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思考

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思考（精选十篇）

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思考 篇1

一、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

企业是生产要素的组合体，参与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专用性资源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甚至还包括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种垄断性服务。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以后，各种专用性资源的所有者是否应该以及是否能够随之转变为企业的产权人，即是企业的专用性资源产权问题。

（一）专用性资源产权问题的提出

(1）个人业主制企业制度没有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个人业主制是企业制度的最初形式，是一种源自于家庭手工业作坊的自然人企业制度。由于参与企业组合的专用性资源元素，全部（或视同全部）来自于某个人的“身份集合”，企业的专用性资源集合包含于个人的“身份集合”，且二者之间并无实质的界线，所以个人业主制企业专用性资源的所有者是惟一的，个人业主制企业的产权人也是惟一的，且二者为同一人。个人业主制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以后，无论专用性资源的所有权是否全部转变为企业主的产权，企业主都是拥有企业的完整产权，不存在产权异议和产权争夺。因此，个人业主制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不存在“侵占”矛盾，本文不予讨论。

(2）合伙制企业制度没有必要提出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通过合伙契约而连接起来的自然人企业。合伙制企业集合的专用性资源元素，分别来自于各合伙人约定的资源集合元素，即合伙制企业专用性资源的集合是各合伙人约定资源集合的并集。所以，合伙制企业集中了各合伙人的资源优势，有助于合伙人的创业和发展；有利于扩大企业的规模，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益于区域内资源互补，减少资源闲置浪费。

合伙制企业的生产要素集合以后，由于其专用性资源只是各合伙人约定资源的简单累加，彼此没有融为一体，所以，各种专用性资源稀缺程度的动态变化，常会引发合伙人之间的产权争议。另外，合伙人分享管理权的“摩擦”、合伙人承担责任的不平等、合伙人个人状况的变化等，也极易动摇合伙制企业的根基，导致合伙制企业的解体。因此，合伙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企业制度，它最终总要以企业的消亡来解决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

(3）公司制企业制度提出了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公司制企业是用法律的形式赋予企业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并以此实现生产要素集合体与其专用性资源提供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即公司制企业是法人企业，各专用性资源的提供人在获得企业的产权份额的同时，要将专用性资源的经营权交付给企业，由企业以自己的名义组织开展经济活动。正是基于经营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之后，便于资源的聚合和优化配置，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所以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公司制企业的生产要素一旦集合起来，各专用性资源的提供人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但却并非全部拥有企业的产权。以劳动工具、原材料、能源、资金作为要素投入的专用性资源提供人，依据约定时点计入企业资本金的价值额，享有了企业的产权份额；而以劳动、技术和管理等作为要素投入的专用性资源提供人，目前还没有明确享有企业的产权。那么，后者该不该享有企业的产权呢？如何才能享有企业的产权呢？显然，公司制企业制度所面对的这两个问题就是待解的专用性资源产权问题。

（二）现代企业制度及其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是在我国土壤上对公司制企业制度的一种探索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的公司制企业制度。

(1）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前身多数为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我国公司制企业主体形成的起点不是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而是改革前的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启动了对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工作，通过企业改制，一批又一批的公司制企业设立起来。从目前我国企业组织形式的构成情况来看，公司制已是我国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

(2）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公司制为载体、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高度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个字。产权清晰主要是指国有资产的“边界”要清晰，公司制改建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要有具体的部门和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权利；权责明确主要是指合理区分和确定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以期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政企分开主要是指政府要“放权让利”，把经营职能赋予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特别要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管理科学主要是指要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3）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金制度源于公司制企业制度。“会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决定了会计模式必然与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1993年的会计改革，为我国确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并符合国际惯例的新会计模式。这就意味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金制度源自于公司制企业的制度规定，公司制企业制度中存在的专用性资源产权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同样存在。所以，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解决专用性资源的产权问题。

（三）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旋律。面对知识经济的滚滚热浪，劳动、技术、管理的专用性资源地位越来越显要，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有生力量。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因此，现代企业应当适应专用性资源创新及其生产要素组合的新要求，同时进行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

(1）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资格创新。现代企业的专用性资源分为二类：一类是物力资源；另一类是人力资源。劳动工具、原材料、能源和货币资本等可以直接归为物力资源；劳动、管理等可以直接归为人力资源；而技术等则需要按照其内容与人的身体的关系划归为人力资源或物力资源，其中与人的身体密不可分、不能够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部分划归为人力资源，其余部分划归为物力资源。从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状况来看，物力资源的提供人，普遍明确享有企业的产权，称为物力资本；而人力资源的提供人，却只有被股票期权（ESO）或员工持股计划（ESOP）所激励，才能够以物力资本的面目享有企业的产权。所以，目前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地位是不平等的，产权创新必须赋予人力资源独立的产权资格。

(2）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方向。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构成的生产要素组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在社会产品分配中作为分配要素的权重对比关系却有着极大的差异。如图1所示：

X轴表示时间（时代），Y轴表示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分配权重对比的资源分配结构系数（资源分配结构系数表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在社会产品分配中作为分配要素的权重对比关系。原始社会人力资源分配权重为1，物力资源分配权重为0；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人力资源分配权重为0，物力资源分配权重为1）。则0A为典型的原始社会经济关系，其特征是物力资源依附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AB为奴隶社会经济关系向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演进过程，其特征是物力资源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上升，人力资源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BC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其特征是物力资源处于统治地位，股东至上，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CX为待建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其特征应当是物力资源与人力资源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就图中的转折点而言，如果把点A称为物力资源的革命（专用性资源第一次革命），那么点C就可以称为人力资源的革命（专用性资源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在物力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因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发生的，使命在于提升物力资源地位，促进社会发展；第二次革命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经济时代发生，使命在于提升人力资源地位，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所以，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方向是提升人力资源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权重，相应降低物力资源的分配权重，实现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共同主宰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3）现代企业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形式创新。资本金及其股权份额是建立在物力资源基础上的产权形式，虽然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等通过将人力资源所蕴藏的潜能折算成物力资本，让部分人力资源也享有了同样的产权，但是，仍然不能作为人力资源的产权形式。第一，将人力资源的潜能折算成物力资本并以物力资本的面目参与分配，其思维模式停留在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上。第二，人力资源的潜能无法用价值量确切计量，其折算的办法及比例不可能科学规范；第三，人力资源是一个整体，其内部的产权结构，应当由其相互之间的贡献能力比较来确定。

岗位责任制是现代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人力资源激励约束机制，它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及其管理上的要求，把各工种、各环节的工作划分为若干种类岗位，通过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数量和质量、应承担的责任等，既保证企业各项业务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又实现工效挂钩，责权利相结合。鉴此，岗位是人力资源参与现代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切入点，本文建议设置“岗位分”指标，借以反映人力资源的业务素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贡献差异，并作为人力资源的产权形式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

二、博弈的主体问题

产权是专用性资源的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现代企业的公司制组织形式决定了它要将产权一分为二：一是占有权、使用权和弃让处分权（公司章程约定）等构成的经营权，是在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之际，由专用性资源的提供人依法让渡给法人企业的；二是收益权和留置处分权等构成的终极所有权，是专用性资源提供人实现其专用性资源增值的产权依据。对于企业而言，生产要素的组合使其成为“会生蛋”的机器，但它本身却只是一个法人概念而不会实际消费和享有任何利益。对于专用性资源的提供人而言，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是自然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互之间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诸多的原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并不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只有最终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专用性资源提供人，才是企业产权博弈的主体。

（一）“股东至上”的博弈主体

(1）“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日益发达，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导致了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借助于国家机器，迫使大批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转变为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工人；同时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的巨额货币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使资本所有者成为雇佣工人的“救世主”。因此，“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2）公司制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髓。公司制企业制度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生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所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成相伴相随，公司制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髓。

(3）“股东至上”的实质是资本剥削劳动。“资本雇佣劳动”是不平等的生产要素组合。由于资本的稀缺性以及雇佣工人的从属地位，资本家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中处于优势地位；雇佣工人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就使得资本家能够借助于工资的形式，以付出劳动力价值的代价占有全部劳动的价值，从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因此，“股东至上”的实质是资本剥削劳动。

(4）物力资本不存在产权的博弈对手。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这表明资本家（股东）是企业生产要素组合中惟一享有产权的专用性资源提供人。即“股东至上”下的物力资本不存在产权的博弈对手，资本家（股东）独自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博弈主体

(1）“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要义。“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所有者、企业债权人、企业员工以及政府等四个方面对象在内的众多者。他们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因此，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应当主张“各利益相关者共享公司的控制权”。

(2）“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谬误。“利益相关者理论”否定“股东至上”，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起了挑战。但是，它把参与生产要素组合的每一个利益主体都看作是产权博弈的主体，却又脱离了实际，陷入了绝境。

第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忽视了专用性资源提供人的不同组合目的。专用性资源提供人参与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实现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有的是为了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有的是为了规避风险，获得增值收益；有的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或改善生存的状态；有的是为了建立和规范社会秩序；有的是为了自我实现；还有的干脆就是投机。很显然，不同的组合目的，专用性资源提供人对投入回报内容和形式的要求肯定有所不同。笼统地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共享企业的控制权，必然要违背一部分专用性资源提供人的意愿。

第二，“利益相关者理论”混淆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产权博弈主体的概念。以企业的存续为前提和联结纽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是合作的博弈、调和的博弈、共赢的博弈。他们的博弈多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博弈的形式有产权博弈（公司章程）、契约博弈（合同条款）、道德博弈和文化博弈等。这就使得部分专用性资源提供人可以借助于收益保障优先权的差别设计，以风险收益的大小以及风险补偿的顺序为筹码，先前协调解决另一部分专用性资源提供人的收益问题，从而有效减少企业产权博弈的主体。所以，利益相关者并不等于企业产权博弈的主体。“利益相关者理论”混淆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产权博弈主体的概念，以至错误地认为各利益相关者共享企业的控制权。

第三，“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伪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进步以及人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地位的日益显要，一些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接受工人进入企业决策层。特别是1999年以来，美国及其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员工、债权人、社区等各有关方面利益保护问题的强调，似乎都在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打了气。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些国家对员工、债权人、社区等各有关方面利益的保护，并没有改变股东对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独享地位。对于员工而言，薪酬的增加只是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只是要员工甘愿为物力资本卖命；对于债权人而言，强调契约各方平等的谈判地位，只是为了平衡物力资本的风险以及风险报酬；对于社区等公共事业而言，保护其利益，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形式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知识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大，……但并没有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属性，因此也就不可能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故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只是对“股东至上”的有限改良，决不是创新，“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伪命题。

（三）专用性资源产权创新的博弈主体

(1）社会主义制度是专用性资源产权创新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职工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职工收入与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应该是同质的，这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职工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应对其经营成果全面关注。他们获得利益多少，应与他们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不应作为进入成本的固定数量；不应将经营风险推给国家，负盈不负亏”。这就是说现代企业应打破现有的工资制度，让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控制权。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为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奠定了基础，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

(2）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权本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既要把股权作为物力资本的分配方式加以坚持，又要把按劳分配作为人力资源的分配方式加以完善。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权本质就“是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进行有效的配置”。当然，这里的经营者应包括按劳分配的每一个实际参与者。

(3）员工和股东是现代企业剩余分配的博弈主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认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当包括物力资本和与其相对应的人力资本两个方面”。“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同质性表现为两者都具有资本属性，都能带来收益；异质性在于两者的收益率是不同的”。所以，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都有资格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只是二者参与分配的形式应有所不同，不能以折合的方式简单地把二者强行捆绑在一起。因此，专用性资源的产权创新必然使得员工成为股东的博弈对手，在现代企业中，员工和股东都是企业剩余分配的博弈主体。

三、制度的安排问题

（一）目前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中，英美的“市场主导型”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和日德的“组织导向型”企业治理结构模式是两大主要的借鉴对象。比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它们在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等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上。

(1）英美模式组织管理制度的重要特征。英美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企业的行为只要不违法，政府便不能横加干涉。由于股权结构分散以及资本市场发达，股权流动性强，股东很少有监督公司经营者的动力，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和股东“用脚投票”机制是其组织管理制度的重要特征。

(2）日德模式组织管理制度的重要特征。日德模式以政府的经济目标为中心，强调竞争与合作并存，市场组织结构受到管制，市场选择机制接受引导。由于银行持股以及法人相互持股，股权结构相对稳定，多数股东主动积极监控公司经营行为，所以监事会制度和股东“用手投票”机制是其组织管理制度的重要特征。

(3）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管理制度。从企业法到公司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摸着石头过河”，在汲取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做到了产权清晰和政企分开，但权责明确和管理科学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现代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

(1）权责配置问题。公司制企业制度与国营企业制度的简单叠加，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目前的权责配置尴尬有余，它突出表现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的权责界定中。为了树立“新三会”而又不矮化“老三会”的地位，《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但是，在董事会中，只有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有职工代表，其余均可有可无职工代表；在监事会中，虽然全部应当有职工代表且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但总是可以让其少于股东代表。所以，“新三会”在操作层面上可以让“老三会”徒有虚名，其结果不但“老三会”失去应有的地位，而且造成“新三会”与“老三会”之间产生摩擦。为了显示“老三会”而又不贬损“新三会”的作用，《公司法》强调在公司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充分发挥工会的“职工之家”作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和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实行民主管理。但是，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却又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合法席位，其作用也许就靠惯性使然或政治觉悟而已。所以，“老三会”只是一个架子，为“新三会”背负“罪”名的架子，其作用必将越来越有限。因此，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权责配置是不对称的，“新三会”权大责小，“老三会”权小责大，要科学管理，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2）权力制衡问题。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制衡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股东权力是缺少约束的特权。公司的存续是股东和员工博弈的基础，公司一旦成立，股东和员工就好比一条船上的乘务人员，本应该同心协力，生死与共。可是，《公司法》的规定却不仅把船的航行权完全交给了股东，而且还在关键的时刻给了股东单方面弃船的权力。试想公司的章程由股东制定，股东对公司的解散和清算拥有决议权，如此一来公司还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股东不能独自搞定？一个缺少约束的股东特权，何为滥用权利？又怎么保证不损害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呢？因此，现行的企业制度是“股东至上”的企业制度，它只是初步做到了物力资本主体内部的民主和监督，而不可能做到专用性资源产权创新博弈主体相互之间的民主和监督。

二是董事会变董事为“懂事”。《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一方面，它表明董事会是股东会的代理机构，董事会要忠实地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切实维护股东的权益；另一方面，它意味着董事会成员中非股东代表的比例必然小于股东代表的比例，必须保证大股东（利益集团）能够控制董事会。因此，我国现阶段的独立董事和职工代表董事制度注定是一种形式主义，根本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相反，“人情董事”、“花瓶董事”、“挂名董事”的存在，还扭曲了民意，为盗取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各界职业道德和整个社会风气。

三是监事会充当第二董事会。首先，监事会与董事会的成员组成结构基本相同，也是股东占据大多数，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利益导向一致；其次，监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这是监事会协同董事会行使其职权；第三，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监事与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的监督范围多有重叠之处，作用也类似。第四，《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所以，监事会不可能有效约束董事会，反而却可能演化为公司的第二董事会。

四是公司经营权界域弹性化。经理是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主持者，包括经理在内的经营管理团队拥有公司的经营权。然而，由于公司的经营权是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它的内涵取决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司章程的内部约定，所以，经理及其经营管理团队所拥有的公司经营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不变的界域。

公司经营权界域的弹性化，根源在于所有权人的患得患失。一方面，为了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所有权人有必要放权给经营管理者，让经营管理者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所有权人又害怕扩大的经营权损伤自身的所有权，造成权力的失控和利益的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管理者主动谋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临机应变，大胆决策，就可能会被所有权人认定是抢权夺利；反过来，经营管理者亦步亦趋，错失良机，就又可能会被所有权人认定是庸才。所以，目前的公司经营权根本没有明确。

(3）现实问题的症结何在。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在职消费失控、员工薪酬两极分化、垄断企业畸高福利，以及经理短期行为等问题，已经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将所有权人（股东）设定为委托人，将企业的经理层设定为受托人，依照契约，委托人和受托人各属一方，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责任。这就从根本上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利益区分起来，二者的利益在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只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委托人自然不可能完全信任受托人，受托人也必然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委托人。于是，委托人必须对受托人监管到位，否则问题难免。

“所有者缺位”主要是针对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而言的，由于委托人本身也是由上一个层次的受托人充任的，所以，国有产权的利益根本上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维护。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基于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问题研究，提出了“内部人控制”理论。他认为受托人可以通过企业中的某些非正式组织来加强与企业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同化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合谋”盗取委托人的利益；并认为“内部人控制看来是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现象，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的。”

果真如此吗？非也。第一，“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是“资本雇佣劳动”，而现代企业的专用性资源产权创新，已经动摇了员工和股东之间的固有关系，平等、合作、共赢，就要成为现代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现实。第二，“内部人控制”与大股东的“败德行为”紧密相连。所有权人（通常指大股东）高抬经理人员的薪酬、默认在职消费等，其目的是为了腐蚀拉拢经理层，培植代言人（“工贼”），为他们“圈钱”、“占款”等提供便利，帮助他们谋取非分所得。这本是一系列相互利用或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内部人控制”理论却完全站在所有权人的立场上，倒打一耙，既离间经理层与工人之间的血肉联系，分化瓦解劳动者队伍（员工博弈主体），又把大股东指使或纵容的社会问题根源栽赃到受托人头上。第三，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它不是经济转轨中的特有现象，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存在，我国存在，美欧国家也存在。从“县官不如现管”的角度来说，只要是公司制企业制度，“内部人控制”就不依所有权人的好恶而存在。所以，本文认为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司制企业制度的不恰当安排。

（三）现代企业制度安排的创新构思

(1）以政府服务为平台，构筑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博弈框架。首先，政府要摆脱初次分配的羁绊，不与专用性资源（国家资源除外）提供人争利。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它以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作为分配的原则，只有将政府服务置身于生产要素的分配之外，政府才能够以超然的身份，为专用性资源提供人的博弈营造公平的环境。其次，政府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适应企业制度创新安排的要求。由“资本雇佣劳动”到“员工和股东共享企业剩余”，这要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要打破旧有的体制机制，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保证，那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源动力，政府服务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平台。第三，政府要统筹兼顾，努力协调好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分配关系。专用性资源产权创新之后，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多少？物力资本的收益率又是多少？政府有必要对目前的现状进行一个综合测试和分析，并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二者的收益率分别规定阶段性的下限，以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保障收益率（类似于已经存在的最低工资指导线）；同时，再为二者的收益率确定一个弹性的比例关系，以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时的分配依据，并以此调节各生产要素的分配权重，扭转越拉越大的人群贫富差距。第四，政府要担负起主导分配公平的责任。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当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主张“过程公平”；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应当按照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主张“结果公平”。也就是说，分配公平和社会和谐是政府的天然职责，政府推卸不了，别人无法替代。

(2）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为三足，构建终极所有权、劳动权和经营权鼎立的新秩序。

一是董事会的改组与运作。首先，明确董事会是物力资本所有者的组织，它代表股东对企业行使终极所有权。其次，规定董事会成员必须是企业的股东，且是签约在任期内锁定自己所持股份的股东。第三，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的候选人按所持股份的多少依次确认资格。第四，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大会，董事会成员薪酬及董事会费的总额由董事会与（改组后）监事会商定，其明细列支项目按股东大会通过的费用预算执行。第五，董事会主持股东分享企业的剩余。在物力资本收益总额一定的情况下，股东按其所持有的股份权重获得相应比例的收益。

改组后董事会运作的优点在于：董事会的立场鲜明，对内对外都是股东利益的代表；同时，将全体股东捆在一起，变成一个利益主体，既增强大股东的理财意识，减少“用脚投票”，又可以轻松化解小股东“搭便车”的问题。

二是监事会的改组与运作。首先，明确监事会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组织，它代表员工对企业行使劳动权。其次，监事会成员全部是企业的员工，除少数常务监事专职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外，其他监事都有自己的生产劳动岗位。第三，监事会由职工大会（工会会员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成员的候选人按所在工作岗位的类别民主推荐。第四，监事会负责召集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与工会组织可以考虑合二为一或合署办公。第五，监事会成员薪酬及监事会费的总额由监事会与董事会商定，其明细列支项目按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费用预算执行。第六，监事会主持员工分享企业的剩余。企业的所有员工都有权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在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收益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员工按其所在岗位的“岗位分”值大小获得相应份额的收益。目前，笔者认为将员工的岗位分为管理岗、技术岗、作业岗三类，并在不同的类别内划分出若干个档次，分别核定“岗位分”比较合理。

改组后监事会运作的优点在于：监事会（工会）是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由监事会（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人格化代表，便可以保障职工利益“诉请渠道”的畅通。同时，将全体员工捆在一起，变成一个利益主体，由此便可以解决职工的身份不清（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地位）问题、劳动权问题、分配多重标准问题、参政议政问题和法律支持问题。此外，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民主监督，还可以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员工的全局意识和团队精神。

三是经理会的定位与运作。首先，明确经理会是企业的经营管理组织，它代表企业法人对企业行使经营权。其次，明确总经理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者人选通过竞选或公开招聘产生，并经董事会和监事会表决通过后确认。第三，经理会是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的执行机构，在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执行权。第四，经理会成员全部是企业的员工，参与企业员工的岗位分工和定级。第五，经理会成员按“岗位分”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与其他员工一样，分配均采用现金支付方式。至于经理会成员或员工用分得的现金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成为股东，则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第五，经理会成员与董事会之间非雇佣关系，不存在奖励或激励的问题，经理会成员不能从董事会处获取任何利益。

创新经理会定位的优点在于：提升经理会的地位，真正赋予经理会生产经营自主权，形成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三足鼎立的新秩序；规范经理层的所得，杜绝董事会、监事会对经理层的利诱，从而保证经理会的公正和公平；促进经理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的团结，对内拧成一股绳，对外形成一个拳头，共同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安排构思见图2。

图2中A、B、C分别表示经营权偏向董事会（物力资本）、偏向监事会（人力资本）和无偏向状态对企业治理结构施加的影响；E为政府调节平台的弹性特征示意。图2表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以政府服务为平台，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产权地位平等，它们按既定的权重分配关系共同主宰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只有斩断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利诱，把经理层纳入到员工的岗位分级之中，构建终极所有权、劳动权和经营权三者鼎立的新秩序，确保经营权的独立、客观和公正，才能使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完善起来。

四、结论

关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本文只是一个初步框架，虽然创新成份较多，但不成熟也是可见的。倘若本文的设想确有可取之处，诸多的配套改革便需一并探讨和推行。

摘要：企业治理结构是一套基于产权博弈的制度安排。从专用性资源的产权角度而言,公司制企业制度诞生在物力资源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为人力资源的产权创新奠定了基础;从博弈的主体角度而言,“股东至上”的实质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权本质是将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在股东和员工之间进行有效的配置;从制度的安排角度而言,我国现行公司法囿于英美和日德模式,“新三会”和“老三会”的权责配置不对称,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的权力制衡不健全。只有以政府服务为平台,构建终极所有权、劳动权和经营权鼎立的新秩序,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完善起来。

关键词：企业治理结构,产权创新,权责配置,权力制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企业会计制度讲解》研究组:《企业会计制度讲解》,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3]王朝辉:《“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4]张磊、陈新川:《理顺分配关系,构建和谐企业———关于企业内部建立公平、公正利益协调机制的思考》,《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企业组织管控之公司治理理论 6 篇2

（六）公司治理结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制度安排学说

斯坦福大学教授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也说：“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组织管控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员工；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利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降低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外部人）如何监督约束经理（内部人）。

中国经济学者胡汝银在他的《中国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认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为了股东、职员、顾客、供应商及提供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种制度和方法。

（2）组织结构学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革委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3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这实际上是标准的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持此种观点，例如陈清泰在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形成这样的机制：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3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且此种观点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党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

（3）控制决策学说

奥利弗。哈特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企业组织管控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

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文中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对应，既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风险的人承担风险。

企业组织管控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多种定义，多种内涵，前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治理结构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成果，结合我国实践，概括起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

2西方两种治理模式分析：股东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员工和社区之间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制度安排。关于公司治理模式争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其核心就是“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和“新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标利益优先的问题。

按照股东治理模式，作为股东代理人-总经理（或董事会），必须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和行为准则；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不仅归股东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也为公司进行了投资（如员工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考虑了相关者的利益以后，企业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是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多重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化地以凤东利益至上的单一目标。

经营目标之争，其实质就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谁拥有企业的最终决策权，谁承担企业经营不善的损失与风险。这也就是企业理论上所讨论的谁拥有企业，谁是企业经营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问题。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备的契约组成的（anincompletecontract）。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未来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性，要使所有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剩余索取权（residualclaim）的由来。同样，因为进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当实际状态出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填补契约中存在的“漏洞”，这就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谁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目标就应该为其制定。

投入资本的股东，本身就具有这种特性，货币资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有一些学者从知识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依据人力资本正在成为财富创造核心动力的推理以及现实中人力资本作用和待遇不断提高的种种现象来证明人力资本重要性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由。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向资本雇佣劳动提出质疑。

中国企业发展规划院认为进入企业的各种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理论上具有平等权利获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权，但现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备承担企业经营最终风险义务的能力。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到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之后，其所作的承诺可信赖性远比不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所作的承诺。因为非人力资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经营失败时，人力资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资本外别无他长，受现实法律制约，无法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拍卖、转换、变现或抵押，也就丧失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能力。

其次，人力资本专用性决定了其价值难以判断。为特定交易或合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不能象非人力资本那样可以在静态下用货币加以度量，其价值随时、空的变化，对不同人或企业来说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其价值最难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很难显示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因此，价值量的不稳定也阻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风险的能力。

以上论述表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作为雇员。我们认为，企业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承担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情况下不承担经营的边际风险，收入也比较固定。因此，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制定，就应该维护股东的利益。

诚然，股东利益至上会带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的失业，供应商的中断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来解决，而不应该在企业这个层次来探讨。

3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从复杂的治理理论与多变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求得一剂药方，置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或间接）的控制与“三会四权”（或其他治理形式）权力制衡与约束实现内部（或直接）的有机整体。从现有文献上看，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内部组织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配置，激励与约束如何安排，而把竞争的外部市场，（如产品市场、经理人员市场、平均利润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改革之外。

第二，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企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企业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时期，治理结构上也有变化。中国企业改革最危险的政策可能是推进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是强制的。

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思考 篇3

【关键词】交易成本；委托与代理；剩余控制权；激励与约束

现代企业理论又称为契约理论，是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两个主要的分支：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前者着眼点在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后者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代理关系。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及由此导致所有权的重要性。本文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式及分析方法，从企业契约的性质出发，围绕企业财产所有权这一核心，就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的缘起、企业财务治理中的财權配置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构进行分析。

一、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的缘起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约，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契约网络。其中产权即财产所有权（ownership of the asset），指的是给定财产的占用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收益权和使用权是关键，获取收益是占用、使用和转让财产的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收益是财产使用的结果，即财产只用投入使用才能获取收益。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要素所有者的之间交换财产所有权通常借助价值形式来进行，从企业角度来看，财产所有权交换是通过财务活动来完成。企业财务活动的主要包括筹资活动、投资活动、收益分配活动及企业并购等内容。其中，筹资活动是企业以放弃一部分收益为代价与外部投资者交换财产使用权的一种交易活动，例如，企业对外发行债券，意味着企业以放弃一部分收益（向债券投资者支付利息）的方式获得债券投资者的财产使用权；企业对外投资则是企业以放弃财产（对应于对外投资的资产部分）使用权的方式获得受资企业的收益权；企业向股东支付股利是股东以放弃与股利对应的这部分财产的未来收益为代价获得与股利对应的这部分财产的未来使用权。其共同点是要素所有者之间财产使用权与收益权的交换。从上述意义上讲，企业财务是要素所有之间借助价值形式交换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契约，并且主要是财产使用权与收益权的交易契约。

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等原因，作为交换财产所有权的财务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由于财务契约的不完全性，财务治理结构应运而生。财务治理结构是关于财务剩余索取权和财务剩余控制权的制度安排。财务契约不完全性意味着财务收益中存在“剩余”（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财务剩余收益是财务契约不完全性的内生特征，即当不同类型的财产所有者进入财务契约时，每个要素所有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多少收益不可能在契约中得当明确说明。财务契约可以规定所有的要素所有者都是剩余收益的索取者，但不可能规定所有的要素所有者都是固定收益的索取者，这就是财务剩余索取权的由来；另一方面，当实际财务状态出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填补财务契约中的漏洞，即财产使用权要有相应的归属，这就是财务剩余控制权的由来。

二、财权配置的契约安排

财务治理结构本身也是一种契约形式。现实中，财权如何配置，即财务治理结构采取何种契约形式主要受制于交易费用大小。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他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给出了协议中权利安排应遵循的一般性规范：“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该赋予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这一结论被称为“波斯纳定理”。科斯在《生产的制度结构》一文中曾表述过相同的思想，他指出契约安排的理想状态显然是，权利应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具生产性地使用权利并且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由于进入财务契约的要素所有者之间是不同质的，他们在风险偏好、效用评价、信息拥有量、决策能力和所拥有的财产规模及其专用性等方面可能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作为约束条件影响着财产所有权交换的契约形式，进而制约着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进一步说，如果将企业财权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配置状况视作一个函数，则进入这一函数的主要自变量包括要素所有者投入的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获取收益的方式、决策能力、信息优势等因素。根据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给定制度环境，资产专用性是契约权利安排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那些专用性最强的资产的所有者，往往赋予契约较高的价值，理由是他们退出契约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依此而论，把企业财务剩余控制权赋予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一方，并由其监督资产专用性较低或没有专用性的一方，就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契约安排。一般而言，物质形态的资产的专用性高于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在物质资本所有者中，债权人获取的是固定收益，在正常情况下其不分享企业财务剩余控制权；与债权人相比，股东获取的是剩余收益，即是一种不确定的收益，因此，股东分享更多的财务剩余控制权是对股东一种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经营者拥有财务剩余控制权源于其拥有的经营决策能力及信息优势。与一般人力资本所有者如普通员工相比，经营者拥有决策能力方面的优势；与股东这一类外部投资者相比，经营者作为内部人拥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甚至包括决策能力方面的优势。依此而论，在企业经营正常的情况下，要素所有者分享的财务剩余收益权和财务剩余控制权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经营者和其他员工。

在企业能正常履行偿债能力的情况下，财务剩余控制权主要在股东和经营者这两大财务治理主体之间进行配置。财权究竟如何在作为委托人的股东与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之间进行分配取决于代理成本与代理收益的比较。

三、财产治理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构

财产收益权是财务激励与约束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是否紧密联系财产收益权来建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财务机制的有效程度和财务资源的配置效率。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主体缺位以至财务约束与激励机制没有落实到财产所有权这一层面来展开。财产所有权约束与激励意味着作为被约束与激励对象的财务行为主体要以其财产权对其财务行为负责。其财务行为的后果要直接反映到财产收益上。在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下，出资者的财产数额决定了其行为边界。权益资本的出资者投入企业的财产可以看成是对其失败行为预先设置的一种财产抵押，由于出资者失败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出资者财产的贬值和损失，相反，是其财产的增值；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家错误决策的后果不仅导致其物质财富的受损还包括其人力资本（财产形式的一种）价值的毁损，相反，有效的财务行为会导致其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另外，财产权利结构的不同安排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而影响财务行为主体收益权的实现程度。从上述意义上讲，围绕财产所有权这一核心来建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是财务本质对财务机制的内在要求。

行文至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受到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其整个理论体系仍然受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配，因此，其理论的解释力在某些方面受到严重的局限。这是我们在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解释公司财务经济现象，建构制度财务学理论体系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6：32

[2]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P153

基于代理理论的公司治理结构思考 篇4

关键词：代理理论,治理结构

一、委托代理理论相关论述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 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 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 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 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 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 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 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 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上, 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 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公民与政府官员、原 (被) 告与律师, 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所以, 为了预防和惩治代理人的败德行为, 委托人有必要采取“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一方面是对其代理人进行激励, 力求实现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对代理的过程实行监督, 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这样, 使得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效用函数。詹森和麦克林提出了代理成本的概念, 并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 代理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 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 (1) 当管理者尽力工作时, 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取一部分利润; (2) 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 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 由此其工作积极性不高, 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 故企业的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代理成本。

二、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思考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 用于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 即投资者 (股东及债权人) 、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 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如果承认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不同含义以及企业所有权行使的受限制性, 就能推导出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就是利益相关者就企业所有权安排达成的一项契约。企业所有权的行使之所以会受到限制, 主要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比如, 一个人虽然对自己的车拥有所有权, 他也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 因为这可能影响到他人的人生安全。在个人利益驱使下, 契约参与者对企业所有权分配进行隐性或显性的谈判, 谈判结果就决定出企业的治理结构。那么, 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帕累托意义上的“最优治理结构”呢?现代契约理论认为, 效率最高的治理结构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性分配。

三、企业实行委托代理产生的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在实践中有很多反映, 突出表现在: (1)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股东所掌握的经营信息远劣于经营者, 代理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 委托人难以准确判断代理人是否尽最大努力去增进股东的利益, 因而委托人想完全监督代理人是不可能的。 (2) 代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常常不一致。对于所有者而言, 其资产在于获取最大的资产收益, 因此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股东的行为目标。而对代理人而言, 其行为动机是多元的, 除了获取个人经济收入动机外, 还包括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实现自我价值的动机。代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决定了其行为目标多元化, 不仅有经济收入目标, 还有名誉、地位、权势等目标。经济收入目标与企业盈利直接相关, 从长远看存在着共同点, 但短期内可能发生矛盾, 合同期较短的经理人员更有可能牺牲公司的长远利益, 追求任期内的个人经济利益, 其他个人目标的实现, 均难以保证企业的长远利益, 从而导致代理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3) 委托人为了制约代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不计代理成本, 使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收支失衡。所谓代理成本, 是指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情况下, 由于代理人有可能不完全按照契约行动或偏离委托人目标、意愿而引起的所有的对委托人的价值损耗。代理成本主要包括委托方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成本、对管理者的激励成本、公司负债产生的代理成本、其他成本等。这些成本的存在都是为了制约代理人而存在的, 企业不能完全杜绝代理成本的发生, 但却可以尽量减少。

四、解决代理问题的主要途径

1、强化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

代理人收入应与企业经营业绩直接挂钩, 这是代理人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动力, 并能够约束自身行为的根本原因。例如, 上市公司可以实行股票期权方案, 这种方案使高级经理拥有在未来某一时期内按固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权利, 如果经理在未来期权有效执行期内实现了股票价格的资本增值, 他们就可以通过股票期权的行使获得资本利得;如果股票没有上涨, 甚至下跌, 他们被赋予的股票期权就毫无价值, 这就是隐含在股票期权内部的真实用意, 即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架起一座使双方目的一致、利益一致的桥梁, 使双方在股票期权期间能因股票上涨而同时受益;采用激励机制的同时, 还应注重监督机制。

2、建立对代理人的平等竞争机制和动态筛选机制。

代理人的素质和行为直接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 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不仅要有来自同行业企业经理的竞争压力, 还应有潜在的经理阶层市场的竞争压力, 这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经营才能并有效约束经理行为的基本条件。

3、实行代理人持股、股票期权。

这种方法是通过让代理人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方式, 使代理人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从而有利于代理人利益和委托人利益保持一致, 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最终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4、增加公司资本结构中负债的比重。

企业流程再造理论的应用思考 篇5

关于企业流程再造理论的应用思考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流程再造理论,是管理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理论之一. 在简述流程再造理论的基础上,以分析我国对流程再造理论的应用现状为重点,提出目前应用该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期望能够使读者掌握再造理论实质及在我国的应用状况.

作 者：李林 Li Lin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41 刊 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年，卷(期)：2007 23(4) 分类号：N36 关键词：流程再造理论   理论应用   启示  

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思考 篇6

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由于

资本结构通过资本成本直接影响企业价

值的高低，所以，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

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历来是经济学

家研究的重点。最有影响的资本结构理

论便是莫迪格莱尼与米勒提出和创建的

MM理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又出现了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这两个理论

对我国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一、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克服了MM理论只考虑负

债带来的减税效应，而没有考虑负债会

导致财务风险和额外费用增加的弊端，

充分考虑了企业存在朋务风险、破产成

本以及代理成本的情况下，权衡成本收

益关系，以求得最优的资本结构使企业

价值最大化。

1．财务危机成本。即企业无法偿还

到期债务，面临破产时发生的成本。财务

危机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财

务危机直接成本即是企业清算或重组时

发生的法律成本和管理成本，包括交付

给律师、会计、资产评估机构及拍卖商等

的费用。财务危机的间接成本是由于管

理者、顾客、供应商、资金提供者的短期

行为而使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而发生的损

失。企业管理者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

会采取一些应急的短期行为，如出售有

价值的资产以获得现金，推迟设备更新，

减少设备维护，降低产品质量等来节省

成本；当客户和供应商发现企业陷入财

务困境时，供应商由于担心无法收回货

款，往往会改变付款条件，缩短付款期

限；而客户由于担心收不到货物，一般会

要求推迟付款，这都会使企业产生新的

成本；另外，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难以筹

集到新的资金，即使筹集到新的资金，也

必须付出高于通常水平的成本，这些都

会使企业价值降低。所以，在有负债的企

业，负侦越多，财务危机成本越大，发生

的概率越高。

2．代理成本．即是由于利益冲突引

起的额外费用，包括权益资本的代理成

本和债务资本的代理成本。权益资本的

代理成本是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

引起的。一般来说，权益资本的代理成本

与权益拥有量成反比。当企业的所有者

与经营者是同一人时，企业的利益即为

他本人利益，出于财富最大化的考虑，他

会竭力将代理成本减到最少，因为由于

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成本将完全由从

事该行为的人自己负担。但只要管理者

持有的所有权少于100％，股东与管理者

就会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双方之间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而且双方都是理性的经

济人，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都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

债务的代理成本是债权人和股东的

利益冲突引起的。首先，股东和债权人对

公司的现金流量有刁；同的索取权。股东

对现金流量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倾向于

采取增加股票价值的决策，而这些决策

会增加债权人无法收回其贷款的风险；

债权人希望保持或增加其索取权的安全

性。然而股东通过管理者控制着公司的

管理权和决策权，所以股东的利益会高

于债权人的利益，他们会采取一些高于

债权人预期风险的高风险项目，股东取

得投资成功时会增加高额的报酬，当投

资失败时，债权人却要承担投资失败可

能导致的损失。其次，企业最佳投资决策

应选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但管理者为

了保护股东的利益，会选择净现值较少

甚至为负的项目或拒绝有利的投资，因

为投资的收益在债券比例很高时将主要

由债权人取得。另外，在陷入财务困境

时，管理者往往会支付额外股利或其它

分配项目。因此，剩余给债权人的较少。

债权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减少收回

本息的风险，会要求较高的利率或在贷

款时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这都会提高

负债的成本，并使企业的价值减少。

二、优序融资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是建立在不对称信息

理论的基础上的。不对称信息理论认为，

管理者比一般投资者掌握更多的、更真

实的企业的有关信息，更了解公司的前

景。如果公司股票被低估即实际价值低

于售价，公司不会发行股票，因为如果发

行股票的话，公司实际得到的现金将低

于股票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

将会发行债券。企业一般在股票被高估

时才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但是投资

者在公司发行股票时，一般就会认为公

司的股票被高估了，在股票价格下跌至

股票的实际价值之前，投资者将不会购

买；已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则会抛售股票，

从而也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甚至会超

过应有的下跌幅度。所以，无论股票在被

高估还是被低估时，企业都应发行债券。

在发行债券时，管理者也必须考虑税收

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和代理成本，所以

公司发行债券只会到某一程度。融资优

序理论的第一条法则便是先采用内部融

资，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再发行债

券，最后才是采用权益融资。从以上可以

看出优序融资理论与权衡理论的主要区

别在于：

优序融资理论不存在财务杠杆的目

标值。根据权衡理论，每个公司都会权衡

债务的税收利益与债务产生的财务危机

成本和代理成本。当债务的边际成本等

于债务的边际利益时，产生最优财务杠

杆。与权衡理论相比，优序融资理论没有

暗示财务杠杆的目标制，每个公司根据

各自的资金需求，来选择财务比率。公司

首先从留存收益中筹措项目资金。这可

能降低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比例，因为司

赚钱项目由内部筹资，使权益的账面价

值与市场价值都增加。额外的现金需求

由债务换取，无疑会使债务水平提高。然

而，公司的负债水平可能会在某一点耗

竭，让位于权益发行。因此，财务杠杆的

总额根据可利用的项目随机来决定。公

司不寻求债务权益比的目标值。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盈利的公司应用

较少的债务。盈利的公司由内部产生现

金，这味着外部融资的需求较少。由于公

司需要外部资本时，首先依靠债务，盈利

的公司依靠较少的债务，较高盈利的公

司其财务杠杆较低。权衡理论则无此含

义。盈利较好的公司有较多的现金流，产

生较高的负债能力。这些公司会利用其

负债能力来获取税收收益和财务杠杆的

其它好处。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偏好闲置财

务资源。优序融资理论的基础是公司以

合理的成本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假如

管理者试图发行更多的股票，好怀疑的

投资人认为股票被高估了，因而导致股

票价格的下跌。由于发行债券时，这种情

况较少发生，管理者首先依靠债务融资。

由于公司知道在将来的不同时期，他们

必须为有利可图的项目筹措资金。这样，

当项目出现时就不会被迫求助于资本市

场。

三、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借鉴意义

及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资金的

主要来源是内部融资，即净利润加上折

旧减去股利。当公司支出总额多于内部

产生的现金流时，这时就需要选择外部

融资，公司首选考虑选用负债方式，然后

才会选用权益融资。我国企业与西方发

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式有相当大

的差别，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有很多。

为此，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企业

发展的现状，借鉴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

理论。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及西方国家的实

践，我国的企业也应首先注重自身的经

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注重留存收益的

日常积累。在筹集资金时，首先采用留存

收益。企业在采用内部融资不能满足资

金需求的情况下，应采用债务融资，最后

才是发行股票融资。根据权衡理论，企业

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合理负债。最佳负债

水平应当是债务利息的抵税效应与债务

带来的则务危机成本与代理成本相等

时，即企业的负债水平即能获得负债的

抵税效应，又不至刁：带来过高的财务风

险危及企业的经营。

目前，我国企业的负债率

水平相对过高，特别是国有企

业的平均负债率在80％以上，

而且在股票市场迅速发展的

同时，债券市场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发展。这使得企业在用债

务融资时，只能向银行借款，

造成了债务来源单一，债务资

金使用频率不当等问题，不利

于优化资本结构。不合理的资

本结构不仅使企业背上了沉

重的利息负担，加大了企业的

则务困境成本，而月还造成了

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所以，我

国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降低

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

为企业优化资木结构提供必

要的基础和前捉。

另外，我国许多企业经过

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便把股

票融资作为公司融资的首选途径，刁；但

极力扩大发行额度，而且公司的分配方

案也很少支付现金，而多以配股为主，把

股票市场作为获取资金最主要的途径。

甚至认为，发行股票可以永久占有这部

分资本，不必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那

样到期还本付息，就可以增加利润，提高

企业经营效率。但事实上，如果股权比例

过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这是

因为，债券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硬性约

束。债务必须还本金和利息，企业由于支

付了利息和本金，现金流量就会减少，可

以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若公司无法偿

还本金和利息，将会发生破产。所以，债

务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一种约束，减少

了浪费资源的机会。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走

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企业大部分

资金由负债融资，另一个极端便是采用

发行股票来融资。所以，我国企业必须要

改善和优化资本结构，结合企业的实际

情况，比如公司规模的大小及所处的发

展阶段、适用税率的高低、生产产品的独

特性等，寻求负债和权益的一个最佳比

审计理论结构研究的新思考 篇7

自20世纪80年代初审计制度建立以来, 我国审计理论研究是围绕审计实践中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展开的, 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对指导当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及时性, 但还没有把审计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 还没有构建起一个科学的审计理论结构, 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审计理论研究, 因而缺乏足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由于我国审计理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审计理论研究滞后于实际, 而且有的论点随着环境的变化还需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探讨, 重新再认识。所谓审计理论就是用于解释和指导审计实践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即一套用以解释、指导或预测审计行为活动即审计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命题体系。审计理论应是一套完整的命题, 它是对人们从审计实践中提升出来的理性认识的规范表述, 能对正在进行的审计实践予以指导并能科学地预示审计的未来及其发展方向。审计理论作为一个系统, 应理论结构,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审计理论作为一个系统化与理性化的命题系统, 其组成要素必然是相互关联的, 形成一定的有规律的排列组合, 理应建立起自己的内在结构——审计理论结构, 以便更有效地指导审计实践, 推动审计科学的发展。所谓审计理论结构是指审计理论系统内部各要素 (组成部分) 之间的排列与组合形式, 其存在具有客观性。因此, 要构建审计理论结构, 首先需要确定审计理论内部各要素 (组成部分) ;其次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秩序或作用方式即内在逻辑联系;最后按照这种联系将它们排列组合起来。研究审计理论结构是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问题的启示与自然要求, 通过对审计理论内部各要素 (组成部分) 进行科学地界定和定位, 并将其他审计问题的研究纳入其框架中来进行, 才能创造出整体化、科学化、规范化与系统化的审计理论, 从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理论功能, 有利于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这不仅是审计学科走向成熟的表现, 而且是确定审计科学社会地位, 支撑审计职业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根本改变我国审计理论研究的现状, 提高我国审计理论研究的水平。因此, 审计理论结构的研究既是审计基础理论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 也是发展、丰富与完善审计理论必要的且有效的手段, 对指导审计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二、审计理论结构研究成果综述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框架

西方国家对审计理论结构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 至今已走过50多年的历程。美国人罗伯特·莫兹和埃及人侯赛因·夏拉夫首先开启了审计理论及审计理论结构研究的大门, 其后, 美国的尚德尔、加拿大的安德森、英国的汤姆·李和戴维·弗林特等, 现将他们关于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观点概述如下: (1) 莫茨和夏拉夫。目前被公认为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 系统地、科学地研究审计理论结构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由罗伯特·莫茨教授和侯赛因·夏拉夫教授合著的, 出版于1961年的《审计理论结构》。书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设想的基本框架 (莫氏框架) 是以抽象科学为核心, 由哲学基础、假设、概念、应用标准和实际应用五个要素组成的模式。虽然这种要素分解和层次论的思想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框架也有一些缺陷:首先, 核心过于宽泛, 其次, 作为基础要素的哲学基础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不够明确, 最后, 太重视应用标准和实际应用, 而对审计本质和职能等理论性问题缺乏讨论。若撇开哲学基础, 其框架的真正起点应是两位教授创设的审计假设体系。 (2) 尚德尔。1978年, 尚德尔教授在发表《审计理论———评价、调查和判断》发展了莫茨和夏拉夫的理论, 认为审计理论以审计假设为核心, 由审计目的、审计标准、审计判断和审计证据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他提出的理论结构 (尚氏框架) 是以审计假设为研究起点, 虽然改变了莫氏框架核心宽泛的缺陷, 但是由于审计假设固有的特质, 以其为研究起点还是不很合适。 (3) 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审计学》第10版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 提出了全新的理论框架 (蒙氏框架) 以审计目标为核心, 由审计准则、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和审计技术构成。虽然蒙氏框架开创了目标导向的研究方法让提出的基本要素与审计理论研究更贴近了, 但以审计目标为起点不仅太强调审计实务, 而且对基本要素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探讨。 (4) 安德森。1977年, 加拿大审计学家安德森在其著作《外部审计学》中用一系列的审计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表述审计理论, 强调审计目标、公认审计准则、审计概念、审计假设、审计技术和审计程序之间的关系。安氏框架没有只描述基本要素, 而是注重分析要素间的关系, 并将目标的要求与作用延伸到实务, 仅将审计假设作为决定实际技术和审计过程的因素。虽然安氏框架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 却存在着颠倒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和审计准则关系的缺陷, 而且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也并非单向的。 (5) 汤姆·李和戴维·弗林特。20世纪80年代, 汤姆·李在《公司审计学》中提出审计本质与目标、审计概念和审计标准的审计理论结构, 而戴维·弗林特在《审计哲学与原理》中提出了审计本质与目标、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和审计准则的审计理论结构。两种框架虽然都以审计本质为起点, 但是均将审计本质与目标放在一起, 仍没完全摆脱目标导向审计理论结构的框架体系。

(二) 国内学者的研究框架

我国审计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参考西方众多名家的基础上, 对于审计理论结构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组合模式, 如“审计本质——审计假设——审计目的——审计规范”模式;“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审计准则——审计方法——审计报告”模式;“审计基本概念——审计职能——审计目的——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方法——审计对象——审计报告”模式;“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审计准则——审计实务”等模式。其中, 1991年蔡春在其博士论文《审计理论结构研究》中提出了审计本质——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信息——审计规范——审计控制的模式, 并认为审计环境与审计理论结构发生相互关系;1996年, 阎金锷教授在其发表论文《审计理论研究的新起点——审计理论结构探讨》中也认为审计本质是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应由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和审计准则构成。

综观各家学说, 虽然尚未形成较为公认的审计理论结构模式, 研究还缺乏组织严密性和系统科学性, 但以上研究成果是对审计理论的重要发展, 表明研究审计理论结构应有一个充分广泛的参照系统, 以保证研究结论更具有科学性与普遍适用性。应科学地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及其构成要素, 而且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合乎逻辑的有序排列与组合。审计理论结构模式应具有多样性。由于逻辑起点及要素选择的不同, 审计理论结构具有多样性, 这样能够充实、丰富和发展审计理论研究。笔者相信, 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并对拓展研究思路大有裨益, 因为人们不希望审计理论研究束缚于一种模式。

三、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观点评价

(一) 逻辑起点的一般特征

所谓逻辑起点, 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的渠道和门径, 是构建某一学科理论结构的出发点, 是该学科理论结构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 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 以及整个理论结构的构建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审计理论结构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系统, 选择不同的逻辑起点往往形成不同的理论结构。因此, 研究审计理论结构必须科学地选择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结构正确与否及其对审计实践指导作用的大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逻辑起点选择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但是, 中外审计学界对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问题, 至今尚未取得统一认识,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是对理论结构逻辑起点的一般性特征没有准确的把握, 从而导致了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选择与确定的不当。下面从分析理论结构的一般性特征入手, 揭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从哲学的角度讲, 逻辑起点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全过程出发点的概念、范畴或判断, 也称为上升的起点。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它的实质内容表现为该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思维规定;它是自己所处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 即它必须是不以该体系中任何其他范畴为中介和前提的范畴, 而任何其他范畴却必须以它为基础和依据;它应该揭示“细胞”形态的内在矛盾以及对象整体的一切矛盾萌芽。即是说, 起点范畴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是整个范畴体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整个体系也不过是这些矛盾在各种条件下合乎逻辑的“生长”和运动;它与形式逻辑系统中的公理不同, 它既不是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 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 而是为后来的事物运动过程所证明把它作为逻辑开端是正确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 逻辑起点范畴作为它所在系统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整个体系发生着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如何, 不仅规定着整体的本质, 而且也规定着起点范畴在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苏越, 1990) 。

(二) 中外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各种观点归纳起来, 中外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审计本质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 也就把握了事物的内在结构。所以, 只有准确地揭示并把握了审计本质, 才能把握住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但把审计本质作为审计理结构的逻辑起点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 从逻辑学角度, 审计本质不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一般特征。由于审计本质揭示的是审计更深层次的规律性, 因此它不能直接成为逻辑起点。其次, 从审计理论与审计审计实践的关系看, 审计本质属于纯理性的范畴, 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容易使审计理论脱离实践, 使审计理论失去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密切相关性, 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审计产生影响。最后, 科学和完整的审计理论结构应该是结构严密, 各组成要素相互连贯, 浑然一体的。在这个结构中, 要求具备一个具有一定内聚力、向心力的逻辑起点, 通过它能把审计理论结构各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有序的、严谨的整体。如果失去了这个逻辑起点, 其他要素便无“源”存在, 而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却不具备这种功能。因此, 把审计本质作为逻辑起点也容易造成审计理论内部结构的离散与脱节。所以说, 只有在审计本质的认识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才能带动审计理论结构的研究有质的飞跃。以新的审计本质认识论——经济控制论为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思路:审计本质——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信息——审计规范——审计控制手段与方式。审计本质处于该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 起着统驭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导向作用, 审计假设作为前提条件, 支撑起审计理论结构大厦, 具有基石作用, 同时又指导审计目标的确立。审计目标直接决定和制约着审计信息、审计规范、审计控制手段与方式, 这三者不仅要保证审计目标的有效实现, 还要反映审计本质和审计假设的要求。

(2) 审计目标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目标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任何实践活动过程都离不开目标。开始时设定目标, 运行中保证不偏离目标, 结束时检验目标执行状况, 以便于反馈信息, 更好地制定新的目标, 依次循环, 周而复始。审计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一, 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审计目标是整个审计理论结构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 是审计理论的最初出发点。从静态上看, 审计目标指导着审计准则和其它规范的制定, 决定着应采用的审计方法和程序, 评价着审计工作的质量, 是引导和制约审计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尤其在缺乏明确的可供遵循的审计准则时, 审计目标也是审计行为的判别标准。从动态上看, 审计目标的变化必然要求审计准则进行相应的修改, 也必然引起审计方法和程序的变化。同时, 作为审计理论结构中内外交流最好的连接点, 审计目标是审计环境的需要和审计系统内在本质的统一, 而且审计目标是审计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审计实践必须从审计目标出发, 按照审计目标进行调整和校正, 对审计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检验。以审计目标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 能使审计理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因此, 审计目标合理与否, 不仅能及时受到实践的检验, 而且能增强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 使审计理论日趋完善。所以说, 以此为起点构建的审计理论结构将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稳定的和有序的系统。但把审计目标作为审计理结构的逻辑起点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审计目标能起到引导审计系统运行的作用, 才被误以为就是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而审计目标决定于审计的功能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这说明由审计目标还不能推出审计理论结构的全部要素, 因此作为逻辑起点也不合适。另外, 审计目标是指导审计实务的出发点, 直接反映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对外部环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而审计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很大, 审计目标的提出, 既要反映审计本质, 服从于审计职能的制约, 又要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并随之进行目标期望的调整和重新选择。所以说, 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 可能会造成审计理论结构的不够完整和有失偏颇。以审计目标为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思路: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审计实务。审计目标处于该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 起着驾驭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导向作用。它直接与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 决定和影响审计系统的其他要素。整个审计活动是从审计目标出发, 围绕审计目标进行的, 审计目标不仅制约着审计假设, 也决定与影响审计基本概念和审计准则。在审计目标的指导下, 审计理论需要推理的基础——审计假设。审计假设是指面对多变的审计环境的影响, 从实现审计目标出发, 对审计实施的一些前提所作出的合理设定。审计假设使审计目标与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的联系更符合逻辑, 成为审计目标与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的中介。在审计假设的基础上, 根据对审计实务的总结和提炼, 提出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基本概念既承上依据审计假设, 又启下指导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审计实务的操作。审计准则是指为了实现审计目标, 在审计假设的前提下, 根据审计假设推演出来的审计基本概念所制定的指导审计工作的规范。审计准则是联系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 它直接指导审计实务。

(3) 审计假设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审计假设是审计人员对那些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现象, 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审计假设是演绎的先决条件, 是审计科学研究的先导, 审计工作的成功与否,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假设的正确确定。许多审计理论的建立, 首先要提出假设, 然后在实践中去验证, 证实假设与客观的相符性, 如果大量的事实说明假设存在并成立, 就形成了科学的审计理论。而且它还是一种审计研究方法, 有了明确的审计假设才可能形成审计理论体系研究的规范和合理的方向。但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有些牵强。首先, 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审计假设具有“虚拟性”。从莫茨和夏拉夫20世纪60年代开始审计假设研究以来, 后人仅仅是在其奠定的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造, 现有的审计假设无法直接解释审计中存在的许多现象, 也为历史证明不是合适的选择。其次, 审计假设一旦确定, 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 而审计环境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审计假设无法反映变化着的审计环境。最后, 由于审计假设是在审计实践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 但又不是审计实务的一般归纳和描述, 而是由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逻辑关系的高度抽象。其本身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设立的前提, 其实质是对审计主体、审计客体的一种时空限定。至少在目前已有的技术手段下, 审计的“可论证性”是不强的。因为, 审计假设只是审计人员对不能确知或无法证明的现象, 根据客观规律或正常情况所作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 因此, 审计假设只是建立审计理论结构的理论基础, 将其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有夸大审计假设作用之嫌。所以说, 审计假设只能是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基石, 在审计理论结构中起着联系审计目标和诸多审计理论要素的作用。以审计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思路:审计假设——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审计实务。在审计假设的前提下, 根据审计假设推演出来的审计基本概念, 进而制定出指导审计工作的规范——审计准则, 它直接指导审计实务。

(4) 审计环境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开展高质量的审计工作, 离不开高效有序的审计环境。审计内环境决定着审计本质, 从而决定审计职能, 审计外环境决定审计目标。审计本质、职能与审计目标最终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审计环境中。审计环境的影响是客观存在, 不管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如何, 它都要发挥作用, 也都在发挥作用。但以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审计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由于审计理论来源于审计实践, 审计实践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 为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发展完善起来的, 然而把审计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中来研究, 并不意味着审计环境就是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 环境是指存在于系统之外的, 对研究系统有影响作用的一切系统的总和, 而审计环境中诸要素的不确定性、变化性以及诸要素间存在的相互制约性, 直接影响着审计目标、审计准则和审计实务。虽然, 研究审计离不开审计环境, 审计环境作为客观存在, 它是审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是审计活动的基本空间。但是审计环境并不是审计本身, 它不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要素。以审计环境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思路:审计环境——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审计实务。审计环境直接影响审计目标, 进而对审计假设、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审计实务发挥作用。

(5) 审计理论结构的其他观点——以审计目标和审计假设共同作为审计研究的逻辑起点。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目标是行动的指南, 指引着审计理论的研究方向,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制约条件, 制约、限定了审计理论研究的空间轨道, 方向不能脱离轨道, 轨道也不能没有方向。以审计目标与审计假设为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思路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审计基本理论, 主要是指审计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等基本性的审计理论问题, 如审计环境、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本质、审计对象等;二是审计应用理论, 是指由基本理论演绎出来的派生概念、具体准则、审计程序和方法, 如独立性的认定、重要性的判断、审计准则与审计计划的制定、内部控制调试、证据的收集与评价、审计报告与工作底稿的组制等。两者的划分是相对的, 没有截然的界限。

四、审计理论结构构建的设想

审计理论结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需要有一个逻辑起点。随着人们对审计认识的更加深刻, 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应该以创新思维来对审计理论结构进行更深层次、更系统的研究, 从而推动整个审计理论的发展。因此, 构建审计理论结构需要清楚知道:一是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要素有哪些?二是按诸要素的内在联系确定诸要素各居哪一层次?

从上述分析可知:首先,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各有千秋, 但是都缺乏反映审计理论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审计环境影响着审计实践, 同时渗透于审计理论的各个方面, 理应在审计理论结构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 从目前有代表性的各种关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评价中,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而笔者认为, 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一个点, 即不是纯粹的某一个方面, 而应该是能把审计理论结构构建得更好和更有说服力的一个基础层面, 就像大楼的一个地基一样让大楼稳固而持久。只有这样, 审计理论才能在强有力的审计理论结构的支撑下丰富和完善起来, 从而更好地接受审计实践的检验。审计理论结构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与审计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关系, 表明审计产生于社会环境的客观需要, 并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说, 构建审计理论结构应该适应其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 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首先不仅要了解审计环境, 而且要在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和审计假设这个基础层面上, 认清审计本质, 提出审计目标, 建立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反映社会环境的变化, 无论其真实与否, 合法与否, 只有建立在一定的审计环境条件下的审计目标才是现实的。而审计假设是在一定的审计环境基础上建立Á起来的, 对审计实施的一些前提所作出的合理设定, 也应符合现实的要求, 并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其次衍生出审计对象, 审计任务, 审计基本概念第二个层面, 从审计“是什么”到对“谁”审计, 从审计“应干什么”到审计“怎么干”, 在审计假设前提下, 以有效实施审计过程为基础推演出来审计基本概念, 再往上是审计报告, 审计方法, 审计准则第三个层面, 审计报告是审计行为的最终成果, 根据审计任务要采用恰当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而根据审计基本概念制定的指导审计工作的规范——审计准则是审计理论在实务中的具体应用, 是衡量审计行为质量的尽度, 也只有在一定的审计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 并在审计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得到完善与更新。最后达到指导审计实务的高度, 审计理论通过对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而不断改善审计环境, 而审计实务也是始终处于审计环境之中。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框架如 (图1) 所示。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K.莫茨、[埃及]侯塞因.A.夏拉夫:《审计理论结构》,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

[2]尚德尔:《审计理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3]李君:《谈审计理论结构》, 《审计与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4]汤云土:《现代审计理论》, 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版。

[5]李金华:《审计理论研究》, 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

[6]石爱中、胡继荣:《审计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综述 篇8

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于1952年在题为《企业负债及权益资金的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中提出的, 包括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 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负债程度越高, 企业的价值越大, 当企业100%使用债务资金时, 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净营业收益理论认为, 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企业成本与企业的价值无关, 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优化问题。传统理论介于以上两种理论之间, 认为每个企业都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 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使用来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并增加企业的总价值。但财务杠杆的利用伴随着财务风险, 从而引起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提高。可以看出, 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视了财务风险, 净经营收益理论又过分夸大了财务风险, 传统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而且三种理论都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 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统计分析, 是不成熟的理论。

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五十年代, 跨越到七十年代后期, 它以MM定理为中心, 沿着两个主要分支发展:一个分支是探讨税收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被称为“税差学派”;另一个分支研究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 发展成为财务困境成本学派, 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和“财务困境主义”, 这两个分支最后合并为权衡理论。

(一) MM理论。

在最初的MM理论中, Modigliani和Miller (1958) 假设了一系列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 如无税收、无交易成本、无破产成本、无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在这些假设基础上, 他们运用套利原理, 证明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其市场价值无关, 即企业的总价值将不受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然而, 公司所得税是客观存在的, 无税收的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 于是1963年Modigliani在《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中引入公司所得税因素, 得出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融资结构应该全部为债务融资的结论。1976年Miller在美国金融学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引入个人所得税因素, 指出当存在个人所得税时, 负债经营的节税效应会被个人所得税所抵消,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这就是所谓的“米勒修订”。

修正后的MM理论虽然较先前有了一些改进, 但在其理论背后的假设条件中, 仍然存在非现实的假设——公司不承受任何与财务风险相关的成本。然而, 在公司经营的现实条件下, 随着公司负债比重的增加, 不仅仅增加了公司减税收益 (税收挡板效应) , 而且也增加了公司破产的可能性。

(二) 权衡理论。

六十年代末, 资本结构理论沿着MM定理的假设条件形成两条分支——“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主义”。这两大学派最后归因于罗比切克和梅耶斯所倡导的权衡理论。Robichek和Myers在1966年所写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问题》中指出在债务的减税收益和破产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 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它是负债的税收收益与发行债务所引起的破产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 这就是权衡理论。可见权衡理论是建立在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相互权衡的基础上的。随后, De Angelo、Masuli和Kim等人建立了后权衡理论, 将负债引发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代理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等方面, 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权衡理论中成本和收益所包含的内容, 把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看成是各类税收利益与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

权衡理论放松了MM定理中无破产成本、企业投资决策和金融决策相互独立等假设, 引入了均衡的概念, 讨论了破产成本对企业不断增加的负债抑制作用, 解释了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的原因, 使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取得了极大进展。相对而言, 权衡理论的结论比较贴近实际, 因而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 它一度成为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中的主流学派。但也应看到, 权衡理论考察的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都是以信息完全的资本市场为前提的, 而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 再加之代理成本的量化存在困难, 这就使得权衡理论应用起来大打折扣。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

七十年代后期,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的引入, 使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新资本结构理论以信息不对称为中心, 大量引入经济学各方面的最新分析方法, 从新的学术视野来分析和解释资本结构问题, 提出了不少标新立异的观点, 包括委托代理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控制权理论、金融成长周期理论等。

(一) 委托代理理论。

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提出委托代理理论, 首次将委托代理关系引入资本结构的分析框架中, 发现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该理论将公司资本结构看成是一种用来最小化代理成本的工具, 指出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在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 企业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 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 融资次序理论。

1984年梅耶斯和梅吉勒夫提出不对称信息下的融资次序理论。该理论认为, 企业的融资决策应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来依次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企业融资选择总是先内源、后外源, 在外源当中, 又总是先债务、后权益, 即遵循“内部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的融资顺序。该理论强调信息问题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 这比各种使用均衡方法来寻求最优融资结构的主流理论有所进步, 但这种理论重在解释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企业对增量资金的融资行为, 具有短期性, 无法揭示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

(三) 信号传递理论。

1977年罗斯首次提出信号传递理论, 他指出MM理论中假定了市场对公司的经营行为拥有充分信息, 然而现实中经理人员本身是内部人, 了解其企业收益的真实分布状态, 而投资者不了解, 如果市场高估企业证券价值, 经理人员将从中受益;反之, 如果企业破产, 经理人员将受到相应的惩罚, 因此投资者将高负债看作是企业高质量的一个信号。对任一负债水平而言, 低质量企业的边际预期破产成本都较高, 其经理人难以模仿高质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这样, 高质量的企业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可以将自己与低质量的企业区分开。可见, 该理论是以市场有效为前提条件的。

(四) 控制权理论。

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接管活动的日益活跃, 有关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就是以融资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 以公司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为研究目的, 分析资本结构如何通过影响公司控制权进而影响公司价值。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阿洪和博尔顿认为, 对于一个对企业控制权有偏好的经营者来说, 企业融资结构的先后顺序是内部融资、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但从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和建立约束监督机制来说, 其融资结构的顺序正好相反。

(五) 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20世纪七十年代, Weston与Brigham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假说, Berger等人将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结合, 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 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金融成长周期, 即小的新建的信息不透明的企业多依赖内部融资, 贸易融资或天使融资, 当其逐步发展时, 可获得间接融资, 最后是公共权益和债务市场进行融资。该理论虽然涉及到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但它只是对企业融资路径的一般性描述, 不适用于所有的小企业, 因为企业的规模、年龄和信息不透明程度等并不是完全相关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 从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 研究企业融资结构的决定因素及最优选择问题在国外理论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 这对我国学者研究融资结构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经典的融资结构理论是针对一般企业提出的, 且都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 这与中小企业主的目标函数多元化的实际情况有出入, 而且每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的, 具体使用时需要考虑理论的产生背景和适用环境。

参考文献

[1]王宁.企业融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俊.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与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004.

企业动态资本结构理论评述 篇9

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和企业所关注的重点。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研究开始于1958年的MM理论, 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下, 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但是在现实社会中, 并不能符合这些严格的假设, 由于税盾效应、代理成本等因素的存在, 企业的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的价值。此后的学者逐渐放松这些假设, 并提出了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市场时机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静态资本结构的理论, 并且探讨了在此条件下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

随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结构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比例分配, 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 会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调整。学者们逐渐运用计量经济学和动态模型的动态研究方法对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了系列的研究。

动态资本结构主要分为以下两种观点:动态权衡理论和市场择机理论。两个理论从完全相反的角度论证了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 而市场择机理论认为企业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

二、动态权衡理论

早期的静态权衡理论试图解释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但是在现实中, 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同样存在着不能解释的现象。静态权衡理论认为, 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 破产的可能性越低, 因此破产成本越小, 所以企业应增加负债来更好地利用其避税功能;另一方面, 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也比较充裕, 可以增加负债比例来减少代理成本。但是实证结果中发现与理论相反, 盈利能力强的公司, 其负债比率比较低, 而盈利能力差的公司, 其负债比率比反而较高。

学者们普遍认为, 相似的公司应拥有相近的资本结构, 但事实上会有显著的差异, Myers (1984) 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之后, 资本结构的研究重点便逐渐转移到修正静态权衡理论上, 并且融合了融资有序理论, 逐步形成了动态权衡理论。

Fisher, Heinkel, Zechner (1989) 最先在理论上发展了动态资本结构模型, 将调整成本引入权衡理论进行研究。相似的公司由于其调整成本的不同, 其资本结构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他们认为最优负债比率是一个范围, 并且随时可以调整, 如果负债比率在上下临界点中间波动, 则不需要调整, 企业的资本状态处于最优, 如果超过这一范围则随时进行调整。根据其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 发现公司的税率越高、规模越大、破产成本越大、资产报酬率标准差越小, 则公司的负债比率上下限的范围越小。

Leland考虑了公司在各种破产情况下的价值, 假设公司的价值为资产的价值加上债务的税收利益减去破产成本, 构建出了一个具有封闭解的动态资本结构模型。但是其债务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是建立在未负债公司的价值的基础上, 但是由于公司的资本结构发生改变, 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也相应随之改变, 所以很难直接算出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Goldstein, Ju&Leland (2001) 利用EBIT, 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当期较低的债务水平与下期的期权价值, 构建出有上下限的动态资本结构模型, 而且比未设上下线的最优资本结构的所得税的利益更大, 风险溢价更小。但是该模型假设的EBIT可以为负值, 也忽略了不对称信息等因素。

Strebulaev (2007) 对Fisheretal (1989) 和Goldsteinetal (2001) 的模型进行了修改, 构建了一个存在交易摩擦的最优动态融资模型。企业的资本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处于最优, 但是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偏离最优值。通过模拟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路径, 企业的资本结构会对股票价格的长期变化作出反应, 对短期的价格波动发硬不大。

Hennessy, Whited (2005) 将股利、实物投资决策、杠杆水平内生化的动态权衡模型。认为不存在市场择机行为, 最优的资本结构具有路径依赖性, 市账比较高的企业为了避免财务困境而倾向于进行更多的权益融资;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行为, 盈利能力强的企业较多地运用股权进行融资, 因为即使企业盈利, 所得税也会减少因债务融资所取得的税盾效应, 因此企业在融资时会首先考虑股权融资。

Frydenberg (2003) 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公司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比较缓慢, 但是公司的杠杆使用较高和较低的公司, 其融资结构调整比较频繁, 而且与之前的资本结构关联较弱。

三、市场择机理论

市场择机是指公司会选择在市场条件有利时采取相应的筹资行为, 该理论放松了对完美市场的假设。Stein (1996) 最早提出市场择机选择假说, 认为在股票市场非理性、公司股价被高估时, 理性的管理层应该利用投资者的过度热情发行更多的股票;当公司的股价被低估时, 公司应该回购股票, 给市场以信心。

Baker, Wurgler (2002) 认为企业没有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 企业的资本结构只是一段时间内公司财务决策的结果, 企业的资本结构实际上是一系列对于市场择时行为的积累结果。并提出了两种股票时机模式:股票错误定价时机模式和信息动态不对称时机模式。

Graham, Harvey (2001) 对392家美国企业CFO的问卷调查, 有2/3认为股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估计是融资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他们认为股价是所有影响发行普通股和发行可转债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市场的状况也会对融资觉得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利率特别低时, 企业会选择发行债券, 当短期利率比长期利率低市, 企业会选择进行短期融资。

Hovakimian (2004) 通过研究目标杠杆率在证券发行和回购中的作用, 发现股票发行时机是由市场条件驱动的, 市账比和股票收益对企业股票发行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西方的动态资本结构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和调整速度。

陆正飞和高强 (2003) 对500家深交所上市公司做了详细的问卷调查, 统计结果显示有88%的公司认为应该设定合理的目标资本结构范围, 在这些公司中, 又44%的认为其目前的资本结构并没有达到目标值。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目标的资本结构, 但是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丁培嵘和郭鹏飞 (2005) 研究我国1994年至2002年上市的116家上市公司, 采用逐年回归的研究方法, 发现股票市场总体的波动对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波动有显著影响。

除此之外的绝大部分学者利用动态调整模型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主要分析对资本结构变动产生影响的因素和调整的速率, 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各影响因素的作用。

五、评述及展望

目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动态权衡理论的基础上, 即认为企业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

国内的实证研究单单从企业的资本结构出发, 基本上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研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 很少把几个因素联合起来进行研究, 这些研究比较片面, 也许增加了某些因素得出的结果会不同。部分文献讨论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偏离度等问题, 但是这些研究的还不够全面, 并没有定量分析这些到底是怎样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方法和路径。

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思考 篇10

一、资本结构及其理论

1. 资本结构的涵义

现在大部分文献中对资本结构的定义是“公司的债务与权益的比例”,学术界一般把资本结构看作是股票与债券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实际上有三重含义:第一种是最窄范围的资本结构定义,是指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称之为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第二种是最常见的定义,习惯上被称为融资结构,是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三种是适应知识经济的资本结构定义,是指物质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

2. 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

(1)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总结了传统资本结构的三种理论: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折衷理论。净收益理论的特征是按股本净收益来确定企业的总价值,并认为利用负债筹资可降低企业资本成本,因为它可以提高企业股本净收益,故企业采用负债筹资总是有利的。所以,负债程度越高,综合资本成本越低,企业价值越大,当负债比率达到100%时,企业价值将达到最大。净经营收益理论认为,不论企业财务杠杆作用如何变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固定的,因此对企业总价值没有影响,该理论认为企业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如果说净收益理论与净经营收益理论是两种极端观点的话,传统理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折中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确实存在一个通过运用财务杠杆来获得的资本结构使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和最优。

(2)现代资本结构理论:(1)MM理论。MM定理建立在严格的假设之上,定理Ⅰ认为任何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企业价值由未来预期收入按所适用的风险等级的报酬率折现决定。该定理意味着:企业的价值不会受资本结构的影响;有负债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等于同该企业属于相同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权益成本的高低视企业的风险等级而定。定理Ⅰ是整个MM定理的中心,定理Ⅱ是定理Ⅰ在资本成本理论领域的运用,定理Ⅲ则是定理Ⅰ和定理Ⅱ在投资决策上的应用。MM定理在资本结构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首次把资本结构研究从应用型、描述性的传统财务学领域纳入一般均衡分析的理论框架,力求探寻公司资本结构的规律,从而找出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2)米勒模型。1977年,Miller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引入模型来估计负债杠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米勒模型得出了如下结论:负债杠杆对企业价值和资本成本有影响,如果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企业价值将最大,而资本成本最小。这个结论和有企业税的MM模型相同,米勒模型是在MM理论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3)权衡理论。权衡理论又称最优融资结构理论,相对于MM理论,权衡理论既考虑了负债给公司带来的利益,又考虑了它给公司带来的财务风险和各种费用。该理论在MM定理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现实因素,引入了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早期的权衡理论建立在纯粹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相互权衡的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公司在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可以得出最优资本结构。后期的权衡理论把税收利益从原来所单纯讨论的负债税收利益引申到非负债税收利益方面,同时又从破产成本扩展到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方面,最优资本结构应该在减税收益与财务拮据成本、代理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3)新资本结构理论:(1)代理(激励)理论。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代理成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他们认为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分为两类代理成本,一种是股权代理成本,另一种是债务代理成本。他们认为要使资本结构达到最优,可以通过权衡股权代理成本与债权代理成本。负债的比例高,债务代理成本也会增加,股票投资的比例减少,股权代理成本也将减少,所以当负债融资的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相等的时候,总代理成本最低,企业的资本结构达到最优。(2)信号传递理论。早期的MM定理中认为管理者和投资者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信息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公司管理者可能会通过发布一些虚假信息来吸引更过的投资者来提高公司的价值,公司的内部管理者总会比外部管理者掌握公司更多的经济活动信息。在1977年,Ross提出了资本结构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其基本思想是公司的负债比率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价值与破产概率,公司的负债比率越高,表明公司的发展状况越好,盈利状况好的公司所保持的负债比率要比盈利状况差的公司高。(3)优序融资理论。1984年,Myers和Majluf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对外融资需要支付各种成本,对外融资中股权融资比例与债权融资比例的多少会使公司对外传递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能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公司首先会选择内部融资,当内部融资满足不了公司的需要时,公司就会选择对外融资,而在对外融资者首选是债务融资,其次是股权融资。

二、资本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启示

1. 资本结构理论简单评述

上述资本结构理论分别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企业各种因素对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研究资本结构理论对我们研究资本结构优化及其实际应用有很大帮助。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都为我们研究资本优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资本结构理论为解决股权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的最优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思路。其次,虽然资本结构理论依据的各种假设往往没考虑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一些现实因素,这些理论在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并不可行,但是它对最优资本结构存在性的证明以及对具体财务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要了解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需要仔细的考察资本结构与经营相关因素的关系。最后,资本结构理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资本结构优化问题进行更好的研究就应该把资本结构理论与其他财务管理理论及经济管理理论有效的结合起来。

2. 对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启示

资本结构理论在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我们要合理有效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影响和制约企业资本结构的合理程度,有效的资本市场是资本结构理论从多方面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行为和企业价值影响的基础,合理有效的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是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前提。其次,强化债务约束机制。企业债务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举债能够起到财务杠杆作用,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目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信用度低和负债过度的状况,要改变现状,必须强化债务约束机制,否则其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最后,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必须加强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联系。

三、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

1. 资产负债率过高

资产负债率是衡量负债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我国企业债务数量大,负债比率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80%,一直居高不下,许多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0%,其中有些企业资产负债率突破了破产警戒线。宏观经济形势欠佳,高负债的资本结构可能形成沉重的财务费用负担,财务风险会加剧经营风险,使企业陷入困境。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高负债经营状态,国家拨给企业的资本金已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解决其资金的不足,高额负债带来的息税收益已不足以抵消利息支出,导致企业整体效益较低。所以,我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是制约其资本结构优化的原因,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国有企业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解决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2.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失衡

国有企业有三类股东,分别是个人股东,法人股东和国有股东。其中个人股东的身份最明显,投资目的最强;法人股东能够对公司的治理实施监督,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他们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积极参与公司的治理。国有股最终所有权是国家,在国有企业占一半以上,因为国有股的委托代理关系层次太多,出现了模糊治理现象,投资主体不明确,弱化了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企业的代理成本也上升。研究结构表明:国有企业国有股比重过高不利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3. 直接融资比例低,负债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直接融资迅速发展,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直接融资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刚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不合理和不规范的现象,一方面,从企业新融资的构成来看,企业融资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另一面,我国证券市场规模小,尚不能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最后,金融资产品种单一,投资渠道狭窄,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过低。

4. 偿债能力差,效益差

国有企业的流动比率低于国际标准值,从整体情况看,企业自有的营运资本非常匮乏,企业的流动资产很大程度是靠流动负债支撑的。国有企业的速动比率低于国际标准值,随时会面临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被迫中断生产经营的危险。已获利息倍数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值,这表明,企业的利息负担相当沉重,企业的当期收益支付利息费用后所剩无几,根本无力偿还到期本金,更无法增加储备资金,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差。

四、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措施

1. 坚持存量调整和增减量调整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企业资本结构的存量调整就是不改变资本总额,只进行负债、权益之间的转化,即改变各种资金的比例关系。坚持存量调整可以对旧债提前偿还,再举新债,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搭配,利用可转换证券。国家通过债权转换为股权能迅速改变企业高负债率问题,企业国有股权的减持和出让有助于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内部存量资本调整模式投资少、见效快。增减量调整就是通过增减资本总额而改变各种资金的比例关系。通过增减调整结合的方式可以使企业经营的更有灵活性,起到优化资本结构的作用。增减量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当资产负债比率过高,但偿债压力正常,又需要追加资金,可增资发股;当资产负债比率过低,企业资金需求下降,可实行减资措施。

2. 完善国有企业债务约束机制

债务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地举债不仅能够发挥债务的税盾和财务杠杆作用,提高权益资本净利率,而且还能够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债务的治理功能较弱,债务水平不合理,已经影响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消极因素,必须要完善国有企业的债务约束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的债务约束机制,首先,要完善信用评估制度,目前我国的信用评估市场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完善信用评估制度是加强对企业、融资机构等市场主体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估工作的前提。其次,要完善债务合约,债务合约的内容要尽可能做到详细、明确和完善。最后,还要发挥声誉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上,一个企业能否筹到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声誉,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声誉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

3. 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筹资结构体系

目前,我国的筹资方式比较单一,企业难以成为独立的筹资主体,要保证企业资本结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严格的筹资运行机制。在筹资的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到市场融资的重要性,要把以国家为主的融资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的融资方式;把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转向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筹资结构体系,保证企业资本结构的健康发展。

4. 加快金融体系的建设

金融体系是由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构成的资金集中与分配的系统。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要取得相应的资金,这些资金的筹得需要通过特定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行。健全合理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企业尽快筹集到所需资金,有利于企业的资金得到合理运用。企业必须要在金融市场里进行发展,金融市场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环境,但从微观来看,金融市场也是影响企业资本结(转42页)(接18页)构的重要因素,只有加快金融体系的建设,才能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企业才能筹集到发展的资金,进行各种资本的有效调剂和融通,使企业的资本结构更加合理优化。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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