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精选八篇）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较快发展以及商业银行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商业银行发展的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银行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和提升。但是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忽视了资本的约束和规范，因此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面临巨大挑战。笔者针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发展的现状，通过实证分析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并积极探索如何提升和补充资本的相应措施。

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5家、政策性银行有邮政储蓄银行1家，其他形式的银行更是不计其数。2012年6月底，全部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20%，而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则为8.3%。

（一）大型商业银行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这一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大型的商业银行，他们的良性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2013年一季度末，我国目前的大型银行的总负债率与总资产分别所占的比重是40%与42.1%。因此改进大型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是目前促进商业银行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国家也在一些方面出台一些举措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财政部每年都会发行一些国债来补充商业银行不足的资金缺口；另外商业银行也在积极谋求其他的资金来源模式来提高自身的资金充足率，而且银行自身也积极进行内部的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革引进国外的资本。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资本充足率进一步提升。如中国工商银行与交通银行都于2006年前后上市，积极引进外资，因此资本充足率得以明显的提升。

（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根据研究表明，公开发行一定数量的股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的充足率，这就是可以进一步明确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出台股票来增加自身投融资的能力的具体意义。目前招商银行在2013年发行百亿元次的股票，年末资本充足率就已经达到30%，与2012年相比提高了9.3%；各大商业银行近几年的资本充足率都得到显著提高，但是各个银行改革的方式却各不相同，而且不同类型的银行改革的方向也各不相同。

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核心成本和附属成本以及风险加权资产等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而得出其对与资金充足率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分析

根据抽样调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这两家大型商业银行没有通过此次检验，剩下的商业银行均通过这次检测，表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是通过提高银行核心资本来得以实现的。三大国有银行的核心资本已经较高，如果只是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充实核心资本不能有效改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但是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除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引资，而且在检验中的系数较高，说明股份制银行通过增强核心资本实力能有效促进资本充足率提升的主要途径，这主要是基于他们选择积极引资和发行股份等方式产生的效果。

（二）附加资本的分析

根据目前的抽样数据的检验，其中有一半没通过附加资本的检验，而且剩下的部分通过检测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这表明提高附属资本不能较有效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其主要的原因其一是次级债的发行数量有限。根据国家财政部出台的标准规定计入附属资本的商业银行的长期债务不得超过银行核心资本的50%左右。二是次级债的本身的特性。次级债只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帮助银行解决一定的资金问题，而且是需要偿还的。国内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大部分都是10年债务期，但是如果大规模发行也不一定可以有效改善商业银行的资金充足率。

（三）风险加权资产分析

在抽样调查中银行通过风险加权资产分析的检验且系数都比较高，这表明提高风险加权资产可以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的资金充足率。风险加权资产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所有风险的总和，主要可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银行只是注重资产规模的扩张，但是却忽视了自身资本充足率的提升，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的速率明显高于资本投入的速度。另一方面，银行资产模式比较单一，主要盈利模式也只是单纯的存款和贷款。银行贷款规模较大，不能有效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总额。

三、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措施

(一)商业银行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

首先，国家应该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扶持力度。政府直接扶持的模式是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有效和最便捷的方式。政府不仅是国有银行的投资和资金运用的主体，而且政府也应该在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面临问题的时候，政府也要直接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从而帮助商业银行渡过难关。因此，政府应该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定的预算资金在商业银行出现问题的时候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但是考虑如果商业银行的缺口大的时候，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不可能一次性补足的时候，应采取发行国债的方式进行补充或者分阶段进行资金的补充。

其次，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资本市场上筹资。我国已明确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改制和公开上市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募集资本金。吸引境内外资本加入、建立开放的股权结构，是国际上大银行的共同特征。将单个境外商业银行向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的最高比例由以前的15%提高到20%,为国有商业银行吸引外资提供了更大空间。

(二)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的盈利水平

商业银行应该依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制定提升盈利水平的方案。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提升盈利的形式，来促进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从盈利水平看，银行盈利水平高低，决定商业银行利润分配的比例。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资金的充足率也渐渐成为商业银行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抽样调查，并通过抽样调查对影响资金充足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次通过对实证的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王倩.监管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增长与融资行为[J].金融研究,2012(7):17-18.

[2]刘士余,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发展与风险控制[J].中国经济周刊,2013(16):34-35.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2

摘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加大审慎监管力度，密集出台资本管理新规，以强化资本约束并推动银行业务转型，本文对相关资本监管政策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字：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监管；影响；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银行监管部门结合国内银行业实际状况，积极推动巴塞尔Ⅱ、Ⅲ的实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监管部门明显加大了审慎监管力度，密集出台一系列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新规，以强化资本约束并推动银行业务转型。

一、资本监管政策的主要变化及影响

（一）资本监管新标准正式出台，资本数量和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

为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2011年5月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正式启动。新标准确定了最新资本监管框架，提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等四项审慎监管新工具。天之信新标准将监管资本从现行的两级分类（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修改为三级分类（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分别不低于5%、6%和8%，同时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理念，资本留存资本2.5%，逆周期超额资本0－2.5%，并增加系统重要性银行1%的附加资本要求。在达标时限上，新标准自2012年初开始执行，系统重要性银行1应于2013年底前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2016年底前达标。新监管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从影响来看，资本监管新规更强调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对核心一级资

2本实行更加严格的扣除标准，因此在融资方式上，原来依靠较低成本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方式不得不向较高成本发行股票筹集核心资本的方式转变，商业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资本成本。

2011年6月初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着重调整资本充足率和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方法，扩大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新办法采用差异化的信用风险权重方法推动银行提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主要变化有：（1）非按揭零售业务的风险资产权重从100%下调到75%；（2）同业业务的风险资产权重从0至20%上调到20%至50%；（3）房地产开发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提高至150%；（4）铁路、公路及其他基建项目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提高至110%；（5）提高长期贷款的风险权重天之信其中5年期以上长期企业贷款由100%提高到150%至300%；（6）评级在BB-以下的企业债权风险权重由100%上调至150%。同时，进一步明确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度量和资本分摊。该办法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最终出台的政策可能有所变化，但从趋势来看，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日趋严格的要求已不可逆转，这些政策将限制未来银行资产业务的快速扩张，同时驱使银行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利润的高速增长。

（二）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采用差异化的信用风险权重

为防范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银监会2010年12月发布《关于加强融资平12 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已被列为系统重要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可能入选。

递延资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全额在核心资本中扣除；有赎回权的次级债需银监会批准后才能计入核心资本。

银行将信用卡未使用的授信额度打5折计入加权风险资产，并相应扣减资本金，但部分银行延迟到2011年一季度才执行。

4、将主承销信用债纳入风险资产规模。2011年1月银监会下发《加强商业银行信用债承销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将商业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主要指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规模纳入银行客户授信额度，并相应计提风险资本。该政策一旦实施，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控制和风险资产规模控制亦将产生一定影响。

上述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银信合作贷款监管政策对银行近期资本充足水平造成较大压力。据银监会统计,今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2011年3月末，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8%，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10.1%，比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从中长期影响看，资本监管新规的达标虽在时间上留有缓冲期，但更趋严格的资本要求已体现在诸多监管领域，迫使商业银行必须提前布局加以应对。

二、商业银行需采取的应对策略 外部监管环境的日趋严峻，令资本充足率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确保资本充足水平达到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必须从资本充足率计量的分子分母同时着力，一方面加强资本补充，保障业务发展所需的资本需求；另一方面，在资本开源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内部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在资本运用、资产扩张、资本消耗上节流。

（一）加强资本规划和资本补充管理 在新的资本监管格局下，为保证未来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发展，商业银行应定期对全行资本充足率状况进行计算、监测和分析，在综合考虑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构成及外部资本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天之信适时提出阶段性资本补充规划，并合理选择资本补充渠道。资本补充分为内源性资本补充（税后盈利留存和计提拨备）和外源性资本补充（上市、增发或配股、次级债、可转债或分离交易可转债、混合资本债），近年来银行对外源式资本补充的依赖性较高，随着资本补充压力日益增大，向市场融资的步伐、频率将进一步加快。但是依靠频繁的外部融资补充资本以支撑快速资产扩展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从长远来看，提高自身盈利能力，由再融资向主要依靠内生资本积累的转变才是商业银行彻底摆脱资本困局的出路。

（二）加快业务转型，降低资本消耗

随着外部政策环境急剧变化，以资产扩张、贷款增长为主导的粗放式发展已不可持续，商业银行应摈弃单纯追求规模和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向多元化价值增值型的内涵式增长转变。在具体经营策略上，商业银行应强化资本约束意识，高度重视资本的稀缺性和高成本性，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合理调整信贷业务结构，增加非息业务比重。一是放缓传统贷款业务增速，抑制信贷投放冲动，在贷款期限上增加短期贷款，减少长期贷款，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降低加权风险资产系数；二是在贷款对象上提高非按揭类零售业务占比，增加小企业贷款，减少需计提更多拨备的政府融资平台或大型企业的大额授信贷款，在客户结构上降低对大企业、大项目的依赖，降低资本消耗速度；三是大力发展不占用资本金的中间业务，减少对传统存贷利差盈利模式的依赖，并通过发展中间业务加速转型，注重产品、服务的创新，积极发展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各类新兴业务，在提升银行综合服务能力的同时努力拓宽收入来源。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3

关键词：银行监管,资本充足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最低资本要求

在美国银行界流传着这样一首关于银行资本的短诗:“哦, 银行资本, 哦, 银行资本, 监管者的落寞英雄, 请不要, 不要, 千万不要消失”。[1]这首短诗隐含着银行经营过程中银行资本的重要地位, 以及监管部门对银行资本的密切关注。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发展, 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从风险角度看, 银行机构规模化、新型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激烈化, 使得银行业风险日益增长, 对资本充足率的标准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数次银行倒闭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 迫使各国逐渐重视从根本上防范风险发生, 确保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稳定。因此, 有效的银行资本监管成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 维护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首要条件。2004年6月, 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和银行监管的最高水平,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发布为各个国家完善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立法指明了发展方向, 尤其是对市场尚不成熟的中国而言, 新协议的“三大支柱”为其亟需规范的国内监管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强的力度。

一、银行资本和资本充足率的界定

银行资本从会计计算的角度而言主要是指银行总资产与银行总负债之间的差, 具体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资本公积、留存收益以及从事存贷款业务需要计提的一般资本金。按照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第12条的规定, “商业银行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 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 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权和长期次级债务。”从监管的角度来说, 银行资本也即是监管资本,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是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所确定的监管资本构成标准, 即银行资本包括核心资本 (一级资本) 和附属资本 (二级资本) , 从法律监管的角度考察, 银行资本的本质功能是吸收银行经营中遭遇的各种风险和损失, 为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护, 维持银行的安全和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消除银行业的不稳定性。银行资本具有一种“公共商品”的属性, 银行股东、债权人与经营者偏重于它的增值性和盈利性, 而监管者更注重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因此, 银行资本对于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和成长以及对监管当局都有重要的意义, 银行努力寻找的使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资本持有量即是监管部门确立的资本需求量标准。

银行资本充足率 (capital adequacy ration) , 又称为银行自有资本与风险性资产之比率, 作为现代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核心内容, 其含义是指上述金融机构资本应保持一种既能经受坏账损失的风险, 又能正常运营而达到盈利的水平。当银行持有的资本不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达不到资本充足率标准时, 监管部门就会以各种方式影响银行的资本需求量, 因此银行的资本管理首先必须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

对银行充足性的衡量随着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曾经采用过各种指标。在统一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制定以前, 各国监管当局都选择了比率作为风险控制的量化标准, 但在确定比率构成时却采取了不同的设计, 有的选用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 如美国;有的采取总资产与资本的比率, 如德国;还有的是资本与存款负债的比率 (如丹麦) 或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 (如瑞士) 。即使都采用资本与总资产比率的国家, 在具体比值上也存在着差异。这种标准的差异性意味着基于资本的杠杆作用, 资本比率监管要求低的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 容易获取高额利润, 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为了维护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 由英美牵头, 各主要发达国家制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统一标准, 即核心资本占风险资产的比重不得低于4%, 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和占风险资产的比重不得低于8%。《巴塞尔协议》规定该标准平等适用于各国银行, “无论具体情况如何, 对于具有相同的特点, 且根据这些特点法律将其划分为同一类型的人, 法律在适用时不能对他们有所例外”。虽然巴塞尔资本协议是不具强制力的国际惯例法, 但目前各国都把巴塞尔协议的精神内化于本国法律条文中, 尤其是在资本充足率这一方面的相关规定已经成为当前各个国家制定银行监管立法时吸收借鉴的统一准则。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借鉴意义

从法律性质上说, 巴塞尔委员会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权, 巴塞尔协议实际上也仅具有习惯国际经济法的特征, 各国均有选择是否遵循和决定期限的自由, 但由于该协议规定的相关国际金融风险监管管理实际上多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立法和监管实践, 因而其提出的原则和内容足以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并成为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准则。因此大多数受监管的国际银行都感到巴塞尔原则及其标准对自己是一种威慑, 是一种必须遵守的行业规矩, 是一个必须达到的行为尺度。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 它在监管标准和监管内容上比旧协议更复杂, 更全面, 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 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 较为全面的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同时新协议还从监管者的角度体现了监管内容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在评判资产风险的方法上为银行提供了多种选择, 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将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首先, 在监管标准上增加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中对于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 即是将资本充足率计算中覆盖的风险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并配备相应的资本, 这样才能更准确、更敏感的反应出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和风险状况, 使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管理念得到了切实的反应。

其次, 在监管举措方面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更为灵活的监管举措和手段, 适当地扩大了监管对象的约束范围, 不仅规定将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导的控股公司应当受到资本充足率的约束, 对非银行机构的大额投资也需要从资本中扣除,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套利行为, 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严峻的约束。

最后, 通过强化信息披露这一市场约束机制, 使市场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本和控制风险, 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 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的工作。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作为其最终修订的闪光点,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紧紧围绕着完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法律监管这一核心, 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能很好的落实,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全面监管也就很难得到落实。我们在借鉴时, 在监管标准、监管内容和监管措施手段上都必须进行全方面的规定和完善以期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制定目标, 即 (1) 规定银行资本金与风险资产的比率, 规范其计算方法和标准, 保障国际银行体系稳定运行; (2) 制定银行业统一标准, 促进公平竞争; (3) 提供更全面的处理风险的方案; (4) 使处理资本充足率的各种方法更为敏感地反映银行头寸及其业务的风险程度; (5) 继续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至少维持金融体系目前的资本总体水平。

三、我国目前借鉴新协议的难点和对策分析

1、适用难点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自身的局限性

新资本协议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因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 如:银行没有实现充分的资本化;政府和行业自律组织缺乏监管专家;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金融市场存在一些文化上的缺陷等。而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还面对一个更大的困难, 而且是它们力所不及的, 这个困难就是国际监管标准并不能很好地适合它们的实际情况。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往往过于复杂, 很难在一些不成熟的市场中实行。例如我国目前对资本充足率的相关规定中就存在着很多短期内难以跨越的障碍, 如资本项目组成过于简单, 附属资本仅有贷款呆账准备, 测算时对表外帐目缺乏应有的考虑, 贯彻协议标准的具体措施似显薄弱, 难以达到现代金融监管的要求, 更没能像美国那样在协议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 提供完善的安全保障。正如前英国金融服务局总裁戴维斯表示, 许多国际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存在较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标准根本不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很多的国际监管标准却仍旧这样被制定出来, 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会计委员会发布的包括IOSCO标准 (国际证券组织委员会) 、IAIS标准 (国际保险监管联合会) 在内的各类国际金融监管标准, 都是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而量身制作的,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适用性考虑极少。仅是标准制定工作进入尾声时, 才象征性的努力做一下调整, 以反映这些国家的需要。这种情况现在变得越来越糟, 因为巴塞尔新协议比以前更复杂, 更难以把握, 以致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表示, 它们不准备实施新协议要求的某些复杂条款, 尤其是针对它们国内的一些小型简单的金融机构。美国尚且如此, 何况是发展中国家呢?

2、适用难点二:我国缺乏直接适用的客观条件

尽管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之一必然要签署相关协议, 但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的信中表示, 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几年后, 我国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这主要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即便有了迅猛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仍然无法和发达国家接轨, 尤其是在法律体系的规范化方面更是缺乏一套严谨、行之有效的监管法律规范对目前复杂的银行业进行约束和管理。

3、我国的适用原则:逐步吸收和借鉴

新资本协议主要适用于十国集团国家“国际活跃银行”, 即国际化大银行。虽然中国大多数银行不属于新资本协议界定的“国际活跃银行”, 现实情况也不允许我们直接适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但我国的监管主体也不得不正视到新资本协议代表今后资本监管的大趋势, 在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之下, 我国必须要逐步跟进, 不断地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完善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认为, 鉴于监管当局监督检查是成功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关键, 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应该作为向新资本协议过渡的基础。实际上, IMF在71个国家的金融稳定性评估 (FASP) (包 (下转第160页) (上接第122页) 括12个发达国家, 15个转轨国家和44个发展中国家) 标明, 许多国家的监管工作存在缺陷, 其中包括:风险管理, 并标监管, 对资本不足银行的纠正措施, 而这些都是实施有效监管和新资本协议的关键。

鉴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较低, 业务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差别明显的现实, 按照银监会对待新资本协议“结合国情, 积极参照”的基本态度, 我国银行业应对新资本协议挑战的基本策略应当是先认真执行好2004年2月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要求, 大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同时鼓励大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 当条件成熟时采取内部评级法进行资本监管, 而中小银行受规模、数据等因素的制约, 单独建立符合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 成本很高, 难度很大, 因此可在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商业原则通过信息共享, 成本分摊, 缓解单个银行面临的数据约束, 实现规模效益, 建立具有共性的内部评级体系, 在此基础上结合本行资源条件、市场地位、发展战略, 整合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 完善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 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 以推进中小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 提升整体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郑鸣.商业银行管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潘金生.比较银行法[M].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3]马卫华.WTO对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朱忠明, 张淑艳.金融风险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李仁真.国际金融法[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6]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4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够达标的还只是小部分,而且即使是能够达标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资本充足状况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

一、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现状

1. 我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第三梯队”,自建立的十多年以来就普遍存在着资本充足率低下的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前,资本充足率最高的不到5%,低的为负数,普遍的为2%左右,远低于8%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银监会的成立和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城商行的资本充实状况有了一些改观。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1月披露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由银监会组建前的-2%左右上升到目前的8.5%,这一数据也比2006年三季度末时高了两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更是远超银监会8%的最低要求,为12.87%;宁波市商业银行达到了11.01%。但在全国116家城商行中未达标的仍有66家,有17家资本充足率为负数,极少数在-10%以下。

2. 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现状存在的问题

尽管城商行目前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已达到了银监会规定的最低标准,但是仍然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资本充足率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基本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

我国大部分城商行没有制定“资本金、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管理办法,没有指定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操作规程或者操作实施细则,以规定资本的投入、转让、转让管理、分配,以及转增资本等方面内容具体办理过程的手续。而且资本的投入与转让的手续不合规范,存在法律风险隐患。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与股东签定入股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不完善,缺少城市商业银行是否同意该股权转让的内容,并且转让的手续不合规范,转让协议书不是转让双方的签字签章,而是商业银行支行的盖章,存在法律风险隐患。

(2)授权授信制度不尽落实

城市商业银行总部对分支机构经营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与管理,对内控机制和风险的管理以及执行中央银行金融方针政策的检查较少。内部授权授信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城市商业银行仅有总部对支部的授权,没有对各职能部门的授权和支行对业务科室的授权,多数城商行对客户没有统一的授信制度。

(3)稽核体制尚须完善

从总体上看,城市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核仍然相当薄弱,更谈不上强有力的内部稽核体制。一些城商行的内部稽核部门没有起到查错防漏,纠正违规,控制风险的作用。内部稽核部门在本行行张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地位不超脱,处罚权有限,对有章不循,违规操作,不严格要求执行内控制度的行为,还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

(4)没有形成良好的资本补充机制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在资本金补充方面缺乏大量资金支持,主要的补充渠道包括发行次级债券,可转让债券,以及上市等,但这些方式都不能长期解决补充资本金的问题。对于次级债券来说,其发行要受到核心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而且它的纯债务性质决定了它最终还是要被偿还,因此始终不能成为资本金补充的长效方法。对于可转换债券来说,同样要受到发行条件和比例的制约,每一次发行可转换债券大约只能满足一年左右的发展需求。上市的确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上市融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一方面受限于城商行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限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容量,上市并不能解决所有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

二、城商行资本充足率现状的成因分析

1. 历史原因

我国的城商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成立,大多数城商行脱胎于原来的城市信用社,在建行初期忙于处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确立经营管理体制与机制等而顾不上及时增资扩股,有的因全行业资本金大面积不足,淡化了及时补足资本金的紧迫感,也有的因募股受挫颇多,在增资规模和时效上不尽人意.致使多数城商行资本金配比未能跟上资产扩张步伐。

2. 风险控管不力使资本充足率受到影响

在城商行建行初期,有的行因市场趋势判断失误,对行业风险分析不够透彻,或者对借款企业经营与财务状况掌握不准,造成了不良资产的增多。有的因在筹建期间接盘的资产中有部分隐性不良资产滞后暴露,也给城商行造成了一定的资产损失,这些已经形成或潜在的资产损失,减少了银行经营利润,削弱了企业积累能力,直接或间接的压低了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

3. 资产结构不合理

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占的比例过大,另一方面是信贷资产的集中度过高,这两方面问题均会增大银行的风险权重,从而消耗更多的资本,尤其是信贷资产过于集中,由于城商行的资本金规模本身就小,信贷过于集中将直接大幅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我国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客户贷款额占净资产的比重和前10位客户贷款额占净资产的比重都远远超过风险集中度管理的要求(警戒线分别为10%和50%)。

三、资本充足程度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

资本金的充足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管理状况,它对城商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资本是城商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前,城商行资本的充足是法人银行机构继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业务管理之后,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可用以最后破产清算、清偿债务,是银行最后的流动性。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对维护公众对城商行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其大小及变化不仅能够反映单个银行的风险情况,而且可以度量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是判断一国金融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

2. 提供了风险度量工具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上讲,银行本质是通过管理风险而获益的金融中介,风险管理是银行的生命线。城商行的资产经营必然产生风险,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要求城市商业银行从事任何一项资产业务都应根据其风险权重,保证有相应的资本来覆盖风险。因此通过科学的风险权重设置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能够反映城商行经营风险的大小,它不仅能体现单项业务风险,而且还可体现整体资产业务组合风险,从而克服风险的长期性、滞后性和隐蔽性问题。

3. 资本充足是推进城商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动力

现代企业理论表明,资本所有者——股东是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拥有和行使主体。在城市商业银行经营中,股东行使自身权益以及获取投资回报,必须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设置和运作来实现,即通过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来实现。如果没有来自资本所有者方面实现自身权益的内在要求,就谈不上城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

四、提高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对策措施

既然城商行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我认为需要从经营理念、内控调节等多方面综合努力,才能有效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1. 牢固树立银行资本金的经营理念

我国银监部门规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不得低于8%,并将这一要求贯穿于商业银行的设立、持续经营,直至市场退出的全过程。资本充足率已成为银行经营的基本要求和监管重点,为实现业务发展,机构增设与跨区经营,避免在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运用等方面受到制约,城商行必须根据业务经营状况及时补足资本充足率,依据经营业务发展规则建立资本金持续补充机制。

2. 积极调整业务发展结构

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是各种资产按风险大小的加权之和。当前城商行应该在规章制度允许下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理财等低风险权数的零售业务,进一步扩大银行卡、业务、支付结算、代理保险、代客理财业务等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的比重,高度重视信用卡和国际结算等发展潜力大、收益丰厚的中间业务领域,逐渐由低层次的代收代付向国债代销、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种发展;努力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业务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积极拓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资产托管业务,并为发展基金管理、投资银行、参与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业务创作条件,从而实现基本盈利模式从存贷差占绝对优势转向存贷利差和中间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

3. 争取上市和增资扩股补充股本金

仅靠内部利润留成进行资本积累还不能满足资产快速增长对资本的需要,为此城商行还应通过上市和上市和增资扩股积极进行股本金筹集。

2004年10月,西安市商业银行引入加拿大丰业银行的外资;同年末;澳洲联邦银行成功收购济南商业银行11%的股权;2006年12月21日,重庆商行与国际凯雷投资集团,香港大新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出售24.9%的股份;2007年7月19日,南京市商业银行和宁波市商业银行在上海A股;同年9月,北京市商业银行也成功上市;上海、杭州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准备上市。

通过上市和增资扩股,城市商业银行可以有效地,筹集到充足的资本金,降低风险资产数量,同时还能缓解资本金不足的问题。2003年1 2月,银监会颁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最高比例由以前的15%提高到20%,为城商行吸引外资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使城商行有更多的机会扩充资本,改善资本数量,提高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问题贯穿于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持续经营、市场退出的全过程,它对城商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并且随着城商行业务范围的逐步扩大,风险成因和表现复杂化,资本充足率在银行发展中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商业银行保持稳定性,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自身持有的资本水平、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以及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保持城商行合理的资本充足率,对减少不良资产,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资本充足率高低是银行实力的象征，对于防范银行风险，保持金融稳定，提高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有重要意义。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资本的充足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银行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本论文在研究我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巴塞尔协议

参考文献

[1]李纪建张学英：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比较．海南金融，2006年第3期

[2]林晓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对策研究．银行管理，2006年第5期

[3]邓杨丰麦仲山：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分析．南方金融，2006年第4期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分析 篇5

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应分析

(一)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简述

所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 也称资本充足条件, 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自身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 它反映了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后, 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根据定义的相关描述, 想要提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以有两种途径, 首先, 可以采取各种可行方式来增加资本, 主要办法有增发新股、配股、减少分红或发债, 大多数银行选择发债, 由于其他办法成本代价高且见效慢。另外, 可以想方设法减少各类风险资产, 大多数银行通常会通过压缩风险高、期望收益小的风险资产来进行。

(二)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研究概况

首先, 国外专家学者通过世界各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建立有关模型及其相应的修改, 可以分析总结出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变化既有内因又受外部条件的影响, 从而验证了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都会产生影响, 同时认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减少银行的风险。另外, 我国有关专家也认为对银行实施资本充足性监管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破产概率, 实施资本充足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但由于我国对资本充足监管的长期有效性明显不足, 导致其影响是短期、不连续的。

(三)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 国内外学术界对有关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讨论逐渐升温, 伴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实践, 经济学家对银行资本监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想要判断资本充足性监管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向分析:观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间是否呈负相关, 可以理解为要加强对资本充足性管制旨在要杜绝银行盲目投资高风险金融资产,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之间呈反向关系, 从而反映资本充足性管制的有效性。若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 银行的风险会有所降低, 银行财务清偿成本现值相对下降, 进而从总体上提高银行的价值。

二、资本充足率监管与银行信贷风险的探析

(一)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信贷扩张的影响

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以及资本监管严厉程度等因素。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银行, 其面临的资本监管的压力会较小, 进而相对应的信贷也可以保持适度扩张速度, 然而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较低的银行, 其受到监管的压力会较大, 其信贷扩张速度会大大降低。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方面如下:首先, 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 当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时, 信贷供求两方面的因素都会造成信贷紧缩, 即引起直接的信贷紧缩效应。其次, 对企业的贷款是银行信贷投放的主体, 对银行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及其重要。当企业的经济景气时, 企业资产净值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在银行的融资成本, 从而增加银行贷款意愿, 导致银行信贷扩张, 相反可知, 可以导致银行的信贷紧缩。只有在银行不受资本充足率约束时, 企业投资需求的上升才会导致信贷扩张进而刺激经济增长。

(二)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首先, 随着资本的增加, 银行开始时降低自己承担风险的程度, 当资本监管要求上升时, 银行开始进入风险更大的领域, 银行在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同时, 资产风险也会相应提高。其次, 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强制迫使银行在危机发生时以自有资本承担相应损失, 资本约束越严格, 信贷越稳健, 风险越低, 即可以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 进而有效促使银行在资产选择中采取谨慎的投资行为, 达到降低银行风险水平的目的。然后, 其他专家学者认为资本监管要求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不确定, 认为风险和资本之间有显著的平衡影响, 银行的选择具有多样性, 同时还可以有上述两种影响, 即资本水平与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

(三) 相关模型的建立

从银行实际运行机制来看, 银行通过考虑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变动关系, 进而确定其资本水平和风险行为的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 因此, 在模型的设计过程中, 应当充分反应二者这一内在的协同关系, 在这里采用联立方程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

在上述各式中:i表示第i家银行;j表示第j年;CAP为资本充足率

SIZE表示银行的规模;ROA表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

RISK表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STOCK表示银行是否上市

将可观察到的银行资本与风险水平的变化分为银行可自主调整的变化及外生因素所导致的变化, 建立资本与风险行为的联立方程模型。假设银行不能同时调整资本水平与风险水平, 根据局部调整模型, 可以得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自主调整与目标水平减去前一期所能观察到的水平的差额呈比例关系。本文把资本充足率作为解释变量、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联立方程模型风险方程中的解释变量、采用总资产收益率作为银行盈利水平的代理变量、选用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作为银行规模的代理变量、我们使用银行现金及存放中央款项占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流动性以及选用银行报表所公布的拨备覆盖率作为银行资产质量的代理变量。

(四) 模型实证估计结果

针对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比二阶最小二乘法有效性, 可以实现对联立方程中的所有参数同时进行估计, 因此本文采用三阶最小二乘法对上述联立方程进行分析估计, 估计结果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严厉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次, 大股东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水平行为及其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资产风险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 针对面临资本压力的银行, 其风险变动对资本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 当系数为正数时, 可以表明存在资本压力的银行风险变动与资本变动之间存在同向关系。

总之,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相对于银行的经营效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针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 银行必须要加强有关资本充足率方面的监管。

参考文献

[1]张梦乔.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J].财税金融, 2013, 413 (1) :68.

[2]李赟宏, 李云雁.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J].金融论坛, 2010, 177 (9) :10-11.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6

在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银监会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出资本范围要求。银行集团其他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在其法定权限内，则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必然存在疏漏。这种分业监管特点在《指引》中表现明显：第一，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要求只是对银行业务提出的。具体表现在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在去年10月份征求意见稿中是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的，虽然在这次修订中笼统说按照资本充足率有关监管规定执行，但根据银监会权限，实质上依然是只能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第二，对银行集团中非银行金融业务资本要求的现实效果难以预料。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规定, “对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但对其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具体措施是通过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来解决。这种方法的现实效果却难以预料。虽然监管三会在2004年以备忘录的形式试图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是，由于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及自身目标，使这次尝试发挥的现实效果十分有限。第三，无法对银行集团中非金融产业投资提出资本要求。在对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中非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后可保证集团层面的资本状况处于监管范围，但我国目前对其附属机构非金融产业资本投资的资本要求没有监管，也没有法律约束，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银行集团经营范围大多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业务，甚至涉及非金融业务。也就是说，我国银行控股公司业务是异质的。在对银行集团进行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时，异质性银行集团资本要求审慎监管标准不一致。分业监管体制下, 对银行是以资本充足率、对保险是以偿付能力、对证券是以净资本、对基金公司是以净值为最基本的风险监管指标。并表后集团层面的资本如何评估以及资本计提采取方法, 大额风险暴露、风险集中度、流动性比例等审慎监管指标的监控等, 在《指引》中只是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对非银行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在现实背景下却无能为力。在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的背景下，银监会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出资本范围要求。银行集团其他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在其法定权限内，必须求助于其他监管机构的配合。但监管机构的配合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的效果自然很难以完善。

二、完善我国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制度性缺陷的对策建议

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参照国际经验，应明确银行集团的主要监管部门和监管协调机构是银监会, 并对主监管人的职能、权力进行规范。包括：审批银行集团的业务范围;跨行业子公司及银行控股公司的设立;对银行集团及并表范围内的境内外附属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获取其各类信息，并根据规定实施处罚。

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在明确银监会主监管职能的地位后，梳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财务、基金公司等不同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指标, 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单个机构即异质性附属机构和集团层面的监管标准;对跨行业资本的构成和集团资本充足率要求予以明确, 并要求由所有附属机构剩余资本构成的集团自由资本必须大于零;监测、评价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与控制能力;以相应监管措施确保境内外机构受到母行的有力管控，尤其是资本控制。

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短期内，金融监管分业制度难以改变。作为一种过渡，可考虑在不触动金融基础制度的前提下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具体建议为：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现行“监管联席会议机制”;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应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机构组成;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要进行制度化运作。

摘要：我国现行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措施中存在疏漏之处, 并由此造成监管规定存在制度性缺陷。针对以上分析, 文中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 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 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关键词：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

参考文献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7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中间业务,加权风险资产,资本工具

一、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一)从资本充足率水平来看

近年来,中、农、工、建、交5家大型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都保持较高水平,符合监管要求(表1),但从长远看,各银行都将长期面临资本补充问题。 我们以工、中、建、交4家银行为例,这4家银行近5年贷款平均增长19.7%(表2),假设风险权重贷款增加约占贷款增加额的85%,今后5年内风险权重贷款将增加30万亿元。 按不低于11.5% 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根据《资本办法》,5家大型商业银行作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在正常条件下不应低于11.5%),5年共需增加资本占用34500亿元。 以这4家银行2012年净利润6363余亿元为基础,今后5年平均增长22.5%计(2008-2012年的年均净利润增速,表3),5年内可实现净利润60921亿元,如按50%利润留存作为内生资本,则5年内还有资本缺口约4040亿元。

(二)从资本筹措情况来看

近年来, 五大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主要为增发配股以及发行次级债券及其他长期债券。 以工商银行为例(表4),其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主要来源于配股、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发行次级债券和其他债务证券,其中配股和少数股东投资属于一级资本, 次级债券和其他债务证券属于二级资本,资本结构较为单一。 且纵观近5年的现金流入数据,除2010年外,发行次级债券的现金流入均占筹资活动总现金流入的绝大部分, 其他四大行也是同样的情况, 说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对于次级债券是比较依赖的。

二、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隐患

据前文分析,短期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良好,但长期来看,新的监管标准带来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隐患主要来自于以下两方面:

(一)信贷粗放扩张,资本补充压力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而我国的储蓄率一贯较高,银行的可贷资金充足,且我国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社会融资需求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性很强,所以银行可以简单地通过扩张信贷来增加利润。 但正如前文所述,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会造成巨大的资本缺口。 因为信贷资产会消耗大量资本,且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其较高的风险权重会增加风险资产的规模,导致资本充足率的下降。

不仅如此,在信贷资产分布和资产质量方面,大型商业银行也存在隐患。 贷款中长期化趋势明显, 五大行中长期贷款比重普遍在50%左右,农行在2010年更是高达70.7%。 且部分中长期贷款的行业、地域集中度较高,受整体经济环境衰退的影响,极易成为不良贷款,而不良贷款的高风险权重又会增加加权风险资产的规模,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

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越来越严格, 传统的资本消耗型发展模式难以持久,银行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二)筹资渠道狭窄,资本结构单一

如前文所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单一,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趋同,尚未推出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二级资本工具也仅包括次级债、 可转债等有限的几种。 银行资本补充仍主要依靠利润留存、发行普通股及次级债券等方式,资本补充渠道较为狭窄。 而《资本办法》对我国现行资本的定义进行了调整, 明确提高了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要求。 根据 《资本办法 》,中国商业银行已发行的次级债等附属资本工具将从2013年起分10年逐年递减,每年退出量近1000亿元,此项规定无疑进一步加重了银行资本补充压力。 同时,《资本办法》实施后,原附属资本工具由于不具有损失吸收能力,均不再满足合格标准,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资本补充渠道收紧、合格资本补充工具减少的问题。

单位:%

注:CARR为核心资本充足率,CAR为资本充足率

单位:%

单位:%

单位:百万元

三、解决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隐患的对策

(一)精减信贷资产,缓解资本补充压力

一方面,可以对信贷资产结构进行调整。 《巴Ⅲ》调整了部分风险资产的权数,比如降低了个人贷款、消费贷款的权重,银行可以适当增加此类信贷的投放,从而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

一方面,可以从风险转移角度着手。 比如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信贷资产的风险转移给证券市场上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风险权重较高的贷款等资产转化为现金, 降低了对资本的占用和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但想要长远的解决资本压力问题还需从盈利模式上入手, 积极发展中间业务,改变传统的依赖信贷扩张的增长模式。 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时,可以较少动用,甚至不动用自身的资产,减少对资本的消耗。 而且,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使存贷利差缩小,造成表内业务的边际投入收益率小于表外业务。 因此从利润最大化角度考虑,发展中间业务还能提高经营效率,增强内生资本筹措能力。

(二)拓展筹资渠道,多元化资本结构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狭窄, 信贷扩张的刚性需求和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提高,使其迫切需要各种资本工具的支持。 《资本办法》只严格规定了各类资本的合格标准,并没有详细列出各级资本的具体工具, 为资本工具的创新预留了空间。 比如, 系统重要性银行11.5%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中,1%的其他一级资本和2%的二级资本都可以通过创新合格资本工具进行补充。 所以,商业银行必须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内生资本补充能力,在充分运用现有的增发配股和发行长期次级债等外源融资手段的基础上,加强资本工具的创新,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渠道。

首先,因为次级债不再满足合格标准,而“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满足要求,且其与次级债基本相似,所以目前应以“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取代次级债作为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其次, 对于优先股等新型资本工具,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谋求境内发行的可能性。 再次,对于现阶段法律障碍较大的债务类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可探索境外发行渠道。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的分析, 我们发现其存在信贷粗放扩张,资本补充压力大、资本结构单一,筹资渠道狭窄等隐患,并建议商业银行调整信贷资产结构以降低风险资产规模,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以转移信贷风险,发展中间业务以减少资本消耗,创新资本工具以拓展筹资渠道, 从而在符合资本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詹细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

[2]邓鑫.新资本监管办法下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研究[J].金融监管,2012

[3]陈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研究[J].企业文化,2012

[4]杨桂苓.《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分析[J].浙江金融,2011

核心资本充足率 篇8

从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行业, 为提高我国银行竞争力, 金融监管机构颁布一系列规章办法, 强调资本约束, 要求银行资本能有效覆盖经营风险, 形成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新银行经营框架。近年来, 商业银行一直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积极探索着适合自己的提高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究竟有哪些途径行之有效, 且当前形势下采取哪种又较为切乎实际呢?

首先是外部途径, 即通过银行体系以外的资金补充资本金, 渠道有以下几种。

(一) 国家财政注资

国家财政注资是一项特殊的政府政策安排, 即通过向试点银行注入政府资金, 调整大型国有银行资本结构, 补充资本金的一种方式。2004年1月6日, 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政府向中行、建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 用于补充资本金。注资后两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4个百分点以上, 可见注资是资本充足率提高的直接途径。但在金融危机的关口, 财政注资显然无法成行。

(二) 商业银行上市融资

要想在短期内提高资本充足率, 自身积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有限。而上市能使其比较方便快捷地补充资本金, 建立起稳定的资本补充机制, 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良好途径。浦东发展银行和民生银行的成功上市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两家银行上市后的资本充足率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因此, 我国银行业纷纷通过改制上市, 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 经过股份制改造和一系列法律审批程序后, 通过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公开发行, 筹措资本, 增加核心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目前IPO能否开闸尚存疑虑, 股市低迷前行, 上市融资也不是好办法。

(三) 金融可转债

资本性金融债券一般分为三类:可转换金融债券、永久性金融债券和普通次级金融债券。发行可转换金融债券的财务费用较低, 我国曾有两家银行通过发行可转债扩充资本, 提高资本充足率。2004年11月10日招商银行公开发行了总额65亿元的金融可转债。但是, 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全流通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 发行金融可转债很容易遭到流通股东的抵制。现阶段中, 不宜采用发行可转换金融债券来充实银行资本金。

(四) 增资扩股, 引进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是指谋求长期战略利益, 愿意长期持有较大股份, 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法人投资者。引进战略投资者, 是指通过引进包括外资资本和民营资本来增加核心资本的一种方式。它不仅可以有效稳妥地通过资本市场引入资金, 同时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 在其股份制改造中, 成功地引入了战略投资者的概念, 使这一形式在中国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 补充资本来源提供新的渠道。

(五) 发行长期次级债

新协议允许商业银行发行期限在5年以上的无担保的长期次级债券工具增加附属资本。次级债券的主要发行对象是居民个人, 且债券期限一般较长, 利率较银行存款利率高。长期次级债务工具快捷、灵活, 可以迅速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 提供一个改善经营状况、调整资产结构的缓冲期。2003年, 当时实施股改上市的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不足, 不得不采取发次级债的方式来进行资本扩张。当前债券市场流动性充裕, 为适应银监会的要求, 采取发行次级债来补充资本也就自然成为银行首选。在流动性充裕的债市环境下, 发债不仅获得投资者的积极购买, 而且可取得较低发债利率, 使筹集资金的成本大大降低。建设银行于今年2月24日起发行300亿元次级债券, 充实附属资本, 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近日也纷纷表示将发行次级债券, 预计2009年银行发债补充附属资本金的呈现2003年的高潮现象。

与外部渠道相呼应, 内部补充也是持续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 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有:

(一) 大力发展资本节约型的中间业务

由于中间业务不运用或较少运用银行的资金, 一般不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束缚”, 但却可以为银行带来大量手续费收入和佣金收入。同时, 中间业务的风险非常低, 相对资产业务需占用较大的资本金资源、风险较高的特点而言,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增强竞争实力, 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一种有效形式。

(二) 减少加权风险资产, 提高资产质量

银行所持有的风险资产的数量, 是影响资本充足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 减少加权风险资产, 提高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内在途径之一。“资产证券化”可有效降低资产风险权重, 即银行可以将存量长期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 以实现减少加权风险资产的目的, 进而改善其资本充足率的大小。但资产证券化对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除少量优质的商业银行外, 一般的商业银行很难达到。

(三) 建立内部风险评控体系

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协议修改稿中允许风险管理水平先进、实力较强的大银行采用基于内部的评级方法来计算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 然后据此确定资本金的数量要求。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 也允许采用内部模型法。内部评级法考虑了每家银行独特的风险环境, 并具有更高风险敏感度, 因而计算出的资本需求量往往低于标准法, 这样银行可以维持更加经济的资本水平。

总之, 通过对上述各种途径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要在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的基础上, 重点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换债券以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这些渠道是互补的, 因此, 要按照现实可能性的大小争取利用各种途径、多种组合来充实资本金, 提高资本充足率。截至2008年9月末, 我国有192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其中, 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13.9%、12.1%和13.8%。可以说, 资本充足率、风险控制能力等重要指标的显著提高, 大大增强了我国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信心, 然而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 中国新增信贷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 贷款增速猛升会对未来不良贷款上升留下祸根。商业银行要从长远考虑, 抓住时机增加充足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质量, 从而为全球危机之下2009年的稳健运营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斌:《次级债与市场约束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经营》[J].金融会计, 2002～01[1]胡斌:《次级债与市场约束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经营》[J].金融会计, 2002～01

[2]庄少文:《深发展A资本充足率计划增至10%》[J].证券日报, 2009年3月2日[2]庄少文:《深发展A资本充足率计划增至10%》[J].证券日报, 2009年3月2日

[3]李岚:《抵御全球金融危机:银行业信心从何而来》[J].金融时报, 2008年12月25日[3]李岚:《抵御全球金融危机:银行业信心从何而来》[J].金融时报, 2008年12月25日

[4]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出台及其影响》[J].银行家, 2004 (9) [4]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出台及其影响》[J].银行家, 2004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