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精选十篇）

法律解释 篇1

一、法律解释的初衷是让法律更加民主化

法律制定以后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是立法宗旨, 但是法律的使用要经过司法者的主观活动, 然后才能很好的得以适用。概括的说, “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只要有法律, 就有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法律越是解释越具有生命力。越经得起解释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解释是保持法律活力的重要方式。解释是彰显法律效力的重要形式。因为,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有专门性很强的术语和概念, 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 才能为社会公众所了解, 所遵循;法律是裁决各类纠纷的准绳和依据, 法律所蕴涵的公平正义精神和价值取向往往需要必要的解释才能昭示;法律是最普遍的行为规则, 但法律所适用的则是各种各样具体的案件, 只有进行必要的解释, 才能使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处理;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 而法律是相对稳定的, 为了使相对稳定的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 也需要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

从各个国家看, 在法律不完备的国家, 法律需要解释;但在法律完备、法治化程度的国家, 法律同样需要解释。法律解释的发达往往是法治完备的重要表现形式。解释法律是一门学问。解释法律必须遵循正确的解释规则, 运用正确的解释方法, 采取适当的解释形式, 切实遵守法律内在的逻辑。解释法律是一种能力。正确解释法律, 必须有能力把握法律的精神, 洞悉法律所蕴含的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熟悉法律出台的背景;全面、系统地把握法律的内容。解释法律是一个良知。解释法律需要人文关怀, 体现法律民主, 解释法律可以调整平衡利益冲突, 解释法律能够体现公正执法、公正司法之心, 可以体现解释者的良知与人格。

二、法律解释不会背离法律民主

尽管法律解释的权力机往往因为强调它的权威性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究其原因, 一是公民个人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组织无法承担法律解释的负面影响责任;三是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往往不直接从事行政执法或者是直接的审判, 从而导致解释者与适用者脱节。

法律解释既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法官依据法律做出一项司法决定之前, 需要合理确定法律固定的含义, 律师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要说明法律规定的意义。如孟德斯鸠 (Montesguieu) 认为, “裁判只能是法律的准确解释”, 法官“只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 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 他们要像机械的电脑程序一样, 一边输入事实依据, 另一边输出判决。他们因为忠实执行法律不可能会有任何创造性。在法律解释面前, 法官同样需要恪守规定。法官的“适用”法律活动不能是一种“创造”。这种适用不能简单理解为, 法律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又背离了法律民主, 只是权力机构的代言。

三、法律解释捍卫法律民主

在刑事诉讼规定中, 犯罪嫌疑人也有法律权利, 从而使法律不会伤及无辜。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力, 无论是自我辩护还是委托辩护。因为在诉讼法律的明文规定和遵从保障人权的原则。任何人和组织不能任意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应有辩护权, 也许犯罪嫌疑人会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但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审判中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因为身份的特殊或者具有强势的金钱基础而不受法律的束缚。譬如, 利用金钱或者权利伪造证据, 这种行为使绝对不允许的。

法律解释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法律遵从的基本原则, 法律解释同样也要保持一致性。譬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该原则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 什么是犯罪, 对犯罪如何处罚, 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 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同理法律解释也必须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最高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做出。当今社会可能和中国古代社会有类似的情况, 人群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群体。就目前的现状来看, 有钱的商人成为很多律师的服务对象, 这些人往往追求自己利益, 误读法律, 他们追求的其实民主其实的就是有钱人所需要、所希望的民主。抛开狭隘的仇富观点, 如果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如商人的“民主”成为一个社会民主的主要成分、主要力量, 这种“民主”是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可以使坏人无法恣意横行, 没有真正的民主, 可以是好人无法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实践证明,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被滥用, 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约是我国法律的规定, 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 使权力服从法律, 服从民主。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陈斯喜.论立法解释制度的是与非及其他[N].人民日报, 2001-10-12.

[3]陈金钊.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J].现代法学, 2001, (1) .

[4][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 篇2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将以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法律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1】

摘要：法律方法是指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独特的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在处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对立的难题时，达到法律判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最终实现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如何运用法律方法，把事实与规范有机联结在一起，才是法律方法论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月起，原告漆建国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银利来公司的建筑工程，漆建国组建建筑工程队已有几年时间，工程队人员经常保持有十几人以上。

但由于既无营业执照，又未依法登记，属非法用工。

唐国生20正月参加漆建国的工程队，在拆除一栋旧厂棚时不幸从房顶摔下受伤。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唐国生和漆建国建筑务工队的劳动关系，认定唐国生所受之伤为工伤。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残。

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漆建国一次性赔偿唐国生各种损失共计72455元，在漆建国无能力赔偿时，由银利来公司承担。

漆建国、银利来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判决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公司在47988.75元范围内对唐国生承担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该案是否构成工伤事故，二，伤者医疗费用等损失应该由谁承担以及应该怎样承担。

一、该案是否构成工伤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规定，工伤是指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在劳动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

根据法律方法的的文义解释，本案被告在原告的工程队接受原告的安排，从事其安排的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符合工伤的三大特征。

所以一审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第二款“……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都认为漆建国所组建的建筑工程队是未依法登记的单位。

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本条例所称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所以被告唐国生应属漆建国建筑工程队的职工。

这些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解释就是当地劳动部门以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该案应按公司事故处理的原因所在。

但笔者认为像本案原告这样没有资质的工程队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所谓的工程队其实也就是个人雇佣的形式将周边的农民组建起来的，因此组建者与工人之间应该适用劳动关系调整还是运用雇佣关系调整，值得商榷。

此类民间工程队人员流动性很大，组建者个人财力也非常有限，由组建者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几无可能。

而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本案中的工程队不具备法人的条件，不符合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

所以在发生此类案件时到底应该按照工伤事故处理还是人身损害纠纷处理应由相关部门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

二、法律适用问题

1、对原告漆建国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依据，该案被认定为工伤，所以原告漆建国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但笔者对此保留意见，认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决更合理，原因不再赘述。

2、对原告银利来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根据该法第八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原告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银利来公司未直接与发生劳动关系，不是唐国生的用工主体，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也未作为当事人参与工伤认定程序，《职工工伤认定决定》也没有赋予银利来公司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工伤认定的过程和结果银利来公司处于完全被动承受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均未规定应由发包方的银利来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判决由银利来公司对漆建国所承担的工伤事故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根据体系解释理论，笔者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本案就是违反安全生产法的案件，发包方将建设项目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继而发生事故，发包方应与承包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既然认定该案属于工伤事故，那么对伤者造成的损失就应按照工伤事故处理办法的标准予以赔偿，不应该对发包方和承包商采取不同的赔偿计算标准。

此类案件发生之后劳社部出台了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该通知的出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给了同一规定，也支持了笔者的观点深感欣慰。

法律方法中的法律解释对于法律疑难问题的解决有重要作用。

该法律解释应该符合国情符合社情，维护公平正义。

法律工作者在司法实务中要运用好法律方法对没有法律规定或者规定模糊的条款作出合理的解释，填补法律漏洞。

此类非法定的解释具备合理性之后，立法者要及时对此解释进行固定，使法律保持稳定性与灵活性。

法学方法论和法律解释【2】

「摘要」本文从最近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入手，接着对法律解释做了简单分析，然后分析了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揩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再分析了德沃金和波斯纳德法律解释论，并对之做了比较。

在对这个热点问题作了一些梳理后，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

「关键词」法律解释，主观解释，客观解释

第一部分：问题提出

前天在陈兴良老师所在我们读书小组会上讲了关于拉伦次的法学方法论一书。

陈老师认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司法适用的方法论。

并且讲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法学研究方法，一种是法律适用的方法论。

而拉伦次这里的方法论是主要讲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所以在这一章里，法律解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分量。

因为法律要适用，从逻辑上讲，必须先对法律本身进行阐释，这是严格遵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推理的格式，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而在法律是适用中，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解释就是大前提，而具体的案情就是小前提，然后将大前提套到小前提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这次在深圳召开的刑法方法研讨会上，关于“冒充军警”的解释问题争论很厉害，其关注的焦点是对这个“冒充”如何解释?一个问题是当一个真的军警去抢劫时，是不是算抢劫最的这个加重情节?更进一步，当一个真的军警和假的军警一起抢劫时，怎么去看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到底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

因此我想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第二部分：法律解释的简单分析

解释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它的词根是Hermes. Hermes 是在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

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

因此，“解释学”一词最初主要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

由此又衍生出两个基本的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1〕。

法律与解释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法律发达史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发达史，反之亦然。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在解释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解释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与适用。

曾经辉煌过，曾经失落过，但法解释与法同在，这就是法解释的历史命运。

(2)通常的解释方法是文理解释。

在法律解释的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个大的派别。

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对立法者原意的考证，因而法律解释就应该去探究立法者原来立法的意思和目的，而不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去改变立法原意。

反之，在客观主义者看来，立法者一旦进行了立法，法律就已经独立于立法而存在了，它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因而随着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法律也的含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以客观主义者们认为法律解释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赋予其与时代并进的含义，而且这是法律解释者们的责任。

在当代法学家眼中，绝对的主观主义和绝对的客观主义都有失偏颇，一般都主张侧重于一边的折衷主义。

有的人可能偏向主观主义，有的人则偏向客观主义。

具体到这个案例中，“冒充军警”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从立法者原意来说，当然是指非军警来冒充军警，立法者也没有想到会出现真的军警抢劫时怎么处理?但事实上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揩就认为真的军警也应被视为包括在这个加重条款里，他的理由是这里的“冒充”扩大理解为“作为”。

其实质是认为真的军警抢劫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更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反之，陈兴良教授主张对此不应当扩大解释，而应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这和他一贯主张的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是一脉相承的。

其理由是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罪行法定的思想深入人心，应该严格遵循形式解释，而不能进行实质解释。

而张明揩则主张倾向于客观主义解释，认为对法律应该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作出利于司法的解释，实际是主张实质解释。

第三部分：对目前学术界两种观点的解释

主观解释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解释目标在于探讨立法者于制定法律当时事实上的意思，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准确地表达了立法者当时的.意思。

法律的字面含义是重要的，因为要根据字面含义来推测立法者的意思，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推定，字面含义正是立法者意图的表达。

浅析法律解释方法 篇3

关键词：法律解释；含义；立法

法律解释是指一定的解释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现行的法律的含义及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内涵外延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法律解释方法作为法律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学理论固然精辟高深，但法律条文讲究精辟，概括，并不能完全概括其中，因此，我认为法律的魅力就在于法律的解释，法律解释之精妙也許超乎立法者的想象。所以，我想谈下我对法律解释的理解。

一、法律解释的方法

法律解释的方法有很多，我仅总结一下学理上常见的解释方法：

1.文义解释

也就是对文字的解释，它分为：字面解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限制解释，解释的内容要比字面显示的小；扩大解释，是指解释的内容比字面显示的大。

2.体系解释

是指为了解释一个法律内容，把法律放到整个法典，甚至放到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相关的法条得出含义，是为了防止断章取义的去理解法律。

3.历史解释

是指从法律规定的历史过程所得出的含义。

4.比较解释

是指用外国的法律或外国的判例来解释法律。

5.立法者的目的解释

是指根据立法者的主观意图来解释法律。

6.客观目的解释

是指不是根据立法者的主观意图，而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社会生活的目的来解释法律。

二、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法律解释法的方法多种多样，那么我们在法律实务中，面对具体的案情，针对某一具体法律规则或者原则要如何解释，法律解释是不是有效，能不能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中得到认可，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正式我们这些法律学习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努力钻研的学问。学习法律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条文都背会，而是能够运用我们所学到的理论方法，以及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对法律规则进行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定纷止争的作用。以下是我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认识：

（1）在法律解释顺序上，通常情况下，要先进行文义解释，在文义解释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或者有违法律的本意时，再运用其他解释方法。

（2）以平等原则为导向来解释具体的法律规制。即统一法律中相同的法律概念，原则上给予相同的解释。对于不同法律中相同的法律概念，立法目的不同，有时不得相互援引，原则上不做相同解释，但也要看两部法律之间的关联性。

（3）同时注意区分对列举性条文和例示性条文的不用解释方法。对于前者，特别是完全列举的情形可以进行反面解释；对于后者，结合概括部分和举例部分综合进行解释。

三、法律解释的作用

我们强调了这么多法律解释，那么法律解释到底什么作用呢？我想法律解释的功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法律解释学试图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为规则填补空缺、清除瑕疵，从而使疑难案件的判决能够恢复到大小前提清晰明确的司法常态。另一方面，法律解释学还要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随规则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解释方法就被当作一套程序性指令来填补因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约束力真空。

四、当前我国法律解释的问题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的缺陷的根本在于法律解释归属不明。一直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二元化的法律解释体制，一方面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解释法律的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另一方面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也是法律解释的主体，同样享有法律解释权。这种二元化的法律解释体系，为我国法律解释制度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

其实法律运行的途径是多样的，除了立法，法律修改，还有就是法律解释。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解释的重要作用，投入更多的关注在法律解释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中，才能更好的发挥我国法律的整体效力和保障其良好运行。

作者简介：

孙阳洋（1987.12～），女，汉族，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硕士，诉讼法学专业。

法律解释作为法律发展的中心 篇4

关键词：法律发展,法律危机,法律解释

一、法律发展的危机

“我感到我们正处在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危机中,我们整个的法律传统都受到挑战。”[1]伯尔曼这一满怀忧患的论断警醒着世人:西方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所锻造出的千年传统已经被人淡忘,曾经的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和法律概念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发现,政治势力可能在法官选任过程中系统地进行意识形态测试以筛选候选人。[2]

(一)西方法律发展危机的表现

外部因素与内在逻辑的共存与竞争意味着,如果政治等外部因素强势地驱使法律前进,那么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将会受到排挤而趋向边缘化,人们便会将对法律本身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因素上,放弃对于法律的尊重。伯尔曼的忧虑正在于此。

(二)西方法律发展危机的后果

也许有人会用这样的社会法学观点,为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辩护:法律是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手段,人类社会在近百年来急剧变化,法律亦随之发生变化,此乃理所当然之事。但是,这一看法未能准确地说明法律的功能,因而也无法意识到法律发展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3]

(三)中国的法律发展危机

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法律发展的忧虑,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法律发展的思考。中国究竟有没有遇到与西方相类似的危机呢?通说认为,基于中西方的这些区别,断言西方法律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会在中国产生,恐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律发展就不会面临危机:首先,在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其超长时间的了解导致人们对历史上法律表现出的局限性极其熟悉,还导致一种安全感,这促成人们患上对其益处的健忘症。其次,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尽管它能对外部因素造成的些许限制,还远远不能凸显出动态的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最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结合以上三点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发展所面临的危机甚至比西方更为深重。

二、化解危机的三种方案

“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4]西方还可以从自身的历史中寻找化解危机的方法,而中国将如何应对呢?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三种化解危机的方案。

(一)限制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是妨碍法律发展内在逻辑性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能否采取措施限制政治权力以保护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呢?政治权力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还是侧重于在静态的法律体系下限制自己的权力,而并非意味着在动态的法律发展中就一定会尊重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因此,以限制政治权力为中心,树立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不符合政治权力的特性,不适合作为化解危机的方案。

(二)扩大司法权力

在维护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时,司法权力有显著的优势。然而,应当注意到:第一,司法本身即具有被动消极的特征,不利于其如同政治权力一般,主动出击,大包大揽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第二,司法权力的管辖事项是有限的。一旦当事人将其争议提交法院,他们极有可能参加到了一种零和游戏中,必须要分出输赢胜负。[5]另外,盲目扩大司法权力,使其参与到自己无力解决的社会事务,甚至会导致司法权力与政治权力相混同,非但起不到确保法律发展内在逻辑性的作用,反而为政治权力干预司法权力打开了缺口。

(三)依靠法律解释学

法律解释肇始于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见证了法律解释与法律发展的紧密联系。古罗马法学家在解释《十二铜表法》的过程中,引申出大量的多种多样的连编纂者都梦想不到的法律准则。就这样,直到一千年后《国法大全》颁布,《十二铜表法》也未曾更改过一词,但人们总能从中读出新鲜的精神。[6]解释发展了《十二铜表法》,使其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而在当代,法律发展所遇到的危机,也可以利用法律解释加以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以法律解释为中心。

三、法律解释的三重优势

可以预见,法律解释将凭借着这三大优势推动中国法律发展,而法律发展也只有以法律解释为中心才能使外部因素、内在逻辑形成合力,平稳地渡过危机。

(一)解释原则的优势

一般认为,解释原则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两种解释原则的适用孰先孰后,涉及了政治权力与司法权力的范围。正确理解解释原则,能够修正限制政治权力、扩大司法权力的危机化解方案。

解释的合法性原则是指立法居于司法之上,因此法官的法律解释必须受到法律文本的约束和限制。但是它具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崇尚立法至上。第二,不能认识到良法恶法的区别。第三,脱离现实情况。

解释是否超出法律的限制,这一问题往往只有凭借合理性的判断才能回答。法律不可能成为绝对的指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应在何时选择这条或那条既有规则解释或指引判决。而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稳定人们的预期,使大家接受一种相对合理的变化。因此,解释的合理性原则应当位于合法性之先,只有依靠合理的解释才能发展法律。

(二)解释主体的优势

虽然法律解释主体非常广泛,可以包括法官、学者、其他法律职业者乃至于普通人。但是法官在法律解释上占据主导优势,这使得法律解释不会成为学者的专利。具体来说,法官之所以在法律解释上占据主导优势,是因为:第一,从思维上看,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法官面对的是现实案件,而非像学者一样进行沉溺于大量的虚拟案件之中。第二,由于法律解释活动蕴含主观色彩,因而不同学者可能会在同一解释问题上给出南辕北辙的答案,这会动摇人们对于法律解释的信心。第三,只有法官的解释才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法律解释的适用主体应当是法官。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才能真正联结立法、司法和法学三个维度,促使法律有机发展。

(三)解释方法的优势

可以说,法律解释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它借助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包裹起来,这就使得法律解释避免了外部因素对法律发展的直接干预。它仍然重视既有法律,同时注重法律对外部因素的适应,真正维护了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四、结语

法官的法律解释具有独特的优点,能够调和法律发展中内在逻辑性与外部因素的矛盾,稳定人们的预期,化解中国法律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中国法律发展,应当抓住法律解释这个中心。因此,法律的发展需要依靠漫长的司法实践、依靠一代又一代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解释。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8,39.

[2][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M].李桂林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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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利明.从足球裁判看司法公正[N].人民法院报,2012-09-04.

法律解释的社会建构 篇5

「摘要」法律是调整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抽象规范。它并不直接指涉具体情境中的个别行为和特定事件。因此，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都必然涉及到解释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法学内部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总是带有很强的规范性特征，着力于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应然规则。从法律自身的性质和目的来看，这种理论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法律理论还应有理解和阐释现实的纬度，以期把握抽象和凝固的法律规则在生动、具体、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中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为应然的规范与实然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沟通与契合提供知识上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种取向的理论资源在法学内部是极为匮乏的。正是出于这种关注，本文力图探寻出一条理解和阐释法律解释实践的途径。通过将法律解释的主体 法官 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中，解释主体是一个很少有人试图去开启的“黑箱”），并进而将法律解释视为解释主体在既存制度结构中的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从而把法律解释视为解释者与解释规则之间互动的产物。通过这种努力，“生活世界”中的`法律解释这一主题或可得到触及和认知。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行其是，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一条路和另一条一样。然而只不过看来如此而已。

伐木人和管林人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走在林中路上。「1」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写道：“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地有效。”「2」这句话表明了解释对于法律的重要性。然而，作为人类最古老学科之一的法学却未能对解释的一般理论作出什么贡献。相反，通过不断厘定和固防自己的疆界，法学拒绝了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对它的影响。不仅如此，法学家们的努力还使法律俨然成了一个自足的实体，渐渐割断了它在生活世界中的根基。哲学阐释学、文学批评理论和诠释社会学等学科已使人们对解释的理解变得异常深入，而法律解释理论却还固守着自古罗马以来就一直雷打不动的教条。本文不欲提出新的解释教条，而想通过借助其它学科的分析工具，将法律解释置入人们日常经验的世界之中，并指出一种分析视角，以使法律解释的实践能够进入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

一、法律解释的“法学”理论：反思与批评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法律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地位。而我们赋予法律以这种地位的方式则是强调法律条文的神圣性。为了扩大法律条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覆盖程度，大量立法成了当然的步骤。相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法可依的状况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满足于这种进步，而对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知识根据和社会基础作一番冷静的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固有的“本土资源”其实并不能很好地支持用立法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作法。而我们国家在大量借鉴西方立法技术和法制模式的过程中，也并未对它们在西方社会赖以产生和存续的知识背景进行认真的思考。

随手拿起一份我国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便会看到这样一种固定的格式：

原告诉称：……

被告辩称：……

本院查明：……

根据……法……条……款，现判决如下：……

在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背后，潜含的基本预设是：

1. 在一个案件中，有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即：事实和法律；

2. 事实是绝对客观的，而人类理性把握客观实在的能力也是足够的。执法者通过遵循特定的程序，采用特定的技术，可以完全地揭示事实真相；

实质解释法律：通往理想法治之路 篇6

关键词：理想法治；现实法治；实质解释

中图分类号：D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138-02

一个国家的理想法治，不仅要求要有一个完备、良好的法律体系，而且还要求这些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在贯彻落实法律的过程中，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国民不仅要遵守法律的规定，也要善于从正义的理念来解释法律，要相信立法者在规定法律的时候是善意的，并将这种善意通过解释者的智慧和技巧展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律规范的目的。

理想法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什么是法治?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主张，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思：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氏的这种法治观。不仅体现了实证法的精神，也反映了自然法的价值观，是实证法精神与自然法价值的完美结合。但在法学理论上，法治向来有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分。

纵观法学和法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法学的发展历史经历过这样一些阶段：概念法学——自由(目的)法学——利益法学，与此相适应的是，法治也经历过三个阶段：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在这三个法治阶段的历史演进中，法律的适用也经历一个从简单的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官续造——法律论证的复杂的演变过程，也体现了从以往单纯的形式法治到现在复杂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不断统一的过程，也是大陆法系法律方法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的嬗变过程。在形式法治阶段，不承认法律有漏洞，强调法律的逻辑自足性，主张法官必须严格恪守法律的规定，不允许司法者有任何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者的任务就是执行法律的规定，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形容的司法过程就是一个“自动售货机售货”的过程。但这种机械、教条的司法，完全排除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需要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不容易实现个别正义。为了克服这个弊端，西方国家的法治曾经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实质法治阶段，承认法律有漏洞，主张法律必须是行动中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允许法官有大量的解释法律的权力，甚至有发现法律的权力，以确保判决的妥当性。这种司法的方式虽然便于实现个案的正义，但这种司法很容易导致法官的恣意，从而伤害到法律的安定性，不利于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正因为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法治，都主张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主张既有给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又要限制法官解释的权力，主张在不损害法律安定性的前提下谋求具体裁判的妥当性，强调法官在恪守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法官要善于协调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充分运用利益衡量、价值补充等方式来解释和论证法律，其最大目的不只是为了实现判决形式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以保证充分实现法律的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的统一。

现实法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冲突下的选择

但上述所描述的法治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应然状态。在现实生活，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立法技巧的不成熟以及法律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由于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立场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同一个法律条文在理解上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解释结论，往往会发生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不一致，发生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从而影响理想的法治状态的实现。

对此，一些学者明确主张，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和平时期，由于中国人向来缺少一种崇尚规则的意识形态，缺少一种法治形成所需要的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缺少一种自然法的精神和理念，使得国民尚未普遍养成一种强烈的、刚性的规范意识，许多法律得不到充分的信赖和遵守。因此，为了提升法律的统一性、普遍性、有效性，我们必须维护形式法治，维护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权威性与有效性，维护形式合理性，放弃实质合理性，以此来培养国民对法律规范的忠诚和信赖，积极引导国民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社会氛围。因为形式法治所要实现的是普遍正义，保障了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质法治所要实现的仅仅是个别正义，保障的是特殊案件中的个别人的权利与自由，在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所有人的利益与个别人的利益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经过慎重的利益权衡，我们应该维护普遍正义，而牺牲个别正义，应该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而牺牲个别人的权利，这乃是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无奈之举，是贯彻实施法治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但也应看到，这种维护形式法治可能造成的恶果是“恶法亦法”的法治悲哀，很容易形成形式法治下的“多数人的暴政”，因为牺牲一个个个别的正义，牺牲一个个个别的权利，最终结果可能是普遍正义也不复存在，任何人的权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我们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固然要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但也要警惕这种可能危害法治根基的倾向和思潮，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注意个别正义的实现，要实质地解释法律。

实质解释法律：克服法律教条主义倾向的法宝

首先，在解释某个文本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语境或者语篇原则的循环诠释，即整体只能通过其部分的理解而理解，但对其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其整体的理解。在法律解释中，首先要坚持文理解释，这就需要解释者将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看作一个统一的法律文本，并认为国家的法律秩序是由这些统一的法律文本所构建的，坚持一个统一的违法观，一切从法律文本出发，一切又要回归法律文本。具体而言，法律的用语意义必须在整个法律条文中把握，法律条文的意义又必须在整个法律文本中把握；反过来，整个法律文本的意义又是通过对法律条文以及组成法律条文的法律用语的意义得到体现，法律的解释者必须往返穿梭于法律的部分与法律的整体之间，在解释的时候，需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才能最终达到对法律文本中法律概念、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原则的准确理解。

其次，如果运用文理解釋能够达到正义的解释结论，那么，解释者就不必求助于其他解释方法。例如，《婚姻法》有关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结婚，无论解释者如何进行文理解释，都很难得出那对表兄妹之间可以结婚的结论。但如果文理解释不能达到正义的解释结论，解释者就必须寻找论理解释的方法。例如，《刑法》第302条是关于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其中“侮辱”一词，在刑法中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一种需要解释者进行某种价值判断的概念，又由于侮辱尸体罪是规定在《刑法》第六章第一节有关扰乱公共秩序罪，此节所要保护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伦理规范以及公序良俗，在判断是否侵犯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就必须借助社会一般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即社会相当性的观念，更多地去考虑社会公众的情感和心理感受力。

浅议中国法律解释制度 篇7

对法律解释含义的理解，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中国学界对法律解释的概念主要有几种，分别如下。

第一，“阐明法律或国家政权的其他文件的意义与内容，即称为解释。在将法律或其他文件适用到具体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法权进行判决的案件上时，就应该对这一法律或其他文件进行解释。”

第二，“法律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定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

第三，“法律解释同法律的实施、执行和适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法律解释就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政策、立法意图和法律意识对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含义作必要的说明。”

第四，“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缺少的前提，为了解决具体的案件，必须获得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这种获得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作业，亦即广义的法律解释。”

在这四种解释中，我倾向第四种说法。法律应该优先于或者在具体事例案件中产生，是一种为了解决问题而设置的规范。同时从较高的层面来讲，每一条法律的设置应该更多更大地考虑立法的意图，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一个具体的案件，或者为了迎合人们的意图，惩罚某些不正义、不公平的行为而草率地设置。虽然说，要想探索立法的意图是很困难的，因为其解释起来是一个非常困难，并不同于其他逻辑性和条理性很清晰的科学性事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本身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就法官的司法解释而言，如同奥古斯丁所谓的那样，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了。由于法官在司法解释上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相当于一个合理的框架，因此，就难以摆脱其神秘性。

二、法律解释的目的

美国解释目的的三种学说。

1. 主观说，解释的目的应该是发掘立法意图，但对于如何确定立法意图又有争议。

2. 文本说（textual theories）———客观地说，就是按照文本的明白含义进行解释。

3. 动态说（dynamic theories）———指对法律进行与时俱进的解释即解释者在适用法律时是在作价值选择。

这三种解释目的可以说是各有利弊，第一种主观性说法可以说是最为忠实于立法者的意图，但却容易产生立法上的理解偏差，其中所谓的立法意图是法律的决定因素，法律是立法意图的正确反映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推定。而第二种文本说则过于固执，由于它更忠实于法律的条文，则在理解上就会显得机械、呆板。第三种说法，动态说则意味着法官在解释时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利，从而有可能发生法官对解释权的寻租等问题，尤其在我国。

三、法律解释制度完善的构想

司法解释应该如何解释才是正确的？

1. 应该像立法的价值或立法的目的一样对待司法解释

如果字面解释有时候违背了立法的目的，甚至侵犯人权，这样的解释应该被摒弃。虽然立法意图在理解上有相当的难度，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含糊的，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忽视立法意图。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男性卖淫案时，把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卖淫罪的“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中的“他人”解释成也可指男人。这是司法解释还是仅仅是一般性的法律适用？如果这仅仅指一般性法律适用，但为什么起到了解释的“效果”？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的这种“解释”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再有，刑法三百六十三条的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罪是否包括“下载”淫秽物品牟利的行为，“复制”等于“下载”吗？显然，下载就是使用网络工具达到复制的效果，下载就是一种新型的复制。然而目前对下载是否为复制仍然争议很大。

2. 在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分干预

我们应该警惕公权力通过法律解释将侵犯私权利合法化的行为。公权力不应过分干预公民的私生活领域。对一些问题，如夫妻买色情影片在家自己观看的行为，就不应该以传播淫秽物品罪来处理。而应该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更多地交给私权利来自由裁量，而不是由公权力主动将法律作扩大性解释来达到调整的目的。否则，不仅在效率、效果等方面不能达到好的期望，而且也有可能侵犯到人权、公民的自由权、生活的安定等。

3. 司法解释应以司法审判为背景，防止两者脱节

即最高院在作出司法解释的时候，应该适当根据面临某一条文解释需要的基层法院的案件背景（案件事实）来进行解释。如果司法解释和案件事实发生脱节，表面上体现了独立﹑中立和公平；但是在实质上却带来了更多的不正义，甚至造成宏观上解释的不合理。权衡表里的利弊，完全忽略案件事实来进行“隔离式”的解释是不可取的。当然，最高院需要参照的背景如社会舆论﹑当事人的主观恶性等会较复杂。

综上所述，如果在中国可以建立起可以弥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脱节”的有效机制;司法解释的程序有严格的规定来规范；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与基层法院的一般法律适用可以厘定；那么建立专门的法律解释机关也许在短期来看还不紧迫。当然也不是说这种暂时的状态可以维系长久，因为只要其中一种机制无法有效运转，整个法律解释的体系还是会出现问题，如解释权寻租﹑法律解释的不合理﹑解释的混乱等。如果没有办法保证以上各项机制的有序进行（当然，从实践效果上看往往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考虑设立专门的法律解释机关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旨在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解释体系。

参考文献

[1].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 商务出版社, 2000

[2].梁治平, 《法律解释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98

[3].查理德.A.波斯纳著、苏力译, 《法理学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浅论富勒的法律解释思想 篇8

一、遵循立法者还是法律本身的意图:法律解释的目的

所谓法律解释的目的是指解释者在法律解释活动中所要探求或揭示法律规范的法律意旨。 (2) 法律解释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律解释对象的选取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关于法律解释的目的, 学术界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观说认为, 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意图;客观说则认为, 法律一旦被颁布出来, 就具有自身的固有意旨而独立于立法者而存在, 法律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探求独立于立法者的法律文本所固有的意义。

富勒本人显然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虽然揭示立法者的原意何在似乎更符合对法律解释字面意义上的理解, 但鉴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立法者自身对社会认识的偏差, 再加上制定法本身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 无不使得对立法者意图的追寻显得难以企及。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 富勒认为“不断追问立法者意图”的方式“既无必要也无效果”。 (3) 因为立法说到底是一项集体行为, 不论是法律起草者还是投票支持一部法律的人, 他们对该部法律的理解都是不尽相同的, 甚至对其中的条文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更何况, 法律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和法律说明划等号。所以, 与其苦苦追寻立法者的意图而不得, 不如另择他途, 转而探讨“法律的意图”。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富勒认为, 一旦“法官释法所扮演的应当是一种被动的、纯粹接受性的角色还是一种创造性的行动”这样的争论盛行起来的时候, 整个问题就遭到了误解。 (4) 只有当我们高明地评审了法官在释法时是否追随“法律的意图”, 法律解释才能得到正确的看待。

事实上, 在法律解释的目的这一问题上, 如果结合富勒自身的学术倾向, 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富勒缘何持有这样的意见。我们知道, 自然法学派的特点在于它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 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 立法者必须在上述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法律。作为自然法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富勒当然会认为, 法律的解释者只有以这些价值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去解释法律才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法律解释并不是简单地去探求立法者的意图, 而是揭示法律本身的意图, 这才是解释法律的正确态度, 才能够真正触及到法律制定的真实意图。不能不说, 富勒对于法律解释目的的这种理解更具说服力, 具有很强的纠偏意义, 即使在今天也颇具导向作用, 值得我们深思。

二、过度含糊不清与法律解释的前提

在厘清法律解释的确切涵义之后, 富勒又对法律的制定和设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关涉到法律解释的前提。在富勒看来, 一部制定法所试图救济的损害认识不清是可以容忍的, 因为法律所试图救济的社会损害往往是微妙而复杂的, 更何况, 在多种可能的救济手段之间做出选择, 这其中“有些手段对准备矫治的缺陷有着非常拐弯抹角的疗效”。 (5) 不过, 一旦这种含糊不清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也就是对于救济与所欲救济的缺陷之间关系被彻底理解错了, 那么, 做出条理分明的解释之可能性便完全丧失了。用富勒自己的话讲就是, “没有任何高明的立法技艺或解释技巧可以使带有这种朦胧色彩的法律变得有意义”。 (6) 这意味着, 法律起草者在制定一部法律时, 必须想透损害与他们所采用的救济方法之间的关系, 否则, 懵懵懂懂的立法意图体现为制定法中救济与所欲救济的缺陷之间关系的过度含糊不清, 必然将根本伤害法律解释的前提基础。如此一来, 法律解释便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而对付随之而来的混乱的惟一办法, 只能是直截了当地废除这一发生问题的法律条文。目前我国法制发展尚处于不断完善时期, 新法的制定比较频繁, 富勒对法律解释前提的理解, 警示着我们的立法者在起草法律时必须对所欲救济的损害与如何救济之间的关系有足够清晰明确的认识, 即“必须能够预见到理性并且相对稳定的解释模式”。 (7)

在法律含糊不清的问题上, 富勒除了强调立法者要深刻认识所欲救济的损害与如何救济之间的关系之外, 还指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对于某种立法行为, 它所打算救济的损害, 人们不可能以任何清楚的语言来界定。这虽然只是个特例, 但却足以引起立法者们充分的重视。在制定一部法律之前, 固然要思考清楚此法所欲救济的损害及如何救济等问题, 但在思考这类更加具体的问题之前, 是否也应当先衡量一下所欲救济的损害是否是通过制定法律这种方式所能够实现的。须知法律并非万能, 特别是对于必须通过严格的文字表述来传达个中含义的制定法来讲, 想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法律所要救济的损害并非易事, 甚至是不可能之事。在这种情况下, 仓促上马制定法律的最终结果, 就只能是制定出一部在现实应用中特别容易陷入死胡同的法律。富勒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如果要使解释者保持自己正在履行有益使命的感觉, 立法机构便不应该将无意义的任务强加给他。

三、合法性与法律解释的规则

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就是对抽象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从而使其适用于具体个案的过程。可以说, 法律解释是法院判决的基础。对此, 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有句名言: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地理解, 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而有效。法律解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 法律解释并不是可以随意而为之, 它要保证个案的判决结果符合法律的本意, 这也就是富勒所说的“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尽量排除法律解释者的主观随意性, 尽力避免被制定法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所干扰, 法律解释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

通常而言, 进行法律解释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是多重的, 大致包括合法性规则、合理性规则、目的性规则、客观性规则。不过富勒更多地只是将目光放在合法性规则上面, “维持法律与官方行动之一致性的任务中所包含的最为复杂精细的因素体现在解释问题上。合法性要求法官和其他官员在适用制定法时不是根据他们的奇思妙想或捉摸不定的字面含义, 而是根据适应于它们在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位置的解释原则”。 (8) 通过对海登案决议的分析, 他又进一步指出, “法律不应当变成为那些不可能像法官一样充分了解立法理由的人们设置的陷阱”, “理解一部法律, 你就必须理解它旨在对治的‘社会的伤病’为何, 我们就能够澄清阐释常常环绕在法律周围的混淆时面临的问题”。 (9)

事实上, 富勒此处所说的“合法性”与我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解释的合法性规则并不完全一致。按照目前学界对合法性规则的解释, 其要义为:不管该实在的制定法合理与否, 解释都必须与之相合, 现存的制定法是解释的基础, 这种刚性的要求与法治要求的法的确定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相合, 体现了一种严格解释的法律精神。 (10) 反观富勒对合法性规则的理解, 则较为庞杂, 不过也更为精准。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整体性原则。对于任何一部法律, 我们都应当将其作为一个个体放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来看待, 综合分析与之相关的前法, 精准地判断前法的漏洞和缺陷, 合理地确定后法的法律意图, 从而准确界定该部法律制定的真实意图——“根据适应于它们在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位置的解释原则”。此外, 整体性原则还要求我们要将一部法律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在解释法律的时候要考虑整部法律的协调性, 不能断章取义。 (2) 易懂性原则。简单地讲, 就是要求立法语言简单易懂, 从而使其能够以日常的含义去解释。往细处说, 就是要遵守一定的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则, 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解释法律, 而不能故弄玄虚, 使普通的公民无法理解法律的本意, 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性——“那些必须根据这部制定法来安排自己行为的人们是如何合乎理性地理解其含义的?因为法律不应当变成为那些不可能像法官一样充分了解立法理由的人们设置的陷阱”。 (3) 客观性规则。如前所述, 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揭示法律的本意。而法律的本意并不是法律解释者的意图, 它是客观的、非随意性和非个人性的。要保证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就必须遵循一些客观条件和标准, 如一般伦理、社会公理、公序良俗, 公平正义观念等, 尽可能减少个人利益和主观情感对解释的影响, 力求做出最合乎理性的解释。否则, “如果一个法院将该法适用于一种它的起草者未曾想到的武器, 那么这个法院就是在‘立法’, 而不是‘解释’”。

四、结语

作为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法学权威, 富勒在法律解释方面的论述也许不够“博大”, 但却足够“精深”。他始终强调:法律解释要遵循法律本身的意图;进行法律解释的前提, 是法律起草者们必须对所欲救济的损害与如何救济之间的关系有足够清晰明确的认识;合法性规则是法律解释的重要规则。这些关于法律解释的论述, 有些过于零碎而难成系统, 不过也是对法律解释理论的有益补充。我们今天在看待富勒的这些法律解释思想时, 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解释理论来对待, 拮取其中的一些智慧火花, 深化我们对于法律解释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正是富勒本人对于法律解释理论的真正贡献所在。

摘要：通常认为, 富勒对于法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经典论述。事实上, 富勒本人对于法律解释也有自己的独到体会。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 富勒对法律解释的目的、法律解释的前提和法律解释的原则进行了阐述, 这成为富勒法律解释思想的最直接来源。

关键词：富勒,法律思想,法律解释

参考文献

[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论法律解释的基本要求与难题 篇9

法律解释的实质即是为了明确法律规范的含义, 而对该法律规范构成要素的含义进行界定、解析、阐释或说明的实践活动。究其存在的原因, 主要可归结为如下两点:

(一) 法律语言的自身特点。

基于对明确性的必然追求, 法律语言很少使用文学上夸张、模糊等修辞手法。同时, 司法经验亦表明, 法律要更好地规范人们的生活, 调整好社会关系的明确性或准确性, 是法律语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然而, 即便如此, 法律语言仍然无法摆脱模糊性的存在。这也让人们知道了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并非是由于所谓修辞方式的使用不当所致, 而是主要因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如此一来, 鉴于明确性与模糊性的悖论, 解释成为司法实务中的必需条件。再加上法律是由文字表达组成。因而文字语言的特性同样使之解释成为必备要件。因为语言是富有弹性的, 它可以包含细微的差别, 并且具有适应性, 而这些特质都将使得我们仅由语言用法本身不能获得清晰的字义, 不可避免的存在或多或少的意义可能性和意义变化可能性。

(二) 法律规范的固有缺陷。

作为人为的产物, 法律规范不可能完美无缺, 必然存在或这或那的缺陷与错误。为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错法亦法”甚至“恶法亦法”的嫌疑, 同时为了能够依据“错误的规范”完成“正确的治理”, 唯有依靠具体实施法律的主体所作的法律解释, 在一定可达的程度上减少法律规范固有缺陷或将引致的错误概率。

二、法律解释的基本要求

通常, 在法律解释实践中, 人们为法律解释主体设定了诸如平衡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原则、法制统一性原则, 以及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原则等基本规则。从价值论的角度上说, 合理性原则和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原则, 可能对法律解释活动具有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其不是在法律内部来探讨法律的解释问题, 而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及其目的性追求中来加以探究, 而这两个原则又共同指向了法律解释实践的基本要求———实践合理性。与立法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相似, 法律解释价值的充分体现要求法律解释实践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具体如下:一是法律解释必须在遵循其规律性的同时, 且与具体案件相结合;通常, 个别案件背后又包含了人们的实践目的性追求, 由此, 法律解释在实践中必须综合考虑时代目的性与之价值。二是法律解释中应在满足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基础上, 兼具一定的审美合理性。换言之, 一项法律解释在充分地实现合规律性合目的性需要的基础上, 通常还应表现出其强大的审美合理性。三是法律解释应符合法律解释活动中所包含的基本规律性。

三、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障碍点

站在法律发展的维度与历史层面来看, 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 都无法避开法律的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要实现法律的安定性, 法律解释主体就应当严格遵守法律, 使法律具有稳定的预期。但要实现法律的灵活性, 就必须要保证法律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不断获得新的充实和成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法律解释主体就应当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方法积极地进行填补。于是, 如何协调法律的安定性与灵活性, 也就成为了法律解释实践所必须正视的问题。而这一矛盾与障碍不仅在我国存在, 同样也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综而论之, 法律解释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环节, 是法治体系得以完善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也是法律规范真正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必要工具。在法律解释实践活动中, 必须要满足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审美性三个重要维度于一身的实践合理性这一基本要求, 找寻出协调法律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的可操作且有效的路径, 法律解释的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

摘要：法律必须经由解释, 始能适用。换言之, 法律之解释是法律适用、司法实务之基本问题。所以, 在全面深入、贯彻执行依法治国理念的当下, 基于法律解释的价值, 有必要高度关注法律解释活动, 正视其实践难题, 从而不断完善法治体系。本文围绕法律解释存在的原因及其基本要求展开论述, 并就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障碍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相关法律解释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司法解释,法理,司法务实,法律解释

参考文献

[1]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J].法学研究, 2002 (3) .

[2]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吕明.论法律原则的选择适用[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1 (04) .

[5]孙宪超.大陆法系民法对罗马法错误制度的继受及中国民法中的重大误解[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 (02) .

法律解释 篇10

《法律史解释》是美国社会学法学创始人罗斯科·庞德 (1870-1964年) 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庞德提出社会工程理论的基础, 书中收录的是庞德于1922年春季学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设讲座的文稿。庞德主要论述了历史法学派的兴衰荣辱, 并对历史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史解释进行分析与批判, 最终提出自己对法律史的解释———社会工程解释。柯勒认为, 法律与文明相对, 而且不同的法律与特定时空的文明相对。根据柯勒的观点, 庞德认为, 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法律:对过去来说, 法律是文明的一种产物对现在来说, 法律是维系文明的一种工具;对未来来说, 法律是增进文明的一种工具。[1]

一、庞德对法律史的解读

带着一种探索的热情, 笔者对《法律史解释》一书进行了阅读。《法律史解释》开篇即道:“法律必须稳定, 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 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和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2]为了论述这一主题, 庞德不是将协调法律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罗列, 也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做才能使法律的稳定与变化相协调, 而是把法律置于历史的长河中, 在特定的时空下, 将不同法学流派、不同的法律思想及其思想脉络一一展现。一些法学书籍以概念、内容、意义等形式展开写作, 庞德则遵循历史的脉络, 叙述他对《法律史解释》的书写, 其论述乃细致之极, 全书旁征博引, 令人赞叹。

纵观历史法学派的兴衰历史, 庞德对历史法学派的思想模式进行了抨击, 他认为, 历史法学派的思想是消极且压抑的, 在这种压抑的法理学思想模式的束缚下, 顺从逻辑要求和臣服权威便成了人们的一种本能。在历史法学派占据支配地位的岁月里, 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史的解释, 这些解释与当时的法律密切相关, 它们产生于19世纪的法律之中, 又影响着19世纪的法律。

通过对历史法学派的几种法律史解释进行分析, 庞德发现, 历史法学派忽视了法律人的创造性, 一言以蔽之, 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均否弃了人的作用, 法律人在19世纪的历史里扮演的是被决定的人, 而不是有创造性的人。伦理解释曾经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 但是却被迫转变成了政治解释, 因为当时的历史法学派完全抛开了人类的活动, 认为伦理解释是关于权利观念的解释, 人的权利是被先天赋予的, 按照这种方式思考的人自然就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政治解释被人们普遍接受了长达30年之久, 但是其强调人类的无所作为实则是一种消极的法律悲观论。人种学解释和生物学解释实际上认为法律乃是人类适者生存本能活动的反映, 法律形成于外部环境的压力, 这2种解释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外部环境的决定力量, 忽视了法律人的理性力量对法律的影响。经济学解释认为, 经济情势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法律的变化, 法律随着经济情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无论法律人是否有意识, 他们只不过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已。庞德反对用单一的因素解释法律史, 在分析历史法学派的几种法律史解释后, 他提到, 如果之前的论辩得以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能够考虑到下述四个因素的法律史解释:第一, 那些探寻并调适法律材料的人;第二, 他们所处理的法律材料;第三, 他们工作时的各种情势;第四, 他们为之工作的目的。[3]由此看到, 在这4个因素中, 人是第一位的, 其次才是法律材料、环境、目的。庞德相信法律人依凭理性的力量是能够创造一幅理想的法律图景的。历史法学派对自然法学派创制法律的做法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 但是正是由于自然法学派在一种创造性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定法律, 历史法学派才得以拥有进行研究的法律素材。

二、社会工程理论的提出

一种理论、学说的提出通常与社会的变迁、时势的变化有着某种联系, 并且总是回应着社会的需求, 庞德的思想正是回应着当时社会的需求。庞德在其著作中反复引证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同样他在本书中对法律史进行阐述时, 并没有否认其所做出的研究是立基于当代, 他在书写法律史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要借助历史来表达当代的精神和情景。[4]从时间的角度看, 20世纪初,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由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垄断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失灵。在空间上, 当时的美国, 客观上要求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因此, 庞德明确表示, 法律史在历经了“原始法”、“严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与“成熟法”四个阶段之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法律社会化阶段”。

庞德认为, 在“法律社会化阶段”, 法律的目的在于以最低限度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各种社会利益的需求。庞德并不否认社会工程会被一些人滥用, 他们也许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损害个体的合法权益, 但是他认为当下的危险可能来自于另一个方面, 那就是那种认为法律人是无所作为的法理学悲观主义。且英美法律的创造越来越需要法学家的努力。法学论者和法学教师应该引领法院和立法机构的工作而不是作为追随者做一些形式化的分析, 只有这样, 社会工程解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5]庞德经由智性创造而非简单效仿的努力建构起了的社会学法理学, 他肯定法律人的理性创造, 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创造。

社会工程解释是一种趋于工具主义的解释, 它能提供一种有创造活力的类比。庞德溯及历史, 关注当代, 提出了社会工程解释, 其目的乃是保障和维护作为终极权威的社会利益之“神”。为了达致有效地协调社会利益, 庞德的社会工程理论将法律性质掩盖了。法律该往哪走?是追求利益而不计较代价?还是在保证正义的前提下寻求目的之方向?我们可以肯定法律的目的在于对法律价值的追求和实现, 对庞德时代的美国是如此, 对当今的中国也应该是这样。[6]如果仅仅追求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功能主义, 放弃法律正义的价值, 那么作为良法之治的法治精神将情归何处?但笔者认为, 庞德创造社会工程理论的视角尤为重要。

三、我们这个时空, 我们能做什么?

庞德一生中最为雄辩的箴言不仅是“法律必须稳定, 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更为卓著的箴言是, 法律知识源流的持续性随着变迁的速率而显得尤为重要。承受巨大压力的一代人, 容易与过去不断积累的法学观念脱节;但是, 这个时候需要根据当下的经验、洞见和技术, 对过去的积累, 重新检讨和整理, 以适应法律的新任务。[7]

我们这个“时空”即“当下”“中国”。一些学者指出, 现在, 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而关注的重点几乎都放在经济崛起上。但是如果只看GDP, 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中国崛起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上, 而是表现在文化上。一些有眼力的西方人已经看到中国文化的崛起而不愿意承认, 反而诬称为“文化威胁”。[8]假定我们的文化已经崛起, 在我们整体文化崛起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关注的背景下, 我们能为我们的法律做些什么?在这里, 笔者重申陈新民的一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及发展出来的精神理念及价值力是靠我们自己的精神潜力。我们不能相信19世纪那种愚昧的物质主义观, 以为只要解决了经济困境, 精神危机就能解决。”[9]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依凭智性努力深入中国的现实创造出我们的法律理想图景。正如庞德所强调的, 我们要坚信法律人的理性创造。社会学法理学认为法律是由智性努力并逐渐完善的社会制度, 因此, 法律人能够为社会文明作出伟大的事情。

本文所着重关注的乃是一种时空的角度, 一方面, 从空间来讲, 我们要注重中国实际, 否则再光辉的法律理论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不可否认的是, 移植西方的法律文明为我们当今的法律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时空的不同, 维系特定时空的文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法律学说和法律理论也不尽相同。中国这片土地上, 我们不仅擅于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理论, 而且我们曾经拥有灿烂的社会文明, 虽历经荣辱, 如今又闪现其光芒,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我们中国当代的法律文明呢?另一方面, 从时间的角度出发, 我们研究和创制我们自己的法律理论必须反思历史、立足当代并展望未来。也许社会学法理学本身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而庞德在建构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性的法律理论发展视角才是饶有兴致且意味深长的。[10]中国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根基, 但是它蕴含着的那个时空的社会文明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因此, 回到我们的历史, 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研究、批判并发现其中优秀的精神与内容, 结合我们现代时空的文明, 创造一幅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是可能的。

摘要：罗斯科·庞德是“社会学法理学”派的创始人, 《法律史解释》属于其早期代表作之一。书中, 庞德主要阐述历史法学派的兴衰史, 并对历史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史解释进行分析与批判, 最终提出社会工程解释。庞德在特定时空下对法律的解读展现了其建构社会学法理学的独特路径, 对批判与建构现今中国法学理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社会工程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92.

[2][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4.

[3][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89.

[4]姬小康.法律史解释:一种理解法律哲学历史发展的方式——读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J].河北法学, 2007 (9) :3.

[5][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221.

[6]程乃胜.庞德的法律目的思想及启示[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05 (2) :155.

[7][澳]朱利斯·斯通.庞德与社会学法学[A].哈佛法律评论, 1965 (78) :1578-1584.载翟志勇, 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23-124.

[8]景天魁, 何健等.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276-277.

[9]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