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精选十篇）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1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农民负担,征地,维权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 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显现甚至激化, 导致了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同时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深入农村,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及特殊的原因。本文准备关于此类事件的原因做简单分析。

一、农民维护经济权利的需要

中国农民在少数利益先觉者的宣传下有了一定的权利意识, 并与自身生存状况相联系, 举起了“维权”的大旗。我们可以看到, 农民们首先意识到经济上的权利, 尤其与自己贴身利益相关的财产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近年农民信访中, 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据统计, 全国失地农民总数目前有4000多万人, 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由此可以看出, 失地农民为维护自己的财产权成为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土地之于农民, 如水之于鱼, 土地的收成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收入来源, 是家庭生活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 是农民最后一道生活安全保障。强征农民土地又不对其进行安置, 使之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他们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界, 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 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农民的口号之一, 表明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利益意识和权利觉悟, 侵犯农民的土地 (财产) 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以致引发社会不稳定。而有些地方政府专断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农民或农业组织必须种植某一作物, 在播种面积、农产品销售数量和品种上定指标、定任务, 要求农民将生产的农产品出售给指定部门。农民经营自主权是目前乡村家庭的最基本的权利, 而政府强行干预致使农民财产利益丧失, 更加导致了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白热化。

二、农民维护自己民主政治权利的要求

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 是社会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 属于政府组织的范畴, 而村庄只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 属于社区的范畴。正因为二者在政治意义上的不同, 在我国实行的是“乡政村治”, 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 我国的农民完成了身份上的一个转变, 成为了“村民”, 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 而公共参与也就成为了村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是村民在公共参与路径上的不畅, 制度化参与没有结果, 只能诉诸于非制度化参与, 先是消极抵制, 怨愤难以疏导的前提下, 再承受不合理压力即发展为积极抗议, 造成农民集体行动对抗基层政府。

村民们集体行动对抗乡镇政府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从口号中可以看出, 村庄事务的透明性及民主性面临很大的挑战。村务公开是民主监督的核心, 又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但在实际运行中, 村务公开制度基本上流于形式, 原因多种。首先一种是村民不很关心村务状况。据调查, 65.4%的村民不知道村务公开栏, 51.9%的人不怎么关注村里的财务状况。这反映出目前村民们虽然利益意识和民主觉悟有所提高, 但村民们的利益、民主要求还不是很明确。另一种原因即村务并不公开, 有些村庄甚至没有村务公开栏, 即便是有, 也常年不更新内容。村财务的“地下状况”, 便于村干部谋取私利, 大吃大喝, 假公济私等, 所以村干部们更乐意甚至有意识的隐瞒财务状况, 而这就为村民非制度化参与埋下了隐患。

村民们的民主要求还表现在村庄公共事业诸如水利设施建设、村庄道路维护等情况。当前国家无力为村庄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 因此, 要依赖村庄本身的资源能力及其组织方式来满足对于公共设施的需要。大部分村庄是由村干部根据自己的决定来强制村民集资、出工, 但村干部决策可能存在以公谋私、贪污受贿的行为, 而且也缺乏将自己的决策贯彻下去的能力, 同时关系到村民收益先后和多少的不同, 很容易造成村民的不满情绪。所以针对村庄公共事业状况, 学界提出了“一事一议制”, 把村民纳入制度化参与的路径, 为村民构造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但在实际运行中, 村干部们为了个人利益, 同时也因其习惯于拍板决策, 垄断且覆盖全部村务, 又不能给村民们带来预期利益, 甚至加重农民负担, 损害农民贴身利益, 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继而有了进一步的参与要求和民主要求。

“村务公开, 民主理财”是在民主政治大背景下村民们提出的合理维权要求, 《村组法》的颁布为基层民主提供了法律保障, 关键在执行过程中基层干部及其村庄代理人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还权与民, 这是消除农村群体性事件政治隐患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

三、政治观念及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因素, 导致利益冲突

农民上访、请愿、示威进而有组织抗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有着深刻的政治观念、体制方面的原因, 以及本不完善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但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的加剧及至尖锐。社会转型期, 村干部、先富裕起来的人和部分乡镇干部成为农村权势阶层, 而分散的农民则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农村权势阶层处于权力和其他资源的垄断地位, 同时, 国家实行了“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是县乡政府及其各部门从单一的国家利益体系中分化出来, 因此, 那些个人修养不高者就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直接、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 加重农民负担, 向企业和农民摊派, 转嫁财政危机, 致使矛盾尖锐化且表面化, 干群关系紧张, 农民对抗情绪上涨, 发生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2

为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村两委换届工作期间群体性信访事件的发生，最大程度地减少和缓解各种矛盾，保证村两委换届工作能够及时、高效、有序地开展，特制定本预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信访条例》、《党委组织部门信访工作暂行规定》、《浙江省信访条例》和《江山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江山市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则》规定，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本预案所指群体性信访事件，主要包括：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集体上访，达到预警人数的；不到指定地点上访，聚集、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主要领导驻地和政治敏感地点；为求解决问题，没有按照正常的信访程序依法进行上访的行为。

工作原则

（1）分片管理、联动处理原则。服从群体性突发事件信访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各办公室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信访及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理工作。

（2）预防为主、超前介入原则。各村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定期排查、及时化解本村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苗头，做好信访工作及群体性事件的早期预防工作。

（3）依法维稳、快速反应原则。在处理群体性信访事件中，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按照“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严格依法办事，同时注意把握政策，讲究工作方法，区别对待，化解矛盾、控制事态。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镇党委、政府根据工作需要，成立村两委换届群体性突发事件信访应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指挥群体性突发事件信访的处臵工作；协调、调动处臵力量和资源；决定采取重大处臵措施；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信访部门汇报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上访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启动和领导预案实施。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开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现场组、接待组、综合组、督查组。

现场组由 及事件所发村村干部、镇驻村干部、各片区领导组成。负责对信访人劝返、疏散、带离、处罚等工作。

接待组由 及事件所发村村干部、镇驻村干部、片区领导组成。负责对信访问题进行接待、调查、处理等工作。综合组由 及相关人员组成。负责及时了解掌握接待处臵工作中的相关信息，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情况。负责劝返、疏散、带离、处罚信访人过程中所需的车辆、救护、道路畅通等方面的保障工作。

督查组由 及纪委委员组成。负责对引发事件的原因以及事件处臵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等行为进行追查和处罚。群体性信访事件分级标准 根据事件的紧迫程度、形成的规模、行为方式和激烈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可能发展蔓延的趋势等划分为三类：

3.1 特别重大群体性信访事件（1）一次参与人数50人以上；

（2）1人及1人以上到北京、省委、省政府、省领导驻地等敏感地区聚集和其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3）人数较少但采取极端行为和其他可能造成极恶劣影响的事件。

3.2 重大群体性信访事件

（1）一次参与人数20人以上50人以下；

（2）1人及1人以上到市委、市政府、市领导驻地等重点地区聚集和其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3.3 较大群体性信访事件

（1）一次参与人数6人以上20人以下；

（2）不按正常程序到镇政府机关聚集，并扰乱正常工作的群体性上访事件。预防预警 4.1 预警信息

（1）出现不稳定事端和群体性事件苗头，尚处在酝酿过程中的。（2）聚集上访尚未发生堵门、堵路、拦截车辆、围攻殴打工作人员或严重影响交通、治安秩序、党政机关工作秩序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3）其他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尚未出现过激行为、可以通过现场开展工作、化解矛盾的群体性行为。

4.2 预警行动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臵的原则。各村要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敏感性，特别注意因换届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切实把纠纷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1）各村在村两委换届前开展一次村两委换届信访排查摸底工作，将排查结果汇总到镇综合办。

（2）接到预警信息后应立即采取行动，事件发生所在村要组织协调，协调不成及时向镇综治办报告，综治办接到报告后，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信访人情绪，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向村两委换届群体性突发事件信访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做好启动本级预案的准备工作。领导小组考虑事件可能的方式、规模、影响，立即拟定相应工作措施，及时、有效地进行先期处臵，控制事态发展，将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根据防控情况及时调整措施，并视情节安排人员、物资，防止事态扩大。应急响应 5.1 响应程序

发生特别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立即启动本预案，并迅速报告市委、市政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赴现场指挥处臵，现场组有关成员到现场协助指挥，派出所、中心卫生院调派人员到现场工作。事件发生在本镇辖区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事件发生在市外的，按上级要求处理。

发生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立即启动本预案，并迅速报告市委、市政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赴现场指挥处臵，现场组有关成员到现场协助指挥，派出所调派警力到现场工作。事件发生在本镇辖区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

发生较大群体性上访事件，立即启动预案，由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事件应急处臵行动，并将有关情况报市信访局。

5.2 现场处臵程序

领导小组决定现场处臵工作方案，相关工作人员按照教育疏导、训诫谈话、强制带离、依法处罚四个步骤，迅速投入处臵工作。

（1）现场组要劝导上访人员迅速离开聚集地，到指定接待场所反映问题。如难以劝离，可将上访人员带至指定的分流处臵场所，进行分流。

（2）接待组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掌握事件发生的原因、事件的性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演变过程、伤亡及损失情况，并及时确定相应的处臵措施，快捷有效地进行处臵。

（3）综合组要及时了解掌握接待处臵工作中的相关信息，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情况。

（4）对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出现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破坏公共财产，危害人身安全，殴打谩骂接待人员等过激行为的，工作人员应进行劝阻、批评和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有关部门应配合公安机关采取必要的现场处臵措施。善后处臵 6.1 善后工作

群体性上访事件经过现场处臵，群众被劝返回当地后，驻村干部、事件发生所在村要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稳定和矛盾化解工作。对承诺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兑现。进一步做好化解工作，并加强跟踪和督察，消除可能导致事件反复的不安定因素。

6.2 经验总结

根据事件处臵过程中暴露出的有关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修改完善预案。

6.3 责任追究及奖励 对工作不负责任、甚至违法乱纪、激化矛盾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有关责任人员，以及在处臵工作中因工作不力造成处臵不当，或因迟报、漏报甚至瞒报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督察组应依照有关规定上报纪委，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绩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在预防、处臵群体性事件工作中有重大贡献的部门、个人给予一定奖励。应急保障 7.1 通信保障

所有工作人员保证24小时通信畅通，保持信息报送设施特别是现场应急通信系统性能完好，并配备必要的应急备用设施，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的安全畅通。

7.2 资金保障

预防和处臵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及疏散、安臵参与人员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7.3 人员保障

处臵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现场组、接待组、综合组、督查组，具体负责实施应急处臵工作。

7.4 医疗保障

在处臵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通知医护人员到场，并配备救护车辆及必备的药品和医疗器械。8 附则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3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68-02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卢里关于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在对种族收入和流动机会之影响的研究中，卢里首先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指称那些内含于家庭或社区组织中并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的社会资源[1]。布迪尔、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则系统地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布迪尔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且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2]。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3]。罗伯特·普特南在将社会资本研究拓展到政治领域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

本文界定的社会资本分为两个方面。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农民来讲，社会资本指个体或集体与他人互动而产生的并且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网络、规范和信任。从群体性事件的对象政府来讲，社会资本主要包括我国政权的性质、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我国政府的治理理念以及政府的管理机制、政府的品格、政府形象和政府的综合行为能力[5]。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指那些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由农民组织参与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的事件。这类事件主要表现为农民和农村基层政府发生的冲突与对抗。一般来说，农村群体性事件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集体上访、围攻、静坐、械斗、哄抢、骚乱、阻断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从本质上来说，农村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过激行为。农村群体性事件一般有以下特征：官民性、对抗性、破坏性、偶然性、必然性。

二、社会资本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运作逻辑

（一）社会资本的起源

博特、林南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起源于个体间的联系和网络。致力于更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研究的普特南等人则强调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社团、家庭等在社会资本生产上的重要性[6]。根据自己的模型和相关的实证调查，怀特利则推断初始社会资本生产取决于公民的个体人格、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它们比社会组织给成员带来的面对面互动机会更为重要[4]。

试问“乌坎事件”其社会资本发端于何处？

首先，乌坎村是典型的乡土中国下的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充足，建立了一个相对信任的社会网络。当村委会成员开始谋私利，并且村民数次上访均得不到满意答复时，村民凭借原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轻易动员起很多共同利益受到侵犯参与者，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集体行动。因此，在中国农村地区，凭借已有的社会资本存量，面临共同需求和压力能使得行动者之间进行初步合作。

其次，村民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普特南认为，市民志愿组织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各种类型的市民组织在社会资本生产上几乎是同等重要的[4]。在目前中国农村，村委会是最有影响力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但是就乌坎村而言，该村村委会成了几个村委会成员变卖土地、谋取私利的机构，也是整个群体事件爆发的起源。由于对这个组织的不信任，该地方政府的社会资本开始削弱。

再者，正义感是社会资本的另一个来源。乌坎村民的初衷是表达利益诉求，但是却用错了方式。“乌坎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介入后升级为“敏感事件”。在该事件政治化的过程中，乌坎村民及时把握了这一危险势头的走向，打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等口号，实现了“乌坎事件”的“去标签化”。乌坎村村民此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理性和正义性。这些正义感为后面政府的一些政策奠定了基础，并且媒体以及高层为乌坎村村民的维权运动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人力资本反过来也可以创造出社会资本[4]。一般而言，如果某行动者在特定事物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就会被其他相关的行动者给予更多的信任。林祖銮在乌坎村里德高望重，被称为乌坎村的“精神领袖”。他为整个事件实现转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官员和村民之中都赢得了尊重和支持，后来事件平息后，凭借较高的人气他当选为新一届的乌坎村党总支书记。也就是说他拥有的人力资本为他创造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二）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

学者们对不同强度关系的社会资本建构能力也有不同的看法。开始很多人认为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越强，动员能力越大。格兰诺维特著却认为对于特定行动者来说，弱联系可以带来更多信息，比强联系更有用，可以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流动机会。伯特进一步发展了格兰的思想。他更强调弱联系和结构洞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生产的重要性。有些研究者则主张强联系或密集的网络是社会资本生产的必要条件。

（三）关系方向与社会资本

很多学者都认为水平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垂直关系在社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却产生了分歧。普特南认为水平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来源，社区结构越是呈现出水平状态，便越能促进制度成功。然而垂直网络无论多么稠密或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不能维持社会信任和合作[4]。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却认为垂直网络在构成社会资本来源中也不可忽视，比如当地领导人和中介人构成了连接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学者们争议的焦点是垂直网络是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乌坎事件”中，存在两种公共垂直网络。一种是媒体，一种是信访体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在乌坎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乌坎民众维权发声、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网络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信访机构是民众可以向国家高层权威表达利益诉求与不满的渠道，对于弱势的市民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权力资源。因此，毫无疑问，这两种公共垂直网络都是农村基层民众链接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发挥作用却不尽相同，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很多学者都承认政府对社会资本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但他们对这种影响的路径却又产生了分歧。一方面，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政府参与公共活动会导致非正式网络的衰落和社会资本的削弱。另一方面，埃文斯等人认为有效的国家制度促进了公民之间信任和参与网络的发育，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本文认为不同的国家部分与农村基层地区的关系不同，因而对于其社会资本的生产有着不同影响。基层政府没有在社会资本的生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却为乌坎村民进行集体抗争提供了制度庇护。另外一些高层政府机构积极采取一种缓和矛盾的做法，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使事件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本生产。可见国家的不同部分对社会资本生产影响是不同的。

（五）社会资本的道德属性

布迪尔认为社会资本等同于行动者可以用来追逐利益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对于他来说，社会资本如同经济资本一样可以被用于好的或坏的目的；换言之，社会资本在其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

在本案例中，社会资本是乌坎村村民用来实现自己正当利益，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手段。但是，一些境外势力和媒体也借社会资本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村委会成员更是凭借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将农用地出售给企业，获取利益。因此，就本质而言，社会资本应该都是中性的，都有可能导致积极或消极后果，应该具体看待。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的思考

面对频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民众和政府应该加以理性思考。

第一，广大民众要理性地运用社会资本，合理表达诉求。农村群体事件总是会造成公共财物的巨大损失或“官民”较量双方人员的伤亡，增加了谈判的社会成本。在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发现公共垂直网络和弱关系社会资本在权力缺失的普通民众那里可以成为链接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遇到利益受损、官员作风不当等事件时，民众首先要保持理性，选择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二，政府应该不断积聚社会资本，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积聚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社会资本。关注弱势全体、实施惠民政策，增强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其次，积聚我国政府的管理机制社会资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是我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政府要建立高效的信访机构，了解民声民意，及时化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潜在的矛盾和隔阂。一旦公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受阻，就有酿成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可能。再者，积累政务人员个人社会资本。政务人员社会资本的存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很多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由于政务人员作风问题引起的。因此，要不断提高政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良好的作风，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政务人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其是公信力。最后，提高政务的规范社会资本。法律规范是规约我国一切行为主体的依据。只有健全的规范和制度才是一切有序进行的保障。

参考文献：

[1]Loury，Glenn.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M].MA：LexingtonBooks，1977.

[2]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尔、科尔曼和普特南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4）.

[3]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1998，（3）.

[4][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郑剑.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突发性群体事件[J].河南社会科学，2011，（5）.

[6]LinNan：BuildingaNetworkTheoryofSocialCapital；Burt，Ronald，Thestructuralholes：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Cambri-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4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在不同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称谓各异, 从建国初期至2005年, 先后被官方称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紧急治安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2005年底,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指出, 要“研究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 形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长效工作机制”, “群体性事件”称谓首次公开提出。从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实际情况来看, 总体上、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具有如下特征。

1. 明确的利益指向性。

目前, 随着农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等政策的推行, 农民的自主性大大增强, 农村社会空前发展。与此同时, 农民群体分化为具有不同利益指向的阶层。陆学艺等人认为, 我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等8个阶层。[2]近年来, 以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为界, 国家政策变动引起农村利益格局调整, 农民实现个人利益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维护个人利益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从主要方面来看, 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前, 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反映的是“农民负担”问题;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反映的是“得实惠”问题, 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表现一种“不满足”的心理。在这一时期, 与农村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占到所有群体性事件的占50%左右。

2. 过激行为时有发生, 兼具一定程度的违法性。

分化的农民寻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 但农民的这种欲望因社会腐败垄断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而无法实现。[2]从总体上看, 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中, 农民往往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群众有气就要出, 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 有说话的地方, 有申诉的地方。”[3]而目前农村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相应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加之乡镇人大的弱化、虚化, 在我国, 居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没有相应的代言组织, 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维护机制还不健全。近年来, 农民解决争端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和平”的方式———信访。在信访不能奏效的情形下, 就逐渐演化为“非和平”的方式———群体性事件, 部分群众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

3. 破坏性极强, 波及范围广。

从近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来看, 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 影响社会安宁, 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特别是在农村, 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 不闹不解决”的思想, 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行为发泄不满情绪。近年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 如安徽池州群体性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云南陆良8·26事件、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等均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4. 具有一定的规模, 呈逐年攀升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撰写的《2012—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矛盾多发期, 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 甚至十余万起。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 2012年1月至8月, 全国共发生120多起围绕工资纠纷、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 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有270多起。

5. 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传播性。

一些群体事件在开始之初, 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 如果控制不力, 随着事态的发展, 影响力的扩大, 将会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 便纷纷效仿, 互相传染, 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在农村地区, 由于人口众多, 便于组织等特点, 互相串联, 交流经验现象的现象更加突出。

二、云南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意义

1. 防治群体性事件是营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主要方面。

平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 云南改革与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在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云南过程中,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提高基层政府防治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已迫在眉睫。

2. 防治群体性事件是巩固边防、实现民族团结重要保证。

近年来, “三股势力”在国内实施了多起有组织的暴力恐怖案件, 给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这些案件多发生在民族地区, 加大了对暴力恐怖案件和群体性事件辨识的难度。云南具有欠发达、边疆、民族、高原四维一体的特征, 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相互交织, 尤其是在云南民族地区, 受民族势力、宗教势力、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更复杂。因此, 应将群体性事件的防范、预警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3. 防治群体性是云南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改进作风的重要方面。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动因来看, 多为群众在利益受损后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引起。温家宝同志曾指出, “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甚至群体性事件, 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有效防止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大政民互动, 增强政民互信。在此过程中, 有助于改进政府行政方式, 树立基层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云南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建议

1. 厘清云南基层政府防治群体性事件的思路。

基层政府防治群体性事件重点在“防”。“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云南基层政府必须建立快捷灵敏的预警机制, 积极开展不安定因素, 如民族因素、群众利益因素、宗教因素、社会情绪因素等的排查工作, 及时掌握, 及时化解, 把矛盾解决在萌芽或初始阶段, 防止形成事实。

2. 转变云南基层政府管理模式。

防治群体性事件的重心在基层, 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基层政府。由于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最初都发生在基层, 所以处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作为连接群众与政府最直接、最前沿的桥梁, 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基层政府转变观念、加快改革、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是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着力点, 是云南防治群体性事件内在动力;规范政府行为、改善利益诉求渠道、加强舆论引导和应急机制建设是基层政府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更加有力、有序、有效的重要前提。

3. 增强云南基层政府防治群体性事件的预警能力、回应能力、危机处置能力和矛盾化解能力。

在群体性事件的防治过程中, 要建立健全地方领导责任制、建立应急管理决策制度、培育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完善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化解社会矛盾, 实现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当前, 云南正在全面推进“十二五”发展规划, 深入实施“两强一堡”战略, 没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将无从谈起。探索基层政府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为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云南营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云南,基层政府,群体性事件,对策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李玉琪, 袁宇,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5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农村群众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扰乱社会秩序，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甚至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而且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并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因而，对农村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努力探索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提高预防与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对于做好新时期农村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一、正确了解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正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而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道德、管理体制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新时期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转型期社会引发的不同矛盾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根源。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资源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及群众的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而这些转变必然会引起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反应，群众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逐渐由单一趋于多元，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闹事、聚众上访、阻断交通、围攻基层政权机构等极端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过分要求。

群众合理诉求未能及时得到解决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强烈要求解决现实中包括农村财务不清、土地承包争议、政府有关部门承诺不能兑现及有关部门为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征地、毁青苗等强制性行为等问题。以及农村群众需要的对村务公开、民主选举等合理诉求。如果基层组织和政权未能及时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在事实未查明、问题未解决、承诺未兑现、利益未实现的情况下，相同心理状态下的农村群众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并出现集体上访形式，而多起群体性事件也告诉我们，农村群体性事件也大多是由群体性上访发站成群体性事件的。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近年来，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基层干部的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不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管理和控制严重弱化。部分群众“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时有发生，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加之一些乡镇、村组的负责人对本乡镇、村组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之甚少，或者是知道群众的问题，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解决、在初始阶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或者小问题酿成大问题，直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对党和国家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潜在因素。政策宣传不到位，群众对国家政策的一知半解、农村群众法制知识的缺乏是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另一个原因。虽然，国家通过“普法”，不少群众的法制知识相对来说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受教育

程度和获取信息渠道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少数农村群众对法律法规仍然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曲解，他们往往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一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就盲目采取集体上访、聚众上访等非法的维权形式。

个别别有用心者在群众中的挑拨和教唆也是引发农村群体事件的一个原因。某些别有用心者煽动教唆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闹事，利用群体性事件给地方党委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部分群众受到煽动教唆后，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解释、劝说，处置起来难度较大。

二、准确把握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其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总结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范围的广泛性。如前面所说的，复杂的矛盾导致了农村群体性事件，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然要涉及部分群体的共同利益，参与者中家属、乡邻和亲戚等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所以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的范围和人数一般都比较广泛。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由于大多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群体性事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理由，在事件的起初他们往往要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迫切希望获得自己未得的利益，因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目的性，且当事人的这些要求极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同情。

农村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具有情绪性。群体性事件中的当事人一般自我感觉有理，并且想当场把这个理找回来，他们往往言辞激烈，情绪波动大，情绪化的因素较为明显。再加上群体性事件的现场一般人数较多，且多数人在事前已达成某种默契，部分群众存在抵触心理，往往说些对党委政府不满的话，容易煽动起其他群众的公开和强烈的对抗情绪。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农村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有一个从酝酿、组织到发生的连续的过程，其牵头者往往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形势判断能力，并且不少的群体性事件还有较为充裕的活动经费，有的甚至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的食、住、行往往都有保障。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破坏性暴力性。群体性事件中不少群众大多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闹得越大，解决的越快”的思想，因而，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往往借机对各类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进行破坏，借以发泄个人情绪，有的甚至公然袭击处置事件现场的民警，焚烧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砸、打过往行人、阻断交通要道等，借以制造社会混乱，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暴力性。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表现方式多样性。现实中农村群体性事件轻者主要表现为群众辩论、争吵、集结上访、静坐、抗议、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发表不实言论等；重者主要表现为游行示威、围堵、围攻党政机关、攻击政府执法人员等；更为甚者是以卧轨等方式堵塞高速公路、国道、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打、砸、抢、烧等方式。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表现的强烈性。当各方矛盾激化，进而转化成群体性事件时，往往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猝不及防的突然感，同时由于各类群体性事件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因而当事人在群体性事件中表现是相当强烈的。

三、掌握方法，科学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

科学正确处理地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把群体性事件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及时化解民怨、民愤，不仅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实践看，科学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机制和方案，进而做到从容应对，有条不紊。

一是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应对农村群体事件的领导。由于各类矛盾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对社会稳定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出现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基层组织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克服无关紧要、无碍大局的思想，而是要站在讲大局、讲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进一步提高对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真地谋划、组织和指挥，使每一件群体事件都得到妥善的处理。同时党政领导要坚持靠前指挥和指导，农村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群众往往要求面见当地的主要领导。领导靠前指挥，与群众零距离接触，既可以在心里上给群众一种安慰感，亲近感，及时缓解群众的情绪，防止矛盾升级。还有助于领导层及时的掌握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准确度和决策效率。实践证明，主要领导领导亲自接待处理的群体性事件，还有助于提高一次处理到位率。此外，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不是单凭哪个部门、哪个方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必须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二是要及早排查，切实抓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工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在事前已有苗头，有的有明显的群体活动，有的出现集体上访，有的发出群体聚集的信息等。实践表明，从一般的纠纷发展到严重矛盾直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是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的。因此，做好群体性事件的事前预防和化解至关重要，如果矛盾升温，处置难度就会增大。要以“超前”意识，坚持“抓苗头、抓小事、抓初期”的原则，把抓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着眼点。切实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要通过“县委书记接待日”、“乡（镇）党委书记接待日”等形式，努力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及时了解群众的各类诉求，及早排查并认真分析当前各种社会纠纷发生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强预测、控制能力，减少群众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是要把握分寸，优先保障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关系引起的，因而在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时候，不惜坚持群众利益优先的原则。必须将民生问题当作是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头等大事来抓，要重视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要注意解决好牵涉面广、反映强烈的群众利益问题，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尤其要特别处理好农民负担、移民安置、征地拆迁、企业与周边群众关系以及林权制度改革等各类问题。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要高度重视，认真核实，能解决的在现场及时解决，暂不能解决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的理解，避免矛盾激化。其次，必须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帮助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在经济发展、实力增强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增加投入，加大对收入过低人群的扶持力度，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进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极率。

四是要灵通信息，及时把握群体性事件的动向。动向把握不准，情报信息不灵，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陷入被动。由于群体性事件中大多数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极容易引起社会同情，使情报信息收集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及时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反应，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动向，做到防范于未然，才能更好地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形成公秘结合，专群结合，建立健全多方位、多层次信息网络和反馈制度，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样化，上下联系一体化，分析信息专业化，综合反馈网络化。积极开展不安定因素的排查工作，及时了解掌握动向，把矛盾解决在萌芽或初始阶段，对于群体性事件要坚持治“早”，防止形成事实。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篇6

瓮安事件、吉首事件、陇南事件，尤其是年末接二连三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让“群体性事件”成为200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2008年的群体性事件有多少，目前尚无权威统计，但可以预料，将会超过2007年。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已经预测，今年，由于经济形势恶化，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可能更高，涉及人员可能将会更广泛。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提出了一项原则：一旦发生了突发性群体事件，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第一线，直接到群众中去面对面地做解释和说服工作，不能领导干部躲着不出来，就让公安部门、警察到第一线去，这样容易激化矛盾。除了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不幸的情况之外，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应该由党委的各级干部到第一线去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

这段话与高层此前的表态是一致的，它体现了中央政府就处理群体性事件而确定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背后，隐含着高层对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定性。尽管现在已经不太强调“专政”理论了，但各级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或多或少依然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敌我意识，如果民众对政府的措施表示反对，这些政府官员就对这些民众另眼相看。假如民众以群体的方式表达不满，这些政府官员立刻就会将这些民众、或者其中的部分较为积极的民众，定性为“坏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整个事件也就定性为反政府的“闹事”。由此也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了。

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处理态度是不舍理的，事实也证明，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群体性事件不是一般刑事案件。对于正在实施的刑事犯罪活动，警察当然可以以强制性措施应付，但对于群体性事件，政府则必须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所谓政治手段，就是协商，就是对话，就是寻找妥协之道，理性地解决问题。用陈锡文的话说，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为此，政府也许应当将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当成以一种特殊方式袁达自己诉求的公民，而不是轻易地将其视同敌人。

当然，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警力的，比如，在场面失控的时候。但是，政府此时使用警力，仅仅在于恢复秩序，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协商、对话创造平和的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发生了打砸抢烧这类事情，也不应当因此而将事件定性为闹事。因为，毁坏他人财物、包括公共财物的，乃是刑事犯罪活动，那就只应当以普通刑事法律程序来解决。对于群体性事件本身，依然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处理。

那么，如何使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这一正确而重要的原则真正见之于实际?可以设想，这方面的难度是很大的。陈锡文分析指出，容易引发农民群体性事件的起因，主要四个方面：一是土地征用，二是环境污染，三是移民搬迁，四是集体资产的处置。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几类活动中，地方政府都有机会身涉其中，比如征地、移民搬迁；有的时候，政府则是间接的当事人，比如，政府赋予某些企业以污染的特权。其结果可想而知，民众认为自己的权利、利益在这些活动中遭到损害，但一些地方政府因为身在其中而不能主持公道，民众投告无门，怨气积聚，最终很可能因为微不足道的事情而爆发为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也就是说，某些地方政府或某些执法人员常常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当事人，事件往往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权力，地方主政官员自然乐于上纲上线，动用警力。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正确地处理群体性事件，当事的地方政府之外的上级政府就必须能够迅速介入。也许应当建立一种制度：一旦某地发生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上级政府就可以派出官员以某种方式接管当地的治理权，至少接管当地警察、司法等部门的权力。按照常理，面对民众与本地政府的冲突，不是当事人的上级政府比起作为当事人的本地政府来，应当会公平一些。

换一个角度看，中央政府要落实就群体性事件之处理而提出的慎用警力的原则，似乎也提出另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是否对整个警察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以限制地方政府随意使用大规模警察力量的能力。

广东农村群体事件新动向上 篇7

目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深水区,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会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可能引发人们情绪的变化、利益的冲突、矛盾的激化,在广大农村,这一情况尤为突出。

通过对广东省部分乡镇的基层民主制度贯彻落实的情况调研发现,农村征地补偿、房屋拆迁、生态环境保护、基层干部作风等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不健全、群众缺乏利益表达的平台等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趋增加。

如何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的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畅通民意表达的途径、丰富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方式方法,已经成为当前解决农村问题,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广东因农村基层信访问题引发的集体上访事件或群体事件日趋增多。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集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从表现形式上看,目前各地出现的大量群体性事件,主要有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和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两大类型。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较为明确的利益诉求指向,发生的根源在于利益受损群体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渠道,或地方政府对这种利益诉求缺乏必要有效的回应而引发的社会抗议事件,换言之,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存在缺陷直接导致了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爆发,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陆丰市的“乌坎事件”即是典型事例之一。

目前,农村群体事件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利益诉求比较普遍

税费改革和税费取消以前,以农民税费负担为代表的经济利益诉求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随着近年来农村政策的调整和税费取消, 农村社会矛盾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税费改革使农民、村干部、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乡村干部因催粮要款而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明显减少和缓解。但随着税费的取消,以往被掩盖的其他矛盾逐渐增多和激化,一些新的诉求此起彼伏,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比如,汕尾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就有村级财务、土地、选举、扶贫助学和乌坎港污染问题等五大诉求,其中村干部倒卖土地问题是核心诉求。除了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利益诉求”外,村民们甚至在集会时打出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打倒贪官”等横幅, 民主权利要求十分明显。

群体组织严密手段新颖

目前,大部分农村非正常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都会有事件的组织者及骨干分子牵头,他们利用网络工具大造舆论,放大社会消极面, 并提出煽动性口号来催化刺激特定人群,使事件更趋复杂化。为有效维护合法权益,乌坎村民经推选产生了“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妇女代表联合会”等组织,并捐款筹集活动经费。尽管村民们的上访、集会、游行及打砸、对峙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多方求告无果后的“被迫举动”,但其在活动方式、策略选择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主动性。在“灵魂人物”的主导下,乌坎村民集体上访从无序、无组织转向了更加讲究策略和方式。同时, 他们利用网络工具扩大声势,对政府造成了压力,最后引起了省里的重视,省委领导带队进村处理,事件才得以平息。可见,在网络时代,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如果没有适当的渠道让民众表达诉求,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在所难免。因此,农村协商民主和对话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课题,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必然要与此相适应。

新生代农民成为诉求“主力”

在农村上访维权、群体性事件的队伍中, 人们看到的不再单纯是目不识丁的老一辈农民,新生代农民已经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在“乌坎事件”中,“70后”、“80后”甚至一部分“90后”成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常年在外谋生,与父辈相比见识更为广阔、对自身权益更为在意,且善于运用录音、摄像和QQ、微博等记录事实、传播消息。而在事件平息后产生的新一届村委会7位成员中,有1位是“70后”,有4位是“80后”,最小的年仅25岁。此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农民整体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而且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必将成为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 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必须把他们纳入视野。

基层组织和干部不被信任

群众的素质越来越高,对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在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 群众对信息、法规和政策的掌握,甚至比干部还要全面。而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乡镇、村组干部,还是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去对待群众,往往在执行政策、解决矛盾时会有偏差,引起和激化干群矛盾。利益诉求者与应对处理问题的干部在认识上产生距离,找不到一个平衡点,一件看似很正常、很小的事情因为处理不当,即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群众不再信任基层组织,不再信任基层干部,选择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集体行为,以此引起上级机关的重视,达到解决利益诉求的目的。因此,转变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作风是推动基层民主发展的关键,必须增强群众观点和平等意识,应该从事后救急向源头预防、治理转变。

外来势力插手火上浇油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台,群体事件发生后,嗅觉特别灵敏的外来所谓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律师主动介入;境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趁机煽动;内地媒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当炒作等,使事件显得更加复杂化, 激化了基层的矛盾,使基层的干部与群众对立更为严重,一些原本可控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有的甚至使一般问题暴力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从而造成严重的影响和损失。在“乌坎事件”整个过程中,各种境外媒体多达几百家,有的媒体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信息,在海内外大肆渲染,甚至借机污蔑我们党和政府,动摇我们的执政基础。

上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征,充分表明了农民要求民主权利的意识在逐步升高,而现有的民主表达渠道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诉求。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再是“关起门来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如果解决不好,后果不堪设想。

由此可见,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村民通过充分渠道表达民意来解决农民当前的合法权益问题,消除基层干群矛盾是当前农村基层建设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农村基层可以有非常大的民主创新空间,不是建立僵硬的民主制度,而是创新活泼的民主生活。因此,重视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既是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有多发之势这一客观现象,更是由于群体性事件反映的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状况及其对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影响。换言之, 群体性事件所折射的农村社会矛盾的变化和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已成为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很值得各级领导重视和研究。

广东农村群体事件新动向(下) 篇8

农村当前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的政治诉求,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治理形式,探索新的治理形式,可以弥补传统型政治治理方式的不足。它要求治理者对那些关系群众重大利益问题的决策事项,必须与民众商量,把问题和民众说清楚,经民众同意。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表明:事前和百姓商量好了,党心与民意就会共振,形成共识。反之,没有商量想干就干,群众就会有意见,反映就会强烈。

当前广东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基本现状

新世纪以来,广东省委高度重视民主建设,致力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探索不同层次实现协商民主制度的形式,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率先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程》所带来的不仅是制度化的力量,也有制度化的压力。按照《规程》规定,“是否重视政治协商”已成为广东各级党政领导政绩清单的重点考察内容,这也必然推动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产生新的变化。政治协商所带来的工作程序和方法的新变化,让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从专题协商会的召开,到意见建议的办理反馈,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都率先垂范,严格按《规程》办,实现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的转变,更显示出广东推进政治协商实践的坚强决心,体现了广东巨大的政治勇气。同时,带动全省市县党委因势利导出台政治协商规程并付诸实践,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程序设计和制度保证,全省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二是基层民主建设推进效果斐然。对于基层农村和社区,全省各地党委和政府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将“听民声、抒民怨、解民困”的工作机制延伸到基层。建立健全基层民主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推行“四民主工作法”和“四议两公开”制度,不断完善和强化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中,惠州市创新的民主提事、民主议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的“四民主工作法” ,改变了过去村干部靠命令开展工作的方式,使以往村里事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得到根治,真正实现了村里的事情“村民提”、“村民定”、“村民办”、“村民管”,已经上升为全国推广的基层民主建设经验。

三是基层协商民主形式探索有所突破。近年来,如江门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民政局联合发文,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联系广泛、凝心聚力的优势,在其辖下的所有乡村均成立“乡村联谊会”组织,并以此为平台和渠道,调动各阶层人士参与家乡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巩固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两委”施政,探索农村有序治理的新模式。

总体来看,广东各地党委和政府对基层协商民主做过一些积极探索,但是与高层的政治协商(政协)相比,基层的协商民主尚处在探索阶段,而且覆盖面不广,即使是上述提到的社区和乡村,虽然做出了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大部分乡村的民主制度建设很不健全,协商民主的渠道不畅通,导致了农村群体事件的频发,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协商民主意识不强。农村基层许多社会矛盾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基层党政组织、干部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往往不同程度地指向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乡村干部。农民在与乡村干部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中,逐步意识到自身民主权利的行使对农村公共权力的影响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作用,其权利诉求从经济向政治和其他方面拓展,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他们希望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决策的过程。但是,广东省一些基层干部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淡薄, 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产生了很大的导向误差。有的基层组织习惯于包揽一切,包办一切,搞强制命令。有的镇、村没有事务公开栏,有的有公开栏,但公开内容不及时,不全面,形同虚设。

(二)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推进缓慢。长期以来的“政经合一”、“政经混淆”的体制, 导致协商民主机制不健全,农民群众的要求缺乏畅通有效的合法诉求和合理解决途径。在一些地方,村民监督也是徒有虚名,集体利益由村民做主也成为空话,从而为村干部侵占集体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即使村干部清白没有问题,但这种体制也会使村民对村干部产生怀疑,引发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与对立。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和组织的官僚作风严重,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农民诉求渠道不畅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法律渠道的运行成本过高, 他们宁可选择“简便可行”的方式, 以上访和信访的形式向基层党政组织或上级有关部门及干部反映情况,而一旦遭遇堵截或没有回应的时候,那么在事实未查明、问题未解决、承诺未兑现、利益未实现的情况下,相同心理状态下的农村群众就很容易聚集在一起, 并出现集体上访形式。

(三)基层协商民主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保障。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提出了要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机制, 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参与权;进一步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至此,保障亿万农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为村民自治工作的重心。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对选举权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视。为了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各级人大自上而下制定并颁发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对如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法律法规基本是空白的。

事实上,如果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不到保障,选举权也是难以公正履行的。虽然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社会协商对话”概念,但是大部分的探索和研究焦点主要是集中在中上层的政治协商,尽管在一些基层曾经做出了一些基层协商民主有益的探索,但是苦于缺乏法律保障,推行艰难。由于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对协商民主的内容、方式途径、机制等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那么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难免失去保障而停留在口号上,更难上升到实际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在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探索的地方也很难深化推进,只能成为其理政的“光环”。

进一步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议

目前,农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虽然表现得较为激烈,有的甚至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但并非处于不可逆转的失控阶段。一旦党和政府能从态度上、利益上有效地给予矫正,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方式, 化解形式上对抗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中,政府起始便采用强制措施,强制拘留所谓的带头分子,结果导致被囚人士意外死亡,直接激化干群矛盾。在村民封堵进出村庄所有道路、村里对抗情绪十分激烈的情况下, 省工作组到达后深入调查研究,以平等协商的姿态真诚对话,主动召开村民大会,约谈主要牵头的村民代表,表达了解决问题、平息争端的最大诚意,提出“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公开透明、依法依规”的五项原则, 最大力度依法办事,村民态度随之转变,僵局随之打破。此后,村民主动拆除路障,清除原有标语,打出“热烈欢迎工作组进村解决问题”的新标语。在重新选举时,村民参与热情高涨,每一次的参选率均达到80%以上。“乌坎事件”的圆满解决,实际上就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最好例证。

由此说明,农村群体性事件正在催生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对此,本课题组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地方基层组织在协商民主建设中要勇于担当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并要求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是一场自我加压、自我革命,这就需要基层组织勇于担当。走出办公室、走进百姓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正倾听群众意见,真实反映群众意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着力研究和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新路径。

(二)积极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的过程不是政治讨价还价或契约性市场交易形式,而是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协商过程是对当代自由民主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矫正。

协商民主,它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显示,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 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鼓励更多公民参与决策、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听取不同意见、尊重理性、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多元分歧基础上的一致。

因此,要采取各种形式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引导他们学会参与政治,如何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政治参与。民主不仅需要热情,而且需要程序和规则,要加大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力度,增强他们对开展协商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引导他们遵守法律法规, 按规则办事,理性进行协商,解决问题。尤其是要重视新生代农民的培养教育,引导他们认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树立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意识,防止外部势力乘机煽动拉拢,将他们置于党和政府的对立面。

(三)进一步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和规范

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必须重视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一套不合理的协商制度,不仅影响协商的过程和结果,也会影响参与者对协商民主制度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制度设计的细节决定了协商民主的可操作性和质量。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通过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 对协商的主题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因此说,如果有了合法合理、符合实际的协商民主程序与规范,参与协商的民众都有权利与机会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协商活动,提出他们的观点,并与其他观点相异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与辩论,必要时自觉自愿地调整自己的偏好,修改自己的观点,以致最后心悦诚服地接受最终的协商结果。

(四)高度重视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传媒力量的发挥

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将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协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信息的对称性。而现代信息传输网络的繁荣发展,可以使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构建起双向、多层、畅通的信息传输路径,为政策信息的传递、交流和沟通提供极其便捷、迅速的通道。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传媒力量的发挥,主动借助网络和传媒对基层协商民主过程进行公正、公开、透明、全方位的跟踪反馈,借助媒体力量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正能量,扩大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力,有效防止外来势力插手和利用。

(五)开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大调研和大探索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管理层次较多,人民生活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民主同保证人民合法利益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以民主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基层民主建设出现了“民主困境”, 即政治参与要求的高涨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偏低之间的矛盾。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9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群体性事件,法治视角,解决机制

我国经济大步发展之后,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但是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都需要政府部门提起高度重视并尽快解决。如政府进行强制征地、拆迁造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累积, 采取了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形式进行解决。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导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道“屏障”。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概念、特点以及现状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 由于城镇化建设而引起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 农民和政府机关产生利益冲突, 而且政府机关并没有处理好矛盾, 从而引起的农民采用封堵政府大门、影响交通、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影响政府的管理方式及管理制度、扰乱稳定的社会秩序, 使人们生活、工作陷入不稳定状态的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和更加严重的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很突出也很明显。具有参与主体的群体性, 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涉及领域的广泛性, 参与原因的复杂性, 参与行为趋向组织性的特点。

目前而言, 群体性事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民土地的征用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房屋拆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违法规划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究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 还是会落到政策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农民利益受损、生活缺少保障这些最贴近农民生活切身利益的方面上。首先我国的征地法规制度不够完善, 会出现一系列农民不能接受的政府机关滥用职权的问题。其次是征地程序不规范、不合理。现在的征地程序完全不按照正常公告、听取意见并进行沟通, 才进行的征地拆迁活动。由此可见, 拆迁征地而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政策的不完善导致的, 所以要加强政策的完善、制度的健全。

农民在利益受损时没有维权渠道、并且缺乏表达机制, 都是引起群体性事件不可忽视的原因。国家赋予了公民遇事难以解决事信访的权利, 却又让此权力变得尤为空洞。我国《信访条例》中的有些规定却让信访的存在意义发生了变化, 也让信访变得越来越难。

农民利益在受损时, 没有一个合理的并让农民容易接受的救济体制, 这就从根本上促成群体性事件。相应的, 对于规避农村群体性事件, 司法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没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 也没有事件发生后的解决方法, 更没有解决问题之后的巩固方式。

农民群体的知识水平不太高, 加之法律意识淡薄, 并惯以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行事也直接促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当今, 农民的维权意识虽然有所增强, 但由于考虑问题不全面, 文化程度有限, 不懂法不会用法等原因在行动中还是会有一定的局限。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控的法律对策

完善政策法规、规范征地程序、健全保障体系, 重视程序的力量, 合理合法地解决问题。对于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政府的处理方式并不恰当, 其处理问题的程序不规范, 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合理, 给农民的补偿没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要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 使得政府处理问题时程序规范、方法合理, 使补偿标准更加透明更加符合当前经济标准, 进一步保护农民的权利。

完善民意诉求机制、畅通民意诉求渠道, 要了解农民群众的思想动态, 切身从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出发。修改《信访条例》, 完善信访制度。《信访条例》有很多规定是关于责任追究制度的, 这会使政府机关在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信访问题时一味追求成绩而忽视农民的利益诉求, 它会导致矛盾的发生, 造成信访制度异化。

完善司法救济机制, 不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将法律规定规范束之高阁, 完全发挥主观能动性, 让法律变得空洞。要在事情解决的过程中, 让农民更加信服, 并且切实的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做到司法审判独立和公正。并且扩大法院在农民权益保障方面的受案范围。法院也必须秉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解决问题。

提高农民法治意识, 是预防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要让农民群众有法律意识, 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问题, 并逐渐建立法律思维, 不要一味蛮横的态度对待问题, 这将对解决此类事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延卓.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评述[J].法治与社会, 2010 (18) .

农村群体性事件 篇10

就目前以CNKI搜集到的资料来看, 学界对“发泄型群体事件”的称呼有“无直接利益冲突”和“社会泄愤事件”等。

刘亚静 (2007) 认为, “群体性事件”是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 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 有部分公众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堵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 (可能造成) 影响的群体性事件。[1]

于建嵘 (2009) 认为, “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这一定义, 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 事件参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规模……其二, 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 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 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 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 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理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

刘勇 (2009) 认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界定为群体事件的一种, 认为它是在复杂的群体心理支配下的非理性的、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重大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特殊性在于“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引发冲突的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 只是借助这一偶然事件, 来发泄郁积在心中的强烈不满和压抑的怨气。”[3]

熊友华 (2010) 认为,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 或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 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 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 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 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 使流言传播情绪传染得小的矛盾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 个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利益冲突, 它远远不是表面上显示的一种情绪表达和发泄, 而是一种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具有根本利益追求的性质。这种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 大多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冲突的对象往往是党政干部、人民警察、政府公务人员或者是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4]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 可以总结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基本特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偶遇群体而非有组织的群体由于在此之前自身的利益受到来自权力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 或者由于长久以来对官方或权力集团的不满情绪、积怨等得不到有效的排解, 借助作为导火索的某一偶发事件或突发事件, 以冲击代表公共权力的部门等方式, 宣泄自身的不满情绪, 同时给社会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破坏的事件。

二、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

“偶遇群体”、参与者“自身利益受到权力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没有明确的抗争目标“只为发泄自身不满情绪”等特点, 也会影响这类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

(一) 事件爆发前的流言传播阶段

这是从导火索事件发生到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在这一阶段, 信息的传播主要是与导火索事件本身有关的流言在较小范围内的传播。

流言是“是一种信源不明, 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5]流言的特点主要是无根据性, 而且会在一定范围内迅速传播。流言传播的方式一般是口头的、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在流言传播过程中, 某些内容会引起听者的注意, 给听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并因此而变得更加突出。此外, 流言接受者会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知识、习惯、态度、兴趣、需要、情绪等主观因素来理解流言的内容, 凡是符合他的这些主观状况的, 他就会接受下来, 同时对各种内容按照他自己认为合乎逻辑的系统加以归纳整理, 进一步加工, 甚至添加枝节, 然后再传播;[6]而对于不符合他的主观状况的部分, 他会在传播的过程中舍弃。所以流言在传播过程中会遗漏许多具体细节, 流失很多信息 (这些信息中可能会包含对澄清事实真相很重要的信息) , 使其内容变得越来越简略而扼要, 最初产生的流言到最后可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这时的流言已经和事实真相完全不同。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 在一个社会中, 流言的强度和事件的重要性以及对事件的真实情况不明确性呈正相关的关系。即:

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7]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流言发生的重点, 即“第一, 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第二, 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信息的不足、证据的暧昧性增加, 会推动人们去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8]

很多发泄型群体性事件是由一件意外的、较小的事件作为导火索而引发的, 而且, 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导火索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爆发的。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一般会有一定的信息传播或情况说明, 但往往或者语焉不详, 造成人们对于导火索事件的不明确性;或者难以说服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 (导火索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后来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的一部分人 (这些人往往是和导火索事件中的当事人有关系的, 而不是后来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去的和导火索事件不相关的人) 通常对于导火索事件有自己看法, 这种看法多和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就导火索事件所作出的说明不相符,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认为新闻媒体或相关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故意掩盖了“事实真相”, 他们不相信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公布的信息和所做的说明。这就会造成流言的传播。另外, 也可能是因为在导火索事件发生之后, 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缺位”, 没有及时“发声”, 澄清事实真相。这也会造成对证据的暧昧性, 给流言的传播留下空间。

比如在“瓮安事件”中, 2008年6月24日, 县公安局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 但是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的结论不服。6月26日, 尸检报告仍维持溺水死亡的结论, 家属则坚持有奸杀的嫌疑。遇难者家属难以被说服, 这给流言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因为这些解释不能让人满意, 而流言的产生代表了社会公开的信息渠道尚未提供合理的解释, 或者是说, 其解释不能让人满意。后来又有了死者是被“奸杀”的流言。

(二) 事件爆发前的谣言传播与情绪酝酿阶段

在这一阶段, 流言仍在传播, 与上一阶段相比, 这时的流言中已经出现了谣言。并且随着事件的发展, 谣言在群体中逐渐盛行并完成了怨恨的动员。

谣言和流言有相似之处, 比如都是无根据的;都是通过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渠道传播的;都是和事实真相不相符的;都会对人们认识事实真相造成困难等。但和流言相比, 谣言有故意捏造、恶意攻击、蛊惑人心的性质;而流言一般不是故意去伤害某人。某些流言具有消极的作用, 甚至引起社会混乱, 但它在动机和目的上与谣言是有区别的。[9]不难看出, “谣言”有传播者更多主观的或故意的成份, 而且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中, 谣言多是涉及到导火索事件的当事人和某些特权阶层, 并且有意地把两者对立起来, 谣言的传播者有更鲜明的“教唆”、“蛊惑”和“鼓动”的动机。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中, 这种“教唆”、“鼓动”会激起人们对权力阶层的不满和怨恨。

如在“瓮安事件”中, 和李树芬最后接触的3名男女被传出多种身份和深厚背景——其中一名男子被指是贵州省公安厅某领导的亲属, 而李树芬的家属则坚称王娇是瓮安县政府一名主要领导的侄女。

这些传言, 当地民众虽然无从核实, 却越传越广, 期间又不断有新的版本出现。李家也在众多的传言中梳理出一个“事实的真相”:李树芬因考试时不让一个名叫王娇的同学偷看, 于是被王和两名无业男子报复, 最后酿发命案。因为他们有权力背景, 导致警方不予刑事立案, 并打击家属追寻真相的努力。

不难看出, 在这些谣言中, 以“贵州省公安厅”、“权力背景”等词语都是和“特权阶层”相联系的, 而在谣言中“特权阶层”又是和“老百姓”——弱势群体对立起来的, 这就会引起当地群众对于“特权阶层”所指向的政府、公安机关等产生不满甚至对立情绪。

这种情绪使得人们不去分辨流言 (这时已经成为有故意捏造、恶意攻击、蛊惑人心性质的谣言) 的真假, 人们头脑中已经有了“信念的真实”是“特权阶层”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在这个时候, 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只看流言是否符合自己头脑中这一既有的想法或信念:对于符合的, 他们就接受并加以传播;对于不符合的, 他们会拒绝接受。这就是“信念的真实”对史实的控制。而这样的传播自然会进一步激起人们对于“特权阶层”的怨恨情绪。

怨恨“是因为现实利益受到伤害后无能进行报复只能咬牙隐忍的一种强烈的情感”。[10]我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怨恨多是针对政府和富人, 它们基本源于社会公平的失衡。因此当一件能够体现社会公平失衡的小事出现后, 很容易引起人们心中隐忍已久的怨恨, 从而起到怨恨动员的作用。

(三) 事件过程中情绪的群体感染与行为的群体模仿

“任何叙述都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一个是事实层面, 它主要包括各种诸如时间、地点、人物、情景等事实要素信息;二是意见层面, 它是事实信息背后所暗含着的情绪、情感、意见……即便是具有‘真实、客观、公正、全面’专业主义约束的新闻报道都能够‘用事实说话’, 即具有意见情感信息, 更遑论没有任何限制的流言传播。”[11]“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 除了信息本身的传播之外, 伴随着大量的情绪、情感的传播与感染;甚至发展到后来, 作为导火索的事件本身的信息已经不重要, 或完全不得而知, 而只剩下情绪、情感或信念本身的传播。情绪、情感与行为的传播主要是以暗示、效仿的方式进行, 且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感染。”[12]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过程中, 大多数参与者是和导火索事件无关的人, 他们参与到事件当中来, 往往是因为受到了情绪的群体感染。在情绪的群体感染下, 流言或者谣言能够唤起人们心中与此事相关或类似的事件的原型或集体记忆, 从而进一步凝聚人们共同的情感。这是因为比如, 在“瓮安事件”中, 不论元凶总是与官员相联系的传言还是死者家人被当权的强势团体欺侮的传言都会唤起人们心中关于“官员欺压百姓”的集体记忆, 进而凝聚人们对于为官者的仇视。

此外, 群体的“去个体化效应”会使得身处群体中的人身份模糊化, 由于群体中的个人认为自己淹没在人群中, 由于在“法不责众”的心理的支配下, 由于此时个人只剩下情绪的控制, 由于处在特殊的情境中流言盛行唤起的群体的记忆和共同的情感, 在这种情况下, 既会导致群体中的人行为失常, 又会造成群体中的人对他人过激行为的模仿, 所以, 过激的行为会在群体中蔓延, 成为群体性的过激行为, 从而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在瓮安事件中, “很多学生都站在最前面, 当我们一起把车推翻时, 人群中有人起哄, 有人给我们鼓掌,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 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 也没有想到这样的行为是在违法, 在看守所中接受记者采访的黄卫平泪流满面,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多么盼望能给自己悔过自新的机会, 还能回到学校继续读书’”。[13]

(四) 事件平息后谣言的消散和情绪的消解阶段

群体性事件结束后, 群体都会散去, 参与者也都会恢复理智, 这是因为, 群体的情绪已经发泄了出来, 积怨和不满已经得到释放。这一阶段的信息传播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传播:政府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 安抚群众情绪, 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

在这个阶段, 由于政府的“思维定式”和急于对事件作出定性的结论的原因, 政府往往在没有做出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把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政府。如在“瓮安事件”中, “事件基本平息后, 瓮安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与黔南州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称这一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事件起因是死者家属对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不服, 组织了一些人员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 围观人员跟随聚集到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 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 随后, 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14]

不难看到, 这个时候, 官方的信息传播渠道已经恢复并通畅, 政府已经向民众传递了自己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一般会不为群众所接受。“贵州当地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 当地政府在尚未展开充分调查的情况下, 就作出这一结论, 稍显匆忙。有关部门依照惯性思维急于寻找幕后‘黑手’的做法, 也很难令人信服。随后, 当地媒体即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 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 引发了广泛的争论。”[15]

“2008年6月30日, 事件初步平息第二天一早,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到瓮安查看现场, 走进老百姓家里倾听群众的想法, 并召开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 他三次鞠躬向百姓道歉,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起事件有深层次的因素, 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 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 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16]

不难看出, 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结束后, 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 群众有群众的“解读”模式, 政府有政府的“解读”模式。但是, 政府往往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式”的口吻作出“权威发布”, 而不理会群众对事件的解读。这种发布往往引起民众的不满。这时, 如果政府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有可能会造成民众针对政府的新的怨恨从而为政府埋下“不稳”的“祸根”。如果政府换一种姿态, 及时走访群众, 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作出深入的调查, 同时安抚群众情绪, 尽量使得政府和群众对事件“解读”相符或相近, 并在调查的基础上调整相关政策, 解决发泄型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则可以重新树立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并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摘要：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多有发生。本文针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首先在了解我国学者论述的前提下对其概念进行了辨析, 在此基础上, 以“瓮安事件”为例, 把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分为事件爆发前的流言传播阶段、事件爆发前的谣言传播与情绪酝酿阶段、事件过程中情绪的群体感染与行为的群体模仿, 以及事件平息后谣言的消散和情绪的消解阶段, 并分析了各阶段的信息传播特征。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流言传播,情绪传染

参考文献

[1]刘亚静.群体性事件相关概念之界定[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7 (9) .

[2]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9 (6) .

[3]刘勇.“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心理分析及应对策略[J].理论前沿, 2009 (19) .

[4]熊友华.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研究的批判性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 2010 (6) .

[5][6][7][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98.

[9][10]曾庆香, 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8.

[11][12]曾庆香, 李蔚.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与媒体报道[J].现代传播, 20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