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研究

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研究（精选三篇）

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研究 篇1

一、西周档案管理的收集与分类制度

1. 收集制度。

西周时期对于档案的收集工作实行定时收集制度, 以按月和年收集为主。在《周礼·天官》的《小宰》和《宰夫》中的“月终, 则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 赞家宰受岁会”、“月终, 则令正月要”记载要求各级官员在每个月末向大宰提交政绩文书, 相应官员整理月份财务文件;同样, 出于《周礼·地官》的《大司徒》和《小司徒》中的“岁终, 则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岁终, 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诛赏, 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对于年终的官员政绩文书类文件进行必要的呈报, 并依此进行官员的赏罚。可见, 西周在档案收集上已经初具规模, 出于统治意义而对各级官吏的档案收集也初步拥有了制度形态。

2. 分类制度。

西周的档案在分类上可分为职官、典藏处两类。所谓按职官分类, 早在商朝时期便有, 西周的档案内容和种类的增多使得官方不得不设置不同官员掌管, 在《周礼·春官》中, 明确记载了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大司徒、司书、司士、司民、司会、春官、太卜这样的档案管理官职, 并以此为档案的分类名目, 不同的官职所掌管的档案性质也有所差异。西周的典册档案在各自名目下又有更为细致的划分, 如《周礼·春官·大宰》中记载的六典之一的刑典, 在《周礼·秋官·司寇》中有更为详细的分类, 可分为野刑、军刑、官刑等, 而在野刑下又有墨罪、劓罪、杀罪等更多的分类内容。由此西周的档案划分严密细致可见一斑。而按典藏处进行的分类则是西周档案管理中的一大进步, 基本分为宗庙档案、太史府档案和盟府典藏档案。在西周时期, 宗庙档案属于国家级的档案类别, 包括作为国宝并引以为戒的殷商档案, 西周首创用于记载国家地理、人口信息的图册, 天子与周围诸侯国、“化外之国”的盟书和约剂, 官员公文的来往记录, 王室贵族的族谱档案等。这些内容属于国家机密, 一般由史官留有正本, 其他官员保存副本, 且这些档案受到严格的查阅限制;另一个存放档案的重要之所便是太史府, 其内的档案等级低于宗庙档案, 设置上文提到的大史、内史等多个官职, 并以官职为档案类别名目, 这是西周档案管理的一大特色。太史府的档案按照王朝、诸侯和史官制度进行分类, 按《周礼》记载中的六官对于政治、教育、军事等档案都有对应的管理人员, 可见西周档案管理工作在人事和制度上都已具备隋唐时期档案管理制度的雏形, 与“三省六部”制度极为相似;对于“盟府”之一专收藏的盟约档案的地方, 《逸周书·尝麦解》和《左传·定公十三年》中均有记载。在周朝, 结盟之风极为流行, 各诸侯之间, 天子同诸侯之间, 诸侯同大夫之间会经常因利益而进行结盟, 一般将盟约正本埋于结盟之地, 副本则带回盟府由司盟进行管理, 盟府不收藏其他档案, 对于宗庙中的诸侯级别的盟约类文件进行专门收藏[2]。

二、西周档案管理的副本和金匮制度

1. 副本制度。

西周在继承了大量商朝的档案的同时, 发现其中很多文献十分珍贵, 于是在进行档案管理的工作中做好了各重要档案的副本。西周时期的重要档案一般都存放于天府中, 副本文件则作为日常查询使用, 且在各个必要的档案部门里都有存放。在《周礼·秋官·大司寇》中有这样的记载, “凡邦之大盟约, 莅其盟书而登于天府, 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可见档案的抄录副本制度在当时执行得较为严格和透彻。这种中央、地方分别存放档案正副本的管理办法, 对于档案的意外损毁等事故的发生有极大的保护作用, 同时也使相关的史官更容易随时查阅文献资料。西周档案管理中的副本制度对后世各王朝的档案管理制度的制定上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以致副本制度几乎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中。

2. 金匮制度。

在西周, 最具其自身特点的档案管理制度便是金匮制度, 对于特别珍贵的档案, 采用金匮进行保管。金匮, 是在西周时期才有的档案器具, 一般采用金属进行封缄, 被称为“金滕之匮”, 在《尚书·金滕》中有这样的记载, 据说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患上重病, 周公向周文王的牌位诉求希望代替周武王的一切痛楚, 并将这些放在了“金滕之匮”里, 后来周成王即位, 周公摄政, 其他官员对周公进行诽谤, 致使周成王怀疑周公, 周公愤愤离去, 然而“秋, 大熟, 未获, 天大雷电以风, 禾尽偃, 大木斯枝, 邦人大恐”, 周成王极为恐惧, 此时发现了周公的“金滕之匮”, 看到了其中记载的周公之德。“知周公乃有盛德, 王乃夜迎周公, 流涕而行”, 这是西周中对于金滕之匮最早的记载, 从此金匮制度被应用于了档案管理中, 特别是对典藏的档案均采用金匮之法, 金匮一般放置在宗庙之中, 以鬼神为证, 以示其真实度。金匮制度同业被后世的档案管理所采用, 如在《汉书》中就有汉高祖“丹书铁契, 金匮石室, 藏之宗庙”的记载。由天府直接进行管理的金匮, 使其更具保险性。西周的金匮制度在明朝时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嘉靖十三年修建的皇史宬便是一个典型代表[3]。

三、西周档案管理的呈报和检查制度

西周对于档案的管理以实用为目的, 很多的官府之中的争议均以盟约档案为准进行裁定, 对于那些私自篡改档案信息或者擅自修改档案归档顺序的, 会进行严厉的惩罚。

1. 呈报制度。

西周的档案呈报制度, 依据行政管理进行逐级的呈报。例如西周时期进行的人口登册中的人员记载, 根据《礼记·内则》中的记载可知, 地方的行政机关要“告诸男名, 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 宰告闾史, 闾史书为二, 其一藏诸闾府, 其一献诸州伯, 周伯命藏诸周府。”通过逐层尽心的人员信息登记和审核制度, 对国家范围内的人口信息进行最为详细的掌握, 并要求定时检查, 按行政等级进行进一步上报。

2. 检查制度。

而在档案的检查方面, 西周的档案管理制度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在关《周礼》中就有关于民间诉讼案件的记录检查的记载, 要求每年都要进行统计审核并提交天府, “及大比登万民数, 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岁终, 则令群士计狱弊讼, 登中于天府”。同样的记载在《周礼·天官·司书》中有这样的说明“司书掌邦中之版, 土地之图, 以周知出入百物, 以叙其财;受其币, 使入于职币”、“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 以知民之财器机械之数, 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 以知山林川泽之数, 以逆群吏之征令”, 不同的是由诉讼案件的一年一审改为了赋役的三年一检。可见, 西周的档案检查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到位, 甚至有按期进行的国家内人口、赋税档案的国君检查, 群臣复查的案例, 并依据这些档案作为官员职位升降的客观参考[4]。

四、西周档案管理机构及人员

作为奴隶制度高度发达的国家, 西周的档案管理除去制度上的完善、创造性外, 其档案的管理机构也极为健全。西周的档案管理在典藏时会有不同的地点, 包括宗庙、太史府、盟府三大档案管理地点, 而管理种类和内容最为丰富的当属太史府。宗庙管理档案多为国家机密类文件, 盟府则专注于盟约副本档案的收藏管理, 唯有太史府是西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杂类档案的聚集地。而作为档案管理的执行人员, 各司其职的档案管理人员也属太史府居多, 《周官》、《礼记》中记载的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大司徒、司书、司士、司民、司会、春官、太卜这些史官对于档案的归类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职责。西周的史官实行世袭制, 一般呈现为“子承父业”的状况, 而从小就可以接触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的史官后代, 在那个年代多为“彬彬有礼”之人, 对于档案内容和管理的熟悉度较高, 属于富有“学识”的群体。

五、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的突出贡献

纵观西周的档案管理制度, 不难发现其中很多制度的制定都有里程碑的作用, 仅以副本制度和金匮制度而言, 就整整影响了中国历史近三千年的史料档案管理工作。副本制度的实行, 在进行国家历史的编写时有着巨大的优势, 国家对于“史”的重视是必然的, 《周礼》一书成于西周, 其对西周档案管理方面的描写有着很大的写实性, 那个年代的民众还属于刚刚“开化之人”, 其留存的档案史料极具真实性。同时, 档案的副本对于官员的管理有着极大的牵制作用, “凡文案必登于天府, 贰于太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对官吏的奖罚有实可依。对于那些极为珍贵的档案, 副本制度保证了其信息留存的多渠道性。而金匮制度, 可谓是西周的独创, 若以周公“金滕之匮”之法证明了自己清白为开端的金匮制度作为起源, 那么金匮之法在西周随后的执行中可谓十分到位, 金匮制度开创了珍贵档案管理体系的先河, 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保险箱便是其衍生体[5]。

在西周时期, 便已有了封建制度的萌芽, 而西周时期的档案管理制度则以其完善性、系统性等优点成为后世封建王朝档案管理制度建立榜样, 并对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局面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西周对于档案的管理工作也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史料, 保存了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典籍。同时, 西周档案管理制度中进行的副本、金匮制度的运用更是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对于我国档案研究事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宗景云.西周时期档案管理制度的演变[J].图书馆工作, 2008 (11) .

[2]解利.西周时期我国档案管理制度的发展[J].兰台世界, 2013 (22) .

[3]陈小春.西周档案管理制度之副本制度研究[J].兰台世界, 2013 (8) .

[4]赵彦昌.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11.

西周时期我国档案管理制度的发展 篇2

一、档案收集制度

收集是档案管理的前提与基础, 在西周时期,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收集各类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通过目前的史料和考古研究来看, 西周时期的档案收集制度已经成型, 分为按月收集和按年收集两个级别。按月收集的内容在《周礼·天官·小宰》中有十分详尽的记载, 在每月完结之后, 各级官员按照级别的高低逐级上报财务、官员政绩和用酒量等相关档案, 最后由小宰统一收纳。例如, “月终, 则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 赞家宰受岁会” (《周礼·天官·小宰》) , “酒正之出……月入其要”[1]33 (《周礼·天官·酒正》) 等。

年终档案的收集在月度收集的基础上, 规模更大, 涉及的领域更全, 由各级官员整理本级的财务记录、政绩文件等, 上报于大宰。如“岁终, 则令百官各正其治, 受其会”, “岁终, 则令群吏正岁会” (《周礼·天官·大宰》) 等都是《周礼》中关于年终档案收集的规定与记载。除此之外, 《周礼·地官·小司徒》还记载“岁终, 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诛赏, 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 即每年年终要考核各级官员档案收集工作的效果, 并进行赏罚, 可见西周时期的档案收集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并为此制定了一定的赏罚措施以保证其执行。

二、档案分类制度

档案分类属于档案收集后的整理与归并阶段, 也是档案管理的实质性阶段, 周代在档案的典藏制度方面, 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档案典藏的职责划分方面, 按照性质的不同, 大致分为宗庙和太史府两类。

1. 宗庙档案的分类。

西周时期, 宗庙档案属于中央级别, 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重要档案, 其涵盖很广, 包括了国宝典籍、图册、谱牒、盟约和诰、誓等多种形式, 这些种类在《周礼·注疏·天府》中有详尽的记载, 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 国宝典籍。国宝典籍主要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典籍, 当中记载了大量殷商时期的历史资料, 西周王朝一直将吸取殷商覆灭教训作为立国之本, 因而殷商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 便作为西周时期的国宝典籍档案保留。 (2) 图册。图册属于西周王朝的首创, 主要记载国家的地理人口信息, 当中记载着户数、山川河流、地形、气候等基本的国家信息, 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管理提供支撑。 (3) 谱牒。谱牒是西周王朝王室宗族血脉之间的族谱关系记载, 属于贵族世袭的依据。 (4) 诰、誓、政典则是西周公文往来的主要形式, 是各级官员和王都之间信息交往的公文档案, 主要来自于下级的呈缴和上级的下达。 (5) 盟约、盟书。这是西周维持其封邦建国制度的核心档案, 由于周天子和各诸侯国之间, 以及诸侯国之间, 周天子与“化外之地”之间, 和诸侯国与卿大夫之间的约定关系, 在西周时期这属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文书档案, 表明各诸侯国对周天子的效忠, 以及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宗庙档案由交天府统一管理, 供周天子王室专用, 其余人员没有任何权利查阅, 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档案, 为了防止损毁, 宗庙档案采用了“一正多副”的保存方式, 正本由史官保存, 副本由相应官员保存。

2.太史府的档案分类。

除了宗庙档案之外, 太史府是西周最为重要的档案存放管理机构, 同时也代表档案类别, 《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盟誓要辞藏在府库。若要查阅, 则开府库, 若约剂乱, 则辟法”, 由此可见, 太史府设置了专门的官员和府库来存放管理国家档案, 同时有对于管理人员的赏罚措施, 这可以视为档案管理制度的雏形。关于太史府档案的分类, 西周采用的是档案类别与管理官员称谓相一致的模式, 即管理人员的官职便是档案的类别名称, 这是西周档案分类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周礼》记载, 太史府档案管理官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 相应的档案也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类别。关于各类别档案涵盖的范围, 《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为“大史掌建邦之六典, 小史掌邦国之志, 内史掌书王命, 外史掌书外令, 御史掌赞书”[2]38。由此来看, 西周时期的太史府是国家档案的主要存放管理场所, 其相应的人事与管理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 开创了我国实质意义上档案管理的先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员在太史府主要负责其相应类别档案的管理性工作, 而具体的搜集整理则有专业办事人员, 太史府为此设置了“天、地、春、夏、秋、冬”六职, 分别负责政治、教育、礼仪、军事、法律和建筑六方面档案的搜集与整理, 而大史等官员便对整理好的档案归并入库, 职责与赏罚十分分明, 实际上这一划分已明显带有隋唐时“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三、西周档案的副本和金匮制度

副本和金匮制度是西周时期档案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与成果, 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远。在西周政权建立之后, 统治阶级一方面继承了大量前朝遗留典籍, 同时自身也在人口、国家地理信息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整理, 形成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档案。统治阶级在国家管理中已经意识到某些珍贵档案的重要性, 为了避免其损毁后不可弥补的损失, 便创立了副本制度。西周时期档案的副本由各职官保存, 正本则存放天府, 一般不会使用, 各级官员包括王室和周天子平时使用的基本都是副本, 这既便于统治阶级对文档的利用, 同时也可以较好地保存正本。如《周礼·秋官·司盟》中记载:“凡邦之大盟约, 莅其盟书, 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 皆受其贰而藏之。”[3]56其中“登之于天府”指的便是上缴给天府统一存放管理, 而“受其贰”指的便是档案的副本制度。西周的副本制度一般是正本存放于中央, 副本存放于地方, 这一模式在其行政管理系统中广泛适用, 副本制度在西周已基本形成定制。另一方面, 对于使用频率较高的档案, 还需要登录多个副本, 太史府内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员各留存一份, 以方便各级官员的查阅。西周的副本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都执行得较好, 这对于我国的档案管理具有开创性意义, 奠定了后世档案副本制度的基础。

对于特别重要的文书档案, 除了建立副本制度之外, 西周还特别重视对档案本身的保护, 并由此建立了针对重要文档的专项保护收藏制度, 这就是金匮制度。金匮是一种金属制造并可密封的匮子, 被称为“金滕之匮”, 用于存放特别重要的典籍、盟约等档案或者最为机密的文件, 这实际上可以视为我国重要档案专项保护的开端。相传金匮制度为周公所创, 将特别重要或需要高度保密的档案存于金匮之中, 置于宗庙, 这不仅是利用金匮的外在保护, 同时周人还相信宗庙中神灵的监视与见证, 这些对于档案而言都是极好的保护。金匮制度的开创, 是我国目前有据可考的最为古老的档案专项存放与保护记录, 自西周之后一直作为一种档案的典藏制度为后世沿用。《汉书》记载“高祖丹书铁契, 金匮石室, 藏之宗庙”, 《史记》记载“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而直至明清时期, 国家都仍修建皇史阁存放重要档案, 这些实际都是西周石室金匮之制的沿用,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四、西周时期对档案的运用

西周时期对档案的管理已经跳出了单纯的收藏或者整理, 而是十分重视对档案本身的运用, 这和殷商时期将各类典籍文书束之高阁有很大区别。例如, 当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 诸侯国之间发生矛盾与纠纷时, 便可以“诉之盟府” (西周专门存放盟约的地方) , 打开盟府府库提取相关档案来查阅当初的盟约誓词, 这样的行为通常由周天子仲裁, 众人一起观看打开的盟约, 并以此作为最后的裁决。除了注重档案的运用, 西周还十分重视档案运用的管理, 《周礼注疏·大史》中记载“若约剂乱则辟法, 不信者刑之”, 以明确的规范和程序来保证档案提取查阅的正常次序, 保证对档案的利用不会影响到后续的查阅。

在呈报制度方面, 西周时期采用的是按照行政管理的级别逐级上报, 根据《礼记·内则》的记载, 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人口普查登记制度”, 即“告诸男名, 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 宰告间史, 阃史书为二, 其一藏诸阎府, 其一献诸州伯, 周伯命藏诸周府”。可见对于档案的呈报, 西周时期实行按照行政级别逐级上报的原则, 经宰府、阂府、周府逐层上报。

对于档案的检查, 西周时期则比较明确地建立了定期检查的制度, “及大比登万民数, 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 “岁终, 则令群士计狱弊讼, 登中于天府”。这些都是《周礼·秋官·小司寇》中关于档案定期检查的记载, 即对于断狱诉讼事件 (民事与刑事案件) 的相关档案, 在每年年终进行归集和整理, 再按照呈报制度, 呈缴至天府。又如《周礼·天官·司书》中记载的“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 则是指每三年便要对中央级别的档案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核查与整理, 以使其作为国家统治和调整赋税的依据。此外, 地方官员每年需要登记当地的人口和赋税信息, 并逐级上报至国君, 档案分为左右两半, 君王持右卷, 官员持左卷, 也是在年终进行统一检查核算, 并作为官员政绩的评价依据。从这些记录和实例不难看出, 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定期档案检查和管理制度。

西周作为我国封邦建国社会形态的开端, 在档案管理方面相比殷商有了巨大的飞跃与发展, 其在档案整理归纳、副本和金匮等许多方面的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从基本的档案搜集开始, 到逐级检查与上报, 再到中央的核查、保存与定期核算, 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国家档案管理体系, 为我国档案制度的发展和大量珍贵典籍的保存与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周开创性的档案管理制度也必将在我国档案研究史中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赵新萍.我国古代人事档案考[J].图书馆杂志, 2011 (4)

[2]罗式胜.中国档案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西周宦官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宦官,西周宦官制度

一、宦官的定义

“宦官”, 有“宦者”、“宦人”等多种称谓, 《辞源》为:“宫内侍奉的官。”《辞海》为:“古代以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之人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员。”《礼记》载“宦学事师, 非礼不亲。”注为, “宦”, 学也, 学职事为官也。又凡事人者皆曰宦。说明, 宦有学习和服侍他人的含义。《后汉书 · 宦者传序》:“中兴之初, 宦官悉用阉人, 不复杂调它士。”所以, 东汉之前的宦官专指供侍于内宫之人, 这其中既有阉人, 也有身体健全之人。

从字形分析, “宦”, 从宀, 表示与家庭房屋有关。从臣, 即为奴隶之意。即从家室奴仆逐步发展为奴隶主或帝王的奴仆。所以说, 对于宦官的定义, 从产生之处, 到后来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它从最初的一种身体健全的普通奴隶逐步演变为惨遭身体摧残的宫廷奴仆的一类群体。

二、西周时期宦官的称谓

“寺人”, 是宦官最早期的称谓, 泛指的是宫廷内部供他人驱使的近侍小臣, 但西周时期的寺人并非全是阉人。至于为何以寺人相称, 大概是与这些人在宫廷之内所侍奉和执掌的某些工作职能有关联。或者如古人的猜测, 因为“侍”同“寺”在发音上有相近之处, 故“寺”、“侍”相通, 而“侍”本身就有侍奉、服务的含义。

“阍人”, 据《周礼》记载, “阍人, 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 丧服凶器不入宫, 潜服贼器不入宫, 奇服怪民不入宫……凡宾客, 亦如之。”《释名》对其解释为, “阍人, 司昏晨以启闭”者。又因为阍人在《周礼》中, 位列于内小臣之后, 寺人、内竖之前, 故应同属宦官之称谓。但西周时期的阍人并非全部是身残之人。《周礼注疏》中, 郑玄指出“黥者无妨於禁御, 欲使守门。案《礼记》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门。”彼郑注谓夏殷之时。《周礼正义》记, “王宫之与囿游, 所守门者, 其官皆曰阍人。是阍之用人, 非独奄人也。”而后世将阍人并入宦官的称谓之中, 应是逐步演变而来的。

“阉人”, 本作“奄”, 又有“奄人”、“奄官”之称。“奄, 精气闭藏者, 今谓之宦人。” (《周礼》郑氏注) 所以, 那时的阉人应当为遭受宫刑的身残之人。“阉, 门竖也, 宫中奄昏闭门者。”古时, 奄人有承担看守宫门的职责, 故“奄”加“门”为“阉”。可以说, “阉人”是对于西周宦官最基本的称呼, 而奄尹则成为春秋时期奄人中识务较高者, 在《礼记正义》中, 郑玄曰:“奄尹, 主领奄竖之官也。于周则为内宰, 掌治王之内政、宫令, 凡出入及开闭之属。”

“内竖”, 《周礼注疏》解释为:“竖之言孺也。”内竖指未冠之童子, 使童年奄人通内外之命给小事者, 以其无以为礼, 出入便疾而设。“内竖”, 为阉宦职官, 后世学者在谈及周代阉宦之时, 都将内竖含在其中。唐代孔颖达认为:“周礼内宰之属有内小臣奄上士四人,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内竖倍寺人之数是自内小臣以下皆用奄人为官也。”《周礼》中明确指出, 内竖的主要职责在于“掌内外之通令, 凡小事, 若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 则为内人跸。王后之丧, 迁于宫中则前跸, 及葬, 执亵器以从遣车。”

“内小臣”, 是西周时期供职于皇后宫中的一类宦官。《周礼》记载:“内小臣, 掌王后之命, 正其服位, 后出入, 则前驱。若有祭祀, 宾客, 丧纪摈诏 ( 王) 后之礼事, 相九嫔之礼事, 正内人之礼事, 撤后之俎。”贾公彦疏:“此小臣, 侍后职, 与大仆侍王同, 亦是佐后之事, 故在此用奄者”。此外, 内小臣还掌负责“王之阴事阴令”阴事为群妃御见之事, 阴令为王所求御见之令。

三、西周宦官制度的构成

(一) 总领内廷之官

在庞杂的宦官体系之中, 位于最上层的应属那些总领内廷事务的宦官, 他们身处于天子之旁, 主要工作就是服务于天子, 监管众宦官, 负责整个宦官体系的正常运作。《周礼》中有“宫正、宫伯、内宰”三职。其中, 宫正, 为主宫室之事务者。宫伯, 主管宫室事务之官, 其对象为王宫中卿大夫之嫡子庶子。内宰, 宫中事务长官, 总理王宫之内务。郑玄在为《周礼》作注时, 曾明确指出:“宫正, 主宫中官之长。”而司宫与奄尹出现于春秋时期, 为那一时期的宫中阉宦之首。 (《礼记正义》卷十七) 中, 郑玄曰:“奄尹, 主领奄竖之官也。于周则为内宰, 掌治王之内政、宫令, 凡出入及开闭之属。”因此, 宫正、宫伯、内宰, 应当都是西周宦官制度中, 级别较高的宦官。其中, 内宰的级别似乎略高于另外两个, 位列所有宦官之首。

(二) 通令内外之官

这一类宦官身处内廷近侍之职, 主要负责君主与嫔妃、朝臣之间命令、消息的传达, 从他们工作职能的重要性和与君主、嫔妃、大臣的频繁接触来看, 其级别、地位应该不低, 或仅次于总领内廷之官。而到了明清时期, 那些负责传达皇帝诏令的宦官, 他们的地位更是位列众宦官之上。如内小臣, “掌王后之命, 正其服位。”“掌王之阴事阴令”。内竖, “掌内外之通令, 凡小事。”《诗经 · 秦风 · 车邻》有“未见君子, 寺人之令”。郑玄在这里曾注:“寺人, 内小臣也。”诗中的含义就是, 欲见国君, 必先令寺人传告。这说明却有一部分宦官在当时主要充当君臣之间信息传递的媒介之能, 任何人在觐见国君之前必须通过负责内通外令的宦官得到君主的首肯才行。

(三) 内廷纠禁之官

这类宦官的主要职责在于纠禁内廷、隔绝内外, 具体的事务包括晨昏以时启闭宫门, 夜间击柝值宿, 查禁外人进入宫门等。如《周礼》所记, 宫正, “掌王宫之戒令纠禁。”阍人, “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寺人, “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 相道其出入事而纠之。”可以说, 这些负责维护王宫内院的秩序, 戒令纠禁、门户开闭等工作的宦官, 是皇城宫禁制度的重要执行者, 他们的工作在极大程度上就是负责监督、管理君主后宫的诸多嫔妃、宫女, 此外, 由于他们大多直接与内廷杂役之奴相接处, 手中掌握有少量的管理权, 所以当属整个宦官体系中的中等宦官。

(四) 内廷杂役之官

这类宦官大致位于整个宦官体系的较低阶层, 从他们的工作内容来看, 其所从事的是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饮食、起居等最为繁杂、琐碎的工作。如宫人, “掌王之六寝之脩, “凡寝中之事。扫除执烛, 共炉炭, 凡劳事。”及负责饮食事务的酒人、浆人、笾人、醯人、醢人、盐人、舂人、饎人、槁人等;还有侍奉衣物的幂人、内司服、缝人;供奉祭祀的守祧。这些从事内廷杂役的宦官, 应该是所有宦官中人数最多的一类, 他们大量的充斥于后宫之中, 负责一些较重的工作。

四、西周宦官制度建立的原因

(一) 专制君主的多妻制

自奴隶时代开始, 中国开始实行君主专制制度, 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 于是, 后妃制度和宫女制度建立。而这一情况, 势必造成“男多寡无妻, 女多拘无夫”的局面。《礼记 · 昏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 三夫人, 九嫔妃, 二十七世妇, 八十一御妻, 以听天下之内治。”君主在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的同时, 又绝对不许宫廷妇女享有半点性的自由, 随之, 产生了严格的宫禁制度, 使得大量的宦官服务于宫廷内院之中。

(二) 礼乐宗法制度的繁盛

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作乐, 故其礼乐宗法制度高度繁荣, 天子的内廷后宫管理也更趋于法度化。《周礼》中, 内宰“以阴礼教六宫, 以阴礼教九嫔, 以妇职之法教九御, 使各有属, 以作二事, 正其服, 禁其奇邪, 展其功绪。”说明当时的后妃宫女, 已受到广泛的礼法约束, 形成相应的制度。而在宫廷之中, 为了限制成年男性的出入, 后宫嫔妃出入内廷需要有宦官之人的监察。如阍人在“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时, 则“为之辟”。这说明, 随着西周礼乐宗法制度的高度发展, 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和妻妾后妃的贞洁, 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后宫管理制度。

(三) 国家统治机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