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人格观（精选三篇）
孔子的理想人格观 篇1
一、孔子的志向观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就讲志向、重节操, 始终坚守人格的力量。孔子表述道德意志的主要范畴就是“志”, 并以“弘”、“毅”、“笃”、“勇”、“恒”等范畴来阐释种种具体的道德意志品质。“志”就是人的志向、志气和理想, 对于一个人来讲, 就是他人生努力的具体目标。那么, 孔子之“志”如何 ?《礼记·礼运篇》中是这样记载的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这番美妙的憧憬, 就是孔子对其“志”的形象描绘。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提到“志”, 主要有“志于学”、“志于行”、“志于仁”和“志于道”, 并一生为此奋斗。
(一) 志于学。《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孔子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论语·为政》) 这里的“志”, 就是树立起追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志向, 这里的“学”, 就是学以成为“仁人”“圣人”之学。世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 从孔子所习所教者来看, 就是“六经”。这些古代典籍承载了“先王之道”、“文武之道”、“君子之道”, 通过承传六经, 孔子确立了语言、行为和思想道德三个规范, 希望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能按照这个规范去治理天下, 实现“人生三不朽”——“立德、立言、立行”。孔子认识到了学习之于悟道的重要性, 他十五岁“志于学”, 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学习”;“学问”;“学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志于学”三个字, 改变了中国文化史。钱穆先生曾说 :惟自孔子以后, 而儒业开始大变。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 可称为开天辟地旋转乾坤一伟人。
(二) 志于行。《论语·学而》云“父在, 观其志, 父没, 观其行”“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国学大师南怀瑾《论语别裁》对行的解释为 :“言行一致, 诚诚恳恳, 非常老实……”孔子认为, 一个人仅仅在内心或言语上立下志向, 而没有行动, 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而君子好学, 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 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练自己, 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 使自己走上正途。《礼记·中庸》则强调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是为学的最高层次, 即要努力践履所学, 做到“知行合一”。实际上孔子是个主张积极入世并身体力行的人, 他曾周游列国十四年, 欲行道于天下而救世。他教学的内容多是从政治国的本领, 他自己更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当他在鲁国有了些权力后, 便按照自己既定的主张办事。当受到排挤离开鲁国后, 又到各国游说诸侯, 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见, 孔子所志之学并非只是一种理论, 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
(三) 志于仁。《吕氏春秋·不二》云 :“老聃贵柔, 孔子贵仁, 墨子贵兼”, “仁”是一个多次被孔子论及的重要命题, 但在不同的场合, 针对不同的对象和问题, 回答内容和要点却各不相同。孔子强调 :“苟志于仁矣, 无恶也” (《论语·里仁》) “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可见, 孔子之“志”是由“仁爱之心”发出的, 具有仁的品性, 它包括了孝、弟 (悌) 、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丰富的内容。孔子出生在奴隶制礼崩乐坏的时代, 他认为人心的堕落是要从人心上着手, 强调志对道义的坚守及对情感、欲望和利益的控制, 即重建自我控制行为的能力, 促使其德性的觉悟和完善。“仁”正适应了这一矛盾的要求, 从调和自我心境、完善自我人格入手, 进而去完满家庭, 均衡社会, 平治天下, 直到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的改善相同步, 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共益的最高境界。孔子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仁者爱人”的理想社会。
(四) 志于道。孔子一生所努力追求的“志”就是“道”, 《论语·述而》云“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论语·里仁》云“朝闻道, 夕可死矣”, “志于道”是志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把“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这个“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 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 也是最高的目的。在《论语·公冶长》中, 孔子和弟子们各述己志, 子路讲待人, 颜渊讲律己, 孔子谈的则是治理天下, 其志向已从“个人”修养层面上升到对“群体”的关怀了。在《论语·先进》中, 子路使国勇义, 冉有令民足食, 公西华助君行礼, 曾子则“鼓瑟兮, 铿尔, 舍瑟而作”。孔子虽未直述其志, 但从他“吾与点也”的叹美中, 我们却也窥见到了那个太平社会之缩影, 孔子理想之终极。曾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 实与孔子“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境界——“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相通, 前者着重在心灵层面的安顿, 后者着重在社会制度的安排, 由此可知孔子之志是“大道”的实践。
二、孔子对理想人格的建构
所谓理想人格, 是指人如何生活才最有价值和意义, 或者说, 具有什么样的品格的人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古往今来, 许许多多的思想家, 都从其思维框架和价值系统出发, 建构出不同的理想人格模式。孔子特别重视理想人格的建构, “君子人格”与“内圣外王”是孔子对理想人格设想的两个层次, 其初级阶段就是成就“君子人格”, 高级阶段就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一) 对“君子人格”的界定。孔子所界定的“君子”, 一指与“小人”相对的泛称, 一指低于“圣人”、“仁人”层面的特称。其词早在《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典籍中就已经出现。最初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 与士以下的庶民百姓的“小人”相对称。孔子时代逐渐从身份地位上的概念演变为道德品质的内涵, 成为代表个人品格高下的名词。孔子一生致力于践行君子人格, 其《论语·宪问》通过对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递进回答, 向我们阐明了君子的最高理想是“安百姓”。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 但却远未臻圣境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至于怎样修己, 孔子提出君子仁、智、勇三达德, 即“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此外, 孔子还提出君子要“知天命”, “不知天命, 无以为君子也。”就文本所言, 孔子的“知天命”, 实际就是一种对大道的信仰和追求。
(二) 对“内圣外王”的诠释。“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 王有所成, 皆原于一 (道) 。”, “内圣”就是内修圣人之德 ;“外王”就是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其思想内涵与孔子在《大学》所提到的“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一统治天下的准则相吻合, 这就为儒家采用这一术语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内圣”方面, 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克己复礼为仁”, 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仁, 关键在己, 正所谓“我欲仁, 斯仁至矣”。在“外王”方面, 孔子以“修己”为起点, 而以“治人”为终点——“修己以安百姓”。即由“内圣”而“外王”, 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本人从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因为不管为圣还是成王, 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都必须兼备, 因此, 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理解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
罗国杰先生指出 :“我们需要新时代的君子和圣贤” (《中国传统道德》) 。当今社会是一个理想人格需要重塑的时代, 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但精神家园失落 :人情冷漠、世风日下、精神空虚、理想信念缺失。孔子重视君子人格的养成, 强调“内圣外王”, 启示人们培养高尚的道德, 加强自我修持, 做仁人君子, 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内化作用。
参考文献
[1]孙俊红.论孔子的志向观[J].河北学刊.2013年05期
[2]赵行良.孔子的理想人格论及其当代价值[J].船山学刊.1998年02期
孔子建构君子理想人格理论探析 篇2
关键词：孔子 君子 理想人格 安贫乐道
孔子对“君子”理想人格的构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致词中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2540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了进步也好，还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1]实践证明，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价值观念，尤其是君子理想人格的理论，既超越了国界，亦超越了时代。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畴名目较多，如“圣人”“成人”“仁者”“君子”“士人”等。其中，“君子”是孔子最为看重的一种理想人格。孔子一直谆谆告诫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本文中以下《论语》中所引，只记篇名）十分注意培养弟子们的君子人格。孔子自己有时也不敢自许已达到了君子境界：“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
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了107次之多，可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大力提倡。因此孔子学说或可概括为君子学说。正如胡适所说：“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时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2]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解》）[3]
这段话说明，在孔子心目中：君子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后世儒者对君子的阐释也有较多的发挥，但君子理想人格的本质内涵是由孔子奠定的。
一、君子应以仁义道德作为人格修养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理论核心。据《论语·阳货》载：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显然，在孔子那里，仁包含恭宽信敏惠等诸德，是其思想体系的总纲。故君子必须首先具备“仁”德。孔子认为君子无论贫富贵贱一刻也不能离开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而仁的实现，必须依靠礼的支撑才能落实。正如孔夫子所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礼乐制度的规范熏染之下，人已经从混沌、无知的‘自然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自觉地追求文明”。[4]故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的仁学是仁礼并重的思想体系。
“义”在孔子型塑君子人格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德目。“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孔子认为：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绝对赞成的，也没有绝对反对的。赞成或反对的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道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奠定了以义与利来界分君子与小人的格局。对君子与小人所作义与利的划分，规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指导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理想人格，表明了孔子及后世儒家的道义论特色：
（1）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2）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
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君子就是内心以“仁”为主导，而其行为又必须与“义”相符合的人。从“君子义以为上”的本质规定出发，为了践行“仁”这一道德义务，就算是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是孔子对君子所提出的最高要求。
二、君子应具有智、仁、勇三种品质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首先，君子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智者之所以不惑，原因在于君子具备了道德理性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能够正确认识事物。此外，在儒家看来，“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具有自知之明也被视为君子的基本德性之一。只有好学、博学，君子才能完成内在的道德修养，才能获得君子人格规范的知识。既然君子博学而多识，所以君子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君子也就能够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这也就是“君子不器”的说法。
君子除了有“智”，还要有“仁”（前面已经论述）和“勇”。孔子认为，身为君子者，必须做到刚强、果敢、刚毅、耿直。同时，孔子认为，君子之勇要符合仁义礼智的规范，否则便是小人之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能够做到杀身成仁，便是君子之勇。君子还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君子矜而不争”，君子不争，争而有礼。“勇而无礼，则乱”。因为“‘礼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标志。……正是‘礼本身直接塑造、培育着人，人们在‘礼中使自己自觉脱离动物界，成为万物之灵”。[5]如果说“仁”是君子人格的内在依据的话，那么“礼”就是君子理想人格构建的外在基础。故“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
三、君子应有安贫乐道的精神
孔子生逢乱世，到处推行自己的仁爱主张，不被统治者采纳，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却始终乐观而豁达。“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一种理想人格典范，更应节操坚定，自信乐观。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君子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安于仁德，“君子困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孔子用此标准评价其学生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人们将这句话与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合称之为“孔颜乐处”，这是孔子对君子安贫乐道的期许。当个人出于困厄的境地，却又能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时，安贫乐道便发挥了积极作用。《论语·学而》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也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都矢志于道，此乃真君子也！
（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项目编号：12FZX020];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学对中韩大学的影响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9DZZZ02];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DYY1205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开幕式致词，载《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第3页。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3]王秀梅译注，王国轩：《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3页。
[4]王曰美：殷周之际德治思想构建的主体性探析，载《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1期，第84页。
[5]王曰美：殷周之际德治思想构建的主体性探析，载《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1期，第84-85页。
孔子的理想人格观 篇3
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令当年的大宋皇朝一时洛阳纸贵，文人墨客争相传颂。其行文之华丽，思想之深邃，不用多说。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更是后世学习之楷模，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这篇文章一般被认为是范仲淹人格理想的真实写照，这固然没错，但这远远不是开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先河之源动力。宋朝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隋唐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君主和贵族的政治演变为君主与士大夫的政治，普通百姓通过科举来入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此晋升到士大夫的地位，打破了过去给贵族所垄断的从政之路，于是士的阶层应运而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士”必须要依附于皇权的力量才可能发挥其改造社会的作用，但其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他必须要对抗君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哪用怎样的精神理念、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他们的一言一行呢，怎样的理想人格才是他们的典范呢。于是，构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重任。
在先秦时候，孔子已经提出作为士的行为准则。“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点明士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应该如何去取舍的人生哲学。虽然孔孟是大圣人，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金句，这固然没错。但范仲淹觉得还远远不够，这只不过是一种被外部力量所驱使的行为而已。问题不是在于邦有道或无道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做，而在于不管是有道或者无道你都应该坚持用同样的原则去做。强调内心的自由与自律才是构建自我人格理想的方法，真理与准则不依赖外部力量所给予，不需要外求，真理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中。
有见及此，范仲淹命人重新修建了严光祠堂，题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何许人也呢。
严光，一个东汉初年的隐士，和汉光武帝(刘秀)早年曾为同学，后来汉光武帝即位后四处寻访找这个老同学，但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遣使问候，严光向来人说道：“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至馆所看望，光卧着不起。帝抚光腹说，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答，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上车叹息而去。后复请他入宫论道旧故，因共偃卧。相传严光以足加帝腹上，次日太史官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着说，这是我与故人子陵共卧耳。(主要参考来自百度)
严光在政治清明之际尚且还保留着自己以道抗世的节义作风，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跳出了有道与无道的传统理论。范仲淹看重严光的正是其独立自主与高风亮节的人格理想，比起官位重要得多的是人的生命自由、生存的自由、以及精神与思想的自由。经范仲淹对严光这一历史人物的提倡与重建，大大影响了北宋时期政治与知识阶层，在其家乡也重修了祠堂，立了碑文。同时，歌咏严光的诗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真实的历史印证中显示，官方也主持和参与了修建的整个过程，表明官方也是肯定了名士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与政治理想。一直到南宋时期，赞颂严光的诗篇都长盛不衰。虽然南宋时期政治格局陷入了动荡，但崇尚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时代是的主流，士大夫与民众理想的时代典范仍然是象严光那样的，具有自由精神的隐逸名士。
玉匣蛟龙已草菜，一丘马鬃尚封培。云台若也表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
这是南宋时期丞相史浩的“严光墓”的吟唱，而另外一首“题严陵钓台”更是道出了这一时代追求。
功名于道九牛毛，无怪先生抵死逃。漠漠桐江千古后，云台何似钓高台。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范仲淹与当时的宋人为何不推崇积极入世的名臣将相，辅助君王建功立业的能人。而唯独推崇这个在以前历史上不怎么起眼隐士的原因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作为理念的支撑，就根本谈不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能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这正是整个大时代赋予了宋人自由与独立的思想，而历史也证明了宋朝人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前比汉唐，后超元明清，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的理想人格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