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政府互动平台

群众-政府互动平台（精选五篇）

群众-政府互动平台 篇1

一、安徽省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关系的现状

(一)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标, 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2005年全省推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 普遍建立以县级行政服务中心为主体,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为依托, 村级便民服务站为补充的便民服务网络。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不断推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安庆市在规范性文件征集、筛选、征求意见等环节上, 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参与作用, 更好地服务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二) 以增强群众自治能力为核心, 着力推进“四个民主”

2011年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 全省共3319万人参加投票, 参选率89.6%, 最高的淮北市达96.8%。民主选举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 优化了村委会班子结构, 提升了村级组织的整体素质。民主决策透明规范。普遍推行“四议两公开”制度, 将群众关注的农村低保、计划生育、宅基地审批发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等绘制成村级事务运行流程图, 确保村 (居) 事务规范运行。民主管理制度健全。积极探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村民自治新模式。如望江县长岭镇以屋场党支部为核心, 普遍建立村民理事会制度, 全镇农村呈现出党群干群同频共振建设新农村的和谐局面。民主监督保障有力。2010年以来, 全省推进以农村集体“三资”清理和委托代理服务等为重点的“阳光村务工程”建设。各村 (居) 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对村 (居) 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进行全程监督。

(三) 以培育社会组织为重点, 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全省3609个社区社会组织在助残、助老、助困和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 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基层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辅助力量。注重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引领作用。当涂县鼓励种养大户、民营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等兴办生产加工、技术联合、资金服务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22个, 社员近6600人, 带动农户4万多户, 较好地实现了农村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农民人均纯收入成为全省首个超万元的县。

(四) 以拓展服务功能为目的, 着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近年来, 政府逐步把部分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开来, 交给群众自治组织承担。望江县在村 (居) 成立群众工作室, 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的基础作用, 该县的华阳镇在农村实行“中心户长”制, 在城区实行“中心楼栋长”制。淮北市着力推进以“8145”为内容的开放式村部建设, 拓展服务功能, 不仅深受群众欢迎, 得到了中央、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也促进了村级治理方式向服务型转变, 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 传统管理模式根深蒂固

由于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影响, 一些基层政府仍习惯于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方式对村 (居) 自治范围内的人财物等进行干预。一些部门甚至把村 (居) 当成自己的“腿”, 将本属自身范围内的工作交由自治组织代劳, 不少村 (居) 负担重重, “附属行政化”倾向明显。

(二) “四个民主”运行失衡

村民自治总体上固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自治效果并不理想。片面注重民主选举而忽视其它运行环节, 真正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却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监督因其会议召集机制上的缺陷, 也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作用。

(三) 基层民主治理活力不足

青壮年劳力长年外出务工, 农村精英大量流失, 难以正常行使民主权利;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难以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部分村 (居) 干部政治、经济待遇低, 参与民主自治的主动性不高,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社会的整体自治能力。

(四) 政府购买服务财力有限

乡村计划生育、征兵、征地拆迁等工作需村 (居) 协助配合, 但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由自治组织无偿劳动;对于合作医疗、道路桥梁建设、环境整治等社会事业, 政府投资不足, 财政向农村倾斜不够, 也加重了基层组织和群众的负担。

(五) 政府职能不能有效发挥

基层政府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点, 是决定未来城乡统筹发展和基本管理模式的关键, 基层政府必须主动实现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才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国家政权在乡镇一级的空档以及群众自治在现实中对乡镇政府的过分依赖或严重脱离的极端倾向, 对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中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功能造成挑战, 不利于政府的改革和职能的发挥。

三、完善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的互动关系的几点建议

针对当前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首先要明确“三个条件, 一个机制”, 即:前提条件是明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厘清政府与公众的权能界限, 规范政府与公众的行为方式, 协调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关系, 整合政府与公众的政治诉求;必要条件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 培育公民社会, 扶持社会组织成长, 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物质条件是夯实衔接互动的经济基础,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壮大集体经济,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权利,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尤为关键的是寻求和建立一种有效、畅通的衔接互动机制, 使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真正走出错位和失调的困境。为此, 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 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涉及多方位和群众的切身利益, 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共建。各级党委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部门负责、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适应城乡社会深刻变革的需要,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切实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把发展基层民主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与在基层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紧密结合起来, 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 进一步规范基层政府职责权限。

推进依法行政, 规范政府行为, 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不得要求群众自治组织承担依法应当由政府及其部门履行的职责。推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革乡镇政绩考核制度, 建立上级党委政府评价和基层群众评议相结合的绩效评估体系。完善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联系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听取意见制度、监督反馈制度, 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真正起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作用。

(三) 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自治制度。

进一步完善和激活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 将部分人事安排、财务管理权归还给基层自治组织, 提升党务、村务、财务的公开质量, 切实把“四个民主”落到实处。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引导基层自治组织在做好自治范围内事务的基础上, 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充分发挥自治组织在承接公共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引导社会参与、协调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济是基础, 基层自治组织惟有带领群众发展经济, 才能走出政府的“束缚”和干预, 真正实现自治。

(四) 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

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是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重要渠道。要加快体制内行政资源向外转移,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扩大城区业主委员会、农村专业协会和经济合作组织等新兴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参与权, 大力培育群众性服务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组织, 建立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新型组织动员体制。基层政府应创新服务理念, 以城乡社区为载体,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整合社会治理职能, 积极搭建政社沟通互动的服务平台。

(五) 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一方面, 立法细化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对于指导、支持、帮助的范围与事项的内容和方式具体包括哪些, 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的范围和方式是什么, 对指导、协助不力造成重大失误的责任追究等, 均未列明, 使自治权只是一种制度性赋权而非实质性赋权, 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不易把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地方性法规也不妨作出尝试性规定。另一方面,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是转变政府职能, 促进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有效举措。但其涉及的购买主体、购买范围、经费预算、运作方式、资金拨付及监管职责等相关问题, 政策性较强, 建议省政府以地方规章的形式出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 并作出明确、统一规定, 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我省各级政府开展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

(六) 实现政府治理与管理环境的协调

市场经济条件下, 成本和效益的关系是管理活动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某些情况下, 必须考虑运用市场的力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如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需要、群众性自发组织之间的利益等等, 最大程度地满足各利益主体的需要, 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人文环境是影响群众自治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市场环境的制约力量。人文环境包括社会中人们的态度取向、观念、信仰、认知等, 是社会发展中与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无形环境, 对人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谐的人文环境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法制和市场的力量, 对人们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社会的发展和实际的管理要求, 需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 培育科学的市场竞争机制, 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提高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参政水平, 培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组织对群众自治的科学认知和价值取向。

摘要：我国群众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居于重要地位, 但与此同时, 群众自治之路也遇到了挑战, 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面临困境。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和和推进基层政府改革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府买单 群众看戏 篇2

2014年9月，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政府购买公益性文艺演出服务工作试点方案》，对公益性演出的购买主体、内容、机制、资金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方案，省、设区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是公益性文艺演出的购买方，全省国有文艺院团或民营院团是公益性文艺演出的承接方。为了让农村观众免费观看演出，省文化厅向省直院团购买了1000场省级性的下乡演出。同时，各设区市、县（市、区）每年需为每个乡镇购买不少于4场的下乡演出服务。

方案提出，试点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创新财政文化的投入机制，从省级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中切出资金用于政府购买文艺院团公益性演出，从而丰富和活跃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农民群众看到好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这句朴实而坚定的话意味深远。

促进文艺院团下乡服务，将精彩的文艺演出送下乡，既是提升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积极性的重要措施，还是新时期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保障。

3月26日下午，在青山湖区慈母小学操场，该校的学生们正在欣赏江西省木偶剧团演出，后面站着学校的老师们。一个个精彩的木偶节目让孩子们看得哈哈大学，也让老师们看得津津有味，学校的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非常喜欢这个演出：“以前学校只看过电影送下乡，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别说孩子们这么喜欢，我长这么大都是第一次看到木偶剧，你看老师们都站在这里看啊。唯一感觉遗憾的就是今天天气不好，唉，非常欢迎他们下次再来演出。”

校长的话让省木偶剧团的工作人员很感叹，之前他们到学校和校长联系演出事宜时，校长是百般不愿，一是怕他们表演后会做广告让孩子们买东西，二也是担心麻烦，生怕出现意外情况，无论省木偶剧团工作人员怎么说演出是政府买单，公益演出，绝不会需要学校付任何费用，但校长就是不愿意，要他们去找教育局。“但基本上看过我们的演出后，校长们都会改变观念，非常感谢我们的演出。”江西省木偶剧团副经理饶曼凌为自己剧团演出受到欢迎而自豪。

杂技滚筒、转碟、肩上芭蕾、赣剧片断《三岔口》、赣剧折戏《闹龙宫》、京剧小武戏《悟空降妖》、木偶剧《司马光砸缸》、《不讲卫生的猪八戒》等等，一系列群众熟悉而经典的剧目出现在院团下乡演出的节目单上。

3月13日，江西省京剧团在新建县南星村演出。演出的节目单里选择了热闹的武打戏和群众基础较强的《沙家浜》等戏曲，但《歌曲联唱》、小品、相声却总能得到更多的欢笑声和掌声。台下，京剧团领导同演出分队队长研究，“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能否排个抗日题材的小品？”

记者跟随省杂技团下乡演出发现，《小苹果》舞蹈总是最能引起群众共鸣的节目。对此，省杂技团副经理付翔讲了一次演出的趣事：“每场演出，我们的杂技节目都能得到群众的赞叹，但流行歌曲的编排更能引起村民们的共鸣。去年我们唱的是《最炫民族风》，有一次演出，唱到一半时，村长突然叫我们停下，把我吓一跳，以为出什么事了。村长说大家看我们的演出很开心，强烈要求也表演一个节目，村里的阿姨们要和着我们的歌曲一起跳舞。”

作为一台完整的舞台节目，送戏下乡的演出不仅仅局限在院团各自拿手好戏，其中也会点缀这群众喜爱的流行歌曲、舞蹈等元素，与观看演出的群众互动，让大家看到更多更好的节目。编排出更多更好的精彩节目，让自己的节目在公益演出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必然会成为各大剧团经理们要思考的头等大事。

政府当“保姆”群众乐发展 篇3

2013年刚成立的恩阳新区,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将芦笋种植定位于恩阳区的农业产业之首,当年就发动种植芦笋900 hm2。虽显声势,但多数群众仍在徘徊观望,担心种多了会变成“臭狗屎”。殊不知,恩阳区早就组织了专门力量招商,于2014年初成功引进了重庆安碧捷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保底收购、加工全区鲜笋产品,彻底消除了群众顾虑。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芦笋产业,恩阳区走“公司+基地+大户+农户”之路,在付家寨村打造“千亩芦笋产业示范园”,以带动引领全区芦笋产业。同时,从区财政给予50万余元资金支持,为不同规模的种笋大户发放奖补,激励其发展壮大种植规模。

2016年,恩阳区又出新举措,由财政预算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全区芦笋标准化生产病虫防治药物补贴。

群众-政府互动平台 篇4

1 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及形成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 政府逐步建立的是以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医疗和合作医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体系, 改善了国民的身心健康状况,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与急剧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 扩大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医疗机构和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当时医疗卫生改革的中心议题。然而, 经过20多年的医疗改革, 医疗卫生服务被推向了市场, 商业化倾向明显, 使健康、公平和公益问题越来越突出, 医疗费用的增长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形成了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

1.1 如何理解“看病难”这一社会现象的实质

目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 我国卫生资源供给总体不足, 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出现。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贡森认为, 目前我国卫生资源的总量已经超过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费用水平4%~15%。也就是说, 我国的卫生发展在总体上是超前, 而不是落后于经济发展[1]。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走出了“缺医少药”的局面, 简单沿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和分布不均衡, 难以解释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其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卫生资源的利用上。据《2004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及《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 在1997-2002年期间, 城镇街道卫生院和农村乡镇卫生院每个技术人员平均负担的门急诊人次数分别下降了32%和20%。可见, 卫生院现有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较为严重。同样统计显示, 医院床位资源闲置率较高, 大约闲置或富余10%, 与历史上达到的利用率相比, 目前中国医院的床位富余在20%左右, 城乡卫生院的床位富余在17%~27%之间。另一方面, 在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降低的同时, 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也得不到合理利用, 大医院看小病、常见病的现象十分普遍, 大医院的病人人满为患。特别是找知名专家看病, 病人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有的甚至要等上几天、十几天。所以说, “看病难”实际上是到大医院看病难、找专家看病难。

1.2 中国居民看病是否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给的统计数字, 中国近年的卫生支出是年人均71美元, 而该年个人承担的比例是54%, 也就是说, 平均每年个人需要承担38.3美元, 约合300元人民币。表面上看, 在中国看病个人承担的费用并不高。但是, 人们普遍抱怨的“看病贵”, 到底贵在哪里呢?“看病贵, 看病难”目前为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甚至成为大众的怨恨情绪呢?如果我们研究、分析一下支付方式, 就会发现, 实质上, 人们抱怨的是难以承受的风险[2]。每年300元的平均费用确实不算很贵, 问题是没有人付了300元就能看得起病。任何个人在看病的时候, 他要支付的并不是这300元平均医疗费用, 而实际的费用要高得多。在我们的日常经历中或在媒体的报道中,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往往一种疾病的费用是几万、几十万, 这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家庭倾家荡产——这就是难以承受的风险。虽然这种风险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每个人都面对着风险。而且, 即便是千分之一的概率, 可是中国有13亿人, 最后还有130万人承受了这难以承受的风险。130万足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另外, 人们感到看病贵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医疗费用中个人的承担的比例过高。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0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 在卫生总费用中, 中国个人承担比例是非常大的。在2003年, 中国的个人支出达到了63%。剩下的36.2%中, 主要由社会保险来承担, 其中政府支出不到17%。这一点也往往被引为“看病贵”的例证。

2 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中的政府责任定位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看病贵、看病难”主要的根源在于缺少合理规范的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资源的分布和利用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投入不足。而对于“看病贵、看病难”, 现在的许多政策、措施大都是着眼于监管价格, 约束医院行为, 控制就医的费用, 使卫生总费用降低, 减少群众的支付压力。但是这种改善很有限, 和所花费的努力相比很不划算, 风险的波动性根本没有得到改善, 只是拉低了一点点风险的高度而已, 根本无助于解决群众关注的“看病贵”。对于风险意义上的“看病贵”, 就目前状况而言, 这是任何个人、医院都无法很好解决的。而要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必须通过政府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 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具体实现劳动者医疗保障权利的义务。这涵盖了制度设计、规范责任、财政责任以及监管和实施责任等方面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2.1 设计和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 降低群众就医风险

首先, 明确定位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政府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应该定位于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更为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在此基础上, 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满足更多社会成员不断提高的、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其次,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 医疗保险部门负责对公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支出按比例报销。由国家财政负担大部分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其它非基本医疗服务由居民个人自行负担, 政府鼓励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鼓励企业为职工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 当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步减小, 当社会的其它条件许可之后, 再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系, 保障全体居民的更高水平的医疗需求得到满足。

2.2 财政负担责任

医疗保障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 从医疗保障制度运行的根本需要来看, 财政责任是政府在医疗保障的第一责任。医疗保障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 同时其收支活动也是一种以政府主体参与社会总商品分配的行为, 是政府财政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再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国家财政应承担起医疗保障的职责。首先, 应做好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运营、监督和管理工作, 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物质保证;其次, 应加大对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建立和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确保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及时到位;最后, 积极进行医疗保障税研究, 设计医疗保障税征收方案, 为医疗保障基金提供稳定、可靠的来源。在筹资方面, 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除此之外, 在一般医疗领域, 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 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 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 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合理增加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市场主导”阶段, 因政府财政无力独自承担这笔巨大的资金需求, 可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将部分医院推向市场;但在社会经济有了迅猛发展、医疗资源有了极大丰富、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之后, 政府应重新挑起全面干预卫生事业、改善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的重担。这无疑需要加大相关投入。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 经济一直在增长, 财政收入一直在增加, 而政府卫生投入不增反降, 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收入中, 政府补贴达到70%, 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是40%, 而在我国大部分省市, 这个比例不足10%。远远不能满足这一时期的筹资需要。

2.3 监管和实施责任

医疗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 医疗保障宏观关系正确处理, 均需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监控机制。且实施是医疗保障运行的核心, 其各项制度只有实施才具有真正意义。目前, 劳动和医疗保障、民政卫生、财政、审计、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均对医疗保障的运行负有一定的监管或实施职责。加强对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在“医改”阶段, 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责任, 这些责任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现。由此也产生了由谁来监督这些部门行为的问题。一个可供参考的办法是建立监督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行为的监督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对涉及卫生服务领域的政府支出、医疗保险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公共卫生服务的普遍化与公正化的程度、医疗服务管理体制的效率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执法状况进行全面的监督。整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市场秩序。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实行严格的生产许可制度、质量检查制度、等级管理制度。完善药品价格管理机制, 政府定价应经过专家论证和公开听证两道程序, 合理确定相关产品价格。减少这些特殊商品的市场流通环节, 公立医院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需求由医院报计划, 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直接向生产厂家统一采购。定期对医疗机构的用药情况进行检查, 防范随意扩大药品使用范围的行为。严厉处罚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的违规行为。

关键词：看病贵,看病难,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1]贡森.我国卫生发展总体超前,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需另谋出路〔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 2006 (3) :4-10.

[2]符策慧.环球比较调查:“看病难, 看病贵”中国真相〔J〕.中国医疗前沿, 创刊号:18-22.

构建平台延伸服务扎实做好群众工作 篇5

关键词：履行职能,构建平台,完善机制

近两年来, 我院秉承为民情怀, 始终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新时期的检察工作, 把党的群众观念内化于心, 外践于行, 积极回应老百姓的新期待, 思民之所忧, 做民之所盼, 推动了群众工作创新发展。

一、严格履行职能, 关切群众期盼

检察机关要做好群众工作, 必须首先站稳履行检察职能这个立足点。随着近两年梁子湖区创建全国生态示范区的总体区情, 履职过程中, 我院竭力找准群众的所需所盼, 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百姓打造稳定环境。梁子湖区是一个经济尚不很发达的区域, 很多青壮年村民常年外出务工, 家中只剩老老小小, 一些违法犯罪也将罪恶之手伸入其中, 给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带来了极大忧患。安宁、稳定、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期盼的。我院从百姓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保护入手, 刑检部门干警经常深入基层派出所、各乡村百姓之间, 了解掌握治安状况, 研讨刑事犯罪案件发破案规律, 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方向、证据收取方法, 适时出重拳予以严厉打击。2013年2月份, 辖区内的某镇年过60的谈某趁邻居大人外出打工之机, 残酷地性侵了年仅7岁的留守儿童张某, 一时在湾里影响极坏, 给群众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公安机关从案件稳妥起见, 只是作了治安案件立案。我院调查发现后, 认为该行为很可能构成了刑事犯罪, 必须严厉打击, 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经迅速调阅案卷, 询问被害人及其他证人, 我院要求公安机关重新按“猥亵儿童罪”立案, 并及时收集补充了证据。经我院提起公诉, 法院依据“猥亵儿童罪”的罪名作出了有罪判决。对该犯罪的严厉打击, 震慑了其他违法犯罪, 为留守百姓打造了良好的休养生息安全环境。

让群众感受惩治腐败的决心。职务犯罪是根植于党政领导干部肌肤上的毒瘤, 被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我院把发生在民生领域的热点问题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身边腐败问题作为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 周密部署, 精心谋划, 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取信于民。一是深入开展查办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今年分别查办了太和镇莲花贺村书记贺某某和东沟镇六十村干部邱某挪用公款案。二是严肃查处医保领域贿赂犯罪案件。医保领域的腐败, 极大地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 损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严重影响着政府形象。我院认真研究, 把握该领域犯罪规律, 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查处该领域犯罪案件2件2人。三是坚决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身边的腐败。今年上半年我院根据群众举报, 深挖交通运输领域的蛀虫, 一举查办了鄂州市道路运输管理科科长陈某等人玩忽职守案。通过对该案的查处,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腐倡廉力度的信心, 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同时, 我院还注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积极开展法制讲座和警示教育活动, 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侵害群众权益的职务犯罪发生。

确保法律实施的正确与统一。我院小院整合改革后, 从服从全区工作中心出发, 完善外部沟通协调, 拓宽诉讼监督渠道, 积极推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 加强与公安、法院等机关的协作配合、沟通与联系, 进一步落实了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等制度, 2014年查阅法院民事案卷160余份, 公安派出所行政处罚案卷200份, 从中发现民事、行政监督线索8件, 立案监督线索7件, 侦查活动违法线索2件, 刑事审判程序违法线索2件。共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13件, 办理监督立案案件12件12人, 办理侦查活动监督案件4件, 办理漏管、脱管案件3件。有效推动了诉讼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确保了法律实施的统一与正确。

2013年11月, 我院为顺应梁子湖区人民群众保护湖北省储水量第一的梁子湖的水质、湿地、野生动物等生态环境的期盼, 针对沿湖村民圈湖养殖、非法捕捞、投毒放毒等破坏梁子湖生态环境行为多发的现象, 从查阅梁子湖管理局渔政执法大队的案卷入手, 发现了一批构成犯罪而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一举监督公安机关立办“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4件, 保护了梁子湖的水质和生态, 受到了湖北省检察院的嘉奖。

二、构建服务平台, 延伸检察职能

目前政法机构体制中, 只有检察机关在乡镇没有常设的派出机构。针对这种状况, 为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我院积极探索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触角向基层延伸, 服务向群众倾斜的新方法, 新途径, 增强了执法的公信力。

拉近服务群众距离。我们辖区内的梁子湖区涂家垴镇是鄂州市最偏远的乡镇, 国土面积是鄂州市的十分之一, 全镇村、湾散落, 村民居住分散, 出行、办事十分不便。为方便这一偏远镇的村民们能及时表达合理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咨询政策法规、举报违法犯罪, 在上级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下, 2012年8月, 我院在该镇建立了全市检察机关第一个便民服务站, 在该政府聘请负责人1名, 各村便民联络员27名。几年来, 我院始终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到便民服务站, 收集了解情况, 调研指导工作, 处理相关问题。平时安排聘请的负责人坐班工作, 负责做好日常接待、接访和台帐登记、上报等工作。

我们通过便民服务站这一载体, 加强与基层群众的沟通联系, 及时受理、妥善处理群众举报、控告和申诉, 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基层组织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依法开展对基层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同时还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切实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深受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紧贴区情服务基层。梁子湖区梧桐湖新区, 是湖北省联发投与我区联合投资兴建的新的功能区, 深受省委、市委的高度重视。根据梁子湖区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这一区位发展战略的要求, 针对新区征地、拆迁、安置、建设等项目繁多, 工作节奏显著加快, 群众的政策、法律需求迫切的特点, 我院及时在梁子湖区梧桐湖管委会大垅社区设立了检察联系点, 委派案件管理部干警定期下驻办公;在基层聘请联络员, 倾听群众呼声, 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不定期通报情况,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查办预防和公务人员底线意识教育等活动。实时在该辖区履行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受案接待、信息收集和走访调查等工作, 服务了全区的工作中心。

以点带面延伸触角。在重点抓好两个基地的同时, 我院还以点带面, 分别在其余4镇都建立了联络制度, 保证每周有干警下到各联络点了解、收集情况, 现场处理解决问题。全区形成了以院案管部牵头, 各联系点负责, 各村组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服务网络。

近两年来, 便民服务站和检察联系点共受理各类来访100余人次,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6起, 受理各类线索40余件。2014年以来, 我院积极开展扶贫帮困工作, 号召全院干警捐款近万元慰问帮扶贫困党员7名, 困难群众12户, 资助留守儿童2名, 为1个村解决春耕备耕问题, 为涂家垴镇沙咀村解决抗旱资金2万元, 为4名贫困刑事案件被害人申请司法援助10万元。

三、完善工作机制, 确保收到效果

群众工作是一项系统性、日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我院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不断建立完善了相应的工作机制, 并使之形成了常态化, 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积极落实包镇联村。为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加强干警的工作责任心, 做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我院在辖域内的5个乡镇和1个管委会, 实行院领导包乡镇、干警包村制度。每月在各所包的乡镇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重点在各个乡镇的人口聚集地发送宣传资料, 现场答疑。有时还将典型的和有较大影响的案例制成展板, 及时宣传到老百姓当中, 教育提醒村民学法守法, 加强监督身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敏锐性, 并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举报。有时还组织干警到农村参与基层劳动, 深入田间地头, 与群众一起劳作、交谈, 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 切实增强检察干警亲和力。

强化监督落实公开。严格执法, 透明检务, 接受监督是党和人民的要求, 也是法制建设的必然趋势。我院通过多种形式推行检务公开, 让公正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建立了检务信息查询平台, 录入2011年以来受理的所有批捕、公诉案件;实时邀请各类代表、委员来参加、了解本院所有业务部门干警的工作职责、联系方式。如有需要, 人民群众可随时了解、询问案件的处理情况、承办人员的相关信息。同时我院加大宣传力度, 建立了门户网站, 开通了微信、微博等公众平台, 显示工作动态, 积极开门纳谏。我院还十分重视信访维稳工作, 长期成立排查化解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实行领导接访日制度。每周确保有一名院领导坐班接访, 并将领导姓名和接访日期提前公布于众。通过领导接访, 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平息在了基层。

次外, 根据我院工作机制的要求, 每年我院由院纪检组牵头, 组织人员对全院所办结的案件采取登门走访、电话回访等形式一一全部进行回访。准确了解干警是否文明办案、依法办案;当事人及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并就提出的问题当场予以解答和提供法律咨询。2011年以来, 我院共回访案件23件, 群众提出整改意见12条, 有效促进了公正廉洁执法。

严格考评确保效果。近两年来, 我院重新设置年终考核项目, 把群众工作的相关内容纳入绩效考核。采取不定期以走访、召开座谈会或发放征求意见函等方式就干警在执法办案中处理群众工作的方式和能力向代表委员、群众代表征求意见。让群众评议检察工作, 认真听取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努力形成紧紧依靠群众,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落实便民措施的整体性群众工作机制。两年来, 我院表彰群众工作先进15人次, 对1名因群众工作滞后的干警进行了诫勉谈话。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