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利益主体（精选七篇）
单一利益主体 篇1
一、概述
(一)公共政策的概述
对于公共政策的定义,学者的看法各异。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而陈庆云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是特定政治共同体内,调节人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利益关系或规定,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社会实行权威性的利益分配。笔者认为,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分配,满足公众的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都在争取自己最大利益的实现。
(二)政府绩效评估概述
对于政府绩效评估,学者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认为,政府绩效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随着西方国家行政理论创新而确立的一个新的重要概念,也有西方国家称之为公共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公共组织绩效、政府业绩和政府作为等。臧乃康教授认为,政府绩效不仅单纯是政绩层面的含义,还包括政府成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预期在内。而评估就是估量和评价,是对事物和运动的本质、数量及对相关事物的影响程度的定性与定量的判定。而笔者认为,政府绩效评估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政府工作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进行评定的一种手段。
(三)政府绩效评估与公共政策
在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几种利益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执行者和政策对象。政策制定者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虽然现代政府提倡服务型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然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存在“经济人”思想,都会因为期望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而出现政策的倾向性。而政策的执行者是在政策制定以后对政策的实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由于个人对政策的理解和利益的差别出现执行的偏差问题。而政策对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他可能包括政府自身,也可能是社会大众,也可能是某些社会团体,这也造成各种利益团体对政策执行的态度不一。以上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都能够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产生较大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政府绩效评估也是针对政府能力而实施的一种公共政策,政策的制定者希望通过政府绩效评估标准的实施检验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与其他公共政策不同的是公共政策的政策对象是政府部门。这就会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即:政策的制定者是政府部门,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政府部门,政策对象同样是政府部门,而唯一的区别是政府部门的级别不同。这就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单一性,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
二、单一利益主体下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困境
(一)菖县政府绩效评估标准简介
《菖县2013 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对菖县各级政府单位绩效评估的内容与方法。考核工作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由县委县政府目督办牵头,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共同实施。而在第2 章第7 条也提到:保证目标、专项目标的考核由各目标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提出考评建议,考核结果经由县委领导小组审定后计入综合目标考核总分,其他目标由县委县政府目督办会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县委县政府综合考评小组进行综合考评。由此可见,菖县政府绩效评估实施的执行主体是县委、县政府目督办和相关职能部门。而考核细则第1 章第1 条指出:为实现县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融入大都市、经济再翻番、领先三圈层”奋斗目标,促进全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县委、县政府决策落实和各项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结合菖县实际,特制订本办法。其中,纵观整个考核细则并没有明确说出政策制定者是谁,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上级政府部门、县委县政府目督办是整个考核实施细则的制定者。而通过整个考核细则来看,不仅是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考核,而且是对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考核。政策对象不仅包括一般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领导干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菖县的政府绩效考核中,政策的制定者是上级政府部门、县委县政府目督办;政策的执行者是县委、县政府目督办和相关职能部门;而政策对象是县级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这样就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单一性,缺乏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
(二)单一利益主体下县级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执行过程中的困境
当一项公共政策由政策制定部门制定出来以后,政策的执行部门会先评估该政策对其所属部门是否有利,如果不利则加以阻挠。而由政府部门制定标准来考核政府部门,而执行考核的同样是政府部门,这无疑是不科学的。这种集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为一身的角色不利于政策的执行。在政府绩效评估实施中的困境具体如下:
首先,政策制定者的单一性,造成了政策指标的伪科学性。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首要与核心阶段,它是公共政策的利益表达和取向的过程。我国提倡的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以人为本,从社会公众的需求出发。然而在实际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没有去吸纳公众的意见,公众被排斥在政府的政策制定之外。根据《菖县2013 年度目标考核实施细则》来看,上级部门、县委、县政府目督办成为了政策制定的主体。总的来说,这些部门都属于被考核部门的上级单位。上级对下级进行考核,而目的是告诉社会大众政府的工作是有效率的,是我们所建设的服务型政府,那么仅仅依靠上级机关来制定标准是不科学的。如果只有政府部门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不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那么没有其他利益主体参与利益的博弈,政府部门根据自利思想制定出来的绩效评估标准必然是倾向于政府部门利益的。由于公共产品的有限性,政府参与利益的争夺,政府部门更多地侵占了社会公共利益以后,社会大众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将会减少,这样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不利于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因此,没有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标准的制定将是不科学的。
其次,政策执行者的单一性,造成了政策执行方向的偏失。在具体执行《菖县2013 年度考核实施细则》之时,上级机关、县委、县政府目督办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地方政府绩效:一是上级政府的定期检查;二是地方政府呈报给上级政府的书面材料。而完成上级政府的政策指令是考核指标的重要方面。在这样一种考核方式下,形成了上级评估加自评的模式。从古至今,各级政府官员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对于关系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自评报告都是夸大成绩而缩小不足。而为了应付上级机关的检查,在考核时间加班加点地突击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或者是自己的分内职责,而在上级没有考核的时间则是得过且过。而对于政府工作的对象则不被纳入政府绩效评估的范畴。社会大众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服务的对象,对政府工作的好坏具有直接的发言权。而在现实中考虑到让社会大众参与评估会损害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政府在社会大众的监督下必须时时刻刻地努力做好份内的工作,那样的政府是社会大众期待的,但却不是现行政府奋斗的目标。因此,本来为了更好地检验政府的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政府绩效评估,因为执行者的单一性而使得政策执行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最后,政策对象的特定性造成了评估流于一种形式。笔者对县级政府绩效评估是这样定义的:县级地方政府通过联合社会大众和其他团体运用科学的手段对其在一段时间内工作的效率、效益和回应性等的综合评定,即是对县级政府的工作情况进行一种评估,评估的对像是县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上面已经提到,制定评估标准的是政府部门,执行评估的也是政府部门,而现在评估对象也是政府部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己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形成了政府部门自己内部的评估,这不符合县级政府绩效评估的初衷。检验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是政府部门改进工作状况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其评估制定主体和评估执行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评估将流于一种形式,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单一主体下公共政策执行的路径
单一的政策制定主体造成了评估指标的伪科学,单一的政策执行主体造成了评估方向的偏失,而特定的评估主体造成了评估活动流于形式。为了摆脱单一主体下公共政策执行的困境,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通过立法,加大制定政策主体的范围。政策制定主体决定了政策的价值取向,因此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博弈而制定的政策将更能符合社会的需要,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同。而在政府部门面前,社会组织或团体以及社会大众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在那些“官”面前大家有意见不敢说,不敢提。因此,通过立法来维护这些弱势群体的地位将能够改善“惧官”心理,从而能够制定出更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第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予公众和各组织团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力。公众和社会各组织团体的参与才能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公共政策。第二,通过立法保障社会大众和各社会组织团体的知情权。知道政府在制定什么政策,制定这些政策有何目的。这样社会大众和组织团体可以选择是否参与政策的制定。第三,通过立法保证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制定所提出的意见得到合理的答复。不管公众的意见提得是否恰当,有关部门都必须给予回复,好的予以采纳,不采纳的也要说明理由。第四,通过立法保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受到伤害有救济的渠道。社会大众和各组织团体有时不愿意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怕意见不被接受,参与属于形式;其二就是怕在参与过程中得罪人受到伤害。而立法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大家的消极心理,让大家自愿自觉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
其次,借用社会大众和组织团体的力量,使公共政策的执行在正确的方向上运转。当制定出符合社会大众的需求,满足各方利益需求的政策后,在政策的执行上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单一的政策执行者造成了方向偏失,必须改变单一的政策执行者,广泛借用社会大众和各组织团体的力量。在如绩效评估类型的活动中,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社会大众可以充当两方面的角色,其一是提出意见的参与者,在政策执行之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其二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监督政策的执行是否在既定的方向上运转。而社会组织和团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表现为两种职能:其一为参谋的作用,为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出谋划策;其二为当政策执行偏离轨道时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利益集团与政府谈判,社会公众在政府面前是弱势的,而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在此时就能够更好地阻止政策执行方向的偏失。因此,更多地借用社会大众的社会组织的力量将保证公共政策的执行在正确的方向上运转。
最后,在明确政策对象的情况下,提高政策参与者的素质,使政策的执行更完善。虽然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要保障社会大众和组织团体的参与权等权利,但是仅仅有这些权利是不够的,参与者的素质达不到要求同样不能起到参与的效果。因此,必须提高政策参与者的素质。第一,提高政策参与者的参与意识,社会大众与组织团体必须要有参与的意识才会去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现今社会大众的参与意识不是很强烈,为此提高政策参与者的参与意识是提高参与者素质的首要条件;第二是开设政府知识培训班,提高政策参与者的素质,我们可以模仿美国的“杜姆邻里学院”的做法,为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参与者提供培训的机会,使参与者在政策的参与活动中才能有的放矢,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第三是发放知识手册,在宣传政府知识的同时也让普通公众有机会了解政府的运作和政府的职责,以便使政策的执行更为顺利,不受到更多的刁难;第四是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使政府工作人员一方面不人为地为公众的参与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在参与公共政策的执行时不偏失。
四、结语
单一的利益主体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政策指标的不科学、政策方向的偏失等等。要改变这种困境必须改单一的利益主体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利于实施,同时立法的保证与参与者素质的提高都是实现政策执行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多元利益主体才是摆脱政策执行困境的根本出路。
摘要：现代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政府决策的执行与政府形象的大事。要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必须了解在公共政策执行中遇到哪些问题,根据问题来选择解决对策。拟以四川省x县绩效评估标准为例,发现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症下药解除公共政策执行的困境,以更好地实现政府评估的目的。
关键词：单一利益主体,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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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博.优化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思路[J].学习论坛,2008,(6).
[6]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单一利益主体 篇2
一、“双主体说”的结构内涵及优势
1、“双主体说”的结构内涵
“双主体说”在教学活动中有三个自变量:教师、学生和课程, 三者之间互相存在着主客体关系。第一, 教师是主体, 学生与课程便是教师设计教学活动的客体;第二, 学生是主体, 教师与课程便是学生学习发展的客体;第三, 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 课程是他们教学的公共客体。
2、“双主体说”结构的优势及应用
(1) “双主体说”结构的优势
教学活动中“双主体”关系的确立, 为引入“学导互动”的教育理念提供了条件。所谓“学导互动”指“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过程, 以课堂讲授、讨论为主要特征, 引导学生通过参与特定形式的教学活动, 主动探究问题、获得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结构是自觉建构的并呈复杂多变状态, 这就要求教师把握教学资源的有利条件, 进行师生互动。
(2) “双主体说”在课程中的应用
教育客体成为主体的过程, 主要表现为教育过程的实践环节, 通过学生参与的校内或校外实践, 如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多种方法, 充分利用网络、情景等要素,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二、“单一主体说”的结构内涵及其优势
1、“单一主体说”的结构内涵
“单一主体说”包括“教师单一主体说”和“学生单一主体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教师单一主体说”认为, “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师根据一定的需要, 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 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 是教育过程的主动者, 是主体, 学生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学生单一主体说”认为, “教育过程是学生认识教师所传授的知识的过程”, 在教育活动中, 学生处于主体的地位, 教师处于客体的地位。
“单一主体说”认为, 在教育过程中, 主体表现为主导性、创造性和前瞻性;而客体表现为受动性、受控性和可塑性。二者显然界限是分明的, “教育对象所具有的主体性并不能够否在道德教育活动中, 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上主体与客体的基本关系。”[4]简单来说, “单一主体说”强调的是泾渭分明但同时在制衡中交融。
2、“单一主体说”的优势
“单一主体说”是种传统的教学理论, 在现实教学实践中引领了多年教学思潮。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旗帜鲜明的界定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明确给出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限制, 强化了教育者既定的社会责任和受教育者自觉接受教育的义务, 有利于教学秩序分工明确地进行, 完成教学任务。
三、“双主体说”和“单一主体说”的学术争论
1、关于“双主体说”的争议
(1) “双主体说” (包括“多主体说”)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相对主体说, 混淆了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时的主动作用和进行自我教育时的主体作用的界限, 有泛主体化的倾向。在实践中“一视同仁地对待教育者和教育对象, 降低了道德教育主体的责任意识”。
(2) “双主体说”没有看到道德教育的特殊性。道德教育的特殊性是, 它作用的对象是现实中的活动着的人, 道德教育的客体是从人与人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于被作用、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相互关系来划分的, 那么教育对象的定位就只能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
2、关于“单一主体说”的争议
反对“单一主体说”的原因在于,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的统一,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中,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不同方面发挥着主体作用。尽管“学生单一主体说”一改长期以来的“教师单一主体说”引起的弊端, 注重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发展需要、亲身体验出发开展教育, 但在一定程度上否认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把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提到不适当的高度。
四、教学过程中以“双主体说”引导教学
“双主体说”和“单一主体说”都是对教学过程的不同理解与期望。针对这两种理论, 笔者更倾向于“双主体说”。在信息社会背景下, “双主体说”把教师的主体性发挥纳入到学生的主体性发展的轨道, 形成学生主体性发展目标指导下的教师主体性主导之中的双主体的统一。
双主体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参与性, 教师与学生的主客体角色频繁地互换, 学生与学生也在个体、群体之间展开充分地沟通, 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 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从而活跃课堂气氛, 使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能量冲破意识阀门释放出来, 实现教与学的最佳效益。
“双主体”结构顺应了新课改的发展潮流, 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参与课堂互动, 培养学生探索精神, 发挥学生原创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应注意的是, “双主体”结构并非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放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 二者在不同教学阶段和教学情境下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 只是相对于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模式下更灵活的将受教育者包括进来, 既维护了教育者传统的“师为重”的美德, 又提高了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陈秉公、陈卓:《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功能定位, 论人文素质课程的功能定位、设计原理与教学规律性》, 《思想教育研究》, 2008 (04) 。
征地补偿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篇3
土地的征用一般带有强制的色彩,我国的农地征用一般是指有偿的征用,征地补偿也就是征地的收益的再分配,在这次分配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失地农民往往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一方。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 57% 。有预测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 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中国将占用耕地超过5400万亩,按照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表明到2030年左右,我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会超过1. 1亿人。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往往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进行抵抗,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创新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保证农民征地过程中的收益,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探求土地征收制度与补偿机理,本文对征地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策略进行分析,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均衡的问题,为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2博弈模型相关利益主体的分析
2.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然而地方政府是一个经济人,它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它有着自己的经济目标就是追求发展本地经济,提高财政收入,这就会产生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指定政策来征用农民土地的动机。 它采取的策略就有合理征地和不合理征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策略为监督检查和不监督检查。
2. 2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最核心的利益主体就是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有着两种选择合理补偿和不合理的补偿,失地农民也有两种选择就是上访或者是不上访。
3博弈模型构建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分析,并假设其都为理性的经济人,有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的博弈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征地补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合理补偿也可以选择不合理补偿,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其将会获得收益为D,此时农民可以选择顺从或者是抵抗, 如果顺从则地方政府获得收益D,农民的收益为0,如果抵制,农民可以选择上访向上一级反映情况,那么农民需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为M,抵制有成功和失败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的效用不同,假设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为P1( 0 < P1< 1) ,农民将会获得一部分收益L,同时也要承担成本M,其期望效用函数为: P1× ( L - M)- ( 1 - P1)× M; 失地农民上访成功,地方政府便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检查,其被查处的概率为P2( 0 < P2< 1) ,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 P2× C +( 1 - P2) × D
则支付矩阵为( 见下表) :
由上表可知,当失地农民选择顺从的时候,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经济收益D ( D >0) ; 当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的时候,地方政府的选择取决于- P2× C + ( 1 - P2)× D与效用0的大小, 如果- P2× C + ( 1 - P2)× D >0,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 如果- P2× C + ( 1 - P2)× D < 0,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
当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时候,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的选择取决于P1× ( L - M) - ( 1 - P1) × M与效用0的大小,当P1× ( L - M) - ( 1 - P1)× M > 0时,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 当P1× ( L - M) - ( 1 - P1) × M <0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分情况对该模型进行讨论: ( 1) 当P1× L - M > 0时, 即M/L < P1< 1时,地方政府采取不合理的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抵制,上访; 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失地农民没有纯策略均衡,地方政府也没有纯策略均衡。求解该情况下的混合战略,假设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为 α,农民顺从的概率为 β。
那么 α × ( - M)+ ( 1 - α)× ( P1× L - M)= 0, 求得: α =1 - M/P1L
结论是在失地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满足M/L < P1< 1, 地方政府以1 - M/P1L的概率合理补偿,以M / P1L选择不合理补偿; 失地农民以1 - D/P2C + P2D的概率选择顺从, 以D/P2C + P2D选择上访抵制。
( 2) 当P1× L - M < 0时,无论政府选择合理补偿还是不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的最佳选择就是顺从,此时存在纯战略均衡解( 不合理补偿,顺从) 。
4分析博弈结果
根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结果,其均衡解为( 不监督检查、不合法征地) ,对于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其纯战略均衡解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很低,造成地方政府大量征地,会威胁影响到我国的征地安全,要使失地农民得到保障,提高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那么必须提高农民的收益L或者是降低农民抵制的成本M。博弈结果说明我国现阶段的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地方政府有着不合理征地补偿的利益动机, 农民由于其获得收益较低,上访或者抵制成本较高,选择顺从,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5根据博弈结果完善我国征地补偿机制的建议
5. 1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明确征地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却并不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利益有着自己的界定,必然会与中央的政策产生不一致,导致侵害农民权益事件的发生。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提高地方政府不合理征地的成本,能够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征地行为。
5. 2完善征地补偿标准,推进土地征用的市场化进程
我国征地补偿目前采用的产值倍数法和区片综合定价法,不能很好地保证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要在征地的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机制,由征地企业去和农民进行协商补偿,避免政府在其中的 “寻租”行为。
5. 3健全征地补偿过程中的争议与纠纷裁决机制
允许农民拥有申诉权,成立农地纠纷解决机构,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监督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降低失地农民的维权成本。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用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征用部分农地。征地补偿过程涉及多方的利益主体,各方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形成博弈。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征地过程中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的结果分析征地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性,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研究 篇4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其中以农村中小学为改革的主要对象,撤并农村中小学为主要的手段,目的是优化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办学规模、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中国尚未有一个科学规范的法律标准,一些地方盲目和过度撤并农村学校,对于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采取“一刀切”,导致各撤并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历年来,农村学校撤并中政府、家庭、学校三者的利益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周晓红(2013)根据地方政府、农民的不同目标追求系统地分阶段分析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博弈过程,得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把握好“度”,加大农村师资力量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结论[1];王丰(2010)认为一旦涉及农村学校撤并主体的利益时,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就会发生博弈行为,在效率和公平中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2];张洪华(2011)基于对苏镇个案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中央、地方和农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教育的目标取向及行动,阐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及由此导致的各个时期学校布局的特点,得出农村学校撤并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结论[3]。本文基于项目前期对安徽省农村学校撤并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学校撤并主体在不同撤并阶段的利益取向,采用博弈分析法分析局中人采取的博弈策略及行为逻辑,并据此得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对安徽省部分县、乡镇农村学校撤并的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县级教育主管部门从全局、长远利益出发,期望利用行政手段对原来不合理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农村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趋势性选择。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攀比政绩,大规模扩大学校规模,盲目创建教育园区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学校、教师的教学压力增大,办学效率降低,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民家长们更注重个人利益诉求,他们在乎的是政策的实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担忧的是学校撤并后由于上学距离的增加而导致的上学成本增多以及孩子在上学距离增加后的安全问题等。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框架中,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乡政府的利益诉求一致,学校大体上也与它们利益趋同,但会从教育本位出发,考虑学生家长方面的问题。而村委会既是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通讯员”,又是为村民当家做主的“脊梁柱”,它的行为逻辑复杂多变,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只对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建立博弈模型。
一、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博弈中的局中人
1.局中人
局中人是指参加博弈的直接当事人,能够独立决策,采取行动并能承担决策结果的主体,即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人,在本博弈模型中,局中人有:
(1)学生家长
由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学生对农村学校撤并的行为选择、意愿通常由学生家长来体现。随着农村学校的重新布局,导致一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远、上学难、家庭教育投入逐渐增大、家长负担加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学生家长成为这些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其行为在农村学校撤并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2)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包括县、乡两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地方政府既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宣传者,又是当地农村学校布局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撤并过程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本所在。
2.局中人的行动选择
(1)学生家长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学生家长的行动可以简化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这完全由撤并带来的效用水平(U)大小决定,而效用水平又取决于撤并对家庭带来的收益(R)、成本(C)的比较(如表1 所示)。当学校撤并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学生家长支持撤并;如果村民的收益、成本差距太大,收益弥补不了成本,学校布局调整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降反升,学生家长就会固守自己的利益,反对学校布局调整,使调整工作难以实施。
注:当效用U>0,支持撤并;当U
(2)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县级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上级政府政策的引导,而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着县级政府的利益,由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经费是教育经费中的一部分,直接与县财政收入挂钩,所以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带着明显的宏观性、经济性。教育主管部门、乡级政府在执行学校撤并时,行动只有执行与不执行两种,当农民普遍支持撤并时,地方政府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进行撤点并校,支出主要是对新校舍进行扩容、新建;当农民不支持撤并时,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因满足学生家长的要求而付出的额外的投入,以及由于不能按计划进行撤并学校而导致的对原有学校的追加投入。
(二)利益双方的博弈策略
博弈策略是指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这往往能体现出博弈方在不同的博弈阶段的价值取向和意志追求。博弈主体的行为是建立在价值取向和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外在表现,理性人行为策略与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会产生效率决策。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随着学校布局规划的推进,处于不同博弈阶段的局中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从而采用不同的行动,最终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下面对博弈双方的博弈策略与行为逻辑过程进行分析。
1.学生家长的策略
学校布局调整引发博弈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首先考虑的是提高教育的质量与经济效率,降低教育成本。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家长,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尽量少的教育投入完成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而现实的学校撤并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家长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采取一定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温和的阻碍:上访、以“权威”应对“权威”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期,当学生家长结合分析学校撤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后,认为因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合理对子女就学带来不便和家庭教育支出增多时,他们会采取温和的方法阻碍学校的撤并。调查发现,上访是此阶段学生家长采取的主要博弈策略。村民在找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后,首先会对因本村学校规模过小而撤并这一规划表达不满,对学校撤并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然后会阐述家庭因撤并导致的教育投入的增加额,计算出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家庭基本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会表达出因上学路途遥远对孩子上学安全、寄宿等问题的影响;最后肯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图通过上访的方式拖延学校撤并的开展。
但学生家长的拖延策略并非是良策,在最初的上访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都会拿出国家的方针政策来劝说,期间也不乏强硬的态度。当学生家长发现单纯的“诉苦”和“以情动人”没有效果时,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手段。据调查显示,现阶段中、小学家长基本上是“70 后”“、80 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能大胆地利用政策甚至法律应对政府的“权威”。
(2)极端的干预:为权益背水一战
当上访无果,地方政府不顾群众反对意见,强行进行农村学校撤并时,信息不对称的学生家长由于上访的消极经验会驱使他们采用比较粗暴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没有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群众通常不愿意从政策、法规中得到支持,相对而言,情理方式的求诉更适合于被农民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学生家长集体行动分为两种:集体制止和公共诉求。集体制止是指学生家长在农村学校的撤并过程中,以集体的呼声压制不合理的撤并行为。而公共诉求是指农民群众在自我压制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集体形式向报社、新闻媒体、社会申诉,给地方政府制造舆论压力,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维权的目的。
(3)利益补偿:无奈的诉求
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是大势所趋,很多时候一丁点的反对呼声并不能阻止学校撤并的步伐。然而,学校撤并的完成并不等于问题的终结,笔者在安徽省某县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家长在学校撤并完成后,多次上教育局找领导反映问题,甚至联合村民一起,写申请书要求解决该村小孩上学远的问题。笔者了解到,在申请书中,多次出现了“每天上学来回要走十余里,家长负担加重”等词语,这些学生家长不断上访诉说苦衷,以坚定的毅力和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4)辍学:不得已的选择
学生辍学是农村学校撤并中最坏的结果,也是博弈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得已的选择,它折射出的是农民群体与政府在利益周旋中的心酸与无奈。并不是所有学生家长的利益诉求都有实现的可能,在遭到拒绝时,有些学生家长不愿也无法与政府或者学校费过多的口舌来交流,辍学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地方政府的策略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其考虑的是如何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地方政府在与学生家长利益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博弈策略比较单一,主要有以下两种。
(1)信息垄断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信息垄断贯穿始终,原因是政府对于学校撤并的信心不足,也是对学生家长可能出现的行动的防范。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是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对于什么样的学校该撤,什么样的学校不该撤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设计布局调整规划时,并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反映民意,也没有向群众宣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布局调整过程中信心不足,虽然能预料到会有群众反对的声音出现,但他们并不希望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因此,信息垄断成为他们的盾牌,按照规划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见招拆招[4]。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将撤并后的学校校产的处理以及对新学校的扩容、新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公布于众,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学生家长对地方政府的猜疑和对布局调整政策的不支持。
(2)逐级施压、分化瓦解
无论是温和的阻碍还是极端的干预,学生家长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集体行动成员数量多,利益诉求多,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地方政府重视这些问题。所以,当学生家长集体表达对农村学校撤并不满时,地方政府会采取逐级施压,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当学生家长集体到教育主管部分去反映情况时,工作人员会把他们分开带往不同的休息室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好言相劝,一方面利用政策镇压,让他们了解到学校撤并的必要性和阻碍政策执行的严重性。这种方法对一部分人有用,但是对于那些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群众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会让他们去找乡政府,因为具体规划是乡镇府报上来的。
(三)利益双方博弈行为过程
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博弈交锋始于后者的公开抵制。由于在不同博弈阶段的利益诉求不同,学生家长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在撤并规划阶段,如果撤并行为对家庭有益,农民会支持撤并行为,博弈结束;但一旦学生家长意料到利益受损,他们企图通过“温和的阻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延缓撤并进程的开展,比如采用上访、政策应对等博弈策略。在实施阶段,他们会采用直接、极端的“干预”行动,而且这种直接干预会演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对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当前两种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时候,无奈的学生家长的目标只能在撤并完成后转变为“利益补偿”,力争和地方政府取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求助无果,学生家长会采取“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辍学,至此,学生家长已经完全没有退路。而相对于学生家长,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策略单一,也是“非程序化”的,主要有信息垄断和分化瓦解两种。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学生家长的反对意见,学生家长会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制止学校撤并的顺利开展,博弈重新开始;若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学生家长的策略,以至于让学生家长妥协,博弈结束;若学生家长不妥协,那么此博弈会回到最开始,重复进行。
在此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生家长各自占据自己的策略空间,根据自己手中的筹码和对方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显而易见,强势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家长抵制程度的激烈与否,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但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能采取丰富的行为策略,而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策略单一,双方行动逻辑的不断变化使这种强弱之势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博弈优势。一旦博弈陷入僵局,学校的加入会使博弈产生均衡结果(见下页图1)。
(四)学校的参与促进博弈均衡产生
学校是农村学校撤并中的一个重要利益主体,调查发现,近90%的学校对学校布局调整表示赞同,归根结底是因为学校跟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利益趋同。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划拨和教师工资、编制的管理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农村学校撤并不会影响教师的工资薪酬;另一方面,从村小转移到中心学校,教师工作、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此外,全县教师的任免由教育局统一负责,如果因为不配合而影响了学校布局调整进度,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会偏向于地方政府的一切做法,当撤并行为的确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时,学校和教师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家长的反对声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看作“无理取闹”,地方政府无论采用劝说还是强制性要求都只有一个出发点:让家长支持撤并。但是,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直接参与者和布局调整后教育的直接承担着,学校的“话”政府不能不认真斟酌。不仅仅在学校撤并阶段,撤并后,以学校为主体的利益补偿申请也往往比村民更有效。与学生家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针锋相对”比较,学校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微弱,但它与地方政府不同的是,更在乎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教学的评价。因此,本文并不将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调整博弃中的一个“局中人”来分析,而是作为一位“博弈协调者”,它对博弈均衡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二、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与结论
农村学校撤并政策的发起者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是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学生家长和学生。当农村学校撤并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家长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上访或其他非常规手段,而博弈对象是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几乎单枪匹马,没有形成或依赖其他组织,就算十几或几十人形成“反抗集体”,也终究被“分化瓦解”,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模。而他们一手推举出的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
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弱化使得村干部正在失去其过去依靠的统治基础,从“代理人”到“边缘人”的角色转变[5]。而在没有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使学生家长更依赖于向县级政府反映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跟政府官员不对等,“打马虎眼”“、安抚”“、震慑”必定是地方政府面对群众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同样明白跟政府打场“持久战”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与强势的政府博弈中若想占据优势,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政策应对政策”、“发动群众优势”、“公共申诉”等。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做出的决策是非正式的,利益表达方式是在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地方政府作为上级农村学校撤并的执行者,必然要符合政策的总体要求,在正确的政策导向下行使权利。但由于国家税费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减免,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削减,导致大部分农村学校教育经费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减少学校数量以较低办学成本,这使得掌握正式权力但政策执行信心不足的政府在面对“非正式”行动的学生家长时也不得不采用“非正式”应对策略。综上所述,从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权利的弱化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形成矛盾。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既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又不能直接与上级政府直接“谈判”,使得学生家长利益表达困难重重。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群体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中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反而成为一个摆设。
第二:地方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选择性解读中央政策,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盲目对农村学校“一刀切”,忽视了农村学生受教育平等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均衡协调性,使其面对农民的反对意见时“非制度性”策略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三、政策建议
房地产定价及各方主体的利益分析 篇5
关键词：房地产,定价,利益主体,博弈
一、房地产价格确定的特殊性及价格结构
1、房地产价格的特殊性
房地产价格与一般物价既有共同之处, 也有不同的地方。其共同之处是:首先都是价格, 都用货币表示;其次是都有波动, 受供求等因素的影响;第三是按质论价, 优质高价, 劣质低价。然而房地产价格与一般物价相比, 更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1) 房地产价格既可表示为交换代价的价格, 同时也可表示为使用和收益代价的租金 (房地产价格VS租金=本金VS利息) 。其实, 租金能较准确地反映商品房实际价格, 因为真正需要房地产商品的人, 是租用房地产的人, 是他们看中了房地产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购买者则不一定真正使用, 他可能是作为一种投资去购买商品房, 用于保值、升值。他看中的是房地产商品所具有的收益性, 房地产的价值最终是体现在使用者身上。
(2) 房地产价格实质上是关于房地产权利利益的价格。房地产自然地理位置不可移动, 可以转移的并非房地产实物本身, 而是有关该房地产的所有权、使用权。
(3) 房地产价格是在长期考虑下形成的。一宗房地产通常与周围其他宗房地产构成某一地区。这个地区并非固定不变的。尤其是社会经济位置经常在不断变化, 所以房地产价格是在考虑该房产过去如何使用, 将来能作何种使用, 总结这些考虑结果后才能形成房地产的今日价格。
(4) 房地产的现实价格一般随着交易的必要而个别形成, 交易主体之间的个别因素容易起作用。这是由于不可移动性、数量固定性、个别性等土地的自然属性, 使房地产不同于一般物品, 没有一个统一价格。
2、房地产价格的结构
房地产价格的结构包括生产成本、财务成本、销售成本、利润和税金等项目。生产成本含土地成本、建筑物成本、管理费、贷款利息。土地成本即综合开发费用。包括征地补偿费、拆迁安置费、土地有偿使用费、前期工程费。财务成本是指为项目开发向银行贷款所发生的贷款利息。销售成本是指销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 含广告推介、中介、日常经营支出、办证等费用。利润是开发商销售商品房后的销售收入扣除全部生产、销售成本, 缴纳税金后的净利润。税金指营业税、教育附加税、城市建设附加税、防洪费、交易管理费等。
3、房地产的定价方法
一般来说, 房地产的定价方法有成本加利润法、市场价法和需求导向定价法三种。成本加利润法是在全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按目标利润率计算的利润额而得出的价格, 即:价格=成本+利润+税金 (其中利润可用销售利润率计算也可用投资利润率计算) ;市场价法是根据销售市场上与自己位置、设施、装修等有关因素相似的商品房售价作为参考标准而制定的价格;需求导向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法是依据买方对产品价值的理解和需求强度来定价, 根据房屋的朝向、楼层、视野、景观、内外销、付款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定价。在何种情况下采用何种定价方法, 以及在销售过程中如何调整价格, 直接关系到开发商的营销结果与投资效益。
(1) 成本加利润法。这一方法紧紧围绕着开发商的利润目标,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控制成本, 而目标利润也可根据目前房地产业平均利润率, 视自己项目的规模、设计、套型、环境、施工质量等因素相应制定合理的目标利润。这种方法无疑是比较简便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定价方法。但是, 由于开发商取得地块的途径不同, 施工管理办法不同等, 同等楼宇成本的差异也比较大, 如果仅以自己的目标成本加目标利润制定价格, 这个价格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市场能接受的价格才是合理的价格, 只有市场接受你的价格你的房子才能卖出去, 因此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 市场价法是比较合理的。
(2) 市场价法。以我国东部发达城市为例, 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多, 开发项目也不多, 目标市场尚未形成, 近似于寡头垄断市场, 少数几家大企业生产、销售了整个行业的极大部分产品, 这种情况下, 开发商采用成本加利润定价法, 获取了极大的利润。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大量外资涌入和政府对房地产开发的放开, 各种形式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量出现, 而市场的需求量随着前期的不断消化, 竞争变得非常激烈。此时,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在产品质量、促销手段等方面具有竞争力之外, 还必须在价格上具有竞争优势, 此时一般就采用市场价法。
(3) 需求导向定价法。这一方法是根据消费者的价格观念, 以较好的房屋设计、完善的配套设施、美丽的庭园、优质服务等条件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动。根据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离市区中心远近程度、繁华程度、交通条件等适当定不同价格。总而言之, 房地产价格还是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以需求导向法定价是目前较多开发商使用的较科学合理的方法。需求导向定价即是价格歧视的应用, 如图1描述了需求导向性价格定价所额外获取的利润。
二、房地产的利益格局
这里所说的房地产, 是指高等住宅之外的公开上市的一般商品房, 它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的交换遵循平均利润率规律。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 商品的理论价格 (P) 等于平均成本 (C) 乘以[1+平均利润率 (r) ], 即=C (1+r) 。商品房既是商品, 其价格必遵循以上一般商品的价格规律。商品房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建筑工程成本;二是土地占用费。设C1为建筑工程成本、C2为土地占用成本、P为商品房理论价格, 那么, 假设在房屋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 P= (C1+C2) · (1+r) 。下面我们分析房地产价格背后的利益格局。
1、利润率r
这里假设r=10%,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项商品如能有10%的利润率, 对投资者就有足够的吸引力了。如像我们眼下的商品房市场, 其利润率 (r) 高达20%—100%、200%, 甚至更高, 就是所谓的“商品房价格畸高”, 这说明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远未成熟, 是一个人为掌控的畸形市场。
2、建筑工程成本C1
C1的背后是建筑商的利益。迄今, 我们的建筑市场已逐步成熟, 它已不为人掌控, 是一个非垄断的市场。在这个条件下, C1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据调查, 在青岛地区, 普通商品房每平方米建筑成本1000—1200元 (由于建筑质量不同的差别) 。我们取值1000元/米, 在此基础上加10%的利润, 那么, 便可设定C1=1000× (1+10%) =1100 (米) 。
3、土地占用费C2
C2的背后利益格局复杂, 它既牵涉到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 更牵涉到土地所有者——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的利益。而其中政府是多重角色, 是关键角色:它既可能是土地所有者 (国有土地的) , 又可能是房地产开发商 (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的公司) , 还可能充当各种中介, 又是税费的收受者。政府的这种多重角色和重要角色, 就决定了政府必定是房地产交易中起最大作用者。政府之所以起关键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地:在我们国家, 从根本上说土地不是商品。因为土地不是商品, 就不能循市场规律而买卖, 因而就没有价格机制, 就没有真正的“地价”。因而, 土地的买卖不叫“买卖土地”, 而称“土地使用权流转”;也没有地价可称, 而称“土地补偿金”、“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占用费”。土地不是商品, 却要买卖, 只能扭曲市场。土地市场扭曲, 房地产市场就扭曲;房地产市场扭曲, 就会有人为操作, 操盘者便可从中渔利。这就是当前普通商品房价格畸高的症结。因为没有“地价机制”, “土地占用费”可以说是个随意值, 它可以4.5万/亩, 也可以15000元/平方米, 其间的任何值都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政府的意愿。若我们设土地占用费为1000元/平方米, 建7层公寓, 按1∶1.2的比例分摊公用占地面积, 那么C2=1000元/平方米÷7×1.2=171元/平方米。
在以上条件下, 我们求普通商品房的理论价格为P, 那么P= (C1+C2) · (1+r) = (1100+171) × (1+10%) =1400 (元/米) 。如果按价格P出售, 购房者自然欢天喜地。农民如果获得1000元/平方米的土地补偿金更是天大的喜事, 1亩地即可获得66.67万元 (1000×666.67) 。但实际这样的好事既落不到购房者的头上, 也落不到农民头上。事实是实际普通商品房价格 (P*) 与以上所算理论价格 (P) 相差甚远。据调查, 青岛地区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平均约为4000—5000元, 我们假设某地区的商品房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 进行比较, 4500-1400=3100 (元) , 这3100元即是所谓房地产开发商所创造的交易附加值。可分为两部分归属:一部分以税费 (契税、印花税、营业税等) 归政府所有;另一部分以房地产开发利润的形式归房地产开发商所有。究竟各占多少, 就看政府的意思了, 可让利也可不让利。据了解, 在房地产建设交易的过程中, 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30%—40%左右, 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 地价与费税相加大约只占到房地产价格的20%左右。如果以上所算的3100元全为税费, 那么税费即占普通商品房价格的69% (3100/4500) ;如果按40%的估价计算, 3100元中政府税费所得即为1800元 (4500元*40%) 。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所得即为1471 (3100-1800+171) 。如果这样, 房地产开发商的交易利润率约为33% (1471/4500) , 可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
三、房地产各主体利益分析
1、政府
在中国当前情况下,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中央政府掌握最高政策制定权和地方政府、各国有银行主要人事任免权。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即博弈规则的制定者, 同样, 政府在博弈中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 实现的手段是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制定房地产市场博弈规则, 约束各方帮助其实现目标。房产市场价格上涨又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GDP的高速增长。因而, 在2004年以前, 并未见中央有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大的政策, 但由于近年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速度过快, 泡沫不断加大, 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整体运作, 中央政府才开始出台新政直接打击投机, 遏制房价, 因为, 中央政府更期待的是一个和谐的房地产市场和一个和谐的社会。
2、银行
在现在的房产市场形势下, 银行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微妙的。银行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最主要的资金供给者。买房所使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银行按揭贷款;开发商用以购买建设用地和建筑材料等等的资金约有90%最终来自于银行贷款, 真正的自由自己不到10%;政府卖地获得的现金来自于开发商在银行的贷款。整个房地产市场漫长的产业链上的资金几乎都来自于银行。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 银行是很希望房价越涨越高的, 因为住房贷款一直都是银行最核心的绩优资产。但是, 中国的主要银行多为国有, 本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低下, 无法承担金融风浪的冲击。
3、消费者
对于那些按揭贷款购买房屋的消费者来说, 在内心深处也不希望城市房地产价格下降, 因为这意味着自己购买的商品房价值将会大大降低, 他们希望商品房的价格不断上涨, 自己购买的房屋不断升值, 偿还贷款的希望不断增加, 而不希望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不断下降。
对于即将购房者和潜在购房者来说, 当然希望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取得良好效果使房价真正遏制, 依靠购房者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在这场博弈中取得任何优势, 在网络上发起的“不买房行动”虽然也是联合抵制, 但是很难产生效果。
4、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在博弈中也属于优势力量, 当他们感觉房屋销售受到影响之后, 可以通过抵押贷款, 从商业银行得到大笔收入, 并且通过要求建筑承包商“垫资进场”等方式, 很快将风险转嫁给商业银行、建筑承包商和地方有关部门, 商业银行本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很低, 必然会与房地产开发商联系在一起, 而地方有关部门为了地方利益和他们自身的政绩问题, 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减轻房地产开发商的负担。至于炒房团, 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 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
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 利益集团的博弈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是由社会几股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 其实质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总的来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市场, 既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非理性开发, 暴利和违规现象的存在, 也有消费者的非理性判断。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求国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各项宏观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以广大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合理开发, 避免涨价过快,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否则, 将会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和房地产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 地方政府也要摆正自身位置, 发挥地方优势, 给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创造安定健康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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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利益主体 篇6
一、“城中村”改造中的主要利益主体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城中村”村民及第三方参与者。本文着重分析主要的利益矛盾体政府与“城中村”村民, 不对第三方参与者进行详细分析。
(一) 对政府的分析。
政府对“城中村”改造通常都是为了消除城中村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促进公共利益合理分配, 社会福利最大化, 协调城市经济发展, 并且从改造中发挥“城中村”土地区位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这其中不排除政府官员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创造政绩的可能) 。从经济学角度看, 政府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定主体, 它是各种经济组织中的一类, 与一般的经济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两大特征。强制性导致政府行为的非平等有偿性, 也就是说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大多数关系可能是非自愿的并且是非平等有偿的。政府的干预能够直接体现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政府作为经济人, 也存在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征用土地实行转让, 从中获得转让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严格限制的所有权, 国家对其用途、流转、处置进行严格的限制。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集体所有土地的转让, 只能由国家依法征用, 给予低额补偿费, 再由国家出让, 涨价全部归政府。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促进下, 政府的行为难免出现偏差。当有可能出现涉及经济利益的矛盾关系时, 政府必定会通过法律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政府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而侵袭到公共利益, 也就是“城中村”村民的利益。总之, 政府应当作为一个全面利益的化身出现, 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总是基于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 政府的利益应该与全民的利益一致。
(二) 对“城中村”村民的分析。
“城中村”的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村籍的原住村民。城市化进程中, “城中村”的原居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由第一产业为主导转变为第三产业为支撑。随着城市征地范围的扩大和村中公共建筑用地的扩展, “城中村”的农用地不断减少或消失, 相应地从事农耕活动的人不断减少, 农业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 非农产业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 农业人员转变为非农人员。村民从原来的依靠农种收入转变为依靠集体分红、房屋出租、自主从业等形式的收入。其中房屋出租的收益是村民经济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从而使其经济观念和收入方式发生了变化, 村民的经济观念转变为依靠自身拥有的宅基地为自己谋求生路和以后的生活保障, 靠地吃饭靠地养老, 形成了独特的“出租房经济”。可以看出村民中对改造前的旧生活是很满意的, 这是源自于他们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收入, 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保障是有足够信心的。“城中村”改造后, 村民失去了原有的耕地也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活资料、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目前, 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推行的办法和基本保障制度无法做到村民满意的程度, 尤其是村中年龄偏大或无劳动能力的村民感到生活压力过重, 失去了农转城的意愿而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村民同样作为经济人, 他们对“城中村”的改造是没有信心的, 改造必定会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他们有时不管政府从改造中有何收益, 因此, 村民在现有的经济观念和对以后的生活感到茫然的状态下, 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 对政府的改造工作产生了抵制, 与政府之间产生了利益上的矛盾。
二、利益主体关系的分析
本文用博弈分析法来分析政府与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采取的策略及其利益关系。假设“城中村”改造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城中村”改造中的主导者是政府, 且改造是必须进行的, 所以假设政府先行动, 其策略只有协商、强制两种, 而村民的应对策略有支持、抵制两种。从而形成如下四种组合状态:状态Ⅰ:政府 (协商) ——村民 (支持) ;状态Ⅱ:政府 (协商) ——村民 (抵制) 。状态Ⅲ:政府 (强制) ——村民 (支持) ;状态Ⅳ:政府 (强制) ——村民 (抵制) 。
假设政府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愿意以协商的方式制定改造方案进行改造, 而村民的利益心理得到满足愿意支持, 则双方通过协商自愿达成协议, 政府通过改造达到预期目的并获得相应利益的同时, 村民在改造后的利益也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维持, 行成了状态Ⅰ。另外, 若村民因种种原因, 对政府的改造进行抵制, 这时政府的利益不变, 但带来了改造的阻力, 而村民的成本增加、收益减少, 形成了状态Ⅱ, 这种状态中同样存在着利益矛盾。
假设政府不顾及村民的利益, 而采取强制的手段进行改造。这时如果村民采取支持的态度, 则政府的强制性使其自身收益猛增, 但却使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形成了状态Ⅲ。相反, 如果村民对于政府的改造做法不满, 认为自己现有及以后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则产生抵制的策略, 形成了状态Ⅳ。这时, 政府在改造中的强大阻力产生且改造成本大幅度上升, 村民在强制中抵制以维持原有的经济利益, 此时村民自身的利益是大于状态Ⅲ的。
由此可见, 当政府采取协商策略时, 村民的最佳策略是支持, 达到双赢, 形成均衡状态Ⅰ。当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时, 村民选择抵制, 维持原有状态而不至于比以前情况更坏, 形成均衡状态Ⅳ。这两种均衡状态中, Ⅰ是最佳结果, 政府以村民利益为本, 给予村民足够的补偿和改造后经济收入及生活的完善保障, 顺利完成改造工作。但是, 现实中政府常常难以满足上面的条件, 于是均衡状态Ⅰ是理想的最终状态, 政府应该积极为达到这种均衡而努力。从“城中村”改造开始至今, 状态Ⅳ是在政府改造最初期形成的状态, 政府过于顾及和维护自身利益, 村民利益和生活得不到保障, 使村民产生了抵制心理, 形成了改造中的利益矛盾。随着政府对村民的各种心理和生活情况的不断了解, 逐渐转变了自身的价值取向, 完善政策并采取合理的措施使状态Ⅳ的情况很少再出现了。现在政府在改造中基本采取协商的策略, 但部分村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要求政府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仍然采取抵制的办法。因此, 现在状态Ⅱ比较常见, 如经常出现的“钉子户”问题。虽然, 如今政府采取对“城中村”土地违法使用进行强制改造及对合法的使用进行协商改造相结合的办法, 但村民的利益仍得不到满足, 后顾之忧和抵制心理依然无法消除。政府和村民间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 仍是改造中不可忽视的巨大阻碍力量。
三、和谐利益主体的对策
第一, 政府应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改变二元土地制度, 将“城中村”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 但不改变原有土地的使用权归属, 将土地合法地引入市场流通, 在不侵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达到将现有的“城中村”土地进行合理利用的目的。政府应建立健全改造后的社会保障制度, 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后的农民纳入完整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体系中。
第二, 政府应加强“城中村”改造中的法制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管理, 做好宣传工作, 对村民关心的问题和改造的看法进行积极分析和解决。同时, 积极进行自身的诚信和廉政建设, 建立健全村民监督、举报机制, 避免政府的利益寻租行为。政府还应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作程序, 一切依照法律法规实施, 并做好合理补偿和安置工作。不断推进二元行政管理的整体化, 变村委会为社区居委会, 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加快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的管理速度, 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确保农民正常、快速、放心的融入城市社会体系。
第三, 政府应加强“城中村”改造后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以改造后的居委会为核心, 发挥其特殊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按照符合这些城市新型市民心理的要求, 开展各种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并且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 把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传输给新市民,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从而不断地改善其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 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以促进整个城市的和谐发展。
摘要：二元土地制度造成了土地收益的双向性, 从而导致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和村民两个改造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关系, 而协调好两者的利益关系, 减小村民带来的改造阻力是“城中村”改造的难点所在。通过对“城中村”改造中的两个主体及其利益关系之间的博弈分析得出, 只有解决好政府和村民间的矛盾利益关系, 才能使“城中村”改造顺利进行。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政府,村民,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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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利益主体 篇7
近几年, 逆向物流开始受到企业界、理论界的重视。“逆向物流也许是企业在降低成本中的最后一块处女地了。”西尔斯负责物流的执行副总裁曾这样说。国外的一篇商业评论也指出, “退货中所孕育的未知机会, 直到现在还少有企业考虑过。”而美国物流管理协会的资深专家、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詹姆斯·司多克对逆向物流的描述更为精辟, “公司对退货如何处置, 已经成为一项标新立异的竞争战略, 并正成为提高效率的全新领域。”1999年, 美国逆向物流委员会的专项调查表明, 当年美国各企业逆向物流的成本超过了350亿美元。
1. 逆向物流管理的效益分析
按成因、途径和处置方式的不同, 根据不同产业形态, 逆向物流被学者们区分为6大类别:1) 投诉退货是指由于运输差错、质量问题等问题产生的回收, 它一般在产品出售短期内发生;2) 终端使用退回是指经过完全使用后需处理的产品, 通常发生在产品出售之后较长时间;3) 商业退回是指未使用商品退回;4) 维修退回是指有缺陷或损坏产品在销售出去后,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条款的要求, 退回制造商;5) 生产报废和副品回收;6) 包装回收。
通过对这六大类别的逆向物流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逆向物流中存在的若干效益。
1.1 对企业内部可以获得竞争效益、质量效益和成本效益
1.1.1 竞争效益
企业有效地应对顾客投诉和退货, 已成为一项标新立异的竞争战略, 成为赢得客户的重要手段。企业通过高效的退货处理从而保持与产品或服务标准承诺的一致性, 最终获得消费者终生信赖, 赢得并稳定市场份额,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益。
1.1.2 质量效益
逆向物流的六大类别中的三大类:投诉退货、维修退回和生产报废中都反映了质量的问题。产品被退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存在问题, 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通过对被退回的产品品种、退回的频率等退货情况的分析, 能发现其反映的本质问题;生产中的报废则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系统本身存在着质量隐患。
通过逆向物流管理促使企业从源头加强质量管理, 提高服务水平。同时逆向物流中的产品质量相关信息不断传递到管理阶层, 提高潜在事故浮出水面的概率, 管理者可以在事前不断的改进品质管理, 以根除产品不良的隐忧, 从而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1.1.3 成本效益
“物流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物流活动也越来越多的被关注。逆向物流是正向物流的重要补充, 成为企业在降低物流成本中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宝地。企业通过对可逆向物流产品的回收进行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循环, 可降低企业的物料成本。
1.2 对企业外部可以获得环境效益
政府实施逆向物流管理,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回收可再利用的废旧物品, 都可以有效地节约资源, 避免资源浪费, 从而有效地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另外, 由于废旧产品的无序回收和不规范的拆解, 对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没有进行专门处理, 给环境及人们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而采用科学的逆向物流活动可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从而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2. 目前逆向物流管理的认知误区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和比较, 目前对于逆向物流管理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2.1 主体认知不清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逆向物流管理的主体是企业, 特别是制造型企业。但通过对逆向物流管理的效益分析, 我们发现进行逆向物流管理的主体不单单只有企业, 还应该包括政府。
按照“谁受益, 谁参与”的原则来说, 所有的受益者都应该是参与的主体。通过上面的效益分析,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个收益主体, 即企业和政府。而且通过收益大小和影响程度的比较, 政府的收益程度要远远大于企业。
2.2 没有层次划分
国内第一个提出逆向物流管理要按层次进行的学者是王长琼, 她在2003年的论文“国外逆向物流的经济价值及管理策略初探”中提到了逆向物流管理要有不同层次的目标。其他的研究者大多对逆向物流管理均没有进行细分, 这种对于逆向物流的粗略管理是无法实现其全部效益的。
还是从逆向物流的分类来看, 逆向物流的六大类中是包含在不同的层次中的。有些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 有些是企业不得不解决的, 有些是企业不好解决的。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可以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企业愿意投入资金和人力, 例如商业退货;企业不得不解决的是由于国家相关法律的约束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而不得不为之的, 这样的活动企业当然不会重视, 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例如终端使用退回;企业不好解决的是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但是解决过程需要大量成本的, 企业对这些逆向物流活动是又爱又恨的, 例如生产报废。
所以逆向物流要想管理好, 必须进行分层分类管理。对于不同层面的内容用不同的方法, 集中精力在核心的问题上逐步提高逆向物流管理水平。
3. 逆向物流管理的策略
基于上面所提到的认识误区, 笔者提出以下的逆向物流管理策略。
3.1 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并积极参与
政府在逆向物流管理中是一个重要的主体, 大多的研究者对于政府的作用都局限在制定法令和政策层面, 忽略了政府的具体参与。政府在逆向物流管理的发展中应该采用以下的策略。
3.1.1 完善社会逆向物流系统的基础设施
逆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通过对逆向物流相关信息的收集, 为从事逆向物流的企业提供基础逆向物流信息, 满足企业信息系统对相关信息的需求, 帮助企业有效地进行逆向物流的管理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利用逆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在宏观决策上可以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规划, 进而制定相关政策;在行业管理上可通过平台及时获得相关信息, 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业调控。
对于企业来说, 逆向物流的需求批量都远小于正向物流。分散、小批量且价值相对低廉的废弃物使逆向物流活动难以获得规模效益。虽然大型企业可利用其足够大的规模来支撑区域性的回收中心, 但由于单个企业经营的回收中心回收品种单一、覆盖区域过大, 综合利用效率一般都不高。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 过于分散的逆向物流起源地一直是它们不得不面对的死结。因此, 政府建立集中式回收处理中心是保证逆向物流系统高效运行的最好选择。
3.1.2 推动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的发展
逆向物流相对于正向物流而言管理的主要难度在于规模效应无法实现, 要想产生规模效应就必须借助社会化的力量。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作为社会化物流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逆向物流发展中承担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在政策和市场等方面大力支持和推动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的发展, 整体提高我国逆向物流管理的水平。企业所解决不好的逆向物流部分也可以很好的通过外包的方式得以解决。
3.1.3 颁布和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 加大经济调控力度
逆向物流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还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 政府有必要通过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企业的行为, 从而降低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要加强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配合, 增强其可操作性, 加大执行力度, 明确生产者责任, 依法强制实施可再生产品和废弃物的逆向物流, 使产品逆向物流活动能够纳入法制化轨道。
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收费等手段对企业进行奖励或惩罚, 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政府可以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保证金制度, 对企业的废弃物排放进行经济制约;开征环境保护税, 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2 企业正确认识逆向物流管理的重要性, 采用合理的模式和方法提高管理水平
3.2.1 正确认识逆向物流管理, 提高重视程度
企业要正确的认识自身在逆向物流管理中的任务和地位, 通过对逆向物流类型和层次的划分, 明确自己的管理和作业范畴。逆向物流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效益、成本效益和质量效益, 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来正确认识逆向物流对于本企业的意义, 抓住重点, 突出效益, 提高企业的逆向物流作业和管理的水平。
企业必须要研究逆向物流活动对本企业的影响, 提高重视程度。一份对300多位供应链及物流经理的调查显示, 有40%的人认为, 影响逆向物流成功的首要因素是管理层觉得其“相对不重要”;其次是“公司政策缺乏”和“系统缺乏” (35%) ;再次是“疏忽管理”和“缺乏人力资源”。可见, 对逆向物流而言, 来自企业内部的挑战首先是重视程度。
3.2.2 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逆向物流管理模式
企业可以选择的逆向物流管理模式包括自营、联营和外包三种。三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 企业必须在自身作业要求和发展目标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在正向物流管理上的模式来进行选择。企业进行逆向物流管理时不能割裂了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的联系, 尽可能借助自己的正向物流管理模式和物流渠道。许多研究者认为在同一框架下进行逆向物流活动会对正向物流活动有影响, 但其实企业的逆向物流任务很多时候就是由于正向物流活动造成的。必须要在整合整个物流系统的基础上, 同时提高正向和逆向物流活动的水平。
3.2.3 借助信息技术提高逆向物流管理的水平
信息技术在逆向物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逆向物流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回流产品的数量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 建立为逆向物流服务的信息系统, 提供准确、充足的回流产品信息对逆向物流的顺利完成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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