。[1]

第一层次是存在之力量。它指维持生活必需的意志力量。每种生物都需要这种力量来维持起码的存在。这种生命力一般存在于婴儿的哭泣、幼儿探索环境和学习新技巧的好奇心当中。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孩子往往渴望尝试自己的力量,他们通过游戏、探索、发现问题,寻求答案去了解事物的意义。一旦这份生命的精力和兴趣消逝时,儿童会变得无精打采和退缩,犹如史必兹曾经在孤儿院观察到的情形一样。[2]

第二个层次是自我肯定。这也就是一种安静、不惹眼的自我相信的形式。它起源于早期父母亲给婴儿的爱所传导的原始价值感,而后以尊严表现于生命里。[1]尊严的意思是说从自己内在的价值里可以自信地挺身而立说:“这就是我,我很好。”

第三个层次是自我专断。当自我肯定不足以获得影响力,自我专断便产生了。自我专断是为达成目标而积极地表现自我、召唤别人和寻求注意力。专断是为维护自己的意见而辨。当幼儿说“不”以提出要求和提供建议时便是自我专断的表现。专断不仅是武断或专横地做出决定等负面因素,它也有其正面的意义。幼儿可以透过专断显露其优越和表现自尊。[3]当一个6岁的孩子说:“我要在这附近骑我的自行车,我可以做到!”时,她正在维护她的自信,并清楚地执行一项特定的行动。她不像攻击那样直接试图干涉别人的地位或改变别人的行为。

第四个层次是攻击。常常出现于自我肯定和自我专断没有成效时。例如,一个身体遭受同伴威胁的孩子可能不想打架,但是如果遭受攻击,他可能会侵略性地反扑。攻击是一种对抗,“一种朝外的行动,向着被视为对抗者的人或物出击。目的在于造成有利于个人利益或献身对象的权力转移。攻击是一种侵入他人的疆界以达成权力重组的行为。[1]随着攻击的发生,冲突会以一种外显且直接的形式出现。

第五个层次是暴力。暴力一般伴随着肢体攻击,其根源在于我们有意否认自己的权力,“无权力即是暴力的根源”。当幼儿经由自我肯定、自我专断和攻击欲得到影响力而失败时,他们可能会假无辜地宣称权力并不重要以掩饰自己的弱点,但接着诉诸主动或被动的暴力以建立影响力。在教育实践中,如果教师或家长不断地阻挠孩子寻求影响力的渴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我们原本要防范的暴力。

在人际交往中,一方面,幼儿会运用权力感和能力与别人接触,从而表现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关系中的影响力一般会循着从存在之力量到暴力的一个连续过程。另一方面,幼儿也会运用权力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其中也是遵循着从合作互助到能力竞争的连续过程。而同伴冲突也让幼儿的权力得到了充分发挥,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在追求目标的达成中学会如何运用权力。

二、幼儿同伴冲突中对权力的滥用

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幼儿的发展是由于幼儿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互动而产生的,要受到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幼儿的家庭结构、家庭文化与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较为明显,正是由于不同背景幼儿的文化资本差异,以及对权力缺乏正确理解,在同伴冲突中对权力的滥用也不可避免,且呈现不同的形式。

1.过于自我专断,缺乏同理他人

自信与有一定的优越感有利于幼儿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但如果过于自我专断,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有不顺心的事或者做事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就立刻抗议、耍赖,甚至顶撞老师。这类过于自信的孩子,很有可能是一群孩子中的“领袖”,他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在做游戏、课外活动或遇到新鲜事物时,通常会在第一时间传达出“我最厉害、我比你们强”的意思,展现出过于自信的“权力欲”。这种对权力的滥用:一是会造成孩子的耐挫能力、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低,一旦与同伴发生冲突,霸道或破坏规则可能是他们最鲜明的特征;二是不能同理他人,不尊重他人或目中无人。这有可能造成孩子的不合群,难以接近,也不易结交到朋友。

2.以牙还牙反击,混淆逻辑思维

研究显示,幼儿园的孩子常常以相互规范来评估别人的攻击行为。[4]相互规范是一种应该报偿别人的和善或不和善的信念。“他打我了,我应该使用强力挽回面子”“他弄坏了我的玩具,我也应该弄坏他的,我们谁也不欠谁的”。史陶伯曾提出形成相互规范的两大来源:[5]第一,孩子可能经由成人或同伴的教导而知报复;第二,相互的观念可能是孩子对人际冲突的看法所产生的一种逻辑结论。犯错所造成的人际关系上的不平衡可以用惩罚来解决。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实质上是对权力的过分倚重,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会加深冲突的强度。

3.语言能力不足,暴力弥补差距

幼儿的暴力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暴力,即在言语中表现出暴力倾向,这在同伴冲突中多以出言不逊,或趁人不备大叫而吓唬他人为主要特征。二是幼儿的行为暴力,喜欢动手动脚,甚至用器械伤人等。另外,幼儿对权力的滥用还体现在用暴力来弥补差距,这主要是一些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欠缺,在同伴冲突中亟须用语言来证明或反击,但由于先天条件或后天教育的限制,他们无法准确、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采取一些暴力行为来维护自己。这里所谓的暴力只是一种表明现象,教师与家长不应一律采取简单的制止或批评,否则将会失去很多良好的教育契机。

为什么会出现对权力的滥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家庭氛围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幼儿的行为影响较大。如果父母把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或对孩子过于严厉,其子女就会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容易对父母产生抗拒心态。而一旦在人际交往中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情绪失控,转化为对他人的攻击。有时候父母的纵容或暗示,如“被打就是没面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孩子失去禁止攻击的权威限制。其次,学校环境的影响。如果一些孩子长期得不到教师的重视,在同伴心目中缺乏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他们就可能通过一些“过分”的行为来引起他人的关注。第三,年龄的限制。幼儿的社会认知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交往技能还不足,一些年幼的孩子对所谓的“权力”没有真正理解,没有真正理解就可能造成“滥用”,他们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既不愿也不能意识到同伴的观点、想法与情感。

三、引导幼儿在同伴冲突中合理利用权力

由于幼儿的认知与思维能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他们对权力的认识还处在表层阶段,因此,接受他们的自我肯定,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处理自我专断和攻击,在同伴冲突中合理利用权力,这是我们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减少暴力行为的必要基础。

1.鼓励幼儿自我肯定,合理地坚持自我

在潜意识中,教师可能对遵守一日常规、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乖孩子”更喜欢,对一些“不听话”的孩子投入的精力更大,而往往是这些孩子更容易制造冲突、崇尚暴力。在实践中,有些教师不愿意分享权力,不允许孩子在规则制定、行为表现方面有超出自己预设的行为,包括游戏活动、时间安排、图书选择等,孩子并没有多少自我肯定的平台与机会,因此,引导幼儿自我肯定及合理坚持自我。首先,教师要学会分享权力,邀请孩子参与班级规则的制订,自己选择游戏活动,认真聆听、郑重回答他们的问题并鼓励其发表意见,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让孩子认识到教师对他们的需求与感受很关注,愿意与他们讨论并分享,这其实传达了一种信息:每个孩子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具有影响力,而只有“感觉自己有价值和重要,并且能支配其生活的孩子才不会诉诸暴力”。[6]

2.支持和引导幼儿正确认识攻击行为

对于幼儿而言,特别是男孩子,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攻击性,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它,在必要的时候克制它。一个孩子也许在遭到同伴无意攻击时做出报复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误解是由于幼儿无法分辨不同形式的攻击而造成的。沃立克曾提出四种形态的攻击:偶发的、工具的、表达的以及破坏性的。[7]除了这四种之外,还有一种防卫性攻击,是一种对威胁所采取的自我防卫反应。[8]一个推开攻击者的孩子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攻击行为。不难看出,在适当的时候鼓励幼儿合理地表现攻击性,如在处理问题时,或者与一个强壮的人争论时,这有助于幼儿权力感与自信心的培养。“没有攻击性就没有发展,抹杀了孩子身上的攻击性,就会阻碍孩子的发展。”[9]

3.分享与交流,对解决冲突的多元尝试

同伴冲突不可避免,但冲突也为孩子提供了学习解决问题的良好机会,不仅可以通过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绪联结,进一步了解同伴的想法和观念,还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分析与交流各种非暴力的方法与途径。为此,教师应引导孩子针对冲突的焦点进行对话,鼓励他们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孩子可以此做抉择,采用他人的观点作为依据,协商解决,或者通过互惠双赢的交易来解决问题。例如,一个孩子想玩同伴的玩具,可以将自己的新玩具借给同伴,前提是只要双方都满意这个交易,交易就是有效的。对解决冲突问题的多元尝试也让幼儿对同一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要学会容纳他人的观点。“如果那些发生冲突的人维护自己的立场,但不忽视或伤害另一个人,便可能产生相互尊重、亲近且关爱的关系。”[10]对问题解决方法的多元尝试与各抒己见,也可起到彼此启发、换位思考的作用。

4.在游戏活动中允许有适切的冲突行为

在幼儿园,孩子们是在一个女性占优势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这对男孩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相对而言,女性会明显疏远攻击性行为,在女性眼里,打架、玩闹等冲突行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这一方面降低了伤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孩子们将失去一种力量的来源。实际上,打闹翻滚对孩子是很自然的,也能加强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产生合作行为。[11]只要是游戏的性质,他们都能够从接触中获得乐趣并增强体能。安全地展示力量和体验别人的气力有机会让孩子们尊重彼此。哈塔普曾注意到如果剥夺孩子从事攻击游戏的机会,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对男孩子而言。[12]因此,在游戏活动中允许有适当的冲突行为,孩子会从中体验到兴奋、好奇、矛盾等心理状态,在双方进行争吵、打架、协商、合作过程中,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激动、扣人心弦的经历。

当前权力滥用的表现 篇2

腐败主要有两种突出表现，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如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挥霍公款、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卖官鬻爵等。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权力的官僚化，看似不是以权谋私，实际上使公共权力未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正确有效的行使，仍然属于一定意义上的权力滥用行为。当前，权力滥用的突出表现有以下几种。

1、权力观的扭曲。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把权力作为获利的工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二是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三是工作中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四是利用职权讲享受、摆阔气。

2、权力的商品化。有些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一种商品，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凸现商人本性，用公共权力捞取个人最大私利。

3、权力的特殊化。有些人为了获取特殊利益，超越组织所赋予的职权，侵犯集体的或他人的权益，搞政治上的特殊化；或者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经商、就业、提干等方面，谋求制度规定以外的特殊利益，搞生活上的特殊化。

4、权力的官僚化。有些人手中握有人民的权力，但不履行或正确履行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他们既不为人民办事，也不向人民负责，而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

权力滥用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其危害：一是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二是危害社会的稳定，制造不安定因素；三是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臵，导致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四是导致公众法律信念的淡漠和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降低。

二、权力滥用的原因透视

1、封建社会权力观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是权力滥用的思想根源。我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治的国家，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封建官吏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巧取毫夺、中饱私囊、卖官鬻爵的现象司空见惯。可以说，一部中国封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滥用职权的腐败历史。封建社会许多滥用权力的腐朽思想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握，便把私来谋”，在一些人的头脑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封建主义特权观念、“官本位”观念、等级观念、裙带观念等积习，在现实生活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直接成为一些党政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变质的思想病灶。

2、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监督工作中出现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是权力滥用的客观原因。在我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进行。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客观上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在这一体制转换过程中，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行为规范不可能一下子完善起来，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法律规章制度又不能沿用，这样在对某些行为的约束和管理方面就有可能造成空档和漏洞，从而被某些人用来“打擦边球”，搞权钱交易等腐败活动。新旧体制并存所产生的矛盾和碰撞，客观上为某些以权谋私腐败消极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3、执纪不严、监督乏力，是权力的滥用的直接原因。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的滥用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衍生开去。近些年来的反腐败斗争表明，对权力监督的乏力仍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一些党员

干部对监督的认识比较淡薄。有的认为监督有损于领导威信和单位形象，不利于领导和单位开展工作；有的认为监督影响经济的发展，是消极的东西；有的认为监督是找岔子，捅漏子，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许多人对监督顾虑重重，下级对上级的监督，怕穿小鞋，不敢监督；同级之间的监督，怕伤和气，不想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怕丢选票，不愿监督。二是监督职能不明确，操作性不强。虽然党内制定了一些准则和各种规定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收受礼品登记制度》，但如何抓落实，责任由谁负，落实不了如何处臵，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具体执行起来很难。三是监督不力，惩处不严。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缺乏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意识，对所辖范围内的违法违纪现象漠然视之，甚至姑息迁就、包庇纵容。上述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以权谋私者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试论权力滥用与权力控制 篇3

关键词:权力;权力滥用;权力控制;科学民主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此,在权利使用与控制过程中,既要防止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又要注意权力控制,防止权利软弱无力,一盘散沙。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必须灵活运用,做到善用权力而不滥用权力,建立科学、民主、集中的管理模式。

一、权力滥用与权力控制是矛盾的统一体,权力滥用是以权力控制为基础的,权利控制又为权力滥用推波助澜作用

权力滥用是指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权力与控制权力过程中,超越权力界限和范围,造成他人或国家、社会、集团的利益遭受损害,以满足自身越权、越位目的的行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权力滥用表现为权责不明、职责不明、没有程序、办事推诿、枉法裁判等行为。古代帝王将相滥用权力的比比皆是,将权力当作只身控制他人的法宝,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造成了不断的社会大动荡,权力更迭,朝代更换。当时皇权高于一切权力,统率一切权力,是一切权力之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权威为一体的绝对垄断权力的皇权,造成了权力失去控制,权力滥用,疏于朝政、昏庸不堪的昏君不思责任,闹得当时或往后的“家”破“国”亡而令天下人扼腕。自古以来,以权谋私是滥用权的主要表现,如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中饱私囊、挥霍公款、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卖官鬻爵等。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掠夺或交易,这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为权力滥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二、严防权力滥用,规范权力运行,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模式

制约权力滥用是一个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层次、全方位构建,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致力于教育、监督、制约、惩戒为一体的建设,方能收到明显效果。

(一)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权力始终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就一个人,辉煌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人生处处是考场,权力考场就是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最严峻、最现实的考场,稍有不慎就会走弯路,就会面临权力失控的状态。掌权者要时时刻刻想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变成谋取私利的资本和工具。要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思想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要时刻把握住自己,自己独处或与生活圈、社会圈的人在一起时要做到严格自律,在“慎微、慎独、慎权、慎欲”上下功夫,力戒金钱欲、美色欲、名利欲、享受欲,不为灯红酒绿所动,不为金钱美色所惑,不为官位名利所累,始终保持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坚持做到认认真真办事、堂堂正正做人,做到自尊、自爱、自警、自律,不拿原则作交易,不用职权谋私利,在人事安排和干部管理中,不吃请,不收礼,严格按原则程序办理。凡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他人不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坚持作风清气正的带头人。在管住自己的同时也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不参与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不谋取任何的不义之财,不做任何损坏他人之事,做一个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模式

第一,民主管理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基础。决策失误,并不是疏于思考,而是思考不到位,没有集思广益,致使决策内容不完整,顾此失彼,或者决策行为没有约束,领导层凭所谓的灵感和直觉决策,用拍脑袋代替科学分析论证。民主管理就是让广大人员参与决策,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基础。民主管理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让广大人员参与决策,可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决策的实施取得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想尽办法去克服,用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决策的实施和贯彻;二是民主管理让更多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可有效地避免领导个人知识的局限和价值观念的偏见,进而提升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第二,科学决策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关键。决策科学与否,关系到制约权力控制的关键。只有决策正确、决策科学,才能保证权力正确应用。现实中许多鲜明生动的例子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企业管理的关键在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的中心在决策,科学决策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发展的关键。

第三,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离开了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就失去了意义;离开了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就无从谈起。要不断强化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决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同时,决策前,充分发扬民主,人人有发言权,人人可以行使民主管理职能;决策后,每个人都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增强整体意识,自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保证管理系统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企业建立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不但要建立“四个运行体系”,即:董事会决策体系、以总经理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指挥体系、以党委为核心的保证服务监督体系、以职代会为主体的职工民主管理体系,完善与“四个运行体系”相配套的领导调研制度、党员议事制度、联系群众制度、专家咨询制度,调动干部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同时还要抓住重点、多管齐下,推动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积极有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

(三)光明磊落,自觉接受监督

古今中外许多鲜活的案例表明: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和丑恶现象;干部拒绝监督,早晚要出问题,甚至出现更大的问题;权力暗箱操作,往往弊端丛生。近期重庆文强案就是权力失去监督导致腐败的最明显的例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透明下公开,才是最有效的监督。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自觉接受监督、接受监察。这种监督、监察对领导干部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信赖。通过监督打个招呼,才能增加自身约束力,才能不会犯错误;通过监督提个醒,就能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否则,失去监督、失去约束,权力就会无限膨胀,最后出现恶性事件发生。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权力控制欲比较强烈的一把手,更要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勇于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企业要坚持和落实好职代会制度,突出加强员工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审议、对企业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和监督,要加强和积极推行政务、企务公开,定期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还要积极推行招标比价工作,对大宗物资、大型设备、重要工程、施工项目采用比价招标制,公开招投标,合理选择、确定供应商,对供货渠道和进货程序进行全面监督,不但降低物资采购成本,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转,通过各种形式,征求意见,改进管理,堵塞漏洞。

(四)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权力监督的制度

制约权力滥用必须靠制度作保证,通过制度才能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监督的重点应放在对“一把手”的权力动作上,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应围绕防止和制约“一把手”滥用权力而进行。首先,要建立权力责任制度,明确领导干都的权力范围和其应承担的责任;其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日常监督全过程管理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广泛听取各级领导和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干部德、能、勤、绩、廉和群众公认程度,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集体决策,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树立“重政绩、重实践、重公论”的良好干部任用导向,努力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结构得到优化、作风切实转变;第三,要建立权力报告制度,促使领导者主动接受上级组织的监督,按照“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方针,积极探索干部监督工作的新机制;最后,完善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根本内容的权力运作制度。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使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原则面前不让步,清清白白当“官”,勤勤恳恳工作,公公道道办事,正正派派做人,防止和清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滋生。

三、结束语

我国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构建 篇4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限制竞争,利益平衡

1 知识产权滥用的界定

1.1 知识产权滥用的涵义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法律授予权利主体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的一种垄断权, 这种垄断权除少数具有人格属性外,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独占性的财产性权利。知识产权滥用是以违反权利设置目的的方式行使知识产权、损害他人正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1]。

1.2 知识产权滥用的表现形式

知识产权的滥用是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发生的, 多表现为在许可协议中知识产权人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润而采取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表现为: (1) 不许可。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 造成妨碍、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竞争的效果。 (2) 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即两个或多个专利所有人同时互相许可其所拥有的专利, 以排除竞争对手, 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2] (3) 搭售。一般表现为权利人转让知识产权时, 要求被许可人同时接受其他知识产权, 或者要求购买没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服务。 (4) 独占性回授。独占性回授是指被许可人得以许可人独占的方式回授其对被许可技术进行的改进或者新应用。 (5) 不竞争义务。要求被许可人不得从事竞争性技术的开发, 或者不得从事竞争性的生产或销售等。 (6) 不质疑义务。被许可人要承担不得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义务。[3] (7) 市场化限制。许可人在技术转让协议中限制被许可人生产专利产品的数量、销售产品的价格、销售地域, 或者使用技术的范围等。 (8) 知识产权执法程序滥用。知识产权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有时会恶意地提起起诉或采取其他法律所规定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些强制措施, 由此可能给相关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2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基础

利益平衡机制是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基础。知识产权保护中要妥善处理好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效率与公平、秩序与自由等的平衡。知识产权法中的许多制度和具体规则都以利益平衡为其起点和归宿。利益平衡机制具体表现在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之中。

2.1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

利益平衡机制决定了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二元性, 一方面要保护知识产权人对其权益的专有权, 激发其创造力;另一方面, 要保障知识产品的传播和利用, 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维护公共利益。获取更多利益的诱惑常常导致知识产权人滥用知识产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规制知识产权的滥用进一步维护了知识产权法立法目的的实现。

2.2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是由其价值取向决定的

知识产权法是以利益平衡为其价值目标的。在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中, 要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人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以私权的扩张损害了利益相关人的权益, 为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所不容。

2.3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是由其基本原则决定的

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 贯穿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的整个过程, “利益平衡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无处不在, 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冲突”[4]。知识产权的滥用是在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发生的, 这就要求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要贯策利益平衡原则追究滥用知识产权者的责任, 以保护相关利益。

3 国外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3.1 美国

美国联邦法院早在1917年就提出了“专利权滥用” 原则, 美国的法官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 把专利权人“搭售”非专利产品等扩张专利权的行为视为对专利权的滥用 (misuse) , 被告可以依据衡平法的“不洁之手”原则提出侵权抗辩, 如果抗辩成立, 法院将不对该专利权进行保护。专利滥用的抗辩进一步扩展为版权滥用和商标滥用等知识产权滥用的抗辩。[5]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美国倾向于用反托拉斯法对知识产权人限制竞争的行为作出规制。集中反映美国反托拉斯法在这一领域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趋向的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 该《指南》就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可能引起的反托拉斯法问题, 系统地说明了其在执法中将采取的一般态度和法律适用原则。[6]

3.2 欧盟

欧盟以建立统一的欧洲大市场为目标, 对于利用知识产权来限制货物自由流动和限制市场自由竞争的行为视为对知识产权的“滥用”而进行严格的规制, 欧盟注重协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欧盟的竞争规范主要源自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l条至第9O条, 特别是第81条和第82条适用于企业间限制竞争以及其他联合行为。1984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专利许可协议集体豁免条例》, 1988年11月又发布了《技术秘密协议许可协议集体豁免条例》, 1996年1月欧盟通过了将上述两条例合而为一的《技术许可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2003年底至2004年初, 欧盟更是出台了一系列反垄断方面的最新政策, 其中包含新修订的《欧共体技术许可协议集体豁免条例》, 并同时公布配套的具体实施指南, 即《在技术许可协议中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 l条的指南》。新《欧共体技术许可协议集体豁免条例》已从2004年5月1日起生效, 成为欧盟确定技术许可协议合法性的最新标准。[7]

3.3 TRIPS协议的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TRIPS协议) [8]规定了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原则。TRIPS协议第8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方可以采取符合本协议规定的适当措施来防止知识产权所有人对知识产权的滥用, 或采取行动来阻止不正当的限制性贸易和影响国际间技术转让的不正当做法。” TRIPS协议中对什么是“知识产权滥用”并没有作出规定, 这应由成员国自己通过国内法来界定。但根据TRIPS协议第7条的目标条款, 只要与知识产权的保护目标如技术革新、技术传播、社会经济福利等相背离的都应该认定为滥用知识产权。

TRIPS协议第40条进一步规定了在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的滥用行为, 其中第2款规定:“本协议允许成员方在他们的立法实践中, 详细规定构成滥用知识产权对有关市场的竞争产生负效应的许可合同或条件。如上述规定, 一成员方可按本协议的其他规定, 根据国内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或控制该合同, 该措施可能包括, 如:独占回授条件、影响效力的条件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该条采用举例法, 列举了三种滥用行为, 同时也为成员方根据国内法界定其他滥用行为预留了法律空间。

TRIPS协议第41条、48条、50条和53条等条款对知识产权人滥用执法程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除明确规定防止滥用执法程序外, 还详细规定了一些滥用执法程序的救济措施, 如:对滥用执法程序造成的损害要赔偿、支付合理的律师诉讼费、提供保证金或类似的担保等。

4 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规制制度的构建

4.1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制度的模式选择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和不断的完善, 在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同时, 滥用行为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国际知识产权的许可协议中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霸权使我国深受其害。因此,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制度对于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现行的有关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范是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之中, 表现出零散、不完整、规定模糊等特点。因此, 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知识经济需求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体系。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反垄断法来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 但反垄断法并不是惟一能够解决知识产权滥用的手段。结合我国的国情, 我国应建立一个以知识产权法为核心, 以反垄断法为辅以及结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多元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体系。

4.2 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以《专利法》为例

对于是否在知识产权法中强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内容存在争议, 有些人主张:知识产权法是私法, 主要是规范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 而不是相反更多的限制知识产权的使用。在私法公法化的今天, 这样的观点有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作为以利益平衡为其目标、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知识产权法应该兼顾私权和公共利益的保护。面对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 应不断地完善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

我国2000年修改后的《专利法》第48至50条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的三种条件, 但没有把不实施或者不充分实施专利作为强制许可的条件。在特殊情况下, 为了限制或排除竞争目的不实施或者不充分实施专利是一种明显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对其颁发强制许可是必要的。我国《专利法》应规定, 不实施或者不充分实施专利在经司法程序或者行政程序确定为限制竞争行为的,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申请人的请求给予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

滥用知识产权执法程序也是一种常见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有些专利权人明知其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已有设计, 恶意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向专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请求, 指控他人侵犯其专利权。由此, 可能会给被指控人造成一定的损失。我国《专利法》应规定, 被指控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责令专利权人赔偿由此给其造成的损失。

4.3 反垄断法的规制

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属于在民商法范围的规制, 这种规制受到民商法自身性质和手段的局限, 因此还不足以解决知识产权滥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而属于经济法范畴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规制。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基本前提和特点在于维护有效竞争, 即反垄断法通过维护有效竞争来使得社会个体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致破坏了社会整体利益——实质公正和社会整体效率。其所进行的规制主要运用不同于民法的公法的方法, 有专门机关的主动介入, 即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主要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9]

我国2007年制定的《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不适用本法;但是, 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 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适用本法。”我国《反垄断法》已经为规制那些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原则性太强, 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则。这就需要我国的相关执法机关在实践中不段总结经验, 并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判例以及相关的指南或法规, 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盟最新修订的《技术许可协议集体豁免条例》等。

4.4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

民法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限制。诚实信用原则、权利禁止滥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都是民法限制私权行使边界的基本原则, 知识产权也是私权, 因此, 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的行使。但民法基本原则只能对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起到补充作用, 并不能成为主要的适用依据。

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在第十八章《技术合同》中也对一些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了规制。 第329条规定:“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第343条规定:“技术转让合同可以约定让与人和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 但不得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6种情形, 进一步细化了合同法的规定: (1) 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 或者双方交换改进技术的条件不对等, 包括要求一方将其自行改进的技术无偿提供给对方、非互惠性转让给对方、无偿独占或者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 (2) 限制当事人一方从其他来源获得与技术提供方类似技术或者与其竞争的技术; (3) 阻碍当事人一方根据市场需求, 按照合理方式充分实施合同标的技术, 包括明显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实施合同标的技术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品种、价格、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 (4) 要求技术接受方接受并非实施技术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 包括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设备、服务以及接收非必需的人员等; (5) 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等的渠道或者来源; (6) 禁止技术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者对提出异议附加条件。

在贸易法方面, 国务院2001年12月1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第29条列举了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得含有的7项限制性条款: (1) 要求受让人接受并非技术进口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 包括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设备或者服务; (2) 要求受让人为专利权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权被宣布无效的技术支付使用费或者承担相关义务; (3) 限制受让人改进让与人提供的技术或者限制受让人使用所改进的技术; (4) 限制受让人从其他来源获得与让与人提供的技术类似的技术或者与其竞争的技术; (5) 不合理地限制受让人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的渠道或者来源; (6) 不合理地限制受让人产品的生产数量、品种或者销售价格。 (7) 不合理地限制受让人利用进口的技术生产产品的出口渠道。2004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30条也有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规定, “知识产权权利人有阻止被许可人对许可合同中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行为之一, 并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的,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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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俊敏.知识产权领域中反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J].理论探索, 2006 (5)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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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盎良, 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l8.

[5]张伟君, 单晓光.WTO框架下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规制制度的若干思考[J].法学家, 2008 (1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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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翁国民.国际贸易法导读[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432-448.

防止权力滥用 篇5

关键词：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难点

法律规制

一、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所面临的形势和立法背景

(一)有效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被社会各界所诟病的一大现象。实际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损害最甚的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经济垄断造成的危害更广泛、更持久、更严重。其中，地区封锁、地方保护等行为成为目前影响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重要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影响到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工商部门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

多年来，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反垄断执法工作来解决这一难题。1993年开始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此也有相关规定，自该部法律施行以来，为了打破垄断坚冰，国家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实行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强化监督检查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这部法律的主要执法机关，工商部门在十几年来的反限制竞争执法实践中，已对该项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内容涵盖面、执法手段有效性、罚则完整性等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滞后和不足，影响到实际执法工作的深度和力度。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一些政府部门从地区和部门的利益出发，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市场竞争或者说制造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国务院曾专门发布《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文件，明确禁止地方封锁和限制商品正常流通。

从2008年8月1日起，《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工商部门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其实，在《反垄断法》长达十几年的立法进程中，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问题如何规制，一直存在分歧。虽然从理论上和国际通行做法看，这种行为在实质上属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主要不是依靠反垄断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反垄断法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欧盟竞争法(德国)，没有单独规定行政垄断，原因是德国把政府也看作企业。日本邮政局印制明信片存在垄断行为的案例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日本邮政局从事印制明信片业务，应认定是企业行为，出现垄断，就意味着破坏了市场竞争，应由竞争法来进行规制。而俄罗斯等东欧转型国家则非常重视行政垄断问题，1992年乌克兰相关法律中也有类似条款。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考虑到这类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其客观存在的长期性，反垄断法作为保护竞争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最终在立法时选择将政府及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纳入了其中并制定措施进行规制。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一个特色。这既表明了国家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重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又对进一步防止和制止行政性限制竞争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

自从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出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垄断的任务以来，有关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工作和努力从未间断。1990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以及2001年4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都明确了坚决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的态度。从立法层面上，1993年颁布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00年9月实施的《产品质量法》也作出了原则性的禁止规定。此外，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次重申要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发挥作用但仍有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针对以权经商这一被学者称为超经济强制交易和地区封锁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第三十条还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理办法和罚则。

(二)《反垄断法》进一步明确了对行政性限制竞争坚决说不的主观态度和客观措施

相比较而言，《反垄断法》在主体确认、行为列举等方面的规定更加细化和完整，除了在总则中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同时(第八条)，还专设一章禁止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包括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

不可小觑的权力任性和滥用 篇6

无独有偶， 8月22日，山东省淄博市恒台县润兴科技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润兴科技”）又发生了一起分离器 着火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月31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滨源化学公司又发生着火爆炸事件，截至9月5日，已造成10多人死亡。三起“化工”事故之间都相隔10天（据9月6日人民网）。大有使人“闻化（工）色变”之感觉。上述两单位还是重蹈覆辙、“前赴后继”。这接二连三的发生重大事故。人们不免要引发一些思考……

一、人灾“猛如虎”，要查“深水区”

天津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坚决落实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李克强总理亲赴天津处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第一时间积极介入调查……全国人民关心，全世界关注。

8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11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正厅级）等10名官员涉嫌玩忽职守罪和交通运输部副巡视员王金文（副厅级）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这11名官员中7名是厅级干部，占64%。涉及到6个部门。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违规发放经营许可证，对事故单位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监督不力；天津新港海关不应给海瑞公司开辟绿色进出关通道，放纵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交通运输部副巡视员王金文帮助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海瑞公司通过安全评审……

8月14日以来，公安机关依法对瑞海公司及相关人员的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非法储存危险物品罪”、“提供假证明文件罪”立案侦查。对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前法定代表人李亮等1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对在事故中受伤的瑞海公司总经理只锋等2人依法监视居住。（2015年8月28日“人民日报”第4版）高检院、公安部查处此案彰显了党和政府严惩责任人的决心。

那么多的监督部门、那么多高级干部的麻木不仁、失职渎职产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这人灾确实“猛如虎”，其危害之大，不容小觑。笔者以为这几起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不仅仅是个渎职、失察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涉及到深层次。因此，查案要涉入“深水区”。这就需要办案人员有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去面对和查处大“老虎”。上述被立案20多人还谈不上是“老虎”。

8月2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以下简称“天津港事故”），作出了重要部署，其中特别强调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明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不放过一丝疑点，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也就意味着有中央撑腰，查案就要敢于碰硬，勇敢冲入“深水区”。查查天津港事故中有没有“集体腐败、“抱团腐败”、“窝案串案”？看看有没有“大老虎”？背后有没有“隐形杀手”？以往查处的大要案件中涉及“窝案串案”非常惊人。人们还记得“湖南郴州腐败案”、“古井贡腐败案”。又例如2009年到2012年，前后二任前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落马，这一窝案中涉及到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法制日报2014年11月24日第8版），而天津港事故中有没有“窝案”、“串案”和“大老虎”呢，人们拭目以待。

8月18日官方发布消息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此人曾任11年天津市副市长。上述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单位能够运行，也受益于杨利用职权签署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为上述单位大开方便之门。这个人物落马算是一个“老虎”级的了。

二、立足“新常态”，多考“关键人”

天津港事故发生后，全国各地均展开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山东省淄博市也不例外。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8月15日，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专门印发了深化“打非治违”的红头文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件出台5天，“润兴科技”就发生了爆炸火灾事故。当全国媒体与网友的目光聚集在天津港之时，恐怕万万不曾预料到类似事故会来的如此之快，如此猝不及防。有关媒体报道，这两起事故中也有相同的桥段与情节，即事故发生前都有过安全检查包括安全部门约谈。人们戏称：有一种检查叫“走后就发生安全事故”；有一种事故发生在“安全检查刚刚结束之后”。

上述告诉我们，各级党的领导要有责任担当，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各级职能部门不是跟跟风、走走形式、停留在“红头文件”上。笔者认为：其一，无论是政府的安全监管，还是对公司、企业自身防范都应走最严程序，职能部门严格履职，加强安全业务培训，把事故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其二，坚决执行严厉的问责制度，让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企业主和地方加强戒备；其三，上述三个单位发生的火灾爆炸事故，不仅仅是他们吸取教训，而是全国所有国家机关、企业单位都要吸取教训，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要有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担当意识。加强监督，以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的工作、生态环境。笔者认为，这些应成为“新常态”。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从今年8月20日至9月4日，北京市环保局、市政府督查室等部门，开展联合督查，一律采取“不定时间、不定路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执法、直接曝光”的方式，对各单位措施落实情况督促检查。这种“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能把隐蔽伪装的安全隐患显出原形。笔者认为：值得提倡。也应成为新常态。以前有不少单位和部门各种安全、生产等项目检查 “先打招呼，然后到現场转一转”。不痛不痒的监督，弄虚作假的“抢救措施”，头头是道的过场 “作秀”，恰恰就是形成重特大事故的“隐形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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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全面”，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人”。而这个“关键人”要做到在法治框架之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让党纪国法不至于成为“橡皮泥”、“稻草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讲法治滔滔不绝，一旦遇到复杂问题，棘手事件，不是束手无策、相互推诿，就是以权压法，奉行“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有的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甚至徇私枉法；有的无视法律、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损害了法制建设的社会公信度，损害了党的形象。党和人民能放心把这些人放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吗？显然不能！

因而笔者认为：党和人民首先要多考考这些“关键人”。

第一，有没有从严治党、党纪与国法共治的意识？有没有遵守党的政治规矩、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积极观念要求自己？

第二，有没有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有没有树立“权由法定、权以法行”的基本理念？是不是做到“举头三尺有法律”、依法为民做实事了？

第三，关键人是不是“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了？是不是“净字打底，干字当头”、牢牢守住干净底线了？干净与干事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这是各级“关键人”的执政之德。这就是“大考”。

第四，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权不可任性”。近年来一大批“老虎”、“苍蝇”他们有权后就“任性”如斯，腐败堕落，绊倒在“权与钱”构筑的西西弗斯怪圈内，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权力的任性演绎了一场场“由虎而虫”的官场现形记。权力过大又任性滥用，加之缺失制衡，有多少人能安然处之、“坐怀不乱”呢？如果权力不任性滥用，笔者所说的上述那几起重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应该考考这些党和国家各级“关键”领导人，在你所处位置上，有没有“权力任性”，权力滥用？有没有用清白自守的勇气，以唤醒灵魂深处对公权力的敬畏？有没有对良知和操守的坚持？

第五，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提出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各级党组织应要紧紧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那么，各级“关键人”有没有树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渎职的理念呢？有没有强化“两个责任”同“一岗双责”有机结合起来？有没有与业务工作一同研究、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落实、一同考核？等等

“大考”内容很多，总之各级“关键人”要能经常通得过党和人民的“大考”，践行“三严三实”，铸造忠诚之魂，永远在路上。

三、追责划“红线”，立法不“立权”

要从严治党就必须党纪与国法共治，尤其是要高扬问责之鞭，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建立从严问责制。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极其深刻的血的教训，警示各级领导干部，千万记住：“人民生命财产大如天，安全生产责任重如山”。既然事故产生了，追责是必不可少的，对构成犯罪的责任人员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

惩戒不是目的，预防公权力任性和滥用才是追责制的本意。因而笔者认为：一定要让安全问责“长出牙齿”，“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一定要让法律约束的利剑出鞘，建立严厉的“终身追责”制，画好“红线”，守好“底线”，不触“高压线”。最近河南省新乡市委书记李庆贵，因领导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下属三名厅级干部违法违纪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这是对领导干部越“红线”的当头棒喝。（9月9日中央电视一台）

最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的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称《办法》，明确对官员损害生态环境的责任“终身追究”，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线”和从政“底线”。强调了“党政同责”。

笔者认为地方各级组织也应该建上述制度。例如四川省达州市纪委监察局紧扣住人员、岗位、预警三大要素出台了《办案安全预警责任制暂行办法》等制度；又如云南省施甸县纪委围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问题清单、项目清单来强化监督执法问责。（中纪委党风廉政建设2015年第8期）

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保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打防相结合的措施不改。

笔者认为只要扎紧“从严问责”、“终身追责”等制度的笼子，并切实落到实处、控制权力的任性和滥用就能突破“中梗阻”，就能打通“最后一公里”。

建立各种严厉的制度只是从严治党、追责问责的一个方面，要唤醒全体党员和公民的责任意识，也必须要不断加强立法。今年1月，高检院出台意见，将积极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制。反腐败立法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刑法、刑诉法，还包括行政监督法等。不仅包括惩罚规定，还要有配套措施，如官员财产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等。要与官员失职、渎职等行为查处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根据形势变化。应启动一些应急机制，完善各种监督制度。两高的司法解释也要跟得上“节拍”，及时完善。但笔者同时又认为立法不是“立权”。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祛除一些部门的利益色彩。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各代表团对立法修正案草案审议过程中，有代表指出一些法律法规的部门利益色彩太浓，有些法律和规章“是政府的行政意识的法律包装”等等，这就是本来的严肃的立法变成了“立权”，支撑了政府部门的某项工作和政绩（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3月17日第7版）。要让立法不至于变成立权，应当改变传统的立法模式，不能单单靠政府部门起草，也要让公众参与，集中公众智慧，能对法律的起草和审议提供更丰富的、更有说服力的资料和依据。有效的公众监督立法，就能让那些有“私货”部门的立法权暴露在陽光之下，让立法的公信度更高、立法的内容更准、法律的执行更公正。

（蔡安民，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

卫生部:防止抗菌药物滥用等 篇7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日前指出，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是个老问题，老百姓有责任提高合理用药的意识，防止抗菌药滥用。马晓伟说，当前我国抗菌药物应用存在诸多问题，如临床应用抗菌药物品种多、使用率高、用量大，等等。滥用抗菌药会导致细菌耐药的问题，给治疗疾病带来困难。马晓伟分析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以药养医的机制问题、涉及管理和监管方面的问题、医务人员合理用药的能力和水平问题、公众合理用药意识的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卫生部将开展“抗菌药物应用专项治理行动”。同时，呼吁老百姓自觉行动起来，学会合理用药，不需要用抗菌药时就不要用，这样可有效避免抗菌药的滥用。

卫生部：5月1日起面粉不能添加增白剂

最近，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自2011年5月1日起，禁止在面粉中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等增白剂成分。增白剂可以让馒头显得更白，有专家指出，面粉增白剂仅仅是增加了面粉外观的吸引力，对健康并没有益处。而且，在面粉质量抽查中，常出现漂白剂使用超标的情况。故目前在面粉中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已无技术上的必要性，故予以禁止。

北京市地震局：自己动手制备地震应急包

日本大地震中，几乎家家配备的地震应急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市地震局办公室主任李敏指出，现在对于地震应急包，国家和相关部门还没有制订标准和进行认证，应急包内的产品种类和规格也没有统一规定。现在所出售的应急包，最好能亲自查验产品质量后再选购。事实上，每个家庭最好准备一个应急包，但应急包并非一定要购买，可以自己动手制备。应急包内至少要有3～4升的纯净饮用水，保质期较长又能提供较高能量的压缩食品，纱布、创可贴，消毒酒精等急救药品，保温毯、手电筒等应急用品。如果发生地震，这些物品能基本满足家庭逃生或等待救援的需要。

37％：婚检率仍然偏低

自2003年取消强制婚检后，上海市婚前医学检查人数大幅下降，婚检率由2003年的98％降至2004年底的3％。2005年起，上海市实行免费婚前保健咨询和医学检查，全市婚检率至去年已上升至37％，但这一比例仍偏低。婚检中可以发现很多疾病，而一些疾病经过治疗完全可能治愈。现在许多人认为参加了单位组织的体检，对免费婚检不以为然。专家指出，一般常规体检并不能代替婚检，因为婚检里有很多专业检查项目，可检出包括遗传性疾病、精神疾病、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结核病等可影响婚育的疾病。此外，婚检时还能提供婚前卫生保健咨询，帮助新婚夫妇更好地适应婚后的生活。

4大不良习惯让人衰老12年

一项研究表明，吸烟，过量饮酒，活动少，饮食不合理4个不良习惯，合起来可以让人衰老12岁。研究中，对约5000名成人的生活习惯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了4大不良习惯：吸烟，每天饮酒超过一定量，一周体力活动时间少于2小时，每天吃水果和蔬菜少于3次。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分析，综合平均下来，发现这4大不良习惯可以使人衰老12岁。研究者说，这些习惯并不难改正。比如，每天一个胡萝卜、一个苹果、一杯橙汁，就达到研究中合理摄入水果的要求了，摄入适量蔬菜也比较容易做到。每天做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动，并非难事。不吸烟、少喝酒的道理也显而易见。

19／10万：胃癌是最为常见的癌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