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发展（精选十篇）
时空发展 篇1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着, 父母只看到了孩子的不努力、不进步, 却没有想到是自己的过高要求, 对孩子的时间和空间的占有, 缠住了孩子前进的脚步。说实在我们太紧张孩子的功课怎么样、名次怎么样、得了什么奖, 而对于其它教育方面则显得不尽人意。不难发现, 这些家长对子女极为重视, 其精神难能可贵, 可是, 这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过于迫切, 并非知其幼儿心理及其教育规律。要改变这种现状, 我们探索和研究的路径还很漫长, 下面我就如何加强幼儿教育斗胆谈点粗浅看法:我们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可自由利用的时间和空间, 相反, 我们用功课以及其它有关学习的活动将孩子的时间“安排了”, 由于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孩子疲于奔命, 从而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给幼儿自主、独立的机会, 引导幼儿自主地探索和思考极其重要。比如, 在组织体育活动时, 除了必要的示范以外, 我们要注重引导幼儿主动地探索和思考。如果学习活动只是机械模仿, 那么幼儿仅仅是被动地去做教师要求他们做的事, 即使他们学会了什么, 也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更不了解如何去学。长此以往, 幼儿就会养成依赖性, 影响自主性和自信心的发展。为了尽量避免单一的机械模仿, 我们要启发和鼓励幼儿自己去发现和创造各种玩法。我们应该充分动用一切契机, 发挥教育资源的综合效能, 不断加强活动的时空密度, 扩大幼儿活动的广度, 提高幼儿活动的参与度, 使幼儿在增长知识的同时, 在增强运动能力。在丰富多样、积极愉快的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中, 身心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人是自由的人, 而且自由主要体现在这个人能够自由、有选择地支配自己的行为。这种自由感不是凭空产生的, 其中, 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时期对自由支配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以及良好习惯的养成。
为此, 我为父母们讲述这样两个例子:
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的父亲以宽松的作风教育子女, 一向鼓励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蔡志忠的父亲称得上是一个民间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彰化县赫赫有名。逢年过节, 蔡家向来门庭若市, 来求字者络绎不绝。按一般农村人的观念, 父亲能写一手好字, 子女不跟着学点实在可惜, 但蔡家孩子包括蔡志忠似乎对书法丝毫也不感兴趣, 父亲也没有逼子女学书法, 去继承父业。对他来说孩子立什么志该由他们自己来把握, 孩子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有一天, 蔡志忠与几个侄儿一起在庭院里玩耍, 坐在一旁休息的父亲心血来潮, 把志忠他们叫了过去, 让他们围在他的身边, 亲切地问他们:“你们长大后要做什么呢?来!一个一个告诉我。”
永宽昂着头, 不假思索地说:“我长大后要做大总统!”
“我想做警察, 因为警察最神气!”永台叉着腰, 也不示弱。
“嗯, 志忠, 你呢?”父亲把目光移向儿子。
“我啊, 我最想画招牌。”
父亲听后, 并没有因志忠志向渺小而不悦, 更没有责备他胸无大志。……
蔡志忠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被漫画“勾”走了, 用在功课上的不及十分之一。结果, 英文第一学期结束才考了三十几分, 代数才勉强及格;等到第二学期结束, 他的代数挂了“红灯”, 以前考92分回家就大哭的他, 遭到留级的惩罚。
按常理来说, 作为父母这时定会把儿子训斥一番, 甚至会把儿子的漫画书全部没收, 禁止其画漫画。但志忠的父亲不但没有采取这种强权的方式, 而且在生气之余采用静观的态度, 或许他早意识到儿子对漫画何等痴迷, 只是希望儿子在学业上稍微用点功罢了。
就在知道要留级的那年暑假, 台北一家漫画出版社写信给蔡志忠, 邀请他去给他们画漫画。当时对志忠而言, 在漫画与学业之间抉择并非痛苦, 因为漫画简直就是他的命根。但父亲是否会答应呢?他心里没底。
那天晚上, 蔡志忠的父亲像平常一样, 坐在藤椅上看报, 志忠忐忑不安地走到父亲身后, 轻声说:“爸, 我明天要到台北去画漫画。”父亲没有抬头, 边看报边问志忠:“有工作了吗?”“有了!”“那就去吧!”这一问一答中, 父亲一动也没动, 继续看他的报, 也没有回头看蔡志忠, 蔡志忠也没走到他的面前。或许, 蔡志忠和他的父亲都未曾想到, 这短短的10来秒对话, 却成了影响志忠一生的重要时刻。志忠的父亲极其平静地接受了儿子放弃学业的事实。他平时对儿子的行为去向都已了解, 也明白儿子从小都是自己决定做任何事, 才会放心地让小儿单飞。
我们学校的莫我魁老师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和儿子都被重点中学录取, 大女儿已毕业参加工作一年有余, 次女莫再宏在高三理科班复读两年, 似乎无望。可她痴迷读书, 第三年又去复读, 她却转校改科, 结果也被重点院校录取。每当人们和莫老师谈起孩子求学之事时, 他类似于蔡老先生, 认为孩子求学, 我们父母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时时空, 给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 只要孩子们认真努力了, 就不错。
上述事例中的父亲用他们的开明为自己的子女们打开了通往成功的大门。我们其他的父母会不会试着这样去做呢?
时空发展 篇2
新大纲指出“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语文课堂教学必须立足于学生的发展，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无论是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还是教学评价，都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出发，敢于冲破课本、教参的束缚，敢于打破阻碍学生发展的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实施开放性的语文课堂教学。
原有的课堂教学模式或者说目前我们大家最普遍使用的课堂教学，教师总是不放心的分析，或不断的问，或让学生你提一个问题，他提一个问题，然后逐一解决，这就造成了学生的思维断层，即思维一会儿集中在听、析上，一会儿集中在解决问题上，无法将教师的思维转化为自己连续顺畅的思维，以至于造成给学生一篇文章，让他们自学，结果是学生会不知道该学些什么、该从哪儿做起?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久而久之，会形成教师的知识权威(而事实上，这种权威是不称其为权威的)和学生离开教师后的不胜任感。
课堂上太多人为的方框，限定学生思维的发散，滋长学生投师所好，仅仅寻求标准答案的学习倾向，酿就了教师讲解潇洒自如，学生学练机械拘谨，从而失去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土壤。整堂课充斥了教师那“口若悬河”的讲和“风流倜傥”的演，课堂成了教师自我炫耀的舞台，学生只是教师的一种点缀、一把工具、一件装饰品!鲁迅先生有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借用一下：如此下去，真是“长此以往，课将不课，生将不生，师将不师，人将不人……”
还是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救救孩子!
怎么办?
──―把时间留出来，把空间让出来，给学生去使用，让孩子们去支配，让他们去自由发展，去自我完善。他们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能力，我相信!我也坚信!
能行吗?
能行!
为什么?
原因有二：
1.①语文大纲是环形大纲，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不论哪册，不论每册里的文章篇目如何选用，各种训练点如何安排，都离不开这样的规律，即学生从接触语文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或者更直接的说：从咿呀学语到垂垂老矣!)，都一直在字、词、句、段、篇等知识与听、说、读、写等能力之间徘徊，回旋而上，这种重复性而又在重复中上升的学习过程，使学生完全可能从教师的烦琐讲解中解放出来，尝试着自学。当然，这也决非否认或降低教师的主导地位，而是在学生学而不前时，再给予导思，给予搀扶，这样学生才会有真正的理解。
②构建主义理论认为，从学生认知结构来看，学习过程仍是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构建新的结构，而获得构建的主要方式有同化和顺应两种。同化过程是学生利用旧知直接溶解新知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学生可以自我完成的，由于它有消耗少的特点，所以人类的学习又有这种习惯倾向，即凡遇到新问题时，认知主体总是先试图应用同化的方式来应付，以达到构建的目的，在确实无法进行同化时，才利用顺应的方式进行构建。顺应则是指主体要改变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某些知识成分或结构形式，以与新的问题达成和谐相融状态，再用同化方式把新的知识纳入结构中，使原结构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与语文学科结构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学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篇3
摘要：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协调发展度模型、聚类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2002-2012年30个省域城乡协调度的动态演变特征和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各省的城乡协调度均有所提升，但省份间增长差异明显；整体上城乡协调度出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协调度高的省份主要集聚在东南沿海，协调度低的省份主要集聚在“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地区；江西、安徽、辽宁3个省份表现出局部空间异质性。最后，结合地理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结构等理论尝试解释了地理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对城乡协调度差异的影响机理。
关键词：城乡协调发展；综合评价；动态演变；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F30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6-0105-09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明显，这一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1]。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有关城乡关系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城乡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从要素流动等角度阐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规律。如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解释了中心与外围地理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1]。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和弗里得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都认为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资源要素的“自上而下”的流动来发生的，强调了核心（增长极）对外围的带动作用[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3]。另一类是倡导城乡均衡发展的理论，主要探究如何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认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产业教育等，使城乡融合，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拉格纳纳克斯的平衡发展战略、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和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都强调空间的均衡化，因此主张城乡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4]。
对于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广泛探讨。有的学者从静态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如李志强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选取指标，运用模糊聚类法对2003年中东部省份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5]；王富喜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年山东省城乡发展协调性的空间差异进行了探讨[6]；汪宇明基于对2008年全国31个省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测算，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7]。部分学者对城乡协调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做了探讨，如张竟竟通过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分别对河南省和乌鲁木齐市的城乡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分析[8， 9]；薛红霞从经济效益指数和社会和谐指数两个方面筛选指标，对广州市2002-2008年的城乡协调发展度进行了研究[10]；王艳飞基于农业生产等六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选取2000和2008年两个截面分析了环渤海地区城镇化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11]。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以某一地区为例进行研究，对于指导各地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全国层面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变特征尚没有很清晰的认识。那么，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各省的城乡协调发展情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空间上又是否表现出高度的集聚性或相关性？本研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试图弄清各省份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并尝试揭示地理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对区域差异的影响机理。这对于科学评价城乡系统的发展状态，分析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
协调概念源于Hermann Haken提出的协同性理论[12]，该理论认为协调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发展不同于协调，发展强调的是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本身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在协调发展的运动过程中， 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指向， 而协调则是对这种指向行为的有益约束和规定[13]。
尽管不同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但大都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本质是把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城乡利益，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发展过程[14]。可见，城乡关系是由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而形成的一种地域联系，城乡协调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只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才能对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科学界定[15]，避免以往研究中单纯采用城乡收入或消费水平差距的片面性。
（二）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及方法
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学界多采用理论分析法、频度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8]。由于城乡协调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因而本文选择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来衡量城市或乡村的发展水平。再通过对前人相关研究所采用指标进行频度统计，并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确定初选指标。最后，征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相关专家的意见，对评价指标进一步调整。最终构建一套由四个层次组成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以2002-2012年为研究时段，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部分指标值由作者根据可获得数据计算得到，个别缺失年份的数据，根据简单移动平均法推算得出。另外，涉及GDP和收入的指标分别根据各省历年的GDP指数和CPI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介绍
（一）熵权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一般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熵权法[16]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通过测度系统状态不确定程度来计算指标权重[11]。系统无序程度越高，熵值越小，指标熵权越大。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的一般步骤如下：
1.评价矩阵标准化。设有m个评价指标，n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估问题（以下简称（m，n）评价问题）的原始数据矩阵为R'=（r'ij）mn，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R=（rij）mn，其中标准化公式为：
式中，f（X）和g（Y）分别为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由公式（5）计算得出。理论上f（X）与g（Y）的离差越小，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C为协调系数，C越大表示协调程度越高，且0≤C≤1。
然而，协调系数C只能反映城市和乡村两个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无法全面反映两系统的整体功能或综合效益大小[19]。例如，协调系数不能区分低发展水平的协调和高发展水平的协调。因此，有必要引入协调度D，计算公式如下：
D=CT，T=αf（X）+βg（Y）（7）
式中，D为协调度，C为协调系数，T为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α和β为待定权重。结合前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同等重要[8， 10， 20]，故取α=β=0.5。
本文首先采用熵权法计算城乡协调发展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综合加权得到2002-2012年各省城市和农村综合发展指数，然后由公式（6）计算得出各省城乡协调系数C，最后根据公式（7）进一步得到城乡协调度D。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进行分组对比研究，以各省11年的城乡协调度数据作为观测指标，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图1。
三、城乡协调度时间演变特征
从图2可知，研究时段内中国城乡协调度、城市发展综合指数、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态势，表明2002-2012年全国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也随之相应提升。说明近年来我国的统筹城乡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尤其是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村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保持同步增长趋势。但也应该注意到2007年之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的增长逐渐慢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的增长，进而导致协调系数C微弱下降，但由于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因而城乡协调度最终为上升状态。
分类型看，良好协调型的省份几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省，城乡协调度从2002年的0.559 4增长至2012年的0.782 8，增长了0.223 4，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基本保持同步增长（见图3）。其中，2005-2008年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增速有所提高。分析原因可能是，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的较大提升表明这段时间该地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倾斜较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较大，乡村地区得以较快发展，甚至超越了城市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
中等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从2002年的0.410 9增长至2012年的0.608 1，增长了0.197 2，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一般（见图4）。2006年之前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基本保持同步增长，而2006年以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增长速度逐渐快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分析其原因，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21]，要求中部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等协调型多个省份位于中部地区，受惠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2006年之后发展较快，但这种快速发展在城市方面体现的更加明显，表明该地区惠农政策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城市发展的增长仍显得有些不足。
勉强协调型省份多位于偏远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协调度增速最慢，从2002年的0.345 5增长至2012年的0.530 7，仅增长0.185 2（见图5）。自2000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尽管该类型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均不断提升，但城市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乡村，并且二者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勉强协调型的省份显得格外重要。
四、城乡协调度空间演变特征
利用2002年和2012年的城乡协调度数据进行专题地图分析（见图6），通过对比发现如下特征：（1）2012年与2002年相对比，全国各省的城乡协调度都有所提升。2002年全国平均城乡协调度为0.430 3，2012年全国平均城乡协调度增长为0.630 8。（2）省份间城乡协调度差异明显。2002年城乡协调度最高值0.656 5（上海）是最低值0.286 4（甘肃）的2.29倍；2012年最高值0.871 6（上海）是最低值0.480 4（甘肃）的1.81倍。（3）协调度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尤其是东南沿海，且逐渐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集聚，而协调度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黑河-腾冲”线以西的中西部地区。
图7中数据显示：（1）研究期间，30个省份城乡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值都比较高，全部在0.52以上，且999次模拟检验结果的Z值都明显大于1.96，表明2002-2012年30个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存在显著正的空间自相关，具体表现为城乡协调度高（低）的省份趋于和同样拥有高（低）协调度的省份临近，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分布。（2）除个别年份MoransI值有所下降外，整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表明30个省份城乡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加强，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
图8进一步表明：（1）绝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一、三象限，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以落在第三象限的LL型省份居多，即LL型的集聚是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2）HH型省份主要为良好协调型的省份，LL型的省份主要为“黑河-腾冲”一线以西的中西部地区，且以勉强协调型省份的低值集聚区最为明显。（3）辽宁落在了HL象限，安徽、江西落在了LH象限，与全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反，这些省份出现了局部空间异质性。
五、总结与讨论
城乡协调度是一个无量纲数值，这个数值本身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只有选取不同的区域或时间段作为参照物，进行对比分析，才能表现出定量评价数值的相对意义。因此，城乡协调度评价必须采取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法[8]。
从全国来看，2002-2012年中国城乡协调度、城市发展综合指数、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曾稳步上升态势，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表明近年来我国采取的各项支农惠农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分类型来看，良好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城市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最高，城乡协调度增长速度也最快；中等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城市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次之，城乡协调度增长速度居中；勉强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城市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最低，城乡协调度增长速度也最慢。空间上，良好协调型省份和勉强协调型省份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现象，且集聚现象逐渐加强。
良好协调型的省份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优势所具有的资源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14]，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也较早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城市对农村的扩散效应强于回流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将各种有利的要素资源向外围地区扩散和传播[1]，带动农村同步发展。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都起了极大作用[14]。城镇化和工业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为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又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因而该地区的城乡协调度得以较快增长。对于中等协调和勉强协调型的省份，城市尚处于发展阶段，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力相对有限。在回流效应的作用下，城市地区基于某些优势，以抑制外围区域发展的方式集聚着各种有利要素，从而率先实现自身的发展[1]。另一方面，该类型大多数省份是粮食或原材料的主产区，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14]，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更加困难，因此城乡协调度的增长也较为缓慢。尤其对于勉强协调型省份，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发展的约束性较强。城镇化和工业化起步较晚，有时不得不牺牲农村地区的发展来换取城市的繁荣，致使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的增长明显慢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在保持城市发展增长的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使农村与城市保持同步增长将是该地区以后的政策目标。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度高值地区和低值地区分别在空间上集聚。克鲁格曼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如果一体化使得区域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的空间单元内集聚，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差距就会扩大[23]。“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的增长极，在一体化的发展中吸收全国的资金、人才等要素，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强大的集聚效应使该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差距逐步扩大，但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应使得区域内的城乡发展水平变得更加同质，城乡协调度较高。“黑河-腾冲”以西的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都较低，形成了低协调度的集聚区。对于这些地区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同步加快推进城乡建设，将农村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14]。安徽、江西的低值异质区表明两省的城乡协调度水平落后于周边地区，周边高值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对该地区辐射作用尚显不足。从表2可知，安徽、江西两省的城市发展水平排名都较低，城市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作为劳动力输出的主要省份，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得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难度增大，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增长缓慢。因而，同步提升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水平对于该地区显得异常严峻。辽宁作为高值异质区表明该省的城乡协调度高于周边地区。在深入实行东北振兴战略的基础上，辽宁沿海经济开放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伴随着经济结构战略转型的进行，非公经济和县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也得到较快提升。但城市发展水平的排名落后于乡村排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保持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快城市的发展仍是该地区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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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 this study builds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vironment. Then， it analyzes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variation law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2002-2012， using entropyweight metho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cluster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tc.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all provinces are improved in the study period，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 among provinces； （2）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s a whole. Specifically， provinces with higher coordination degree mainly gather in southeast coast， meanwhile， provinces with lower coordination degree mainly agglomerate in the west of Heihetengchong line； （3）Jiangxi， Anhui and Liaoning show local spatial heterogene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 dual economic model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this study tries explain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among geographical units to the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篇4
一、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
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附社会的发展，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所以舞蹈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舞蹈，夏商时代才进入表演艺术领域，出现专业舞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生动而传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尽管舞人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他们为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传，夏桀时期的舞蹈是“以炬为美，以众为观”，可见当时舞蹈的发展已具相当水平，否则是达不到这种审美要求的。商代是一个神权盛极的朝代，巫的地位是很高的。能够用占卜来传达神旨的都是一些巫师，巫师都是舞蹈家。《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巫咸是传说中的商代大知识分子、天文学家，他的名字也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条，举有十巫，能升降于天，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巫师有特殊的步伐，即通过巫舞而步入天堂，又归到地上，所以学巫先需学舞。在巫人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同属巫舞，但由于傩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精神，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流传至今，并影响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到了宋代以后，傩舞这个较有影响的艺术形式，受到了时间的考验，被融入了当时的戏曲之中，发展成为“傩戏”。正是这一发展，使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戏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极大关注。
大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舞蹈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以说是我国舞蹈艺术的又一高峰阶段。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此外，还有《踏谣娘》等颇具戏剧因素的歌舞戏，在当时也很流行。沿着这种趋势，到了宋元以后，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兴起，而原来的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的舞蹈逐渐趋于衰落，但是被吸收、融合在戏曲中的舞蹈，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训练体系和表演方式及程式。戏曲主要表演手段有唱、念、做、打四功，其中的做与打都是舞蹈或舞蹈性极强的动作。
纵观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舞蹈形式都不仅适应当时的时代潮流，还保留和发展了前代的舞蹈艺术，这就是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代名词，而且是一个流动的时间概念的体现。
二、舞蹈艺术的空间特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过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人类的舞蹈艺术正是在这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要想使舞蹈艺术的欣赏、创作、发展达到较高的境界，仅仅注意舞蹈艺术的时间性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到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性。
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还反映生活，有历史背景。特别是民间舞蹈，它与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生产劳动、宗教信仰等紧密结合，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征。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如汉族的秧歌、狮舞、龙舞，藏族的锅庄，蒙古族的安代、查玛，傣族的孔雀舞，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的农乐舞，壮族的蟆拐舞，满族的太平鼓舞，彝族的跳左脚，等等。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各族民间歌舞，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传承发展。从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讲，这些舞蹈具有鲜明的空间性。恰恰是这些地方舞蹈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兼容，才使得我国舞蹈艺术的百花园姹紫嫣红、长盛不衰。透视舞蹈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此类现象俯拾即是，屡见不鲜。早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西域乐舞资料，但是在那时还是少量和间接的。到了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中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频繁，西域诸国来朝，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唐国之乐齐聚长安，著名的龟兹乐人苏祗婆就是随从突厥王后阿史那氏来到中原的，自此形成了女爱胡装、伎务胡乐的风尚，促进了中原乐舞与外域乐舞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如《西凉乐舞》不是西凉的乐舞，而是龟兹乐与中国乐混合而成的。龟兹舞乐当是舞蹈地域空间交流的典型代表。龟兹舞乐是诞生于我国古代新疆地区的舞蹈和音乐，是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民族的伟大创作，也是西域史上著名的龟兹文化和西域舞乐的杰出代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来了东艺西渐和西艺东渐，东西方都受到对方艺术之熏染，汲取对方艺术之精华，为东西方乐舞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舞蹈艺术的完善与发展，包括创作，都离不开艺术的时空关照。靠一种单一舞蹈艺术的发展，或仅靠几种不同形式舞蹈的交流都是无法达到舞蹈艺术发展的完美境界。只有既注意到舞蹈的时空性，又注意到舞蹈的空间性，舞蹈才能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在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乐舞也呈现了鼎盛局面。当时隋朝的乐舞基本上是把南北朝留下来的乐舞和百戏集中起来加以发展，隋文帝开国初年制定出《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高昌伎》，隋炀帝杨广增加《康国伎》和《疏勒伎》，成为《九部伎》。这些乐部，每部都包含舞蹈，来自不同地区与民族。此外，唐代很流行的《柘枝舞》的发展、完善过程，充分说明了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特性，也证实了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舞蹈，传入另一个民族和地区时，必然会相互影响，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表演形式，都会按照流传地区人民的传统艺术形式及欣赏习惯发展变化，并加以创新，经长时间的融合、完善，进而达到完美阶段。
穿越时空时空的想象作文 篇5
穿完后，灰太狼红太狼进入了大门，到达后，他们就疯狂地偷起了珠宝，检查员说：“这是怎么回事，珠宝全被偷了。”然后，检查员告诉了羊羊侦探组，他们立即赶到了现场，喜羊羊拿着放大镜往地上一看，看到了狼脚印，告诉检查员：“检查员叔叔，是狼偷了宝珠。”“狼，那会是谁呢?”喜羊羊他们更仔细的往地上看，1分钟过去了，懒羊羊找到了线索，“大家快来看，这有一根狼毛。”
喜羊羊他们跑去找机械羊，“机械羊，机械羊。”喜羊羊大喊，“机械羊，帮我们看看这狼毛是谁的。”机械羊拿着狼毛看着，说：“正在检验中。”暖羊羊猜想：“会不会是灰太狼?”最后，检验到了是灰太狼，懒羊羊说：“班长，你的乌鸦嘴又灵了。”“可恶，又是这个灰太狼。”沸羊羊生气的说，美羊羊说：“怎么办啊?是灰太狼，喜羊羊快想想办法啊。”喜羊羊说：“只好要灰太狼出来了。”
他们走到了狼堡附近，喜羊羊跑到了狼堡的右侧躲起来，沸羊羊对着喇叭喊：“灰太狼，你快给我出来!”灰太狼听到后，立刻跑出来说：“沸羊羊你这是自投罗网吗?”沸羊羊把喇叭放在口袋里，说：“灰太狼，是不是你偷了珠宝。”这时，喜羊羊跑到了狼堡里面，“怎么会是我偷了珠宝。”喜羊羊看到了穿梭门，说：“这里面是什么?”喜羊羊不小心碰到了英文字母s，又碰到了选项中的赛尔号。穿梭门说：“请输入密码。”喜羊羊说：“难道是灰太狼使用这个门穿越时空?”“密码正确。”门出现了漩涡，喜羊羊要被吸了进去，他大叫：“救命啊。”
时空发展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9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0
An Analysi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YANG Liang1，2， DING Jinhong2， GUO Yongchang3
（ 1.Department of Geography，Xingtai University， Xingtai 054001， China； 2.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epart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coupling index system refl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using method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time perspective show，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taine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since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gradually moving from the amelioration phase to coordinated adap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pace perspective show，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them in China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lays obviously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East to the Midwest，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displays the shape of “U”. Looking from the coordination level， the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 the shape of “the rugby”， the provinces belonging to the better coordinated and the serious imbalance are few， while most of provinces are intermediate types， such as the mild imbalance and basic coordination. The coordinated degree in Eastern provinces obviously surpassed the Midwestern provinces.
Keywords：social security；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公平性上[1]。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贫困差距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是调节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基本杠杆[2]。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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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他阐述了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3]；庇古根据边际效应基数论，提出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福利越大的基本命题[4]。国内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穆怀中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假说，指出社会保障水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先是上升较快，达到一定高度或超过适度水平上限后开始放慢增长速度，持续一段时间后将会逐渐回落并接近其适度水平[5]；杨翠迎、何文炯提出了社会保障发展系数（CSS），阐述了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6]；郑智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进而阐述了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7]；谭伟、吴永求认为城市化水平、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额、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8]。陈寿江、李小建提出上行及下行概念，以县域尺度研究了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9]。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差异造成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省际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省域层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协调关系？是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低？为了弄清以上问题，有必要从省域层面开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事实上的参考和依据。
二、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10]，既不能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也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否则阻碍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既充分体现经济发展成果，又不超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11]。从投入产出角度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多少，体现了经济发展（GDP、财政等）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水平；同时，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和待遇水平最为直接地反映出政府及社会在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产出水平。基于此，本文从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覆盖水平和待遇水平出发，在遵循目的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并在借鉴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12～14]，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
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覆盖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个层面，使用10项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其中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率借鉴了贾智莲的计算方法[15]。人均GDP是一个包含综合信息的指标，能表达出多个经济相关的维度信息，用人均GDP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较常用的方法[16～18]。通过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共同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
2.综合水平计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为2003～2011年，由于这一时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较明显的经济波动期，同时又是社会保障改革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2）和分省市的统计年鉴等。
为消除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为标准化值，uij为实际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第i指标的最大值。各指标权重赋值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征询不同专家的意见，依据各指标代表的含义及重要性、基础性程度，综合权衡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标准化的数据，通过逐级加权求和计算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计算公式为：
三、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
1.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序耦合
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两者相互作用的阶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0.45稳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协调等级从轻度失调逐渐向良好协调演化，表明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良性互动，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从2002年的2632.2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亿元，年均增长17.3%。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会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盖面来看，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4亿人、3.2亿人、4.73亿人，比2002年分别增长了246.3%、481.8%、403.2%[20]。从待遇水平来看，2005～2012年，国家连续8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12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协调等级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趋向协调适应，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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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格局
（1）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明显高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国人均GDP达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个直辖市位居前三，分别达85213元、82560元、81658元。东部沿海地区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实力，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省份紧随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东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西部地区占了6席，分别是广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肃、贵州；中部地区占了3席，分别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贵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仅为16413元，约占天津市的1/5。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点，不同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2）社会保障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中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从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0.547，东北地区为0.572，西部地区为0.505，而中部地区平均值最低，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会保障
水平指数列居前三，达0.776、0.771和0.672。按照社会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经济落后的地区，其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肃等省区（见图2）。
从社会保障支出来看，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是经济不发达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则是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辽宁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仍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鉴于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中央对中西部省份社会保障投入力度远远大于东部地区。2005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从养老金支付水平指标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国人均养老金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养老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个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带动的人均养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陕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个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从省际的比较来看，江西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低，为13831元。西藏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高，达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养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内。
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全国表现出不平衡性。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偏低，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因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而中部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成“塌陷”态势。
（3）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类型划分。
将社会保障水平指数（SSL）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数（GDPP），采用Zscore法标准化处理，生成两个新变量数据列ZSSL、ZGDPP，ZGDPP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GDPP 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SSL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号正负实际表征的就是两者偏离程度的协同性。以ZGDPP为X轴，ZSSL为Y轴，绘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会保障水平的象限图，如图3所示。
根据象限图，将全国内地31个省级单元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具体来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级协调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会保障过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级协调发展类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广西、贵州、云南等13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水平也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会保障滞后型，包括广东、浙江等5个东部沿海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
从象限图来看，我国一些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不相匹配的现象，为了能够对我国各区域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选取典型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尤其在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和财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项指标上，以青海和上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14.6%，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16.9%，分别高于上海市5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GDP和财政支出总额大，导致了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相对偏小；二是由于国家近几年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当然，经济落后省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
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负担也很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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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明晰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点，从机制上揭示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耦合的规律性，本文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对2011年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11年各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绘制出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图（见图4）。由图4可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东部地区，除河北、福建、海南轻度失调外，其余各省均实现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属于基本协调发展类型。
第二，东北地区除了辽宁达到基本协调发展外，其余省份轻度失调；中部地区全部处在轻度失调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属于失调类型。除了内蒙古为基本协调，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类型外，其余均为轻度失调。
第三，从协调等级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其中，良好协调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调的只有贵州和云南；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其中，属于轻度失调的省份个数最多，达到20个，基本协调的个数次之，有6个省份。从地域分布来看，基本协调及以上类型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属于轻度失调。
总体来看，2011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不容乐观：超过2/3的省份处在失调状态，除了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外，其余都为轻度失调；两者协调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达到基本协调。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第二，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而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区，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肃、西藏等，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从耦合协调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即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地区。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整体处在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区域来看，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长期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失调，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以及两者的演变关系，本研究为各省份认识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推动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形成的机理尚未进行分析，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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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创意产业时空发展特征研究 篇7
1 长沙市创意产业时空发展特征分析
1.1 长沙市创意产业时序发展特征分析
1.1.1 产业发展速度快, 经济贡献率高
近几年, 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创意产业发展,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目前长沙市创意产业保持年均19%的增长速度, 2008年以来, 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和第三产业增速, 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16%以上, 2013年增长速度高达21%, 创意产业已经成为长沙市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注:以上数据来源长沙市统计局
1.1.2 吸纳就业人数多, 社会贡献率高
长沙市创意产业发展较早, 发展起点较高, 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全市就业。2008年以来创意产业从业人员逐年增加, 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不断加大。2012年创意产业吸纳就业人员55.10万人, 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12.30%。
注:以上数据来源长沙市统计年鉴
1.1.3 产业市场地位提升,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长沙市是较早关注创意产业的中部城市之一。2009年《新周刊》评选的“中国创意城市榜”中[4], 长沙市仅位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之后, 成为中部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2011年长沙市创意产业发展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绩, 创意产业增加值高达550.00亿元, 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高达9.97%。
1.1.4 创意企业规模持续扩大, 创意品牌效应凸显
近几年, 长沙市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各类经营单位显著增加, 2012年末, 长沙市创意产业单位59882个, 占全部单位数的6.7%。同时长沙市创意企业品牌效应凸显, 在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发布的133个国内著名文化产业品牌中, 湖南创造的文化产业品牌达29个, 大部分都来源于长沙市创意企业[5]。
1.2 长沙市创意产业空间发展特征分析
依托区域资源优势, 长沙市创意产业加速集聚, 总体上形成“一带、四园 (区) 、四片、多点”的空间格局。
1.2.1 以自然文化景观资源为载体的文化旅游休闲带
长沙市自然文化景观资源较为丰富, 主要以岳麓山、湘江、桔子洲为代表。湘江以文化休闲、文化旅游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聚集区, 即“一带”。该区有满足大众休闲娱乐的黄兴路步行街;有贺龙体育馆为代表的体育健身中心;有以天心阁等历史文化景点为主的文化旅游景点。
1.2.2 以文化创意和青年创业为主题的创意产业园
雨花区创意产业园与锦绣潇湘创意产业园以文化创意和青年创业为主题。雨花区创意产业园依托长沙市新广电中心、长沙市体育文化等大型创意企业, 形成以创意设计、教育培训及电了商务等六大主导产业为核心发展格局[6]。位于岳麓山大学城的锦绣潇湘创意产业园, 依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 聚集众多艺术工作室、画廊、艺术培训机构等创意企业。
1.2.3 以文化展览、旅游观光为主题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人文历史优势, 长沙市形成了以文化展览、旅游观光为主题的清水塘文博会展区和望城古镇休闲区, 这些区域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 突出了“湘情、湘韵、湘音”的传统文化[7], 满足了城市市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1.2.4 以影视传媒、娱乐观光为主题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依托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 “电视湘军”、“演艺湘军”在全国名声大噪。金鹰影视文化城是全市最大的影视传媒产业集聚区, 此外该区域还集聚了湖南广电中心、国际影视会展中心等影视传媒企业, 更依托了海底世界及月湖文化公园等娱乐观光为主的创意企业。
1.2.5 以卡通动漫为主题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位于河西高新区的麓谷科技城, 目前集聚了三辰影库、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等大型创意企业。位于东郊星沙开发区的宏梦卡通艺术城, 集聚了众多艺术家工作室、卡通美术馆及体闲公园等创意企业[7], 形成了卡通动漫研发、制作、教育等为主的发展格局。
1.2.6 以建筑设计、书店等为主要内容的创意产业集聚点
长沙市创意产业承“多点”格局分布。如韶山路集聚了一些以规划建筑设计为主的企业, 并配套集聚众多书店, 如湖南省图书馆、新华书店。这些规模较小的创意企业大都是沿城市主干道路成带点聚集。
2 促进长沙市创意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策略
2.1 完善创意产业发展制度, 营造有利于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
创意产业健康迅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引导, 进一步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健全各项法律政策制度, 如通过出台统筹规划, 促进创意产业实现市场定位;通过实施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等, 激励创意产业发展;通过简化审批手续与放宽年检, 降低创意企业市场准入门槛[6]。
2.2 强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 推进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
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不仅能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更能实现产业的规模经济, 提高创意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杠杆吸引与集聚区内主导产业具有产业关联的企业进入, 围绕核心创意产业, 重点培育龙头企业, 加强企业园区建设, 强化创意产业的集群效应[5]。
2.3 加强创意人才建设, 提高创意产业科技含量
创意产业核心是创新、创意, 而创意、创新依赖人才。政府应加强创意人才的建设。如在中小学或者高校开展各类“创意设计”大赛, 提高学生们的创意思维;促进人才教育结构的调整, 加强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同时, 积极举办各种大型创意设计展览, 营造适合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
2.4 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 打造特色创意产业园区
创意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区域文化资源, 长沙市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要使创意产业长足发展, 必须重视对本土资源的挖掘, 从湖湘文化中获得灵感, 从而打造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创意品牌, 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 规划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
3 结论
长沙市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 资源、环境和土地空间约束日益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应该顺势而为, 在依托当地丰富生态文化景观资源、传统工艺等资源,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创意产业, 这有利于促进长沙市创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加快当地经济结构调整, 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摘要：通过分析长沙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总结出长沙市创意产业具有产业发展速度快、产业市场地位高、规模持续扩大、品牌效应凸显、产业加速集聚等时空发展特征。今后应完善产业发展制度、强化园区建设、加强人才建设、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
关键词：创意产业,时空特征,建议,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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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时空变化研究 篇8
省级行政区是我国最高级别的行政区, 其经济发展状况往往是我国宏观经济的缩影, 也是窥探省内地方微观经济的桥梁。而省内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地区差异的存在, 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 发展快速的沿海省份, 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集中在:①均一性分析。如蒲英霞在ESDA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县域经济时空差异的变化趋势、特点与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 欧向军等人认为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下降-上升-稳定-上升四个阶段, 同时区域经济的多极化不断增强, 欧向军运用基尼系数和塞尔指数定量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水平与变化特征, 发现江苏省区域总差异扩大的同时, 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和县域之间的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②影响因素剖析。欧向军通过区域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四个影响因素对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进行分析, 得出区域发展策略是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王启仿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③对策分析。本文聚焦江苏地区, 着重运用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方法, 采用GDP、人口指标对江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进行定量化的测度, 对江苏省的区域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比较分析, 解释差异原因, 深刻揭示新时期江苏经济发展现状, 并为进一步推进江苏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江苏, 简称“苏”, 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 全省面积为10.72万平方公里, 2014年, 江苏全省常住人口达到7960.06万人, 高居全国第5位。至2014年, 江苏13市GDP悉数进入全国前100名, 人均GDP达81874元, 居中国各省首位。江苏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 (DLI) 、人均GDP均居全国省域第一, 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省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的人才储备, 在国家的“由沿海到内陆”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区之一, 各项经济指标年均增长速度均快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间差异日趋扩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大的苏州市 (129925元) 已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46628元) , 位居全国第三。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少连云港 (44277元) 还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46628元) , 两者相差近3倍。
根据《2015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公布的江苏省13大市的人均GDP, 发现:江苏省人均GDP的空间分布规律正好符合苏南、苏中、苏北行政区的分区。反映出苏南、苏中、苏北不仅仅是行政区域, 也是经济区域。
为方便研究, 将江苏分为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 (表) , 以系统探究江苏省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根据表, 可以得知:苏南地区包括五大地级市, 分别为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常州;苏中地区包括三大地级市, 分别为南通、扬州、泰州;苏北地区包括五大地级市, 分别为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和盐城。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数据的选取一般遵循真实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连续性与可得性, 本文收集来自《2005年~2014年江苏统计年鉴》中分地区的人口数据和GDP数据, 而GDP作为主要测度指标。
2. 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 又称锡尔熵或者锡尔系数, 由锡尔于1967年首次提出。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测度手段。分别用GDP和人口比重加权计算T与L。本文着重分析以GDP为权重的T, 用L加以验证。
以江苏三个地区为基本单元, 分别以GDP与人口加权计算, 可得:
其中wij是第i地区j市的GDP, wi是第i地区的GDP。pij是第i地区j市的人口, pi是第i地区的人口。p是江苏三个地区总人口, w是三个地区总GDP。
泰尔指数将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区内差距和区际差距, 并可以藉此分析两者对于总体差异的影响。将江苏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 则若以GDP比重加权计算可得:
其中TWR是以GDP比重加权的区域内部差异, TBR是以GDP比重加权的区域之间差异;LWR是以人口比重加权的区域内部差异, LBR是以人口比重加权的区域之间差异。本文主要采用GDP比重加权进行测度, 运用人口比重加权进行验证分析。
四、江苏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特征
1. 江苏区域总体经济差异呈现稳定下降趋势
由2005到2014江苏省人口与GDP比重加权的泰尔指数的变化图可知, 不论是L值还是T值, 它们的波动趋势大致趋同, 具有显著的同趋势性, 皆呈稳定下降的态势。T值由2005年的约0.65下降至2014年的约0.39, 减少了约0.26。从时间角度看, 2005年~2009年, 江苏省泰尔指数呈稳定的下降趋势, 由2005年的约0.62降至2009年的约0.52, 下降了约0.1, 年均下降5%, 2009年~2010年下降速度上升至11%, 由2009年的约0.52下降至2010年的0.46。2010年~2012年, 年均下降速度减缓至3.4%, 2012年~2014年, 年均下降速度又回升至5.4%, 由此可得江苏省近十年区域总体经济发展差异正逐步缩小。L值由2005年的约0.64下降至2014年的约0.38, L值的趋势与T值基本一致, 也验证了T值的合理性。
2. 区域内差异主导区域总体差异
本文将江苏地区的泰尔指数按照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进行划分, 并按照人口加权和GDP加权的标准进行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分解。研究发现, 以GDP权重的加权的区域内部泰尔指数由2005年的约0.4239下降至2014年的约0.2574, 区域间泰尔指数由2005年的约0.2261下降至2014年的约0.1414, 表明江苏省区域内部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呈缓慢、稳定下降的趋势, 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不断减小, 区域内部与区域间经济发展趋向于均衡。
分析区域内部和区域间泰尔指数贡献率, 发现以GDP权重加权的江苏省区域内部泰尔指数贡献率由2005年的65.21%缓慢波动下降至2014年的64.55%, 年均降幅约为0.07%;区域间泰尔指数贡献率由2005年的34.79%缓慢波动上升至2014年的35.45%, 年均增幅约为0.07%。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差异受江苏区域内部差异影响有变弱的趋势, 受区域间差异影响有增强的趋势, 但目前仍由区域内部差异主导, 并且将长期主导。
3. 苏北区域内部差异是影响区域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
将江苏省按照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划分标准 (表) , 以GDP权重加权, 计算出苏南、苏中和苏北的泰尔指数贡献率。
由泰尔指数贡献率得知:就同一区域的时间演变来看, 苏中地区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14.36%波动下降至2014年的8.56%, 下降了约为原来的一半, 年均降幅约为0.58%, 表明苏中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不断减小的同时, 对区域整体差异的影响也在不断减小。苏南地区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7.96%波动下降至2014年的37.01%, 下降了约0.95%, 年均降幅约为0.1%, 表明苏南地区对区域整体差异的影响虽较为显著, 但有减小的趋势。苏北地区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47.68%波动上升至2014年的54.43%, 上升了约6.75%, 年均增幅约0.68%, 表明苏北地区对区域整体差异的影响最为明显, 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区域内部差异减小的速度慢于苏中和苏南地区。就同一年份不同区域的贡献率而言, 苏北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率最高, 苏南次之, 苏中最低。综上所述, 不难发现江苏省经济发展整体差异主要受苏南和苏北影响, 两区域贡献率逐步接近并超过90%, 苏中各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并不显著, 对整个江苏省经济发展整体差异影响较小。
4. 各区域内部差异变化态势趋向一致
通过GDP权重加权, 将江苏省泰尔指数按照苏南、苏中和苏北进行分解, 得出各区域2005年-2014年的内部差异变化图, 发现:时间上看,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泰尔指数都呈总体下降趋势, 这反映出各区域内部差异变化态势趋向于一致, 并且各区域内部差异对比由悬殊到逐步接近。从空间上看, 2005年~2013年, 苏南地区的泰尔指数最高, 苏北次之, 苏中最小, 2013后, 苏北地区的泰尔指数超过苏南地区成为最高的地区。苏南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总体呈逐年缩小的变化趋势, 泰尔指数由2005年的约0.0122下降至2014年的约0.0021, 仅为2005年水平的17.4%, 其中2005年~2007年泰尔指数下降了30%, 受国际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仅2008年缓慢回升, 2009年泰尔指数又开始稳步下降, 表明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极为强势, 区域内部差异在不断缩小并缩小速度是各区域中最快的, 苏南地区在领跑江苏经济发展的同时, 区域内部经济趋向于均衡发展。苏北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呈现逐年缓慢缩小的趋势, 泰尔指数由2005年的约0.0072缓慢下降至2014年的约0.0035, 为2005年水平的48.4%, 下降速度非常缓慢, 区域内部差异缩小的速度慢于苏南地区, 2013年后成为区域内部差异最大的地区。苏中地区的泰尔指数总体处于低位平稳状态, 由2005年的约0.0008波动下降至2014年的0.0004, 同样受到全球次贷危机的影响, 2008年小幅上升后, 便稳定回落, 表明苏中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最为均衡。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江苏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能否均衡发展成为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2005年~2014年江苏13地级市GDP数据和人口数据的基础上, 运用泰尔指数, 评价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 并且结合江苏各地区结构, 探究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根据分析结果, 得出如下结论:2005年~2014年, 江苏区域总体经济差异呈现稳定下降趋势, 但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年际变化呈现出“稳定下降-快速下降-缓慢下降-稳定下降”的态势;伴随着江苏经济的发展, 江苏呈现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经济板块”;江苏呈现出“苏南强势, 苏中稳定, 苏北疲软”的区域经济格局。江苏各区域间差异在缩小, 区域内差异是影响区域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区域内差异主要由苏南、苏北地区内部差异引起, 其中苏北地区内部差异贡献最大, 且内部差异影响逐渐增强。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内部差异有所影响。
苏南、苏中和苏北不仅是江苏省的按照地理空间划分出的三个行政区域, 更是梯度差异明显的三个经济区域。虽然区域内部差异的泰尔指数不是最低, 但苏南区域内部差异缩小的速度是各区域最快的, 苏南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龙头, 也是保证苏北、苏中经济发展和区域内部差异缩小的重要支柱。苏北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内部差异为江苏省最大。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必然导致区域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 差距能够刺激各区域积极寻求发展的政策和路径, 但是随着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区域差距不断扩大, 将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 容易导致落后地区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使江苏难以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故江苏省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应稳住苏南经济发展势头, 为苏中、苏北承接先进技术、产业辐射, 拉动经济增长创造优良条件, 重点关注苏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 加速苏北区域内部各个地级市经济协调发展, 同时也不能遗忘保持区域内部经济较为协调发展但后劲不足的苏中地区, 加快苏北苏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推动江苏形成苏南继续提升、苏中加速崛起、苏北迅速振兴的区域共同发展新格局。近年来, 苏北地区加快了产业转型并积极对接苏南的产业转移, 这既为苏南产业进一步升级腾出了空间, 也促进苏北加速推进工业化, 此举也对稳定全国经济发展大局, 协调东中西部发展, 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摘要：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度有利于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和依据。本文以江苏省为例, 按空间地理区位将其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 基于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江苏省13大市2005~2014年GDP、常住人口进行区域差异测度分析, 结果表明: (1) 2005年2014年, 江苏区域总体经济差异呈现稳定下降趋势; (2) 江苏区域内部差异主导区域总体差异, 其中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内部差异贡献较大; (3) 各区域内部差异变化态势趋向一致, 皆不断缩小, 苏南地区区域内部差异缩小的速度最快。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泰尔指数,时空变化,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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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多重思维看艺术设计史发展 篇9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使中国设计文化百折不挠，发扬光大。翻开中国艺术设计史册，可以看出许多奇妙的器物，感人的故事，丰富的文献，印证着古人的文明成就，也会起迪着后人的创造力。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衰过程，生发着个人对文化历程许多回兴奋与痛苦交织的心理演译。研究中国艺术设计史的过程，就是对中国文化深入认识的过程，衔接古今中外不同的社会文化型态，在比较、分析、抉择不同文化发展道路中、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复兴大业。缘于中国近代史的演变，传统文化在一个世纪中的衰败、挣扎、覆灭、复兴，其中借助了西学东渐之风，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革命行为。对于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方法的建构显得十分的必要与迫切。随着长时间的探索, 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已经完成了自身体系的架构, 它是一种概括性、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 因此我们认为, 对于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 它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然而,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使得我们应在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充分认识中国艺术设计史史实的基础上, 将二者有机地进行整合, 完成自己特色体系的建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唐代的艺术设计是在中华民族最鼎盛的背景中完成的，它的璀璨绚丽的繁华是中华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带给我们后人的是更多的沉思。
2、古代埃及、希腊、罗马时期的设计艺术
最早的玻璃是埃及人创造的;图坦卡蒙墓的黄金制品最能代表古埃及金属设计的最高成就。比如，汉穆拉比法典(古巴比伦)、受伤的狮子(亚述)、双翼神牛(亚述)。由于爱琴文化在地理上以爱琴海附近的克里特岛及希腊岛的迈锡尼地区为中心，因而被称为“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根据风格的不同，设计学家将希腊陶瓶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几何纹样期、东方纹样期、繁盛期、衰落期;前两者为古希腊陶瓶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期;繁盛期前后经历了“黑绘”、“红绘”、“彩绘”。古希腊建筑中最基本的柱式以多利亚式、爱奥尼式、以及由后一种发展而来的科林斯式为主，他们是古希腊建筑体现其创造者的审美情趣和装饰手法的结晶。西方浪漫注意时期的评论家们认为不同的柱式的产生与人们的特性有关。多利亚式朴实刚劲，体现了男性气概，实用性很强;爱奥尼式纤细精巧，体现了女性的特征;科林斯式显得更加华丽，表现了创造者把它作为建筑的装饰物，而非有实际功能组成部分的设计意向。
3、波斯和伊斯兰设计艺术
大约距今5000年前古波斯的埃兰人就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中国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以来的金银器和染织设计中，都可以看到波斯文化的痕迹，充分显示了东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公元6世纪末，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建的伊斯兰教，其染织工艺以丝织品和地毯为主。从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以君士坦丁堡(即古希腊城市拜占庭)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相结合的官方艺术。其思想内容是崇拜帝王和宣扬基督教神学，为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服务。其风格特点是罗马晚期的艺术形式和以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为中心的东方艺术形式葙结合，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其建筑设计的创造性在于它发现了用圆形拱顶覆盖方形平面的构成方法，如圣索非亚教堂。“哥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使用的词，它往往被用来形容从阿尔卑斯山以北传到南部的任何东西。最能充分体现哥特式建筑特征的结构形式就是肋骨穹顶、尖头拱券和飞扶墙，作为哥特式最典型的遗例，则是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圣母大教堂。
4、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前的设计艺术
“文艺复兴”14世纪后半期到16世纪，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振兴，最早出现在意大利。17至18世纪，巴洛克一词的原意是“椭圆形的珍珠”，含有“跃动”、“不规则”等意思。巴洛克建筑风格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巴洛克艺术风格体现在各个不同的工艺领域上，具有一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但是总的倾向是气势雄伟、生机勃勃，富有动感，注重运用各种形式因素，善于表现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对艺术动感的追求。巴洛克家具工艺在两方面有所发展：一方面是将人的因素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坚持装饰因素的重要性。巴洛克时期欧洲陶工业的繁盛地是荷兰的德尔福特窑。罗可可一词来源于一种装饰纹样，意指一种人造石的曲线状态犹如展开的卷曲的贝壳。中的特征是轻巧而纤细、繁琐而华丽。在建筑上追求形体的单纯、独立和完整，细节上追求朴实无华，形式上追求符合结构逻辑，减少纯装饰性的构件，显示了人们对于理性的追求和向往。新古典注意陶塑题材主要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作品外型简洁流畅，常配以古典纹饰。新古典注意时期，玻璃设计在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奥地利和英国都十分繁盛。在造型上，新古典主义玻璃设计表现出对称而和谐的特征，一般都采用同心圆的处理手法。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的热熔镶嵌技法。
5、工业时代向工业化时代转型期的设计
1851年5月1日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工业博览会，当时收到245份展览大厅设计方案，最后采用了英国皇家园艺师约瑟夫·伯科斯顿的构想，此次博览会又称为“水晶宫”博览会。拉斯金、莫里斯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拉斯金在其著作《建筑的七盏明灯》和《威尼斯之石》中严厉抨击了“完美机器论”。他的民主思想还在于他提出设计不能为少数人服务，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拉斯金的设计思想其实也充满了矛盾和混乱。美国的有机功能主义——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教师“克兰布鲁克三人组”：查尔斯·依姆斯，沙里之子爱洛·沙里宁和贝脱伊亚。德国的新功能主义，个性化和民族化的意大利设计，20世纪40年代末，意大利发展出一种改进了的以流线型为特色的风格。1946年阿斯卡尼奥设计的“维斯帕”98—CC小型摩托车，融合了航天技术，意大利人的艺术趣味和美国流线型而大受欢迎，加上《罗马假日》的播放，使它长盛不衰30年。
6、结语
艺术设计史是世界各族人们在漫长岁月中最合理最积极的文化形态。融合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史，全方位介绍世界艺术设计发展的历程。从大量的文献和图片资料中，能够体会世界各国艺术设计的伟大创造和光辉成就，感受到世界各国各历史时期艺术设计的特色和民族风格，从世界设计文化中借鉴其卓越的设计意匠和方法。通过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艺术设计史发展的规律，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在艺术设计史的天地里得到美的享受，陶冶情操，提高设计审美能力。
摘要：艺术设计史是世界各族人们在漫长岁月中最合理最积极的文化形态。最早的玻璃是埃及人创造的;图坦卡蒙墓的黄金制品最能代表古埃及金属设计的最高成就。融合中今中外艺术设计史, 可以全方位介绍世界艺术设计发展的历程。
关键词：时空多重思维,艺术设计史,发展
参考文献
[1]尚刚, 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 出版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2]陈晶., 浅谈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A].Proceedings of the2006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Design&The11th China Industrial Design Annual Meeting (Volume2/2) [C], 2006。
时空发展 篇10
一、辽宁省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
1.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差异
由于辽宁省内不同的地域环境导致了各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位置和资源上。辽宁省的整体地形主要分为, 东部丘陵山地区、中部平原区和西部丘陵山地区。从分布的区域上可以看出, 沈阳和鞍山位于中部平原区, 营口和大连具有良好的港口优势,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辽宁西北部的铁岭和阜新由于既不靠近海港, 也不是交通枢纽的最佳位置, 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而抚顺和锦州由于靠近沈阳等发达城市, 受其经济因素的影响, 和丰富的矿产资源, 重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从辽宁省各市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 由于区位和资源导致的差异性逐渐加大。
2.各区域战略重点的转移
由于辽宁省内富含大量的矿产资源, 被称为我国的矿产大省。并且油气资源的储量也在我国占有一定的分量。在建国初期, 我国对辽宁省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着重发展本溪、鞍山和抚顺等地区, 建立了老工业基地, 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 同时也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辽宁省的建设重点不断向东部沿海城市进行转移, 把发展重心放在了东南部沿海城市的建设上。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 辽宁省的沿海城市大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大连凭借独特的港口优势, 得到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的支持, 也使大连成为东北的第一大港口。此外, 营口作为东北的第二大港口城市, 紧随着大连的脚步进行发展, 并且通过不断的努力, 各项经济指标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而一些重工业城市, 还在运用传统的发展模式, 没有对自身的发展体系进行自我完善, 因此在失去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后, 导致发展迅速缓慢, 被一些发展迅速的城市拉大了距离, 造成了省内经济的差异性不断扩大。
3.经济结构存在效率差异
要想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结合当地的经济结构的现状。所以, 辽宁省内由于各地区城市发展重心的不同, 影响着当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导致各地区的资源利用率不同, 最终形成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国有经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 导致经济的灵活性降低, 社会成本增高。所以市场经济长期处以劣势的位置。随着改革开放体制的不断深入, 辽宁省的所有制改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比重较低, 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反, 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比重较高, 阻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导致辽宁省内经济水平不断拉大。
二、解决区域经济差异性的对策
1.制定缩小区域差异的目标
要想促进辽宁省区域向着协调化的方向发展, 应该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策略, 根据当地的自身条件, 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并根据目标进行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通过建立健全的产业结构, 对区域实行补偿制度, 利用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对省内各地区进行利益再分配, 鼓励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进行发展, 推进落后地区所有制的改革, 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通过各地区的合作, 充分发挥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2.优化地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与地区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的落后, 制约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 为了加快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应该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造, 促进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辽宁省的地区产业结构的设置应该有侧重, 对于西北地区应该加强工业化改造, 针对传统的工业企业, 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对于处在省内中间位置的地区, 应该通过发展合作的形式, 对外圈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加强劳动密集型和加工型产业结构的调整, 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外圈的发达城市, 在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的同时, 还应该通过对中间区域和内部区域经济的联系, 来制定完善、高效的产业分工体系。
3.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产业资源向着少数地区集中的情况, 导致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当前辽宁省已经建立了以沈阳、大连和鞍山为中心的城市产业链, 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 加大了对省内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方面促进了城市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带动了各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强化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引导要素的流动, 促进了区域的产业分工向着合理化的道路迈进。通过对区域基础设施的建立, 促进了的城市资源的配置和流动, 推动区域产业化的形成, 减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三、结论
综上所述, 要想解决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差异, 应该缩短经济发展的差异, 通过地区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提高当地人口的素质, 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 还应该注重以沈阳为中心的经济带的发展, 推进经济结构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升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速度。
参考文献
[1]张耀光, 刘锴, 刘桂春, 于欣, 耿雅冬, 张洪月.基于定量分析的辽宁区域海洋经济地域系统的时空差异[J].资源科学, 2011, 05:863-870.
[2]刘东元.辽宁省外向型经济的时空差异与演变特征分析[D].辽宁师范大学, 2011.
[3]王蕾, 刘兴双.辽宁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 2014, 04: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