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服装设计漫议

舞台服装设计漫议（精选四篇）

舞台服装设计漫议 篇1

而舞台艺术包含的门类很广, 主要有戏剧 (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哑剧等) 、曲艺 (包括相声、二人转、大鼓、快板书、山东快书等) 、杂技、魔术、小品 (包括戏剧小品、戏曲小品等) 、音乐、舞蹈等等。因此, 舞台服装比戏剧服装的范围要大得多, 其特点也不像戏剧服装那样相对单一集中, 其主要区别在于:戏剧服装是角色 (剧中人物) 的服装, 而舞台服务则既有角色服装, 也有演员 (非剧中人物) 服装。那么, 具体说来, 舞台服装设计要充分注意哪些舞台服装的特点, 并予以艺术化的概括、创造性的创意呢?根据笔者舞台服装设计的实践经验,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A、舞台性

舞台性是舞台服装的根本属性, 在设计舞台服装时, 必须首先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所谓“舞台性”, 对于服装设计而言, 主要考虑的就是在舞台灯光照射下的变异性。众所周知, 不同亮度、不同角度、不同颜色的灯光下, 舞台服装的颜色也会有明显不同。例如强光之下会使服装颜色变浅显、暗光之下会使服装颜色加深等等。与此同时, 还要充分考虑到服装颜色的“谐调”, 比如红色外衣加上白色衣领或配以淡黄色飘带, 等等。服装设计师一定要深谙“五彩缤纷”、“丰富多彩”、“五颜六色”的道理, 在服装颜色上紧紧抓住“变异”与“谐调”两大关键, 设计出真正好看的舞台服装。

B、艺术化

舞台服装不同于生活化的“时装”, 而是在生活化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艺术化服装。所以也是“艺术服装”, 这是舞台服装的另一大特点, 设计舞台服装时同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所谓“艺术化”, 包含许多具体内涵, 其中主要有下列几点:

1、民族特点。不同民族的服装有不同的个性特色, 舞台服装设计要根据剧 (节) 目题材的不同, 突出不同的民族特色。例如京剧《芦沟晓月》 (《完颜金娜》) , 就突出了女真人民装特点;舞蹈《雀之灵》的服装, 就突出了傣族民族服装的紧身、细腰、短袖的特点;赫哲族的舞蹈《乌苏里船歌》 (根据同名歌曲改编) , 就突出了这个“鱼皮部落”的民族服装“鱼皮服”的特点, 其他如朝鲜族舞蹈《长鼓舞》, 也突出朝鲜族女性服装长裙短衣与男性服装肥裤的特点, 蒙古族舞蹈《安代舞》, 也突出蒙古族的蒙古袍的服装特点, 如此等等。

2、地域特点。“一方水土一方艺”、“五里不通风, 十里不同俗”, 说的都是艺术的地域性特色。地域性特色往往成为艺术的强势甚至品牌, 如东北二人转, 最近就大红大紫, 火爆全国, 其中的主要原因, 就是鲜明而又强烈的地域化特色, 使其成为艺术中的一大品牌, 博得“宁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的殊荣。舞台服装设计也要懂得这个道理, 在地域性上狠下功夫, 通过地域性充分体现其艺术化特征。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 如小品《红高粱模特队》的服装设计, 男子群舞演员的皮帽皮袍与女子独舞演员 (“小辣椒”) 的鲜红色服装, 就极富东北农村服装的特点, 充分显示出关东神韵。

3、人物特色。这一特色体现在戏剧艺术的服装设计中, 要使服装为人物性格服务、为塑造人物的外部形象服务, 充分体现“人是衣, 马是鞍”的美学精神与“穿靴戴帽, 各有所好”的个性原则。在这方面, 也有许多成功的例证, 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的北方风情剧《秋天的二人转》, 老锁与二平的服装, 就分别突出了废品收购站的人和二人转艺人的不同身份与一男一女的不同性别的特点。

4、艺术风格。舞台服装设计要服从、服务于剧 (节) 目的总体艺术风格, 是写实的, 还是写意的, 是夸张浪漫的, 还是质朴典雅的, 都要根据内容而定, 要服从舞美设计师的总体艺术要求与导演的总体构思。

C、时代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 也有一个时代的服装, 舞台服装设计也要与时俱进, 充分体现时代感。如历史题材的舞蹈《秦王点兵》和话剧《曹植》就要充分体现历史服装特点;现代的通俗音乐与现代舞, 就要显示出其紧身、露脐等新潮、时尚的现代感。

总之, 舞台艺术的整体美, 只有通过视听艺术的高度统一, 才能创造出全新的舞台审美感受。

漫议《千家诗》 篇2

乙：你能讲讲《千家诗》是本怎样的书吗？

甲：我听人说，《千家诗》过去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起被称为“三、百、千、千”，是旧时代私塾里的启蒙读物。那时略识之无的人大都能哼几句其中的诗，可见其流行之广。

乙：但要知道，《千家诗》向来被人称作“坊间陋本”，其实价值并不高。它的编选者为谁，今已不可考。书共分五言七言两个部分。七言部分题谢枋得选，王相注。谢是南宋人，而本书里就选有他的诗，最后还载有明宁献王和明世宗的诗(据说这两首诗“不知何年赘入”)，当然不会是谢枋得选的。五言部分题王相注。王是明末清初人，大概这本书是经他整理注解了一番的。编选《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说，这本书雖“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列其间，殊乖体制”。《辞海》(新版修订本)也说它“编选庸陋，注解肤浅，时有谬说。”所以它历来不为人重视，解放后也一直没有重印。

甲：但这本书过去流传广、影响深，对于青少年和初学旧体诗的人来说，易于诵读，印一些出来我看也未尝不可。张志公先生就曾称赞这书“所选的诗大多浅近易解，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又只五七言律绝，便于记忆背诵，内容也大都于儿童有益或无害的”(《传统语文教学初探》)。

乙：当然，印一些也是必要的。但印行时，应该选一个较好的本子加以勘校，纠正它的讹误错谬之处，或取消原注，另加新注。至少也应将原书中的明显错误加以改正。

甲：你能谈谈目前书市中的四种版本在这方面的高下异同么？

乙：依我看，其中较好的本子当首推湖北版的《千家诗新注》。这个本子，对过去流行本中的错谬之处详加勘校，比较信实可靠；它废弃文言旧注，另加白话新注，明白晓畅，易于初学者理解。浙江版和湖南版的《千家诗》也对过去流行俗本的舛误作了校订，但个别地方仍不免失之粗疏，不如《新注》本的校注扎实细致。

甲：你能否举个例子说明。

乙：比如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首，流行俗本《千家诗》作《和晋陵陆丞相早春游望》，或谓此陆丞相即武后时为相之陆元方，然《新唐书》、《旧唐书》均谓陆元方为“苏州吴人”，不是晋陵人。看来俗本系妄赠“相”字，把县丞搞成了丞相。而浙江版、湖南版不察，沿袭了这一错误。《新注》则校改为“陆丞”，其勘校之精严，，于此可见。

甲：对于原本中的若干内容贫弱的应制倡和之作，不知新出的这些本子各是怎样处理的？

乙：对于这些诗作，浙江版原样保留，湖南版全加删除，而《新注》则既保留原诗，又在注解中详细分析了它们在艺术上的某些可取之处，同时指出这类诗作的局限和内容的苍白。我觉得《新注》的这种作法较为可取。

甲：你能告诉我，哪个本子比较差吗？

乙：较差的当属长春古籍书店的影印本了。这个本子就取清末流行的坊间陋本影印，因为成本高，所以它的篇幅虽然大大少于《新注》本，而价格则过之。这样花费工本，实在没有必要。

甲：影印的好处是可以保持旧本原状，我看也无可厚非。

乙：如果为了保持原状，就更应精选一个好的本子影印。现在的这一本却是不加选择地用了一个不知是清末还是民初的石印本。粗粗翻阅一过就发现了不少错误。注解不必说，单就正文看，诗中的错字、作者的张冠李戴等明显错误就不下二十多处。

例如，杜甫的《登兖州城楼》中的“平野入青徐”印成了“平野入青条”；朱嘉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竟题做苏轼；《玉台观》的作者本是杜甫，题下却注上“前人”二字，而前面一首乃是高适的作品；还有程颢的《游月陂》，印成了《游月殿》；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印成了《自咏》；有的题下漏印了作者，如张耒的《夏日》；还把“林逋”印成了“杜逋”等等。书中对这样的错误都照样印出，未加校正，实在不好。

甲：听你这样一讲，我就理解了。可是目前这本书还在市面上发售，购者颇多。这样以讹传讹，将使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将错就错地读下去，误人不浅。

Z：所以我希望该书店最低限度也应好好校对一下，印一个勘误表附赠读者。

学生创新学习漫议 篇3

一、为学生创设宽松和谐的创新氛围

首先教师应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学生的创新意识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氛围中是无法实现的。这就需要营造民主的氛围，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平等、轻松、民主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在自然、和谐的状态下进行创新学习。

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对待学生的好奇心。好奇是学生探索心理的推动力，质疑则构成了学生从一般性思维发展到创新性思维的关键。疑而启思，疑而生变，通过具体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起学生的疑，那么，学生的情绪就会处于亢奋和激动中，在这种感情的刺激下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去探索，去揭示“奇”的奥妙，去寻找所求的结果，那创新就会在白热化的思考中迸发出来。通常学生的好奇心，自尊心和创造性是相互制约的。好奇心强的学生自尊心强，好奇心驱使学生大胆探索新事物。如果这次得到许可，那么学生就会继续他的探索行为，并不断地从中获得一些经验和能力，从而培养学生自尊心和创新能力。相反，如果每次新奇的想法和做法都得不到许可，次次受挫，久而久之，独特求异的思想就会泯灭。学起于思，思源于疑。作为教师要珍惜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利用语文课的优势，培养学生创新的各种能力

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富于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为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各类文学作品和大量记叙文的学习，不仅能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相关知识，而且会使形象思维变得更加新颖、活泼，想象力和联想力都得到有效发展，使逻辑推理能力得到培养。另外作文本身更是一种创造性实践，只要引导得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会得到有效提高，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创新学习的轨道中。

在语文教学中，还要正确处理学习语言和发展思维能力的关系。就创新来讲，与发散性思维固然有着密切联系，但也离不开聚合思维。聚合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追求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具有方向性、判断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在人的创新思维中，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相互发展，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创新思维的基础，二者都是通向创新之路的有效桥梁。在这方面，要避免认为只有发散性思维才有利于创新的片面认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科学成就都证明了这两种思维均可以产生创新成果。

三、开辟第二课堂，组织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活动

第二课堂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开发智力，培养学生的探索创造和应变能力的重要阵地。课外活动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能发展学生的特长，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最好舞台。在开辟第二课堂时，要面向大多数学生，给学生动手动脑的机会以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如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才艺小组，社会调查等活动，让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培养兴趣特长，提高创新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增长创造本领的良好机会。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教育教学也是如此。教学中，教师要与时俱进，为学生创造各种条件，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特点，大胆创设，采用灵活的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使之成为创新人才。

漫议“宽容” 篇4

的确，我们今天是够“宽容”的了，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当下，宽容之风实在是盛行得可以。这里不妨看两个例子。先说当下的，青年作家郭敬明因抄袭他人的作品，已被法庭判定赔偿和公开道歉，可郭敬明却毫无悔意，拒绝道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此事受到广泛的指责，中国作协却显示出极大的宽容，不仅将郭敬明吸收为作协会员，还处处为其辩护。介绍人王蒙说：“我推荐的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对年轻人是要给他们时间反省和纠正错误的。”令人颇为失望的是，至今也未见郭敬明承认错误——真不知这个“反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再说过去的，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宋彬彬。1966年，宋彬彬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现改名“附属实验中学”）的高中学生，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她的出名是在1966年的8月18日，那一天她登上了天安门，把一枚“红卫兵”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胳膊上。毛泽东问起她的名字，当听说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毛泽东回答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她就改名“宋要武”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风头最劲的一支，该校的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活活地被这些红卫兵小将打死的。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自己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没有证据说卞仲耘的死与宋彬彬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人证明当时宋彬彬是否亲自动过手；但她是该校的红卫兵头头，领袖式的人物，应该说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当她改名“宋要武”之后，该校的武斗之风，毒打老师的现象就愈演愈烈了。全国的红卫兵自然也就跟风而上，随着“要武”的号令，仅8月18日之后的短短二十天里，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死于非命！然而就这样一个“文革”标志性的带头人物，如今校方竟将其当作“荣誉校友”，引为母校的骄傲，在该校2007年的九十周年校庆时被奉为上宾。而宋彬彬（现已改名宋岩）本人的“自荐词”，其履历竟然是从1968年才开始的，1968年之前的历史完全给遮蔽甚至抹去了。当然，身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宋岩，确实是母校的“辉煌”，可我们能因此就宽容了1968年以前的“彬彬”“要武”吗？

所谓“宽容”，就是“不计较”“不追究”。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不需要也不值得去计较和追究；也只有那些事关重大的过错乃至罪恶，才可能成为是否需要宽容的议题。就像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都绝非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在全国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对于以文章为命的作家、学者来讲，没有比抄袭和剽窃更无耻的事情了；而不抄袭不剽窃他人的作品以及研究成果，乃是身为作家、学者的道德底线。虽说我们并不要求作家都成为“道德楷模”，但也不能轻率地把一个缺乏起码道德的人推荐到中国作协里去吧？以学习为主的学生竟然变成了耀武扬威的“红卫兵”，用血腥的暴力来对待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在社会上四处“打、砸、抢”，这在人类历史上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了。尽管他们都很年轻，郭敬明是“80后作家”，宋彬彬当年也不过十八九岁，他们有的还是由于受了某种理论的蛊惑才去那样做的。但他们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有所担当，对自己曾经的过错乃至罪恶至少应该有所反省吧？遗憾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和看到。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或者还能够宽容他们呢？窃以为，不能。因为对于一些涉及是非善恶的问题，宽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犯有过错或者罪恶的人必须认错或认罪；否则，宽容就等于纵容了。就拿“二战”的两个元凶，即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来说吧，为什么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能够原谅德国，进而宽容了他们呢？那是因为德国认罪了，德国总理勃兰特还曾跪在犹太人的死难者纪念碑前满怀诚意地谢罪。而亚洲（主要是受难最深的东亚至南亚）的广大民众为什么不能原谅日本呢？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日本朝野至今都不乏不肯谢罪的人，偶有某位领导人出来表示点儿歉意，也常常是轻描淡写，甚至文过饰非。日本何以如此顽固不化？不正是由于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的过度宽容么？可见，对于这类始终拒绝深刻反省和真诚谢罪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宽容可讲的，必须继续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责。

这里，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许多电视台都曾经播过这样一部连续剧：男主角驾车撞了人，肇事后慌忙逃逸了。不过，这个男人还算是有良心的，事后他尽其全力去照顾和帮助死者的遗孀，末了两人竟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故事说起来也颇为动人，但问题是这个男主角事后的种种做法，是否能够算是替自己“赎罪”了呢？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宽容他呢？针对这一问题，齐鲁电视台专门作过一台节目，让正反两方的嘉宾各抒己见进行辩论，广大观众也可以积极参与。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认为男主角的做法已经给自己赎罪了的正方票数居然占了绝对的多数。笔者却完全赞同反方的意见，即“赎罪”必须要以“认罪”为前提。作为车祸的肇事者，驾车逃逸无疑是一种犯罪，他唯一的正确选择是向警方自首并且服罪。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不首先认罪是谈不上赎罪的。犹太民族就有一个专门的“赎罪节”，每当“赎罪节”这一天，每个人都会反省自己这一年来曾经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人的事情，不管对方是否受到伤害，也不管对方是否知晓，都必须在这一天亲自登门道歉。真情实意地道了歉，这才能给自己“赎罪”，也才可能得到对方的谅解和宽恕。遗憾的是，上述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并未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去自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他已经给自己赎了罪呢？对此，反方的一位专家说得好——就是让这部电视剧，还有正方这样的专家给误导的！可见，对于宽容这个概念，对于如何实施宽容，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宽容这一概念是有它特定内涵的，即它仅仅是指思想的表达。房龙的《宽容》一书，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宽容现象的严厉批判，是对历代各国极权主义对思想的钳制、扼杀和镇压的严厉批判。在房龙的笔下，宽容无疑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而《宽容》一书则分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然而，我们在使用“宽容”这一概念时却要宽泛得多，甚至将某些有违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也囊括其中了。如果宽容仅仅是指思想的表达，那么所涉及的无非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则不应该存在任何“前提”。正如伏尔泰所说：“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然，这里说的“观点”也好，“说话”也好，是不包括谎言在内的，对于谎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宽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宽容》一书之所以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就是因为在那之前的“文革”对思想的禁锢。别说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哪怕是信件、日记、私下的谈话，以及向“组织”所交的“心”，甚至凭猜测演绎出来的“腹诽”，都可能成为一个人“反革命”的罪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确实特别地渴望宽容，因为这是对每一个人都应拥有的表达权的尊重。这种对于宽容的极力提倡实际上又正好与当时“解放思想”的口号同步，因此深得人心。但这并不表示对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尤其那些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也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宽容了，哪怕是事情早已过去，许多人都已淡忘。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宋彬彬，其母校所出版的《辉煌90年》图志，她给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与死难者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恰巧分别放在第66—67对开页上。莫非这是编印者有意为之，从而使这对开页上左右比衬的照片另有深意？但不论从校方还是从宋彬彬本人的态度来看，这一做法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遮蔽和遗忘。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反省，遑论悔意和道歉了。无论是红卫兵的残忍暴力，还是郭敬明的剽窃抄袭，都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当不属于思想宽容的范畴之内。那么，在他们未曾服罪认错之前，我们是无法也不应该予以宽容的；也不是一句“要给他们反省和纠正错误”就可以一笔带过的。就连基督教徒忏悔自己的隐私，还得面对上帝，让神父聆听忏悔的内容呢，何况这些阳光下的罪恶和过错，不向公众认罪和道歉，怎么可能获得公众的原谅和宽容呢？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他2007年出版的自传《给洋葱剥皮》中，承认了自己曾经当过党卫军。这一爆料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招来许多批评家的质疑和指责，但最终人们还是宽容了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忏悔。他本已功成名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对于自己六十多年前的过去，自己不说又有谁知道呢？但他说了，“这是我一生的污点”，“这段经历给了我沉重的压力”，所以他必须向世界人民谢罪。主动地卸下这份“沉重”，于是他也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宽容。我们不妨以此来比照一下中国的周作人：如今出版和研究他的著作，给他的文学成就以应有的评价，足以体现了我们对于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的宽容；但对他的附逆却绝不能宽恕，更不能用各种托词来为他的汉奸行径辩护；何况周作人生前还从未忏悔过自己的罪行，连起码的悔意都不曾公开表示过。因此，对于那些不知反省和悔改的恶人恶行，只能如鲁迅先生所言，“一个也不宽恕”。

对行为的宽容不仅要有前提，而且宽容的对象更多的应该是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应该是指向无权者而不是有权者。美国人可以宽容普通民众的婚外情，却决不宽容闹出绯闻的克林顿总统。就连曾经以军事独裁著称的印度尼西亚，最近也通过一项法律，即民众辱骂总统不算违法。本来嘛，民众有了怨气有些愤怒，总得让他们发泄一下吧？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心里有怨有气，还要骂一声“老天爷不长眼”呢，现代国家的公民骂骂总统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一点总统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必须给予宽容的。然而我们平日耳闻目睹的一些现实却恰好相反：普通民众做了错事往往会遭到严厉惩罚，甚至写首小诗发个短信，批评批评、讽刺讽刺某些当地的官员，居然都被警方以“诽谤罪”拘捕！可对于我们的某些官员呢？即使是触犯了法律也往往会网开一面。两年前的七台河矿难，造成一百七十一人死亡，而涉及此案的十一名责任人却一直逍遥法外。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对此愤怒地提出质问：“检察院和法院怎么回事？两年了还不判，怎么回事？这个应该向社会作交代。”有关方面这才开始审理。我们再怎么宽容，也不能宽容到听任某些人把“宽容”当作借口来影响和干涉司法的公正吧？近半个世纪之前，胡适先生曾提出“容忍（后来他将此词的汉译改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他对当时的台湾政治深思熟虑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其锋芒所向，正是专制集权的体制和不容异见的社会现实；他所强调的容忍，也正是集权政府和强势群体对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容忍，而不是相反。否则，那跟几千年来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又有什么两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