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精选十篇）

政治现代化 篇1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公民意识,确立

一、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所谓政治现代化, 是指传统政治 (专制政治或浅表型民主政治) 转化为现代政治 (高度民主政治) 的社会变迁过程, 是现代人类根据一定的目标自觉进行政治变革和推进发展的活动。政治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治民主化。因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政治民主化, 政治现代化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化。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既是一个目标, 又是一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的社会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党的权威来进行, 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角度讲, 整个社会政治取向仍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而导致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解构着传统社会的基础和权力控制社会的机制, 与对个人利益的确认相结合, 民主法制的呼声越来越大。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切实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任务。应当承认, 由于深受传统意识的影响, 我国大部分人的公民意识还很缺乏, 因此要实现政治现代化, 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培育全社会的公民意识。

二、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民众在民主政治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意识, 主要包括公民的 (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三个层面) 。它的作用在于指导和规范公民依法行使自身权利, 维护个体利益, 履行应尽的义务, 积极地参与政治, 主动监督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情况。

(一) 公民意识的内在精神:追求主体自由和理性自律精神。

社会和国家矛盾发展过程, 实质是人类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个性与社会性的悖论下, 为摆脱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双重限制, 而寻求主体自由发展的过程。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社会成员成了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各个独立的公民, 个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加速了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在国家生活中, 公民积极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而主张其政治权利, 塑造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维护自己的私权利, 弘扬个性自由和自律精神。公民这些合法权利的要求和理性的价值取向, 展现着公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重组织生活中的个性与共性、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和谐统一, 因而在根本上呈现出的是一种主体自由自觉的现代文化。[1]

(二) 公民意识的特征。

公民意识的基本形态是主体意识。公民的主体意识的内涵就是对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人民的公意是国家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 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运行就是以公民及公民权利为基点和归宿的。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 就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而对应当享有的权利的认识, 其对应的价值特征是有利于社会秩序的个人自由意志本位。它的思想渊源是天赋人权。在国家出现以后, 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就是要支持和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 国家的最终价值和社会的秩序归宿就在于确认公民的权利本位、权利意识, 国家、社会和法律都要服务于公民个人的权利。

公民意识的基础是社会责任意识。公民能否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公民意识的理性化体现, 目的在于保证社会的秩序状态。只有所有公民都真正负起公民的责任, 才能真正形成单个公民与他人、与国家、与社会在法律上、政治上的互动关系, 也只有在这种互动中才能将政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进一步落到实处, 推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的发展。

公民意识的基本精神是民主、平等意识。现代公民意识, 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意识。作为具有法律人格的国家主体———公民自己替自己作主, 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和要求, 自觉关注和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贯穿于公民意识的基本精神是平等的精神。社会的所有成员在法律面前, 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时, 在人格尊严面前都是平等的, 因此, 这种平等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公正。

(三) 现阶段我国公民意识的类型。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发达地区的物质文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断缩小, 但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方面, 在遵守公共道德, 维护自身的权利、义务和尊重他人权利、义务的自觉性等方面仍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同时,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以及行业发展的不平衡, 造成了在不同区域及不同的阶层中, 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养成也有很大差别。

一是成熟的公民。这部分人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 从人文主义出发, 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 重视个人权利, 有较强的民主法制意识、个人意识等。他们有较丰富的政治知识, 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都十分关心。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政府的输出行为表现出积极的参与热情, 有很强的公民责任感。他们能主动地为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出谋划策。当个人遇到麻烦时能主动向政府呼吁, 并相信政府能够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个性突出且能对公共事务和评价始终持客观的态度, 并且由社会责任转变为政治上的信任。他们在社会开放中受到一定的现代民主意识的影响, 对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有迫切的需要。他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自觉承担起公民的责任, 对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反应强烈。

二是半成熟的公民。他们在社会交往和生产实践过程中, 受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认识到公民的权利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 从心底深处呼唤公民意识, 注重用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来保护自身的权利, 对民主有一定的向往。但由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 传统政治意识在他们身上仍有较大影响, 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认识模糊, 对社会、国家信心不足或漠不关心。

三是不成熟的公民。这主要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物质基础之上, 以儒家的人伦纲常为核心, 轻视权利, 重视义务, 讲求人对自然的消极适应, 在实践上产生宽厚忍让意识, 个人的意识既依附于国家, 又要受制于家庭, 个人丧失了其作为主体的独立性的一些人。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受传统臣民意识的影响较大, 社会交往狭隘, 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不清晰, 当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时, 对于如何行使权利感觉朦胧。他们的这种臣民意识虽对于维护社会的表面稳定有一定的作用, 但同时也会助长社会不平等和强权意识, 当这种强权使他们无法承受时, 其中一些人便会采取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激发起一种暴民意识和心理,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给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三、中国政治现代化呼唤公民意识的确立

(一) 公民意识的欠缺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

政治现代化首先是以确立民主制度为标志的, 如果说民主制度架构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外在规范, 一种必要前提, 那么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所表征的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表达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自由的公民意识, 则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标尺。国家形态的外在民主规范与公民理念、公民意识的内在民主自觉必须同步发展, 它们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仅以建构制度性民主来推动政治现代化, 缺少具有民主意识的广大民众参与运作, 那么政治现代化充其量只是一种时髦的标识, 对社会进步的实际意义将比期许的要小得多。当前尽管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状况尚不尽人意。在现实生活中, 践踏民主、蔑视法律、以权代法的现象屡屡发生, 全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人人踊跃参与政治, 共同进行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浓厚气氛, 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公民尚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适应民主政治时代的公民意识。从历史上看, 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完备的专制极权政治结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极大地禁锢了人的思想, 严重地压制了人的独立和自由, 培育了浓厚的臣民意识。封建专制制度使整个社会都缺少一种独立的人格和自觉意识, 人的个性几乎被完全抹杀了, 无法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在当代中国,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 人们的政治心态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 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臣民心态依然存在, 由客观历史孕育的奴性基因尚未发生根本性裂变, 其诸多负面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羁绊。

诚如威尔·杜兰特所说的:“有其人, 必有其国”, “人和人不一样, 政府与政府也不相同”, “国家是由构成这个国家的人组成的”, “有什么样的公民, 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否则, 千变万化, 根本不变, 还是白搭”。[2]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 希望这样能够使它们尽快地跻身于先进国家之林, 但结果往往是失败和沮丧。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 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 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3]

(二) 积极探索培育公民意识的途径。

公民意识使国民具备起码的民主素质和政治辨别能力, 尤其是对于人治文化传统悠久的社会, 公民意识对民主政治国家的形成更具有激励作用。因此, 立足于中国的实际, 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培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把公民意识纳入意识形态构建工程, 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合理性、合法性的内化和认同。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很强的阶级性, 其核心任务是对其所反映和维护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提供信仰基础, 也就是要进行合理化论证和合法性确认, 从而使其阶级统治得以确立和维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意识形态完全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具有全民性, 并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

因此,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合理性、合法性价值追求, 必然成为这一信仰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发达国家, 十分注重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 把公民意识培养列入其意识形态的修补工程, 借此来巩固其社会制度, 缓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主义秩序的稳定性。这反映了民主法治时代的意识形态构建走向, 要走出简单的、机械的“姓资姓社”的思想误区, 以公民意识为重要内容来构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 才能有效地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社会成员中的合理性、合法性内化和认同, 才能更好地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需要的良好社会秩序, 调动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参与热情和创造能力, 使其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在力量。

2. 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大力培育公民社会, 使社会公众在公民社会的自治实践中积淀公民意识。

培育公民意识, 必须理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而不是相反面。社会是第一性的, 国家是派生的, 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与社会相分离的公共权力。这种力量只具有暂时、历史的合理性, 社会最终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 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为社会自身的生命力”。[4]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力是一个社会的两极, 它们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公民社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治, 同时, 它的重要职责还在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防范公共权力对人权的侵犯。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作出反应, 因此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 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 可以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 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总之, 公民社会是公民意识得以存在的土壤。

长期以来, 政治国家过于强大, 市民社会极度萎缩是导致我国社会成员意识难以健全的原因之一。因此, 当前任务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 承认并大力培育市民社会, 为公民意识的产生提供社会环境机制, 使社会主义在市民社会的自治实践中积淀公民意识。

3. 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摒弃消极因素, 培育人文精神, 为公民意识的生成铺垫积极的观念基础。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历史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浸透着浓厚的宗法等级制度, 使得国家本位、官本位成为基本的思维定势。与之相适应, 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所倡导的, 就是追求统治的和谐而漠视个体生命自由的存在的价值。人相对于国家而言, 历来是被统治的对象, 是义务主体, 对国家仅仅是服从而没有权利, 而相对于家庭而言, 是一个被包裹在重重亲属关系中的人, 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历史与荣辱, 必须以家族的利益为己任。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死福患, 而很少关注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 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因此, 必须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发掘其中的民本意识, 注重伦理精神、道德良知养成等合理文化资源, 培育人文精神, 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精神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价值目标。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是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法治精神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以及为共同富裕目标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相结合的新人文精神,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物。新的理性的人文精神必须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的实践观念, 才能将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变为实践动力, 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有了作为自觉公民意识的实践的人文精神, 有了具有自觉公民意识的自觉的实践主体, 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现实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长山.公民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J].社会科学, 1993, (8) .

[2]威尔.杜尔特.探索的思想[M].北京:文化艺出版社, 1991.

[3]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译文版社, 1999.

东亚的政治权威与现代化 篇2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究竟采取何种政治形态来适应发展的需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态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这种政治形态在多在大程度上对其现代化的成功起到推进作用?它具有那些消极特征和问题?这是东亚现代化研究中特别受到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尚未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从学术上进行系统的研究。

要研究东亚的政治形态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就必须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发展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学等边缘社会学科的方法，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这四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形态的形成、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权威政体向后权威政体和民主政体的转变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变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分别进行个案的研究和探讨;只有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并进而对东亚与南亚、南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权进行比较，才有可能概括东亚型的权威政体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特征。

对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权威形态的研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权威面临的各种挑战。国家权威作为一支“看得见的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整合中以及在创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些涉及国家的现代化功能的重大课题，近年以来，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而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的研究本身又可以为这些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东亚权威政治研究的启示意义】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在国情条件诸方面与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中国在历史文化和与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向以市场型的运行体制的结构转型方面，均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类同之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市民社会、市场化的企业与地方的自主系统的发展，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脱序或失范的出现，国家权威同样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知识分子与实业家之间，在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方面以及在彼此协调关系方面，均面临着过去所没有的新的问题，例如，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关系，国家权威与公民自由的关系，权威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大众政治参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统文化价值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都越来越进入学者们的思考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权威政体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权威主义的基本定义】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权威主义的原义是指统治者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而并不顾及后者的意愿。其内涵颇接近于家长制主义(Paternalism)。权威主义的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的运作没有或缺少宪法的约束;权威合法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被认为来自某种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例如神的意志，天道，专制君权的嫡传，他们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等。广义的权威主义包括所有的专制独裁和家长制政权。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民主的价值越来越普及的时代，权威主义往往在日常语汇中是一个贬义程度很高的用语。例如，西方学者往往用权威主义人格来表征那种反民主的专制

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 篇3

在我国发行的各种世界史教科书中，对英国式渐进改革之路总是评价不高，而对法国革命中汹涌澎湃的、大起大落的斗争方式则赞赏备至。作者从分析英法德三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见解，被一般史书贬称为“妥协”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普遍地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发生的政治变革成果最稳定，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小，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最小。而被我们过去赞扬备至的法国式道路，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统治者的蛮横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固然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然而稳定的民主制度却很难在尖锐的冲突中建立，结果颇有喜剧色彩的是，法国现代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渐进和改革。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革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特例，而渐进改革则更具有普遍性。

对德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德国在近现代史上以穷兵黩武闻名于世，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何在？作者正确地指出，德国穷兵黩武的根源是在于经济畸形发展，却又未能完成政治现代化。德国资产阶级和议会向旧贵族势力——容克地主投降，不是因为自己失败，而是因为容克为德国赢得了军事胜利，德国资产阶级甘愿把国家交给旧势力管理，而不去实行政治现代化。由于容克本身的力量有限，德国只能在小德意志的基础上加以统一。这样容克掌握政权的前提(取得军事胜利)和国家立国的基础(小德意志)就发生矛盾，为了维护旧势力的统治，德国就只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在危害自己生存前提的条件下维持自身的存在，最终导致民族失败，在外国占领军的刺刀下被迫实行民主改造，走完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条悲剧性的道路。

作者认为三条路的终点是相同的，但各国在实行现代化时却不得不受本国具体条件的制约。因此，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创新，而绝不是机械的模仿。但无论何种方式，人民积极主动的参与却是政治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在我们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时，这一点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与传统决裂，这既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何将这种过程所支付的代价减少到最小，是每一个有理性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深思的问题，这就是《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给我们的启迪。

辛亥革命百年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篇4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民主、共和与宪政

辛亥革命完成了中国从王朝国家到民族、民主国家的历史跨越,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坚信, 民主是西方崛起和强大的“奥秘”, 是积贫积弱国家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在其思想纲领“三民主义”中系统诠释了民主的精义, 使民主成为自始至终贯穿辛亥革命的政治目标。

民主思想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的建国方案中清晰可见:“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规定了主权在民原则, 即“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一切权力, 主权在民成为“民国之通义”。民主实践也是星星之火, 燎原华夏, 国人从封建专制压迫下解放, 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新起点。从权利来看, 《临时约法》规定, 全国人民一律平等, 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 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从制度来看, 民主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相继展开运行;从选举来看, 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 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从竞争来看, 民国初期, 政党林立, 大大小小共312个。民国民主“初出茅庐”的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 建立了共和制度。如果说民主的精髓是“主权在民”的话, 那么共和的精神是“天下为公”。中华民国, 是国民革命建立的新的民族国家形态, 师法欧美经验, 选择典型共和制的政体形式, 主张五族共和, 人人共守, 敢有帝制自为者, 天下共击之。

“民国”共和是对中国“家天下”的君主王朝制度的超越。1911年12月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2年1月1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 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 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民国确立了总统共和制,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以忠于国, 为众服务”, 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扫专制时代以民为奴之旧俗, 第一次树立了国家“服务人民”、政府“天下为公”的现代形象。1912年1月28日, 中国第一个国会———参议院正式成立, 表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分离和相互有效的制约, “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 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临时约法》3月颁布, 基于预防和警惕袁世凯专权独裁的紧迫需要, 修改总统共和为责任内阁制, 形成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分权制度、司法制度等国家制度。从武昌起义到临时政府再到《临时约法》, 分权制衡、共和政府的建立, 天下为公政治理念的宣示, 开创了我国政治现代化革故鼎新的新形态。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意指宪法政治, “宪政即民主政治”。宪政精神在于法治, 是一套确立和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近代宪政和民主几乎如影相随地被译介、传播并登陆中国。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成就了辛亥革命的革命建国的选择。尽管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立宪的方向, 但是以民主共和的国家建构延续和继承了近代宪政治国的努力, 把宪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和工具。

中国民国开启了中国尝试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先河。武昌起义后,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大纲》是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 兼有联邦色彩的总统制和共和政体的政府组织法, 是民国宪政的开端。中华民国制定并公布的《临时约法》, 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正式确立, 设计出“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 从法律上限制了总统的专权和任期, 实行责任内阁制。与立宪相配合, 南京临时参议院自开院到结束, 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有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经济的法令;有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律法;也有废除封建法制, 推行司法改革的律令, 形成颇具特色但又应景、应急的法律体系。从清末“君主立宪”到民国“民主宪政”, 辛亥革命开辟出一方立宪、行宪、宪政治国新的模式。

二、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

政治现代化是政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目标和过程, 是多因素的交融的变迁, 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维度: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结构理性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 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 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取代了千年“帝国”, 改变了王朝的循环更迭机制, 终结了皇权专制, 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结果, 使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多元化。

(一) 民主共和的选择与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革

新。政治合法性是任何统治者都面临的首要和根本性问题。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帝制, 代之以中华民国, 标志着人民主权时代的开端, 它不再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 用“人民民主”的现代合法性取代了“天命王道”的中国传统合法性, 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一大突破。中华民国是“普天之下, 莫非民土”、“率土之滨, 莫非国民”, 从君之主到民之主, 临时政府无疑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 替代了传统王朝“更替宗教、宗族的政治权威”;[7]民主共和建构的法理型政治权威, 它的正当性来自于人民的选择, 来自于法律和章程的明文规定, 是对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一大创新。辛亥革命是“推陈出新”, 民主共和是一条新与旧、古与今的分界线, 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时代意识。它不仅塑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 形成了新的政治理念, 而且把中国带进了民主国家之列, 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的新纪元。

(二) 宪政共和的实施与中国政治结构合理性的重

构。政治结构功能合理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题。辛亥革命结束了“朝代国家”形态, 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家”的形态。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制度变革是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皇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中心, 专制是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 尽管社会结构有所分化, 但政治角色混杂, 社会职能混合, 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分化和变革的需要。自共和国建立, 宪政实施, 中国出现了政党、国会、总统、司法等新的制度形态, 形成了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选择了总统制、选举制、任期制、多党制等现代政治形式;出现了专门化职能机构, 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辛亥革命把政治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举, 共和、宪政的践行彰显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理性化, 国家的治理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事业, 共同执政, 开拓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天地。

(三) 民主宪政的实行与中国政治行为多元化的开

启。政治行为的多元化是政治现代化的精髓, 是区分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政治行为的多元化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民众现代政治观念的启蒙;二是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展。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 不敢为主人, 不能为主人者, 而今皆为主人矣”。在民主政治的倡导下, 民权弥张, 民意弥达, 平等自由之风涌起。民国民主宪政的实践, 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 现代国家观念初步形成, 自我政治实现意识开始萌生, 就连君主立宪政体的固守者梁启超也不得不感叹:“共和之局既定矣。”共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 权力逐渐从贵族扩大到上层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范围, 有利于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辛亥革命后, 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产生了兴趣, 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创办报纸、杂志, 组建通讯社, 积极参与政治。不论从政治参与到政治沟通、从公共政策到公共管理, 还是从政治精英到人民大众、从利益集团到政党, 民国政治的多元化实践开启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时代。

三、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启迪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宪政的理想绚丽多姿, 实践惊心动魄, 贡献功在千秋, 但遗憾也如影相随。作为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它时时给我们警醒和启迪。

(一) 以民主、共和、宪政为目标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

漫长的历史进程。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社会, 不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即能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历史证明, 英国“光荣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 这些典型的革命都是不彻底、不完整的一次性革命, 而是反反复复, 一波三折, 才成正果。民主宪政必须经历比暴力革命更为艰巨的深刻蜕变, 方能化蛹为蝶。自辛亥革命后, 中国政权几经更迭, 政治舞台的潮起潮落, 无不体现着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震荡。

(二) 以民主、共和、宪政为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工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重建是何其错综复杂, 如此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适得其反。政治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革命的决策, 一种崇高的追求, 一项制度的架构, 还取决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民思想的启蒙, 市民社会的成长, 革命翻天覆地的政治理想会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走样变形。

(三) 以民主、共和、宪政为蓝图的政治现代化是一

个多元的有机系统。古今中外国家实践留下的经验教训是, 没有共和的民主, 革命将失去执政的方向, 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没有宪政的民主, 政府将失去权力制衡, 必然走向腐败、堕落;没有共和的宪政, 容易导致个体私权的“泛滥”和社会公德的流失;没有民主的共和缺失统治的合法性;而没有民主的宪政会沦为虚假的谎言和一纸空文。

百年辛亥革命, 百年风风雨雨, 百年政治现代化实践, 反复证明, 一个背负“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民族, 一个直面“欧风美雨”浸融与挑战的社会, 一个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 政治现代化、政治文明需要几代人、多代人的共同努力。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 建立了中华民国, 践行了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 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迈向现代, 实现了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结构理性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 至今招谤涉讼, 但遗产丰富, 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变革, 需要立足现实实践, 循序渐进, 不断发展完善。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宪政政治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第五册) .北京出版社, 1999.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1985.

[3]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政治现代化 篇5

●热点问题关注：

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推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国策；二是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化的各种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保证；三是建立健全平等社会的机制，缩短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一大热点，与此相关的法制建设史、中共党史以及近代社会民主平等而奋斗的过程或成果的内容，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重点关注：

（1）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历程及其历史影响；政治现代化与经济、思想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全面认识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

（2）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捍卫和重建民主政治、促成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

（3）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促进或阻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史实，并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4）我国政治现代化历程的特点，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增强民主意识和公民的参政意识；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给予积极、客观的评价。

●知识整合

1、中国近代的政体——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

（1）君主立宪制：①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最早提出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缺乏完整理论，且没有付诸实施）。

②19世纪末，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发展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提出把挽救民族危亡同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救国方案，掀起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但因其阶级局限性而失败）。

③20世纪初，清政府为缓和矛盾，进行“预备立宪”，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化出来，成为革命的一支力量。

（2）民主共和制：

①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民报》中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阐发为民权主义，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长期落后和被侵略的根源，主张推翻君主专制政体。

②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责任内阁制，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确立。

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在政治体现为民主共和制。

④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实行“训政”，以党治国，蒋介石集党政军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

2、民国时期捍卫民主政治的斗争：（1）“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原因、结果及宋教仁实行政党政治的努力）；（2）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新三民主义和民主革命纲领；（3）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背景、内容与结果）；（4）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5）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归纳】孙中山从1905年创立同盟会到1925年逝世，其民主政治斗争可分为三个时期：

①1915～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②1912～1922年：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

③1923～1925年：促成国共合作掀起国民大革命运动。

3、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

（1）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2）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3）北平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参与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地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权机构，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

（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

（5）中共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

（6）新时期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粉碎“四人帮”后，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1978年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任务。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其政治纲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4、中国近代化

▲具体层面（派别及主张）（1）经济（工业化）

①洋务派提倡“求富”，兴办民用工业；

②维新派提出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发展； ③清末新政：奖励实业

④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鼓励、保护工商业和人民创办实业，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的机械生产。

⑤19世纪60、70年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

⑥甲午战后，中国出现兴办工业的高潮，到19世纪末才有显著发展。戊戌变法试图推进经济的近代化，但很快失败。

⑦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进一步发展。

⑧中华民国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和人民办实业，一战时期，中国经济近代化出现高潮。（2）政治（民主化）：

①维新时期提出君主立宪，设议院，开国会，对旧制度进行改革。②革命派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③设立总理衙门（外交近代化）④百日维新允许官民上书言事； ⑤清末立宪，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

⑥辛亥革命确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3）军事近代化：

①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创办军事工业和近代海军； ②百日维新实行征兵制； ③清末新政编练新军；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的变化

（4）思想“西化”（参见“传统儒家思想向民主思想的嬗变”）▲发展过程：

1、经济领域（即工业化进程）

（1）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①19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化艰难起步。②19世纪末由于外国资本输出和清政府放宽限制，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③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帝国主义忙于一战，民族工业迎来短暂春天。④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日益萎缩。30年代开展“国民经济建设活动”工业有了发展，但获益最大的是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抗战以后，四大家族加强对工业的垄断。☆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2）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发展 ①建国初期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1953年~1956年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使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②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1957年执行以发展重工业，建立工业化基础为目标的一五计划。③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使工业化建设受挫。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2、思想领域（传统儒家思想向民主思想的嬗变）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三部曲（阶段特征）

①第一阶段：自雅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20多年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探索西学的热点在“师夷长技”的“技”上，即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工艺技术。

②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探索西学的热点转移到“格致之学”上，即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70年代以前主要是围绕军事技术，70年代以后开始超出军事技术的范围。其主要原因是洋务派为了制器不得不翻译西学，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的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

③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先是维新派思想家日益认识到西学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主张既要学习“西艺”也要学习“西政”，此后革命派也主张如此，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更进一步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层次。

（2）中国人民学习西方的时代特点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④早期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⑤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⑥资产阶级革命派：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以此为指导发起了辛亥革命运动。

⑦资产阶级激进派：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⑧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最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3）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文学上多有反映，中国的思想界更是显示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的特点；

③从广度和深度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思想层次”的过程；

④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呈现出新旧过渡的特点。如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3、近现代民主法制建设

（1）戊戌变法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2）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显示“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

（3）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4）1914年，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为其复辟帝制铺平道路。

（5）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

（6）1946年，国民党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7）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8）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 义类型的宪法。

●基本认识：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是指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君主专制集权形态向现代化的民主形态转换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目标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原因、目标、方式、依靠力量与阻碍力量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原因和进程来看，欧美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幅度发展的基础上，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渡；而中国是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只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政治再到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跨越，呈现出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对称、跳跃式的政治发展走势。从方式来看，欧美国家的革命与改良同时并行；而中国是通过20世纪前半期持续的革命斗争完成的。从依靠力量来看，欧美的政治现代化主要依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中国，农民阶级成为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国民革命运动和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而又不同的政治角色。从进程中的障碍来看，欧美国家主要是封建势力；而中国则是封建势力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同时并存。此外，在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主政治的目标始终与独立、统一和富强的目标相伴随，民主政治的斗争往往与民族救亡运动相联系。

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现代化 篇6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现代化 政治文化

清末政治革新的尝试与失败

清统治者面对世界大时代的发展变化，被推入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重树统治权威，清廷被迫推行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直至新政。“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进机器进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逐步深入的变革触及到清政府所能接受的底线，即满洲贵族的权威统治。预备立宪不仅没有带来现代化所需要的权威，反而导致各种反清力量的迅速集结。不仅引起立宪派的不满，也激起下层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愈益高涨，使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易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所接受，同时引起汉族官僚和地方实力派对清廷的不满，从而引发中央和地方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使脆弱孤立的统治集团分崩离析。正如罗兹曼所说：“国家最高领导本来可以力挽狂澜，扭转政治各方面衰败的。但清政府统治者却没有试图充分利用国家手中的现有资本，给自己发展出强大而有活力的政治机构来获取王朝或全民的目标。他们失去了这种本事。晚清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满腹疑虑，犹豫不决，穷于应付，在现代化方面实在谈不上有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清王朝的统治陷于难以克服的危机中。一方面改革所激发的新兴社会力量没有如清廷所愿，成为自己新的统治基础，而是成为对立面，清廷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另一方面，改革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旧制度根深蒂固，既得利益者更不会轻易放弃原有权力和地位，尤其涉及改革者本身权力与利益时更是如此。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的特权，更易引起人们的憎恨，函欲彻底革除之，因此一场革命就在其内在必然性因素推动下突然爆发。

辛亥革命对政治现代化的推动

革命本身具有现代化特征，它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出路是现代化，其必要前提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进行革命，实行民主政治。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政治权威的构建。辛亥革命建立了新政权，出现了各项现代化政治特征：政治结构分化，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建立起来；政治参与扩大，传统的政治文化出现了缝隙；民主的政治文化开始传播。因此辛亥革命成为我国由传统政治迈向现代政治的转折点，虽然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政治现代化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但辛亥革命毕竟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有了充满希望的开端，为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扫清了道路。

1.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

政治权力结构分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和主要衡量标准。政治结构的分化，即把各种政治事务详密分工，每种事务都有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来管理。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引起了政治结构的分化，带来了国家政治结构千年来未有之巨大变动。如罗兹曼说：“中国曾以许多仿照西方模式的新式而带有试验性质的组织，去取代旧的帝国政府的许多制度设施……这头几步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它们实现了什么永恒的东西，不如说在于他们和过去决裂了”。辛亥革命同时并举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不再是轮回帝制，而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中国政治从此脱离神权政治的影响。

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制度文明是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变革。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催生了新的政权组织机构和程序。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的中央政治制度，是基本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立的一套全新的民主共和制度。国会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了《临时约法》，同时在国都、约法制定权等问题上有效地行使了立法权力。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创设，具备国会的特质，加速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在临时参议员的同意授权下，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拥有行政、统军等权力。职能上掌管九部三局，配以较为系统的国务员分工分层分级管理体系。这些政治功能的分化，使得各级组织更精密且更有纪律性。同时总统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其权力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受人民监督。按《组织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在参议院同意下，有设置司法机关的权力，但因当时的特殊形势，司法机关实际暂属行政系统。这样，虽不完整，但三权分立的框架己初步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实行，是政治现代化史上重大的事件。1912年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增设法院，赋予司法独立的权利；并增加了参议院对大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权，国民共同分享统治权、联合执政、共同执政。至此，以孙中山五权分立学说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端于辛亥革命的责任内阁制，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一般不掌握实际权力。作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内阁，形式上虽由总统下令，实际上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总统发布的法律文书必须经内阁副署，以此表明内阁对于全国国务负有责任。民国初年，在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曾就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产生激烈争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度，而孙中山则认为应采用总统制，此后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度。南北统一前夕，当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己成定局，同盟会内部意见又重新统一于内阁制，最终《临时约法》确定实行责任内阁制。此种种努力虽未达到预想的实际效果，但其制度构架的设置对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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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6页。

[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7页。

以传统政治为依托走进现代政治 篇7

(一)“传统政治”的特点

第一、政治权力长时间被官僚和君主所垄断,并且官僚贵族从未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首先,在“君权神授”的传统政治观念的笼罩下,君主被看作是天的意志的执行者,除此之外,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世袭制和终身制的影响,君主的权力成为了至高无上、不可被侵犯、永远被确定的东西;其次,因为官僚贵族的权力是被君主和家族所授予的,并非人民,因此不受人民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官僚贵族,始终都没有一种服务于民的意识,给自己树立一种父母官的形象,反而经常以官为主,以民为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第二、政治发展缓慢封闭。首先,中国的传统社会,人们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人的自由和主体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因此较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关系很难形成。其次,在传统的社会中,官僚贵族对于大多数比较陌生的政治事件、行为、现象和事物,经常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同化,使人们对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产生恐惧,比如借用一些残酷的政治手段:暴力、军队等对人们进行镇压,最后导致人们对当下不合理政治统治的一种服从。最后,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不倡导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贸易等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明交流和融合,因而也必然导致自身政治文明的缓慢发展。

(二)“现代政治”的特点

第一、政治主体开始走向多元,传统社会官僚、君主垄断权力的局面被打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政治主体主要包括两类: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被称为政治主体;狭义的政治主体一般指的是在整个政治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掌权者,凭借着其不同寻常的政治定位,对政治行为所涉及到的对象具有很强的支配力。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法律的实施,法的绝对权威性被人们所认可,这样一来君权神授的局面就被打破了,从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关系,使各自都能更好地参加政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与此同时,现代政治使得人从权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地发挥,这些都得益于现代政治从权力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第二、现代政治过程走向法治,走向服务,现代政治已经从传统社会宗法制度下的人治及管制政治环境下走出来。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主体的职能已经被法律所赋予,这也就表明政治权力逐步被关在了制度的笼子里,不再是权力独揽全局。现代的法治,一方面使得被统治者受到法律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的政治受到约束。第三、现代政治开始慢慢摆脱传统政治的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脱离传统政治的动荡,走向稳定。因为随着政治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传统政治环境的独享性和封闭性被随之被打破,使得现代政治具有了诸多带有公开、公平与公正性质的公共性事务,从而使得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公众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权利,使得政治生活向社会公众平等地开放。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政治开始由动荡走向稳定,是因为现在政治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作为一种竞争政治,为了获得共赢,可以通过和平协商、平等对话等多种方式来达成共识,创建出较为和谐的政治环境。

二、从“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影响,看中国政治不变之内核

(一)“传统政治”中的合理内核没有变

第一、法家的法治思想没有变。法家把法律作为其基本的主张来加强君权,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法家的这种法治思想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变革。如今我国崇尚宪法、坚持依法治国,这都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密不可分。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正是在“传统政治”影响下我国“现代政治”的新发展。第二、“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变。在先秦时期,这一理念就已经开始形成,从孔子的“仁政”理念到荀子的“民贵君轻”,再到墨家“兼爱、非攻、圣贤”的人道主义原则,其“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始终。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阐释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性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无疑将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思想。纵观我国“现代政治”的特点,可以看出:由于受到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我们的政治主体不断的多元化,并且在“能力本位”思想的指导下,普通大众也有权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实现自己全面的新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一方面要求政府树立起现代公共服务的理念。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要担负起为公民、为社会服务的责任,这种转变能使人民真正享受服务。因此可以说,在“传统政治”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现代政治”必会呈现出一翻新的景象。

(二)“传统政治”中的非合理内核没有变

第一、权力本位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下,国民社会地位的评定主要以权力的大小为依据,除此之外,国民利益诉求的实现,只能通过获得权力或者是清官的出现,由此导致权力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的扎根于中国几千年政治的土壤中。纵观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人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追逐功名服从权威,在意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往往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导致官员腐败的关键所在,由于这种思想所导致的异化行为,无疑会阻碍现代政治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二、宗法观念,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重视伦理道德,忽视法治建设,这一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这种由宗法制派生出来的社会心理,至今在人们的政治行为中仍影响广泛,使中国人在政治生活领域,高度重视血缘关系、裙带关系、依附关系,这就导致了政治领域内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的频繁发生。在当今社会中,一些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比如:有的人在工作中以权代法,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政治的健康发展。

三、“现代政治”的未来发展

第一、从政治家的角度分析,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现代的道德情怀接入现代理性官僚政治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从理性官僚主义的“铁笼子”里解放出来,用以人为本思想及现代道德唤醒作为一个政治人的责任感、政治原则及信仰;第二、从政治环境方面分析,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首先,我们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法律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宪法的实施;其次,政府应该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尤其要加强法治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最后,司法机关要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公正司法。除此之外,党和政府在坚持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使每一项法律都能反映人民的意志;第三、从政治主体进入政治的过程分析,以法律为利器,并结合相关的监督、考核体制,使政治主体从“权力本位”及“宗法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崇尚“能力本位”。毋庸置疑,这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使其能力充分发挥的环境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身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依附于权力及其他拥有权力的人。在“能力本位”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政治的不合理内核才不会有机可乘,使以前牢固编制的关系网被打破,从而还给现代政治一个清澈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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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怀宏.《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政治伦理笔谈,2015.1.

政治现代化 篇8

关键词：洪仁玕,资政新篇,政治现代化

1851年, 广西金田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次战争既是中国古代历次农民战争重复的缩影, 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天平天国起义和以往的历次农民起义一样, 都是为了反抗黑暗的封建压迫,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太平天国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 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的颁布, 从小农主义的空想, 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思想。尽管限于时代的局限, 《资政新篇》的许多措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但它所倡导的政治理念, 经济理念, 文化理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859年,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 经过洪秀全的详细批阅并下旨颁布。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之一, 早年和洪秀全等一起介绍拜上帝教的洗礼, 并决心起义反清。1851年, 太平军在金田起义, 随后开始了四处征战, 洪仁玕随后前往广西追寻太平军, 可惜没能如愿。1852年, 洪仁玕只身去了香港, 在香港做了欧洲传教士的家庭教师, 并结识了从西方留学回国的留学生, 逐渐了解到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 为洪仁玕写出《资政新篇》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859年, 洪仁玕回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由于其见闻广博, 深受天王洪秀全的赏识, 被洪秀全封为干王, 并总理朝政。鉴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失败, 洪仁玕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见识提出了新的治国理念, 即《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共分为四个部分, 即:“用人失察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 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提出了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方案。而本文主要简要地探讨《资政新篇》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

1 发展了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 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割香港给英国, 开通广州、厦门、上海等为通商口岸。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去寻找新的方法以便救亡图存。魏源、林则徐等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寻找能否抵御外辱的灵丹妙药。他们试图唤醒沉迷于天朝上国美梦的中国人, 去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式, 进而找出解决危机的方法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力图学习西方的方法, 制造坚船利炮, 建立造船厂和制炮局, 训练强大的军队, 即“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以便挽救腐败的清政府。这些对西方的学习, 没有涉及到列强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这些救亡图存的措施仅仅局限在技术的层面上, 没有涉及到根本的政治制度。而以洪仁玕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已经逐渐突破了技术层面的探索, 把目光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层面, 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宣传作用, 在当时来说具有历史的时代的进步性。

2 详细介绍了世界大势, 向中国人介绍当时西方列强所奉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洪仁玕说:“英吉利, 即俗称红毛邦, 开邦一千年来未易他姓, 于今称为最强之邦, 由法善也。但其人多有智力, 骄傲成性, 不居人下。凡於往来言语文书, 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 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 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 是口角取胜之事, 不是经纶实际, 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2];“花旗邦即米利坚, 有金银山, 而招别邦人来采。别邦人有能者, 册立为官, 邦长五年一任, 限以俸禄, 任满则养尊虚优, 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 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 则限月日, 置一大柜在中廷, 令凡官民有仁智者, 写票公举, 置于柜内, 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 以多议是者为公也。其邦之跛盲聋哑鳏寡孤独各有书院, 教习各技。更有鳏寡孤独之亲友, 甘心争为善事者, 愿当众立约保养。”[3]洪仁玕意识到了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是因为“法善” (包括政治制度的健全) 。洪仁玕更加鲜明地指出:“总论二邦, 其始出于英吉利邦, 后因开埠花旗, 日以日盛, 而英邦欲有以制之, 遂不服其苛, 因而战胜英邦, 故另立邦法, 两不统属焉。”即美国效法英国,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效仿英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一些国家从落后走向强盛的, 诸如俄罗斯、日本。日本“琉球小国”, 俄罗斯“其地最大, 二倍于中邦”都“学习邦法”、“以为法则”, 并非仅师其“火船技艺”的长技。日本因与美国通商“将来必出于巧焉”[4]《资政新篇》同时指出:“土耳其邦, 东南即古之猷太邦也……仍执摩西律法, 不知变通, 故邦势不振。而于丙辰年 (太平天国六年, 咸丰六年, 1856年) 为俄罗斯所侵, 幸英佛二邦相助, 得免于祸。”《资政新篇》在介绍世界大势后, 大声疾呼:中国必须认清世界大势, 学俄罗斯、日本的榜样, 吸取土耳其的教训, “因时制宜”, 取法西方各国的“纲常大典”, 立法定制, 否则“悔之晚矣!”力劝天王洪秀全, “曷不乘此有为之日, 奋为中地倡, 以顶天父天兄纲常, 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也。”这就是说, 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必须学习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

3《资政新篇》第一次论述并主张“以法治国”、舆论监督和直接选举政府

官员, 提出了初步的民主法制思想。在《资政新篇》之前的先进地主阶级的思想只是单纯地从技术表明层面出发, 学习西方技术, 其一系列思想和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为了挽救已经腐朽了的清政府。太平天国后期, 卖官鬻爵、私门请谒、事权不一现象非常盛行。这些现象严重威胁着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法纪废驰、不整对于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尤为有害。针对这些情况, 洪仁认为:国家以法制为先, 法制以遵行为要, 能遵行而后有法制, 有法制而后有国家, 此千秋不易之大经, 而犹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也。”他指出西周之所以“肇八百之畿”, 是由于周公作“周礼”;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 也是由于“邦法宏深”。因此, 整顿法纪, 不仅可以扭转太平天国法纪松驰的形势和革除弊端, 还有增强国力, 争雄世界的意义。他进一步指出, 国家不但要“立法制”而且要立法当”, “立法善”。立法必须“因时制宜, 度势行法”, 立法必须“变通”, 以求“革新”。他认为以上面的原则把“纲常伦纪, 教养大典”及一切制度都要条文化、法制化, 才能做到“宜立法以为准, 是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5]从本质上说, 洪仁玕所倡导的法制具有资产阶级法制的性质, 因此《资政新篇》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反对封建主义落后的剥削方式。《资政新篇》还破天荒地从法律上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资政新篇》规定:“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壳、琉璃、美石等货, 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 爵为总领, 准其招民采取。总领获十之二, 国库获十之二, 采者获十之六焉。倘宝有丰歉, 则采有多少, 又当视所出如何, 随时增减, 不得匿有为无也。此为天财地宝, 虽公共之物, 突亦枕近者之福, 小则准乡, 大则准县, 尤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来采也。有争门抢夺他人之所先者, 准总领及地方官严办, 务须设法妥善焉。”即个人拥有开采矿山优先权, “有争斗抢夺他人之所先者, 准总领及地官严办。”为了使私人财产在遭受损失时能够及时得到补偿, 他还规定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保险公司的机构, 以便对私人财产进行保险赔偿。洪仁玕还注重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 主张在各省设立类似于西方的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 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 亦不节制众官, 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 以资圣鉴, 则奸者股栗存诚, 忠者清心可表, 于是一念之善, 一念之恶, 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 世岂有不平哉!”这样可使政府能够收集到群众真正的呼声, 使全国上情下通。这种主张对于后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采纳, “具有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性质”[6]。

4《资政新篇》倡导的中央集权, 反对官员结成朋党, 反对地方势力、宗派小集团势力对于全国上情下通的严重破坏, 对于后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北洋军阀府院之争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预示和警示意义

要做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 君主能够听到人民的各种意见, 就必须至大至小, 至上至下, 权归于一, 才能改变国政不能划一的局面。如有结党为私者, 稍露端倪就“潜消其党, 勿露其形”[7]。而在官吏的任免上, 《资政新篇》倡导任人唯贤, 不准利用亲朋好友的权势钻营仕途, “禁私们请喝, 以杜卖官鬻爵之弊”。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 在君主旁边辅之以铁面无情的谏议, 从而使得太平天国天王的决定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 减少独断专行的行为。《资政新篇》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同时, 又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重视新闻舆论的重用, 这些政治主张, 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地主阶级洋务派, 资产阶级维新派, 都在一定程度上效仿《资政新篇》的许多政治理念, 从这个方面讲, 《资政新篇》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割地、通商、赔款, 丧权辱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在欧风美雨的袭击下, 寻求新的出路。向西方学习, 采用西方的生产方式以,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政新篇》宛如一响惊雷, 打破了封建主义所笼罩的闭塞的黑暗的天空, 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加快了中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洪仁玕自述笔录之一[M]//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80.

[2][3]资政新篇[M]//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4]靳进发, 甑进忠.《资政新篇》与近代中国的觉醒[J].中州大学学报, 1994 (4) .

[5]对《资政新篇》法律思想的认识[J].河南电大, 1998 (3) .

[6]林庆元.洪仁玕和《资政新篇》[J].历史教学, 79 (5) .

[7]靳进发, 甑进忠.《资政新篇》与近代中国的觉醒[J].中州大学学报, 1994 (4) .

政治现代化 篇9

一、政治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内涵

首先要承认的是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 包含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子系统。而政治现代化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子系统, 其现代化的过程在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不一定是同步的却是一定是相互掣肘的。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 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实践中的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 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 但它却未必就会朝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做显著运动。非民主政体, 甚至反民主政体同样也可能是现代化的产物。

那么, 政治现代化是什么呢?简单地说, 就是政治系统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定义很多, 但是区分现代国家政治和传统国家政治的重要的标志是一定的: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 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是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 并且还需要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 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的范围。其内在理路就要求按照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建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系统, 公民在这个系统内有组织、有秩序的参与政治, 培养公民意识, 寻求利益。在此基础之上, 形成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 以公民私领域为中心的公民社会。黑格尔以其独特的思辨性视角看到了公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他指出:“市民社会, 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 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 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 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 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而哈贝马斯则认为, 公民社会是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私人领域与文化活动为核心的公共领域的统一, 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当代大大消解, “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 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利机关。”笔者更赞成施雪华在邓正来的基础上概括较为全面的中国公民社会定义, 即: (1) 相对独立和自治于国家和政府政治行政领域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以及非政府的参政议政领域; (2) 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和非政府的参政议政领域中活动的具有相对独立自治地位, 并按照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规则调节内外相互关系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组织系统。

二、公民社会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就中国而言, 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从传统人治政治向现代法治政治转变, 从革命型政党治国模式向法理型政党治国模式的转型。而法理型政治和“依法治国”观念的形成, 实有赖于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现代政治领域的塑造与提升。而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条件。人们普遍认为, 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产生、发展和巩固的重要基础, 也是民主政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为民主政治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公民社会总是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正义, 争取和维护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使命和方向。公民社会可以将来自民间的单个的资源与能量汇聚起来, 成为一种团体的诉求, 从而对政治系统和政府的官员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 使其始终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从而对政治权力起到监督、约束与制衡作用。与此相对的是, 发达的公民社会自治组织体系可以避免公民在没有“组织过滤”的情况下直接参与浪潮对政治体系产生过大的冲击和压力, 避免无秩序政治参与对政府体制的毁坏, 防止亨廷顿所认为的各种形式的“普力夺政体”产生。此外, 公民社会还能够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参与的意识。公民社会的主人翁意识会刺激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传统的“要我参与”变为一种“我要参与”, 并且使公民社会中公民的民主技术和效能得到了增强, 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意识得到了培养和提高, 使民主的价值与原则在公民社会中越来越稳定, 从而也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三、公民社会构建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与构建公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一) 当前公民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出现的主要问题。

1.公民社会中的大多数组织等级化倾向明显。

中国的社会组织, 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组织, 如各种行业组织、城市社区和乡村行政村组织以及工会、妇联、学联之类所谓自治组织, 均有类似于国家机关的性质,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民的自治组织。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团体, 甚至宗教组织都比照政府部门给予相应的级别、编制、权能和配套的人、财、物等资源, 致使这些组织内部和相互之间等级化倾向严重, 无法形成明显的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规则, 自然也就无法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调节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2.

没有明确而又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甚至条例规章群来管理和引导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因而, 中国公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团体或非正式组织合法性不强。目前我国单靠《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难以有效的和有计划的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的, 这将导致将来中国公民组织有畸形发展的风险, 不良的公民社团不断成长壮大后, 由于国家和政府相应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来应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潜在冲突, 致使当冲突一旦发生时, 国家和政府无所适从。

3.中国公民社会的价值定位还不明确。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是在外部国际公民社会日益走向成熟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全球化使国际公民社会逐渐走向全球公民社会, 而其核心价值是西方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发展既要借鉴西方或国际上关于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 又要汲取我国传统的价值观, 在如何实现国际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与我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有效整合上, 我国还比较迷茫, 从而使得我国公民社会的价值定位还不明确。

(二) 构建公民社会的主要路径。

1.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 建构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迅速壮大, 并逐步走向成熟。市场经济能促进公民社会主体的塑造。公民社会是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 所以公民社会的首要主体是公民。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经济, 市场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契约经济关系, 契约经济关系培养了公民的契约自由精神、权利义务对等精神。市场经济又是一种社会经济, 需要而且能够造就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 这又必然形成个体的独立性, 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现代公民的核心精神所在。除了公民以外, 公民社会的主体还有各种社会组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利益的差别和利益竞争促使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 使利益日益组织化, 那些利益和价值取向具有同质性的公民个体为了更好的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必然组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组织。如协会、俱乐部等。所以,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主体的塑造创造条件。

不仅如此, 从公民社会的精神蕴涵来看, 公民社会要求的个人自由、经济自主、政治民主、国家法治、文化多元等精神价值和观念形态, 只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才能得以发育与生长, 在市场经济尚未发展充分之前, 上述观念形态充其量只是人们的社会理想而已;从公民社会下的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看, 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解构传统同质性社会下的身份约制, 打破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伦理, 改造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社会关系, 真正培育与塑造现代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契约精神、平等观念与利益意识。因此, 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当模式。

2.给予中国公民社会恰当的独立自治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 也即对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以法律和体制上的容纳。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和成长壮大, 是一个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不管政党或政府承认与否。更何况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具的中国共产党, 不仅没有必要在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人为地制造“壁垒”, 反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培育公民社会, 特别是具有监督、批判功能的现代公共领域系统。没有公民社会和现代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 所谓的“法治国家”也就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 即虽有宪法和法律, 但不是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也因此, 与其说不承认, 压制, 甚至打击, 还不如公开承认、容纳并加以正确引导。也只有这样才能不仅避免出现难以收拾的突发事件, 还能获得公民较为持续的政治认同。

四、余论

在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 构建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人们在这二者几乎无法齐头并进的时期中进行艰难抉择。构建法治社会抑或是构建公民社会实质上是优先民主问题还是优先解决自由问题。如果说早期现代化国家大多数是先解决自由问题, 然后在19世纪20世纪才逐渐解决民主问题, 那么后现代化国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冲击下, 是否还能像早期现代化国家那样从容地先自由后民主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就如亨廷顿所讲的,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不是由民主化潮流建立起来的, 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须是在适应本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进行实践, 究竟是先民主后自由, 还是先自由后民主, 这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逻辑问题, 而是更多的是实践问题和国情问题。面对人口众多, 社会成分如此复杂, 试错成本巨大的中国, 如何既避免普力夺政体出现, 又避免名存实亡的民主体制确实是难于抉择的实践。但是培育有秩序而不失活力的公民社会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两者折中的路径可能。

参考文献

[1]亨廷顿, 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7月版

[2]施雪华, 《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范扬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5]布莱克, 杨豫译:《比较现代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年版

[6]罗亮:《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探析》,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

[7]曾盛聪:《中国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重庆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

[8]黄湘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08年9月

政治现代化 篇10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这之后,学者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为如下几个方面:

(1)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观点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来进行理解。(2)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核心含义就是政治的理性化,包括科层官僚制的建立和代议民主的建立。(3)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制度现代化。主要指制度体系的合理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及落实制度的规范性、有效性和人本性的相互统一。(4)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手段的现代化。这就是指在维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在国家治理中运用现代的新技术、新方法,来实现治理的质量的提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有强烈的现实需求。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适应中国转型的需要。当前中国正处于剧烈的转型中,国家治理也随之而需要转型。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应对公共治理问题的需要。当前中国各领域公共政策问题,只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解决。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而且有利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转换。

政治认同是认同现象在政治领域中的扩展。所谓认同,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或群体对认同对象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需要而产生的积极的赞同或同意的态度。基于认同的归属或同意两个义项,国内外的学者们大部分也是从情感归属和态度倾向这两个角度来界定政治认同的内涵的。可以说,政治认同就是政治主体———社会成员,对政治客体——政治体系的情感归属,以及公民基于利益和价值而对政治权力和政治秩序的承认和同意。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属于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是反映政治领域中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关系的范畴。

政治认同作为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心理上的归属与认可,是在一定的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政治认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资源。张立占认为,政治认同主要来源于强力、利益、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心理认知上的习惯定势等因素。梁丽萍也认为,政治认同的活动途径是强力、利益和价值。李素华认为:“政治认同的资源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组成,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社会公正是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经济发展是政治认同的功绩性资源。”[2]孔德永则认为,政治认同的逻辑应该与人的需求层次相互吻合:从利益认同到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逻辑的起点,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3]胡建也认为,政治认同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包括有效性资源、制度性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等因素[4]。

总体来看,政治认同的资源可以概括为有效性资源(利益)、制度性资源(制度)和意识形态性资源(价值)。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认同有重大的关联。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助于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完善治理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增强政治认同的利益资源、制度资源和价值资源,从而提升公民的政治认同。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政治认同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政治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感召力。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对政治认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总体是很高的,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社会治理不足影响公民的利益认同

利益是人的一切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力,唯物主义认为政治的冲突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集团对利益的斗争。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权力,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群众服从某一政权,也是因为这一政权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某一政治权力要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首要的就是要具备有效性资源,也就是所谓的绩效资源,它表示的是政治权力主体满足社会公众需要的能力。绩效资源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最大蛋糕”,即发展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分好蛋糕”,即搞好社会分配的能力。

当前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中国党和政府“做大蛋糕”发展经济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得到了民众的极大认同。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会比目前少的”预测成为现实,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社会保障欠账较多,公众对此不满加剧,严重影响了公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在发展起来后,如何“分好蛋糕”,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秩序成为当务之急。

(二)治理体系不完善影响公民的制度认同

政治制度是政治权力运行的支撑与依托,权力是靠制度组织起来的。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制度认同来源于制度的合法性,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会具有权威性,并进而得到公众的支持与认同。判断制度的合法性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制度本身是否公正的,二是制度运行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历史地看,这一治理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在发展、实践在发展,这一治理体系在现实中面临一系列困境,显现出诸多不完善之处,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诸如贪污腐败问题、司法不公、环境污染等等,也严重影响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从制度合法性的两个标准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主要是出现在制度运行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方面。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治理话语提炼不深刻影响价值认同

公民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是建立在价值共鸣的基础上的。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价值,主要是靠意识形态来表达的。政治权力要得到公民的服从,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阐释。一种政治价值能不能得到公民的认同关键在于其能否满足公民的需要。具体来说有两个评价标准,一是这种政治价值必须符合当时社会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二是这种政治价值要与现实相符,即能给人民带来利益。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利益的分化,思想观念和价值多元深入发展,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主流政治话语离人民生活较远,空洞化的宣传引起了人民的反感。另一方面,当前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并没有转化为理论话语,从而影响了政治认同的提升。

三、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公民政治认同

针对当前政治认同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从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三个层次提升政治认同。

(一)加强社会治理,提升公民利益认同

当前,影响我国公众利益认同的主要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应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的权利被忽视的结果,因此需要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保护机制。第二,要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是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短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大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问题。

(二)完善治理体系,提升公民制度认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的规范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化。规范化,指的是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都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实现秩序化。民主化,就是要在治理过程和具体机制设计中尽量扩大人民的民主参与,使各项政策都能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需求。法治化,就是国家治理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效率化,是指国家治理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对政府自身来说,必须提升自身运转效率。

(三)提炼治理话语,提升公民价值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的路,国际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有强烈的借鉴需求。但是,国内的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的发展实践还缺乏系统的总结,没有把中国的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化地表述。当前,不管是面对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挑战,还是面对国内政治认同弱化的趋势,都需要我们迫切对我们自己形成的治理实践进行理论化总结,从而提升公民的政治价值认同。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民的政治认同有重大关联。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分析政治认同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有助于从社会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话语三个层次加强公民的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从而整体上提升政治认同。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认同,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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