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补偿

生态价值补偿（精选十篇）

生态价值补偿 篇1

一、生态价值补偿存在的必要性

《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与财务报告》是由ISAR通过的首份关于生态核算的指南性文件。该报告提出了关于环境会计的核算与披露问题, 以及相关会计要素的计量等。2000年, GRI将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与确认, 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内容, 进一步推动了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承接着西方先进的环境会计理论, 我国相关研究学者提出, 在传统会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绿色生态会计体系是主要的研究趋势。其中, 可将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 其要素的基本核算都要建立在传统会计核算体系的基础上, 同时, 还要建立专门针对生态价值补偿的资源核算体系, 相应的会计主体则主要是产生与环境相关的活动企业。另外, 在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具体理论和实践的同时, 还要建立相应的环境制度框架等。

党的“十八大”也为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的产生提供了政策指引, 其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发展任务。将生态价值补偿作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沟通枢纽, 即生态环境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都需要通过经济方式进行有效补偿,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即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并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建立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是必须。

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的建立

生态价值补偿是生态环境补偿的一个分支。比方说, 长江下游地区的居民需要支付一定的补偿金, 用于上游地区的水源保护, 这就是一种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建立健全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保证生态价值补偿费用的具体实施办法及时出台与更新, 使得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有法可依, 才能保障其在法律约束下, 得到有效实施。

2.完善相关补偿税制。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在从生态环境中汲取极差收入时, 并没有对生态价值的产生者做出一定的直接补偿, 同时, 从本质上讲, 该部分生态价值并没有所谓的所有权, 因此, 企业或个人在获取该价值的同时, 并没有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过程, 因此, 消费者就理所当然的享受这免费的价值。因此, 国家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对该部分生态价值进行调节与补偿。即针对那些试图免费享受生态价值收入的消费者, 通过对该部分收入征税的方式, 由政府代收代缴进而实现生态价值补偿。

3.重点扶持发展要区的能源、生态环境问题, 提高生态补偿基地的产业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仅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生态价值补偿的最低成本。人们只有从意识上提高对生态价值的重视和完善, 才能保证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只有对生态价值进行有效的补偿, 才能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有效的协调在一起。

三、生态价值补偿的会计核算

关于生态环境补偿会计核算的研究以秦格为主要代表。他从基本假设、核算内容、会计科目以及报告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 首要的就是生态资金的会计核算, 其中包括资金的进与出两方面, 即筹集与运用核算。另外, 要创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现有的经济体系并不能为经济活动与生态价值之间建立良好的核算基础, 为了弥补该不足, 就应该将生态价值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进而有效核算经济活动中的生态价值, 同时, 也指引着人们脱离只追求经济发展的僵化模式, 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1.基本假设。生态价值补偿的基本假设除了继承传统基本假设以外, 还包含其特有的一些假设。如生态系统服务有价、可持续以及存在所有权等。 (1) 有价。首先, 基于哲学角度, 商品的价值产生于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时, 就必须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必要劳动来进行修复, 进而就产生了生态服务价值。另一方面, 基于效用理论, 价值来源于物质的效用和稀缺性。毫无疑问, 生态价值对于人类是有效用的, 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优质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渐渐变得稀缺。总之, 生态服务是有价的。 (2) 可持续。目前而言, 生态系统会一直持续下去, 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推翻。其也是生态价值补偿能够进行会计核算的重要前提。其在为人类提供持续的物质资源的同时, 还要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进而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3) 所有权。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单位, 名义上并不能决定其保护的生态系统为谁提供服务, 但是, 其可以通过自身单位的尽职尽责, 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 反之, 则可能会使生态系统恶化。从该角度可以将生态系统服务的所有权归属相应的控制单位, 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相关单位可以将该服务作为资产, 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

2.会计计量。生态价值补偿的会计计量中计量属性是要重点判断的。一方面, 对于生态资产中的有形资产部分, 如树木、草地等。如果对其按照会计准则中生物资产的标准进行计量, 则应采用历史成本对其进行计量, 而公允价值则为辅。事实上, 生态系统中大部分花草树木都是自然生长, 且具有不断升值的趋势, 历史成本几乎为零, 一些通过人工培养的草地、树木,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也是不合适的, 可能造成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现象。另一方面, 生态资产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形资产, 该部分资产为人类创造的价值和效用是极其丰富的, 然而, 其历史成本几乎不存在, 即使有关单位支出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费用, 该部分成本却远远不能衡量生态环境为人类创造的价值。总之, 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来核算生态价值补偿成本是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考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虽然, 目前在生态服务价值方面的市场并不完备,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生态价值补偿。因为活跃的市场并不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必要条件。当生态价值不存在活跃的市场时, 通过合理的估价技术也可以很好的衡量其公允价值。由此看来,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非不可行。

3.会计科目。目前, 生态价值补偿的会计核算主体主要是政府、非营利组织, 因此, 其会计要素与传统要素是大同小异的, 只需在原有的会计科目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新的衡量生态价值补偿的科目, 如资产要素中加入“生态资产”科目, 并分别在收入和支出要素中增加“生态收入”、“生态支出”两个科目。“生态资产”科目主要核算生态价值, 不仅包含有形生态资产价值, 还包括无形生态资产价值。进一步地, 还可以设置供给服务、文化服务等二级科目。“生态支出”科目核算会计主体在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费用支出。该科目可以按照相关的工程支出项目进行二级科目的划分, 如退耕还林工程等。

4.会计报告。目前已经存在的关于生态价值补偿的会计报告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加一部分来披露生态价值补偿的相关内容, 即嵌入式;另一种是独立式, 即单独做一份与传统财务报告并列的生态价值补偿报告。嵌入式报告可以沿袭以往的披露原则进行报告, 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和工作量, 但是, 该部分的披露信息可能不会被很好的利用, 进而丧失了其真正的价值;独立式报告则与之相反, 其凸显了该披露信息, 彰显其重要性, 能够得到相关人员的重视,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报告的工作量。因此, 为了更好地协调生态价值补偿的两种会计报告, 我们将生态收入与生态支出的报告采用嵌入式, 而一些其他的生态资产和生态权益比较复杂, 报告内容也比较多, 就采用独立式报告的形式, 进而将其内容尽可能地进行披露, 帮助相关人士理解。另外, 在附注部分, 还要披露生态价值的评估机构、方法和相关的数据等信息, 确保生态价值的公允性, 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四、结束语

通过建立规范的生态价值补偿会计核算机制, 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与共赢, 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生态价值补偿是将生态环境限定在一个有效补偿的范围内, 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共赢的目标。从生态价值补偿的政策推进开始, 相关工作逐渐开展, 为了更高地规范生态价值补偿机制, 需要专业的会计核算进行计量确认。在此基础上, 本文通过分析生态价值补偿存在的必要性, 以及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的建立过程, 进而引出生态价值补偿的会计核算研究, 沿着会计核算的基本框架对生态价值补偿的核算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生态价值,补偿,会计核算

参考文献

[1]秦格.生态环境补偿会计核算理论与框架构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11, (3) .

[2]姜汝川.浅析生态资产的计量[J].商业文化, 2014, (6) .

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篇2

高阿荣（1995-），女，汉，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大学本科。

摘 要：结合流域及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在全国范围切实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环境资源有偿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将我国的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划分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以及通过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找出我国在这方面可以探索的创新模式，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府机制；水权交易；国际经验

一、我国目前存在的困境

我国在推行生态补偿机制的过程中，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虽然已有许多政策措施，但由于没能从机制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即使一些地方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得到协调，也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贯彻“生态目标不到位”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等情况。这也说明，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种远比想象深刻的社会利益大调整和制度创新。

下面我将综合我国的先进模式，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探讨有关水流域方面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一）主体的界定

对于跨流域调水的生态补偿，其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可以分为水源区、输水区、受水区，其中受水区的居民、企业及相关政府等是生态补偿中的补偿主体，而水源区的居民、企业及相关政府等是生态补偿中的受偿主体，中央政府通常都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具体的实施主要由水利部门为主导。

对于同一流域内而言，生态补偿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或当地政府。二是流域生态改善的受益群体，具体的又包括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消费使用者以及其他流域生态效益享用者。生态补偿的受偿主体是指流域上游的区域和其周边地区，具体也分为当地政府和为流域生态保护做出贡献的群体。

（二）补偿方式

1、政府机制。

（1）财政转移支付。把环境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生态建设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地方财政也要加大对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为扩大资金来源，还可发行生态补偿基金彩票。按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资金的安排使用，应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项目，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

（2）智力补偿。加大生态脱贫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生态移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加快农民脱贫致富进程。进一步加大力度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环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支持重要生态功能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替代产业和特色产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保型产业，积极构建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流动。

2、市场机制

（1）排污权交易。我国在90年代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起初是为了酸雨的控制。2001年9月，经多方努力，我国第一笔排污权交易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得以顺利实施。我国应稳定发展排污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所谓的一级市场是指政府进行出让排污指标配额，新、改、扩建排污单位进行购买。已知的二级市场交易，即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的交易，排污者之间的交易在二级市场进行，这是一个完备的自由交易的市場，它的交易价格以及交易规则都应该是市场化的。而为提高排污权的配置效率，政府在二级市场的参与作用应逐渐减弱，主要从有效监管、培育市场，为企业之间的排污权交易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等方面着手。

（2）建立水权交易制度。结合我国水权交易的实践，我国应该首先明析水权，合理配置初始水权，基于市场化方式实现水权的流转。鉴于我国目前长久形成的水权纷争，初始水权应该由政府依照法律，建立水权登记制度，切实做到初始水权分配的公开透明。另外，应允许水权适度流转，政府来规范水权市场。水权市场的交易可以包括水权转让，水权租赁等多种形式。

3、国外经验

（1）建立跨流域生态补偿合作机制。在德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易北河的生态补偿政策。1990年后，德国和捷克达成共同整治易北河的协议，成立双边合作组织。整治的目的是长期改良农用水灌溉质量，保持两河流域生物多样性，减少流域两岸排放污染物。我国可以借鉴其先进经验，对于跨地区的流域，可以进行区域合作，建立高效完善的合作组织机构，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目标，便于进行长效的合作。

（2）生态标记。生态标记实际上是对生态环境服务的间接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式的关键是，是否存在赢得消费者信赖的认证体系。欧盟于1992年出台了生态标签体系，建立生态标签体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类产品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逐渐推动欧盟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厂家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直至最后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危害。在我国典型的案例就是农夫山泉：农夫山泉公司认为水源地人民为了保护水源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经济发展，正是有了水源地人民无私的付出，才有农夫山泉天然水的优良品质。农夫山泉希望能为水源地的环境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在每瓶农夫山泉的瓶体包装上写有每瓶水中拿出一分钱捐献给水源地的标语。

结语

生态补偿牵涉的相关利益主体众多，补偿范围的界定、补偿费用的征收等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各水源保护区也应结合自身特色和发展条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保护动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常亮.基于准市场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辽河流域为例[D].大连理工大学，2013：38.

[2] 李国平，张文彬，李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契约设计与分析[J]，经济管理.2014，（8）.

[3] 李国平，李潇，汪海洲.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效果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3，（4）

[4] 徐涵，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以上海市淀山湖地区为例.辽宁农业科学，2015-04-18.

[5] 欧阳志云，郑华，岳平8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与措施[J]，生态学报，2013.

[6] 郑志国，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补偿机制.南方经济.2015-04-25.

区际生态补偿的价值基础与评估 篇3

资源环境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法律属性。自然属性包括天然性、有限性与稀缺性、生态性和区域性等。经济属性包括具有使用价值、能够以货币计量和具有可收益性等。法律属性包括资源资产产权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性, 资源资产的使用权可以依法交易等。资源环境价值是生态资源环境经济属性和法律属性的体现, 是资源环境的直接价值。实现区际生态补偿的基础首先即在于资源环境的价值, 这是因为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很大程度上依靠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进行评估。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及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 马克思认为,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 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基于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 “如果它 (指自然资源) 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 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 而不形成交换价值, 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 如土地、风、水、矿物中的铁、原始森林的树木等, 都是这样”。应该说, 这种看法是受制于马克思当时的历史局限性, 并且, 就劳动过程而言, 显然, 仅有活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拥有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提供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其中, 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信息, 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而, 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 是所有或全部相关生产要素直接创造和构成的。但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对这一认识加以明确化, 即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资源环境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然产物, 不是人类创造的劳动产品, 没有凝结着人类的劳动, 因此没有价值。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前苏联以至我国建国之初都把自然资源视作“无价”, 形成“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怪圈, 对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环境与其他有用物品一样, 都具有使用价值并且应该是有价的。

效用价值理论是从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角度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效用价值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前主要表现为一般效用论, 自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表现为边际效用论。从一般效用论的角度来看, 效用是价值的基础, 有效用就有价值。自然资源环境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人们不同的需求和欲望——有水、阳光、空气人类才能生存, 有各种矿产能源林木人类才生活得更好。因此, 对人类来说, 自然资源环境是有价值的。边际效用论者从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估价引出价值, 并且认为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量, 即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价格则是买卖双方对物品的效用进行主观评价、彼此竞争和均衡的结果。因此, 各种商品的价格之比就应该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从经济学的角度, 环境价值可由环境质量变化引起人们福利变化来衡量。当环境质量改善时, 使人们的经济福利增加, 产生了环境效益。反之, 当环境质量恶化, 产生环境损失。对于人类而言, 有效用 (价值) 的是耗竭性资源, 特别是不可更新资源。空气、阳光和水等非耗竭性资源由于数量无限, 使人的欲望可得到完全满足即达到欲望饱和状态, 这意味着欲望强度递减到零, 从而满足该欲望的物品效用 (价值) 也完全消失。但必须看到, 耗竭性资源却存在着绝对数量的有限性, 并且由于人口和生产活动的增加、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行为, 使资源环境出现了短缺现象;更由于时空分布的差异, 导致在不同区域不同时点上会出现资源环境的缺乏。人对资源环境的需求欲望不能达到饱和状态, 并会随着资源环境的绝对和相对的缺少而增大欲望。因此, 资源环境对人而言是有价值的, 当然, 其价值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因对不同主体效用的变化会有所变化。

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一种间接价值。生态系统的正外部性、非排他性等属性, 导致对生态资源环境的享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免费搭车”的问题。区际生态补偿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对一区域生态正外部性外溢的一种补偿。外部性原理和公共产品理论是认识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 其价值包括资源环境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长期以来, 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资源环境价值, 而其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等的生态服务价值往往被忽略, 但实际上环境对人类而言, 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远远大于资源环境价值。理论上讲, 补偿标准应介于资源环境价值与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的价值之间, 但实践中, 补偿标准的设置更趋近于资源环境价值, 往往导致补偿不足。因此, 可以在资源环境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中间值。

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 环境与生态显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混合资产 (Composite Asset) , 它提供了支持生命的体系并维持人类生存, 也提供生产商品的原料及能源, 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与利润来源 (Hussen, 2001) ;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还体现在直接供应了人类消费, 如保护土壤肥力、净化环境、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等。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概念框架工作组报告《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评估框架》 (2003) 中指出,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 这些效益包括供给功能 (如粮食与水的供给) 、调节功能 (如调节洪涝、干旱、土地退化等) 、支持功能 (如土壤形成与养分循环等) 和文化功能 (如娱乐、精神、宗教以及其他非物质方面的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功能是有区别的, 评估时应避免重复计算。生态系统提供的是服务还是产品也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必须加以关注。此外, 还应区分由生态系统直接提供的服务与通过人类干预后提供的服务, 通过这种区分可以使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方了解他们所获得的是哪一类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因其影响范围大小有别:规模较小的区域级生态服务, 如小流域生态保护所提供的水质调节;国家级生态服务, 如大面积、跨省域的流域、森林、湿地等;国际级生态服务, 如全球生物多样性、国际水域及大气保护等为全球提供的共同利益。

人类在获得生态系统的这些服务价值时, 必须在生态系统能有序自我恢复的范围内, 否则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在人类发展历程上, 因为对自然生态系统利用过多、改造过大而带来生态平衡被破坏以至影响人类生存安危的事例层出不穷。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能力进一步增强,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了较大损害, 也威胁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才能恢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成为人类构建一个适于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充分必要条件。近年来, 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纷纷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保护与恢复制定了补偿计划。其中最常见的是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即PES系统 (payments for ecosystem) 。生态系统服务补偿是指由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对提供者进行补偿, 这里所提到的补偿通常是指经济补偿。生态系统服务补偿原则是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一种补充, 这一措施包含着界定生态功能与服务, 量化这些功能与服务, 支付安排的方式及引导生态补偿的驱动力等三大基本要素和公共支付、市场导向的补偿等两种方式。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 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较大的区域空间差异。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环境“产品”, 不仅包括各种自然资源及能源, 还包括各种生态服务功能, 以支撑东部经济发展。作为我国江河源头、水土流失敏感地区和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西部地区为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了极高的物资成本、劳动力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东部发达地区作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享用者, 并没有付出多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成本。这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与受益在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及其投入不对等, 导致不同区域在生态环境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 打击减弱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供者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 有必要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方式来调整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环境利益关系。从国内外的实践探索来看,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是可以评估和量化的, 而且也形成了一些测算标准和方法, 这为生态补偿的建立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当然, 也不仅仅是东西部之间如此, 在相邻省市区之间, 生态系统服务的施与得更为明显, 不同区域可以通过协商合作来体现区际生态补偿。

三、区际生态补偿的价值评估

基于对资源环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析, 可以建立区际生态补偿的总体计量模型。从经济上讲, 必须在对特定区域的区际生态补偿中, 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环境固有利用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P0, 以及对受破坏生态环境进行恢复、重建以维护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治理性补偿Pc。

自然资源的价值P0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资源本身的内在价值P1, 二是人类投入劳动改造自然资源所产生的价值P2。即P0=P1+P2。

生态补偿不仅指生态资源的本身内涵价值P0, 也包括了环境污染破坏者对受到破坏环境进行综合长期治理所花费的代价Pc。即生态补偿总额P=P0+Pc。该公式在实际运用中, 可以根据不同资源在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区际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区际生态补偿措施实施的难点。目前, 资源环境滥用的问题很严重, 主要由于缺乏合理的资源环境价格体系, 特别是区域资源环境价格差别较大。因此, 应该在区域层面上协调核算资源环境价格, 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 这种制度应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效益的需求水平间寻求平衡点。区际生态补偿涉及到不同区域不同生态功能区的定位, 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生态价值不同的购买体, 而且还涉及到不同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同损害者。不同性质的生态补偿所涉及到的补偿范围、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以及补偿标准都会有所不同。具体来看, 区际生态补偿金的核算涉及到地方政府、民间团体、企业、居民等多个利益主体和国家财政部、环保总局、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多个部委, 并且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生态补偿涉及的问题差异较大, 因此要确立一个唯一的生态补偿金计算方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区际生态补偿, 必须区别对待, 分类解决。现有的生态补偿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客观评价法OVA (objective valuation approach) 和主观评价法SVAsubjective valuation approach) 。客观评价法是基于客观的市场价值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 一般比较常用的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主观评价法是基于一定人群的主观评价来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 一般常用的是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表1对生态系统价值主要评估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摘要：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资源环境具有投入产出的外溢性, 区域生态资源环境变化与相关区域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 但如何促使环境受益地区对付出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进行合理补偿, 关键在于进行科学合理地定量。即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与核算为现实中的生态补偿提供实际可操作的价值估算依据, 增强生态补偿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情不一, 因此, 唯一的生态补偿计量方法并不实际, 应该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和模型框架的基础上, 结合各资源环境承载区的实际, 研究探索定量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评价体系。

中山：生态补偿迈开步 篇4

近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实施，这标志着中山市成为广东省首个建立基于区域综合平衡开展资金筹集模式生态补偿机制的城市，也是新《环境保护法》颁布后广东首个制定统筹型生态补偿政策的地级市。

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如何确定？补偿资金怎样筹集、怎样分配？请看本刊记者专访。

下定决心，实施“统筹型”政策

走进中山市“市肺”——五桂山生态保护区，大片的林地郁郁葱葱，青山、绿水，漫步在乡间小道上不禁让人心旷神怡……青山绿水让人心生向往，然而，美景的背后却是经济发展受限，村民们有“苦”说不出。

“我们村每年收入两百余万，也就能勉强应付交通、治安，帮村民交医保社保和粮食费用而已。”五桂山南桥村村长向我们透露。原来，自从南桥村被列为五桂山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工业、禽类养殖业发展受制严重，整个村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这仅仅是中山生态补偿机制下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中山的生态补偿相较于其他地区标准较低，基本农田每年只有50元/亩的补贴，公益林则更少了，还不足50元，采取的模式也是传统的市财政按照1：1配套省财政生态补偿资金的纵向生态补偿制度。

“中山原有的生态补偿要素只有基本农田和公益林两种，原有的机制是两个要素分开来实行补偿的，有些镇区要不就全是农田而没有公益林，要不就都是公益林而没有农田，这样一进一出最后还要掏钱出来。而像小榄这些镇区没有农田没有林地而有大把机会来发展经济，不用配套资金来保护生态，这就与生态补偿的原则相违背了。”中山市环保局副局长杜敏向我们透露。

为完善中山市生态补偿机制，7月31日，《意见》正式出台，中山成为新《环境保护法》颁布后广东首个实施“统筹型”生态补偿政策城市。

有别于以往以公益林、基本农田为补偿对象的单要素生态补偿，中山建立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下的统筹型补偿政策，将基本农田扩充为耕地，将各镇区的公益林和耕地面积两者结合，综合计算生态补偿资金。

经过民意调查及多次论证，中山最终确定了提高基本农田和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到其他耕地，逐年提高标准，三年后达周边城市平均水平的方案。即2015～2017年，基本农田生态补偿分别执行100、150和200元/年·亩标准，其他耕地生态补偿分别执行50、75和100元/年·亩标准；公益林生态补偿方面，分别调整为80、100和120元/年·亩。

体现均衡，创纵横结合机制

标准提高了，省市配套的资金数额却是基本固定的，这部分差额又该如何补齐？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的要求，2014年1月，中山市委提出要“结合主体功能区建设，探索建立分区域激励型财政政策和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机制”。

“中山全市的面积有1800平方公里，我们将全市的公益林和耕地面积相加再除以全市面积得出平均数；同样的，各镇区的公益林和耕地面积相加再除以全市面积得出一个数，再与平均数相比较。”杜敏表示，新机制下将各镇区的公益林和耕地与镇区面积的占比总体考虑。中山共有15个镇超过了平均水平，9个镇低于平均水平。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15个镇区可获得补偿资金，9个镇区则需提供资金，创新建立起“市财政主导，镇区财政支持”的纵横向结合模式。纵向，市、镇（区）财政按4：6比例分担生态补偿缺口资金；横向，实行均一化生态服务付费模式，各镇区根据其生态补偿责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上缴市财政，通过市财政统筹，将生态补偿资金划拨到各镇区，从而实现镇区间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现区域均衡与公平。

以2015年为例，全市生态补偿资金将约为10422.8万元，其中省财政补贴1418.8万元，市财政负担5235.1万元，镇区财政负担为3768.9万元。南区、五桂山、东区、南朗、三乡、神湾、黄圃、民众、坦洲、三角、横栏、阜沙、沙溪、板芙、大涌等15个镇区可以获得生态补偿资金；石岐区、火炬区、西区、小榄镇、古镇镇、南头镇、东凤镇、东升镇、港口镇等9个镇区需要提供生态补偿金。

部门联合，建动态评估模式

“以前是单部门作战，现在是多部门协同开展生态补偿工作了！”

据杜敏介绍，中山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的框架上，下设耕地生态补偿实施小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实施小组、组织协调工作小组和督导小组四个工作小组，分别由市国土资源局、林业局、环境保护局、财政局牵头，其他部门参与配合的组织作战形式，各部门间相互配合。

新的标准、新的模式、新的作战形式都有了，就看实施结果。为了让生态补偿机制更具科学性，实施结果更符合人意，中山市还建立了动态评估机制，2015年～2017年为评估初期，后期则五年开展一次，分别从三方面开展评估。

一是补偿要素的增加。“初期的补偿要素为公益林和耕地，往后会通过调研，适当增加补偿要素。”杜敏透露，未来将争取在2017年启动饮用水源保护和重要集中式环保设施周围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像全市生态环保工程、垃圾处理厂、生活污泥处理厂等都会被考虑进去，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的效果与中山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相适应。

二是评价标准的完善。随着生态补偿新政策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全面实施和生态控制线的划定，择机研究制定基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综合性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体系，对标准重新评估调整，调整后滚动实施，确保生态补偿政策契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生态价值补偿 篇5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理论在矿产资源保护中的运用, 是指因矿山企业开采利用矿产资源的行为, 给矿区周围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矿业城市丧失可持续发展机会而进行的治理、恢复、校正所给予的资金扶持、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策优惠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1]。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1) 因矿产资源的合法开采而给矿产资源重复利用造成的破坏, 由矿山企业对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作的补偿;

(2) 因矿产资源的合法开采而给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破坏, 由矿山企业对矿区居民作的补偿;

(3) 因矿产资源的不适度开采而给矿产资源永续利用造成的破坏, 由矿山企业对“后代人”作的补偿;

矿产资源开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不断地改变和影响周围的环境。由于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机制的尚不明确, 矿产资源开采者和经营者没能主动对开采造成的破坏进行修复和治理, 矿区人民也因资源开发导致的土地沉陷和水质的恶化而加剧生活或生产的发展机会成本, 因此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迫切, 而且必要。

2 矿产资源开发综合治理的相关法规、政策

2.1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相关法规、政策

多年来, 国家十分重视建立完善有关矿山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相关规定及法律法规。为此国务院颁布了《矿产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环境保护法》、《土地复垦规定》及《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通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件。

1996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 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防止污染环境。开采矿产资源, 应当节约用地。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 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 应当负责赔偿, 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1996年8月,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

2000年国务院颁布《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2003年颁布的促进西部开发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纲要指出:“坚持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使用谁付费制度。要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利, 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建立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 为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筹集到充足的资金, 以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005年8月, 《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提出探索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机制, 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本地矿区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 明确治理责任, 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实到位。新建和已投产生产矿山企业要制订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 报经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对废弃矿山和老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积极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多渠道融资方式, 加快治理与恢复的进程。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应尽快制订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政策, 积极推进矿山生态环境, 恢复保证金制度等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起, 环保总局己开始推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先后在河北、辽宁等省 (区) 的685个县 (单位) 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试点。2005年以来先后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制订了煤矿开采的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联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制定《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开展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 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政策建议。

2007年9月, 为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环保总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 将在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等4个领域,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从而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后由国务院颁发的文件决定, 明确的提出了“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受益、谁补偿, 谁污染、谁付费”的生态补偿原则, 这是环保总局首次对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发布指导性文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 将通过试点工作, 建立重点领域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探索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 推动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2.2 我国矿区生态补偿机制现状

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引下, 云南、江苏、福建、广西、内蒙、陕西、贵州等省纷纷颁布实施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1983年至2005年, 全国17个地方已不同程度地开展生态费征收工作, 并分别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

1983年, 云南省以昆阳磷矿为试点, 对每吨矿石征收0.3元, 用于开采区植被及其它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费用, 取得了良好效果。

1989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江苏省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业收费试行办法》, 规定对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业开始征收矿产资源费和环境整治资金, 征收标准为销售收入的2%~4%, 并规定由环保部门管理和征收[2]。

1990年1月2日起, 福建省对煤矿征收生态环境保护费, 标准为每吨煤0.5元。

1992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选矿环境管理办法》, 对采选矿产和煤炭征收排污费 (实质为生态补偿费) , 标准为销售收入的5%~7%。

1993年, 国务院批准在内蒙包头和晋陕蒙接壤地区的能源基地实行生态环境补偿费政策, 从而开始了较大范围的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神华集团以每吨煤0.45元作为环境保护费, 同时神华集团神东分公司争取国家补助每年2000万元, 共计10年用于矿区生态重建。

1997年1月陕西省颁布《陕西榆林、铜川地区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管理办法》, 规定对在该地区从事资源开发, 利用矿产品进行加工生产及向省外运输能源的一些单位和个人须按月缴纳生态环境补偿费。

1999年贵州省从每吨煤炭中收取5元用于植被恢复。

以上等省份颁布和修订了矿山环境管理办法, 并明确了建立与完善矿山环境评价和矿山修复保证金制度。此外, 2004年辽宁省等地方还在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 对矿山闭坑实行环境保护验收和生态审计。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矿山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 但由于我国尚未健全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迫使地方的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缺少相关的法律依据和科学政策的指引, 还存在以下问题:

(1) 矿区生态补偿收费的缺乏严格法律依据, 导致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界定、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规定不明确。补偿是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权利、义务、责任的重新平衡过程, 实施补偿首先要明确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身份和角色, 并明确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内容。目前涉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法律法规, 都没有对利益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 对其在生态环境方面具体拥有的那些权利和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 强制性补偿要求少而自愿补偿要求多, 导致各利益相关者无从根据法律界定自己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权、利关系。

(2) 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尽管规定了“矿产资源开发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并明确要求矿产资源开发应该保护环境、帮助当地人民改善生产生活方式, 对废弃矿区进行复垦和恢复, 但在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 (财建[2001]809号) 中却没有将矿区复垦和矿区人们生产生活补偿列入矿产资源费的使用项目。

(3) 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例如,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策, 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 而不是开采量, 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滥采滥用, 造成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3], 从而更加加剧对矿区居民生活的影响。

3 矿区生态补偿的实现形式

矿山企业在开采矿藏、享受矿产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 侵犯了周围居民的环境权益和可持续发展。对这种外部不经济效应的治理成本应当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 让污染制造者为经济行为的不经济性“买单”, 促使矿产品价格体现生态环境的价值。因此矿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形式包括:

(1) 矿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方式应多样化

补偿方式多样化的必要条件是补偿方式尽可能地繁多、丰富多彩, 不同的补偿方式尽可能自由组合, 形成众多的新补偿方式;国内外的生态补偿制度实践, 曾创造了纷繁多样的生态补偿形式, 归纳起来, 可有如下五大类:资金补偿、政策补偿、实物补偿、项目补偿、智力技术补偿[4]。

资金补偿是最为常见, 最为直接的补偿形式, 它又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 例如:补偿金或补助金、税费优惠、低息或贴息信贷优惠、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政策补偿是中央政会补偿, 受补偿者以利用这种政策优惠而受益的方式得到补偿。例如制定优惠的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土地产权政策、清洁能源开发政策等。这种利用制度资源和政策资源实施补偿的方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特别是在补偿者资金十分贫乏, 经济比较薄弱的情况下, 这种方法更为切实有效。实物补偿是运用物质和其他生产生活要素所进行的补偿, 这种补偿可以提高这些实物的利用效率, 使在别处闲置的物质在民族地区得到充分利用。项目补偿是指通过在矿区周围投资举办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 以减轻当地财政压力的方式实现的补偿方式。智力补偿是指免费或以优惠的形式为受偿地区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指导等援助、为受偿地区培养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输送各种急需知识和人才, 以提高受偿者生产管理水平和各种技术能力。

通过补偿方式的多样化, 大大增加补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能强有力地刺激补偿的供给和补偿的需求, 促进补偿供给与补偿需求良性动态关系的形成和维持。

(2) 矿区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应当是造血式补偿形式

从补偿形式效果的短期与长期来看, 上述生态补偿的形式可以相对地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输血式补偿形式, 即资金补偿、实物补偿;另一种是造血式补偿形式, 即政策补偿、项目补偿和智力技术补偿。从现实来看, 我国矿区的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支付形式实现的。所以, 许多人认为, 生态补偿应当以资金补偿为主, 例如, 生态补偿的方式既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实物、人力、技术等, 但应以金钱补偿为主[5]。但是输血型生态补偿机制无法解决发展权补偿的问题, 无法解决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上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问题以及补偿额度难以量化的问题。所以, 从长远看, 矿区的生态补偿形式选择还是应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只有如此, 才能使环境资源保护区的受补偿者充分发挥其发展经济的潜能、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形成造血机能与自我发展机制, 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最大限度地解决经济发展潜能的激活和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实现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矿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但其背后则是长期以来“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错误思想导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环境损坏的外部成本没有计入生产成本, 资源开发过程中企业与地方利益的不均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不一致等多种矛盾的综合体现。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 也不仅仅是对生态破坏所带来的损失进行赔偿, 而是要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这项制度的建立, 确立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态保护和恢复的资金渠道, 进而体现环境风险与责任共担的原则。尤其是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山区, 矿区生态补偿的形式应多样化, 它可以是金钱、食物、基础设施方面的补助, 也可以是技术培训、提供就业、信息、赋权、贷款等方面。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有时候金钱的补助形式未必是最好的, 农户时常更重视获得技术培训、贷款、赋权等。在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 应根据实际情况, 结合当地老百姓的需求探索出最恰当的生态补偿形式, 既有利于生态补偿顺利进行, 又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摘要：从矿产资源补偿机制的有关理论入手, 在分析了中国矿产资源补偿机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分析矿区生态补偿的社会补偿形式应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和造血式补偿形式, 完善矿产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生态补偿,矿区,社会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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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国泰, 高鹏.中国生态环境补偿费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环境科学, 1995 (6) .

[3]姚明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J].中国科技投资, 2006 (8) :50-51.

[4]洪尚群, 吴晓青等.补偿途径和方式多样化是生态补偿基础和保障[J].环境科学与技术, 2001, 24:40-42.

西部生态环境的生态补偿分析 篇6

一、西部生态环境发展现状

西部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区域完整性系统的存在是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耦合, 因此可以把约占全国国土面积71%的西部十二省的生态环境视为一个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演替大概经历了原始型区域生态经济结构、掠夺性区域生态结构和协调性区域生态经济结构三种类型。而目前西部生态环境这一系统正在逐步转向积极地协调性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可以看出, 这个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黄土高原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寒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地区, 其生态环境脆弱、复杂、矛盾突出, 水土流失、荒漠化、生态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捉襟见肘。同时西部又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湖泊、湿地、草原、林地等生态区众多, 许多地方属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的生态区, 同时还存在诸多的自然灾害, 地震、泥石流等频发的地区。面对这些状况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生态补偿与生态重建措施的补救实现西部生态经济系统的完整性和协调性。

一个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主要受制于人口、环境、资源、科技四种要素, 西部生态经济系统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较少的人口但同时面临着的环境的恶化和科技的不发达的现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四种要素作为一种资源具有资源的稀缺性, 也就决定着这些要素无法满足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 所以需要建立一系列适合于协调性区域经济结构发展的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来逐步克服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机会主义成本。

西部生态环境作为中东部地区的生态屏障和全国资源开发的主要供应地, 特别是三江源等高原冰川地区对于区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十分重要。三江源拥有丰富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区域之一, 并为中国和世界提供高价值的生态服务。其对区域气候变化甚至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突出, 主要表现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的影响, 因此其重要性与生态地位不言而喻。

总之, 西部生态经济系统具有其明显的特殊性, 西部的生态环境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 其生态作用与影响范围较广, 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修复并不能由西部独立完成。因此生态补偿的机制、模式和发展方向应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统筹全局, 避免出现照搬照抄的形式主义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后果。所以西部生态经济系统面临着局部改善、整体脆弱, 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阻碍的现状。

二、西部生态补偿的现状及问题

1. 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生态系统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 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生态破坏和发展机会成本等因素, 运用财政、税收、补贴等市场手段, 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破坏者的利益关系。生态补偿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领域、多学科的创新理论, 涉及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生态学的生态环境价值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还有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 所以中国生态补偿的理论需要在特定的国情、国策等一系列客观环境和制度机制上进一步完善。

2. 生态补偿的机制

“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 认为木炭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沃足够用一个世代时, 他们怎么会关心到, 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 在自然辨证法论文中, 恩格斯所要揭露的正是生态环境所遭受的掠夺性破坏, 因此有必要对具有强外部性的生态环境设置相应的机制以满足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要求。

建立生态补偿的机制就是要求生态经济系统成为一种协调性的自适应系统, 而构建这种机制就需要一定的制度来维系。康芒斯认为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 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由于存在个人的公共物品偏好和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 因此就形成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冲突, 所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的确立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强制或约束个人行为, 由此减轻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

构成生态环境的江河、草原、湿地等是典型的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不是由个人控制的, 并且不可以付费就使用。由于自由使用的原因, 外部性就产生了, 当前对资源的过度使用损害了那些可能在未来使用他的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社会边际成本大于个人边际成本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负外部性, 大规模的环境恶化正是负外部性的表现。但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 (1960) 一书中明确提出交易成本存在, 生态补偿的机制运行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来完成, 主要包括财政补偿、政策补偿、教育补偿等方式, 根据科斯第二定理, 生态补偿的制度形式会带来不同的生态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生态补偿的绩效关键在于生态保护成本与环境治理成本。

由于生态公共品外部性的特性,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 因此政府便成为了生态补偿的主体。政府需要对特定对象包括保护者、受益者、破坏者等制定一系列的规则, 那么作为个体关注的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激励。在经济学中, 重要的是激励 (incentives) , 而不是用意 (intentions) , 好意的行为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7]。所以一种合适的激励机制无论对于政府还是补偿对象利益双方都是生态保护成本最低和生态资源配置效率最优。

可以看出, 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态公共品的外部性和减少公地悲剧的发生, 所以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

3. 生态补偿的瓶颈

生态补偿机制在运行时需要克服一系列经济生产性活动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外部性, 因此生态补偿就面临着生态承载力同经济生产性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瓶颈制约。

生态承载力又称生态容量, 是指在不损害有关生态系统的的生产力和功能完整的前提下, 可无限持续的最大资源利用和废物生产率。在市场自发条件下, 生态承载力同生态经济系统所能提供的供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与消耗废物的生态生产性土地 (ec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合作博弈, 具体表现为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两种零和博弈, 而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是生态赤字的问题, 所以生态经济系统所面临的生态承载力同生态生产性用地的取舍问题构成了对生态补偿的要求。

另一方面,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KEC) 的倒U模型说明了生态环境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不均衡等一系列有关生态承载力的关系。KEC模型假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随着收入的上升污染水平又会下降[9]。这一模型揭示了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博弈的关系, 表现为先污染后治理式的经济发展还是环保式经济发展的选择问题。这同样是西部生态环境所面临的生态承载力同生态环境保护的选择问题。

人类生活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自然, 人类要想可持续的生存必须生活在大自然的承载能力之内。陈洪进, 严志强也认为生态环境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自然承载人类影响的能力和自我恢复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生态经济系统要将生态系统的价值反馈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保护上, 形成一种生态自组织系统以促进系统内部主客体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实现均衡和正外部性的影响, 最终使生态经济系统运行时不断克服生态补偿机制运行时的瓶颈制约, 实现经济系统生态化、生态系统经济化的可持续发展。

4. 西部生态补偿的现状

目前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9) ,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2000) 、《退耕还林条例》 (2002) 等基本法律制度或纲要和各地方条例。同时《生态补偿条例》草案成型正等待审议通过, 可以说是对生态补偿机制与实施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但是目前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采取财政转移支付补偿方式, 同时存在着农牧民保持生态效益的动力不足、毁草毁林现象频发的现象和补偿资金的支付不到位、支付年限存续问题。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 国家实行退耕还林资金和粮食补贴制度, 在一定期限内无偿向退耕还林者提供补助。具体主要是, 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和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分别是每年每公顷2250公斤和1500公斤, 现金补助是每年每公顷300元, 种苗和造林费补助标准为每公顷750元, 补助年限为5年到8年。2007年到期后, 国务院下发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现金105元;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现金70元。原每亩退耕地每年20元生活补助费, 继续直接补助给退耕农户, 并与管护任务挂钩。补助期为:还生态林补助8年, 还经济林补助5年, 还草补助2年。同时国家又对相关配套措施进行了规划和调整, 但从整体上看, 退耕还林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状况长期难以改变, 退耕还林政策处于拉锯战的状态。

纵观西部生态补偿大局, 以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还正在完善中, 其他方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等参差不齐, 与其对应的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面临着长期难以改变的格局, 西部生态补偿的现状不容乐观。

5. 西部生态补偿的问题

从退耕还林政策到全国大范围的进行生态补偿, 在区域性的生态补偿中, 补偿资金、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原则等方针措施上各地区还存在争议, 补偿资金被挪用、农牧民无法得到真正补偿的现状依然存在, 各方面生态问题依然严峻, 所以实施有效的生态补偿策略、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区域有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和流域环境的保护, 但目前还没有全面深入各领域, 因此生态补偿的实施还没有囊括各个方面, 缺乏必要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性。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的退耕还林工程运行十多年来成效显著, 农牧民生活改善、退耕面积扩大、水土保持有所改善, 但又面临着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因此生态补偿需要巩固生态补偿的阶段成果和因时制宜、推陈出新的指导方针与政策, 另一方面针对生态补偿的后续问题所要进行的科研、策划、科技等方面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有效性和及时性。针对经济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承载力的现状, 西部生态补偿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三、健全西部生态补偿的新对策

1. 建设生态价值观

促进经济系统生态化、生态系统经济化和生态补偿有效化, 首先要建立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主要表现为生态补偿客体在精神层面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深入认识, 通过政府完善的政策导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的认知和全方位的生态补偿驱动, 以此形成一种自觉主动维护生态环境的心理共识, 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 加速生态产业化的建设, 更有效地的实现与创造生态价值。!!!!!!

2. 实行生态的对口补偿!!!

生态补偿要建立一套对口补偿、横纵结合的补偿制度, 即通过中央对地方、发达地区对发展地区和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横向与纵向结合政策, 明确最直接的补偿主体, 对西部生态补偿区进行对口补偿。当前生态区补偿不对口正是生态补偿难见成效的最主要原因。不合理的生态补偿政策即使耗费再多的保护治理成本也难见成效, 因此补偿的针对性、科学性对于西部生态经济系统的补偿激励机制的作用至关重要。

3. 寻求生态补偿的帕累托改进!!!

生态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与发展由于存在路径依赖, 同时政府方针政策又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因此当生态经济系统面临市场失灵时, 就会导致市场引导、政府干预并行的方法也无法解决生态系统的恶化。由此可以看出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并不是最优的机制, 因此要不断挖掘新思维、加快改革与创新, 同时通过区域或国际合作、政府和市场配合, 形成与生态补偿政策互补的组合策略, 最终实现生态补偿的帕累托改进。

4. 加快生态实验区的建设

目前, 国务院会议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 这就加速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西部生态文明保护的建设, 所以要继续稳步加快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建设, 并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的先进示范区所形成的示范效应进行推广, 加强各试验区的合作, 实现生态补偿实施的合理性和创新性。

总之, 健全西部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西部生态经济系统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 要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发展可协调的要求, 才能保持西部生态与经济的科学性, 促进生态承载力内的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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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植.在三江源建立中国首个生态特区[J].中国改革, 2011, (6)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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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鸿宇, 王羚郦, 陈贤生.生态足迹评价模型的改进与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

生态价值补偿 篇7

一、生态补偿与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

目前, 我国的耕地保护制度中比较注重对耕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护, 而忽视耕地生态价值的保护。随着人们环保意识逐步提高, 强调耕地生态价值的保护, 建立耕地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一) 是耕地保护外部效应内部化的要求

耕地作为一种数量有限而且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 是土地资源中最重要、最珍贵的部分, 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其他生产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耕地保护具有非常显著的外部性。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指的是耕地保护的边际私人成本或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或边际社会收益相偏离, 耕地保护行为的收益或成本被其他社会成员分享或承担。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功能主要表现为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功能。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最佳办法, 就是外部性内部化, 应寻找一些有效的方法或途径来将农户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从而增强农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防止耕地面积的减少, 建立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即是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的要求。

(二)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

当前, 农民作为耕地使用者, 是耕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供者, 但农民并没有独享这些效益, 因为耕地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外部效益, 为全社会所分享。因此, 要保障农民权益, 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而耕地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将使农民获得一部分补偿, 这是他们保护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所应得到的回报。这显然是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 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 从而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三) 是耕地价值得以保护和实现的重要途径

耕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三重价值。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 由于土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往往不被考虑, 因此, 尽管土地资源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但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的生态保护者一般都不能从市场上自动获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 生态受益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未考虑应承担的环境生态成本, 从而助长了资源开发者把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外部不经济性转嫁给整个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完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耕地保护机制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一) 土地征收补偿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1.征地生态补偿的理论缺失。

在征收补偿理论研究方面, 国内理论界就土地征收中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的经济学原因、历史原因、政策和制度原因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并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如征地中农民基本权利保护的研究;征地对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深刻影响的研究等。但以上的研究都不涉及征地生态补偿的内容。另外, 在土地生态价值及其损失研究方面, 目前的重点和热点主要集中耕地转型与土地整理、农地的外溢效应、土地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研究、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等方面。但是, 这些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都没有对土地征收后土地利用后而引起的土地生态功能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 没有针对征地生态补偿提出合理的补偿机制和补偿方式。由于土地的双重属性——资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又是客观存在的, 作为环境资源, 土地生态系统拥有生态服务价值, 这是农地价值的一个本质属性, 这一重要内容的缺失恰恰反映了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深层缺陷。

2.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中的生态补偿缺失。

在我国的征地补偿制度中, 实行的是部分补偿原则, 即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征收个人或团体的私有土地而给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 国家针对具体损害给予相对人一定的补偿。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我国征收土地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 其显著特点是征地补偿数额与土地所有者权益的价值不相等, 往往低于被征土地的市场价格。这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征地补偿涵盖的范围明显较小。补偿金额是基于农地收益计算的, 不能准确反映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预期收益, 并且相对于土地的增值潜力, 土地补偿费远远低于土地出让价格 (一般占土地出让价格的) 10%-20%价征收, 没有以市场决定地价。耕地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类型, 其生态价值也往往受到损害而不断减少, 正如前文所述, 其外部性价值, 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远远超过其显化的经济价值。耕地价值的认识错位, 再加上征地者、使用者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对耕地生态价值的漠视, 必然导致生态补偿在征地补偿中的缺失。

(二) 耕地污染防治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1.耕地污染防治生态补偿的理论缺失。

我国目前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对象单一, 主要集中在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流域的生态补偿上, 对于农业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机制, 特别是耕地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 理论和实践基础较薄弱。无法为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扎实、可靠的素材和依据, 特别是耕地保护、农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耕作等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尚属空白。

2.我国现行耕地污染防治制度与实践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不断加快, 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也日趋严重。我国人多地少, 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 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量的重要途径, 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较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 不仅导致耕地污染, 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空气的污染。根据外部性理论, 由外部效应引起的市场失灵, 必须通过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干预手段使边际税率等于外部边际成本 (边际外部收益) , 使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生态补偿机制就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 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 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激励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

就外部成本而言, 滥垦乱伐造成的水土流失, 耕地过度农作甚至超过了耕地自身的承载力而造成耕地质量下降, 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和城市饮用水质量下降等, 都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伤害。目前, 我国已开展了退耕还林、保护性耕作等补偿试点示范,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对于农民采取减少施用化肥、农药、增施有机肥等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生产措施方面却没有相关补偿政策, 难以调动农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采用农业补贴鼓励农民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 取得了较好效果。与之相比, 我国则缺乏相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补贴, 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此, 实行农业污染生态补偿包括耕地生态补偿是解决农业污染问题的理性选择。

三、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 实现土地征收中生态补偿的建议

1.补偿的范围和内容的确立。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和内容主要包括:对产权丧失和转移的补偿、对耕地上的附着物的补偿、对农民的身份变化、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补偿, 同时还应包括对耕地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的补偿。耕地占用者将耕地转为其他用途, 破坏了耕地生态系统, 应按照破坏者付费原则, 支付一定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以弥补其占用耕地造成的对生态价值的破坏。一方面可以增加占用耕地的成本, 从而引导人们少占用耕地;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更加重视耕地的生态价值。这部分费用由政府收取, 专款专用, 用于生态环境建设。

2.补偿标准的确定。

由于我国耕地产权不清, 耕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往往只能通过非市场手段的多方评估来完成。应当建立一个由耕地供给方, 农村集体耕地权属代表、耕地需求方, 耕地流转后的拥有者、耕地管理方, 政府耕地管理部门的代表、耕地研究方, 耕地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估小组, 综合考虑耕地的价值构成, 根据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也可以参考周边地区等面积商用耕地的出让价格作为标准, 按照相应级差, 依照一定比例, 确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耕地补偿标准, 实现价格与价值的基本平衡。同时, 补偿标准制定中, 还应适当考虑了未来农业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等因素。

3.补偿方式的选择。

补偿方式要力求灵活多样, 从不同方面满足农民及耕地流转权利人或责任人的需求。最主要的形式是资金补偿, 即以政策倾斜和差别待遇、财政转移支付、现金或实物的直接补贴、补偿、减免税收等形式补偿;智力补偿和技术补偿相结合, 主要是为农民开展智力服务, 提供无偿的技术咨询和指导, 为受补偿群体或地区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提高受补偿者生产技能、技术含量和管理组织水平。

4.补偿来源的确定。

可以建立征地补偿金制度, 对因开发利用农地生态系统而损害生态功能, 或因生产、生活行为导致土地生态价值丧失的征收者和投资使用者收取经济补偿, 并对为保护和恢复土地生态及功能而付出代价的农户进行补偿。由于土地的资源属性决定其许多功能和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土地覆被变化中的外部性很难内部化, 在补偿过程中, 无法把邻地的不经济性纳入到补偿范围。因此, 要依靠政府建立不同层次的补偿金制度, 拓展实现补偿的有效途径。

(二) 构建控制耕地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

1. 补偿主体的确立。

采取控制耕地污染的“清洁生产技术”, 会使农民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但也会使环境得以改善, 为激励农民采取该技术, 社会应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 应该成为生态补偿的主体, 社会作为农业污染控制和农业环境建设的直接受益者, 也应该给予补偿。而采取“清洁生产技术”控制农业污染的农民则应该成为补偿客体。

2. 补偿标准的确定。

生态补偿数量的计算和确定是实现合理生态补偿的前提, 是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通常是生态补偿主体 (国家和生态环境受益地区) 对生态补偿对象为其获得的环境收益进行补偿。生态建设补偿额度确定的依据: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及绿色GDP。应在调查农民的受偿意愿的基础上, 构建农民技术采纳的计量经济模型, 找出影响农民“是否采纳”以及“补偿多少”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合这些主要影响因素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3. 补偿方式的选择。

目前常用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资金补偿, 即给采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农户一定的补偿资金, 保障其收益, 这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实物补偿, 即补偿主体利用物质形态的物品, 如新品种、新生产工具等对客体进行补偿, 实物补偿有利于提高物质使用效率;技术与智力补偿, 即研发新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并将其推广和投入使用是一种技术补偿, 对农户进行环保教育, 提供无偿的指导、咨询是一种智力补偿;政策补偿, 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对补偿对象的权力和机会补偿等。设计补偿的配套政策应充分结合农户意愿, 采用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有选择性的补偿方式。

4.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

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1) 公共财政预算资金。建立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 在编制年度国家预算时,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支出预算科目, 稳定和提高对农村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财政投入。 (2) 培育和发展生态资本市场。利用股票市场支持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生态环保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将效益好的企业推荐上市;引进国际信贷, 目前, 美、英等国正加紧设立“绿色”投资银行, 这些银行将把环保项目作为贷款对象, 我国政府应抓住时机, 向这些银行开展“绿色工程”贷款,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3) 建立生态建设补偿基金。由国家涉农部门和环保部门牵头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基金”, 在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垫底资金的基础上, 号召有关企业、个人等捐款, 完善环保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4) 发行环保生态彩票和生态环保债券等。

四、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议

(一) 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法律保障建议

1.要加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法规体系建设。

法律法规是政府干预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有利于解决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等问题。我国生态补偿规定大多是政策层面的, 而且政出多门, 未形成完整统一法律法规体系, 对生态补偿带来诸多障碍和限制, 有必要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 使补偿制度成为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和弥补的一种法律手段和法律制度。要借鉴国外成功的制度, 梳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 突出生态环境利益和生态公共价值, 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土地生态补偿制度专项立法工作, 一些成熟的政策及时在法律上予以规范化, 使之实质上具有法律的地位, 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 既可以避免政府不合理的滥用补偿费用的情况, 又可以对市场机制下的生态补偿纠纷进行及时的处理, 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二是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范围、对象、方式、标准、补偿资金的来源及补偿资金的管理机制等, 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 避免政府不合理的滥用补偿费用, 并可以对市场机制下的生态补偿纠纷进行及时的处理, 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规范化动作提供法律依据。

2.进一步加强执法, 完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监督机制。

完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监督机制, 是加强和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执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是切实保护农民环境权, 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前提。一是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 明确各级政府的责、权, 对生态补偿从资金筹集、资金管理到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实现全程监管,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程序;二是鼓励和推动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和限定性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标准的广泛应用, 对造成严重环境影响的不规范生产行为进行指导、监督和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三是开展对生态农业补贴资金支持项目县农户的绩效评价, 根据合同规定目标, 制定具体的奖惩制度, 分别对绩效突出和绩效不明显的生态农业补贴县或者农户予以实施。

(二) 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政策保障及具体实施建议

1.完善对耕地资源的基础管理制度。

主要包括:完善耕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及实施管理;强化耕地资源核查与监测制度;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及耕地用途管制制度等。

2.建立健全补偿资金的征收、管理和发放制度。

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征收、管理和发放机制, 实现补偿资金在受偿方和支付方之间的高效率转移支付, 以促进资金的合理使用, 防止资金的滥用和腐败;

3.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制度。

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和确定是实现合理生态补偿的前提, 同时也是健全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关键环节和难点所在。目前由于技术的原因, 土地的生态价值还难以准确量化, 在确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既要深入调查研究, 又要综合考虑与农业生态环境相关的各方利益。在充分依据农业生态环境客观情况和“谁保护, 谁受益” (PGP) 的与“谁受益, 谁补偿” (BPP) 原则的基础上, 制定出兼顾补偿“接受方”和补偿“支付方”的补偿标准, 同时还要借鉴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综合运用机会成本法、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及绿色GDP等, 开展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逐步探索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的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为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提供透明的、操作性强的价值标准依据。

4.实施生态补偿税收制度。

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对于耕地的生态功能以及社会效益等正的外部性通过税收予以平衡, 让有能力者即土地资源的使用者承担生态责任, 通过对土地使用者征收生态税进行征地的宏观调控, 保证用者付费, 防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 从而保护农民的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冰, 杨虎涛.论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与绩效[J].东南学术, 2002 (6) .

[2]田春, 李世平.论耕地资源的生态效益补偿[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9 (1) .

[3]陈会广.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的理论与思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4]牛海鹏.耕地利用效益体系与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重构[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9 (2) .

[5]李长健.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契机[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4) .

[6]裴永辉.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0) .

流域生态补偿的国际比较 篇8

流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领域。流域在组成上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在特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整合了众多生物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对象, 以河流为纽带, 以水资源为核心, 组成了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流域是水循环最基本的地域单元, 对地球表层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流域作为开放的生态系统, 同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 流域尺度上的生态补偿能综合体现生态补偿中错综复杂的人、自然、组织、社会间的关系。同时, 生态补偿的中外差异也体现于流域尺度的生态补偿中。

1 中国的生态补偿与国际的环境服务付费在内涵上的比较

国内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生态补偿进行了概括, 即目标层面和执行层面。从目标层面上看:一是侧重于生态学意义的生态补偿, 一是侧重于经济学意义的生态补偿。 (1) 侧重于生态学意义的生态补偿, 更关注对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和生态功能的补偿, 进一步从执行层面看, 在实现生态系统本身自然补偿前提下, 由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对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治理, 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或生态服务功能。如对生态用地的占用补偿、政府购买的生态移民及其他的依靠市场力量进行的补偿等。这类观点认为生态补偿是建立在以生态为中心的基础上, 实现生态正义是其核心内容[1], 手段和实施机制是灵活宽泛的, 只要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式都可以囊括其中。 (2) 侧重于经济学意义的生态补偿是作为一种经济激励手段, 将行为主体的生态保护行为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机制。从执行层面看, 以激励或约束人的行为模式为必要条件, 关注生态环境状况与人的行为因果联系, 根据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策略选择, 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模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因此, 污染者付费、使用者付费、受益者付费原则就成为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作为生态补偿概念的核心内容[2,3]

Noordwijk和Sven Wunder在其界定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内涵中认为:环境服务付费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管制手段而言, 是一种替代管制、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 具有自愿的交易、明确界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对应的买卖者、付费是有条件的等特点[4,5]。对比中国的生态补偿与国际环境服务付费可得出二者在以下方面的差异:

1.1 逻辑上的差异

国内外的生态补偿的立足点都是生态系统, 中国生态补偿出发点是人类对生态系统补贴或赔偿, 最终归结到有利于生态环境;国际上环境服务付费的出发点是具体受益人对环境的改善付出报酬, 最终归结到有利于付费者和服务者双方, 其逻辑是满足付费者个人的环境需求同时实现生态系统改善。但下游付费者的需求并不一定有利于整个流域生态系统, 如满足下游的休闲娱乐 (冲浪) 需求会造成流域水土流失加剧。

1.2 具体实施原则的差异

中国的生态补偿遵循使用者付费、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付费三个原则;国际环境服务付费是自愿性的受益者付费, 范围相对较窄。

1.3 实施理念的差异

中国的生态补偿是由政府、市场力量相结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体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协商理念;国际的环境付费是由市场力量自发调节的环境保护机制, 即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基础上的主观为经济、客观为生态的自由市场理念。

2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与国际流域环境服务付费在实践中的比较

2.1 流域生态补偿对象的比较

中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和国际流域环境服务付费关注的都是流域生态环境, 但由于实施机制的不同形成了直接补偿对象的差异。目前,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的直接补偿对象更多地体现为对流域范围内各种自然资源的补充和恢复[6], 如重要生态用地要求实行“占一补一”原则;另外也有经济利益关系调整与激励作用的补偿, 如退耕还林中对退耕林农的补偿。其着眼点是补偿开发引起的自然资源的损耗和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降低或破坏, 经济补偿只是作为实现生态目标的手段。国外流域环境服务付费的标的是流域范围内各种能满足生态环境需求的服务, 着眼点是对提供满足下游环境需求的行为给予付费, 支付给流域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私人部门或个人。生态补偿支付的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自然资源损耗及为提供资源而付出的投入, 而环境服务付费支付的是以交易机制为基础的服务行为。

从补偿标的的发展趋势看, 国际上正逐步将流域环境服务商品化, 对明确界定的流域环境服务进行交易, 更多的表现为现货交易或合同、契约。流域环境服务包括水质、地下水调节、水生生境保护、土壤污染控制和水质和量调节, 综合性的流域环境服务产品包括流域保护合同、最优管理合同[7]。

2.2 流域生态补偿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的比较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内外的居民、企业、各类NGOs、公共事业部门、各级政府、部门等。但能参与到其中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如“退耕还林”中关系农民利益的补偿是由政府部门提出的, 给退耕户的补偿是按国家统一确定的补偿标准, 未能真正体现出退耕户的要求补偿意愿与真实损失。中国流域生态补偿的驱动力来源于政府, 生态补偿的决策、程序由政府决定, 其决策机制是集权的政府决策, 管理模式是通过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集权式决策与管理, 其约束机制主要是行政手段和长官意志。因此流域生态补偿中政府是主导, 根据图1, 在中国流域生态补偿补偿的活动中, 政府作为买方占74%、作为卖方占70%、作为中介占72%, 私人企业未作为卖方出现, 私人部门和个体根本未作为中介出现。这反映出中国流域生态补偿中市场主体还很不成熟[8]。

国际流域环境服务付费的驱动力来源于需求方和供给方。从买者、卖者、中介者分类来看, 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但不是绝对的作用。国际流域环境服务市场是由私人企业和个人占据, 60%多的买者和超过65%的卖者推动了环境服务市场, 在买方和卖方比重上政府处于第2位。中介服务主要是由NGOs、政府和当地社区提供, 尤其是NGOs在沟通供给方和需求方上具有特别积极的作用, 政府作为中介的作用略低于NGOs。

2.3 流域生态补偿手段的比较

流域自然资源是公共物品, 流域环境保护是公共事务, 流域环境服务具有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水资源自然垄断等因素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 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替代手段, 国内外曾普遍地把管制作为环境保护的首选。政府一边提供制度框架, 如产权制度、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一边制定、解释实施细则, 如水资源使用权分配需要政府来完成, 其监管和利益协调也需要政府的参与。在实施管制基础上, 中国政府还直接投入生态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中国主要的生态补偿途径[9], 水土保持补助是以政府部门投入的生态补偿方式, 还有政府部门以工程项目形式进行流域生态补偿。从生态补偿形式看, 中国的流域生态补偿除了资金、技术、实物补偿等形式外, 还包括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中国流域生态补偿除流域内上下游的补偿外还包括流域内外的生态补偿, 如“南水北调”和“白洋淀跨流域调水”。

管制作为市场的替代手段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 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减免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 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如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土地的招 (标) 、拍 (卖) 、挂 (牌) 出让制度, 小流域治理中“四荒”拍卖。

中国还有以市场交易为手段的生态补偿。东阳-义乌的水资源转让协议利用市场机制使水资源使用上处于自然垄断地位的上游地方政府 (东阳市) 得到正确的激励, 通过采取合理的流域保护措施来体现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 使水资源在各竞争性使用者之间实现优化配置, 同时也有助于水质改善。

根据以上内容,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手段包括三类:管制和政府直接投资,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 还有传统的市场支付机制。国际环境服务付费的手段包括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和已经有所发展的传统市场支付机制。

国外的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包括可交易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削减市场壁垒、行政性收费和税收差异化、降低政府补贴等。国外制度环境、支付机制相对成熟, 一些流域保护的市场机制、手段逐步成熟, 如买卖者的直接协商、中介贸易、合伙贸易、内部贸易、场外交易、拍卖、零售贸易等。相对于管制手段而言, 这些行为具有自愿性, 即付费的一方和接受费用的另一方在支付机制中所做的是充分知情下的自愿行为。

2.4 上下游在推动流域生态补偿作用的比较

由于自然地理区位的差异, 流域上游在水资源使用上处于自然垄断地位, 而相关法规、政策上的抵触、缺位则强化了上游的自然垄断地位。因此在提出流域生态补偿及上下游的关系上, 中国的流域生态补偿表现出独有的特点。

中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往往是政府部门提出, 而且往往是上游政府提出, 或者说是流域环境服务供给方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 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这表明流域环境的管理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 而地方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构, 辖区的经济发展也是一项重要职责。《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这造成上下游在区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环境保护任务。上游地区往往是生态敏感地区、水源保护区, 上游要完成的环境保护标准更严、目标更高, 上游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多的环境成本[10];企业的环境准入条件不同, 上游损失更多的发展机会。上游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下, 通过流域生态补偿来均衡外部性带来的扭曲, 不失为上游的可选方案之一。而下游作为现存法律、政策的既得利益者, 必然不会主动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在流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上, 往往是上游提出流域生态补偿。

国外的尤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对流域生态服务的付费往往是由下游的私人部门提出, 在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ED) 的案例中52%是由需求方驱动的。由供给方驱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比较少, 但随服务商品意识的增强和市场支付机制的成熟, 供给方驱动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2.5 上下游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关系比较

流域环境服务市场的特点是较高水平的合作 (供给者间的合作、需求者间的合作、供给者与需求者间的合作) , 但在合作中也存在竞争。一方面, 竞争发生在环境服务供给者 (上游) 与需求者 (下游) 间。与传统市场竞争不同 (生产者为争夺同一种资源竞争、消费者为争夺同一种产品而竞争, 合作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贸易合作) , 上下游间的竞争是当上游土地利用方式或用途的变更威胁到下游环境质量时, 在下游受益人和上游的土地使用者间发生的, 所竞争的是土地的不同用途, 是一种资源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往往促成了下游受益人间合作, 为的是形成一定的市场力量, 跨过市场准入的门槛, 通过与上游谈判促成上下游间的合作。另一方面, 真正意义的竞争主要发生在环境服务供给者间, 环境服务供给者间为争夺有限的资金或信用、许可证, 在供给者间形成一个相互竞争机制。

流域环境服务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 一则从市场均衡来看, 流域环境服务不是一般性商品, 而是用于满足下游需求的特定商品, 是买方市场, 供需双方市场地位不均衡;二则这主要由于一些现实所决定的:流域环境服务不能简单的分割给众多的买者,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流域是被几个拥有者分别占有, 这使个人供给流域保护服务出价困难。因此, 虽然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 但它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确切地讲, 从性质看流域环境服务市场往往是由供给者与合作的需求者之间的协商实现的。

中国的上下游的生态补偿同样也呈现较多的合作。这是由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基础决定的:上下游政府冲突的解决依赖于中国行政部门金字塔式的科层制, 通过扩大组织的规模, 把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交易成本, 从而降低流域生态补偿的交易成本, 将由于产权不清、市场主体不成熟等原因造成的难以实施的流域生态补偿变为可行, 如福建省的九龙江、晋江、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2.6 流域生态补偿与贫困关系的比较

国际上认为环境条件对贫困问题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尤其是从中期和长期角度来说, 虽然开发资源短期内可缓解贫困、生计问题, 但要想根本改变生态环境, 必须解决上游居民的贫困问题。解决穷人生计问题不是寻找新的替代穷人现有森林或土地资源, 而是要和其他生计资本 (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 配合, 通过流域环境服务付费提高上游贫困居民的生计能力, 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中国在进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的过程中, 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和扶贫政策联系起来, 如政府购买实施的生态移民。但中国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为主, 如果利用资金投入、增产水平高但非环境友好的技术方式来提高当地农民的生产能力, 就可能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负面激励。另外, 由于流域生态补偿由政府主导, 其稳定性、持续性受与国家相关发展战略的影响, 如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3 结束语

无论是中国的流域生态补偿, 还是国际上流域环境服务付费, 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 采用的形式、手段多种多样, 取得的效果不一, 难以判断哪一种手段更有效。因此, 市场和政府并不是评判孰好孰坏的根本标准, 市场机制也并不代表更高的配置效率。

目前中国的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导是适应实际情况的选择。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由于产权难以进一步清晰界定, 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条件不充分, 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手段还不会发展很快, 地方政府主导有利于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实施流域生态补偿。而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必须妥善处理好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关系, 同时也需要引导当地农民的参与, 提高农民的生态补偿的观念, 这对于发挥市场力量, 解决面源污染的问题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作用。

摘要：流域生态补偿是综合多角度、多层面的问题, 最具有生态补偿的代表性。但目前对流域生态补偿认识模糊的状况, 不利于生态补偿的展开、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对国内外生态补偿的内涵、逻辑思路、原则和理念等理论整理的基础上, 对国内外采用经济激励手段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进行比较, 揭示了中国在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特点和国外在流域环境服务付费机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 为进一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工作提供帮助。

关键词：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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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军, 张惠远, 王金南.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J].环境科学研究, 2005, 18 (2) :1-8.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篇9

《意见》指出，近年来，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仍然偏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行动的成效，须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意见》 强调，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意 见》提出，按照权责统一、合理补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兼顾、转型发展，试点先行、稳步实施的原则，着力落实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 耕地等重点领域生态保护补偿任务。到2020年，实现上述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意见》明确，将推进七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建立稳定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保护补偿力度。二是完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制，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研究制定相关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三是推进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制定以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办法。四是健全配套制度体系，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完善测算方法，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五是创新政策协同机制，研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机制。六是结合生态保护补偿推进精准脱贫，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开展贫困地区生态 综合补偿试点，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七是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化和法制化。

国内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10

一、对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

(一)流域生态补偿的内涵

总的来看,20 世纪90 年代前期的文献中,生态补偿通常是生态环境损害者付出赔偿的代名词;而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生态补偿则更多地指代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设立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生态补偿的内涵有着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不同,学者们给出的生态补偿定义仍然不尽一致。有些学者从强调社会正义的角度提出流域生态补偿的定义。如钱水苗等(2005)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是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的,在流域内上下游各地区间实施的以直接支付生态补偿金为内容的行为。卢祖国,陈雪梅(2008)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是指由于流域上下游之间基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受损和收益的不公平,由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因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代价给予一定的补偿,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是为了解决流域上下游之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的不公平问题而产生的。而王军等(2007)从循环经济和法律角度出发,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指国家为保护流域水环境质量而建立的,通过国家投资、向流域生态效益受益人收取生态补偿费用等途径设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用于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的法律制度。

(二)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与受偿主体

关于受偿主体问题,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即流域生态补偿的受偿者包括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流域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流域生态破坏的受害者。但是对于谁应该作为补偿者的问题理论界意见并不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补偿主体包括流域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和流域生态的破坏者。有个别学者提出流域生态建设地区本身也应该作为补偿者,因为从长远看,流域生态建设地区的生态建设活动会改善当地的水资源环境,成为水资源生态建设的最终受益者。

(三)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

理论界普遍认为,流域生态补偿至少应该遵循保护者受益、损害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对于这一原则,张惠远,刘桂环(2006)、郑海霞(2010)等在其文章中均有论证。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流域生态补偿需要遵循以下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和受益方的经济承受能力实施区别补偿的原则;公平效益原则;均衡协调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政府主导原则等。

(四)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式

大多数学者认为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式有四种,即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智力补偿,如周大杰等(2005),卢祖国等(2008)。袁文华、孙曰瑶(2013)提出了通过商标的注册、品牌化以及品牌授权的方式进行流域生态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五)流域生态补偿的分类

常见的分类有三种:一是根据补偿对象,将生态补偿分为流域受益补偿和流域损害补偿。学界研究的重点始终在受益补偿方面,研究的重心是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问题;二是根据政府介入程度,将生态补偿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三是按照补偿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将生态补偿分为输血补偿和造血补偿。如何发挥生态补偿的造血功能是研究的重点。

(六)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

补偿标准(针对受偿方而言)和支付标准(针对补偿方而言)是生态补偿的两个关键指标。由于补偿标准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生态补偿的激励效应,所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更为重要,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

补偿标准的测算办法主要有三种,以下游获得的环境效益作为补偿标准、以流域区内各行政区生态建设成本与生态效益差额作为获得或支付生态补偿的标准、以生态重建成本作为补偿标准。国内相关研究十分丰富,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流域生态补偿的合理额度。沈满洪(2007)运用机会成本法对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引水工程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估算。刘玉龙等(2007)通过对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总成本进行汇总并引入水量分摊系数、水质修正系数和效益修正系数,建立了上游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补偿模型,计算得出下游应支付给上游的生态补偿量。郑海霞,张陆彪(2006)以金华江为样本,从上游供给成本、下游需求费用、最大支付意愿、水资源的市场价格四个方面对补偿额度进行定量估算。孔凡斌、廖文梅(2013)以江西鄱阳湖流域即“五河一湖”为研究对象,利用沿流域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数据,计算出各城市超标排污权或未使用的排污权,通过人均工业废水排量与人均工业总产值之间的效益关系确定排污权价格,算出各城市的补偿或者受偿金额。学者们对流域生态补偿额的探讨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沿伸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七)流域生态补偿金的筹集

补偿金的筹集问题主要体现在补偿金的筹集方式、渠道和费率等方面。周大杰等认为补偿资金的来源包括生态补偿费和生态补偿税、推广优惠信贷、生态补偿基金和国外贷款。朱岗等提出流域上游地区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流域生态保护的投入力度,同时要加强上一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力度。

(八)流域生态补偿的模式

对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不同补偿模式的差异、适用条件等方面。如陈瑞莲和胡熠对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提出的三种补偿模式(市场化模式、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的强制性模式、民主协商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区际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评价,提出准市场模式通过流域区际动态博弈,能够激励生态产品的供给,是现阶段中国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的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模式。王军锋、侯超波(2013)将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划分为上下游政府间协商交易模式、共同出资模式、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和强制性扣缴模式,系统阐释了各种模式的特点与适用条件。也有个别学者针对一种具体的补偿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张红兵等(2005)对黄河流域宁蒙水权交易这一市场补偿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军锋等(2011)深入剖析了政府主导模式,认为基于现阶段国情,中国应推行由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九)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是生态补偿包括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强调生态环境资源有价值,因此使用生态环境资源理应支付相应的补偿。外部性理论说明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外部性应该内化,而生态补偿正是内化环境外部效应的有效途径。公共产品理论提出生态环境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前者会导致生态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出现“公地的悲剧”。后者会引发供给不足的“搭便车”现象。生态补偿政策是解决“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问题的有效措施。除了公认的三种理论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效率与公平理论等也是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