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向何处去

足球向何处去（精选十篇）

足球向何处去 篇1

寸土寸金, 基站天线急需瘦身

随着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我国基站天线产业也有长足的发展, 目前已经打破网络建设初期国外产品的垄断并且基本占领了国内市场。由于基站天线制造技术的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 目前基站天线产品的价格比初期大幅度下降, 产业面临着过度竞争的局面。

在应用方面, 随着站址资源的日益稀缺, 基站天线要适用于各种环境场所;人们对视觉和电磁污染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使得目前基站天线的伪装和美化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各个场景中多种形式的美化天线, 缓解了周围居民的抵触情绪, 加快了网络建设速度,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户对高质量、精细化的网络优化要求, 促生了多种基站天线的新应用方案;由于站址资源的稀缺及节能减排的需要, 国家对运营商提出了共建共享的要求, 多系统共站、共天线的问题也相应显现出来。

在技术方面, 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系统给天线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小型化、一体化、宽带化、多频段、高效率和更能适应系统各种要求的天线仍然是当前国内外天线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同时天线设计及应用还要综合考虑传播、系统、工程和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因素。

在系统的演进方面, 基站天线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也随之演进。不同系统的差异对天线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要求也带动了基站天线技术的发展。

TD-SCDMA系统作为由我国提出的第三代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已经在我国得到大范围的应用。智能天线作为该系统的一大特点, 不但保证了系统的正常工作, 也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性能。TD-SCDMA的特性使得TD基站的辐射要低于普通移动通信系统, 更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限制值, “绿色环保”也成为TD的一大特性。但智能天线尺寸的增大容易使公众对辐射形成新的辐射担忧, 通过努力, 相关基站天线厂家在基站天线在小型化和美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已经广泛使用并为多方面所接受的TD双极化智能天线有望在未来的网络建设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当前各个运营商的共建共享存在多天线共用一个平台、多系统共用一套天线的情况, 这样的场景要求基站天线具有更高的垂直隔离度。而多频段基站天线将可能大幅度减少天线个数, 减轻对铁塔或是抱杆的要求。

随着网络覆盖和容量的不断增加, 目前我国移动通信基站数已经接近100万个, 以每个基站3面天线计算, 我国基站天线保有量将在300万套, 这使得在很多地方基站天线林立, 正因为如此, 基站天线的视觉污染越来越受到重视。基站天线的特性直接影响整个无线网络的整体性能, 而其长时间的室外应用, 使得基站天线的维护量不可忽视。此外由于价格不断下降带来的基站天线质量下降和厂家后期维护力量的不足, 也将给基站天线的维护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因地制宜, 新产品多方改进

移动通信系统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基站天线技术的不断演进, 目前, 我国基站天线正朝着双极化、电调化、小型化、多频段、一体化、伪装化、智能化及低成本等方向发展。

双极化是一种组合的天线技术, 它利用电磁波垂直极化的非相干性和移动通信系统电波传输的多经等特点, 组合了+45°和-45°两副极化方向相互正交的天线并同时工作在收发双工模式下。因此其最突出的优点是节省单个定向基站的天线数量, 降低机械承载, 方便天线的安装。同时由于这种天线节省了宝贵的天面资源, 减少基建投资, 使基站布局更加合理, 所以基站站址的选定也更加容易。

电调化就是依靠电力来调整天线的下倾角度, 从而改变基站覆盖范围。采用电调天线首先可以减轻工程安装和网络优化的工作强度, 简化基站天线下倾角的调整;其次, 采用电调天线对基站的覆盖范围可以实施动态调整;此外, 机械天线调整下倾角度过大时, 天线方向图严重变形, 天线极化也发生变化, 电调天线则无此问题。

基站天线小型化、集成化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两点上可应用很多种技术;多频段基站天线是由于多频段移动通信系统的存在, 多系统共用一套基站天线。这种技术大大减少了天线个数, 但由于多系统天线指向相同, 为后期多系统的网络优化增加了一定难度。

一体化基站天线可将室内基站设备转移到室外并与基站天线相结合, 以节省室内部分的空间, 达到降低成本, 提高网络建设速度的目的。一体化基站天线以及无机房基站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化目标。

城市建设对美化环境要求和居民对基站辐射的担忧要求基站天线进行适当的美化和伪装, 基站天线的伪装化就是将天线装到一些装饰壳体内, 避免了视觉污染, 并减轻个别居民对基站辐射产生的担忧, 减少了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难度。此外, 基站天线的智能化和基站天线的低成本化也是目前基站天线发展的一大特点。运营商对建设成本的控制还要求基站天线价格不断的下降, 而基站天线就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 不断修正、前进并发展。

企业门户向何处去? 篇2

正当政府、行业和企业用户纷纷建立门户的时候，Gartner公司分析师的预测似乎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这位分析师说，到，门户产品市场将彻底消失。他的理由是，到，大部分企业将不会再购买门户产品。相反，他们将购买多功能成套产品如应用平台套件和智能企业套件，其中就包括捆绑销售的门户产品。

其实，这位分析师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他只不过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如今的用户越来越注重应用的集成，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门户的外在表现。用户在信息系统建设中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企业门户的建设和内涵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本栏目日前对近二十位用户进行了采访调查。

整合系统：建企业门户的重要原因

这里所说的 “门户”，不是指出现于.COM热潮时期，为用户提供“入口”的互联网入口网站，而是指企业信息化建设中，通过这个门户，企业的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就可以访问企业的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它提供单点登录、个性化定制、导航、搜索以及集成等多种功能特性。企业门户、企业信息门户、企业知识门户等等不一而足。看来，叫什么门户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统的整合和信息资源的有效、充分的利用。显然，整合系统是建立企业门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管叫什么门户，其实大家做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把现有的信息系统整合到一个界面中来，把公司分散的信息资源和知识内容整合到一起，实现共享，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中铁信息工程集团知识管理部部长刘洪涛表达了上述观点，并向记者介绍，铁道部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和实践。企业门户的理念首先在金融、电信等行业推广开来，目前已开始渗透到一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

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工程师赵奕认为，北京移动的门户建设无论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是超前的。具体表现在，北京移动建立知识管理门户的出发点是通过知识管理的管理方法和理论来切实提高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的作用在于管理企业信息流，将人与人、人与信息联系起来，把正确的.信息及时传递给需要它的人，以便他们对信息迅速采取行动。创造竞争优势需要开发和利用企业中的知识。

据悉，深圳移动、昆明移动等电信运营商的门户都实现了网站个性化的内容管理及与内部业务系统的全面集成。

采访调查中，90%以上的用户都表示现有的企业门户有助于解决信息孤岛、系统分散等问题。

提高效率：建企业门户的战略目标

不仅仅是北京移动，很多电信运行商都在建设门户。如天津通信公司从今年1月份开始启动企业内部信息门户系统建设。公司有关人士认为，企业门户信息系统是帮助电信运营商提升内部管理和外部运营效率的有效手段。通过企业信息门户，天津通信将实现对内整合BOSS、网管、办公等应用系统，服务于全体员工;对外，提供合作伙伴的有效接入及访问途径，将合作伙伴、供应商的业务与天津通信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有机融合在一起。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北京移动、天津通信一样，绝大多数用户都把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作为建立门户的重要目的。北京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裘孔明告诉记者，统计部门的门户建设在几年前就完成了，目前主要是实现办公、统计等日常功能，效果很好，对提高办公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车宁祖主任认为， 企业信息门户建设是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目标是解决信息孤岛、高效益地实现信息化管理。现在很多用户都意识到，信息化绝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局域网络、应用几项管理系统、购买若干台大、中、小型计算机、拥有多少套软件的问题。企业信息化建设既决定于企业战略、经营理念、组织机构、人力资源政策等战略要素，又决定于在企业内部投入方向、投入量、达到的具体目标等战术要素;既决定于服从企业总体战略规划的信息化总体规划、又决定于实际实施阶段规划和阶段目标。

采访调查中，超过80%的用户认为，现有的企业门户对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很大的帮助。

认清潮流：建企业门户切忌盲目跟风

中国冶金设备总公司目前的建设重点是OA系统建设，该公司综合处副处长吴航告诉记者，企业知识门户的建设是未来的方向，但不会是现在的重点，公司不会盲目跟风。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刘志勇对企业门户建设也持类似看法，他介绍，公司今年信息化的重点是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在采访中，只有不到10%的用户对企业门户的概念不了解，对于建立企业门户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知知甚少。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面对当前企业建立知识管理门户的热潮，提醒广大用户注意，企业信息门户与企业知识门户还是有区别的，企业知识门户是企业知识管理的门户，因此，只有当企业的知识管理初具规模，能够向企业员工提供一定数量的知识时，才有必要考虑搭建企业知识门户，为员工提供一个访问企业知识的统一入口。

王所长认为，说得直白些，企业知识门户是门面，是前台，如果失去后台实际的知识管理系统和工具的支持，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企业在建设知识门户时，要注意避免出现以下三个错误：一是，华而不实，大而无当，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却没有好的剧团来演戏;二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知识门户”的幌子，里面集成的只是一些信息管理系统，而不是地道的知识管理系统和工具;三是盲目跟风，流行“信息门户”就赶紧上“信息门户”，流行“知识门户”就赶紧上“知识门户”，连“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区别都不清楚，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需要进行“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所要管理的是哪些知识。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企业知识管理系统及应用课题”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奉继承则认为，建立企业信息门户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和内外网互动的问题。用户在建立企业门户之前一定要把各项问题考虑全面。从系统集成(SI)到企业应用集成(EAI)，发展到企业信息门户(EIP-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用户信息化水平的一步步提高。

中国足球反腐向何处去？ 篇3

革命每隔几年就来一次？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江湖夜雨十年灯，中国足球运动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地带摸爬滚打了十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十年中政府、投资人、市场、球员、教练、球迷以及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所共同谱写的壮志之歌；看不到这十年中足球魅力所孕育的巨大相关体育产业所创造的巨大社会效益；看不到娱乐足球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崭新的黑夜与白天，我们就等于抹杀了我们的过去，而一个善于遗忘的历史主体是没有明天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从今天中国职业化足球的现状来纵向观察中国足球的前和后，横向来看中国足球的左和右，我们则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我们的足球和世界水平有差距，我们的“足球事业”在崛起发展，但是我们的“足球运动”却朝令夕改，原地未动。职业化的利益我们所获不多，但是市场化的弊病却在日甚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足球，假球、赌球、黑哨风波不断，甚至于到了今天俱乐部罢赛、球员罢训、裁判罢吹、球迷罢看的乱象纷呈的窘迫局面。阎世铎说，中超联赛中有三假，一个是有的俱乐部有关联关系，打假球；第二是有的俱乐部之间搞幕后交易打假球；第三是有的俱乐部贿赂裁判打假球。中国足球，怎一个“乱”字了得！

足球困境的原因有很多种。表面上看，目前的矛盾集中到足协身上，有人观点尖锐地点明：“足协是典型的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用行政的权力行市场的方便。”对于一些弊端，足协力所不逮，而近期的一些改革举措又引发了投资人的诸多不满，有声音公开指责足协“霸道”、“自作主张”。中国足球已经不仅仅是体坛内的搏击，民间资本与行政权力之争使之沾染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开放之后，行政权力并未完全从市场中退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区分在类似于足球这样的高利润领域是不成立的，行政部门仍然大权独揽，垄断着管理权、处罚权和否决权。市场中的利益格局由于多种利益主体的加入已经形成了与行政权力互相博弈的局面，这使得处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足球产业在政治诉求、资本神话、后现代竞技精神、传统价值观、利益追求等多种力量的牵制下变得无所适从。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和职业精神的经济土壤中，这种多元的利益主体片面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如政府官员要政绩、球员争身价、俱乐部要效益、球迷要娱乐、媒体要事端，必将导致足球产业的六神无主，险象环生。体制的转换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各方利益的争执无可避免引发了足球精神的骚动，它无论如何都未能超越世俗权力的纷扰，飘荡而无所归依。

中国足坛是渐入难关的中国市场改革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大政府与小政府，还是“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的争执，其讨论的僵持和无所依归，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二元化的分析框架根本不符合利益博弈的斗争格局，无论谁进谁退最终都无法阻止革命风暴的卷土重来，因为皇帝的伎俩一旦被流氓看破，就会让流氓们滋生“彼将取而代之”的英雄主义梦想。

“11·17”生死战已经被革命者们作为向足协挑战的最终变量。倘若国足侥幸晋级，国内足球矛盾或许有所化解；一旦失利，很可能将会成为革命者另一个更好的起事契机。然而，无论生死战的结果如何，足坛真正的变革必将到来。但是，正如革命的必然性一样，真正的革命也必将是艰难曲折的。如何实现市场逻辑、政府逻辑以及球迷逻辑的和谐，如何调节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体育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将是改革最根本的问题。

资本家革命还是流氓造反？

革命在最初发难之时赢得了民间舆论的广泛支持，这其中有球众对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对足球运动痛彻肺腑的关心，也有洞若观火的观察家们对这次革命可能点燃中国社会改革风暴的期望，当然结局已经是，也必定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们的一厢情愿。

历史是肯定要发展的，革命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要不要革命，而是我们要谁，或者说谁有资格担任革命的主体？在一地鸡毛的中国足坛，俱乐部或投资人既是腐败足球的受害者，但是同时他们也是足球腐败的作俑者和帮凶。在“造反”风波中，山东鲁能俱乐部始终拒绝参加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因而被划归为“保皇派”，山东球迷的立场也倾向于足协，并且对所谓的“造反”俱乐部非常反感。在“造反派”四川冠城与山东鲁能的比赛中，有很多球迷在看台上悬挂各种各样的标语，矛头直指冠城队和“造反派”：“四川足球你姓啥？”“革命要讲理，清除实德系”、“徐明阴谋家，国安大傻瓜”、“维护安定团结，捣乱不得人心”等等。抛却球迷的非理性言辞不谈，我们从各家俱乐部的不同反应中能够看到，只有俱乐部自身的利益而非民间资本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危险，才会拿着自己贿赂别人的证据来告发被贿赂者。这种自扫门前雪的小农经济意识，严重束缚着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壮大，更无法使之结合成具有对话与谈判力量的整体资本集团。“江湖是流氓散步的后花园，而宫廷才是他们想要染指的闺房”，在终极信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窃取之后，失去敬畏之心的流氓们都会把自己想像为历史的拯救者。足球改革，乃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真正困境在于：以“民间资本”的名义，“官僚资本”在公开地掠夺。因此，这场“资本家的革命”充其量也只能是失去灵魂的革命，一场分赃不均的流氓械斗。

中国足球伤害了谁？

10月26日之后，“足坛十月革命”宣告流产。传闻中“革命派”将在11月17日国足与中国香港队的世界杯比赛之后举行“广州二次革命”。在此之前，中国足协抢先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中国足协主席会议于30日研究决定成立足球深化改革工作小组。11月4日，又在北京召开了规模浩大的球迷座谈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在中超联赛深化改革过程中球迷的建议和作用”，球迷代表来自各地方足协和俱乐部下属的球迷组织。与此同时，中甲18家俱乐部投诚，向中国足协递交了一份“公平竞赛宣言”，在宣言中俱乐部要继续维护联赛秩序，和赌球、罢赛等恶行决裂。

无论是政府的官员代表，还是俱乐部的老总们，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对不起支持中国足球的广大球迷。这是一种渗透着原罪意识的表白，但却不能掩盖令球迷们痛彻心骨的腐败与丑陋。对谁负责，首先是一个态度和意识问题，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与履行诺言的问题。反反复复的纠缠终于使球迷体味到一种“穿透骨髓的悲凉”。中国球迷的悲哀在于，倾注了激情甚至信仰的观看、参与，却没有获得来自“足球”灵魂深处的撞击。

“球迷，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风云变幻中，球迷成为各方力量竞相争取的对象。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足球的经济杠杆是球迷。在资本那里，球迷实际上不过是抽象的代码，是其实现经济指标的最终指向。市场行为中的球迷是经济力量之外的变量，却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后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政治而言，“对得起”球迷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获得球迷的支持因此就有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当我们抛却世俗的权力，以最纯然的眼光审视足球的时候，又会发现，球迷才是最真正无私的足球精神体悟者。我们不必去分析各路诸侯的真实动机，也不必去怀疑他们对球迷的诚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就此以为球迷就是最后的、真正的被害者，消除赌球、罢赛就会万事大吉。

球迷的焦虑与受伤，折射的不仅仅是足球精神归属的漂泊无着。这面透镜背后，是中国体育畸形发展的现实。

中国的当代体育事业一直被当作是权力的附庸，不断书写和塑造着民族的神话和国家的寓言，在鲜花和奖杯之后，是不堪重负的中国精神的脊梁，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金牌大国，而非体育大国。顾拜旦在《体育颂》中所讴歌的生命、美丽、健康、勇气、快乐、公平、正义、和平，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被牺牲、献身、国家荣誉、民族精神所置换。足球运动承受着同样的重量，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情感，米卢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快乐足球”只是昙花一现。足球是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俱乐部的经济利益、官员的政绩指标以及运动员的衣食之源。秉奉一种信仰的足球运动会拥有一种精神，超越了胜败输赢。倘若以理想化或审美的视角审视，那么，从足球那里获取的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和报偿，喜怒哀乐皆源于激情。但为什么中国足球的是是非非以及所谓十几年的“改革”就像是一场闹剧？中国足球凝聚了沉重的经济、政治、荣誉指称，当我们试图用心灵去体会“足球”的真正内涵时，却发现那里是茫然、巨大的空洞。

市场化不是错误，革命亦有合理合法性，然而“改革”旗号下隐蔽的利益之争的确已经让众多球迷，甚至球盲凄然神伤。一些圈外人对足球的改革颇不以为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看不到“中国”和“足球”，却明晃晃的悬挂着“权力”和“利益”！俱乐部争夺产权，旗帜鲜明，雄心勃勃，行政机构坚守阵地，毫不放松。资本与行政、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争斗控制了绿茵场上的竞技，所谓的权力寻租实质上是政治、资本对体育运动本质的寻租。向球迷献媚不过是流氓们对不能承受的舆论之重的自我放逐，而在狂欢和盛宴的背后，是体育精神的黯然缺席。

而种种关于所谓的国脚们“拜金足球”的言传，早已经使得球迷们陷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境地。当年，曾有青年队员抱着新发的阿迪足球鞋睡了一觉。足球，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梦想；然而，当“钱一多，球员的想法也开始多起来了”的时候，它就迅速摇身变为获取各种利益的流通符码。足球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权力和身份，在某些语境中，甚至成为张狂而无能的滑稽象征。世俗生活与英雄主义并非二元对立互不相容，但很多时候，世俗生活和欲望的满足，恰恰是以理想的最终破灭为代价的。任何人都无权否认他人追求物质生活的合法性，然而倘若只是津津乐道于可见可感的世俗愿望的满足，必将使身体成为理想的牢笼，使足球成为欲望的载体，令体育精神蒙羞。

中国足球圈里的“故事”历来不过是眼光向内争夺的编年史。足球，它究竟离我们的想象有多远？

拿什么来拯救你，中国足球？

革命风暴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是，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方面，当权者软硬兼施，寸步不让，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球迷大会上表示，“我们决不放权，这是原则问题！”在足协出台的八条声明里面，除了暂停升降级之外，其他如：改革必须在依法依章的框架内、在稳定的基础上、在总局和中国足协的领导下进行；加强团结，有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社会有关方面的配合，包括司法介入；中国足协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成立改革小组，积极筹备中超公司；同意公开今年中超财务预算，仅限今年；加强对裁判员的教育和管理，保证比赛中的公正执法。足协并没有做出更多有力度的举动，足协改革未有任何迹象；而另外一方面，尽管足协将2005年电视转播权重新交还给俱乐部，并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超“革命派”积极酝酿下一次革命。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危机,可持续增长

世界经济无疑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衰退, 不幸的是, 这一轮衰退还遇上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担心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无疑要受到这一轮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呢?中国从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整整三十年, 这刷新了增长时期之长、增长速度之高的历史记录。回顾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可以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土地产权改革, 调动农民积极性。我国最早的产权改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这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奠定了制度性的条件。可以说, 一夜间,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问题不仅 (很快) 基本解决了, 而且农民手中有了剩余, 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度地增加, 这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第二, 打破垄断, 搞活市场。而紧接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打破工业生产以及服务业的国家和集体垄断经营, 为我国第二、三产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繁荣提供了另一个必要条件。但是, 国内对工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很快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 打造“世界加工厂”, 以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经历了1996年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我国加大了对出口加工业的支持——除了原本在特区就实行了的减免税、出口退税、廉价提供土地、简化各种行政管理外, 还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以至于, 我国出口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07年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也相应地迅速提高, 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 频频向中国提起贸易纠纷、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在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升值约15%、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条件下, 要继续依赖于出口加工业的增长来推动我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再一次转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第四,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不管增加政府购买 (如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等) 和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率和对民众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何, 按照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 这二者对维持我国高速的GDP增长率都是功不可没的。但是, 一切都是有成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当政府赤字的边际收益等于或者小于其成本时, 就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了。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 只要驱动政府购买和投资这“两架马车”经济就必然会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增长不是GDP, 而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五, 积极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1998年到2007年,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不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而且采取了“稳健的” (实际上是积极的) 货币政策。除了常规性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 一个对国民经济影响非常大的货币政策也许要算典型的寅吃卯粮式的“消费贷款”政策的实行了。在内需不足、银行存款余额急剧攀升的情况下, 鼓励消费、促进内需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 实行消费贷款、尤其是实行商品房的按揭购买政策, 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泛滥及其巨大的泡沫准备了一个难得的必要条件。一时间, 房价节节攀升, 房地产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加。而这背后是我国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巨额贷款, 是货币供给的急剧扩张。同时, 房价虚高也成了国民关注的一个焦点, 汉语中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新词汇——“房奴”。以至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了。但是, 我国房地产业有价无市的现状, 注定其发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注定其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

当然, 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还有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的改进等方面的原因, 但它们与上述的各种原因相比, 其作用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和引人关注了。而要继续依赖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然而, 为了应对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政策——力度空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比如救股市、救楼市、提高粮食收购价、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实际上, 简单地说, 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 (直接) 原因, 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内需不足, 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 三是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需不足, 不外乎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 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即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过低的问题。因此, 要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的问题。

资源利用效率低, 不外乎是生产力水平低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要解决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 除了改进技术设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 别无他法。而这需要足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支撑, 从而需要我们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科研管理模式、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将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要解决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 必须要减少共有产权、降低产权中的共有成分, 以尽可能避免“公共草地悲剧”带来的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资源的闲置。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向发展, 否则, 中国经济只有令人悲伤和可怕的未来。

自然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可以说是制约我国持续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 在应对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 还需要兼顾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考虑。中国的小农经济、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巨大的自主消费市场特征, 决定了我国经济比西方高度全球化的、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稳定性。因此, 完全没有必要夸大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完全没有必要以牺牲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维持高速的GDP增长。

而要解决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 向西部进军, 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现有的城乡人口格局、财税收入水平和农民人均耕地几亩的资源禀赋约束下, 要让农民获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收入水平, 依赖于转移支付是不可能的。所以, 既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又要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 农民向西部 (如新疆、甘肃等地) 进军,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政府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 掀起以保护和开垦耕地以及培育水源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大开发, 这或许是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所在。这样, 还可以分流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 减轻通胀的压力。为什么我们不向美国学习他们的西部大开发呢?

第二, 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打造创新型社会。当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时, 我们很难想像社会精英会安于、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 我们很难想像会有多少人安于和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 官本位是创新型社会的天敌。当民众赋予官员的公共权力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监督时, 官本位是难以改变的;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的情况下, 在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忙于评职称、忙于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忙于挣钱养家糊口的情况下, 创新型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的经济增长要由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集约型转变, 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 培育弱势群体的谈判势力, 改变社会谈判势力结构。当社会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组织为其利益代言和有效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实施时, 要想切实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可能的。残酷的实现永远遵循着我们表面上鄙视的法则——弱肉强食。没有比较对称的社会谈判势力结构, 就不可能有比较完善的民主;没有比较完善的民主, 就不可能有比较理想的法治。当一个国家不是处于法治状态的时候, 法律产权和经济产权之间的距离必然很大, 产权必然会有非常大的部分留在公共领域, 公共草地悲剧的命运就难以回避,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就不可避免。马克思说得好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当生产关系容纳不下其生产力时就意味着必须要调整生产关系了。这是我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根本。

中国批发业向何处去 篇5

同志们：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成立以来，先后于年和2002年分别在成都和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重点批发市场总裁联席会。这两次会议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按照现代流通方式的要求，对如何调整、改造和提升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发展战略与流通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并确定了14家推进流通现代化重点联系批发市场，对于我国商品批发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两次会议不但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受到了全国商品批发市场和企业界的热烈响应。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全国企业界、新闻界、各类批发市场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探讨如何按照现代商品流通规律，进一步推进我国商品批发业和批发商品市场(或叫商品交易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会上，我们将举办首届中国批发业改革与理论发展研讨会。我相信，在全体与会代表的支持和参与下，这次理论研讨活动对促进我国现代批发业和批发市场的发展、推进商品流通现代化、开拓国际和国内市场、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对目前我国批发业的现状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到年基本完成，随着这个转变过程的不断深入，经济领域，包括流通领域的许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中国批发业向何处去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必 须解决好的紧迫问题。

(一)建立新的批发体系有所推进。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形成了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商品批发体系，这个体系以高度集中、计划调拨分配和设立一、二、三级批发站为显著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对经济建设的推进与人民生活的保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体系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严重束缚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也极大地限制了商品流通的发展。传统的商品批发体系迅速瓦解。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对建立新的批发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建立多元主体、多种方式、多层结构的批发体系方面有所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批发主体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企业产品的经营权，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允许外商进入国内的批发和分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了三大批发业主体。

一是工业企业成为批发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工业企业有了产品的自销权，加上当时仍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所以工业生产企业普遍把一部分产业资本投入商业资本，自营批发，直接获取商业利润。在不少产品领域，工业企业自身成了最大的批发业主体。

二是非公有经济逐步进入批发业，成为批发业务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先进入零售业，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逐步进入批发业，在批发业务中，一般先进入日用工业品批发，再进入生产资料批发。有的民营企业年批发钢材已达到上百万吨。目前外资已开始进入批发环节，但数量不大。

三是公有批发企业经过改革、改制，优胜劣汰，仍然是批发业务的一支主力。特别在盐、烟草、成品油、原油、粮油、棉花、化肥、农药、图书、钢材、汽车、煤炭、糖酒等产品领域，显得尤为明显，有些已成为批发代理商与批发经纪人，有些零售企业在发展连锁超市过程中，实行批零结合，也进入了批发领域。

向何处去 篇6

形势很严峻，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会发现，你的成本，主要是人工和房租与日俱增，而你的市场却可能一夜消失。这是实体书店、家电连锁、纸媒行业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你的职业生涯已经过半，你以前对未来很有把握，但是现在恐怕没有那么确定了，如果你刚走出校门，你的自我认知会在无所不能和无路可走之间来回摇摆。你比前辈们拥有更多的选择，你的前怕和后悔也就越多。

经常会听年轻人说：“我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年轻时也这么觉得过，但是现在知道是不对的。人生可以变得更糟，更糟，哪有“这辈子就这样”的好事。向下滑比向上爬容易地多。

我不是成功学讲师，耸人听闻然后兜售万能膏药。你如果想在我这听到什么具体建议，注定要失望。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可以代劳。我只能在最抽象的层面废几句话。

巴菲特的很多概念，滚雪球、护城河、内部计分卡，等等，都是在说一件事，专注长期价值。所以在中国商业机会主义的时代，没有人真正追随他。

但机会主义者终将失去机会。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如果不习惯于把战争看成一条一系列战斗接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本身就有某种价值……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两位战略家总是不谋而合。就是在机会主义的时代，绝大部分人也以失败告终，人们只看见投机成功者。

滚雪球需要的素养和抓机会完全不同。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黑暗中仍然发现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追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

当你已经确立战略，应该轻装上阵。战略也意味着放弃。如果职业生涯刚开始，几年后也将反复面临这样的抉择。韦尔奇评价：“管理上总有一种倾向：对成本这个烂苹果，每次只舍得削掉那么一点点，不可避免地，随着市场形势恶化，经理们不得不一次次回到原地再削一点点……”

乡镇卫生院补偿制度向何处去 篇7

一、第一步:以“定项补偿”政策取代“核定收支”

定项补偿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规定中确定补偿项目, 即“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经费、人员经费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由政府足额安排。定项补偿界定了乡镇卫生院支出项目和资金来源的对应关系如表一:

定项补偿政策的设计, 体现了以下几点思路:

(一) 政府举办, 资产公有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提出“乡镇卫生院由政府举办”。“政府举办”的具体实现形式应该是资产公有, 至少是房屋、设备这些固定资产应该属于公有资产。《意见》规定“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支出”由政府全额投入, 正是“政府举办”的具体体现。

(二) 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责任

对于乡镇卫生院的业务经费, 政府在补偿项目中保障了“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支出, 体现了《意见》中所提出的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承担全面责任”。

(三) 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财政保障

对于乡镇卫生院人员经费, 在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前实行的是差额补助, 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 乡镇卫生院失去了巨额的药品差价 (原卫生部《2009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乡镇卫生院药品差价收入的总额是158亿, 占当年工资福利支出总额43%) , 药品差价收入全部取消后, 将乡镇卫生院人员经费由差额补助改为全额补助是保障乡镇卫生院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必要措施。

(四) 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基本医疗服务业务经费是一项名目繁多的支出, 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购置费、卫生材料费以及坏账、赔偿、盘亏、罚没等支出, 支出的数额与基本医疗服务量相关。这项支出依靠乡镇卫生院医疗收入提供。使服务与收益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 市场机制在这个环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定项补偿”明确了政府和卫生院的各自责任, 把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结合到一起, 在操作上简便易行。但定项补偿的致命弱点是它很难摆脱按人头分配的格局。虽然在政策设计上提出了与绩效考核挂钩, 但因为这是上面拨的在编人员工资, 是皇粮, 如果真的在分配上按照服务绩效重新洗牌必然要遇到阻力和冲突。为了保持稳定,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挂钩”大多是象征性地体现一下, 基本格局还是按人头分配, 铁饭碗、大锅饭效应依旧滞留在乡镇卫生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中。因此, “定项补偿”制度只能是乡镇卫生院在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既定格局下的过渡措施。

二、第二步调整:将“定项补偿”调整为“按绩补偿”

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乡镇卫生院的补偿制度应该适时地将“定项补偿”调整为“按绩补偿”。

“按绩补偿”是指政府依据乡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服务业绩”与“基本医疗服务业绩”安排补偿。公共卫生服务按绩补偿已经运行数年, 并渐趋成熟, 这里主要阐述的是基本医疗服务的按绩补偿。

“基本医疗服务按绩补偿”的要领是按农村自然人口核定县域乡镇卫生院年度补偿总额, 按各乡镇卫生院年度诊疗人次和标准化处理结果确定实际分配额。具体操作可分以下几步:

(一) 统一规定人均基本医疗补贴标准:

政府对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标准是明确的。由于标准明确, 也就避免了执行中的随意性。但对基本医疗的补助标准却含糊不清。对于人均基本医疗的补贴, 也应该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这是“按绩补偿”政策设计的基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自定标准, 但全国所有地区, 都不得低于统定标准。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保证这一标准在全国均等实施。标准核定应综合考虑乡镇卫生院原有的补助水平、药品零差率制度的实施、以及工资物价的上涨等因素, 同时应该根据GPT增幅和财政收入的增幅, 适时调增。

(二) 测算每诊疗人次补贴标准:

各县根据此标准, 测算全县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服务补贴总额以及每诊疗人次的补贴标准。对中心卫生院和一般乡镇卫生院, 应划分为两个等级测算。

(三) 标准化处理:

对各乡镇卫生院统计的诊疗人次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避免虚报诊疗人次;其二是依据诊疗质量评价诊疗业绩;其三是合理控制人均诊疗费用。

三、乡镇卫生院补偿制度调整需要把握的几点

其一是建立乡镇卫生院收支监管中心, 严格控制支出。

当乡镇卫生院的一部分收入是依托市场交换获取的,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 公益性就有可能被削弱。为此必须在县卫生局设立“乡镇卫生院收支监管中心”, 乡镇卫生院的所有收入都应该进入监管中心的账号, 所有支出应按照审定的年度预算执行。需要调整预算, 必需经过审批。乡镇卫生院资金的所有权不变, 但对资金的使用权必需给予必要的约束。监管中心是乡镇卫生院资金的蓄水池, 只要牢牢控制住资金支出这个“水龙头”, 就能够避免公有资产流失, 控制盲目扩张规模, 弱化乡镇卫生院追求盈利的冲动。

其二是区别三个层次, 保证服务绩效。

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补偿流程应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府在年度预算中拿出多少资金投入到乡镇卫生院。这个层次的安排原则应该是按标准测算, 足额到位, 不留缺口。第二个层次是卫生主管部门如何将核定的经费分配到各乡镇卫生院, 这个层次的安排原则是联系乡镇卫生院的服务绩效, 综合考量。第三个层次是卫生院内部的分配, 这个层次的分配原则是劳酬对应、以岗定薪。三个层次应该各司其责, 各负其责。如果继续由县级财政“一竹竿插到底”, 直接把经费分配到卫生院员工, 则卫生部门对卫生机构的绩效考核、卫生机构对员工的绩效考核都将是形同虚设。

其三是区别不同地区, 因地制宜。

中国刀具市场发展应向何处去 篇8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 制造业的突飞猛进, 特别是汽车、摩托车等行业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刀具市场的发展与繁荣。据统计, 2008年我国国内刀具企业而言, 工具工业总产值和工具工业的销售产值分别达到858488.3万元和817846.2万元, 其中刀具占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我国刀具结构失衡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生产的刀具与需求不对路。例如:用户需要的硬质合金刀具缺口很大, 但高速钢刀具却生产过剩;现代制造业急需的高效刀具缺口很大, 但低档标准刀具却生产过剩。

在发达国家, 目前硬质合金刀具已占刀具的主导地位, 比重达70%。而高速钢刀具正以每年1%～2%的速度缩减, 目前所占比例已降至30%以下。金刚石、立方氮化硼等超硬刀具的比重为3%左右。

我国目前年刀具销售额为145亿元, 其中硬质合金刀具所占比例不足25%, 不仅与国际市场刀具产品结构相去甚远, 也不能满足国内制造业对硬质合金刀具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内制造业消费的刀具中, 硬质合金刀具比重已达50%以上, 供需结构脱节的问题已十分严重, 其后果是大量过剩的高速钢刀具以低价出口或内销, 同时高效硬质合金刀具却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 进口量已从2001年的0.9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4.5亿美元 (约合36亿元人民币) 。

我国目前年产高速钢材8万吨左右,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40%, 消耗了大量宝贵的钨、钼等稀有资源。这种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 使得生产的高速钢刀具大量过剩, 不得不以低价销售, 导致大量刀具生产企业效益低下。

我国目前年产硬质合金1.6万吨, 也占全球总产量的40%左右。但是, 硬质合金制品中附加值最高的切削刀片产量只有3千余吨, 只占20%。这种状况, 一方面造成国内急需的硬质合金刀具供应不足, 另一方面也使宝贵的硬质合金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从经济效益方面比较, 我国硬质合金年销售收入约5.6亿美元;日本仅为我国产量的40%, 但销售收入高达26.33亿美元, 其中刀片 (刀具) 的比重高达72%, 使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企业也获得了良好效益。我国工具工业应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2 中国刀具市场存在的其他问题

除了市场结构失调外, 中国刀具市场还存在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服务与国际不接轨

跨国企业, 如德国雄克、日本黛杰、丹麦尤尼莫克等刀具生产企业,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 这也就决定了其服务形式不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超越了只提供给客户刀具的初级销售阶段, 根据客户在生产过程中碰到的刀具方面的问题, 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 这种把销售融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高级形式已成为国外企业惯用的销售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知名刀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贵而有市, 部分中国企业虽“量大面广”却不能赢得客户的青睐的原因之一。

2.2 企业信息化道路闭塞

21世纪是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企业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将成为衡量企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网络化、信息化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办公效率、节约办公经费、加快反应速度, 还可以提供市场信息、辅助企业判断、打造企业品牌。

同时, 是否看重、懂得借助媒体宣传自己也是中外刀具企业差异化的现象之一。每次在重大展览会前后或期间, 一些国际知名企业都会借助行业媒体来为自己的企业品牌或新产品做宣传, 企业负责人欣然接受并高度重视媒体记者的采访, 但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因为“害羞”或者有所顾忌而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最终错过了宣传产品和企业的“免费”良机。缺乏“战略联盟”。

现阶段, 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刀具企业, 仅靠一家之力很难在技术和质量上与国际大企业相抗衡, 企业与企业之间需要打破“单打独斗”的局限性, 紧密联系, 优势互补, 结成战略联盟, 从而打破国外品牌企业所垄断的中高端市场。其中“中外战略合作”应该算是一种上上策, 如上工与意大利SU公司合资成立上优机床工具 (上海) 有限公司, 汉江工具有限公司与Blazers涂层公司合资成立涂层中心, 哈一工与德国PVT涂层公司合资成立涂层中心, 都是通过合作形式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2.3 资源浪费严重

有资料显示, 2007年, 我国生产高速钢约8万吨,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40%, 但是由于没有准确掌握市场供求信息, 使得生产的高速钢刀具大量过剩, 不得不以低价销售, 导致大量刀具生产企业效益低下, 还严重浪费了大量宝贵的钨、钼等稀有资源。同样, 中国年产硬质合金1.65万吨, 也占全球总产量的40%左右。但是, 硬质合金制品中附加值最高的切削刀片产量只有3千余吨, 仅占20%。从而, 一方面造成国内急需的硬质合金刀具供应不足, 另一方面也使宝贵的硬质合金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8万吨高速钢和1.65万吨的硬质合金, 最终生产出来的切削刀具的销售总量却只占到全球总量的15%, 这也充分地折射出了行业发展的粗放程度和资源浪费的严重性。

3 中国刀具市场发展的应然走向

中国的刀具企业和先进的跨国刀具企业相比, 从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似乎找不到什么优势。但是我认为, 至少有两大优势是中国刀具工业发展的宝贵条件。那就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惜这两种资源都没有被很好利用和把握, 丧失了很多发展机遇。

我国刀具材料的资源得天独厚。2003年我国生产高速钢6万吨, 硬质合金1.25万吨, 都占到世界总量的40%左右。但是, 同年我国刀具的销售额, 还不到全球刀具销售额的6%, 这个巨大的反差令人震惊。说明我国刀具产品的附加值太低。

当今发达国家的现代刀具制造业, 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兼并、重组和提高, 呈现出“高起点、大投入、规模化、国际化”的特点和集中化趋势。10家最大的跨国刀具集团, 占有国际刀具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我国刀具企业与之相比, 不论在产品开发能力、工艺开发能力、装备开发能力和营销服务水平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必须承认, 这个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赶上去的。刀具工业毕竟是一个传统产业, 和高新技术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很多技术和经验, 要依靠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我国刀具工业在近年的改革发展中, 也开始注意到根据自身条件, 准确定位, 选择合理发展模式的问题。很多大中型企业, 都放弃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 开始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特色产品和服务的比重还不够大, 转型速度还不够快。说明紧迫感不强, 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 所以改革的步伐还要加快。

在市场经济竞争中, 企业是竞争的主体, 它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负责。所以, 当前我国刀具工业的发展, 不能满足制造业的需要, 首先要从企业本身找原因, 想出解决的办法。但另一方面, 必须看到,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还很短, 市场运作上还有很多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 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有时这种影响还十分严重。必须要政、企沟通, 取得共识, 由政府出面来解决。例如, 多年来阻碍刀具工业健康发展的“劣质低价产品恶性竞争”和“不公平的投资导向”。这两大问题, 都和政府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世界先进水平就是中国五金刀具制造界努力的方向。我国五金刀具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笔者总结为四点:一、大力发展节约资源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二、改变产品档次, 争取以质取胜, 把信息技术嫁接到产品中;三、加快培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四、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摘要：目前, 我国刀具市场主要存在市场结构失调、服务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刀具企业信息化道路闭塞、资源浪费严重等诸多问题。鉴于此, 本文从目前刀具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入手, 对现存问题进行来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来相应的有针对型的解决方案。诸如, 与国际市场接轨, 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发展动向, 紧跟国际市场需求, 从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作出深入调整, 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丰富的自然及人力资源等等。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何处去 篇9

当前,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高校中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早在“十五”期间教育部就曾提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2010年5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其中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鼓励高校大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进一步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但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 与易于转化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比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重视, 甚至于达到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无人问津、无处可去的地步。伴随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改变游离经济建设之外的状态, 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有着自身的特点, 高校如何促进成果转化, 以更好的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已成为高校科研管理者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教学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向教学转化。在教学中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思想理论, 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 促进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资源共享。成果走向教学可以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 而且有利于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培养。

教学是一所高校的中心任务, 科研是一所高校发展的动力, 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 以科研促进教学是高校发展的最理想模式。高等学校的广大文科教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充分发挥自身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除少部分具有专职科研编制外多数是一线教师, 把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成果与学生分享, 最快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教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的形式有很多, 例如高校自编教材。教材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实际教学的检验, 教材编写者可以以实际的教材使用效果为参考对教材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

例如在文学、法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教材就很适合使用在实际教学当中, 我校汉语言专业教师编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 (1918-2003) 》、《文学基础理论教程》等都是在校内校外使用情况和学生评价俱佳的典型教材。

二、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政府决策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 高校的科研活动对国家和地方的综合实力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 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日渐延伸和拓展, 高校在发挥教学和科研中心作用的同时, 应不断增强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 努力提升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

2010年7月,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做了题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库作用》的发言, 发言中指出:高校学科综合、人才汇聚, 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优势, 必须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结合起来, 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

许多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以政府、企业的具体要求为指向, 有针对性的开展研究, 为政府、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成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 “文科院校可通过向政府、企业提供咨询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例, 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机构都向其寻求建议和帮助。学院因此成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的思想源泉”。近年来, 很多国内高校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社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全面的决策咨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向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建议方案———基于公共管理精神、社会医学规律、改革成本预算和风险对策分析的研究》, 为国务院开展医疗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总之, 高校要以科研成果的取得为契机,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争取早日形成高校成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支持学校建设的良好局面。

三、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大众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向社会普及转化。社会科学是解决人类要发展什么, 往哪里发展的问题, 而自然科学要解决怎样发展的问题, 文科科研成果的对象是人, 用以提高人的认识和道德水平,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要从精神、信仰、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感召和引导民众, 提高全民的人文科学知识, 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要大力提倡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鼓励教师深入基层, 了解社情民意, 在基层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寻找答案。要努力使科研成果贴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那里有最广阔的社会研究题材、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要从中提炼、汲取思想养分, 提炼出真知灼见, 进而反馈大众。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还要提倡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清新文风。成果不仅要做到内容准确充实、观点新颖, 还要在语言表达上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央视强档栏目《百家讲坛》, 节目中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 每一位主讲人都用最平实的语言使广大的电视观众能够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使大家最易接受, 从而达到服务大众, 服务社会的目的。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产业化、大众化有很多种形式, 例如建立学术沙龙、展室、美术馆、博物馆等。2009年6月, 白山市建成了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 该博物馆承诺终生向观众免费开放, 博物馆的建立是广大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科研成果的集中体现, 博物馆因此被省内多所院校确定为实践教学基地, 使大众更加方便直观的解中华名岳长白山和东北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满族那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

综上,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应该得到学校、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应有重视, 我们要使之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广大的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把服务教育教学、服务政府决策和服务大众生活为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摘要：随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 但同自然科研究成果相比,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比较难以转化, 因此得不到应有重视, 只有为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找到正确合理的转化途径才能更好的促进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长足发展。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篇10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 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 (Demographic transition)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 (1997) 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 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 (Mason, 2001;Bloom, 2001) 。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 (少儿型) —人口红利—人口负债 (老年型) ”的红利区间, 在转变的第二阶段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 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 老年人口缓慢消减, 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 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 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 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 (于学军, 2003;蔡昉, 2004;陈友华, 2005) 。

自建国以来, 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马寅初 (1957) 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 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 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 从1981年至今,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 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 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 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 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 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 (1996) 所分析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 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 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 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 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 (蔡昉, 2006) 。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 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 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 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 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 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 (1) 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 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 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 (郭琳、车士义, 2011) , 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 (都阳, 200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 (1960—2000) 的数据, 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 (2) 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 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 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 (李通屏, 2002) 。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 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 提升人力资本, 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 (3) 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蔡昉 (2008) 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 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 流动到城市, 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 (汪小勤, 2007) 。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 提高了社会总产出 (Lindhand Malmberg, 1999) 。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昉、王德文 (1999) 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 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 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 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 劳动力部门转移, 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 (农业) 向生产率高的部门 (非农产业) 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 (1998) 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 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 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 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 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 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 储蓄倾向会降低, 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 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 (1969) 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 (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 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 (1997) 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 (2006) 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 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 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 (2007) 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 Loayza et al. (2000) 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 (2004) 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 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Lee (2004) 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 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 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 (2005) 对Higgins和Willianmson (1997) 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 (2000) 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 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 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 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 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 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 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 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 同时疏通投资渠道, 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 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 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 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昉 (2012) 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 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 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 (2011) 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 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 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 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 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 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 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 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 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 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 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 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 (2003) 、陈友华 (2006) 的预测, 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 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2004) 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 他们经过模型分析, 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 (达39.4%) 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 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 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 (2005) 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 “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 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 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齐传钧, 2010) 。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 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 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

在财政包揽传统下,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 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 (高淑红, 2011) 。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 (2012) 预测, 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 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 引领消极消费结构。

王金营、付秀彬 (2006) 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 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 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 (2010) 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 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 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 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 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 (养老、护理、医疗等) 支出增加, 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 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 (钟水映、李魁, 2009) 。此外, 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 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 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 (曲兆鹏、赵忠, 2008) 。

3. 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

“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 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 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 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 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 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 (1)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 (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 , 其中95%没有养老金, 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 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 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 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 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 在带来挑战的同时, 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 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

刘元春、孙立 (2009) 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 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 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 (于学军, 2003;蔡昉, 2004;都阳, 2007等) 。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 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 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 (2011) 通过对1990—2009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 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 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 车士义 (2009) 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 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 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 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 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 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 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 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 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

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 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Francis (1997) 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 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 (1) 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 (2012) 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 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 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蔡昉, 2010) 。 (2) 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 (2005) 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 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 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 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 (2009) 从中国现实出发, 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 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 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

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 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 我们更要量体裁衣, 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 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 (2008) 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 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 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 (2009) 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 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 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 虽然大量存在, 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 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 (胡鞍钢, 2011) 。

4. 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

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 (1)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 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 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昉 (2010) 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 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 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 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 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 (1) 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 (2012) 提出以EET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 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 参考英国SERPS计划的退出选择 (contract out) 机制, 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 (2) 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 (2004) 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 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 (2012) 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 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 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 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 (2012) 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 反对证券投资, 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 (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 保证比CPI高1个百分点) 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 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 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 (蔡昉, 2010) , 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 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 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 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 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