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焦虑

社会焦虑（精选十篇）

社会焦虑 篇1

北京、广州、武汉等多地媒体调查发现,对于广大的70 后夫妇而言,“放开二孩”带来的反应并非“喜大普奔”,而是更加令人纠结。之前是“能不能生”,现在问题已经变成了“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作为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70 后已经错过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佳生理年龄,也错过了让两个孩子可以结伴成长的最佳时期,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现实问题:父母年迈、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孩子的学业压力……

在广州,接受调查的100 位70 后妈妈中,表示要再生一个的只有十余人;在北京,估算生二孩成本约38.6 万至143 万元不等;在武汉,受访者纷纷表示“经济压力大”“没人带孩子”“两个孩子年龄差距太大”“不想生活变得更累”等等。对于“政策尚未落地抢生并不合法”的提醒,70 后更是十分不满:本来就没多少人愿意再生,这个时候如果哪个地区冒头出来罚一笔,可以预见将成众矢之的。

放开二孩既坚持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也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和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多位专家认为,全面放开二孩,也许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猛增。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社会问题的直观反映,网上针对“生不生老二”的各种调侃,也正是社会焦虑的一种深层折射。不敢生,因为房子太贵;不敢生,因为老人太老;不敢生,因为看病太难;不敢生,因为上学太累;不敢生,因为环境堪忧;不敢生,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这些压力和焦虑在现实生活中一直不同程度存在,“放开二孩”给了它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点”:只生一个有压力有风险,多生一个,发现面对的压力和风险可能更多。

随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中国已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面临少子化的发展挑战。生育政策放宽是对人们生育权利的尊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仅仅是放宽还不能带来根本改观。社科院、人口学会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社会保障不健全、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社会焦虑心态的疏导机制 篇2

目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业已或将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与急剧转型相伴随，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正陷入焦虑状态中，乃至出现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焦虑问题正在由单个社会成员发展为整个社会问题。可以说，社会焦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于当前我国一些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的焦虑心态，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进行疏导与缓解。

创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制度保证。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公平正义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理念，是作为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的评价标准，是利益关系的衡量尺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每个社会成员崇尚与追求的一个基本信念。一个社会一旦失去公平正义，必定会造成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从而导致国民心理健康出现恶化，产生社会焦虑问题。当前，我国在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仍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的居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且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成为我国社会焦虑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创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对于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民主权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和实现。对此，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和建设，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前提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成为我国社会焦虑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以及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而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已成为全体国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少国民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的缺失，加重了他们的社会焦虑感。基于此，要进一步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培养民众的健康心态，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由于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使，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某些方面出现背离，不少人处于价值迷茫和社会焦虑之中。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培养民众的健康心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消解社会焦虑。为此，必须进一步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提供多种渠道的畅通民意表达方式，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途径。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民意表达机制，使人民群众的诉求、意见和建议能够充分表达出来。主要是通过以制度体系化的渠道来减弱社会焦虑的强度或者是让紧张的情绪释放出来，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畅通民意表达方式机制建设滞后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因此应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单向的畅通民意表达方式，而代之以现代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多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尤其是要积极开拓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合法渠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是对政府工作最好的批评和监督，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或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会稳定。为此，首先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其次，要有科学规范的机制保障，形成群众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制度化机制。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其他反映、采纳社情民意的制度，如完善各种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信访制度、投诉举报制度、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等。

你有社会形象焦虑吗 篇3

今年59岁的张叔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形象焦虑”患者，张叔平时很少发朋友圈，但是只要发了就会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数，比如一定要达到“50赞”，有时甚至会发短信催朋友给自己点赞。张叔认为自己难得发次朋友圈，没人回太没面子了，于是时不时就看下点赞的“实时状态”。并且认为越快点赞的人越关注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越铁。而那些没有点赞或点迟了的朋友则不够关注自己。

潜藏心底深处的焦虑作祟

黄全表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只是简单地有时间看下“赞”数；发语音听一遍确认是否漏掉重要信息；群里喊话没人回抱怨一声，下次还是继续喊。这一类人未达到疾病范畴，但也能反映出内心深层的危机感。比如张叔的行为已经影响生活和心理，这时最好可以接受心理咨询，将其行为导向正确的方向。他们在内心深处担心自己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下降，担心自身的存在价值，担心被别人超越、取代。这类人永远都在奔跑，永远活在追赶与被追赶中，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停下，所以这类人通常很累。

需要提醒的是，这类人如果不及时改正，可能更加偏激、焦虑，可能只要没达到心中的目标，就会产生被抛弃，认为别人不认同自己，甚至故意忽略自己等心理。

社交形象焦虑者需要调整性格

黄全称，“社交形象焦虑”者多与性格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如果从性格分析这类人，大多属于A型性格（A型性格的人脾气比较火爆、有闯劲、遇事容易急躁、不善克制、喜欢竞争、好斗、爱显示自己才华，对人常存戒心等），虽然焦虑可能会激发灵感，使得他们更有机会取得成功，但仅从健康出发，还是建议要注意身体的承受能力，不要过得那么“心塞与纠结”。

黄全表示，其实，在大多数人心中，性格是很难改变的，特别是成年人。但其实性格是在时刻变化的，我们要时刻对性格做出调整。因为在现在全民焦虑的社会中，要么越来越焦虑，要么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会越来越焦虑，逐渐往焦虑患者的方向走去，而如果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了解性格的缺陷，在遇事时注意心理的变化，那么心理也就会越来越健康。

（摘自《健康养生周刊》）

《虎妈战歌》和美国社会的焦虑 篇4

仔细观察便可发现热火朝天的“虎妈争议”,主要限于美国的白领中上阶层和知识阶层。首先刊登书摘的《华尔街日报》,以及跟进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都是美国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关注的报刊。充满关于“虎妈”火爆讨论的互联网页,也大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空间。

其实说穿了,《虎妈战歌》就是中国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育儿哲学的现代海外版。撇开《华尔街日报》渲染“为什么中国妈妈出人头地”不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社会大气候,为什么虎妈轰动了美国中上阶层和知识精英?

一言以蔽之,“虎妈”的轰动反映了美国上层精英的一种日益强烈的焦虑。

在国家层次上,美国的全球地位正在面临众多“亚洲虎”崛起的挑战。正如《纽约客》评论:“亚洲虎经济”是“虎妈”一书畅销的背景。

“虎妈”热潮反映的更大焦虑,在于社会和个人层面。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竞争迅速加剧,催生了担心社会经济地位下滑的普遍焦虑,例如茶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普通白人害怕失去现有的中产阶级地位。如果说这是“焦大们”的焦虑,那么“林妹妹们”担心的便是上层精英地位的延续。

不能不先提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精英阶层的“民主化”,也即从世家子弟把持的“贵族政治”,逐渐转向通过才能竞争的“英才政治”的演变。这一转变从精英教育开始,但是其结果却远远超出常春藤校园,而囊括了从财界、政界、知识界等整个“上层建筑”,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完成了从WASP“蓝血”世家到各族群精英的大换血。

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顶峰——华尔街,也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完成了这一转变,旧日的富家子弟,基本上被精英教育产品取代,例证是华尔街日益增多的亚裔和其他族裔面孔。《华尔街日报》率先刊登《虎妈》书摘,绝非偶然。华尔街的高智商新血,甚至被认为是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虎妈”争议的要旨,便是她代表的维持下一代精英地位的成功之道,难以为其他精英族群仿效。

《虎妈》一书还反映了美国现代公共教育的问题。虎妈的强化教育方式的重要前提,是私立贵族学校的全面配合。虎妈两位千金上的是耶鲁大学所在纽海文市的霍普金斯学校(Hopkins School),这是美国的贵族“预备学校”,每人每年学费超过三万美元,绝非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可以问津。

精英教育竞争的激化,突出了金钱因素,使得学费昂贵但是教育质量全面的私立贵族“预备学校”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虽然占美国中学生人数九成的公立学校毕业生仍然是常春藤名校录取生的多数,但是据有关统计,如果把美国所有高中按照毕业生进入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比例排名,那么前100名中,竟然94所是私立预校。

美国社会对《虎妈》的强烈反应,其实不无对与金钱收入紧密交织的精英地位的向往和嫉妒。最酸的葡萄,大概是谴责虎妈教育“摧毁完整人格”。

社会焦虑 篇5

By顾煌荣

纵观国际，中东依旧热点不断。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重重，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变，以及随后的叙利亚**无一不引起各方关注。自美国高调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亚太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热点问题。朝韩关系依旧紧张，多国岛屿主权归属问题浮出水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欧美国家任然徘徊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中，复苏乏力。

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也得到一定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背景下，今年来出现的浮躁、焦虑等不良心态就有了发展的理由，其产生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带来了经济上的急切和浮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人们倍感欣喜的同时也催生出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急切心情。国家想着赶超欧美，地方想着招商引资，个人则紧盯着薪酬想着跳槽。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乐观”的奋进之风。试问，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静得下心？

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压力陡增，加剧浮躁、焦虑心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规章，制度都还不完善，物质与精神发展脱节现象较为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在无形中转化为个人压力。以下是较为普遍的三种压力：

首先，是环境压力。过去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健康状况，而不太理想的环境状况使人们感到失望的同时更加忧虑和浮躁。

然后，是竞争压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渗入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情感、金钱在竞争上，并且时刻担忧各种生活和工作问题。而人一旦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和忙碌的环境中，一是身体疲乏，二便是更易产生浮躁、焦虑情绪。

最后，是人际关系的压力。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减少，亲情和友情等情感也随之逐渐淡漠。同时，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在社会中也越来越普遍，使人际关系进一步走向功利化。人们的心灵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又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这种无形中形成的心灵压力也是产生浮躁、焦虑心态的原因之一。

三．弱势心态蔓延引发社会浮躁、焦虑心态的。弱势心态，包括竞争中的弱势化和制度障碍型的弱势化。因为在竞争中，永远有更优秀者存在，其他竞争者就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产生弱势心态就不足为奇。目前，我国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制度的不完善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在强大的制度面前，个人或团体的力量就显得渺小得多。现在流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也与之有一定联系。在弱势心态的影响下，社会产生浮躁、焦虑心态便可以理解了。

有言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素质的一大社会群体，即将走上社会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不仅对其自身有重大影响，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在及未来走势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大学生从我做起，养成良好的心态，对个人和国家都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焦虑症特征明显 篇6

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明显的。相关机构预测显示目前中国吉尼系数已突破0.5，形成了严重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远超同类国际警戒线。从近年经济领域来看，除垄断性国有企业工资保持稳定增长、公务员工资体现了强于经济增速的上升、实现股票上市的少量民营企业高管收入增加外，许多民众并末感受到，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实际上许多出现下降，而许多大的官员腐败案件爆发后，所体现的占房数十套、贪污数千甚至数亿元等现象来看，这说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实际上向这些领域急转而去。相反从普通民众收入水平来看，由于经济减速或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等原因，其收入许多是不确定性甚至下降。笔者研究发现，在中国货币超发M2/GDP超过180%的水平上，实际上印钞速度绝非低于金融危机的美国。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另类垄断利益体却占据着较多的金融资本，大型国有地产商炒作的房地产，使得最终的泡沫买单人均有民众来承担，民众心理处于严重的焦虑之中。

从支撑民众的社保体系来看，民众焦虑之心更为明显。一直相信国家社保体系无缺口的民众，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数据的心理影响，先是国家层面说社保基金有盈余，然后就是国内研究机构说社保基金缺口巨大，比如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提出的研究报告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日前也表示：“到203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近期，部分官员提出延长退体年龄，一时使得社会反响强烈，网上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企业员工坚决反对，其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严重。研究发现呼吁延迟退休者，都是不缴养老保险的官员和专家，有的专家甚至极力为“双轨制”辩护，称“双轨制”合理，他们是代表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利益受益体，而从企业职工和百姓角度来看，自己不仅要掏钱买保险养老，而且缴的养老保险金多，领的养老金少，远远低于公务员与事业单位退休后的领取标准，目前来看，不缴养老保险反而领的养老金是百姓3倍的特定人群日益庞大，而这样的非公平制度使得社会民众焦虑难安。

生活支出上升导致民众焦虑。从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低物价和相对平均已远离，比如全国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出现的天价幼儿园收费，实际上已将民众所受教育的初级阶段消费拉升，目前公办与民办的价格均是前些年的数倍之多，可以想象，在初级阶段的高支出，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的教育支出是相当惊人的，这也基本接轨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收费，但实际上在中国除少部分利益体外，绝大部分家庭对此焦虑不安。生活支出地增加使得腐败收费、违规收费等恶劣行为蔓延，比如高中学科竞赛获奖保送上大学，就出现了多个地方竞赛委串通学校提前泄题受贿，导致不公平竞争；一些所谓的资格考试收费更是出现在所在行业之中，继后的继续培训等也加大了收费，看似合理但其却是违规，其加大了民众的生活负担，其焦虑体的蔓延可谓较高。

中产阶级体对中国债务危机焦虑日甚。研究世界主要经济体来看，均爆发过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巨额的信贷投放与经济刺激使得累积了较大的债务风险。研究发现，近年内央企与地方政府联合炒作土地，使得地产价格飞涨，同时各种剌激性规划不断出台，反复出台，投资拉动的风险已形成地方巨大的债务风险。国家审计署2011年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过一次全方位审计，之后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总计已达10.7万亿元，但从2011年及今年情况来看，这一债务规模具体多少很难确定。从时间因素来看，今明两年有24.5%和17.2%的地方债务集中到期，而未来3年需要偿还的比例则超过53%。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连归还银行的利息都出现了困难，加之可能时间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换届，加之民众要求公布官员资产收入及债务数据透明度等事件不断出现，因此其债务风险的转移、实际债务规模或能否顺利履行加剧了民众的焦虑。

社会焦虑 篇7

关键词：《次生焦虑》,国家,市场,社会

1 引言

工业革命让人类步入了现代社会, 但现代化除了给我们带来快意生活外, 它还带来了无穷的生态灾难。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与此同时在环境方面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环境污染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伴生品, 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曾经想努力避免这一问题。但中国也免不了和当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陈阿江教授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书以2001年“民间零点行动”和2005年“6·27特大水污染事件”为例, 对太湖流域水污染背后人的行动、人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在以时间 (历史) 为纵轴, 以地域 (国家) 为横轴的时空坐标间展现了太湖水污染问题的成因和特征, 指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相互制衡和博弈, 往往酿成环境问题。

2 从公共物品走向公共灾难:太湖水污染的历程

水污染在环境污染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 因为水具有很强的藏污纳垢的功能,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它又比其他任何一种载体 (比如土壤) 更具“公共性”。传统农业社会中, 生活以及生产给水带来的污染在其消解范围内, 所以即便洗菜和洗马桶共用一条公共河流, 大家也不会觉得存在什么问题。在生态保存比较完好的宏村, 水从每家每户墙根流过, 生活用水基本就解决了。但作为对公共物品的保护, 对水的使用又存在着严格的不成文的规定。什么时候取水做饭, 什么时候洗衣洗菜都有严格的乡规民约。在这些被涂尔干称为“集体良知”的约束下, 村民对水的利用和保护井然有序。在《次生焦虑》中的传统社会环境是:经过一夜的澄清, 河水变得洁净, 清晨家家户户去桥口挑水。早饭后是洗衣服的时间, 与淘米、洗菜的时间是错开的。即使相遇, 也会各占一角清洁水域。洗刷马桶则在离桥口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进行, 桥口可扔一些脏东西, 但又不可随便扔, 如果清晨起来到河边洗脏衣服, 会被别人说闲话。朴素的道德习俗约束着人们对共同资源使用的秩序维护。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 这种安然恬静的田园牧歌生活被轰鸣的机器声所代替。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 开始了地方工业的大规模污染。企业主出于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往往进行污水直排, 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的水资源逐步走向公共灾难, 在《次生焦虑》中作者形象地把水资源这个公共物品称为“唐僧肉”, 大家都想来咬一口。在对行为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水污染可以分为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内外以村落为界限, 从村落的角度看, 污染源头来自外部的为“外源污染”, 主要是外在于村落的工业污染, 包括乡镇工业, 以及城市转移的污染。而“内生污染”是村民自己在自己的社区内产生的污染, 村庄中的生活垃圾成为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污染首先是从外源污染开始的,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 大批的工业企业随之建立。市场经济是个舶来品,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工业经济是在西方产生的。M·韦伯为我们很好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韦伯认为, 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的行动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行动包括两种形式, 一种是基于情感的行动, 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 另一种是传统行动, 由习俗以及惯例决定。理性行动又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价值合理性行动指的是以固有的价值为目的的行动, 而不管这个目的是否会取得成就, 对于价值的追求就是其终极目标。工具合理性行动的目标则是最大化地追求利润, 而不管这样做产生的后果, 利润本身即为目的。新教伦理催生了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致使资本主义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却一直没有产生类似于“新教伦理”的东西, 这样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受了更大的张力, 以至失范、失向。所以在此逻辑上, 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不稳, 不免走形, 表现出来就是破坏起公共产品来更加肆无忌惮。

中国的水污染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工业对河水的污染速度和工业发展速度一样惊人。以《次生焦虑》中所举许村为例, 历史上村民一直饮用河水, 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服, 在河里游泳洗澡。20世纪90年代初, 河水出现异味、怪味。到1994年, 河水不能饮用, 河中所产的鱼虾有怪味、异味。1996年河水完全无法饮用, 村民用井水, 1999年接通自来水。以前河水是公共产品, 现在则俨然成为公共灾难。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不仅破坏了河湖水域, 而且还影响了村民的态度行为与价值。在传统社会当中, 村民对于河湖的利用有着不成文的规定, 以习俗和自觉为依靠, 大家都会遵守。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外在的污染致使河流失去正常的功能, 而后又开始内生污染。河的原先的功能丢失了, 河成为生活垃圾的容纳器——粪便、生活污水和垃圾, 或填埋以供建筑使用……从某种公共物品中获益的人数越多, 平均每个人对公共物品做出贡献和获取收益的份额就越少, 人们就越有可能不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做出贡献。河湖的水被污染之后, 对于个体来说不仅是无用的, 而且“变保护者为污染者”。这样, 在水域高级功能丧失后人们开始开发水体的纳垢的低级功能。因而, 原有的维护河流生态平衡的传统价值观念沦丧, 水体渐趋走向持续恶化的态势。在内外夹击下, 河湖水终于从一种公共物品走向一种公共灾难。

3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失衡:时空坐标中凸显水污染的成因

3.1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角制衡关系

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 苏珊·斯特兰奇在其《国家与市场》一书中曾用一个荒岛故事加以描述。在一艘船失事后, 三批人先后来到一个荒岛上, 并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岛上的唯一主人。他们分别首先考虑秩序和安全、公正和平等、财富和生产效率, 这三者对应着国家、社会和市场。当然, 这样的划分是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进行的, 而且仅仅是一些理想类型。斯特兰奇分析的是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群体在现实中分别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国家。那么在同一国家内部, 又该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呢?面对“铁笼”, 我们有没有出路呢?它的回答需要我们全人类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在现实表现中就是通过社会的力量与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这需要国家让渡出一部分权利, 以使社会得以形成。这里的社会是与国家对应而言, 是指既与机制化的国家相分离又与这一机制互动的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自治性组织及其活动领域。

以往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大概有两种类型。基于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区别, 唯实论者认为国家应高于社会, 他们的代表是黑格尔;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应外在或先于国家, 他们的代表是洛克。邓正来在分析前两者的基础上, 指出这两种架构相对于对方都具有某种制衡性的因素, 并在历史的现实中, 彼此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他主张“型构一种社会与国家间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但在这种互动中, 市场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查尔斯·泰勒认为, 现代性存在着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和专制主义。它最终归结为我们生活与其中的制度性结构, 即现代化的市场与国家。

在市场因素对现代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前提下, 国家与社会的架构理应包含进市场的因素, 以使这一架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邓正来在其《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中, 曾探讨过“经济·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分析框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国家采取放任市场的政策。这样的结果是市场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 创造和发明了很多工业产品, 全方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压制下失去生存的土壤, 以致生活中形成市场的独大。这样的后果便是社区生活的衰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生态灾难。托克维尔指出, 现代国家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 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在市场的冲击下, 它理应成为社会的“守夜人”。于是国家不得不一方面对市场进行干预, 另一方面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社会, 重建社区, 让社区中成长出能与市场对话或对接的主体, 以便对市场产生制衡。《次生焦虑》通过对中外历史上水污染事件的横向比较和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水资源状况的纵向比较, 为我们展现了当今水污染的状况和成因。正是因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才有了生态的无限灾难。

3.2 现今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展现

如何治理或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是从社会大众到学院都在探讨的焦点, 到底在环境污染这个网络中谁该负责、谁该主动, 也有不少案例显示出推脱和指责。以日本的一次水污染治理为鉴, 或许可以提供更深刻的反思。日本熊本县水俣市1953～1956年间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污染水体, 使水俣湾和不知火海的鱼中毒, 进而引发人食用毒鱼后中毒者283人, 死亡60人。对此, 熊本县花费14年的时间, 对其进行了处理和填埋, 总费用达485亿日元。智索工厂为污染受害人给出了巨额的赔付, 至今仍在逐年偿还因污染导致的赔偿债务。日本政府在面对公共灾难时, 不仅承担了责任, 还使相关企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使企业的排污行为受到监管和限制。

在中国, 政府虽然对环境污染予以重视, 并有环境法的各种提案, 但是监督的力量还非常有限。科尔曼指出, 国家控制法人行动, 使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手段主要是加强外部管理、运用法律和税收政策。对于环境污染来说, 中国政府控制企业所用的手段还存在缺陷, 而企业的道德良知和环境保护意识较弱, 违法的建设项目得以继续, 并且企业主利用各种缝隙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游走。

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关系, 纵容了污染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受害的个体却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来予以对抗。在社区和社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日益式微后, 个体直接面对的是“企业巨人”。普通的个体对于污染企业总是很无奈, “民间零点行动”这样事件行动者的核心人物往往是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关行业的老板。个体由于缺乏社区或社会力量的帮助, 在国家和社会之间, 往往过于依赖政府。在“6·27”事件中, 官方吸取教训, 变成了有组织的官方行动, 没有农民直接参与或成为事件的干涉者, 政府代替受影响的农民、企业进行登记处理, 因而成为官方与官方的对应, 而生存在此区域中的个体则只是依赖政府, 这样民间的自主意识依然没有被调动起来, 在市场强力出击下, 水污染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4 结语

《次生焦虑》所提供的思考在于, 这一湖浊水让我们反思了对现代化的无序追求。于是“在感知外部压力的同时, 为了免于亡国亡种, 中国人选择了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但“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结构, 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性焦虑”。陈阿江把它称为次生焦虑, 这是相对于为了成为“选民”, 新教徒的内心焦虑和中国人传统的焦虑而言的。和“新教伦理”以及“资本主义精神”一样, “次生焦虑”也具有理想类型的意涵。它反映了中国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特征, 同时也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

在中国经济大步前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 同时也威胁到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书中所及2001年“民间零点行动”、2007年厦门PX (对二甲苯) 化工项目事件以及最近的启东事件无一不说明水污染对于社会治安的危害。虽然参与者身份不尽相同, 但后果对于国家来说却越来越严重。在此情况下, 水污染早已溢出了经济学和生态学的范畴,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学的视野从国家、市场以及民间主体的社会参与等层面提出对环境污染的反思, 而“次生焦虑”概念的提出不仅解释了水污染的成因和特征, 而且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索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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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晓虹.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J].社会学研究, 2008 (1) :61～62.

[7]邓正来.国家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杨善华,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张一兵, 周晓红, 周宪.社会理论论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社会焦虑 篇8

一、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 从成都某大学抽取大学生 (大一、大二学生) 240人作为被试, 其中男生104名, 女生136名。

(二)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1) 《焦虑自评量表 (SAS) 》由Zung于1971年编制, 它是一个包含有20个项目、分为4级评分的自评量表, 用于评出焦虑病人的主观感受。SAS的主要统讲指标为总分。 (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 由肖水源于1986年设计 (1990年根据使用情况进行了小规模修订) 。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 (3条) 、主观支持 (4条) 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3条) 等三个维度。

统计分析:采用SPSS10.0处理, 主要方法有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

二、结果与分析

(一)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焦虑水平的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 被试在SAS和SSRS中的得分分别是33.41±4.62和37.22±6.45。正常人1158例的SAS原始分的常模总分均值上限为29.78±0.46, 转化为标准分是37, 被试焦虑水平总体得分高于该平均水平, 经t检验,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0.01) , 这表明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总体上是比较高的;正常人1040例的SSRS的常模总分均值上限为33.03±7.16, 被试社会支持总体得分远远高于该平均水平, 经t检验,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0.01) , 这说明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也较高。同时, 统计结果表明, 本次测试中被试的焦虑水平与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p>0.05) 。

(二) 不同性别大学生社会支持和焦虑水平的差异比较

对焦虑水平和社会支持的各个指标在男、女不同性别的学生之间进行差异比较, 结果见表2。在社会支持的差异检验中, 被试得到的客观支持、体验到的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可用度与支持总分在不同性别学生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p>0.05) 。

(三)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焦虑水平的差异比较

对焦虑水平和社会支持的各个指标在城市和农村不同生源的学生之间进行差异比较, 结果见表3。焦虑水平、社会支持 (包括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 在学生的城乡生源上差异均不显著 (p>0.05) 。这与王宏、余建红等调查结果一致。

(四)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社会支持和焦虑水平的差异比较

对焦虑水平和社会支持的各个指标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学生之间进行差异比较, 结果见表4。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所得到的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上差异不显著 (P>0.05) ;两者焦虑水平方面差异显著 (t=-3.080, p<0.01) , 独生子女的焦虑水平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可能由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学习条件均不如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父母为了照顾好自己的每一个孩子, 他们的精力就被分散开来, 加上需要更加努力工作以解决多个孩子的供养经费问题, 这样与孩子的沟通和教导时间相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要较少。

三、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几乎与成人一致, 焦虑程度比一般正常人有所偏高。本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大一和大二学生, 大一新生刚从中学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存在乡愁心理和新环境的人际困惑及适应压力, 并且在学习方面还不适应高校教学方法及授课进度;大二学生则存在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恋爱冲突等一系列压力事件。

关于社会支持与大学生焦虑水平的相关分析, 在进行研究之前, 笔者曾设想二者之间应存在显著的相关, 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就越低;反之, 社会支持水平越低, 焦虑水平就越高。但根据测试结果没有发现这种关系。对于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 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 如人格素质、情绪压力、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父母过高的期望、不合理的自我评价、应对压力的方式等, 社会支持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过程中, 不仅需要调动其各类社会关系的支持, 还需要均衡地提供学业、就业、情绪情感、物质等各方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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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进.儿童社会支持系统——一个重要研究课题[J].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15 (2) .

[3]申荷永, 高岚.心理教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

社会焦虑 篇9

2008年初, 人民网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 物价问题高居榜首, 远高于排在其后的“居民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 有51.85%的人认为, 目前的物价水平无法承受;56.44%的人认为, 此次物价上涨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特别大;66.86%的人表示, 最担心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9.81%的人最关心薪酬的增长幅度是否会低于物价的增长幅度。调查显示, 对物价上涨情况表现出的忧虑已经达到一种社会焦虑的程度。

所谓社会焦虑, 是指由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 这一紧张心理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 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当代大学生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广泛, 对社会上的变化和信息比较敏感, 更容易体察到涨价现象引发的时代变化, 极易产生不稳定的情绪, 在2007年9月, 从南到北发生的由于高校食堂涨价而引发的争论, 也许正是大学生社会焦虑的某种体现。

构建和谐校园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我们应该头脑清醒地看到这些社会焦虑的现象, 居安思危地科学分析其中的原因。涨价背后大学生的社会焦虑形成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对社会发展的焦虑——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转型, 是一场涉及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 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 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 也没有基本的理论可作指导, 客观上甚至不允许从容地进行一些基础性工作, 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社会变革。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导致中国部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没有解决好。“改革将向何处去”的争论也自始至终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经世思想影响着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想熏陶着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 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大学里永恒的话题。但是长期的这种“试错法”式的变革, 直接导致大学生对社会的发展取向缺乏清晰认识, 他们在潜意识里往往有一种不踏实感, 生怕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这种转型不确定性的社会焦虑贯穿着社会转型的始终, 只是深藏于人们心理的潜层次, 涨价现象只是这种困惑和焦虑不安情绪的诱因。

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换句话说, 就是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期。社会转型也由改革初期的增益型向现阶段的利益调配型转化, 增益型的改革是指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卷入改革的人都是赢家, 而且利益的增进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或群体的利益受损。而利益调配型改革意味着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结构调整, 此群体利益增加, 常常意味彼群体的利益损失。改革进程中社会成员的经济位置, 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此起彼伏的变化, 这种反差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步形成的时期, 生活中或多或少看到和认识到这种现象, 经济领域的涨价现象其实质也是各种利益结构大规模的洗牌过程, 他们担心成为这次涨价的利益损失者, 总是处在“担心发生威胁自身安全或其他的不良后果的心境”。

二、对个人前途的焦虑——就业预期的降低

自1999年开始, 中国开始了一场以刺激中国经济和减轻就业压力为目的的教育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渡, 校园面积和学生人数的空前膨胀, 大学的数量膨胀和教育质量的持续下滑带来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危机”。长期的就业“熊市”使大学生的焦虑感具有了普遍性。而在近两年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 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现象的问题, 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 势必要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 而宏观经济调控必然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长期的大学生就业“熊市”再加上这一利空消息, 放大了宏观调控对大学生就业所产生的影响, 无形中加大了大学生的社会焦虑程度。

大学生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 开始设计自己的前途, 规划自己的人生, 独立生活能力和自我意识的普遍提高, 他们在寻找“自我价值”与社会需求的最佳结合点, 发现就业工资越来越低, 大学生普遍的就业工资已经从3000元降到2000元, 再降到1000元, 大学本科毕业生起薪800元更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2007年, 甚至出现不得已想出的“零工资就业”的应对之策。涨价现象使成家立业必需的房价已经炒到了天上, 生活必需品价格也大幅上扬, 他们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距离越来越大, 大学生就会对现实中的自我产生不满, 焦虑的情绪也就不自觉地产生。

三、对现实生活的焦虑——经济承受能力较弱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与涨价的承受能力成反比, 恩格尔系数越高的家庭对涨价承受能力越弱。根据全球咨询业巨擘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0.4%的富有家庭占有70%的国民收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呈现三角形结构,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大多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高, 食品涨价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特别大。大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 没有固定的收入, 全靠父母经济支持, 社会经济的这种三角形结构也传导进大学校园, 大多数学生来自普通家庭, 经济并不宽裕, 他们在整个社会群体中, 经济承受能力是比较敏感的, 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更高, 食品涨价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更大。自国家决定进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 宿舍和食堂作为后勤服务的一部分, 走向了社会化道路, 这场社会化改革的最终表现为各高校食堂搞起承包, 经营者占有垄断资源, 他们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核算的新主体, 经营活动商业化。社会上的居民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出现大幅上涨, 经营者必然要将这些涨价因素全部转移到学生身上, 饭菜价格上涨成为必然。食堂涨价必然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 食堂涨价对于贫困学生来说, 意味着生活质量又要降低一个档次。而学生在这场博弈中无疑是弱者, 他们没有成本知情权, 没有管理话语权, 他们只能将价格上涨导致生活费用大幅提高的现实变成心中的苦闷, 久而久之, 会对社会产生隔阂和不满, 进而诱发成某种社会焦虑。

四、社会适应焦虑——心理承受能力有待加强

在这场强烈、高速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中, 新的事物, 新的观念, 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行为准则大量出现, 人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适应困难, 通货膨胀加剧了这种固有的生存焦虑, 各种思潮及利益集团代言人竞相登台, 将许多隐性层面的矛盾显性化和复杂化, 对大学生的情感和意志提出了更高要求。可是, 许多高校片面追求科技教育, 实用主义占据教育的主导地位, 重视培养训练学生的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 忽视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 重视知识的传授, 忽视人文思想与精神的培育, 导致这一代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素质偏低, 人格养成偏差的通病。在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主导和浮躁的氛围中, 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心理承受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 导致“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学生大量出现。

“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到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 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 总是惶惶不可终日”。 (刘易斯·A·科瑟, 1990) 。中国市场经济化进程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涨价现象引发大学生的紧张心理如果聚集到一定的程度, 极有可能在大学生之间相互感染, 最终形成社会的张力, 甚至导致某些有害的集体行动的产生, 危及校园的安定团结, 还可能导致大学生对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丧失信心, 影响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大学里的地位, 不利于和谐校园的构建。构成和谐校园过程的实质是一个不断消解矛盾的过程, 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地探求涨价背后大学生的社会焦虑解决之道。

1.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将国家的方针和政策落到实处

舒缓和抚慰这种社会焦虑, 更多地需要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来努力。党和国家已经注意到涨价对大学生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 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平环境,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创造充分就业机会, 在宏观经济调控上频频打出组合拳, 连续6次加息, 6次发行央行定向票据, 12次调整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2次发行特别国债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中国经济已出现走稳的迹象。在教育领域上, 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 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 通过“绿色通道”使家庭困难学生上得起大学, 建立新的国家助学体系, 国家投入助学资金154亿, 北京、黑龙江等省市对大中专院校学生实行猪肉等副食品临时性价格补贴政策,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校园充满了暖暖的春意, 教育这个热点问题在物价上涨的敏感时期, 没有成为投诉的热点, 而成为广大老百姓的福音, 也得到了广大学子的深深拥护,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信心。各级政府和学校也应从讲政治、识大局的高度, 将这些消解社会焦虑的举措落到实处。

2.把握热点, 联系实际, 解决大学生深层次的思想问题

在社会转型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的热点、亮点问题, 不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中渗透素质教育的理念, 有针对性地举办一些讲座, 从根本上去把握、分析这些热点问题, 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及时传达并分析透彻, 适当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形势联系, 帮助大学生树立主人翁精神和民族责任感。同时, 组建成长小组, 这也许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有效方式, 即招募一些有相似经历或具有相似困惑的大学生, 通过小组活动, 让小组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困惑, 让大家帮助他寻找解决的方法, 在这种相互交流和沟通中, 相互信任的氛围下, 小组成员会感到集体的温暖与集体的支持, 增强面临问题的应对效能感, 加上指导者的及时引导和对个别人员进行单独咨询, 帮助小组成员解决困惑或缓解焦虑, 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发展。

3.增强工作的透明度, 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

大学生正处在青春期, 反叛意识强, 感性认识大于理性认识, 平等和民主意识也在迅速增强, 越来越懂得运用多种不同的方式, 来进行维权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学校要增强特别是关于大学生切身利益工作的透明度, 对大学生做好宣传、解释、说明工作, 使他们知道学校每项工作干了什么, 怎么干, 达到什么目的。通过建立上下沟通机制, 发挥学生组织“代言人”的渠道, 大学生的利益具有表达和反映的正常途经, 遭受挫折的焦虑和不满的消极情绪有了宣泄与化解的地方, 有利于改变认识, 理顺情绪, 恢复心理平衡。

4.建立健全的心理咨询体系, 完善心理咨询工作

实践证明, 健全的心理咨询体系是大学生释放负面情绪的“安全阀”。当前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环境都对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大学生生理和心理发育不同步, 心理发育相对滞后的情况, 使大学生极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通过心理咨询工作, 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专业的辅导与咨询, 可以缓解其压力, 尽快调节心理状态, 树立正确的竞争理念, 逐渐改变与外界格格不入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 并学会与外界相适应的方法, 改善生活品质, 更好地发挥人的内在潜力, 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

5.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心理环境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 除了大师的风范和独立的学术思想外, 还应有塑造自由精神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心理环境或氛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静态文化心理环境。如校容、校貌及各种设施设备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 校园建设应摒弃那种贪大求全, 追求奢华的世俗之气, 多从“静心”处入手, 努力创造出“如沐春风”世外桃源的学习环境。二是指动态文化的心理环境。主要指校园制度文化, 如班风, 校风等。校园制度文化体现在学校日常生活和教学管理中, 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更大, 应起到规范师生的行为, 塑造高尚人格和培养高雅文化三个方面的作用, 积极营造出一个和谐宽松的整体氛围, 达到陶冶情操和净化心灵的目的。

摘要：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一直居高不下, 并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 表现出一种社会焦虑, 笔者针对这一特定时期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通货膨胀,教育,社会焦虑,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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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忠民.应重视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福建论坛 (社科教育版) , 1993, (2) .

社会焦虑 篇10

焦虑情绪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 适度的焦虑, 可成为个体发展的动力, 提高工作效率; 过度的焦虑会对青少年自身、家庭及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可导致人际关系紧张, 学业发展受阻, 破坏家庭氛围, 影响社会安全[1]。焦虑障碍作为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 在儿童及青少年中的发生率高达5% ~19%[2]。并且, 青少年时期的焦虑与成年后的心理问题有着密切联系, 然而目前人们对青少年焦虑缺乏足够的认识及有效的应对[3]。

社会支持可以理解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4]。个体主观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较实际社会支持更有益于个体的心理健康。青少年从重要他人那里获得的社会支持具有可靠同盟、价值增进、工具性帮助、陪伴支持、情感支持、亲密感、自我揭 露、冲突、惩罚和满意度等功能, 对青少年焦虑有很大影响[5]。研究表明, 领悟社会支持对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的身心具有缓冲作用, 社会支持会降低压力事件对个体健康的影响, 保护个体身心免受压力的破坏[6]。

本研究把社会支持概念界定为领悟社会支持, 即个体感受到来自家庭、朋友以及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通过此项研究了解河北省中学生焦虑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以便为河北省中学生提供针对性建议, 使社会支持真正成为一种可利用的有效应对资源, 从而改善中学生的焦虑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以河北省石家庄、衡水、唐山、邢台等地11所普通中学的初三至高三学生为被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从8所高中学校的3个年级中, 每年级各抽取1个教学班, 共24个教学班; 从3所初中学校中抽取3个教学班。共27个教学班。发放问卷1 400份, 收回有效问卷1 189份, 有效率为85%。其中男生537名, 占45.2%, 女生652名, 占54.8%; 城市672名, 占56.5%, 乡镇140名, 占11. 8%, 农村377名, 占31.7%; 独生子女346名, 占29. 1%, 非独生子女843名, 占70.9%; 家庭关系密切者873名, 占73.4%, 一般者294名, 占24.7%, 疏远者22名, 占1.9%。

1.2 工具

1. 2. 1焦虑自评 量表 (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7]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 采用1 ~ 4级评分, 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将各个项目的得分相加, 即为粗分; 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分, 即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 50~59分为轻度焦虑, 60~69分为中度焦虑, 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大量研究认为, 该问卷效度较好[8]。在本研究中,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2。

1.2. 2领悟社会支持 量表 (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9]该量表由姜乾金根据Zimet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修订。该量表从家庭、朋友和其他人3个社会支持源分别进行测量, 采用5点评分法, 按照“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有一些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 分别计1~5分。大量研究认为, 该问卷效度较好[8]。本研究中,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7。

1.3统计方法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 t 检 验、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河北省中学生焦虑现状1 189名被试中焦虑者343名, 总检出率为28.8%。其中轻度焦虑220名, 检出率为18.5%; 中度焦虑85名, 检出率为7.1%, 重度焦虑38名, 检出率为3.2%。

河北省中学女生的焦虑得分为 ( 44.53±10.87) 分, 高于男生 ( 44.03±11.46)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 -2.31, P < 0. 05) 。在家庭关系方面, 密切者 ( 44. 08±10.70) 分, 一般者 ( 46. 28±11. 61) 分, 疏远者 ( 56. 48±14.55)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16.87, P<0.01) , 焦虑水平随着关系密切程度的降低有所增高。

2.2河北省中学生焦虑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中学生焦虑分与社会支持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303, 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存在负相关 ( r值分别为 - 0.306, -0.209, -0.187, P值均<0.01) 。

2.3社会支持对河北省中学生焦虑的影响以河北省中学生焦虑为因变量, 以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人支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进入方程的方法为Enter法。结果发现, 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值为0.104, 说明以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人支持可以解释河北省中学生焦虑状况的10.4%; 对方程的方差分析显示回归方程成立 ( F = 45.925, P< 0.01) ; 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的偏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 且为负值。说明在方程中, 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对河北省中学生焦虑具有显著的作用。见表1。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有28.8%的中学生存在焦虑症状, 与2010年文雨田等[10]对重庆市1 552名中学生调查中焦虑检出率 ( 26.4%) 近似, 高于刘贤臣等[11]对2 462名青少年调查得出的焦虑检出率16.0%, 低于2008年王忆军等[12]对哈尔滨市5 130名中学生调查中的焦虑检出率 ( 40.3%) 。可能与调查对象的选择与研究过程的实施及地域的差别有关。

中学生焦虑症状不同性别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 女生在性格方面较男生内向, 心思更为细腻, 对于外界环境更为敏感, 考虑问题顾此失彼, 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其次, 部分地区存在较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使女生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产生焦虑。此外, 女生相对男生来说更为追求完美, 与现实生活的差异和不足形成心理落差。

家庭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家庭亲密性低说明家庭成员之间缺少相互承诺、帮助和支持, 容易使儿童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恐惧感[13]。本研究发现家庭关系对中学生焦虑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 焦虑随着家庭关系密切程度的降低而有所增高, 与魏俊彪等[14]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为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最佳的环境和氛围, 使他们在和谐、友爱、民主的家庭环境下健康成长, 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中学生处于身心成熟阶段, 独立感和成人感的产生导致对父母的不信任与反抗, 这时, 需要父母能够理解其心理需求并与其平等交流, 及时进行有效的沟通, 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 缓解不良情绪。

回归分析显示, 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对中学生焦虑具有显著影响, 其中家庭支持是影响中学生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能由于青少年在与父母经常性的接触中深受他们的影响, 父母的言行及其对青少年的看法、评价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极为重要, 家庭为青少年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持。毕玉等[15]的研究表明, 不良的教养方式降低了行为, 抑制青少年尝试新环境、承担新任务的可能性, 减少了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独立自主能力, 孩子在面对新异刺激或环境时, 体验到的焦虑情绪更严重。随着年龄的增加, 父母和家长等对青少年的期望越来越高, 给予的压力越来越大, 使其也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同时, 本研究显示, 良好的朋友支持对改善中学生焦虑有显著作用。刘维良等[16]的研究结果表明, 积极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学生社会价值的获得、社会能力的培养以及认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