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

国民幸福（精选十篇）

国民幸福 篇1

2010年, 是中国人民骄傲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中国的GDP为58786亿美元, 日本GDP为54742亿美元, 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 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在欢呼的同时, 有的人却不禁在问, 中国崛起了, 我们的幸福指数如何, 是否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成正比?

大国崛起梦始终是我们华夏子孙绕不开的一个情结, 它承载着几代中国人梦想。而就在几年前, 或者到今天, 我们的这个梦终于得以现实。就在我国经济实力在国际排名上不断提升时, 社会民众的“大国国民”幸福感好像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一些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 甚至有的人认为, 国民幸福感不但没有提高, 反而在降低。那么, 对于大国崛起是否应回归到“民主”?应如何从“大国崛起”角度探究“国民幸福”?针对“大国崛起”的话题,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过这样的一段表述:“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 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的要求。”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 既使是在国, 也要将重点放在民众中, 关心民生、服务民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提高全民的幸福指数。

说到底,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所以, 国民幸福指数是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绕开不的必然选择, 而大国崛起的落脚点必将是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一些人认为, 大国崛起了、收入增加了, 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什么不增反降, 为什么幸福指数不能和经济增长成正比?笔者的理解是:幸福, 它不是一座华丽的高楼大厦, 也不是简单的一串宏观的经济数字, 它是藏在我们老百姓内心世界的一种感受, 到底幸福或不幸福?只有老百姓才最有发言权, 一切数字并不能与幸福指数直接挂钩。幸福指数也并不等于幸福感本身, 将幸福感指标量化为具体的数据是缺乏科学性的。

被细节毁掉的国民幸福-杂文随笔 篇2

这几年在香港购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售货员为顾客找零钱时，必把零钱码好，双手托举，庄重地递到顾客面前，微笑着点头道：“小姐(先生)，找您零钱，多谢惠顾，请慢走。”直至顾客伸手接过她们手中的零钱才撒手。我每次从售货员手中接过零钱，都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这个细节，对于我这个内地公民来说，如此珍贵稀罕。

在内地购物，大到高级商场，小至街边的杂货店，这种体验毫无幸福感可言：售货员会把找你的零钱，以“降龙十八掌”的掌风丢在柜台上，完全无视你已经伸过去的手，你接不到钱的手在空中逗留几秒，然后不得不尴尬地放下——这看起来真没什么大碍，你到柜台上慢慢收拾零碎就是了。

大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反复磨擦生活的边角，我们便渐失痛感。我每每祥林嫂一样地说起这些小委屈，都被朋友批评：文艺、自虐、敏感、皮薄、神经线过多，怎么活了40年棱角还没被磨掉?

我很不幸又很有幸，我的棱角未被磨掉，以致小日子里的很多细节仍在触痛我的小心肝。

有时到服装店或商场买衣服，当你在一溜时装前精挑细选时，你会发现紧跟身后的那个冷艳的女售货员正拈着兰花指，把你刚动过的衣服一一细心规整，仿佛你是破坏王，于是购买欲打折;有时你在餐厅享受美食，背靠背座位上的那个小孩时不时用玩具车撩拨一下你的头发，你捏着喜羊羊的童音温柔劝说N次，并求救于他的母亲进行有效教导与阻止无果后，你会牛吃草般地把食物倒进胃里，飞快地离去;有时去公共洗手间，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把黄飞鸿的无影脚发扬光大，抽水马桶上半人高的冲水器，如厕后他们绝不用手按，而是用脚踢——飞起一脚很爽地踢一下，水声哗啦，冲水器上泥污满布。有文明人想用手按，一看就皱起了眉：难道我要摸千百人的脚底泥?猛起脚——我也来一脚。

又想起一件事：我家小区附近是一座豪华的`政府机构办公楼，每天早上，一辆庞大的垃圾车必要进去收垃圾，司机许是因为早起睡眠差、肝火盛，每次都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大楼门卫好歹也是公家的人，哪受得了你一个收垃圾的如此嚣张，于是久叩柴扉就是不开;垃圾车司机急火攻心，使劲把喇叭摁得惊天动地、如雷贯耳。我屡被惊醒，躺在床上听那喇叭声僵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感受其短促有力的节奏，有时非常具有暴力性和威胁性。那时才凌晨6点不到，刚开始邻居们还怨声四起，后来逐渐无声。“90后”女儿很会自嘲，她说：“妈妈，你应该这样想，这喇叭多好，能当闹钟呢。”我闻言悲催不已，说：“孩子，你应该学会生气，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该生气的不生气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女儿叹了口气，里面有深谙世事的老成，说：“别上纲上线了哈，你生气了又能怎样?”我立马被问得恼羞成怒又张口结舌。

佛说：“莫生气，气坏身子没人理。”但我修行不够，还是要生气，这不能不说明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期盼，不肯绝望。

同学B移民德国N年后回来了一趟，在南方某城市小住了一个月，一天到晚生气——不只生事的气，还生人的气。她说有的交警执法态度不好你得要求他道歉啊，餐厅里的饭菜不合格你得要求撤换啊，门前的马路上有个坑没标志你以纳税人的身份打110啊，开车时看见身边有车辆闯红灯你要义正辞严地痛批他一顿啊，这样才能形成公德氛围，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幸福起来……对于她野火烧不尽的昂扬斗志，我同仇敌忾。但我一边很感性地和她一道生气，一边理性地对她说：“你要求交警向你道歉，跟要求古代衙门门前那只石狮子道歉没什么区别，你真把阿Sir激怒了，他会二话不说就把你的车拖走——他可以情感执法也可以按章执法，这要看他的心情，要看你会不会装孙子让他有当爷的感觉;你说你要求撤换饭菜，那么有30%的可能，给你重新上的饭菜上沾有厨师的唾沫星子……

瑞士幸福国民肖像 篇3

瑞士多农夫、多山泉、多奶牛、多绿野仙踪。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迁客骚人，远如卢梭、尼采、雪莱，近如黑塞、爱因斯坦、卓别林、奥黛丽赫本、舒马赫等，他们都在到过这片阿尔卑斯脚下的土地之后，驻足不前。他们或在美好小城里偏安一隅，或选择归隐山林，安享晚年，俨然一幅幅陶渊明式的士大夫水墨山水卷。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与此暗合。

教师、面包匠、理疗师、油漆工、工程师、小客店老板、家庭主妇⋯⋯哦，我却将镜头对准了一些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瑞士人。他们或挥汗如雨在坊间劳作，或泛起小舟遨游山水，呈现给我多元的生活形态和兴趣爱好，但是在安宁、家庭、亲情等字眼上万流归宗。幸福即自我满足。两千多年前，瑞士以南一位叫做亚里士多德的哲人所诠释的幸福定义，至今仍然适用。

我在瑞士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瑞士，什么都是像被隐藏的，比如瑞士银行里的钱，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那是谁的钱。大家都不愿意去碰触，固守秘密。这是这个国家几百年养成的一种传统习俗，且是赖以生存的传统。作为一个中立国，国家的意志被一种无形的、不亢不卑的力量驱使。这种精神，在过去几百年里，遮蔽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躲过了无数次弥漫四周的硝烟战火，人们得以谋幸福。

瑞士伯尔尼郊区，一位叫Eva的妇女褪下身上的衣服，身着比基尼泳装跳进自家一个22摄氏度的游泳池里。“你感觉幸福么？”我傻傻地问她。“你看呢？”她的身体浸泡在略微发愣的水里，脸上却是一片安详神色。Eva是在一个乡村诊所里担任精神理疗师，她并不介意在我的面前裸露已经不再饱满的肌肤。在经历了几年的高物质发展阶段，一部分中国人也许应该从物质上的精神满足慢慢地转移到寻求内心寄托上来。这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人们也许还记得最近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英国提倡国家调查加入英国公民的幸福指数，但事实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是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丹王国提出的。

当我们重新回到关照内心，幸福是一个永恒的定量。

“我坐火车，有的人尽量选择和火车前进的方向相同的位置，我无所谓。我喜欢向前看，也喜欢向后看。”

铁路工程师 (比尔湖)

Christian Moy

Christian Moy很惬意地使用瑞士的各种交通工具。他每天骑十几分钟自行车到火车站，坐火车十几分钟，下车再坐汽车3分钟到达办公室。汽车仅在周末使用。只需20分钟的车程，他就可以到乡下的别墅去住。他和一个朋友共同出资买了这艘小游艇，春夏只要天气好，他都会和妻子Mary一起到比尔湖上轻松一下。Moy告诉我，知道吗？一个出生在瑞士钟表匠家庭的叫做卢梭的家伙，晚年从法国逃亡到这里，写下了《忏悔录》的某些片段，并描述这里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

巧的是，Mary小时候在比尔湖附近的一个欧米茄钟表车间里做过简单机械的装配工作。比尔小镇是瑞士著名的钟表之都，大名鼎鼎的瑞士斯沃琪集团，总部就设在这里。

外交官（伯尔尼地区)

Pierre Combernous

Pierre 现在是瑞士驻突尼斯大使，之前曾任多国外交使节。他对东方文化极其喜欢，曾在亚洲多次旅行，夫人是印度人。他总能想起孩提时代阅读带给他的乐趣。父亲为解答报纸上的纵横字谜游戏，把头都快埋进那本1899年版的Andrees Handatlas大图集里了，而他自己经常钻在被窝里看那本翻烂了的Hammonds Atlas地图，杰克伦敦的法语版绿皮系列，以及从同学家借来的《丁丁历险记》。

后来，他喜欢上读历史书、地理志、传记、文学、侦探小说和鸟类科普。但他的最爱，还是从1968年开始就没有中断过阅读的法国评论报《鸭鸣报》（Canard Enchaine）。每周等待一份报纸从法国邮寄过来，是他恪守几十年的老传统。Pierre 说，这份报纸一直采用特殊的油墨印刷，他一闻就能从众多报纸中分辨出来。

泥瓦匠(伯尔尼地区比尔镇)

Mario Fracasso

在比尔小镇火车站，Mario开着自己漂亮的工程小卡车来接我。Mario是个意大利移民，父母都是意大利人，在他三十来岁的时候，他和父母移民到瑞士。对于瑞士，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瑞士不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在法语区很难买到一些意大利的食品，馋一些家乡的吃食怎么办？Mario说，他会设法让朋友从那边邮寄过来。油漆的工作要求对色彩比较敏感，我问他，“工作的时候，什么色彩是你最中意的？你怎么看待瑞士的红色？”“红色太激烈了。我更喜欢用灰色来代表我心中美好的颜色。”好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啊。既不瑞士，也不意大利。

物流经理(Interlaken)

Beat Wirth

Beat Wirth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头。闲下来打发时间的副职，是瑞士民间剪纸艺术家，也是瑞士当地民乐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他扛着这把锯琴，访问了很多国家。他说，这种锯琴，必须在空旷的地方演奏才好听，能听到山雨欲来的壮观，也能闻见鬼哭狼嚎的阴凉。这种音色，让我想起金庸武侠里描述的情景。

面包店老板(Thun小镇)

Peter Galli

Peter Galli对自己的面包店很自豪。从他爷爷几十年前在镇上开第一家面包店算起，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现在他在镇上开了3家分店，包括一间专门的巧克力作坊。能够把祖业发扬光大，他感到很幸福。

问：这么多种面包，你最喜欢吃哪一种？Peter毫不犹豫地选择辫子面包。这种巨大的面包在德文里叫Zopf，瑞士人15世纪就开始食用。至于为什么要做成辫子的形状，传说是因为当时的寡妇往往会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剪下一段自己的头发作为陪葬品，后来就演变成了这种形状的面包。传统上，礼拜日早上一家人会围着桌子食用这种面包。

巧的是，我见到Peter的那天，也是一个礼拜日的早晨。Peter的妻子在旁边帮忙，她的身躯有点肥硕。我很羡慕她，有一个会烤很好吃面包的男人陪伴一生，胖一点反而是她可炫耀的资本。

旅馆老板（Brienz地区)

Peter Huggler

Peter是个老嬉皮。老头戏称第二任妻子是old girl，她比他还大2个月。他在牙买加工作过一段时间，形容自己是从牙买加来的共党分子。

老头活得很感性，他总是做些让人猝不及防的决定。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说着说着，突然决定去旅行，两个人买了机票就出发了。另一次，和孙子去伦敦，过了几天，老头和孙子说，我们开车回去吧，顺便看看巴黎。然后就往回走了。路上找了家酒店，孩子们嫌太吵，又换了一家。第二天醒来，开窗一看：天哪，是一片墓地。

艺术家(比尔镇)

Yolande Favre

Yolande是一个自由职业工作者。她既是一个艺术家，又是一个理疗师。她对自己的第二个身份更加自豪。她说，她喜欢到处旅行收集各种花花草草，然后把它们带回家。在秋天的某个周末，约上姐妹们到山沟里去架上一口大锅，熬制做理疗按摩需要的药汁。

鞋店销售员 (Courtelary地区)

Francine Jenni-Lanz

Jenni的家坐落在伯尔尼郊区一个叫Courtelary的小村子里。我到的时候，她开玩笑说很可惜她的马都“休假”去了。其实它们是被饲养员领走吃草去了。她不像一个传统的瑞士人，虽岁数不小，依然一副朋克打扮。门口摆放着一架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彩灯闪烁的弹子机，旁边是一架三角钢琴。两样东西就这样不协调地放在一起。几只肥胖的猫咪在地上慵蜷着睡懒觉。

家庭主妇( Bertenberg地区)

Monica Post

Monica出过车祸，在医院躺了2年，刚出院不久。她很开心的样子。她说她的名字的姓是Post，“邮局”的意思。她有3个孩子，有6个孙子，很幸福。

人事经理(伯尔尼)

Werner Ritschard

Werner Ritschard在联邦政府担任人事主管。在遇到他的妻子之前，他是位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他的妻子大学里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在联邦政府里专门负责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贷款，对远东国家有浓厚的兴趣。他甚至以为她爱上了东方，在他们在伯尔尼郊外的小别墅里，摆放着好几本东方旅行的书。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去东方旅行，当然，包括中国。

家庭护工 (因特拉肯地区)

Katharina Reifler

国民幸福指数构建的设想 篇4

对于幸福的理解, 人人各异, 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持有不同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最早提出了幸福指数这一概念。指出幸福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效用欲望。到了20世纪70年代, 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H) ”这一概念, 并在制定政策时注重人民的幸福, 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目标。不丹的实践引发世界对“幸福指数”的研究狂潮。西方国家纷纷开始研究并准备设立幸福指数这一指标, 使之可以如同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方兴未艾, 发展迅速。2005年两会期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这是国内最早的幸福指数研究。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期间提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 发展和谐社会”的思想, 特别表示要关注“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要让“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面向全世界宣布政府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关注和重视。总体来说, 国内研究处于初始阶段, 没有信服的综合指标体系。

二、国民幸福指数构建的意义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增长虽然迅速, 但是由于忽视社会发展, 导致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日渐明显, 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以人为主体的全面发展, 具体体现在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而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 诸多其他因素, 如健康、医疗、教育、就业、休闲、美满的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等, 对人们幸福的影响力不亚于收入、消费等经济因素。因此, 对于一个致力于以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国家而言, 就不能不把人们的幸福指数作为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幸福指数研究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进一步被许多国家所关注。

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在重视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同时, 越来越重视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以人为本, 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要以人的生活为根本, 提高人的幸福指数。关注“幸福指数”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2011年3月份的中央两会认为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也是重大政治问题, 从而把民生问题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四大惠民亮点关注民生。一是“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三是“养老保险全面覆盖, 扶贫资金将增两成”;四是“继续做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要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教育质量,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布局优化”等。因此, 关注国民幸福指数, 提升国民幸福感就是实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三、国民幸福指数指标的构建

参照国内外主要区域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与环境因子三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成指标体系, 从中选取20个指标, 以求达到科学、客观、准确地反映人民幸福感。

(一) 经济状况指标

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二) 社会状况指标

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医师数、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教育经费、离婚率。

(三) 环境状况指标

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园林面积、单位GDP能耗、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卫生总费用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

四、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建议

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 合理化调整产业结构, 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避免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应加强引导合理消费, 使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得到提高。

(一) 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加快推进

从中国现状出发, 主要有社会就业压力、医疗方面压力、住房方面压力和教育方面的压力, 这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致力于民生建设, 保证居民的基本需求, 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 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消费质量。

(二) 加强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 促进经济自然协调发展

政府应该加强对环境的治理, 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 重点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优先保护天然植被, 坚持因地制宜, 重视自然恢复;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和防治石漠化等生态治理工程;严格控制土地植被退化;加强矿产资源和旅游开发的环境监管。

五、结束语

国民健康素养与幸福资本 篇5

“保障国民健康权益，需要依靠法治这一国之重器。”人大代表张伯礼建议加快制定推动国民健康法，“有了上位法，才能依法协调做好健康管理各方面工作”。张伯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他郑重地说，国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如果国家有了国民健康法，管理就有了法律依据，就能更好地协调各个部门关系。

国民健康是个大概念，不同于一般的“医疗卫生”。国民健康，是国民全面发展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的第一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国民健康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它已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变成富民进程中的一大障碍。

国民健康素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竞争压力、生活方式和慢性病问题等影响国民健康的危险因素越来越多，且国民健康水平存在下降的风险。那么，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让人活得更好、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这应是一切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在人民所有获得感中，获得健康恐怕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都应是服务于国民身心健康建设的。

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其实都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基础就是健康。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及各种商业经营活动，我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甚至我们研究探索和学习训练，无不与人类追求生存和健康幸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的改革发展理念和各项政策制定都应该融入“健康”这个要素和目标。

国民健康观念、健康发展理念亟待转变与重建

当前，国民健康的正确观念和维护方式尚未真正形成，国民的健康知识、健康意识严重缺乏，而且，很多健康观念和发展理念出了问题，亟待转变和彻底重建。

从世界各国来看，健康观念基本停留在疾病防治上，其发展也基本是医疗保健服务，尤其是概念比较混乱。比如：健康服务与医疗服务总是混淆不清，以致医疗卫生体系与健康保障体系混为一谈。医疗服务作为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应该是服务于危急重症患者，而对于亚健康、慢性病和病后康复及渴望养生者则应更多采用非医疗服务，这才是健康服务的主要部分。不可思议的是，世界各国却几乎把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福利，以致人们趋之若鹜，甚至没病的也想去 “享受”这种 “福利待遇”。其实，医疗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惩戒”，即人的身体犯错了、出了问题就会被送到医院接受医疗“惩治”和“校正”。可见，医疗服务怎么会是一种福利呢？健康问题绝对不能单靠医院和医疗治病来解决，疾病治疗是取代不了健康治理的，要真正解决健康问题必须靠健康建设和健康治理。医院产业越发达说明整个国民健康治理越差，健康问题越多。现在我们大量建医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这样就能维护好国民健康、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吗？这难道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硬性指标吗？结论显而易见：主要靠医疗、医药和医院是推进不了健康中国建设、打造不了健康中国的。

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医药产业和医疗产业的创新升级，医药的确关系全民健康，但关系的程度有多大呢？WHO（世界健康组织）指出：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的贡献率只有8%。医疗和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真正动因是市场巨大，更多是经济利益驱动。那么，还有92%的“非医疗健康产业”却没有大力推动创新升级，这是为什么呢？还是我们的健康观念和发展理念没有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其实“非医疗产业”不仅具有很大的健康价值，而且也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不论怎样，未来的大健康产业不应再是由医药产业、医疗产业和医院产业来主导。

同时，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政府和社会都在积极地寻求医疗去应对，大搞“医养结合”。其实，这个观念是很值得商榷的。养老是养健康，是养生、养身体；老年人的身体本是自然的老化或衰退过程，需要做好养护和延缓衰老工作，并不是老了就等死，也不是主要由医疗机构来给老人治病。为此，应提倡的是“健康养老”，而不是“医疗养老”或“医养结合”。

将“健康”融入各项政策和体制的设计及评价

目前，我国不仅没有建立完善的健康影响评估体系，而且连有利于维护国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等方面都还很欠缺，不能有效满足促进国民健康的需要，对于维护和保障国民健康的财政投入机制也尚不建全，不仅投入不到位，投入的方向偏颇，而且投入的绩效也不高，这都是政策或制度所应大力完善的。

我国在整个国民健康保障制度体系方面，首先是缺乏考量，比如我们只有“基本医疗卫生法”，而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或者说“国民健康促进法”。其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而不是“发展国民健康事业”。且长期以来是用“医疗卫生事业”替代“健康保障事业”，其实，“医疗”和“卫生”只是保障和维护健康的一种工具和方法而已，“健康”才是最终目的和目标。所有医学手段都是解决健康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都应该归到“健康”这个总目标上来。为此，期待在适当时候将宪法相关内容表述为 “发展国民健康事业”或“发展健康保障事业”。同时建议创建“大健康保障体系”，包括大健康学科体系、大健康政策体系和大健康产业体系等。其中，大健康学科体系将统领所有医学学科，它将为大健康政策体系和大健康产业体系提供学理支持；而大健康政策体系则应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和措施保障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nlc202309090744

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目标要有利于国民健康

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中国人活得太累，矛盾太多。经济发展是为了GDP、财政收入吗？我们加班加点工作，赚钱买房子，由于空气、水、食品遭污染，还得存钱看医生……”其实，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民生活健康幸福，所以，我们一切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都应该有利于和服从于“健康”这个根本目标，即建立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营造有利于国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换言之，建立基于“大健康保障体制”的国民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和国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这也理应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应该说，“大健康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基础，它将以统筹国民经济和国民健康的协调发展为基本手段，实现全面维护和增进国民健康、提高健康公平、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和谐平稳发展这一目标，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更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为，人的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同健康息息相关。改善健康无疑能够促进劳动者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力。因而，随着国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增进国民健康，节约医疗卫生支出，减轻企业和国家经济负担，同时破解医改难题，消解医患矛盾，也有利于稳定国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保障经济长远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说，大健康产业体系涉及或基本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研究认为：除了医疗服务不能完全产业化、经济化或市场化之外，其他的健康产业都可以用市场化的经济方式来发展，且都是最有前景的经济发展领域。要紧紧围绕“健康”这个根本目标来研究和设计大健康产业发展模型。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建设必须服从于国民健康建设，应以国民健康为统领来设计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发展都应该服从于“健康”这个根本目标。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都需要健康地和谐发展演进，而只有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了，社会才能健康平稳发展，才能创造和谐的社会，也才会保护好自然，大自然也就能健康演化进展。相应地，自然健康和谐演进、社会健康平稳发展也就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长寿。因此，健康自然、健康社会和健康人类是个闭环，当然，这也就是更大的研究课题。

国民健康素养是同舟共济，更是基石

哈佛大学Koh教授以其亲身经历回顾了提高国民健康素养的巨大挑战。“也许我们乘坐不同的船来自不同地方，但现在需要同舟共济。”这寓意着国民健康素养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未来医疗服务模式的基石也是依托于健全的国民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问题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成为被关注的头条新闻，也不是什么耀眼的研究领域。但健康素养涉及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方方面面。“巨大的机遇往往孕育于艰难困苦之中，而光明也往往被乌云所遮掩着。”此话形象地寓意了美国过去十年来在国民健康素养方面的发展与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为第二代移民的Koh博士从小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记得还是医学院学生时，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就开始询问他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直到他成为了医生之后，家人和朋友们仍然依靠他来获得疾病治疗方面的信息。” 而现实中，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道无形间隙，医生总希望讲清楚：病情，而患者和家属也希望听明白同一件事： 病情。问题的核心是： 患者和家属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包括阅读能力、交流能力或经济能力等，才能正确理解疾病和治疗信息，进而具备自我判断能力做出恰当决策？这就是健康素养的核心所在。

“了解病情”，还有比这个要求更朴实的吗？没有，但真的不是医生讲不清楚，是疾病的变化和发展太复杂，有时侯还有难言的事实——医生也不知道。

Koh博士明白了，早年行医时，他过于简单地希望患者能够明白医生所解释的肿瘤疾病诊断、可能的治疗方案。而现实中患者期望医生给出更好的治疗决策，这也许是不现实的。

他意识到了还有更好交流方式。在与患者和家属交流前，首先，需要评估患者是否理解自己的病情。有些患者回答说，已经了解了关于肿瘤的所有相关信息； 也了解有可能的治疗方案，自己已经确定了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最佳选择。 还有患者表示看到了所有相关信息，并对自己所患的肿瘤感到恐惧无助，到了崩溃的边缘。全身心地期望医生给出最佳治疗方案。还有患者会说，他没受过任何医学教育，也不想再多听任何建议，听天由命了。

这些是多么巨大的差别！Koh博士开始理解了并逐渐尊重患者自己所持有的各种不同观点和抉择。同时，也和持不同想法的患者进行坦诚交流，分享作为医生的体会和感受，就好像我们从以往工作中汲取教训一样，这些对于培养一个医生具有优秀的健康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医生的健康素养和职业情操也需要从实践中培养。

后来，Koh博士关注到越来越多的事实，由于医生缺乏健康素养而造成疾病诊断和疗效不佳。他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看健康素养的核心意义，是否仅仅是某些患者的特殊情况，譬如说：能否理解药品说明书内容和服药后不良反应；或在广义上，医生真的理解什么是疾病进展分期、患者的文化背景、语言能力，老人和儿童的健康素养如何影响对疾病的理解等等。

在今天的公共卫生和人口健康学领域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社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教育问题，因为它是社会健康的基础。

健康素养是如何影响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的？ 举例讲：前两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今年有可能出现寨卡病毒的肆虐），让全球公民无不担忧。“当人们听到“医学隔离”时，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吗？或许每个人的理解完全不同。比如说，是否意味着在医院被隔离留守观察？ 就像新泽西州那名从西非埃博拉疫区刚刚返回美国的护士一样所经历的窘况（被警察逮捕了！），或意味着居家隔离观察？ 或者你个人的行动自由被限制了？再或许是你可以自由活动，但绝对禁止去公共场所或人群聚集的地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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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是否能清晰地诠释“ 医学隔离”是如何影响和保护自己、家庭和社会等等。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熟视无睹的问题。（《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报道了发生在西非圭亚那一个小村子里类似故事）。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国民健康素养至少出现了两次重大跃进。第一次是对国民健康素养的理解，从个体观点演变成为系统性观念。“如果期望进一步提高国民健康素养，则必须牢牢地把握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体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除了教育所有医务工作者，譬如需要医院和卫生防疫站等负责人将机构的健康素养纳入到机构整体发展规划和文化建设中去。这是美国政府推动医改至关重要的一步。第二次跃进是提高了全球化疾病预防意识。从仅在社会群体层面上了解潜在的疾病危害但未必理解为什么如此，上升到关注全社会医疗与健康信息分享的重大意义。

Koh博士认为国民健康素养历来是美国卫生主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联邦政府的发展目标之一。发表的《全民健康2020》报告就包括了国民健康素养内容和预期目标。其中，特别强调了建立国民健康素养的评估机制，审评医疗机构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如何让患者了解他们所获得的医疗服务内容，包括诊断、治疗和预后效果，以及健康宣教。

Koh博士还指出，政府颁布的可承受医疗法案（ACA）带来了一项重大机遇，即提高国民健康素养。该法案要求关注和实施新的医疗与预防服务模式，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健康模式，通过全科医生将出院患者从医院到社区医疗衔接起来，降低或减少了患者的再入院率。这其中，提高健康素养是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的内容。反之，如果忽略了国民健康素养，必然导致医疗费用浪费、造成更多可预防的不良反应，甚至因此而失去患者生命。

Koh博士还描述了疾病与健康之间灾难性循环往复的原因是由于对健康素养的忽视。典型案例是一位叫琼斯的女士，当她有收入时，她取消了医疗保险，而她却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由于诊所的引路牌不清晰，她迟到了30分钟。当她到达诊所时，前台人员马上递上一厚叠表格需要她填写，她顿感困惑和紧张。而当她被请进诊室后与医生交谈时，医生所说的专业术语让她更加紧张窒息。此时，她几乎没有任何想法和询问有关她的病情和诊疗预后。医生又给她开出了一些她根本不明白的药品以及化验单。毫不奇怪，她的化验不会有好结果。她的药物治疗也未按时服用。最终，她因病重而住院了，在治疗稳定后出院。此时，她仍然没有完全理解她的疾病治疗状况，以及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无论你是患者/家属、或医生或公共卫生人员，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类似事情。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变现有的医疗服务体制和健康管理方式，以便更好地帮助患者理解每个诊疗过程，即按照卫生部提出的“国民健康素养关怀模式”，该模式是依据Wagner提出的关怀患者模式而形成的。他提出了如何改进现有医疗服务模式，更好地关照患者，应该包括决策支持、衔接临床疾病信息和社区医疗的全过程。

实际上，“国民健康素养关怀模式”旨在建立一套衔接机制和专门从事健康素养的服务机构。在此创新服务机制下，像类似琼斯女士这样的患者，她会先接到一个预约电话告知就诊预约，并询问患者现在用药情况。服务机构也提供相关表格供填写，如果有任何问题或不明白的地方，她可以得到很好帮助。护士和她一起审阅所服用的药品，并确认她完全明白所有含义；她的医生为她提供诊疗选择，并用彼此双方都明白的方式和语言来规划治疗方案，琼斯女士也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所理解的意思。当她回到家后，一个在她家附近的患者支持组织马上会联系她，帮她如何预防疾病的并发症等健康管理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设想“未来医疗服务模式”。

未来医疗服务模式和以医院为诊疗核心的传统模式应当是彼此串联衔接而相得益彰。这也正是我们建立的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初衷。没有什么比让患者明白自己的疾病和治疗方案更重要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能为所有患者、所有享受医保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民众提供如此医疗服务和健康素养支持；如果我们能建立这样的医疗服务体制，那么，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一定实现提高国民健康素养的意愿。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明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全球医生组织

国民幸福 篇6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民幸福指数休戚相关。一方面, 企业的行为和结果会影响国民幸福指数, 是国民幸福指数测量指标的关键因子, 也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 企业长远发展离不开国民幸福指数相关指标的持续提升, 因为企业最终的产品和服务对象是大众消费者, 可以说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和满意程度决定了企业价值空间以及增长幅度。然而,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出现了诸多企业行为与国民幸福相背离的行为, 极大程度地损害了国民对这些企业的信心, 既不利于企业自身长远发展也阻碍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研究表明,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前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缺乏与国民幸福指数的有效衔接, 从而在发挥考评企业业绩、监管和调控企业行为、实现目标管理等功能时出现了不少漏洞。因此, 建立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维护和提升国民幸福指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企业绩效评价发展历程

(一) 成本绩效评价时期

成本绩效评价方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发展的产物, 代表思想是美国会计工作者哈瑞于1911年设计的标准成本制度。标准成本制度通过对企业成本进行积极、主动的事前预算和控制, 改变了之前成本核算被动的事后控制, 达到了对企业成本进行管理的目的。但是, 用标准成本制度来衡量企业绩效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成本低并不代表企业创造的财富就多, 其次企业在追求成本最低的过程中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有很大难度, 再者以成本作为唯一的企业绩效评价手段往往会导致企业管理者的短期行为, 诸如舍弃在能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上的项目上进行投资。

(二) 财务绩效评价时期

随着成本绩效评价方法弊端的逐步显现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企业绩效评价方法过渡到财务绩效评价时期, 着重考虑利润、投资回报率和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以及基于财务指标的评价方法开发等, 其中杜邦财务评价法作为主导。杜邦财务评价方法由杜邦公司设计, 该体系利用财务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 以净资产收益率为龙头, 逐步分解为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3个财务指标, 分别从偿债能力、获利能力以及资产运营效率等角度对企业的财务业绩进行综合评价, 克服了单一财务指标分析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等问题。但是, 财务绩效评价方法的主要依据是企业会计数据, 这便存在以下主要缺陷:首先会计数据是对企业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交易事项的记录, 只能反映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其次会计数据衡量的是能以货币进行计量的交易事项, 而其他事项诸如顾客忠诚度、创新能力等不能反映其中, 加剧企业的短期行为, 不利企业长远发展;再者, 会计数据的记录和核算存在人为操作的空间。由于以上缺陷的存在, 导致了财务绩效评价方法存在不全面、不真实等弊端。

(三) 综合绩效评价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 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竞争日益加剧, 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形成和保持符合战略发展目标的核心竞争优势。在这一背景下, 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综合评价时期, 将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融合起来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基本取得了学术界的共识。其中, 美国会计学者卡普兰和约翰逊在1991年提出的平衡计分卡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和推广。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营运与技术、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确定需要评价的指标。平衡计分卡的优势在于使一种平衡得以建立, 这就是兼顾短期和长期目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平衡, 其应用促使企业更加注重根据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确定和开展日常工作。但是, 平衡计分卡也存在以下显著缺点:首先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没有统一标准,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模糊不清和分解指标过多的难题;其次涉及的非财务指标难以量化, 也不便于在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虽然这一时期的绩效评价指标已经将企业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 克服了前两个时期绩效评价方法的诸多弊端, 但是绩效评价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企业自身, 而在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考虑甚少, 导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国民对企业甚至政府的满意度降低。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2011年) 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国企百强的社会责任尚处于起步阶段, 平均得分为32.8分, 近半国企在旁观;民企百强平均分仅为13.3分, 八成在旁观;外企百强平均分仅为12.5分, 近八成在旁观。

三、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一) 国民幸福指数内涵的起源与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不丹王国。该指数的考评体系采用了著名的阿尔凯尔-福斯特方法 (AlkireFoster method) , 从最初涵盖的4个维度扩展到现在的9个领域来衡量人民的幸福生活水平。这9个领域分别是: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教育、时间使用、文化多元和适应力、政府治理、社区活力、生态多样和适应力、以及生活水平。不丹王国以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较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社会的实力和进步有了很大改进, 后两者只能衡量一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而国民幸福指数却能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 推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发展, 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对生存和发展的满意度和快乐感, 促进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国民幸福指数近年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要发展。英国新经济组织于2006年7月率先提出了幸福星球指数概念 (Happiness Planet Index) , 并于2006年、2009年和2012年分别公布了对多个国家进行测试比较的结果。在2012年的测试中, 中国在151国家中位居第60位。幸福星球指数主要站在GDP和HDI的对立面, 更多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力。

国民幸福指数也得到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 在国民幸福指数建设方面做出了初步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2005年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 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环境保护等六类构成要素来进行衡量。

(二) 基于企业的国民幸福指数内涵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 通过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满足社会需要, 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 需要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因此, 企业行为的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渗透到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于企业而言, 国民的实质就是与企业休戚与共的利益相关者总和, 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代价, 有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和创造条件。可以说, 没有国民的存在, 企业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利益相关者”理论由Freeman (1984) 最先提出,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不同的学者根据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资源、对企业所起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与企业的关系等不同标准对他们进行了分类, Freeman (1984)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持有公司股票的人、与公司有经济往来的相关群体、社会利益相关者3类;Frederick (1984) 将利益相关者区分为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Charkham (1992)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和公众型两类;Wheeler (1998) 将利益相关者区分为主要的社会利益相关者、次要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主要的非社会利益相关者和次要的非社会利益相关者;Mitchell和Wood (1997)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预期型、潜在型3种。他们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上述分类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并方便企业在对利益相关者管理过程中采取分而治之、有所侧重的策略。然而, 本文认为, 正是上述分类导向和管理策略导致了企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将重点放在主要的、直接的、契约型的相关利益者上, 而忽视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维护和提升。作为利益相关者总和的国民应该受到公平、平等的待遇, 对于企业而言, 不同类型的国民的利益应该没有孰轻孰重问题, 比如食品企业不能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比消费者安全和健康更重要, 化工企业不能认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比保护社区生活或自然环境更重要。因此, 企业应该识别与之有关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并且确定每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点,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以维护和持续提升每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点为目标, 并作为绩效考核的评价对象。

综上所述, 基于企业的国民幸福指数内涵也就是与企业有关的每类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点, 因为满足了每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点, 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得到幸福。通过文献学习和调查研究, 基本可以确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类别和核心利益点 (见表1) 。

(三) 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由上所述, 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考核内容由8个方面组成, 即:股东满意度X1, 雇员满意度X2, 消费者满意度X3, 供应商满意度X4, 竞争者满意度X5, 社区满意度X6, 政府满意度X7, 自然环境满意度X8。基于本文提倡的国民平等的理念, 在对企业进行绩效评价时, 上述8个方面的权重系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都是0.125。为此, 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 P (E) 代表企业绩效总成绩;ε表示误差项。

X1的满意度可以从3个方面衡量:对公司管理发言权的满意度Y1;股票分红收益或可持续增长前景满意度Y2;财务和经营信息的透明度Y3。于是, 可以得到:

Y1、Y2、Y3的确定可采用国际通用的“基数概率法”, 即要求回答者给出一个具体数字来评价其各因子的满意度。假定在0到10的区间内有一个潜在的连续的评价函数, 那么可以假定在用离散数字进行评价时选择7来评价其满意度的话, 就落在6.5和7.5之间。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对分组数据做个回归, 这些分组数据的分界点是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系数则可以通过因子分析法求得。

X2, X3……X8的计算方法依此类推。

在求出某个企业的绩效成绩后, 可以将之与历史成绩、目标成绩和同行业的成绩进行对比, 一方面评价企业对国民幸福指数的贡献程度, 另一方面便于企业发现自己的优势和弱项并在日后的管理中加以改进。

四、结论

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绩效目标从一元向多元发展, 兼顾了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 衡量了其对企业绩效的满意程度。同时, 该体系突破了传统财务指标的局限, 包含的非财务指标也涉及到影响企业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好地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诉求, 从而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创造未来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获得持续的利益增值, 从而提高其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国民幸福 篇7

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幸福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基于生活满意度而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为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建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居民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标准。居民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2 居民幸福指数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结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最终将幸福指数体系划分为三部分:生活质量与幸福、社会环境与幸福和自然环境与幸福。

2.1 生活质量与幸福

关于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二是认为收入的增加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鉴于此,本文没有单纯从收入层面分析与幸福的关系,而是从生活质量层面寻找与幸福的关系。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最先也是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开始的。同时,家庭结构与家庭归属感也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故而,本文研究的幸福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幸福,研究生活质量与幸福的关系。

2.2 社会环境与幸福

幸福感既是个体对自身幸福客观状态的判断,同时又是对生活意义的价值判断。同样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幸福感水平会有所不同。可以说幸福感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又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本文综合考虑社会进步和社会满意度等社会环境因素与幸福的关系。

2.3 自然环境与幸福

社会人离不开社会环境,同样也离不开自然环境,尤其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保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的好坏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受。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根据幸福体系的构建,本文选取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以19个指标进行建模,数据均来源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19个指标分别为人均城市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工资、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公交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平均房价、普通高中数、交通事故数、参与养老保险人数、就业人数、广播电视覆盖率、新生婴儿出生率、离婚率、失业率、垃圾处理率、森林覆盖率。

4 分析方法

4.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即利用降维的思想,从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利用因子分析,既能使信息损失不太多,又能达到减少变量、简化问题的目的。

4.2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将个体或对象分类,使得同一类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其他类的对象的相似性更强。其目的在于使类间对象的同质性最大化和类与类间对象的异质性最大化。本文采用ward法进行聚类。

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找出各个公共因子,并将各个公共因子进行综合,得到各个地区的综合值。对每个公共因子中所含的原始变量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分析、解释,将求取出来的公共因子利用系统聚类的方法进行聚类,判断我国各地区的幸福指数水平,并且聚为几大类,针对这种结果,分析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5 各地区居民幸福指数的因子分析

5.1 公因子的提取与命名

在进行过数据预处理后,利用SPSS进行公因子的提取与命名。由表1可知,旋转后的数据呈现明显的两极化,大多数指标主要分布在第一个公共因子中。本次分析共提取6个公因子,根据系数绝对值较大表示该指标在该矩阵中有较大载荷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出,因子1在广播电视比重、人均公交车、失业率、人均工资、人均箱费支出、人均地方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房价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主要是经济类指标和城市基本建设指标,即为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建设和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信息,可将其命名为“经济发展总量因子”;因子2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参与养老保险人数、就业人数、普通高中数、交通事故数,这些指标反映出教育、社会福利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可将其命名为“社会进步因子”;因子3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新生婴儿出生率、离婚率、人均住房面积,该类指标主要描述了居民家庭归属感,可将其命名为“家庭幸福因子”;因子4在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上有较大载荷,这类指标主要描述人均资源拥有量,可将其命名为“人均资源因子”;因子5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该指标主要反映了环境保护水平,可命名为“环保因子”;因子6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森林覆盖率,该指标描述了自然环境水平,可命名为“自然资源因子”。

六个因子均有较好的解释意义,同时又对应了体系构建中的三个大类,便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分析。

5.2 地区幸福感得分排名分析

利用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的方差的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对6个公共因子得分加权汇总得到一个综合得分值F,根据综合后结果,对综合值进行排序可以对各个地区的幸福度进行评价,还可利用已求的各公共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将属于一类的聚在一起,这样能看出各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分类状况。

通过表2可知,前五个最幸福的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广东、浙江、河北,而贵州则是最末。显然,通过表2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第一公共因子对于居民幸福指数有着主要的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和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在第一个公共因子中也是由居民的收入和该地区的发展和设施表示,所以,要想提高居民的幸福感,首要的是加快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家庭归属感、社会进步、人均资源、自然环境与环境保护的发展均衡。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应当努力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居民家庭归属感,并结合我国国情,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主观幸福感理论,编制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工具,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把主观幸福感的理论中国化是今后研究的趋势。

5.3 个案解释

由表2可以看出,北京人民最为幸福,这可能同我们普遍的认知不尽相同,但是本报告旨在研究当地常驻居民的幸福感,对于北京这种经济发达,城市基本建设良好的地区,加之政治方面等因素,当地常驻居民的幸福指数自然会提高。对于外来流动人口,面临买房、就业等压力,可能往往会感到不幸福。同时,贵州等地区经济水平落后,正如统计局局长马建国曾说,幸福未必与GDP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GDP一定不幸福。如此,便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贵州居民的幸福指数较低。

6 各地区居民幸福指数的聚类分析

因子分析中已经得到了六个公共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对这六个主成分进行聚类分析,采用的聚类标准为ward法,得到聚类结果。

同时,聚合系数值随着聚类的进行逐渐增大,开始增加缓慢,后来增加变快,说明聚类开始时类间差异小,结束时类间差异大,这恰好是系统聚类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在EXCEL中作图如图1,可直观看出聚合系数单调。

在SPSS变量视图中可以看出整个聚类过程和结果,树状图较于冰柱图更为直观,图2中线的长短表示类别之间的相对距离远近,由图2可知,本次分类大致分为4类较为合理,于是我们把右边的四条横线纵向“切断”。第一类:天津、上海、北京;第二类: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第三类:青海、新疆、甘肃;第四类:江西、广西、山西、贵州、云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安徽、福建、重庆、宁夏、内蒙古、海南、黑龙江、吉林、辽宁。

由图2可以看出,第一类包括3个地区,属于高消费地区;第二类4个地区,属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第三类3个地区,属于较不发达地区;第四类21个地区,为中等发达地区。结合因子分析报告的地区综合排名我们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幸福感最高的是第二类地区,其次是第一类地区,之后是第四类地区,最后是第三类地区。由此可见,聚类分析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幸福感分为4类,与当地经济发展有一定关联性。一般来说,经济水平良好的地区,居民幸福感较高,沿海经济城市相对于内陆地区而言,又在对外开放程度上高于内陆地区,当地居民有良好的居住环境与发展环境,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第二类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最高。

从聚类结果可以得知,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幸福感相比较而言有些差距,因为大多数地区集中在第四类中,可见居民幸福指数仍有待提高。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居民的幸福感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在第一公因子中也是由居民的收入和该地区的发展和设施表示,所以,要想提高居民的幸福感,首先是加快经济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环境和教育的均衡发展。例如在第一类中这三个地区的第一主成分值都高于第二类中的地区,也就是说第一类中的地区发展、设施和居民收入整体要高于第二类中的地区,但是由于后边5个因子的影响,第一类并没有成为幸福感最高的地区,所以在发展中要兼顾教育、环境、绿化、废物处理等方面。可见,提高居民幸福感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又需要兼顾各方面的综合影响。

7 各地区居民幸福感提升对策

7.1 增加中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

增加居民收入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方法。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应该向提高市民幸福感方向倾斜,而提高居民收入应该注重收入的实际购买能力,将收入与通货膨胀、CPI挂钩,真正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首先政府应着力发展经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就随之提高了;其次要带动就业,减轻在岗工作人员的压力。使得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7.2 加快基础教育建设并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良莠不齐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完善亦给当地居民困扰。由分析可知,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所以,各地区政府应在现有建设的基础上,完善新建社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增加新学校的建设,另外在教师配备、教学管理人员聘用等方面也应进行综合协调。同时,应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加强执法,使老有所依,幼有所养,降低事故发生率,使得居民有社会认同感。

7.3 提高家庭幸福感争做幸福居民

提高居民家庭幸福感亦是增强居民幸福感的途径之一。稳定的家庭结构、美满的婚姻,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是居民幸福感的源头。提高家庭认同感是每一位居民的必修课,居民应当提高家庭责任感,营造出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使个人幸福感有所上升。

由此可见,当地常住居民幸福指数主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客观来说,发展仍是第一要义,但是,各地区在加快地区发展的同时,应同时注重社会进步水平,加强居民的家庭幸福感和地区归属感。同时,在资源方面,应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当地居民才能长久地保持幸福感。

总之,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经验体验;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加大发展经济力度,推进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居民的文化修养和对幸福的认知水平,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是当今政府切实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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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志霞,陈启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城市问题,2013(9).

[3]李刚,王斌,刘筱慧.国民幸福指数测算方法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4]纪红艳.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幸福指数策略[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3).

国民幸福 篇8

作为由人的主观感受生发出的心理体验, 幸福感是随着参考系的变化而不同的。在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 (2010年) 的今天中国人却不幸福了, 关键还是幸福参考系变化了: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式中的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 基尼系数为0, 表明财富平均分配;为1, 则财富集中在个人手里, 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与国民幸福指数呈反比例关系。它所体现的这种社会比较, 带来如下效果:对于财富增加者的增加和对于财富没有增加者、财富增加较小者以及财富减少者幸福的减少。基尼系数增加, 对于财富增加带来的社会幸福将远远大于财富较少带来的社会幸福的减少。下图为中国1997-2008年基尼系数数据。

利用eviews做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方程为:y=0.01169x-22.97182回归常数与回归系数极其显著, 其2009年, 2010年的95%置信区间的估计值为:0.5098、0.5206。虽然没有官方数据, 但基尼系数增大的趋势已经形成, 通常认为, 0.3—0.4为允许的差距, 0.4—0.5为差距过大, 0.5以上为极端不合理, 会引发矛盾, 造成社会不稳定。毋庸置疑,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过大, 直接导致百姓幸福指数的降低。

十二五规划把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意在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这首先要从缩小贫富差距入手:

一、为中低收入者增收创造条件, 增强获取幸福的能力, 由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削减的幸福感, 要通过丰富中低收入者的钱袋子来弥补

(1) 为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失业、无业人员提供政策性扶助, 创造就业机会。中低收入者多囿于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匮乏比较容易被就业市场抛弃。没有营生的手段, 幸福感自然就低, 与别人的收入差距只能越拉越大。对于这些弱势群体, 政府要承担起帮助他们解决吃饭、生存问题的责任。加大转移性支出是一方面, 根本上是为他们提供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向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公益岗位就是一剂良方, 公益性岗位由政府出资开发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 优先安排困难人员或特殊群体, 并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很好地为城镇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提供了再就业平台。随着大学生就业困难、事业单位岗位渐受追捧, 一些大中专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一竞争。纵然有解释说, “公益岗位竞争中只有一部分名额分流给符合条件的大学生, 不会抢占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我认为, 公益岗位的目标群体本来就是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 遇到政策扶持又能胜任的机会实属不易, 现在却要与受过高等教育兼具年龄、技能优势的毕业生分享这部分福利, 让公平蒙上了阴影。既然是以救济低收入者为由头, 就要保持政策的扶助性质, 不仅如此, 还要想方设法多提供类似就业机会, 比如以社区为单位试水开展帮扶小组, 组织起来练技能、找项目, 让更多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劳有得, 改善收入状况, 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幸福感也就随之升高了。

(2) 加大公益性贷款投放, 产生创业乘数效应。增加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增加非工资性收入, 鼓励居民通过自主创业多渠道增收。创业者在项目执行中, 资金来源是最大困扰。传统的商业银行因其“趋利避险性”, 对这种贷款金额小、操作成本高、投放风险大的服务性项目热情不高, 有赖政府以财政出资, 商业银行发贷, 公益性机构操作的公益性创业贷款操作模式予以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就是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 截至2007年2月,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全国共成立了10个分支机构, 管理贷款本金6850万人民币, 有效贷款客户超过21000人, 目前这一项目正朝着以扶贫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方向发展。鼓励居民创业, 让创业产生倍增的乘数效应提供更多的岗位, 就要让更多的公益性机构参与进来, 为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人提供资金支持, 提高他们自立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二、增强税收手段的二次调节作用, 缩小贫富差距

(1) 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 加快税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今天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将个税起征点由二审稿的3000元提高到3500元。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重新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为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所得税法》将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 第一级税率为3%。这正契合了个税改革的初衷, 即要减少低收入者税负, 调节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除了单纯的调高个税起征点, 今后, 个税改革应考虑将个人所得税由个人向家庭为单位计征, 因为同一月收入5000元的居民, 其供养自己与同时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的负担有明显差异, 以家庭为单位计征更能体现税收的合理调节作用。

(2) 开征遗产税、赠与税, 调节财富存量。无论是个人所得税、增值税, 还是刚试点实行的房产税, 都侧重于对财富增量的调节, 并未对构成财富差距的基础环节—财产存量的调节, 而财产性收入容易形成“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的局面, 有必要在社会转型的十二五规划期将遗产税、赠与税纳入税制改革进程中, 使政府拥有对收入、消费、财产等多个环节实施税收调节的手段。

三、鼓励富翁阶层做慈善, 补充社会保障, 救助弱势群体

前不久, 被称为中国内地首善的陈光标在盈江县拉勐村同受灾民众一起手举百元大钞的合影被各大网站转载, 有关他拿慈善作秀的指责四起, 抛开陈光标做慈善的方式, 这种能增加示范效应的高调慈善值得提倡。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训诫, 放在现代社会也有其借鉴意义:家家户户都吃白菜片汤的年代有个玉米窝头都是幸福, 隔壁邻居开上奔驰宝马自己还为几尺蜗居之所奔波忙碌甚至还有弱势群体温饱困难的强烈反差之下, 国民幸福指数只能连年下降。我国现阶段还很难做到社会保障的多层次、全覆盖, 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很有限, 应该鼓励那部分先期富裕起来的阶层, 尤其是富翁阶层, 投身慈善, 带动更多有能力的人去帮扶救助困难群体, 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形成一个人人有爱的社会, 幸福指数也会攀升走高。

客观上讲国民幸福指数在短期内很难像国内生产总值那样有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统计标准, 但生活得是否幸福、日子过得是不是踏实是老百姓能切身体会到的。让更多低收入者有所劳、有所得, 加大措施逐渐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才能让老百姓感到满足和幸福。

摘要：伴着三十年经济高增长的步伐, 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充盈, 然而, 中国国民幸福指数却在十年间连续下降, 2010年中国的全球幸福排位仅为144。巨大的数字落差督促笔者思考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既充分享受物质生活改善的成果, 还要体会到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本文从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相对性出发, 通过分析人与人之间日益悬殊的差距对幸福指数的促减作用, 得出要从缩小贫富差距入手, 提升国民幸福感。

关键词：国民幸福感,贫富差距,税收调节

参考文献

[1]杨小林.居民收入差距与宏观经济失衡.商业经济评论.2010, 5月刊.66-67.

[2]张秀生, 杨刚强.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21卷第一期, 17-23.

[3]邢贞乐.浅谈如何发挥小额担保贷款对就业和再就业的作用.海南金融.2007, 第二期, 81-83.

[4]朱华.政策强制下的信贷壁垒:对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难问题的再思考.金融论坛, 2005, 第七期, 26-27.

[5]佘家金.对我国经村民收入差距情况的分析及相关对策.涉外税务, 2006, 12月刊, 68-69.

国民幸福 篇9

在实际工作和理论探讨中, 人们经常运用到“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和“社会发展” (socialdevelopment) 三个概念。但频繁地使用这三个概念, 未必对它们有着清晰的理解和严格的区分。黑格尔就曾说过,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词, 往往是我们最无知的东西。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将三者混为一谈, 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当成经济发展, 往往认为GDP高速增长了, 就是经济发展了, 而经济发展了, 则社会也就发展了。不仅如此, 就连国内外经济学家对此看法, 特别是对前两个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这两个概念并列使用, 在同一篇文章中表述经济总量增加时, 时而用“经济增长”, 时而用“经济发展”, 或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并用;有的虽指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 但又认为这种区别可以忽略不计, 两者可以交互使用。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雷诺兹就认为,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互相代替使用的两个名词”[1]。其实,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发展, 它们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提升国民快乐、幸福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展经济学的有关定义来看,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扩大。其具体表现为人均GDP的增长。经济增长主要有四层含义:首先, 经济增长的主题是生产, 而不是交换和分配。其次, 经济增长的中心是产量, 而不是消费。再次,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产量的增长, 而不是产量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说, 产量增长只与物品和劳务相关, 而与福利和幸福等关系不大。最后, 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是人均产量的增长, 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因人口增加或投入生产的人力的增加而导致的总产量的扩大, 不见得就是经济增长。因为经济总量增加而人均产量停滞甚至下降的例子并不少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大量而又快速地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生产技术的革新和进步。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 一部经济增长史就是一部技术进步史;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

经济发展,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保持持续和协调的健康运行状态。其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出现的经济结构的优化、生产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适度, 绝对贫困的逐渐消除等。其一, 投入结构和产出的优化: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 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过渡;从农业到工业, 再到服务业比重的递增。其二, 生产水平的提高:从粗放式生产到集约化经营管理的转变, 发展循环经济, 注重绿色人均GDP的增长, 单位产品的能耗低、污染少, 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产品是按需生产而不是盲目生产。其三, 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适度:几乎不存在行政性垄断与行业性垄断现象, 充分地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不同阶层和人群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财富的收益大体公正、公平, 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其四, 绝对贫困的逐渐消除:按照国际公认的提法, “绝对贫困”是指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绝对贫困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的发展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逐步地消除这种不良现象。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联系。首先, 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从1980年8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开始筹建, 到现在已走过了27年的创业历程, 一个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 已迅速发展为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都市, 并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深圳的发展速度, 可以说创造了人间奇迹。1979年以来, 深圳GDP年均增长28.8%, 人均国民收人年均增长29.8%, 这是中外罕见的。工业生产总值迅猛上升。1979年, 全市的工业产值只有6 000万元, 到2003年底, 已上升到5 100亿元, 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44.5%, 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1979年,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930万美元, 到2003年底, 已上升到1 173.99亿美元, 年均递增38.6%, 平均三年时间翻一番。深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基地, 而且连续十二年居全国23个大中城市的首位。财政收入年递增速度为38.7%, 成为中国大中城市中第三位的财政大户, 仅次于上海、北京。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速度为29.8%, 成为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2]。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应当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高速度, 就没有高效益。深圳经济的发展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 有了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有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 曾经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事实。1958年的“大跃进”,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23.5%, 后来被迫进行三年调整, 1960—1962年的发展速度分别降落为:1.4%, -29.7%, -6.5%, 经济周期的峰谷落差达到51.7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其教训是深刻的[2]。在国外的经济发展史上, 也不乏类似的例子。例如, 克劳尔在1966年以《无发展的增长》为题, 发表了他对利比亚经济的研究论著。他发现, 利比亚的人均收入虽有大幅度上升, 但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公司投资开发石油并出口到欧美造成的。利比亚的技术标准、人力资源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 而且, 因石油出口而增加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利比亚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是拉大了贫富差距。由此可以看出, “发展是硬道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增长是硬道理”, 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基于上述分析,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就大体水落石出:经济增长是手段, 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重数量, 经济发展重质量;经济增长讲规模, 经济发展看结构;经济增长求速度, 经济发展论水平。简而言之, 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量的变化和积累, 经济发展则是指经济的质的演进和提升。因此,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否则, 将会导致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比例失调、社会不公以及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后果。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由上文得知,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是否就等于社会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 学界几乎异口同声,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可以等质代换。依笔者之见, 尽管二者之间差别不大, 但仍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关于社会发展,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对 (社会) 发展作了如下论述:“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 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 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 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第一, 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数量, 并扩大他们的分配;第二, 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 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 更好的教育, 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用来增进物质福利, 还用来产生个人和国家更大程度的自尊;第三, 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 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与其他任何民族国家有关, 而且与物质和人类痛苦的力量有关。”[3]

根据托达罗的论述, 我们认为, 社会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持续和协调的发展。其具体表现为:财富分配趋向公平, 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国民的民主和自由程度在合理的限度内得到普遍的提高;预期寿命延长, 婴儿死亡率降低, 医生与患者比例提高;通过适龄儿童入学率、辍学率、大学生比例、研究生比例等指标, 反映教育的普及和办学层次的提高;森林覆盖比例, 绿地分布, 水土资源保护, 污染治理状况等得到普遍改善。

社会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社会发展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治理和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社会发展稳步前进, 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 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动提高。

由此可见, 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 它既包括物质文明的进步 (经济发展) , 也包括政治文明的提高以及精神文明的提升, 是三者的协调统一。社会发展虽然离不开经济发展, 但它本身却不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子集, 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经济增长发展、社会发展与国民快乐、幸福的关系

快乐与幸福, 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因此, 快乐和幸福问题, 应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快乐的意思是“感到幸福或满意”[4]。幸福的意思为“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生活、境遇) 称心如意”[4]。从这两种解释来看, 快乐与幸福几乎是等同的, 这也难怪不少人将二者混淆, 彼此不分, 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笔者不揣浅陋, 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快乐与幸福既有根本的区别, 亦有一定的联系。

二者的主要区别:从时间上说, 快乐是流星, 转瞬即逝, 幸福是恒星, 悠久绵长;从深度上讲, 快乐是地表水, 易蒸发, 易污染, 幸福是地下水, 较稳定, 较清洁;从广度上看, 快乐是小溪, 流域有限, 幸福是大海, 浩淼辽远。二者的主要联系:快乐是幸福的理由, 幸福是快乐的结果;快乐的人未必幸福, 幸福的人一定快乐;为了追求快乐, 人们一般不会以痛苦为代价, 为了追求幸福, 肯定有人会以较大的痛苦甚至生命为代价。概而言之, 快乐是短暂的、表层的、微小的心情舒畅, 幸福是长期的、深层的、丰厚的心情舒畅。正因如此, 追求幸福成为每个人的终极目标。

如前所述, 经济增长了, 经济未必发展, 但经济增长不会劳而无功的, 它至少会产生一种效应, 那就是能够给一国的国民带来快乐。经济发展了, 社会也未必发展, 但 (下转44页) (上接15页) 它却能够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国民的幸福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有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其他方方面面都发展了, 即社会发展了, 国民才能享受到货真价实的幸福。简而言之, 经济增长发展、社会发展与国民快乐、幸福的关系是:经济实现增长, 国民肯定快乐;经济得到发展, 国民可能幸福;社会和谐发展, 国民才会幸福。

余论

在当下中国, 总体而言, 国民是快乐的, 人们正坐着快乐之船上驶向幸福的彼岸。在达到幸福彼岸之前, 可能遇到“房价飞涨问题, 贫富拉大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等诸多暗礁或冰山。解决这些难题, 仅仅靠提升生产力、发展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还要靠科学合理的体制。其中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 引导地方各级政府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意识, 摆脱以“速度、形式”论英雄的政绩陷阱, 致力于社会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惟有如此, 国民乘坐的航船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摘要：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侧重量的变化和积累;经济发展注重质的演进和提升。经济发展亦不等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经济增长只能让人们产生短暂的快乐, 惟有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方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幸福。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快乐,幸福

参考文献

[1]黄选高.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J].发展改革, 2004, (3) .

[2]张欣.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 (3) .

[3]李宝焕, 王春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J].管理科学文摘, 2006, (3) .

探寻GDP背后的国民幸福指数 篇10

【关键词】 国内生产总值（GDP） 國民幸福指数（NHI） 以人为本

1.GDP与国民幸福指数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可以说，GDP以物质为本，生产为本，衡量的是物质形态上的经济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简称NH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居民生活与幸福水平的指标工具。不难看出，较于GDP，NHI关注和反映的内容更广泛，它将与人们生活幸福度息息相关的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都纳入了评价的范围。可以说，NHI以人为本，衡量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发展、生存与价值的双重实现。

2.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何如此之低

盖洛普公司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民意调查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人均GDP世界第一的头号富国美国仅列第14位，而GDP总额世界第二，增速世界第一的中国竟已列至125位。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原因为何？

2.1我国幸福指数的衡量

幸福，是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境况、甚至不同心理状态下人们对于幸福的诠释不同，我国对国民幸福总值（GNH）以及国民幸福指数（NHI）的核算才刚刚起步，体系尚不完善，不能很好的把握适合中国国情的衡量标准，也没有具体合理而统一的国际标准可以遵循。总的说来，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主观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2.2我国幸福指数靠后的原因

2.2.1经济方面还未真正实现全民富裕

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感到不幸福的前三位原因是：物质生活条件差，住房条件差，就业难。GDP如此之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住房条件还是得不到满足，就业状况也不满意，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中国早已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中国的大部分财富仍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收入在人均GDP以下的人群逾半数之多，为物质生活困扰，为买房和找工作担忧，幸福感必定受到影响。

2.2.2价值观念的迷失，道德建设的忽视

现代人的价值观已经被错误的导向了，过分追求物质的富裕，而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大部分人实际根本不了解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一味的追求高学历好工作大财富，信仰缺失，精神贫瘠，失去了幸福的一大源泉以及对幸福的感受力。社会道德建设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全社会没有营造出一个和谐幸福的大氛围。

2.2.3成就动机的实现程度不高

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中国的现状是，大部分人的工作劳动不是自我成就的实现，而只是赚钱糊口的工具，得到的社会成就感很低，工作压力反而很大，自然幸福度也就低了。

2.2.4安全感的缺失

心理参照系的选择不同，对幸福的感受也就不同，贫富差距如此大的中国，穷人是看着别人富、自己穷，连结婚问题也被广泛地与房子车子票子挂钩，生活在这样的境况里，存在感和归宿感是缺失的，安全感也是缺失的，幸福感就淡了。

3.以人为本，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一定时期以来，我们一直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以推动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微观上讲，“GDP至上”论得到推崇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时期，多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多为目标，人们很少思考何为“幸福”，一心追求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发财致富的出路。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却积留了很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精神食粮的贫瘠和道德建设的忽视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幸福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我意识的增强，人民的需求发生了转变。除了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也上升为人民的基本需求。然而华丽的GDP背后，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被忽视而得不到满足，由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甚至物质需求也得不到满足。GDP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全身心为经济问题操劳创造出辉煌GDP的每一个民众，承受着这种压力，压力背后是不堪的幸福指数。

GDP只是在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中为最佳指标，处于主导地位。它反映的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并非泡沫，它代表的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进步与提高。中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的靠后，不是对GDP的否定，而是对我们的提醒，不能一味秉承“GDP至上”论，“国富”是为了“民乐”，国家应以人为本，关注人民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需求，发现并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滞留的许多问题，兼顾GDP与NHI，关注社会公平，重视人文科学，将社会道德建设提上议程，提高国民满意感，快乐感，实现国民价值感，从而向幸福出发。

参考文献：

[1]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比GDP更重要》，刘丹，《学习月刊》 2010年19期.

[2]《关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若干思考》，楚国良.

作者简介：杨烨，女； 出生年月：1991年5月11日；民族：汉；籍贯：四川；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研究方向：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