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2024-07-08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精选六篇)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给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著作权也不例外。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于网络信息的维护是否仍旧可以应用传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如果适用, 如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刚刚兴起, 网络世界似乎就和现实世界不同, 在于其不受法律约束, 一些业内人士也不主张法律介入互联网, 他们担心法律参与网络的约束和规范容易造成信息不流通, 使网络这一新生事物过快的夭折, 阻碍信息产业带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由于网络的便捷和信息传播量大的特点, 网络中充斥着各种抄袭伪造等消极影响, 至今网络上仍然大量存在。然而有很多人认为网络作为新的事物, 在其发展之初应接受法律的规范, 新事物的产生必然存在消极成分或因素, 而某些因素是单凭借网络自身无法克服和消除的, 比如网络文章的转载和信息的广泛波及。如果著作权在网络世界无法实现有效保护, 必然造成著作权人创作动力减弱, 著作权人减少创作的直接结果是网络信息的滞后和停滞。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出

虽然大多数人普遍认为著作权保护应当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 但是我国著作权法均产生于网络出现之前, 所以从时间上计算, 我国著作法是不可能涉及作品的网络传播, 因此, 应如何保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有人用发行和复制给网络上的文章和信息下定义, 即发行文章, 复制信息, 还有的说是文章和信息在网络上的播放和公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22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阐明了网络文章的数字化水平以及内容和传统著作的比较, 认为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的网络文章和信息, 属于《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 也就是说网络传播是使用作品的方式, 其著作权必须同样在《著作法》的规范和保护之内。事实上, 正是因为网络传播的广泛性敏捷性特点才将网络著作纳入法律规范, 这也是借鉴国际立法的入法行为。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这一消息之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已经确立了“向公众传播权”即网络著作权。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 也确认了该项权利, 并称之为“信息网络传播权”。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特征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中这样阐释: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在某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便可以归纳出它的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 著作权人享有权利, 只有在著作权人的准许或授权才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未经作者许可, 在网络上私自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 应当以及新法规定承担相应责任。损害公共利益的, 还可能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

其二, 作品的传播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 传播方式限于互联网和其他网络。

其三, 作品在网络上公开传播, 公众可看到其著作, 并且对其进行分析。

其四, 作品的网络传播是互相的, 公众特定的时间、地点可以随时凭个人意愿获取, 获取形式是主动的, 而非被动。著作权法给与著作权人在网络上传播信息的权利, 也给与乐和著作人相关分工协作者, 例如网络页面制作者相应的权利。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演变

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是将作品直接发表在网络, 但是发表必须著作权人本人或者授他人行使这权利。网络媒体有时候会利用在原来媒体上发表的作品, 这个时候是否问权于著作权人?网络上传播的著作如果使用了其他网络途径是否也要著作权人授权呢?这两个问题在2000年11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著作转载的规定中做出了明确阐述。这条阐述是说网络使用传统媒介或网络文章不需要著作权人同意。但是, 后来的著作权法第32条这样规定,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刊登”, 这里面的报刊不包括网络, 国务院之后发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未扩大解释。但是,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较之前的著作法的进步在于: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看做著作权人的一项独立权利, 任何网络作为媒介传播作品的都是著作权人特有的权利。网络使用其他网络文章时需要著作权人的同意。任何理由下都不能侵害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努力为网络提供宽松的环境, 给予网络自由转载和复制的权利, 在法律赋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带动网络信息的发展。但是, 网络上转载、摘录很容易且保存容易丢失, 加上网络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 又存在着:如何平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著作权法》更侧重于著作权人的利益, 只有著作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才能真正带动网络信息的发展, 社会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之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完善解释为:报刊之间可以无须征得作者同意相互转载, 其他方式的转载都必须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

摘要:网络信息凭借其自身的独特优势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在法律体系急需健全的大背景下, 突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和落实。网络上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于网络文章信息的著作权界限保护和法律解释问题, 网络上的文章可以自由随意转载, 这样滚雪球似的转载的必然结果是文章原作者的不明, 转载别人的文章, 声称是自己原创,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构成了对于著作权的侵犯, 只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范。人民无法从现有法律中找到维护网络信息或著作权的条例, 无法可依的结果只会是无序。

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著作权,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6.

[2]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篇2

(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篇3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知识产权;网络用户协议

一、信息与作品的概念

(一)信息的界定

网络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的是录音录像形式,有的是图片形式,有的甚至是简单的符号,而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字所表现出来的由若干文字所组成的规律排列。毫无疑问,这些特定的形式都能有以其自身的特点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传递一定的含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以下所称所有“信息”均指这种广义上的信息。

(二)作品的涵义

作品的外延与信息相比要小得多,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为作品。1886年制定的《伯尔尼公约》规定,公约保护的作品范围是缔约国国民的或在缔约国内首次发表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1952年颁布的《世界版权公约》也对作品的概念进行了概括加列举的描述。我国于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后又进行了三次修改。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指文学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而作品必须具有依附于作者智慧的独创性、可以一定形式复制,同时要求其有客观的表现形式而不能仅仅是思想,这些都属于组品的应有特征。

(三)网络环境中的作品

网络作品与现实作品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首先,从固定形式上看,网络作品通常是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固定在一定的网络空间内,而现实中的作品通常依附于各种客观实在,比如纸、胶片等。

其次,从传播方式来看,网络作品的传播更为高效、快捷、迅速,而现实作品的传播往往需要经过现实到现实平台或者现实到虚拟平台的转换,显然不如网络作品的虚拟到虚拟平台的传播来得简单有效。而这种虚拟到虚拟平台的作品传播,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最后,从维权难度来看,网络作品的维权远远高于现实作品。这是因为网络作品所处的平台摒弃了现实中的时间与空间跨度,使得理论上而言不同地区不同时区的人能在同一个时间点瞬间获取网络平台上的作品信息。因而从一开始,网络作品就被置于一个可犯性极强的环境之中,这使得网络作品的侵权行为更容易发生。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侵权,网络作品的维权行动也十分难以展开。原因之一在于侵权人可随时删除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被侵权作品,证据调查乃至保全都很难进行;原因之二就在于可能同时存在众多的侵权人,以权利人一人之力维权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二、网络环境与网络平台

网络环境是指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多个多媒体计算机物理上互联,依据某种协议互相通信,实现软、硬件及其网络文化共享的系统。基于网络环境的定义以及上文对于作品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网络作品是指文学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的,并以某种数字化的形式存在于网络环境中的智力创作成果。

网络作品的概念是明确而又客观的,但网络环境的概念相对抽象,不易理解。笔者认为可以将网络环境具化为一个个的网络服务平台,而各种各样的网络活动,包括网络作品的发表于传播,都是在这些平台上独立或交叉进行的。

(一)网络服务平台的类型

网络服务平台根据不同的维度可以作出多种分类。常见的分类是根据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主营业务进行划分的。结合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我认为可将网络服务平台的类型如下划分。

1.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平台

这类平台的主要业务是为用户提供若干的存储空间,免费或者有偿地供其使用,使其存储数字化的图片、文字、影音等各种信息。这一类的储存空间目前来说大都属于“云存储”的范畴。服务平台具有直接掌控存储空间、不直接参与信息存储或下载的活动,用户可以创立自己的存储平台上传下载信息,服务平台仅仅提供平台和一些必要的传输途径。

2.提供搜索引擎或链接服务的平台

这类平台的运用最为广泛,可以说在人们每天的网络活动中,除了社交网络平台之外,提供搜索引擎或链接服务的平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类的第二个大脑,人们将互联网中存在的海量知识当做自己的知识储备库,须要某种知识时可以在这个储备库中自由查找索取。而进入知识库、获取所需知识的途径,就是搜索引擎或者说是链接提供者。

3.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的平台

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主要为用户提供一定程度的信息整合,这些整合既包括图片、文字,也包括各类影音视频。目前中国常见的信息服务平台主要有各大新闻类门户网站,也有主要涉及到音频信息提供的平台,还包括各类视频网站等多种类型。这些信息服务网站或者软件几乎都采取运营方统一管理发布、用户以个人名义上传发布或者是二者结合兼而有之的运营方式。

4.社交网络服务平台(SNS)

这是一种伴随着PC和移动终端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新型网络服务平台,但这种分类与上述几种并不是完全的隔绝关系。根据eMarketer的新报告,2016年,全球约有23.4亿人经常访问社交网络,年增幅9.2%,占全球总人口的32.0%,占网民的68.3%。网络社交在人们日常的网络活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与之相关的社交网络平台中发生的著作权侵权事件越来越多,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更是成为了网络作品侵权的常态军。笔者将在下面的章节对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5.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平台

要想实现以上种种网络利用,用户首先需要连接进入互联网。互联网接入是通过特定的信息采集与共享的传输通道,利用话线拨号接入(PSTN)、 光纤宽带接入、 无线网络等传输技术完成用户与IP广域网的高带宽、高速度的物理连接。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二)划分网络服务平台的意义与作用

网络服务平台的划分看似与今天的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只有明确网络服务平台的各种类型,我们才能确定不同种类的网络服务平台的法律地位,从而在后续的网络作品侵权问题中明确服务平台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笔者在此强调,任何一个网络作品的跨平台传播可能涉及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犯的个例都必须结合具体的网络服务平台来分析,否则将会导致著作权的不合理使用,阻碍互联网环境下应有的信息的高效传播。

三、网络作品著作权归属及部分转让问题:结合用户协议分析

在上面几个部分,我们已经就网络作品的具体应有含义做出了分析与界定。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顾名思义,就是网络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于谁的问题。实际上在当前的各种网络平台中,一项网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有时会发生不小的争议,更不要说著作财产权转让的问题。下面我将结合知乎起诉微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具体分析网络作品著作权中署名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归属以及转让问题。

(一)网络作品的署名权归属

结合知乎的特点,笔者认为所涉及的署名权问题可能包括两大类:组合作品的署名权问题以及知乎是否具有类似署名权的权利。知乎为广大用户搭建了一个提问与回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通常会询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邀请其他知乎用户回答,也可不进行特定而是邀请随机等待回答。数据显示,截止至2015年3月,知乎网站的注册用户已有大约1.7亿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难发现知乎大部分的作答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性与独创性,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知乎用户被侵权的高发状况。

一个问题及所有的回答与补充,是否可以称之为作品呢?笔者认为这必须结合具体的个例进行分析。假设一个问题下的每个回答单独看都能够成为作品,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每一个作者都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转载享有署名权。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署名不属于共同创作的署名权,它仅仅是数部作品的整合。假设一个问题下的每个回答单独都能够成为作品,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回答有过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流,笔者认为这些作者对于其回答的部分享有共同的署名权,这种情况应当属于共同创作的范畴。知乎协议(草案)中关于知识产权的部分也提到过这一点:“……1.用户在知乎上发表的全部原创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回答、文章和评论),著作权均归用户本人所有。”

那么网站是否有类似于署名权的署名权利或者要求注明出处的权利呢?知乎协议(草案)知识产权第5条中写到:“第三方若出于非商业目的,将用户在知乎上发表的内容转载在知乎之外的地方,应当在作品的正文开头的显著位置……给出原始链接,注明「发表于知乎」,并不得对做平进行修改演绎。”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对第三人非商用转载的规定。笔者认为知乎有权如此要求,只要双方达成协议,而这里的双方指的并非是知乎与知乎用户,而是知乎与非商用转载的第三人。知乎自己也明确了用户发表于知乎上的内容应授予知乎“非独家使用许可”(见知乎协议知识产权部分第4条,当然这一条是否产生全部或部分发生著作财产权的转让效力有待商榷),因此笔者认为知乎可以主张标明出处或给出原始链接,但这一主张不能够向用户提出。

(二)网络作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与转让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法律允许一定条件下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及全部或部分转让著作财产权,但是双方应当订立书面的合同,否则许可或转让的效力就存疑。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知乎所主张的侵权所指也即多名微博大V侵犯了知乎用户或者知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知乎在维权进展报告中提到诉前曾联系多名被侵权的知乎用户对其“授权”,具体的内容我们无法得知,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结合知乎协议谈一谈网络平台对于其用户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取得。

1.用户协议的性质浅析

网络平台的用户协议,一般是平台事先制定的、用于多数不特定用户群体的一种协议,通常情况下会针对用户的账户管理、隐私保护、侵权责任、免责条款等方面进行说明。可以说,用户协议实际上就是一种格式条款。《合同法》对于格式条款的提醒与说明义务、解释原则以及分歧处理等有笼统的规定,可以说限制格式条款的行使是维护合同当事人,即平台用户的应然之义。

2.用户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探究

首先,用户协议应当是一种合同。合同生效的最重要的要件之一即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笔者认为,在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意思表示真实应当包括双方对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认识清楚且不存在分歧。之所以要强调“不存在分歧”,乃是因为基本上所有网站的用户协议都十分霸道,如若不接受用户协议,则不具备用户资格,无法以平台用户身份参与平台网络活动。例如,知乎协议首段就提到“如果您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表示异议,您可以选择不进入知乎”;微博服务使用协议第一条也明确“为获得微博服务,微博服务使用人(以下‘用户)应当给予了解本协议全部内容,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认可、同意本协议的全部条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迫同意”,叫“协议”却不存在“协议”的情况可能使得用户协议全部或者部分条款无发生效力。

其次,用户协议是一种格式条款。令笔者有些疑惑的是,《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与第四十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冲突。前者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制作者对于格式条款中关于免除或是限制责任的条款负有向相对人提请注意和解释说明的义务,后者又规定了格式条款中关于免除或是限制责任的条款无效。那么,如若格式条款制作方充分尽到了提请注意和解释说明的义务且为相对人所知,免除或是限制责任的条款还是否有效呢?笔者认为,至少在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应当算作无效。从立法的目的考虑,格式条款的限制本就旨在保护合同弱势方的利益。囿于网络环境的限制,制作方很难完全尽到提醒注意和精确说明的程度,用户能够理解并且接受限制或免除责任的条款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因而在合同法做出修改或是相关具体法律法规予以说明之前,我认为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的限制或免除责任条件应当无效。

3.用户协议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之所以要探讨上面两个关于用户协议的性质与效力的问题,乃是因为在本次案件中,用户协议的作用非同小可。

知乎协议第4条写道:“为了促进知识的分享和传播,用户将其在知乎上发表的全部内容,授予知乎免费的、不可撤销的、非独家使用许可,知乎有权将该内容用于知乎各种形态的产品和服务上,包括但不限于网站以及发表的应用或其他互联网产品。”这一条似乎是知乎在向用户索取信息(包括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权利。那么在遭遇第三方网络平台或其用户在该平台上的侵权时,知乎是否有权以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受到阻碍为由起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一在于,基于3.2.2的小结论,这一条限制知乎责任(限制知乎使用用户作品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格式条款当属无效;其二在于,即使我们假设这一条款有效,知乎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使用许可也是非独占性的,知乎不能认为第三方的该权利的使用侵犯到了自己的相应权利,即使第三方使用该权利未曾征得作者同意。

那么,知乎在本次诉讼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根据目前掌握的新闻资料,我们可以将知乎的维权道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已经迈出,即起诉微博平台,掌握具体侵权人信息;第二步,笔者猜测可能是起诉具体侵权人或者追加具体侵权人为被告,从而达到微观维权。在第一阶段,知乎联系了7名被侵权用户请求其予以“授权”,并进行了大量的诉前工作,比如公证固定证据、确认整理侵权内容等。可以说在知乎用户的维权首战之中,知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这在网络平台与用户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中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

四、侵权网络平台的责任问题

正如上一章所述,知乎本次起诉的对象是微博,并非是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微博侵权用户。知乎一方认为,在侵权人多次侵权、广大用户对侵权内容多次投诉的情况下,微博对于侵权时负有一定责任的。为此,知乎要求微博披露直接侵权人“知乎大神”在新浪微博的资料,例如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立即停止对“知乎大神”提供网络服务;赔偿知乎的经济损失、律师费及公证费等费用。

在这样的侵权案件中,侵权网络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结合第二章讲到的网络平台的分类以及微博的定位,笔者将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分析论证。

(一)不同种类网络平台的责任承担与免除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通过网络擅自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至少应当承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损害公共利益及没有非法经营或者非法经营额较小的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没收设备,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需要明确的是,条例的十八条、十九条所规定的侵权责任并不是针对网络平台的而是针对具体侵权人的。

但是,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这样看来,知乎关于微博进行经济赔偿的诉求极有可能最终仅落实到具体侵权人身上。

此外,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也分别规定了网络链接或网络自动传输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的免责情况,具体的我们在下一节予以说明。

(二)微博的定位及其责任的承担与否

1.微博的平台定位

在第二章笔者就曾经强调过,网络平台在侵权中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网络平台本身的性质定位息息相关。微博是社交网络平台,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非要与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靠拢的话,笔者认为微博是以信息获取为主、兼具搜素功能的网络平台,其本质更接近于保护条例所称的信息存储空间平台。须注意这里的信息存储空间平台与第二章所描述的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平台具有本质差别,前者以信息存储为手段、以信息公开提供为目的;后者则直接以存储信息为目的。为了加以区分,笔者暂时称前者为公共信息存储空间。

为什么说微博是一种公共信息存储空间平台呢?众所周知,微博是一种即时信息分享的交流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用户关系或是微博内置的搜索才分享或查找文字、图片、影音等信息。这种渠道的存在前提就是微博具有信息存储的功能,用户将想要分享交流的信息存储在自己的账户中,其表现形式就是一条条微博。我们可以把这一条条微博看做是微型的存储空间,当用户进行发布、转发、评论微博或是给微博点赞等活动时,这些微型存储空间就在不同程度下暴露在一定公众面前,由此达到信息的不特定传播。当然,微博发布也有仅自己可见、仅好友圈可见及仅制定用户可见的功能,但由于其并非是微博的主流功能故在此不作赘述。

2.微博的责任承担问题试分析

最新消息显示,知乎诉微博一案已经立案,具体的审理进度笔者尚不得知,但在这里笔者想就此案试分析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关于微博责任的看法。

首先仍是微博定位的问题。尽管笔者认为微博较接近于保护条例中的信息存储空间的服务提供平台,但具体如何尚待学理届进一步讨论。

其次是微博在本案中的责任。笔者认为,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对此难以做出定论。但是知乎方若想暂时绕开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的处罚适用,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完成证据链条的构建。这样一来,知乎方可以选择证明微博平台明知微博大V的侵权行为而未采取行动,并且微博的这一行为与知乎方的损害结果之间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或者微博平台明知存在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造成了知乎方损失的扩大,且二者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由于微博平台投诉机制的事后监管性,似乎第二个选择对于知乎来说会更加明智,但无论如何想损失举证是比较困难,这可能也是知乎方会努力的方向。至于微博平台,如果能够争取适用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也许能在极大程度上降低损失。

五、结语

信息传播在互联网的世界日益翻起惊涛骇,中国近几年来著名的跨平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也并不鲜见。前有央视网诉土豆网侵犯《舌尖上的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后有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就电影《我愿意》与快播公司的产权纠纷;就在今年七月初知乎诉微博一案立案之后,7月21日,海淀法院发布公告,爱奇艺与“超级视频”的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案纠纷案也已经被受理。在网络这个既透明又隐蔽的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比任何时候都要简单易行,而信息的保护却也比以往来得更为艰难。

值得鼓励的是,如上所述,越来越多的知名主体开始奋勇维护自己的产权,这在很大程度了使得普通个体的知识产权意识日渐加强。知乎的与众不同在于开启了网络平台牵头促进用户维权的先河,尽管这与知乎本身具有的知识产权高密度集聚的特点息息相关。知乎认识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自身的重要性,这也给了众多网络平台一个启发:留住并保护自有知识产权产品,开发和传播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照搬全抄式地信息传播方式早已成为了明日黄花。同时,信息保护的立法与司法工作必须加快脚步,在风云变幻的互联网时代,要尽可能多地缩小理论与实际的差距。而一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无论从其内容而言还是法的位阶而言,对于互联网信息保护都是远远不够的。

参考文献:

[1]周植明.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的现状与保护,2012.

[2]钱锋.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矛盾冲突及对策研究,2004.

[3]卢山.网络知识产权的特征及其保护.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6月版.

[4]贺桂华.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2007.

[5]王海栗,郑磊.民法视野中的网络转载直接侵权之归责.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6]熊邦蓉.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限制,2006.

[7]隆艳.试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 2007.

[8]胡敏.有关网络转载中可能涉及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的思考.

[9]杜翰英.关于购物网站用户协议中格式条款的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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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篇4

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 就是保护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信息的网络隐私权。网络隐私权虽然与传统的隐私权在保护重点上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来说, 仍存在共性。尽管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面临很多困难, 但随着人们保护隐私权意识的增强, 加之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侵犯隐私权的现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这些措施包括法律、行政、技术、道德伦理等方面。

一、法律保护措施

虽然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越来越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出台正式的隐私权法, 《档案法》也没有关于隐私权保护问题的明确规定。我国的现行法律是将隐私权包含在名誉权当中给予间接保护, 具体内容体现在《宪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档案法》、《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相关条款中。在尚未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的情况下, 这些法规应能适用于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因为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虽然在保护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但究其本质并无二致。此外, 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已经制定的有关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法律, 如英国的《数据保护法》、美国的《电子通信隐私法》、韩国的《隐私法》、欧洲联盟的《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流动中个体权利保护指令》等。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我国应积极开展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单独立法,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解决相关法律的兼容性和系统性问题。

二、行政管理措施

1. 统一管理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

首先, 档案保管部门在收集档案资料时要明确收集的范围和原则, 把好档案资料的入口关。档案网站收集个人资料应只限于法定职权范围, 遵循“告知原则”, 即应让当事人知道正在收集何种信息用于何种目的, 不能无端扩大范围。其次, 对于收集来的档案信息, 既要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也要保证其安全与保密, 防止含有隐私的档案信息未经许可而被扩散、更改, 并保证有关隐私当事人行使其对信息的知悉与更正的权利。含有个人隐私档案的开放利用, 除非是法律许可的使用, 否则, 未经当事人同意, 不得任意公开个人的信息。即使是合法的使用, 管理部门也应当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查询和公开情况进行完整的记录。

2. 加强网络监管, 保障档案信息传播途径安全。

所谓网络监管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技术、法律等手段, 对网络信息的输入、传播、处理等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 包括禁止个人或组织非法收集、篡改、传播、利用他人的隐私数据。一是成立网络隐私权保护机构。目前, 许多国家设立了此类的专门机构, 如美国的“电子隐私资讯中心”、中国香港的“个人隐私资料专员公署”, 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们经常对有关网络进行跟踪调查, 一旦发现网站没有按规则列出保护个人隐私的声明, 就会对该网站发出警告, 责令其限期整改。倘若网站被警告后仍违反有关规定, 便对其进行惩处。二是合理使用网络监控技术。国家应对网络隐私信息的使用范围、场合, 监控的对象, 监控人员的职责、权利以及侵害个人隐私信息等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这样, 既可防止这类技术和监控人员权利的滥用, 又可打消个人用户和网站关于隐私信息保护成效的顾虑。三是加强对网络经营者的监督管理, 规范网络经营商的行为。

三、技术保护措施

技术措施是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安全传播的重要保证。采取技术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网络环境下含有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安全。主要包括:一是数据加密技术。其目的是保护网络中传送的档案信息不被非法窃取, 从而保证含有隐私的档案信息的安全。二是身份识别技术。身份认证是申请者向系统出示自己身份证明的过程, 通常是获得系统服务所必须的第一道关卡, 防止未获授权的人截取或查阅含有个人隐私的档案资料。三是信息确认技术。通过严格限定信息的共享范围来达到防止档案信息被非法伪造、篡改的目的。四是访问控制技术。允许用户对其常用的档案信息库进行适当的访问, 但限制他人随意删除、修改或拷贝档案文件。五是针对个人数据的管理。目前推出的有个人隐私偏好平台、Cookies软件、自动删除个人资料软件等, 由用户自己保护个人资料的技术, 用户学会使用这些技术, 可以避免自己的隐私泄露。

四、道德伦理约束

1. 档案管理人员的自律。

在档案数字化的过程中, 档案管理人员最可能接触个人档案信息, 这就要求他们遵守职业道德, 杜绝不当收集、传播、使用个人数据等现象的发生。对于一些敏感的个人资料, 如出身、种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犯罪记录等, 只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的档案人员才能收集、查阅、传播。档案管理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含有个人隐私的档案, 增强保护他人隐私意识, 防止因人为因素增加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

2. 网络用户的自我保护与自律。

公民网络隐私权遭到侵害, 仅仅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侵权者是不客观的。实际上, 在许多情况下, 泄露了个人相关隐私信息的正是缺乏应有的隐私权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用户。因此, 要促使每个公民都认识到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 了解网上隐私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知悉网络隐私政策, 自觉采取防范措施。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行业自律, 都是一种公共保护机制, 都是依靠外部的力量进行规范, 而公共保护只有与公民个人的自我防范结合起来, 保护个人隐私权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此, 网络用户应做到:一是既要增强保护自身隐私权的意识, 又要尊重他人隐私权;既不要随意泄露个人数据, 也不要未经授权获取、篡改、传播他人的数据。二是成立网络用户自治组织。自治组织主要承担保护和教育网络用户的职能, 它既可以接受网络用户投诉, 代表用户同网络服务商谈判或交涉, 也可以参与网站隐私权保护声明的拟定与修改, 维护声明的公平、公正, 还可以配合政府教育用户进行自我保护和自律。

3. 社会舆论约束。

要求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做一个有道德的网民固然重要, 但不能保证每个网络用户都能自觉地严格按照道德标准来行事, 不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因此, 有必要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约束网络用户。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 让每个网民都成为网络道德建设的践行者和监督者, 对侵犯别人隐私的行为坚决抵制, 并给予舆论谴责。

摘要:文章从法律保护、行政管理、技术保护、道德伦理约束四个方面, 对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隐私权保护措施进行了分析。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篇5

一、合理使用

所谓合理使用,是指无须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又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形。合理使用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合理使用仅限于已发表作品;合理使用是一种无偿使用,不允许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合理使用的条件。

作品的使用主要包括引用、复制、表演、翻译与广播等方式,涉及私人使用、介绍与评论、新闻报导、教学与研究、公务使用、陈列与保存等各个方面。

引用须具备以下条件方为适当:第一,与引用的目的相符合。即引用的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报道,并注明出处,不能与自己的作品相混同。第二,所引用的部分不能构成该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如果从引用部分就可以完全了解整个被引用作品,则不能称之为适当。

第三,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在我国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超过2500字或是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如果多次引用同一部长篇非诗词类作品,总字数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但专题评论文章除外。此外,广播节目中引用已发表作品的片断,声音超过1分钟;电视节目或新闻纪录片中引用已发表作品的片断,画面不超过30秒。使用作品的数量不多但属实质性部分,可能构成侵权;相反,引用大部分作品甚至全部不一定构成侵权。使用他人作品必须注明出处。

合理使用的目的在于确保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悉权,法律采取著作权限制手段保障公众自由获得信息的利益。同时合理使用即充分发挥了作品的使用效益,也协调了公众使用要求与作者权利主张的关系。

公共领域的作品(指已丧失保护期而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或排除领域的作品(指具有公务或公益性质的作品,如法律法规、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时事新闻等)、不具备著作权法保护条件的作品(如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等),以上三类称之为非“专有区域作品”, 不是著作权客体意义上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合理使用是一种抗辩理由,该抗辩主要应用于司法实践中。

二、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作品,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包括发展教育设定的法定许可、扶助贫困设定了法定许可。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法定许可”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2、作品在报刊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3、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4、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 5、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使用者应当履行的义务

四、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五、避开技术措施使用本条例保护对象的合法情形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

七、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的“避风港”

什么是避风港?当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遇到了大的风浪,它们可以就近来到一个安全避风的地方,等恶劣天气过去之后船只仍然可以继续回到他原来的航线中行驶。

著作权领域的“避风港”条款最早出现在美国制订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避风港”条款也被扩展应用于提供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服务的提供商处。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至少给网络参与者提供了如下的避风港: 1、 数字图书馆的避风港。2、远程教育的避风港。3、ISP的避风港 。4、搜索引擎的避风港。 5、网络存储的避风港 。

八、侵权责任

《条例》的第十八条规定:“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下面是条例全文:

(20xx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8号公布 根据20xx年1月3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三条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受本条例保护。

权利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第四条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

第五条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一)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的除外;

(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六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一)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向公众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五)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

(六)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

(七)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八)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第七条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第八条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九条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

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第十条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

(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六条至第十条的规定。

第十二条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避开技术措施,但不得向他人提供避开技术措施的技术、装置或者部件,不得侵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而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二)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三)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

(四)在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

第十三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

第十四条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第十六条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书面说明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恢复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不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服务对象应当对书面说明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权利人不得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第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第二十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或者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选择并且未改变所传输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向指定的服务对象提供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防止指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

第二十一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根据技术安排自动向服务对象提供,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不影响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原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服务对象获取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

(三)在原网络服务提供者修改、删除或者屏蔽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根据技术安排自动予以修改、删除或者屏蔽。

第二十二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

(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

(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二十三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第二十四条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删除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错误断开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第二十六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

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是指说明作品及其作者、表演及其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及其制作者的信息,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权利人的信息和使用条件的信息,以及表示上述信息的数字或者代码。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篇6

从《信息公开条例》来看, 其将极大地推进媒体在处理危机传播上的报道, 但同时从此条例也应看到, 媒体虽做到了对危机事件的及时客观报道, 但两者之间仍存在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 磨合的程度如何将影响危机传播的现实操作与效果。

信息公开的动因与危机传播之间存在的磨合点分析

《信息公开条例》以法的形式确立了信息公开制度, 其“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为例外”的核心原则体现了我国在信息公开上的力度。

《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 主要动因是为了依法执政的需要, 这就要求必须推进政务公开。但也有被动的动因:一是由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与普及, 打破了信息轻易即可被封锁的状态, 在经历多次危机事件发生后依照惯例保持缄默, 结果新媒体大量发布相关真假混杂的信息, 引发社会恐慌等教训后, 政府开始认识到传播科技的发展已经让这一做法失效;二是在全球化时代, 国际政治经济往来与国家形象塑造, 也需要改变信息封锁的旧有做法。因此, 我国在信息公开动因上存在被动因素,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管理与引导舆论, 其服务于政府有效治理的成分大于服务公民的“知情权”成分。《信息公开条例》虽在第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却回避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立法目的。只强调“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却避而不谈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政治生活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①

这一动因差异体现的中西差异是:西方重在为“知情权”而信息公开, 我国重在为管理而信息公开。我国制定《信息公开条例》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政府治理的需要。这一差异决定了在危机传播中, 政府考虑的仍是如何报道才能更利于政府管理社会稳定等, 而不是首先想到如何及时地告知信息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毕竟, 仅从稳定的角度出发, 危机事件的及时全方位报道并非最好的方式。这种处理思维必然影响到信息能否公开及公开的时效与程度。所以, 在危机事件的预警监测上, 有时就会因这种思维使信息难以公开而无法完成这一功能。例如, 我国媒体至今仍然没能改变的对社会危机事件“预警难”这一现实就是很好的佐证。

条例内容本身与危机传播之间存在的磨合点分析

《信息公开条例》在内容上与危机传播良性运行之间的磨合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条例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与条例的抽象性特征使危机传播在实际操作中的边界与标准有点难以把握;二是条例的“举报”、“诉讼”内容方面在现实运作中可操作性不强。

在“不确定法律概念”与抽象性特征方面。《信息公开条例》在第8条、第14条中, 出现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则很可能是阻碍报道封锁信息的借口。再就是条例中一些指意模糊的抽象词也为危机传播的预警监测设置了获取信息的障碍。如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范围”、“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公开信息。“于是, 连如何理解信息公开的条件都成了学术问题, 草根大众又如何能享受到法令的阳光普照?”②

在我国, 目前政府对信息的公开还属于权力型公开, 在信息是否公布和如何公布上, 还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具有很强解释弹性的概念和相当抽象的限定词及内容中某些方面的模糊性, 使得媒体对危机事件的预警或报道中, 这些内涵外延均不明确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这些限定词很容易被作为借口而扩大其弹性范围, 从而造成对信息的强势封锁。

在条例的举报与诉讼内容方面。对于危机事件, 现实情况是所涉部门多不愿接受采访, 排斥信息公开。对于这种拒绝采访行为, 《信息公开条例》指出可以对之进行诉讼或举报, 但在现实中, 我国媒体则无法进行有效的举报或诉讼。无法进行有效的举报或诉讼就意味着信息公开诉求的失败。

究其原因, 主要是政府与媒体的现状及其特殊关系造成的。在西方, 媒体的地位相对独立。日本传播学家伊藤阳一教授提出了“三极模式” (Tripolar Model) 理论, 认为在日本社会中, 媒体、政府和公众三极相互影响形成社会舆论。 (3) 美国学者M·林斯基也指出, 媒体在美国已经获得或夺取了现在政党的联系功能, 创造一种现在可以被看做是“传媒民主”的社会机制;换言之, 新闻媒体不仅能收集并表达公众意见, 而且还能够成为权力运作或政府制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而在我国, 媒体属于政府的下属部门, 这种隶属关系决定了媒体必然要听命于政府。

因而, 虽然《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这一权利, 但实际上基本不会发生媒体告政府这种行为。我国媒体的上层领导由政府任命, 其不会为这些问题去不顾自身的利益与前途。另外, 政府与法院之间也是隶属关系, 这种司法权特征导致了面对公民或新闻工作者对行政单位进行诉讼时, 往往会被找借口不予受理或官司失败。所以, 《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并未使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现实有效的司法压力, 实施后出现的诸多案例表明行政机关仍旧按照原有的权力习惯面对相对人的合法诉求, 法院也仍旧多半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 (4)

即使个别记者或媒体维护自己这一权利的话, 有关部门可以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为由进行拒绝, 也可以用《保密法》等进行拒绝。这一条例是国务院颁行的行政法规, 其效力低于宪法和一般法律, 这种拒绝就有法律依据。林爱珺教授指出:目前虽然在行政法规层面制定了《信息公开条例》, 但此条例作为下位法, 不可能突破其上位法《保密法》的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公开的程度仍然是极其有限的。

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多来, 面对危机事件的传播时, 信息被有意封锁的事情仍有发生, 但很少有记者或媒体为此而打官司的案例, 这正是这一条例在实际操作上需要磨合的具体体现。

条例执行与危机传播之间存在的磨合点分析

对于危机传播, 多年来的惯性做法使这类信息不公开已经“合法制度化”。多数官员的固定思维仍是认为报道危机事件就是影响社会稳定, 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因而, 媒体在信息的获取上基本都会受到阻挠。王再承归纳了三种因素阻碍灾难事件的报道: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阻碍、“地方利益”的阻碍和“国家利益”的阻碍。从而形成了危机传播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封闭信息, 延误报道时机;避重就轻, 有头无尾。

这些固定思维与传统做法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虽有可喜的变化, 但这种习惯思维与做法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因为《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已经实施, 但政府体系长期习惯于操作不公开, 缺乏基本的透明度, 这种状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惯性;而要改变它, 自然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从主观上来讲, 官员更习惯于能不公开就不公开。 (5)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指出, 正是这些官员的传统思想禁锢, 可能会把“保密审查”等条款大加利用和“发挥”, 从而拒绝公开本应公开的信息。

梳理近年来的危机事件, 这种思维与做法下造成的行政阻碍清晰可见。对于自然灾害事件的报道, 如今阻力相对较小, 汶川大地震之所以能做到公开透明, 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其完全是天灾事件。对于政治和社会危机事件, 在报道上还是十分谨慎, 如定州事件、瓮安事件、拉萨“3·14”事件、石首闹事事件等, 皆有这一思维的体现。

为防范上述思想与行为, 保障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分别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 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但从这两条来看, 其一是缺乏外来监督, 其二是这种自我系统内监督很容易造成形式主义, 从而缺乏威慑力。

结语

《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体现的是一种新观念已被“法”的形式认可, 但成文法的制定仅仅意味着开创一种制度的可能, 而不能决定一种制度能否立刻被良好执行, 因而这也是正常现象, 随着这一条例的逐步完善与社会的逐步发展, 两者之间将会达到和谐的统一。

注释

1林爱珺:《基于知情权的国家保密制度研究》, 《新闻大学》, 2008 (1) 。

2王中伟:《灾情信息公开须有制度保障》, 中华传媒网, 2008年6月25日。

3李东:《日本社会舆论形成的三极模式评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 (4) 。

4http://www.1aw-1ib.com/1w/1w_view.asp?no=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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