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预警（精选四篇）
就业预警 篇1
一、就业预警机制在理论研究层面的缺失和实践层面的不足
教育部2007[1]号文件指出要“研究建立人才需求的监测预报制度, 定期发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状况, 引导高等学校及时设置、调整专业和专业方向, 密切与社会用人单位的联系, 培养满足国家经济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因此, 建立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 增强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就业预警机制在理论研究层面的缺失。
就业预警机制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对这一机制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 笔者查阅了中文学术期刊网 (CNKI) 等相关资源库, 发现涉及该问题研究的文献较少, 且研究大都是对建立就业预警机制重要性的论述, 对于如何构建、构建的理论基础、构建的原则、模型的设计、机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具体运行等问题都极少涉及。如:龚红果、张琳思考了就业预警机制的构建, 提出了构建的七个方面;孙剑萍提出了运用SPSS统计软件划分和确定高职高专生失业预警线;武毅英设想了用“二次就业率”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线;刘伟、杨芳在和谐社会视野下简单分析了构建就业预警机制的策略;段虎简单拟建了预警机制的总体构架, 没有设计模型和对具体运行进行分析。这些文章都没有深入触及就业预警预警机制的实质面, 理论研究层面的缺失导致理论储备不足。笔者在此明确了就业预警机制的概念, 在分析了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原则的前提下, 首次设计了比较完善的系统组成、运行模型图, 并对模型的主要构成内容进行了评述。
2. 就业预警机制在实践层面的不足。
近年来, 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的问题逐步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各地对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的建立进行了初步尝试, 如:北京高校将联合建立就业信息预测预警机制;南京市将建立新生劳动力就业与失业预测预警机制, 对全市新生劳动力就业与失业状况进行分析评估;福建省将招生计划和就业状况挂钩, 建立就业———招生预警机制, 定期向社会发布各高校的就业情况;“2007全国独立学院就业指导工作研讨会”首次对全国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研讨, 提出要建立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江西省正在完善全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监控和就业状况预警机制, 初步规定政府不仅要对毕业生就业率低的学校和专业发出警报, 而且要推出减少学校招生计划、控制规模和调减专业设置的举措。尽管这些措施是积极的, 但对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差距所在。如:美国的就业预警机制建立的重点体现在它所设置的一系列机构直接由政府负责, 特点是预警机制人事方面的建设完备, 系统性、专业性的危机应对机构健全。日本的就业预警机制建立的重点是预警、预案、措施三管齐下。可以说, 日本就业预警机制的特点是防危机技术先进, 公众自救体系完善, 应对措施和紧急准备措施完备。而我国目前的就业预警机制主要采取专家预测法, 通过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规律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咨询, 进行就业发展的预测和报警,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我国就业预警机制实践层面的研究亟待提高。
从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现状来看, 我国还没有一个建立起统一、全面、有效的就业预警机制的先例, 对这一问题还处于初步研究、设想阶段, 加强就业预警机制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促进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课题, 越来越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研究探讨。
二、就业预警机制及构建的理论基础
1. 就业预警机制。
目前, 国内还没有对就业预警机制有一个统一、规范、准确的定义。笔者认为, 就业预警机制就是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和高校对毕业生人才需求的监测预报制度, 从毕业生社会需求出发, 定期发布人才需求数据和趋势预测, 引导高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和招生规模, 从而既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 又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预警机制需要在计算机软件的辅助下实现对就业进行监测、评估、预测和报警, 可以通过预警和仿真技术对就业管理领域的态势进行有效监测、做出前瞻性判断。预警机制是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的重要手段, 可以极大地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
2. 就业预警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
构建就业预警机制的理论研究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 确定就业预警指标及警戒线, 寻找就业警情产生的根源;第二, 研究就业警情的内在生成机制;第三, 研究检测和预报就业警情的方法;第四, 研究消除就业警情和预防可能出现警情的路径。这四方面研究必须放到和谐社会发展的框架中进行。
依据就业预警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 预警机制至少应该具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预见功能。通过对特定指标的研究, 找出某些敏感性指标的异常变化并预先指出其发展征兆。这种预见功能是就业预警机制的首要和当然功能。二是警示功能。通过对特定指标要项的监测, 预警主体可以将有关信息和结果向相关部门发出警示, 发挥其导向功能。三是化解功能。预警主体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给予相应的阻止和化解, 这是就业预警机制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目标。
3. 就业预警机制的构建原则。
预警原则自身也是预警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 缺乏原则的预警活动是不健全、不完备、不科学的理论, 缺乏预警原则指导的预警活动也是盲目的、不规范的行为。构建就业预警机制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 科学性原则。就业预警机制应真实客观地反映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机, 揭示其各种矛盾体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性, 在预警信息产生、传递上要真实可靠, 更主要的是预警指标体系的设立、信息的收集、预警机制的运行以及预警效果的评估均要符合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
第二, 预测性原则。预测性指就业预警系统的响应、运作, 也称作为灵敏性原则。包括对符合就业预警设置的一切征兆、指标的识别、比照、分析等信息处理和发出警报的响应速度。灵敏性是就业预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就业预警机制不能保证其超前性、预见性和足够的反应速度, 那么就业预警机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了。
第三, 系统性原则。就业预警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 包含多种要素, 如政府、社会、高校等主体对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各种网络技术等。此外, 预警机制也是动态适应过程, 要随时改变调整相关参数和措施等内容。
三、就业预警机制的主要内容
建立就业预警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应包括人才需求预警、人才供给预警、专业数据预警、就业趋势预警、供求数据系统和就业信息系统等多项数据, 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需要众多部门的共同协作。
1. 人才需求和人才供给预警。
按照市场机制的相关原理,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归根结底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这就要求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各高校必须对社会需求毕业生的情况进行科学地分析预测和有效的引导调控, 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确定人才的培养规格、规模与方式。对人才需求与供给系统可以通过对近几年来就业总体形势的分析、行业发展的分析、急需人才的分析, 再结合我国的人才发展状况和市场发展规律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人才需求预测, 从而为高校“对症下药”的人才培养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参考的依据。
2. 专业数据和就业趋势预警。
现行的专业设置与就业的关系存在滞后性的问题, 即在4年的培养期内, 产业的变化、行业的发展、经济因素的转变等都直接影响到就业情况的变化。对专业的设置难以与4年后的学生就业状况始终保持匹配。这就要求主管部门对未来的就业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对就业趋势的分析预测与人才的供需情况分析息息相关, 高校要根据行业发展来确定专业走向, 在确定专业设置时, 兼顾目前的市场供需状况, 从长远的角度深入研究未来的就业趋势, 同时结合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进行。
3. 供求数据与就业信息系统。
供求数据和就业信息系统是数据来源。目前我国有关毕业生就业的供求数据和信息系统还很不完善, 主要来源于各高校的校园就业网和各种人才网络, 不仅信息量小、参考价值低, 而且条块分割, 自成一体。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和香港高校的经验, 进行信息资源的整合, 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组织干预, 将多种媒体资源统一处理、优化、升级, 形成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打包式服务。第一, 高校把自身的学科分类、专业及课程设置情况、历年招生情况、当年毕业生的规模、专业类别以及就业适合去向等方面的资料形成数据库;第二,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 劳动就业服务部门把本地区内各企事业单位的招聘资料、机构人员设置、雇佣条件、工资福利待遇、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岗位需求量等情况形成数据库;第三, 国务院各部委、人事部、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做好对我国经济发展、行业变化、人才需求及毕业生情况等的宏观预测。将三方面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形成高校毕业生供求数据和就业信息系统。需要强调的是, 各高校和各地区的相关信息要互通、共享, 并且形成从点—线—面的信息资源整合, 更好地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做好服务。
四、就业预警机制的模型设计和运行
从构建就业预警机制的主要内容来看, 就业预警机制在组织构建上应包括政府、人才交流机构、经济综合部门、发展规划部门、大中小型企业、高等学校等机构。不同的组织功能和分工不同, 并在预警中相互协调、互相合作, 协同作用。
笔者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 提出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的模型 (图1) , 为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建立了系统运行框架。
这个模型的核心应该是一个“三位一体”协同工作的整体。多年来的实践表明, 要使高等教育完全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仅仅依靠高校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帮助, 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有效渠道, 形成“高校、政府、社会机构”三位一体、相互补充的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 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才会更有针对性, 政府人才使用的导向也会更明确, 结构性失业的情况就会明显减少, “和谐就业”的进程才会加快。
参考文献
[1]纪韶.支撑就业政策的失业预警理论模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 (09) .
[2]孙剑萍, 汤兆平.普通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预警线的预测及确定[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07 (06) .
[3]段虎.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问题初探[J].中国成人教育, 2008 (07) .
[4]武毅英.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预警线之探讨[J].大学生就业, 2007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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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伟, 杨芳.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机制的探索[J].教育与职业, 2007 (24) .
心理咨询师就业前景一级红色预警 篇2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业界还没有建立这样的预警，在此，之所以使用心理咨询师就业前景以及红色预警这个说法，只是想以此能够引起我国心理咨询业界的关注，希望大家以一种对社会负责人的态度，去看待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师就业前景，避免误导一部分人就业，浪费有限的资金，浪费人才，希望我国的心理咨询事业尽快步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是为此文序。
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在问：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的就业形势到底怎么样?据我了解形势不容乐观，不明真相的人为了赚钱或者搞个第二职业，参加了国家咨询师培训考试，这部分人一般属于社会上的中低收入者，本来就不富裕，可是，为了一个虚幻的梦想(多数是受到了媒体宣称的误导)，他们又交给了培训机构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去参加学习考试，然而，经过努力学习，通过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后，他们中能够找到自己愿望中的工作、重新就业赚到钱的几乎没有，结果就出现了个别精明的想尽办法，发挥个人才智，寻找机会进入了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继续赚学员的钱，真正的去做咨询，去靠赚求助者的钱维持生计的少之又少，不多见。另外，目前的咨询师培训机构不太规范，大多是以营利为目的，他们只负责拿证书的培训学习，并不负责咨询工作实际操作需要的技术培训，缺乏对心理咨询师取得咨询资格证书后的督导成长。致使目前我国很多持证的咨询师缺乏心理咨询的技术，他们只有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没有技术就没有出路，他们只好又回到了原点。这就出现了我国目前咨询师市场的混乱局面：大胆的人拿到证书就去开咨询中心，他们开业后会发现现实并不像当初参加考试时候培训机构宣传的那样前景光明，他们那样咨客心理咨询室很快就关门死掉了，赔钱又受挫;接着大咨询师继续搞培训班赚小咨询师的钱!所谓的心理咨询专家其实也没有多少求助者，不然，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屈尊到民间搞培训赚钱呢?建议准备参加学习的或者已经拿到证书的，一定要找一个有知名心理专家的培训机构，这样不但可以在进行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培训学习后快速拿到证书，他们还可以提供后期的咨询技术保障，更利于引领大家成长督导，以便为未来至少的我国心理咨询市场好转做准备，为那时顺利的从事做咨询工作打基础、做准备(也就是要注意拜名师，自古拜师非常重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导师，利于个人快速成长)，千万不要盲目去花钱参加学习各种名目繁多的心理咨询技术培训班，那样的班少则三两天，多则就是五七天，根本学习不到真正的心理咨询技术(世上哪有那么简单的技术几天学会的!心动是开端，行动在于你决定)。此外，目前国内的培训也是畸形的发展着，心理学博士岳晓东认为的国内培训市场八大怪不无道理(1、不练基本功，练高难度动作。2、国外“杂牌军”，国内变正规军。3、一星期的培训费用贵过一学期。4、成功学理论变成心理学理论。5、心理咨询授课如演戏。6、心理咨询授课练哭戏。7、咨询师变巫师。8、请老外讲基础课)。
就业预警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084-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09
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2014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27395万人[1]，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就业质量的提高成为其市民化的关键。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却普遍遭受着就业歧视，这将会引发农民工的行为失范甚至是犯罪行为，危及城市的安全与稳定。研究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管理决策、实施风险管理行为提供参考依据和实用的工具技术。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研究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首先要清晰界定农民工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综合西方劳动经济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歧视的界定，并结合我国农民工的历史成因及现实状况，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农民工就业歧视定义为，由于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政策制定以及个人偏见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劳动力生产率水平相同的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保障、就业权利、职业发展等方面遭遇有差别的、限制的或排斥对待的现象。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是指农民工遭遇到或主观感受到就业歧视而做出的个人或团体抗争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是指以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基本状况为依据，以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为中心，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状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预报不正常状态的警情程度，及时发现风险并发出警示以采取防范措施的系统。其最终目的是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预防由于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
有关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研究相关文献并不多见，仅涉及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农民工行为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关于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顧永红、杨五洲认为，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2]。马洪波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存在生存风险和发展风险，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3]。冯虹、汪昕宇、陈雄鹰认为农民工的行为失范会引发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他们研究了农民工就业待遇与其行为失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就业待遇的不满直接影响到其行为的规范性，尤其是农民工在收入及收入保障、获得培训或受教育机会方面的待遇对农民工行为失范的影响最大。因此，需要正视当前农民工就业待遇的诉求，尽快改善与农民工行为失范关系密切的就业待遇需求，促进农民工行为的规范化和城市融合[4]。关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在现有文献中还未发现。
二、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形成过程及传导机制
通过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梳理与分析，结合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基本原理，并借鉴已有关于社会风险的相关文献，首先从理论视角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形成进行探索与提炼，包括风险的构成要素、风险类型、形成过程与传导机制。农民工就业歧视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包括风险源、风险节点、场域和势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源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即利益、制度、阶层结构、文化心理、个体风险源，上述根源可转化为社会挫折感、社会诚信缺失和社会焦虑加剧等，它们容易“引发具体个人行为的微观脱序和社会总体行为的宏观紊乱，从而引发社会风险的增多，进而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上述风险源通过传导可产生治安、收入、事故、环境、教育五类风险”[5]。农民工就业歧视引发的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社会风险的生成阶段和社会风险的传导阶段”。社会风险的生成阶段又包括风险潜伏期和风险显露期；社会风险的传导阶段则包括风险积聚期和风险总爆发期[6]。借鉴姚亮在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形成机理时提出的社会风险形成过程和传导机制[6]，结合现有文献及研究调研的实际案例，从理论上推演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形成过程和传导机制，如图1、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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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由预警指标体系以及预警信息系统、预警评价与推断系统、预警信号识别系统、报警系统、排警系统五大子系统构成。
1.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1）预警理论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文献研究，农民工就业歧视导致的社会风险的典型案例分析，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风险源、风险类型、形成过程以及传导机制的理论推导，本研究构建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理论指标体系由治安风险、收入风险、事故风险、环境风险、教育风险5个维度，犯罪情况、反抗行为、集体劳动争议、劳动保障投诉、社会贫富分化、工作稳定性、工资拖欠情况、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收入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情况、工伤事故发生情况、因公死亡发生情况、职业病发生情况、工伤事故发生情况、因公死亡发生情况、食品安全卫生发生情况、农民工群居情况、被城镇居民接受程度、子女受教育阻隔程度、自身受教育或培训阻隔程度17个方面构成。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理论指标体系如图3所示。
治安风险。农民工由于就业难、就业稳定性较差，工资较城镇职工收入低、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等原因，在利益受损得不到弥补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不满和不公平感，易出现紧张情绪，并有可能采取一些抗争行为来发泄自己的紧张情绪，来维护自己的就业权益。农民工的不当行为，表现为行为失范，如打架斗殴、破坏秩序等行为，甚至发展到刑事犯罪，如偷盗、抢劫、诈骗等。同时，由于就业困难、失业或收入缺乏保障等情况，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心理及精神疾病。有的演化为自杀、极端讨薪行为等个体极端行为或发展成为集体冲突等群体极端行为。因此用犯罪率、反抗行为、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劳动保障投诉四个方面来反映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治安风险情况。其中反抗行为用含蓄行为发生频率、冲突行为发生频率、极端行为发生频率3个三级指标进行测量。
收入风险。本研究调查表明，农民工对自己的打工收入感到不满意，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未能在收入水平上与城镇职工享有同等的待遇，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收入差距、贫富悬殊可能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农民工也关注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有保障、失业后怎么生活、进城后社会保障如何解决等问题。贫富分化程度可以作为衡量收入风险的重要方面。工作稳定性能够较为客观地体现农民工收入的保障和稳定性。本研究调查显示，农民工遭遇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养老无保障、失业、职业病、工伤、因公死亡等事件具有一定普遍性，是农民工群体在就业中都有可能面对和遭遇的，具有群体性风险的特征，因此采用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作为收入风险的重要测量指标。农民工对其收入的主观满意程度也可作为衡量收入风险的测量指标，这主要因为农民工以收入为主的就业保障的不满意是造成其产生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
事故风险。本研究调查表明，一些企业不按国家标准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安全问题严重，农民工成为我国职业病以及工伤的高风险人群。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带来的劳动安全问题极为严重，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必然会引发农民工的个体不满，个体不满可能会派生出群体的不满和反社会行为，从而产生较大的社会风险。因此用职业病发生率、工伤事故率、因公死亡率三个方面反映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事故风险。
环境风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组调查显示[7]，近50%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和住房补贴，即使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的，也大多为群居，居住面积小，条件差。农民工就业地集中于地级以上城市。这些城市房价水平、住房租金相对较高，而农民工大多收入不高，农民工为了减少消费支出，不得不选择条件较差的住房，如在城中村以及城乡结合部居住。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住房面积小，居住条件差，卫生条件恶劣，有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归属感和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事关农民工思想状态的稳定，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相对于城市居民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城市社会融入感以及精神生活呈现整体匮乏状态，表现在：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空虚、心理焦虑、人文关怀缺失[8]。因此用食品安全卫生发生情况、群居率、被城镇居民接受情况三个方面反映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环境风险。
教育风险。当前，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技能水平偏低是导致其就业稳定性差、流动率高、很难成为现代产业工人、不能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而“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技能水平偏低”背后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接受的职业培训不够造成的。但当前农民工子女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总体偏低，生活条件差，家庭居住安全隐患多，家长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孩子，也缺乏教育子女的能力，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受阻，这将会严重影响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预期收入，也势必影响未来社会的稳定。因此本研究用自身受教育或培训阻隔程度、子女受教育阻隔程度两方面来反映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教育风险。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预警理论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包含5项一级指标、17项二级指标和20项三级指标构成。本研究通过非结构化专家访谈进行问卷调查，在调查后对初始理论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补充和指标含义界定。构建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理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預警指标的权重确定。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选择的专家小组人数为7人。专家成员为农民工研究领域的劳动经济学和社会学专家。这些专家都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专家队伍的组成保证了专家成员在既定研究主题上具备专门知识、技能及经验[9]。本次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专家，由专家独立地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预警理论各指标赋予权重。综合各专家赋予的权重，确定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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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糊综合评判法计算预警指标实测值。本研究以调研的温州、成都、北京、广州、郑州、西安、烟台7个代表性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见表1，即主要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的调查以及权威的国家宏观统计数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本研究的预警矩阵R中Rij为各指标在样本上的得分，是按表1中的数据来源计算， 并经过标准化后得到的分值，由这些评价值组成本研究的评价矩阵。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综合值进行综合计算后，得出北京、温州、广州、成都、西安、郑州、烟台7个代表性城市社会风险的实测值，见表3。
各调查城市农民工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实测值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程度最高的是郑州（49.98），其次是西安（48.95），广州为第三（48.47），其他依次为烟台（43.93）、北京（43.60）、温州（43.31），成都最低（40.43）。调查城市中农民工中有歧视感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郑州、西安、广州、烟台、北京、成都、温州，对比上述研究结果，只是成都与温州的顺序发生了改变。这表明，农民工的主观歧视感与其社会风险存在正相关性，一般来说农民工主观歧视感越强的城市，其社会风险相对越大，同时也说明农民工在就业中遭遇到的或主观感受到的歧视是引发其做出反叛社会行为的重要原因。而调查城市的社会风险实测值中郑州最高，分指标来看，其农民工子女教育受阻情况（100）、城乡收入比（79.95）、群居率（69.63）、劳动保障投诉案件数（71.79）、含蓄行为发生频率（65.47）、冲突频率发生行为（63.79）六项三级指标分值较高，即郑州在治安、收入和环境方面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广州的收入风险情况较为严重，其中社会贫富分化（81.24）、工作稳定性（91.82）反映收入风险的指标得分较高，这说明广州应更加重视在收入方面的风险化解。调查城市中成都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值最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少、工资拖欠比重较低以及食品安全卫生发生率较低。
分区域来看，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是农民工分布较为密集的珠三角的代表广州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实测值反而低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和西部地区的西安，这似乎与事实不相符，新闻中充斥的农民工停工、罢工等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主要发生在珠三角地区，从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可看出珠三角地区发生的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居全国首位，为何其社会风险程度反而低？这是因为一是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强，在多年来密集爆发的群体性劳资冲突中，逐渐学会通过集体谈判等方式理性表达诉求。二是广州政府主管部门在近年来面临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不断增长的形势下，不断成熟，定位更加准确，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调解，同时，政府出台了《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草案）》等，以制度的方式来规制农民工与资方的冲突，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
2.预警界限的确定
预警界限确定是否恰当，对于准确地监测各项预警指标的变动情况以及运行状态总体趋势的发展变化有较大影响。根据现有参考文献对预警界限的划分通常有三区域法、四区域法和五区域法，本研究认为预警界限的确定既要注意简化和降低成本，同时又要满足一定精度要求，因此本研究选择四区域法来划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界限。
从前面各调查城市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实测值分析，各调查城市的社会风险分布在三个区域，即郑州处于危险区、西安、广州处于趋势区，烟台、北京、温州和成都处于稳定区。
3.预报警度
本研究根据预警区域划分，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警度分为四个等级，即巨警警度、重警警度、轻警警度、无警四个警度。预警灯色的显示分别为红灯、橙灯、黃灯、绿灯，见表5。
通过各调查城市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实测值分析，各调查城市的社会风险警度为，即郑州为重警（橙灯表示），西安、广州为轻警（黄灯表示），烟台、北京、温州和成都为无警（绿灯表示）。
4.建立报警系统
5.排警系统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的目的不仅是实现对社会风险状态的监测和预测，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矫正功能，即对出现的异常情况、风险或冲突予以预防和干预，因此需要建立排警系统，及时预防和干预可能出现的冲突和风险。本研究根据各调查城市预警指标实测值表达的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干预措施，见表7。
重点是治安风险和事故风险的防范和干预，具体措施如下：企业由专人负责指挥此阶段发生的劳动争议；成立临时应急小组对已经发生的严重劳动争议或群体集体事件及时处理，稳定劳动者情绪，避免劳动争议恶化；组织企业劳动关系预警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和服务；认真履行双方达成的各种条件，对当事人进行合理安置，同时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避免集体怠工、罢工群体性劳资冲突以及自杀等极端行为方式。采取安全防护、职业病防护等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企业或社区开展农民工心理辅导和咨询活动，科学疏导农民工的焦虑情绪和融入城市过程的心理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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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
本研究构建了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预警系统，为实施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引发的社会风险预警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工具技术，光有工具技术还不能将预警实施落地，还要进一步建立预警监测分级管理运行机制、完善预警指标的制度化统计、搭建预警信息应用平台、设计应对预案体系等。综上，通过建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尽早发现因农民工就业歧视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异常点，发出预警信号，为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提供依据，实现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预防和风险治理的前置。
1.建立预警监测分级管理运行机制
预警监测系统分为三级管理： 一级预警为国家级预警监测，由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部门组织实施；二级预警为地区预警监测，由各省、市、自治区的上述相关部门实施监测和管理；三级预警为行业预警监测，由农民工分布较多的典型行业，如建筑业、餐饮业等的行业协会及相关信息机构负责。预警监测分级管理运行如图4所示。
在农民工就业歧视的预警监测中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有职责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进行预警监测。
2.完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的制度化设计
要准确监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状态和发展趋势，预警指标数据的获得是基础、前提和保障。这些指标数据应体现权威性和规范性，建议将本研究提出的20项三级指标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民工监测”、各地区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以及重点行业的统计指标中，以制度的形式保障指标数据的获得，开展官方的权威统计，并在年度《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新增“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情况分析”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不同城市类型的户籍制度等制度因素也存在差异，因此各地监测的范围和预警指标体系与全国的宏观预警监测应有所不同，并进行适当取舍，但监测的预警指标设计应经过科学的论证。
3.搭建基于大数据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信息应用平台
前面构建了由预警信息系统、预警评价与推断系统、预警信号识别系统、报警系统、排警系统五大子系统构成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建议将此系统开发成“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软件。在该软件上实现预警指标数据的采集计算、预警评价与推断、预警信号识别、报警和排警五大功能。同时将历史数据导入该系统。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应用平台，该平台包括三层：一是基于大数据的底层支撑平台，提供平台所需的硬件软件支持；二是运营管理平台，提供平台的运营和管理；三是应用平台，包括三种版本，即全国版、地区版和行业版。通过该信息平台，实现预警指标数据的收集、计算分析、预警、预测和及时干预，以便为政府相关部门预防可能出现的因农民工就业歧视引起的社会矛盾和风险防范提供决策支持。
4.设计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应对预案体系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可能会在意料之外发生。一旦发生，如何正确应对和处置是成功化解社会风险的重点，因此应在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等级划分和干预措施基础上建立应急预案体系，以应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只有构建好了应对预案体系，才能将预警管理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和监督管理落实到具体计划、步骤中，提前做好应对社会风险发生的准备工作。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分为个别风险、群体性风险和社会风险，并将冲突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进行分类、分级基础上，对各类、各级社会风险发生的情景以及特点进行分析，针对每一类社会风险的特征和要求，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应急预案体系由个别社会风险应急预案、群体性社会风险应急预案、社会风险应急预案三大应急预案构成。每一类应急预案由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管理等内容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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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方 志]
高校公布就业预警应成常态 篇4
近年来，随着高校稳定扩招，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无论高校专业的数量，还是学生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专业的社会需求和就业的大环境，却并不一定符合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理想预期，加之一些专业在设置之初，并未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准备，不仅教学质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使学生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教育部去年11月下发了《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应该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上海市教委要求各高校加快研究预警专业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专业教学和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由此来看，上海市教委此举正是对教育部政策的积极回应和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还将建立高校专业教学质量年报制度，要求高校撰写专业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在年度招生简章公布前报市教委备案。虽然专业就业率与教学质量并不完全画等号，但高校专业教学的质量，确实对毕业生的就业率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专业教学质量差，那么即便社会有较好的需求，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不见得乐观。相反，专业不对口，只要素质、学识和能力能够胜任工作，照样有就业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