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两用

军民两用（精选四篇）

军民两用 篇1

至2012年12月30日, 北京新开通4条地铁新线后, 总里程跃居世界城市第一。排名随后的城市分别是首尔和上海, 而地铁诞生地伦敦排名第四。

一、地铁发明, 纯属偶然

1863年1月10日,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伦敦投入运营。让人不曾想到的是, 设计地铁的灵感竟然源自老鼠洞。

当年, 伦敦已是国际知名大都市, 大量移民的涌入, 使充斥着马车、汽车和行人的街道拥堵不堪。当时的国王十字火车站每天运载成千上万居住在郊区但在城里工作的市民, 由于伦敦市中心不通火车, 这些市民为了上班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

为此, 伦敦政府决定向市民广泛征求改善交通的意见, 一名叫查尔斯·皮尔逊的律师将“让火车入地”的大胆设想提交给政府。

为了能让火车跑进城市, 皮尔逊废寝忘食。有一次, 他半夜起床上卫生间, 发现墙角边有一个老鼠洞, 一直通到墙外, 一只老鼠正在洞里跑进跑出。皮尔逊大受启发:火车开进城市, 能不能让它转入地下行驶呢?

1847年, 皮尔逊确认“让火车入地”是一个大胆而可行的设想后, 毅然辞职专心致志地开始设计地下铁道的方案。1850年, 皮尔逊正式向伦敦政府递交了在城市修建地下铁道的建议方案。经过马拉松式的论证, 伦敦政府于1856年正式采纳了他的方案。

1863年1月10日, 按照皮尔逊设计的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在伦敦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行驶在地下的列车, 由蒸汽机车牵引, 木材制成的车厢立即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更为有趣的是, 走进车厢还有煤油灯提供照明。

这条地铁长度虽然只有6.5公里, 但它的表现却不俗, 第一年就运载了950万乘客。按当时伦敦人口计算, 每人每年乘坐6次以上。

二、绝佳的军事防空洞

伦敦地铁的学名叫“Underground” (地窖) , 因为地铁车厢又矮又小, 就像地窖一样。起初, 地铁蒸汽机排出的水蒸气, 燃烧产生的烟雾, 煤油灯泄漏的煤气全部集聚在隧道内, 使得地铁隧道内终日浓烟滚滚, 气味呛人, 令人难以忍受, 但它拉开了人类建造、使用地铁的序幕。

1896年, 欧洲大陆首条地铁——布达佩斯地铁开通;随后巴黎于1898年开始建造地铁, 1900年通车运行。美国波士顿在1897年开通地铁, 纽约在1904年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地铁系统。1913年, 南美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通车。到1915年, 伦敦的地铁开始形成地下交通网。

在地铁的建设上, 也有很大不同。第一条地铁线路采用了“挖—盖”的工序来建造, 即挖掘一条深沟, 然后封盖其上。1890年建造真正的“管状”铁道, 是用一个液压冲头推进的钢箍钻通泥土建成的。

鉴于当时城市的规模与人口等原因, 地铁发展缓慢。二战前, 全世界只有20座城市有地铁。二战的爆发, 使地铁除了输送乘客, 还成了非常实用的防空掩体。

法国著名影星、绰号“大鼻子情圣”的德帕迪约, 20世纪80年代曾主演了一部著名的电影《最后一班地铁》。电影的背景是1942年德军占领下的巴黎, 法国人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与混乱之中, 从占领区到自由区只有地铁可以通行, 因此, 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成了法国人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 伦敦地铁在二战时期曾被用作地下掩体。当时伦敦受到希特勒空军的大强度、大密度空袭, 地铁承担起防空洞的职能, 每天保护着数万市民的生命安全, 最多时竟容纳了17.7万人, 就连医院也临时建在地铁内。为了区分乘客和避难者, 站台中间被一道白线隔开, 一边是乘车区, 另一边是避难区。

另一个在二战期间将地铁用于防空的国家是前苏联。1935年5月15日, 当时苏联政府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正式开通莫斯科地铁。虽然莫斯科人口不到200万, 而且交通并不拥挤, 但在一开始就规划地铁的军事用途, 确实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行动。

军民两用技术创新的鲜活案例 篇2

我国新型火箭力拓商业航天市场

11月18日，“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结束了为期33天的太空翱翔胜利返回地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中科院的脉冲星实验卫星，“长征十一号”火箭此次还搭载发射了“潇湘一号”卫星和“丽水一号”星座首批卫星等我国民营机构的商业卫星和载荷，探索了中国民营卫星公司商业搭载服务新模式。

当今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和组织都在大力推进商业航天发展。有研究显示，商业航天领域每投入1美元，可拉动7-14美元的回报（2015年数据）。

火箭发射运载服务，仅是商业航天范畴的一部分，不过却几乎是所有航天商业应用场景的起点，也是目前商业航天最旺的部分。

目前，全球商业航天发射领域，欧美公司（Boeing）仍占主流，尤其是在美国，除波音公司等传统巨头，在空间运输、卫星遥感等领域，涌现出了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美国轨道科学公司（Orbital Science）为代表的一批商业航天公司。同时，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军航天领域，也为该领域带来了新思维、新理念与新模式。信息显示，国内外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研究的运载火箭型号就超过20款。

作为世界主要航天大国之一，中国在全球航天发射市场上自然不会也不应缺席。今年我国成立的商业火箭公司——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隶属于航天科技集团，下文简称“中国火箭公司”）、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于航天科工集团，下文简称“航天火箭公司”），正在以“长征”、“快舟”两大品牌推动中国火箭全面进军商业航天领域，在这条“航”路上全力开“火”，凭着强劲的技术竞争力，逐步降低的发射成本，将开辟出商业航天产业一片新蓝天，使中国商用火箭成为继核电、高铁、特高压等之后，中国的一张新“名片”。

此次胜利在太空完成任务的“长征十一号”火箭，主要用于将中小型航天器以“一箭一星”或“一箭多星”的模式发送至1000千米以下、不同倾角的近地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具有较强的任务适应性。

与使用液体燃料的传统大型火箭不同，“长征十一号”以固体燃料作为发动机推进剂，这样的好处是能实现全箭整体储存、高效快速发射，从而使发射成本大为降低。“长征十一号”使用通用化的星箭接口，可以满足不同类型和任务的载荷，和不同轨道的灵活多样的发射需求，而且可实现多发连续高密度发射。作为国内首型兼任多种发射形式的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对发射场的保障条件也要求相对较低。

“长征十一号”有着“快速响应利箭”之称，接到任务命令后，可在24小时内完成星箭技术准备和发射任务，实现卫星快速组网和补网。在此次的发射任务中，“长征十一号”就证明了其具备星箭快速对接、全箭整体储存和发射场快速发射的能力，尤其是具备完成星箭对接后，在发射场上能够全天候条件下数小时内完成发射的能力。

现在，“中国火箭公司”还计划向商业航天市场投放4款火箭产品。4款火箭产品中有3型成熟产品，分别是液体低轨商业火箭、液体高轨商业火箭和固体商业火箭，另有Ⅰ型正在研制的液体中型商业火箭（见表1）。

曾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胜利搭载发射卫星进入太空的“快舟一号”火箭，具有快速集成、快速入轨等创新特点。“快舟一号”的成功发射亦验证了其“太空快速响应”的能力，一旦需要，可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将卫星发射上天。如今，“航天火箭公司”亦有了几位“快舟”家族新成员（见表2）。由于“快舟”火箭具备快速、灵活、经济等特点，备受商业航天领域的青睐。

“快舟”火箭正是着眼商业航天概念的一款产品，自诞生之时，快速、灵活、经济的特点就让其与商业航天结下不解之缘。与传统火箭相比，“快舟”火箭在总体设计思想与理念上创新极大。

“快舟”火箭也以固体燃料作为发动机推进剂，发射成本大为降低，在发射场的时间也大为压缩。发射时间的极大缩短同样得益于发射方式的转变，不同于传统液体火箭需要复杂的固定发射架来进行发射，“快舟”火箭通过机动性强的发射车就可以发射，发射程序的简化也降低了成本，它的每公斤载荷运载成本在1万美元元左右，为国际平均成本的一半。便捷的操作，也是“快舟”火箭赢得市场的一大法宝。据了解，“快舟”火箭只需不超过10个人就可执行发射（包含司机和指挥人员），接到指令摁下发射按钮即可，能够满足卫星商业化高密度、快速发射的需求。

中国商用火箭的发展前景和自身潜力

近年来，全球航天产业发展迅速，每年都以6%到7%的速度增长。而伴随着欧洲航天局公布国际“月球村”计划、中国布局引力波探测空间太极计划……不难预见，航天业有望迎来飞跃式发展。

同时，由于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商业领域的增长潜力，加之国家政策的鼓励，原本由政府主导的“高大上”的航天产业正在变得“接地气”，逐步走向大众，并最终走向“寻常百姓家”。

据今年6月美国航天基金会发布的《2016年航天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航天经济总量达3353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活动占比76%，总计2460亿美元，并且还将进一步扩大。这股商业航天“运动”，进场的有火箭商业化运作的国家队，有资本雄厚的上市公司，也有海归极客组建的民间团队，还有……近五年来，全球范围内航天领域的从业公司数量增长了近十倍。Boeing、OneWeb、SpaceX等都分别发布了自己的小卫星星座计划，Google、FaceBook、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也正在积极参与其中。很多商业航天企业采取或多种火箭型号搭配、或重复使用等策略，筹划低成本的“太空速递”网络；同时，推动着航天技术在商业飞行服务、卫星运营、地面游乐园等场景中的应用，试图延长盈利链条。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太空旅游”的热情不断高涨，世界主要的几家太空旅游公司已经确定有数百位预定旅客和数千人购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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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市场对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球进行商业发射36次。而未来全球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需求继续保持强劲，有关测算显示，2016年至2020年，全球每年发射的1kg-50kg小卫星数量将超过200颗，预计2020年将达到410颗。

仅就我国来讲，此前有研究预计，到2020年，中国商业太空活动每年的市场价值将达到300亿元。随着卫星研制的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航天经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与到商业微小卫星的生产中。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我国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将超过一千颗。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潇湘一号”、“丽水一号”等民营卫星和载荷此次搭乘运载火箭首次上天，更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和鼓舞作用，民企卫星发射热情有望持续高涨。

近日，阿里的相关负责人就宣布，计划与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中华航天博物馆于明年9月发射全球首颗电子商务卫星“聚划算号”商务卫星。“聚划算号”将主要用于电商消费数据分析，例如利用卫星功能拍照监测全球农业种植和收获情况，第一时间将全球最好的蔬菜输送到消费者餐桌上。

眼下，很多民营企业、科研院所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小卫星星座的一些计划，很多上市公司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就为商用火箭，特别是专门运送小卫星的小的运载火箭提出了非常迫切的需求。

全球低轨卫星星座通信系统——“鸿雁星座”，计划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网络，促进国际通信互联互通和各国信息共享。“鸿雁星座”将由60颗低轨道小卫星及全球数据业务处理中心组成，形成具有全天候、全时段及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实时双向通信能力。而此次接受“长征十一号”搭载服务的利骓电子科技公司将建成的“丽水一号”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将是由80-120颗卫星组成的。

东兴证券研报认为：伴随民营卫星发射数量持续增长，卫星发射与应用领域可长期看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快舟”副总设计师刘萧磊表示，商业航天行业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期，商用火箭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现在很多项目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

将来我国商用火箭正是要在市场上，通过商业的模式来获得资金，获得投入的回报的。航天科工集团正在打造的快舟十一号火箭就是一款全商业化的运载火箭。在经费方面，通过客户自己出资来进行火箭的研发。

任何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必须依靠人才，更何况航天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中国商用火箭亟需勇于创新、善于合作的专业人才投身进来。可喜的是，“长征五、六、七号”同时开发这一宏伟事业跨过了一个分水岭，有研究指出，接下来，就像美国阿波罗计划实施后，年轻技术人员出现“富余”一样，中国也将出现这种状况。

政策方面，国家对航天商业化的支持力度很大，商业航天被当做经济新常态下提振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火箭”。2016年5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中，重点工程之一即为“商业航天产品发展工程”，包括商业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及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线。

安全可靠性VS成本

现在，我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转型期。中国航天60年走来，一直是以保证高可靠为宗旨，而商业航天看重的是降成本与快速反应。这是中国航天及中国火箭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中国商用火箭必须在高可靠同快速反应和降低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

Space X的“猎鹰—9”火箭，从设计到首飞，仅用了4年半。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成本也明显降低。在商业发射市场，Space X的 “猎鹰-9”已经将商业发射的价格拉低了一个数量级。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报告，“猎鹰—9”同样的一枚火箭，由NASA研发至少要13亿美元，而商业公司仅花费了不到4亿美元。

低成本不是商用火箭竞争的唯一要素，但会让竞争优势更为明显。Space X的爆款火箭“猎鹰-9”已拿到未来五年全球38个发射合同，其中的24个都来自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无疑，降成本能刺激需求，把市场规模做大，这也是中国火箭商业应用研发的重点方向。

“中国火箭公司”以“快速整合资源，实现多方联动”为策略，依托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航天发射领域的技术优势，嫁接客户的不同需求，推出了“三车”（专车、顺风车、快车）计划。太空班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同时搭载多颗卫星进行发射，用户可以像乘“班车”一样完成发射任务；太空专车，根据指定时间及轨道，提供专属发射服务；太空顺风车，根据发射主任务的剩余运载能力，公司提供在指定时间、指定轨道的发射服务。

三型“太空车”业务组合，不同用户在专属性、任务安排灵活度、及发射费用之间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进行选择。“太空班车”适于发射皮纳卫星、微卫星、迷你卫星，易于被中小用户所接受；“太空专车”适于发射从迷你卫星到大卫星的专业用户，有更高的专属性和灵活度；“太空顺风车”适于发射从皮纳卫星到大卫星的各种载荷，对用户来说，是专属性、灵活度和费用的平衡选择。这些都将降低发射门槛，增加发射机会，便利用户。

多种车型任君选择的“中国火箭公司”，凭借拥有的多种型号火箭，力图通过不同发射方案的选择搭配，降低成本，使客户获得较低廉的价格。

行业专家指出：可靠性和性能，同成本之间要寻求平衡点，这是商业航天的重要任务，但“可靠”始终是第一位的。无论怎样商业化，安全的性能始终是中国航天人最重视的品质。

近20年来，中国火箭的发射成功率一直居全球之最。据统计，从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至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实施了238次发射，发射成功率高达97%左右。在全球商业火箭发射市场上，安全性值得所有中国航天人引以为豪，也成为塑造中国商用火箭品牌形象的代名词。

展望未来，“中国火箭公司”将陆续推出和完善新一代小型、中型运载火箭系列，还将积极构建新的、更便利的商业发射服务体系。“航天火箭公司”预计到2020年将形成年产50发快舟系列火箭的生产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与大众消费连接的关键，“中国火箭公司”未来3-5年内，将开展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往返运输系统的技术攻关。计划在2020年前后，利用数十吨级的亚轨道飞行器，向大众提供最多5-20座位，最高80-140公里的亚轨道太空旅游观光、短时间失重体验，以及按需定制的独特机动飞行等。在2030年到2035年，利用百吨级组合动力飞行器，提供10-20座、80-90公里轨道高度的长时间亚轨道商业飞行，支撑全球快速点对点洲际航班、商业长期空间飞行等业务的开展。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体系建设研究 篇3

一、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现状分析

我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是在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 我国开始实施“军转民”战略, 进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发展民用产品。当前, 我国的民用产业飞速发展, 技术水平和产品制造能力大幅跃升, 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国防科技工业的水平, 为其积极参与国防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整体上看, 我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水平还较为落后, 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难于形成合力, 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科技成果的有效利用, 制约了产业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二、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体系

(一)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构成要素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基本构成要素由技术本体、技术供体、技术受体、转移行为和转移环境等因素构成。技术本体是参与技术转移的技术资源, 是由人在科技活动中生产出的劳动成果, 是整个转移过程的核心要素。技术供体和技术受体, 是指技术转移过程中具有技术创新或使用行为能力的人或法人实体, 是技术转移发生的前提。转移行为是技术在供需双方之间有组织的传递活动, 是技术供需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转移环境是指技术转移过程中, 政策规章、产业发展、社会服务、市场机制等多种与技术转移有关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种客观氛围, 是促进技术转移顺利达成的重要保障。

(二)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体系设计

从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的技术传输和组织功能上看,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体系可分以下5个子体系。政策法规体系, 主要是指加强技术转移的法制建设, 建立并完善市场法规体系、确立技术转移的法规框架, 做到技术转移过程有法可依。技术引进管理体系, 主要是指建立和完善高效的、职责分工明确的管理机构和业务组织体系, 强化管理机构职能, 加强对技术转移工作的引导和综合协调。转移服务体系, 主要是指构建技术转移中心, 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研发, 推进军民两用技术推广和市场拓展。绩效评估体系, 主要是指针对技术转移项目的特点和技术发展水平, 构建合理的评估指标和专业性强的专家组, 对转移项目进行综合评估。支撑保障体系, 主要包括投融资保障和人才保障。投融资保障是指确定技术转移经费支持规划体系, 明确技术转移经费与两用技术开发经费的比例。人才保障是指确立技术转移的人才培养和业务培训体系, 为促进技术转移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上述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体系中的各个子体系依托技术转移基础平台在两用需求、两用资源和机制体制的牵引下协调运转。

三、促进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的对策措施

(一) 改革政府科技部门职能, 设立和完善相关组织机构

调整政府主管部门结构和转变任务职能, 从国家战略全局来统筹规划各方任务和重点发展方向,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制定阶段目标和具体措施, 立足长远、重点突破、梯次推进, 促进技术双向转移的顺利实现。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制定双向转移政策, 实现统筹规划、协调合作;积极发挥国防科技服务机构的功能, 促进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二) 拓展信息服务平台, 疏通技术转移通道

加强对技术服务的规范管理, 建立与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相适应的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发布交流平台:建立专利、技术、产业、人才以及法律相关资料库, 建立相关产业技术发展资料库, 建立专门人才资料库, 建立技术管理系统, 建立法律咨询资料库, 建立技术管理培训系统, 从而进一步加强军民用技术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享技术资源。

(三) 统一技术标准, 营造开放式发展环境

要制定和实施军民通用技术标准战略, 打破标准壁垒, 逐步缩小军用标准的使用范围, 加快实现军品与民品的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要为民用企业搭建能够与军方和军工单位高效交流的平台, 为其产品进入军品市场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积极支持民用高新技术资源参与国防科技研发, 实现国家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更好地发挥双方在各自领域的独特优势。

(四) 完善相关激励机制, 构建多层次、多渠道投融资平台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国家和政府投入作为种子基金或专向发展基金, 全面带动其他渠道配套投资;对于还处于初始研发阶段的军民两用技术, 可采取政府资助的方式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对于已经部分产业化的军民两用技术, 可由政府与企业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产品改造和改进的研发经费与风险, 成果共享;对于不能共享的成果应明确技术所有权的归属问题, 对相关研发企业或个人给予补偿。

摘要：本文以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现状分析为切入点, 探讨了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体系建设架构的组成, 继而提出促进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军民两用技术,技术双向转移,对策措施

参考文献

[1]齐晓丰.关于军民用技术双向转移问题的分析[J].中国军转民, 2012 (5) :57-61.

军民两用 篇4

2014年4月10日, 第十一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在渝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许达哲率团出席展会。

此届展会主题是“军民融合·创新发展”, 展出技术包括核工业应用、航天航空、船舶工业、兵器工业、国防电子科技等领域的军工技术, 以及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指挥与控制系统等领域的民用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1家科研单位和高校参加本届高交会暨国际军博会, 展示了部分优秀军民两用技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