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证据

诉讼证据（精选十篇）

诉讼证据 篇1

一、审计证据和诉讼证据的基本内容

审计证据, 根据《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审计证据》及《独立审计准则第5号-审计证据》, 是指审计人员通过实施审计程序所获取的, 用以证实审计事项, 支持审计结论、意见和建议的各种事实依据, 包括构成财务报表基础的会计记录所含有的信息和通过检查、询问、函证等审计程序获得的其他信息, 是审计过程的基石, 形成审计结论的先决条件。包括书面证据、实物证据、视听证据、电子证据、口头证据、环境证据、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以及其他证据等形式。由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

诉讼证据是诉讼中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或者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的客观真实材料。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 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依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证据主要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鉴定意见等形式。诉讼证据的收集, 主要有询问、讯问、勘验、检查、实验、搜查、辨认、异地取证、鉴定等九种方法, 我国证据收集模式可以概括为“当事人自行收集为主, 法院调查收集为辅”, 即诉讼证据根据举证原则可以由证据责任人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司法人员等) 运用法律许可的方法和手段, 采集、提取证据,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自行收集。

二、审计证据与诉讼证据的异同

审计证据和诉讼证据都为证明所查事实真相而存在, 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特点, 都是各自所属社会活动的核心。在种类上除法律特定种类外, 大体也相同。而且2004年发布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 (试行) 》在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方面, 也基本体现了与法律证据接轨的意图。但由于审计和司法不同的社会属性以及手段的差别, 除了在主体、效力等方面的差异外, 其可比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 证据收集和评判主体不同

审计证据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 审计人员在审计证据的收集工作上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由他们自己根据确定的审计风险和重要性程度决定收集证据的类型和数量, 同时, 审计人员需要对自己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判断。可见, 在审计工作中, 审计人员既收集证据又要评价证据, 同时有权决定审计证据的取舍;而且由于审计人员站在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审计, 因此审计证据不带有倾向性, 能够客观反映被审计事项。在法律诉讼程序中, 原告为了证明被告有罪或存在某一不当行为, 需要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为了洗脱自己或是免于受到法律制裁, 也需要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可见, 司法判决程序中的证据是由对立的当事人双方各自提供的, 提供的证据都以自己能够胜诉为目的, 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权对自己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做出最终的判断。对证据的判断和评价及最终结论的作出由法庭审判员或陪审团进行, 但审判员自身不直接参与具体的取证工作。可见, 在司法领域中, 证据的提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特点, 而且证据的收集和证据的评价、判断是分离的。

(二) 取证标准不同

诉讼证据一般证明标准高、取证手段严密, 不仅要满足法律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 而且基本上都需要原物、原件, 即便复印件也要与原件相符且来源合法, 证人要有证明资格且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等等。而审计证据多为证明审计事实的存在, 尽管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但实际中往往达不到、也没有手段达到和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或者审计证据准则自免其职, 如审计准则规定: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 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 但却于法无据;或者即便审计准则提出了要求, 实际也做得很不到位。比如, 审计证据多为复印件, 审计人员往往只是简单复印签章等等, 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法律证据的要求。

(三) 取证方法不同

由于审计证据的性质和成本因素, 审计人员不可能完全保证根据审计证据所得出的审计意见是绝对正确的, 只是对审计意见的正确性作出合理保证, 是通过重要性判断, 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诉讼证据不适用“重要性原则”, 同时一般也不适宜采取抽样审查, 而需实施详细验证, 以对某一经济行为或事项的“是”与“非”予以明确界定, 或对经济交易的具体数量进行核实, 不仅要查实违法行为的性质, 还要查明违法金额及社会危害程度, 做到确凿和精确。由此可见, 审计证据尚不具有诉讼证据所要求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链, 有些还不能被司法机关作为有效证据直接采信。

三、提高审计证据证明力的途径

(一) 加强审计证据质量控制

审计人员应尽量收集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不能或者不宜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 也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转储、下载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在收集实物证据时, 应当注明实物的所有权人、数量、存放地点、存放方式和实物证据提供者等情况;审计人员在收集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据资料时, 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电子数据资料的运行环境、系统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在收集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时, 应当注明鉴定或者勘验的事项、向鉴定人或者勘验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人或者勘验人资格等;取得审计证据, 应当由证据提供者签名或者盖章。

(二) 保证审计证据来源的可靠

1. 关注证据提供者的资格。

尽管各种信息的来源是独立的, 只有当证据提供者具有提供该类信息 (或证据) 的资格时, 其提供的证据才具有可靠性。基于这个原因, 从律师、银行处所获得的函证比从不熟悉业务的个人处获得函证的可靠程度要高得多。

2. 应注意认真履行取证手续, 注明取证的日期、地点, 证据来源和取证人的签章, 确保审计证据的合法性。

在形成取证资料时, 不应仅仅注重对事实内容的说明, 而忽略了对取证过程、证据来源、取证方式等情况的说明和记录。

(三) 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经验及道德规范

1. 为了适应审计业务的发展趋势, 审计人员应努力提高实际工作经验:

一要培养一定的职业敏感;二要培养一定的洞察力。除具备一定的敏感性之外, 想进一步解决问题, 还需要一定的洞察力, 敏锐的洞察力可以帮助审计人员找到解决问题的着眼点, 有效地取得对问题正确判断的依据;三要提高综合判断能力。

2. 要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审计人员在从事审计活动时, 应当保持诚信正直, 遵守客观性原则, 公正、不偏不倚地做出审计职业判断, 通过教育、培训和执业实践获取和保持专业胜任能力, 按照规定参加后续教育, 持续了解并掌握当前法律、技术和实务的发展变化, 将专业知识和技能保持在应有水平, 对审计对象做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审计评价。

参考文献

[1]廖永安.证据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2]刘秀玲, 张志萍主编.审计原理与实务[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3]康树元.诉讼理论与实务[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4]中国法律出版社编.证据规定[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5]许存格.提高审计证据证明力的途径分析[J].商业会计, 2012, (2) .

[6]杨勤.论审计目标与审计证据的获取[J].青年与社会, 2014, (1) .

民事诉讼证据 篇2

何为民事诉讼证据？所谓的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材料。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应当具有的性质和要求是民事诉讼证据的属性，具有以下三个基本属性：

（一）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猜测虚构之物，因而又称之为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

（二）关联性（实质证据必须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待证事实）存在一定的客观联系）关联性要注意：

1、关联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凭空推测的。

2、关联性既可以是直接的联系，也可以是间接的联系。

3、关联性既可以表现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否定的联系。

（三）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包括两层含义：

1、证据的调查、收集、审查、认定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2、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

一定的事实材料作为诉讼证据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资格即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有以下规则：

1、证人资格规则。《民诉法》第70条第2款规定：“不能正确

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证据规定》第53条进一步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形式主要有：（1）不符合法

定在证据形式；（2）不符合法定来源；（3）取证的程序和手段非法。

3、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的规则。

4、限期举证的规则。

5、调解或和解中对事实的认可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

则。

6、证据能力受限制的规则。

在理论上按照不同的标准可把证据进行分类：

1、根据证据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可以分为本证与反证。（本证是

指对待证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用于证明该事实的证据。反证是指对待证事实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证明该事实不存在或不真实而提出的证据。）

2、根据证据的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原始

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非经中间环节传播的证据，是在案件事实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证据即“第一手证据材料”。传来证据又称派生证据，是指从原始证据中衍生出来的证据。）

3、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直接证据和间

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与待证事实具有直接联系，能够单独的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是指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间接联系，不能单独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

4、根据证据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以及与待证事实之间联系的不

同可分为间接本证与间接反证。

我国的证据种类：

1、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案等记载和表达的思想内容

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其特点：（1）书正式一所其记载和表达的思想内容来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2）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3）署正在形式上相对固定，稳定性较强，一般不受时间的影响，已于长期保存。）

2、物证（是指以自己存在的外形、重量、质量、规格、损坏

程度等标志和特征来证明待证事实的物品和痕迹。其特点

(1)物证是以实体物的属性、特征或存在着状况证明案件事实。（2）物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3）物证在诉讼中一般表现为间接证据。

3、视听资料（是指采用的先进技术，利用图像、音响以及电

脑存储的资料等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据。其特点：（1）信息量大、形象逼真（2）具有较强的准确性和证明力（3）视听资料的使用具有很大的方便（4）容易被变造或伪造）

4、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以口头或书

面形式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特点：（1）证人与案件事实所形成的联系是特定的具有不可替代性（2）证人证言只能是证人就其所知晓的案件事实所做的陈述，而不包括对这些事实所做的评价，也不包括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看法（3）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靠性容易受到主客观因

素的影响）

5、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情况向法院

所作的陈述。其显著特点是，真实性与虚假性往往相并存。）

6、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民

事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所做的结论性意见。）

7、勘验笔录（是指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对与案件有关的现场或物品进行勘查、检验后制作的笔录。）

民事诉讼在收集和提供证据问题方面采取当事人主义。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包括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诉讼中止、诉讼终结、回避等与实体正义无关的程序事项。另一种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调查收集证据，包括以下情形：（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需法院依职权调去的档案资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却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证据的保全是指在证据有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法院根据诉讼参加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措施，对证据加以固定和保护的制度。主要方法：查封、扣押、拍照、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笔录等。

诉讼证明

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证明是指当事人和法院依法运用证据确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其特征：

1、主体主要是当事人。

2、主要是一种他向性证明。

3、目的是正是诉讼中的争议事实，说服审理案件的法官追求有利于己的诉讼结果。

4、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规范性。

5、手段限于具有证明能力的证据。

诉讼证明有以下要素：

（一）、证明主体

（二）、证明对象（也称待证事实是指需要证明主体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由法律意义的事实。证明对象的范围：

1、实体法律事实

2、程序法律事实

3、法院所不知的地方性法规、习惯、外国法律。无需证明的事实：

1、诉讼上自认的事实

2、众所周知的事实

3、自然规律及定律

4、推定的事实

5、预决的事实

6、公证证明的事实。）

（三）、证明方法

（四）、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证明责任分配有：一般规定，某些侵权案件证明责任的特别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特别规定，法院的裁量性规定。）

（五）、证明标准（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或尺度，又称为证明要求。我国过去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在《证据规定》第73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使用这一标准时要注意：第一，此标准是做低限度的证明标准，是对法官内心确信上的最低限度的要

求。法官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对其他证据的认真审查和判断，以达到更强的内心确信，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第二，此证明标准是适用于普通类型的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案件。）

行政执法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衔接 篇3

关键词：行政执法证据；行政诉讼证据；衔接；完善

一、概念及特征界定

1.行政执法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执法证据的概念应当是建立在对行政执法涵义的理解之上的，目前我国法律学术界对行政执法概念存有广义狭义的不同认识和主张。罗豪才、应松年教授主编的教科书《行政法学》中是较为广义的观点：“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行为，是主管行政机关依法采取的具体的直接影响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个人、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狭义一点的理解又如杨惠基先生所著的《行政执法概论》一书中说：“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为了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的，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和特定的行政事务采取措施并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执法证据的特征包括：①收集的主体是确定的。调查、收集、提供、运用行政执法证据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及相对人。②证据的形式具有特定性。行政执法证据都是可观、可听、可触、可闻等客观存在的，表现形式为实体状态的存在物，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言辞类证据。③证据的用途具有特定性。在证据内容方面，与行政决定相关的事实便是行政执法证据承载的信息所映射的唯一对象。④证据的内容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行政事务的广泛性决定了行政事实涵盖了各方各面的专业技术，反映在行政证据上也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⑤审查证据的主体具有单方性和职权性。证据的收集是行政主体依职权进行的，不管是行政机关主动收集的证据或是由相对人提供的证据，它们都要经行政主体审查。⑥审查证据的效率性。管理者的本性就是要追求效率，如果无法及时处理事务，低效率也是行政程序中不公正的表现之一。

2.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从刑、民、行三大诉讼法体系来看，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作出了界定。行政诉讼证据同刑诉、民诉证据的本质应该是一致的，在内容上它一定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在程序上它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行政诉讼证据的特征包括：①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复查性。行政执法证据只能在行政程序中被收集和提供，用于在行政程序中初次确定权利义务，从而形成新的行政法律关系。②行政诉讼证据的证明对象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诉讼的中心问题就是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而不是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行政诉讼证据就是法院作出判断的依据。③行政诉讼中最主要的证明主体是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和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诉讼法中，被告的举证是主要的证据来源，诉讼程序中的证据受到行政执法证据的很大影响，大部分的证据都是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诉讼中最主要的证明主体。

二、行政执法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衔接存在的问题

1.行政执法证据规范的普遍缺失

比如，《行政处罚法》中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及“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如此强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重要性，但该法真正与证据规则相关的条款却只有第三十七条对询问和检查的要求规定，其他一些重要的证据规范则全部没有提及。再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一百零二条赋予了被处罚人对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因此也就要求了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证据要确实充分，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公安机关是证据的收集者、认定者、提供者，据统计，行政诉讼中公安机关的败诉大多是因为证据不足、不实或不规范造成的，这也说明了行政执法机关对证据这一领域还是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行政复议法》中有关证据规则方面也未有全面的规定，只在第二十三条中规定了由被申请人提交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但该法中没有对诸如证据的形式、如何质证、如何对证据进行审查等内容的规范，这让有关证据的认定无法可循。除去以上举出的那些法律，许多单行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对行政证据问题都做了某些规定，可是在体系方面，依然存在着内容缺漏、体系杂乱等各种问题，还是无法满足行政实践的需求。

2.行政实践中大量移植诉讼证据规范引发混乱

在行政工作过程中，行政机关每日都会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刻都会出现成为被告的可能性。所以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必须考虑到如果被告上法庭，怎样才能够打赢官司。那么，避免出现这种情形的最佳方法就是在行政过程中依据诉讼法的标准严格约束和要求自己。例如，陕西榆林某干部包二奶并育有一子的案件中，当事男女双方在计生局调查时均不承认彼此的关系，随后执法人员通过验血的方法来证明举报内容的真实性，最终那位干部受到严厉的惩处。在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那位干部所受到的惩处并没有违反行政处罚法与计划生育法。从行政程序角度来看，处罚也是合法、合理的，但若起诉到法院，就会存在被认定为是通过利用窃听、偷拍、偷录等方法取得的证据的可能，并有可能被认定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导致违法的取证。作为案件中的唯一证据，如果被否定，干部的违法行为就难以追究，由此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可是如果适用该规则，那就是承认司法解释的效力可以延伸至行政程序之中，这一样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三、行政执法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衔接的完善

1.尊重行政机关证据收集和审查的自由裁量权

从我国的实情来看，法院对于事实问题的审查并不像对像法律问题那么严格地去审查，像政策问题和法律问题那么专业，也就不能那样高度地去尊重，学界普遍同意对事实问题采取中立客观的审查标准行政机关熟悉就业范围内的工作，有众多专家和充裕的时间财力，并且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一般要经过较为充分的论证和调查，法院并无这方面优势，不能希望法院会作出比行政机关更为科学的结论。因此法院在审查事实问题时，并不能轻易用自己的判断取代行政机关的判断，在技术性专业性强的领域尤其如此，所以法院应当在尊重行政机关事实认定的基础上酌情对事实问题进行审查，至于什么时候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对行政机关的审查判断到什么程度，这就有赖于行政关系与司法的正常化、法官素质的提高，以及行政程序本身的完善了。

2.严格证据规范的适用

人民法院对行政执法证据要进行再一次的认定和审核，它一般不单独取证，而主要依靠被告的举证来进行复查，人民法院据以裁判的事实是构筑在证据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时候法院审查的主要是证据的形式以及行政机关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也就是对非法的证据进行排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对不合格主体收集的证据的排除。在行政执法中，法律对取证主体有明文规定，非法定人员所作的调查，即便是收集到客观真实，甚至能证明案件重大事实的证据，也会因其取证主体的不合法而不被法院采信。在行政实践中，违法的主体大致可以列举为：行政机关僭越权力搜集的证据、不具备法律上资格的主体搜集的证据、缺乏鉴定人资格的人给出的鉴定结果、当然还包括民法意义上的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提供的证据等，只要是上述非法主体搜集的证据一律不得采纳。②对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的排除。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取证主体应当严格的按照其取证的权限和程序进行之，否则，取得的证据便属非法证据，无论在行政程序中还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行政证据制度中，行政机关的取证应在其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进行，否则便是越权。取证的程序和手段必须符合程序法的严格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程序违法，最终破坏程序的正义，因此，违反法定程序和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排除。③对证据形式和内容不合法的排除。应当注意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和原件、原物的内容和形式及其他特征是否相符，是否具有法定机关的说明等等。对书证物证等物由于具有客观真实性，其本身的内容、性状及证明价值不会因取证主体、取证程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则一般会考虑其制作的机关、方式、时间。④对未经行政程序正式提出的证据材料的排除。这主要是指，行政机关以及参与人掌握的事实材料如未在行政程序中提出，进入到诉讼程序中这种证据是不被法院所接受的。

3.对行政执法人员及法官的要求

浅析证人诉讼主体中品格证据 篇4

(一) 证人品格证据的基本概念与认定

证人品格证据指的是证人的道德品质以及能够证明该道德品质与作证资格具有相关性的证据。按照英美法系的界定来看, 品格证据的认定包括“声誉、行为倾向、类似事件”三个方面:

1.声誉

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为名誉、声望, 也就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所获得的他人对自己的综合评价, 或者说是普遍评价。

2.行为倾向

这指的是一个人周期性的、固定的实施某种行为以及实施该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这一方面与道德关系不大, 而主要是与行为人的心理、生理以及一些经历相关。

3.类似事件

这一点类似于“前科”, 但是此处的“前科”必须是与正在被审理的案件具有相关性, 并且时间跨度不能太大。比如证人曾经因为抢劫而被判过刑, 但是在现案中他以证明被告人犯强奸罪的身份出现, 此处的抢劫与强奸没有相关性, 不被采纳。在英美普通法中曾有一个惯例:一个人有过叛国罪、重罪或者关于不诚实或者错误陈述的不良行为, 或者妨碍司法等有罪判决, 他的证人品格就会被一概否定[1]。

(二) 英美法系证人品格证据的适用——以《美国联邦证据法》为例

品格证据的实际应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美国联邦证据立法对于证人的品格应用就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美国联邦证据法》第608条规定:“证人的诚信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以能够证明其品格有问题的意见或名声的证据予以攻击或支持, 但是这要有以下限制为前提: (1) 证据只能针对证人真实性或不真实性的品格。 (2) 只有在证人的诚信遭到了意见或者名声证据的攻击时, 能够证明该证人具有可信性品格的证据才可以被采纳。[2]”从该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 证人的品格证据并不是一个在每一场审判, 每一个案件当中都必须出现的证据内容, 而它的出现只有在被对方的当事人或者其律师提出质疑的时候才会被摆上桌面。 (2) 被采纳的证据必须具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相关性, 一个是可采性。针对相关性而言, 指的是如果证人的证词证言必须与其品格具有内在的相互关联性, 否则该证据是不能被采纳的。 (3) 品格证据属于一种否定证据, 也就是在证人的品格没有受到对方攻击的前提下, 案件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通过证明其证人是诚实的人而由此得出其证言有效。质疑证人是否诚实的方法有三: (1) 交叉询问证人在不构成犯罪的一些特定场合中所实施的某种不当行为。 (2) 交叉询问证人在此之前所实施的能够构成罪的行为。 (3) 通过对品格证人以除不诚实行为的特定事例之外的意见、名声等形式提供的证据, 证明该证人具有不诚实的品格问题。

2.美国联邦证据法一般禁止使用能够通过证明证人具体行为的证据来支持或是抨击证人可信度, 但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8条第2款做出改变性的规定:“如果法院凭借它的自由裁量权认为有关证人具体行为的证据有助于查明其证言的真实性问题, 法律就应当允许在反讯问中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调查:一是关于证人可信或不可信的品格;二是关于其他证人可信或者不可信的品格, 后者的这种品格, 证人在反讯问时曾经作证。

二、证人品格证据的应用

(一) 证人品格证据的积极效用

证人证言作为诉讼证据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后, 在它可能作为定案证据出现的过程中, 可能经过自然地或者人为地过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作根本保障, 即国家通过对作伪证的证人追究法律责任。但是虽然有相关的制裁, 却并不能杜绝证人作伪证的侥幸心理存在, 同时对于证人法律责任的追究往往是在前案已经定罪后, 因而很容易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无论是最终的改判, 还是国家赔偿, 都无法弥补对被告人所造成的伤害, 同时也会浪费大量的国家司法资源。而证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应用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作补充保障, 品格证据强调了对证人品格的严格要求, 假如证人的品格有问题并且与所证案件具有相关性, 那么他首先会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出庭作证, 即使为某种利益冒险出庭作伪证, 那么也会因为对方当事人对其品格提出质疑从而丧失证人资格。

(二) 证人品格证据的瓶颈

第一, 简单的以证人的品格倾向来判定其在特定场合会有相应的必然行为过于主观。行为人一次或几次的不良行为, 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具有相应的不良品格。不同行为人特定品格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 很多人会具有相应的不良品格, 因而具有某种不良品格的行为人并不一定就会比其他品格的行为人更容易做出与其品格相符的行为。人的性格只有有限的统一性, 而没有绝对的统一性。以行为人原来的品格问题证明其现在是在该品格问题状态下作证很容易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第二, 对品格证据的过度应用会严重的侵犯到证人的隐私, 因为对方律师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会以证人以往不良品格甚至是犯罪前科而对其展开询问, 这样的结果就是致使陪审团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从而影响到证人出庭作证的信心, 试想一个本没有不良意图的证人或许会因为他先前的一点品格问题而丧失证人资格, 更严重的甚至会身败名裂。而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影响证据能力, 进而会放纵罪犯。第三, 过多的关注证人的品格问题, 会影响到对案件主要事实的审理, 进而导致案件的延误。

参考文献

[1][美]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M].汤维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民事诉讼案件中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篇5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用以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都属于证据。证据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证据对案件的正确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正如英国学者朱克曼教授所指出的，公正的判决是将正确的法律适用于真实的事实。诉讼证据是法院查明和认定案情的根据；只有准确查明案情，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当事人诉讼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主要依赖于其举证是否充分。不论是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答辩或提出反诉，还是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都必须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般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核实证据。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法庭辩论，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1999年，红叶公司向该市某建设银行支行借款20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借款期限为1年。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该建设银行支行提起诉讼，要求红叶公司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要求红叶公司支付相应的罚息。在诉讼中，该建设银行支行提供了借款合同书等证据，红叶公司亦承认借款200万元未偿还的事实。但是，红叶公司反对支付相应的罚息，其理由是之所以未能按时偿还借款，是因为其他公司拖欠本公司货款未能及时偿还，导致本公司暂时丧失偿还银行借款的能力。同时，红叶公司多次向银行说明了上述情况。为此，红叶公司向银行提供了证明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以及该公司向该建设银行支行所发的说明情况的传真的复印件。但是，法院最终未采纳这些证据，仍然判令红叶公司在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同时，要支付相应的罚息。

本案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红叶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的罚息，而这又涉及到红叶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根据有关实体法的规定，红叶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自然应当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罚息，这样对建设银行支行来说才公平合理。红叶公司若要达到不支付罚息的目的，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上的理由，比如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曾经特别约定，当红叶公司因暂时丧失清偿能力而不能按时清偿借款时，建设银行支行可以免收罚息，或者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是由于建设银行支行的过错导致的等等。

从表面上来看，红叶公司所提供的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似乎也证明了红叶公司没有能够按时清偿建设银行支行借款的原因。但是，在本案中，这只能被看作是事实上的说明，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该证据证明的事实至多只能达到引起原告同情心的作用，不能对本案的最终判决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本案的诉讼标的是红叶公司和建设银行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而红叶公司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红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

与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联系，两者之间至多只能是一种事实上的联系。

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综述 篇6

摘 要：证据裁判原则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种刑事诉讼原则，也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历史的进步，证据裁判原则历经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阶段，从神明裁判阶段发展到证据裁判阶段，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成为证据法上最基本的原则，并贯穿于诉讼当中。证据裁判原则要求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裁判所依据的证明必须是有证据资格的证据，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贯穿了证据裁判原则的思想，但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体系还应从证据能力、待证事实、证明方式方面做出更明确的规定。

关键词：证据裁判原则；刑事诉讼法；证据；裁判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定义及历史发展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定义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更是备受重视和强调。“刑事裁判，应凭证据，即采所谓证据裁判注意，已成为近代刑事诉讼之一定制。”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

（二）证据裁判原则的历史发展

1.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即以神示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在生产力落后和人类认识水平较低的历史阶段，人们发现案件真实的能力较弱，因此往往借助于神的力量进行裁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神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诉讼活动也不例外。诉讼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存在争议，而又无法证明各自的主张，就将“神的指示”作为裁断的最终依据或唯一依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证明方式，但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古代社会均存在神明裁判，但其方式繁多，各不相同。较为常见的是火审和水审。火审通常以烈火或烙铁是否导致灼伤以及伤口愈合方式判断是非。

2.证据裁判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的理性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人们对于之前所采用的非理性的证明方式进行了反思，与此同时神示证据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对以往的诉讼经验进行总结下，人类开始尝试运用理性去判断和思考，在诉讼中人们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多的依靠了带有理性色彩的证据而不是神明的意志，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也被人们发现，逐渐的法定证据制度被固定了下来。在法定证据制度中，由于理性发展并不充分，因此诉讼证明带有明显的机械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人们更多的采用了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法定证据制度的存在正显示出人类所采用的司法证明方式与人类理性发展的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二、证据裁判原则的内涵

（一）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

证据裁判的基本含义是在诉讼证明中，事实问题的裁判应当依据证据。证据裁判原则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对于要证事实，没有证据就等于没有该项事实。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裁判所依据的证明，必须是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

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法庭调查的“证据”也具有不同的样态。从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制度，哪一个可以作为证据差别很大。但任何时代的证据都必然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即当时的人们普遍承认该项材料具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神示证据是与特定的不容置疑的神学信念密不可分的；法定證据则与普遍存在的对权威的遵从直接有关。

（三）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的证据

证据裁判原则的核心是裁判者对事实的认识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在诉讼以“法庭审判”为中心的现代诉讼理论中，裁判者的裁判行为也必须以法庭为活动空间，通过在法庭中的一系列活动，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裁判。因此，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辩论、质证。没有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即使该项证据确实具有证明价值。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一）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事实的裁断者认定事实，必须依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我国，证据能力应当包括以下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证据的容许性。证据必须被法律所容许，法律禁止采纳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调查的对象。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设立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白规则、品格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证据规则，并通过严格的诉讼程序保障证据收集的正当性，保障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二是证据的审查判断。证据的审查判断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证据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出示，经过控辩双方的充分辩论。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并强化对被告方辩护权的保障，以使证据在严格的程序下，经过充分调查，查证属实之后，作为裁判的依据。

（二）待证事实

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所约束的是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区分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和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对于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应当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我国，对下列事实的证明，应当纳入证据裁判原则调整的范围：被告人的身份情况；犯罪事实是否存在；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作为从重刑事处罚理由的事实；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等。

（三）证明方式

证明方式是证据裁判原则的重要内容。证据裁判原则作用的发挥，与其严格的证明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证明方式依其要求不同，可以分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而严格证明为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我国证据法理论和立法都没有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时，有必要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范围加以明确界定。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的严格证明，至少应当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为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证据必须经严格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对于仅具有程序意义的事实，则可以通过自由证明的方式加以证明。

注释：

①陈朴生.《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史立梅.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篇7

1. 非法证据

(1) 证据的合法性及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的含义是指:第一, 主体不合法, 即取证行为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法主体;第二, 形式不合法, 即证据的形式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律规定所要求的形式;第三, 程序或手段不合法, 即行为人取得证据的行为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所要求的程序或手段。从狭义上讲非法证据的含义一般是指程序或手段不合法, 即取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法”的范围

“法”的范围十分广泛, 含义十分丰富。如何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法”的范围呢?这是一个决定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与内容的问题。国内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法”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观认为,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法”应当包括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等;狭义规则认为非法证据排除中“法”仅指宪法以及具体、直接体现宪法精神和内容的法律。大多数学者认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应当从广义上理解。理由如下:第一, 符合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思想。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但需要有立法的不断完善, 还需要有全体公民强烈的守法意识, 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公民的守法意识普遍不高, 这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通过相关规定引导人们在诉讼中合法取证, 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第二, 贯彻实施宪法的需要。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里所说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不仅仅指宪法、基本法律规定的自由和权利, 也包括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自由和权利。第三, 实现民事诉讼活动最高价值的需要。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权益纠纷的活动, 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实体正义。在民事诉讼中违宪取证的情形时有发生, 但以违反宪法、基本法律之外的效力层级较低的法律的违法取证行为更为普遍、更具有广泛影响。我们应当从广义的角度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中的“法”, 否则很难通过该制度的设计解决民事诉讼中的相关实际问题。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目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成为世界各国民事诉讼中通行的证据规则, 有的国家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 但是在民事诉讼中不排除, 有的国家虽然在民事诉讼中排除, 但也不是一概排除。美国法院认为,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规定旨在禁止政府工作人员的非法侦查行为, 并非是对私人行为的禁止, 因此该规定对私人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力。当然, 当私人的非法取证行为触犯了刑法时, 仍然会受到追究, 不过这种追究与证据的证据能力是不相干的, 而且即便是取证行为人受到刑事处罚, 也不影响证据的有效性。在德国, 法院为了保护宪法规定的基本权, 对取证行为人以侵犯他人基本权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不予采纳, 不论该非法证据是由公共机构获取还是由个人获取。不过, 法院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也不是一概排除, 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除非法取证外再无其他取证方式, 或者是为了保护更为重要的基本价值而非法取证, 那么就会采纳该证据。

(2) 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目前, 合法性作为证据的基本属性已得到理论界的一致认同。对于证据的定义在我国诉讼法学界曾有过两种学说:“事实说”和“统一说”。“事实说”认为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事实材料, 按照该种定义合法性对于证据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证据材料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的规定。“统一说”认为证据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2]按照该定义, 合法性就应当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很显然, 并非所有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都具有证据资格, 因为此时事实材料仅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是不够的。虽然它们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在某些方面的真实性, 但是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法庭利用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信息, 对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案件事实进行查明和还原。如果想要尽可能全面和真实的还原案件事实就需要收集尽可能全面的信息, 对还原案件事实有帮助的材料收集得越多, 才能越准确地认定案情。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往往不预先排除进入诉讼的事实材料, 事实材料只要与案件有关一般都能获得证据资格, 对材料的证据能力进行判断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因而在实务中, 法庭更关心的是哪些事实材料无证据能力。

二、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追求的价值

1. 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同刑事诉讼一样, 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权, 通过诉讼活动使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平衡, 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状态。证据是民事诉讼的脊梁, 一方当事人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就必须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没有证据支持的请求就得不到法院的承认。有很多人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取证行为并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 因此很难严重威胁到社会大众的合法权益, 不过,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这种观点的质疑越来越多。因为原则上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据收集活动均由当事人完成。在此情形下, 为了赢得诉讼当事人很可能不择手段地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因此与过去相比也就更容易诱发非法取证行为。如果在民事诉讼中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 将会使侵权现象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 使更多人的更多权益受到侵害, 这样的结果不但不能实现诉讼活动的目的, 更会使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如果法院为了获得判决而无视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以牺牲公民基本权利获取的证据作为判决基础, 那么必然进一步加深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与法治的宗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认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2. 限制违法取证行为

非法证据行为是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所实施的一项违法行为, 当事人通过违法的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被排除彰显了“侵权者不能从其侵权行为中获利”的理念, 让违法者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但是, 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它也仅能起到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作用, 而不能对非法行为直接进行处罚。更何况,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出现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 从而使得其作用的发挥更具局限性。

3. 维护程序正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程序公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程序法在立法体系中也已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现代诉讼活动必须正视手段合法性问题。程序法不仅是法律的生命形式, 更是法律内部生命的体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公正的结果。[3]目前, 程序公正已成为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的重点和核心, 也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改革的首要目标。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是为了规范取证行为、保障程序公正, 通过对程序的规范以限制当事人的取证手段, 使公众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 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 也有利于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实现, 这也使得证据排除规则对程序公正的保障更具体、完整、全面。

4. 实现实体公正

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查明案件事实, 从而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民事诉讼法作为一种“工具法”的作用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实现实体法的同时实现实体公正, 就可以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为公民提供一个安定有序、和谐法治的生存环境。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使一些违法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更为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来看, 让当事人都能按照符合规范的方法取证更加有利于形成尊重保留证据, 固定证据的社会风气, 从长远来说对实体公正的实现是有好处的。

三、对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价

1. 对《批复》的理解及评议

1995年2月6日, 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该《批复》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 系不合法行为, 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该批复是否恰当, 观点可谓是见仁见智, 赞成者认为这样肯定维护了证据的合法性, 有效遏制了当事人的违法取据行为, 同时也有利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符合当代法律精神。[4]反对者认为法律规定制作与收集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是针对司法机关的要求, 而不是针对诉讼当事人的要求, 而且当事人也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秘密制作视听证据, 因此他们认为以偷拍偷录等秘密方式获取证据不违法。

笔者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批复》存在以下缺陷:一是《批复》将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作为视听资料证据合法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合理性。因为制作方与另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是一种对抗关系, 所以要一方当事人同意对方当事人录制在以后会对其不利的证据, 有悖人之常情, 缺乏可能性。二是《批复》设置“对方当事人同意”这一苛刻而且不具有现实性的合法要求,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一般人免受私录私拍行为的侵扰, [5]表面上看具有合理性。但是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录制行为具有特定针对性, 并不会侵扰到与案件无关的一般人, 而且在很多案件中, 当事人是在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证据时,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获取视听资料。一旦把这样的证据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 法院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从而不得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争议事实不予认定, 或者做出完全相反的认定。因此, 不考虑偷拍偷录行为所造成的具体后果, 对未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而录制的证据材料采取一律加以排除的做法是有违实体公正的。三是《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的, 因此从立法原理的角度来讲, 该《批复》属于个案解释, 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因此, 《批复》本身并没有确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2. 对《规定》的理解及评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提出了新的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在立法技术上, 《规定》也更为原则化。总之, 该《规定》的出台较之《批复》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一, 《规定》的内容仅仅是对非法证据概念的解释, 因为《规定》本身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得该《规定》操作性不强。如, 法律未能对“合法权益”做出明确的界定, 因为“合法权益”的内涵十分宽泛, 因此在未对“合法权益”做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 简单地将“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作为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是不科学的, 很难界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与合法证据收集行为之间的界限。

第二, 《规定》采用单一的法定排除主义, 对非法证据一律排除, 不利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根据《若干规定》第68条的规定, 凡是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均一律排除。这种非法证据排除标准非常苛刻, 这样就往往会使诉讼陷入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或证据不足的局面, 也会使当事人感到“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因此, 这种一律排除的做法并不科学。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程序而对实体公正有任何的淡化, 因为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6]毋庸置疑, 理想的制度设计应该考虑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平衡。而《规定》恰恰没有很好的体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间的协调。

第三, 《规定》未能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很好的衔接。当前, 我国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 但是还没有良好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 一律排除非法证据, 不利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就我国目前的证据收集制度来看, 采取严格的一律排除非法证据的方法是与现有的制度环境不相符合的, 而且对那些没有违反第68条禁止取证方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7]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的证据材料, 单从获取证据的方法上看不具有任何的违法性, 可是一旦使用这样的证据材料就会侵犯到某些重要的权利。因此, 对这类证据材料也应当规定加以排除。

3.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设想

(1) 建立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制度

第一, 调查令制度。当事人的取证能力比较弱且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 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 收集证据的主要责任恰恰是由当事人承担。《律师法》第21条规定, 律师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之后, 才可以向他们调查收集证据。但是在现实中, 前去取证的律师经常被有关单位和个人拒绝。当事人无法通过正当程序收集到所需的证据, 在此情况下往往会通过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对此, 我国有人提出过建立调查令制度的设想, 赋予代理律师或其他诉讼代理人享有直接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证据、收集材料的权利, 并且把调查令的实施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申请, 第二阶段是审查签发, 第三阶段是取证。律师必须严格按调查令调查取证, 否则不但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对其非法取得的证据法院也不予采纳。

第二, 审前排除制度。我国没有预审程序, 一个案件自始至终一般都是由同一个法官审理, 因此法官难免受到非法证据的影响。庭前审查制度的作用就是要将非法证据在庭审前就排除, 不允许其进入庭审程序。我国目前确立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为庭前审查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过要真正确立审前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 还需要对其加以改进。[8]首先必须将主持证据交换的法官与审理法官分离。其次还应该对证据交换案件的范围进行完善。按照我国《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 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或者证据较多的案件, 以及当事人申请交换的案件要进行证据交换。显然, 这种规定不够完善, 会使某些应当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不能进行庭前证据交换。

(2) 明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 判断非法证据有两个标准:一是取证行为本身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取证行为是否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很显然, 如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所收集的证据就应当以非法证据加以排除, 但是如何理解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存在疑问的, 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收集的禁止性方法进行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对禁止性方法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如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去认定非法证据:第一, 行为主体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第二, 收集行为的行为方式、情节和性质。第三, 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这样, 用非法证据收集行为的实施主体、行为实施的客观过程、行为所产生的危害结果等具体因素对非法证据判断标准进行量化, 就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立法上规定非法证据认定标准是为了给具体个案确立可采性标准, 对该标准需要不断的细化以增强其可操作性, 司法实践中个案间具有差异性, 因此法官在认定和判断非法证据时就必然要做出具体的适用解释, 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那种认为仅从法律条文就可以得出唯一正确结论的作法只是一种幻想, [9]这种解释为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使用非法证据认定标准确立了一种可借鉴的方法。因此, 在完善立法的同时赋予法官根据个案不同而自由裁量的权利也是必不可少的。

(3) 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第一, 违法取证行为的处罚机制。行为人通过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方式收集证据, 其后果不但是其证据资格遭到否定, 而且该取证行为会受到民事实体法律甚至刑事实体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从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 一个非法取证行为事实上触犯了多个法律规范, 应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建立起相关的处罚机制。

第二, 提高法官素质。为了更灵活适当的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实质, 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规则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约束, 但是提高法官的素质也是必然要求, 否则就会事与愿违、事倍功半。应当要求法官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精深的业务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必须大力提高法官素质;实行严格的法官筛选制度;健全法官的纪律惩戒制度, 加强对法官的监督;实行法官高薪制和终身制以保障与法官地位相配的尊严与荣誉。

第三, 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法治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律师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现代诉讼程序日益精细化和当事人缺乏必要法律知识的现实使得依赖律师从事相关事务就成为必然。但是, 律师也是人, 是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代表者, 他所要维护的是他所代表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他并不是正义的代表。律师的利益与诉讼的胜败密切相关, 从而促使了律师业的商业化。就中国目前律师业发展状况而言, 部分律师的职业操守不容乐观, 吃了原告吃被告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 在不断拓展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和方式的同时, 必须加强对律师职业操守的监督, 阻隔非法证据产生的前提原因, 这就要求我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 发展一个健康的律师行业。

参考文献

[1]田口守一.比较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46.

[2]卞建林.证据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意]卡佩莱蒂.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M].徐昕,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58.

[4]李浩.民事证据立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5]李浩.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制探析[J].法学评论, 2002 (6) :82.

[6]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39.

[7]陈瑞华.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J].法学, 2003 (6) :45.

[8]张桂明, 相庆梅.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J].现代法学, 2004 (2) .

婚姻诉讼要慎重提前锁定证据很重要 篇8

2005年5月, 在北京某公司工作的南昌姑娘常某在网上认识了北京市水文局水文总站的男孩梁某君。双方认识时, 常某还在读大学, 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 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于2009年11月在北京海淀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 两人感情不和, 常年争吵不休, 甚至拳脚相加, 家暴现象频频发生。为了照顾女儿的生活, 常某的父母退休后搬到北京居住。但此后矛盾仍旧不断, 且愈演愈烈, 最后终于演变成为女婿与岳父之间的暴力冲突。为此, 女婿以遭岳父殴打至轻伤为由将岳父告上法庭, 常某的父亲因此被判刑8个月。

2015年, 梁某君以感情破裂为由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同时提出一系列财产诉求:1.梁某君要求法院确认其结婚时购买的北京市昌平区瑞旗家园13号楼3单元903号房屋归其所有;2.要求判令常某支付损害赔偿金2万元;3.主张将常某名下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中实际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4.要求将常某结婚前购买的南昌市湾里区一处房产的婚后还贷及房产增值部分的一半补偿给自己;……

常某同意离婚, 但反驳了梁某君的诉讼理由及相关财产请求:1.常某称南昌市湾里区工农路南面九州画意居1栋3单元602室的房产是早在2005年4月父母以女儿的名义购买的, 之后偿还贷款也都是母亲曹某某以女儿的名义支付的。当时自己正在上学没有经济收入, 不可能有钱买房和还贷。婚后, 父母考虑到女儿收入不高, 也没有要求女儿还贷。因此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自己一分钱, 梁某君提出分割这处房产婚后还贷部分的要求没有任何道理;2.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房产是双方准备结婚时共同购买的婚房, 应计入常某名下的首付款5万元, 此款是常某交予梁某君一同向售房单位支付的 (可调取梁某君银行卡明细查证) ;该房屋装修费用10万元也都是女方支付的, 除此以外还有婚后的共同还贷。常某请求法院确认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依法分割;3.常某称, 自2013年5月至2015年7月与梁某君分居, 期间本人的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房屋租金都是父母代为缴付。根据《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十四条的规定, 要求法院判定这些费用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4.关于“家暴”问题, 常某认为自己一直是梁某君家暴的对象, 并曾因此报警, 常年经受家庭暴力令自己身心备受摧残, 主张梁某君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准予双方离婚。关于财产问题, 法院认为:1.北京市昌平区瑞旗家园13号楼3单元903号房屋系梁某君婚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以其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且该房屋登记在梁某君名下, 故该房屋归梁某君所有。而常某主张其部分支付该房产的首付款, 并出资对该房屋进行装修, 举证不足, 不予支持;2.南昌市湾里区工农路南面九州画意居1栋3单元602室房屋系常某婚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以其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夫妻以共同财产还贷, 判常某给付梁某君补偿款6万元。常某提出该房产首付及其还贷都是母亲以女儿名义支付, 本人和梁某君没有出过一分钱, 不应认定为“婚后夫妻共同还贷” , 法院认为其提供的证据不足, 不予采信;3.常某名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保险金个人支付部分及住房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判常某给付梁某君29823.44元补偿。但对常某提出分割梁某君的养老保险金的主张, 法院认为举证不足, 不予支持。4.关于家庭暴力问题, 法院认为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支持要求对方给予自己精神补偿的条件, 故不予支持。

律师点评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王德军:这是一桩普通的离婚案件, 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准予离婚无可非议。但相关法院对于离婚当事人财产的认定和判决有诸多地方值得讨论:1.女方名下位于南昌市湾里区工农路南面九州画意居1栋3单元602室房屋, 系女方父母在当事人结婚四年前以女儿名义购买, 且婚前一直由其母亲以女儿名义还贷, 此时女方当事人正在上学没有经济收入, 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女方当事人婚后是否改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应有可靠证据方能确认。离婚时, 男方当事人主张分割上述房产的婚后还贷部分,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女方当事人改用婚后财产还贷的证据”应由男方当事人提供。由于婚前一直由母亲以女儿名义还贷, 故男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包括女方当事人的汇款证明或其本人直接出资证明, 否则不能认定女方用婚后财产还贷。法院要求女方提供“非自身还贷证据”属于本末倒置, 有失公允;2.法院判决分割女方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保险金个人缴付部分及住房公积金, 但却以“举证不足”为由否定了女方当事人关于依法分割男方当事人名下养老保险金个人缴付部分的请求, 这明显不公平。说到“举证不足”的问题, 男方当事人系北京市水文局水文总站高级工程师, 其工作单位性质决定相关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施, 法院随时可调取相关数据, 不存在让女方当事人自行举证的理由。

专家点评

论民事诉讼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篇9

民事纠纷中存在大量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民事诉讼活动以认定事件事实为核心, 所以法官必须要对这些资料进行审查判断。首先应当确定的就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由于诉讼模式和理念不同,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证据的可采性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可采性的处理更接近于大陆法系。最高院的《证据规定》仅将其视为视听资料, 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严重混乱, 学术界倾向于将其独立出来, 并设置相应的证据规则以解决其可采性问题。

一、民事诉讼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遴选标准

1、国外关于民事诉讼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遴选标准。英美法系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制度紧密相关, 一般将其归属于书证范畴, 但适用于书证的传统证据规则对电子证据的可采性提出了挑战。“传闻证据规则”以无法实现反询问为由, 认为电子证据是传闻。“最佳证据规则则”以电子证据无原件为由认为电子证据不具有最佳等级, 因而应当予以排除。英美法在分别对传统证据规则进行变通以承认其可采性。

大陆法系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障碍相对较小。法官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运用自由裁量权判断证据的价值及可信度并形成新证。相对来说, 由于没有复杂的证据规则因而比较好把握。

一些国际组织对电子证据能否得到法律认可也作出了相关规定。例如, 联合国贸易法会对“书面形式”含义进行界定, 以完整性、可靠性标准, 以及可展现性特征, 实现了对原件要求的满足, 同时还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一系列试图否认其可采性的做法。

2、我国民事诉讼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应当确立独立的遴选标准。与国外相比, 结合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我们应当以电子证据法律地位的独立性为基础, 确立其可采性的遴选标准。我国传统证据法学考察可采性的标准是关联性、合法性与真实性。这三性分别是从不同层面来衡量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证据有无关联性是可采性的问题, 但关联程度则是证明力的问题。合法性是证据种类证据收集主体及收集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它是判断证据可采性的问题, 与证明力的关系不大。真实性是证据记载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实, 包含客观性和可靠性两个方面。客观性是指有无真实性, 强调形式上的真实, 是判断证据可采性的标准。而可靠性是指真实程度, 强调记载内容的可信度, 是判断证据证明力的标准。因此, 合法性和客观性才是我们判断民事诉讼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遴选标准。

二、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合法性标准分析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以及收集证据的主体和收集程序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要想准确判断电子证据的合法性, 应当从学理角度出发, 分别从证据种类、收集证据的主体以及收集程序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证据形式合法性分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证据的法定种类。证据只有属于法定类型, 才能具备法定形式, 从而具有合法性。依照这一理论, 有学者提出了“电子证据不属于法定的七大证据种类中的任何一种, 不具有合法形式, 因此拒绝采用”的观点。笔者认为, 立法难以概括并预见所有的证据种类。电子证据能否获得积极的司法评价, 是与该国的证据制度和诉讼模式密不可分的。大陆法系国家发扬职权主义精神, 发挥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主动性, 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对电子证据可采性予以判断。相反,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当事人主义, 陪审团根据证据进行事实认定, 法官负责把关, 将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挡在事实认定的门外。因此一系列判断证据可采性的证据规则应运而生。我国虽然没有对电子证据的归属予以法定认可, 但是根据证据学原理,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 证据的本质属性是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只要电子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就具有证据的本质属性, 就应当是法律认可的证据。只不过它是伴随科技发展而出现的新类型, 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进一步认定。另外, 我国的民事诉讼属职权主义模式, 法官根据该原理运用自由裁量权, 采纳电子证据, 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二) 电子证据收集主体的合法性分析。

我国立法没有对电子证据作出明确规定。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证据的主体, 并要按照证明责任的要求进行收集。当电子证据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后果。由于电子证据是高科技的产物, 非专业性的操作可能影响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甚至会使电子证据丧失证据资格。因此, 对于电子证据的收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当事人自行收集。对于收集并不困难的电子证据, 且对案件事实起间接证明作用的, 可以由当事人自行收集, 但是一旦对方当事人对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则提供方必须对其真实性予以证明。

第二,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对于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电子证据, 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电子证据, 应当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法院可以委托拥有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机构完成。此外, 对于复杂不易收集, 但在审判中起主要作用的电子证据, 立法应当作出明确规定, 由精通计算机软件硬件和网络知识的电子信息技术人员组成电子证据专家库, 由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和法定程序, 随机抽取其中成员, 完成电子证据收集工作。

第三, 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随着计算机网络化应用的扩展, 大量的电子数据由专业的ISP服务商或者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商保管。他们更加接近电子证据, 也更容易获取电子证据。此外, 由于电子证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其存储也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因此这些组织在电子证据的收集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而民众是收集电子证据的弱势群体。因此, 对以ISP为当事人一方的网络侵权案件, 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结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 确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

第四, 确定网络数据服务商的作证义务。在涉及互联网的民事案件中, 往往都会需要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配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具有作证的义务, 并建立一个完整的前期电子数据管理备份与安全机制。

(三) 电子证据收集手段和程序的合法性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 各国对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而在民事诉讼领域, 各国对当事人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英美法系对待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 采取了利益衡量的原则, 即由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特定情况, 决定是否采纳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大陆法系中, 意大利民诉法规定, 一方当事人以非法手段从对方当事人处取得的并且属于对方当事人所有的书证是不可采的。但是违法手段取得的供述证据却是可采的。德国民诉法对非法证据的采纳采取了相当性原则。德国民诉法规定如果采纳违宪方法取得的证据是保护他人利益的唯一而合理的方式, 以及按照法院的裁量, 是保护更为紧要的基本价值唯一合理的方式, 法院有权采纳违宪方法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着重体现了现代程序法保障人权, 保证诉讼公正的立法理念。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缺少对电子证据收集手段和程序的规定, 缺乏具体可以参照的标准。而电子证据又具有显著特征和极强的专业性。因此, 法官很难判断一项电子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此外, 最高院《证据规定》第86条规定: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由于电子证据在其生成、存储、传递以及显现收集等方面容易出现对民众言论自由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基本权利的侵犯, 所以对于电子证据的非法排除规则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的有限排除原则。对于非法取得的电子证据, 一方面以利益衡量为标准, 确定其可采性, 如果其非法性足以达到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程度, 或者足以影响某一重大权益的, 则应当严格予以排除;另一方面还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第一, 采用刑事违法行为所收集的电子证据应予排除;第二, 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行为所收集的电子证据应予排除;第三, 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电子证据之间相互矛盾, 其中不能与其它合法取得的证据印证的证据应予排除;第四, 违法取得的电子证据不能与其他台法取得的证据相互印证的, 由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予以排除;第五, 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电子证据之间虽然可以相互印证, 但无其它合法取得的证据佐证的, 由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予以排除。

三、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容观性标准分析

(一) 电子证据内容的客观性分析。

电子证据在形式上是以二进制数码排列组合的电子数据。计算机硬盘软盘及光碟是其载体。所有输人计算机的信息都会被计算机精确地表达出来。它的高度精确性决定了电子证据内容的客观性。

(二) 电子证据形式的客观性分析。

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感触到储存在计算机中的数字信息, 但显示器及打印等输出设备可以使人感知到电子证据的内容, 并且没有任何主观的再次加工。它客观存在的形式, 能够被主体感知。

(三) 保证电子证据具有客观性的方法。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探究 篇10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近代刑事诉讼证据体系里较为重要的内容,但是中国目前还是很少有人提及究竟是何种理论基础奠定了我们国家这个规则。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人们对保护人权的意义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充分体现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用来认定犯罪和裁量刑罚,体现我国立足于保障人权。为了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是不能拿来认定犯罪和裁量刑罚的。由此可见,我国以保护人权为依据确立了排除非法证据。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发展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件是每个围绕法治而发展的国家所需要严格遵循的条文规则,它是依法治国所必须经历的重要过程。英国与美国同属于英美法律体系,美国在经历了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且美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美国在1776年7月4日这一天发表了《独立宣言》,然后在1914年就正式将这一规则确定下来,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相较而言更先进的立法。《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这一个宪法修正案其实主要是要求政府应当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才能强制性地处分公民人身、财产等权益,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政府是不能强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并且如果侦查机关一旦违背法律规定的程序,利用不合法的手段去搜集并获得证据,就是违背了这一修正案,不能被法庭所采用。

非法证据排除在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历经了从无到有、从不完整到逐渐完整的发展进程。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大幅度修改的基础上,于1998年,我国有关司法机关颁布新的司法解释,并且在其中进一步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则,对立法的缺失进行适当补正。2007年3月,为了解决一些案件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强调“既要充分考虑程序公正也要确实做到实体公正,要让它们处于平衡的位置,并且一定要做到始终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相关的合法权利”“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威胁获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都不可以用来认定罪刑和裁量刑罚”;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个与此有关联的机关一起联合签发的“两个规定”的正式生效实施更是进一步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直至2012年重新修改编订了《刑事诉讼法》,这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这一个重要规则的内容更是使它得到更好的认可和一个更高的评价。

近几年来,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被提到台面,社会各界对这一制度越来越重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对此提出了相关要求和通知,人们也能从其他报刊读物中看到有关这个规则的文章。从这些方面就能够看出我国对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则迫在眉睫,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并且,我国从最初的法律体系混乱到现在一步一步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定也进一步把我国法律的完善提升到一个新层次。

3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台,司法实务中出现了一些启动和运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例,很多案例也由于媒体的报道、学术界的探讨而进入公众的视野。

随着非法证据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检、法三个机关也分别发布了各自的解释。对整个办案的程序制定了严格的操作程序。可以在某些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61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都对刑事诉讼法收集证据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过程做出了相当严格的规定,要求办案机关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依照法律的规定办案,严格规定禁止以非法的方法收集和获得证据。但是公安部发布的相关解释仅仅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合法性做出规定,即严格规定禁止进行刑讯逼供和利诱威胁、引诱、欺骗这三种或者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内涵的新兴规则,它将秩序的真实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非常科学地划定了非法证据的内部寓意以及它的外部范畴;二是明文规定了在哪一阶段排除;三是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四是相对细致并且详尽地制定排除的程序。并且“两个证据规定”的确立象征我们国家在刑事司法有关证据是如何应用这一领域走入了新纪元;它规定了公平和正义的证据规则,踏实地把适用刑事证据的相关程序法律化、章程化;并且将参与办理案子的人员规定了较为严苛的条件。

4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应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到不仅可以帮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有利于在程序上遏制随意获取证据的行为,尽量避免因为非法获取的证据而产生的冤案再次发生;再者将我国的侦查、起诉、审判这种“流水式的作业”向“将司法审判作为中心”转换,进一步深化法院作为中立方的地位,确实保证法院可以处于审判的中立位置。让法院单纯地只为审判存在,使其具有独立自主性。

在刑事司法这个领域内,现今世界上每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去做的一件重要且意义深重的事情就是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下来,逐渐完善刑事证据规则这一体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消除刑事诉讼法中所有不公正、不人道的取证方式的愿望,以及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努力,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能够从很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实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经途径之一。它其实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在逐步完善的指南。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实施制度,有效遏制非法取证,确保办理刑事案件质量。

4.1 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当属非法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供述

我国有关供述证据的排除规则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一是对疲劳审讯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将疲劳审讯界定为非法取证方法,需要进一步明确疲劳审讯的含义,有必要从单次讯问时长、必要的休息时间等方面做出限定。二是对重复性供述的处理。有必要明确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标准。如果初次供述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初次讯问对被告人造成的影响在此后各次讯问中已经消除,否则就将影响到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三是有必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即使排除也有必要参照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即实行裁量排除。

4.2 规范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

我国虽不实行陪审团审判,但证据合法性属证据资格问题,仍然有必要通过专门程序处理。

第一,庭前会议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审查及处理。庭前会议环节,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合法性问题交换意见。法院对证据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收集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人民检察院认为排除非法证据后在案证据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的,可以申请撤诉。庭审中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处理方式和效力。法庭经审查对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可以驳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如无新线索或者材料,再次提出排除申请的,法庭可驳回申请。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上诉程序中提出异议。

第二,庭审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时间和要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对证据合法性问题先行调查,司法解释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鉴于证据合法性涉及证据的资格问题,有必要限定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的情形。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如果法庭经审查对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决定不启动调查程序,可以对该证据进行宣读、质证。如果法庭决定启动专门调查程序,那么,无论是先行调查还是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都必须首先解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不能先对证据进行宣读、质证。

第三,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要求。为减少法庭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压力,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检察院举证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要求。同时,在司法解释规定基础上,有必要明确侦查人员应当出庭的情形、出庭的要求以及不履行相关职责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必要明确法庭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处理方式、告知调查结论的时间和方式等。二审法院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做出处理。有必要明确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能否单独以证据合法性争议提出抗诉、上诉,以及控辩双方二审期间提出之前掌握的证据材料能否采纳等。

第四,明确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指出,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该规定并未明确具体的排除程序。虽无相关统计,但仅凭公安机关自查自排非法证据,难度较大。有必要规定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对侦查机关处理结果不服的,有权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说明,公安机关应当做出书面说明。

第五,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但律师行业普遍反映,目前刑事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同时,实践中也存在辩护质量不高甚至无效辩护问题。为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有必要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同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申请调取证据权、提出异议权等权利。对于命案等重大刑事案件,无论是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还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都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辩护职责。对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形,应当给予必要惩戒。

综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后应该怎么建立,关键在于法治社会的实现。法治原则相对整个司法程序和实体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应该成为一种规范的硬性规定。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完善法治,那么不论在司法程序方面做什么改革都不会有实际性的成效。法律不是抽象存在的,它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去产生实际的效力才能说明它的作用,我们还应该更努力地去研究和实践。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仅体现司法公正,也直接关系刑事案件中对事实的认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利益权衡,对于我国法制的完善和民主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发展做简单的阐述,并分析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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