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追究制

错案追究制（精选十篇）

错案追究制 篇1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盘点典型冤错案 篇2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发表时间：2013-06-05 15:44

4月25日，河南叶县，被判无罪的李怀亮（右二）与家人在一起。图/CFP 哪种冤案是最没有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个案有：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

“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当“真凶”浮现，尽管舆情滔滔，复查多年仍无明确结论。今年以来，在新刑诉法实施和中央强调“个案公正”的背景下，多起陈年冤错案件得以平反与纠正，目前尚有多起重大疑案正在复查、审理之中。法院系统也从上至下展开反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亲撰《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传播甚广。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常林锋案、河南李怀亮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案的无罪判决，被认为破除了“中国式冤狱”平反的两个密码：“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贯彻了刑诉法早已明确的“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李怀亮式”纠错

4月25日，河南平顶山中级法院宣判李怀亮无罪。李的辩护律师王永杰注意到，在宣判的法庭上，4名公诉人缺席了。据悉，公诉人在听说法院将判无罪的消息后，集体退庭。

5月8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通报称，对于李怀亮的无罪结果，检方认为贯彻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因此尊重判决结果，决定不抗诉。对于检方，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据透露，在李怀亮无罪宣判后，检方压力巨大，就是否抗诉，平顶山检察院尽了最大可能争取，几位公诉人连夜工作，以期找到提请抗诉的充足理由，最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不予抗诉的指导意见。在河南，李怀亮案被认为破除了“中国式冤狱”平反的两个密码：“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贯彻了刑诉法早已明确的“疑罪从无”司法理念。

对于李怀亮案，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反思道，平顶山中院2007年5月要求将李怀亮案退侦之后，一直没有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导致案件长期滞留在法 院环节，“如果我们在赵作海错案发生后，在当时开展的大排查、大整改活动中，能够及时排查出来并宣告无罪，无论是对李怀亮本人还是对司法的公信来讲，都会 少一些伤害。”

“这次，我们主动引爆了这个‘炸弹’。”张立勇说，平反冤案一向被视为法院的丑事，然而，李怀亮案的价值在于“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贯彻，知耻而后勇，抑或是在司法机关强化“无罪推定”的另一个契机。

据有关媒体报道，自赵作海案后，河南省三级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多起案件依法审理，依法宣告上百名被告人无罪。证据“黑洞”

刑案成疑，并最终在法院环节得以纠正，均源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记者采访的多起冤错案件中，诸如赵作海案、李怀亮案、张氏叔侄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法院最初定罪的理由均是“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简 称“两个基本”）。这一“两个基本”断案的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并在后来的刑事审判中得以广泛运用，特别在几次严打中盛行。在司法界和学界，“两 个基本”一直有争议。

经历过多起冤案辩护的朱明勇律师认为，“两个基本”并非法律概念，法律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从79刑诉法到97刑诉法到今年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律条文对于有罪判决的要求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从逻辑上来界定，基本与确实、充分，两者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能导致一些证据还有一丝怀疑没有排除，而酿成错案。”朱明勇说，“两个基本”折射的是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落后司法理念。据法院人士介绍，“两个基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目前，法院已经不会再按照“两个基本”来判案了，判决书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表述。

河南高院常务副院长田立文认为，在司法操作层面，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新刑诉法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进一步明确为“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修改非常关键，对于引导司法人员由“有罪推定”的正向思维模式向“疑罪从无”的逆向思维模式转变，进而防范冤错案件 有重要意义。

显著的案例是浙江张氏叔侄案。死者指甲擦拭物经DNA鉴定系“二张”以外的他人所留，但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重视该案存在的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仍然依据口供定案，认为“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维模式。个案纠错路径

近年来，各地涌现的种种冤假错案，哪一种是最无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

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有三起：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他们被指控杀人，但多年后，“死者”活着现身。佘祥林、赵作海以无罪之身走出监牢，而滕兴善却在“亡者归来”之前已被枪决。“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记者梳理目前已知十数起“真凶”再现案例，大多数得到纠正。但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却成为例外。

至于“疑罪从无”案件，司法机关纠结于“定放两难”。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因证据不足，往往被退补、发回重审，或者“疑罪从轻”。还有“疑罪从挂”，比如福清纪委爆炸案，12年审而不决，直至今年5月3日才宣告5名被告人无罪。朱明勇介绍说，按照法律规定，冤案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必然进入二审。二审无非以下几种结果：发回重审、改判和维持原判，或者检察院撤诉。我国 司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就是希望能通过二审程序发现一审错误，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但长期以来，法院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由此产生了 两种后果：一是基层法院习惯性地把拿不准的案件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一审判决前主动征求意见或者获得支持，实质上把两审变成了一审，失去了两审终审制的本 来意义；二是法院向同级党委或党政领导汇报，而这些领导又非专业人士，凭主观感受和汇报的情况来判断，一旦作出批示，同级法院又不敢不执行，造成错判。

对于一审法院直接宣判无罪的案件，朱明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经代理的河南马廷新案。这起惊动公安部的灭门血案，被告人马廷新由河南鹤壁中院一审判决无罪，高院发回重审，一审再判马廷新无罪，检察院抗诉，以高院裁定检方撤诉告终。法治新气象

5月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田立文评价称：“这一表述，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对无罪推定理念、疑罪从无原则社会价值的最好注解。”

朱明勇认为，今年以来密集平反冤假错案，与新一届中央要求“个案公正”及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新气象有较大关系。

“十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对于清理长期超期羁押案件相当重视，但各地仍频频爆出超期羁押冤案疑案，已经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朱明勇分析认为，涉法涉诉案件上访量大，进而导致维稳压力大，如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亟需法治思维。

“特别是刑事案件，不是要人命，就是要人自由”，朱明勇说，几乎每一起冤案背后，都会产生一批访民，地方维稳压力巨大，李怀亮案“死刑保证书”便是其中的极端个案。

自4月以来，周强及沈德咏在不同场合，频频强调发挥律师作用，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错案上的重要作用。在刑事审判中，朱明勇也感觉到了“一些起色”。

一是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多了；二是法官愿意听律师说话了，律师在辩护时甚至可以发挥。

朱明勇说，以前在庭审中，法官往往会要求律师在发表意见时，不要重复、要简洁，对被告人要求只需要回答“是”与“不是”，不准阐述。“现在，法官会让你说完。”朱明勇说，这有助于法官对案件的背景、对事实的整体把握，形成更为全面的判断。新世纪以来典型冤错案 1.湖北佘祥林案

基本案情：被控杀妻。1994年一审判死刑，二审发回重审，检方两次退查，降格审理，一审判15年，二审维持。

转折点：2005年3月28日，妻子回家。纠错时间：2005年4月13日。纠错方式：一审法院重审，判无罪。2.河南赵作海案

基本案情：1999年5月涉杀害同村村民被抓，后一审判死缓，高院核准。转折点：2010年4月30日，“死者”赵振晌回村。纠错时间：2010年5月8日。纠错方式：河南高院再审，判无罪。3.浙江张氏叔侄案

基本案情：2004年4月被控奸杀，杭州中院一审判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半年后，浙江高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15年。转折点：2011年11月，媒体曝光，DNA鉴定确定疑凶。纠错时间：2013年3月26日。纠错方式：浙江高院再审，判无罪。4.云南杜培武案

基本案情：被控枪杀两名警察（包括其妻），1999年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转折点：半年后，真凶落网。纠错时间：2000年7月11日。纠错方式：云南高院再审，判无罪。5.河北李久明案

基本案情：2003年11月被控故意杀人、非法持枪，唐山中院一审判死缓。2004年8月，河北高院发回重审。

转折点：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自己是真凶。纠错时间：2004年11月26日。纠错方式：一审重审，改判无罪。6.河南李怀亮案

基本案情：被控杀人奸尸，2003年叶县法院一审判15年，平顶山中院发回重审，此后，移交中院一审判死刑，省高院发回重审。

转折点：2012年，“死刑保证书”曝光。纠错时间：2013年4月25日。纠错方式：一审重审，疑罪从无，改判无罪。7.河南马廷新案

基本案情：2002年涉一灭门血案被抓。2004年鹤壁中院一审判无罪，二审发回重审，2007年，鹤壁中院再判无罪。检方抗诉。转折点：无。

纠错时间：2008年4月17日。

纠错方式：河南高院裁定，准许检方撤诉。8.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

基本案情：2001年，吴昌龙、陈科云等5人先后涉福清纪委爆炸案被抓，此案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再判，二审搁置。12年审而不决。

转折点：2013年，两“死缓”被告人改成监视居住。纠错时间：2013年5月3日。

揭秘宋代的错案追究制 篇3

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并无二致。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

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在古代，法官错判被称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轻判或脱罪）、“失出人罪”（过失轻判或脱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无罪获刑）。宋人的司法理念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疑罪从无”。

宋代的法律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说，曾因过失而犯有“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不得再担任法官。

回到前面的汪青案，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他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即被撤去官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这个冤案总算了结，却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毕竟，给予冤死者家属的抚恤再优厚、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再严厉，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为重要的，还是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完善程序，尽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

论刑事错案预防 篇4

关键词：刑事错案,原因,预防

一、刑事错案范围界定

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据以确定责任有无及大小的事实与案件事实不符、或者错误地适用实体法或者程序法的案件。

本文试从两个方面界定刑事错案的范围。首先, 侦检机关的诉讼行为追求的是通过他们的侦查行为和起诉行为获得人民法院的认可, 这并不必然导致被告人被宣告有罪, 且对侦检机关的瑕疵诉讼行为有诉讼行为无效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充侦查规则予以规制。“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司法原则也要求将错案的范围局限于已生效判决;其次, 诉讼行为存在瑕疵, 可能导致的是侦检机关收集的证据被排除或重新侦查或被告被直接宣告无罪, 从而导致诉讼的目的得不到实现。错误判决导致的是“被告人”被错误地“有罪追究”。将行为结果与案件结果区分对界定刑事错案尤为必要。

二、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

诉讼主体以直接言词的方式对证据材料进行举证质证认证, 得出法律上所认可的事实, 与客观事实间必然存在偏差, 但却习惯将由此导致的刑事错案归因于证据调查环节不规范的表层, 欲兼治标本, 则需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一) 诉讼文化因素

清末被迫“舶来”的现代诉讼制度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先进的制度与落后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可能导致了事实认定脱离法律本身的要求。

首先, 口供并非不可或缺, 而实践中过度依赖口供, 甚至不可或缺的扭曲认识衍生出刑讯逼供和不实口供导致的出入人罪等问题。

其次, 对程序法工具价值的过分强调使得其“限权”使命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当公正不能被感知, 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就会对司法产生了怀疑, 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 当司法权威不存在, 连法律的合理性也会被质疑。

(二) 诉讼机制因素

首先, 在法院工作机制方面。第一, 审委会直接决定案件使得直接言词原则未得到落实。第二, 法律适用实际上是法律解释的过程, 属自由裁量权的范畴, 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 事实认定则更明显。以“案件被改判”为标准使得法官的办案思维走向了“如何避免被改判”和“如何规避责任”的死胡同。第三, 绩效考评标准不合理使得司法人员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规避责任。

其次, 侦检审之间不能有效制约, 审判发现事实、监督侦检行为的功能得不到实现。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确认侦查结果, 沦为一场华丽的表演。

再次, 侦检机关倾向于追究犯罪, 人力财力上具有绝对优势, 被告人还被“赋予”了“如实陈述”的义务, 对控诉防御无力, 即使获得律师的帮助, 其全面掌握案件信息、提出证明其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能力也需打折扣。

最后, 证据制度不完善使得瑕疵证据得不到规制。第一、大量书面证言、审委会决定案件等问题都与直接言词原则相悖。第二, 新刑诉法扩大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增加了对瑕疵证据的处理方式, 但规定证明证据不合法由辩方举证, 从而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认定, 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无从落实。

另外, 还存在对诉讼决策形成制约的因素。如司法资源和科技水平限制影响着侦查质量, 公众从道德、情感的角度的判断会形成强势的社会舆论导向, 迫使法院结案。

三、刑事错案的预防

仅就发现犯罪和惩罚犯罪而言, 没有刑事诉讼机制更容易达到目的。故对错案的预防本应是诉讼法律固有之意。

(一) 转变司法理念

被告人供述并非不可或缺应该是对待口供的基本立场, 强调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 是法律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要求。另外, 公正的程序未必就可以实现绝对的正义, 但公正的程序可以吸纳社会不满, 使当事人服从判决, 教育社会公众自觉遵守法律, 树立法律信仰, 赢得普遍的认同和遵守。

(二) 完善诉讼机制

完备的诉讼机制能为司法人员提供充分的行为依据, 规范其司法行为, 保证诉讼活动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首先, 完善司法机关工作机制。第一, 审委会干涉个案直接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 将其职能限定为总结审判经验和指导法院审判工作, 考虑设置“专家委员会”对审判组织审理的具体个案提供建议, 该建议不具有强制性, 由审判组织自行决定是否采纳, 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第二, 肯定自由裁量权和科学技术等客观因素限制下“误差”不可避免, 限定错案范围;改变单一的考评机制, 对司法人员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工作态度等综合考量, 引导正确行使诉讼行为。

其次, 以审判为中心。每个诉讼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功能, 但毫无例外的都应为审判服务。根据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 法官采纳证据应当通过直接言词的形式进行审查, 这需要建立完善的侦查人员、证人以及鉴定人员的出庭机制等, 以解决审判形式化的问题。

再次, 将委托辩护律师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已经制度化, 但仍缺乏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配套机制, 也需要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将提供法律援助的时间拓展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和控辩权利失衡的状况。

最后, 证据制度可以说是诉讼法的基石, 其存在缺陷会直接导致证据形式、来源以及合法性得不到保障, 据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必然受质疑。第一, 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庭、法官亲自进行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是直接原则的体现, 而言词原则内含以言词方式提供和认定的意义, 严格实行直接言词原则是保证法院认定事实真实的重要途径。第二,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修刑诉法对物证和书证的排除条件极为严苛, 可操作性不强, 需进一步制定相关细则细化, 明确排除标准、异议程序、裁决程序和救济程序等。

此外, 还需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办案质量, 建立健康的舆情引导机制。

参考文献

[1]黄凡.刑事错案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8.

[2]李建明.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J].中国法学, 2007 (3) .

[3]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J].现代法学, 1999 (4) .

安全责任追究制 篇5

安

全

责

任

追

究

制

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制

为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责任，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有效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学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等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

（二）坚持有错必纠、处罚适当的原则。

（三）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原则。

（四）坚持谁主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范围

白泥中学校园内的各块工作, 依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因工作失职、渎职等均追究相应的责任。

三、各类人员工作责任

(一)校长： 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安全，对学校安全工作有管理、监督、检查、奖惩的权力。安全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行分层管理，制定安全工作计划，落实岗位责任制，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

（二）教导主任：是教学工作安全的组织管理者。负责教学工作安全管理，组织实施安全管理要求，抓好课堂、课间活动及社会实践等

教育教学活动的安全管理，发现安全问题必须向学校校长取得联系，并汇报情况，及时做好落实整改工作。若因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处理不善出现学生安全事故，则应负管理责任, 校长负安全总责。

(三)总务主任：是学校后勤保障的组织管理者。对学校校舍及各种设施等安全负直接管理责任。组织实施学校后勤保障工作的安全管理，定期检查、维修校舍及各种设施，发现学校后勤保障问题必须同校长取得联系，并向分管领导汇报，及时做好落实整改。若因后勤工作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处理不善出现学生安全事故，则应负管理责任。

(四)班主任：是所在班级学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学生学习、生活、课间活动、课外教育等方面的安全，应经常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常规教育和检查，定期开展安全排查，发现学生安全问题及时向校长汇报，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若因管理不善。教育不到位出现安全事故，则应承担管理责任，(五)任课教师：是任课时段学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以下工作所造成的安全事故负直接责任：没有及时发现缺课、逃课学生；或发现而没有及时报告班主任；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擅离岗位、私自串课、提前下课、滞留学生，或上课期间管理不善的；组织或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殊疾，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教师知道但未加以必要注意的；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

伤害，教师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等等。

（六)其它岗往人员：如门卫、值周教师等，均应严格执行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认真履行相关安全职责，如因失职、渎职出现安全事故，须承担相应安全责任。

四、安全事故的处理及惩戒

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相关人员以口头教育、通报批评，警告、扣绩效工资。

①侮辱或体罚学生；

②发现安全隐患不报告，造成安全事故或延误抢救时机造成重大损失的；

③集体外出活动未按规定审批的；

④班主任(课任教师)对学生缺乏安全教育，且发生安全事故的；⑤安全工作责任人因玩忽职守酿成安全事故的；

⑥发生有责任安全事故的。

四、安全事故的认定

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相关处室人员为成员的学校安全事故鉴定小组，对学校发生的安全事故进行鉴定，经校委会讨论确定惩戒级别。白 泥 中 学

“有罪推定”推出错案 篇6

绝望的王云鹏在狱中用那支蘸满血泪的笔写下了10余万字的狱中纪实，记录了他那泣血蒙冤的1413天。

黑龙江省桦川县年仅19岁的王云鹏，因女友遇害被警方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一年后，公安机关仅凭一个女人的指证就拘捕了王云鹏。

在没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前提下，凭着王云鹏在公安局的“口供”，一审法院判处了王云鹏死刑。

绝望的王云鹏在狱中用那支蘸满血泪的笔写下了10余万字的狱中纪实，记录了他那泣血蒙冤的1413天。

今年5月中旬，拘押了四年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王云鹏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并向记者公开了他的“狱中纪实”。

我那相处20天的女友啊，你我相恋咋铸成了一个“杀人疑犯”

那是1998年，我接替父亲的班进了县广播局当了一名信号塔的维修工。这年，父亲的老同学，也就是我女友的父亲找到我爸，说女儿孙美娟在县城冷云街开了一家自唱厅，缺少一名调音师。因为音响方面我比较内行，爸爸就推荐了我。每天晚上下班后我就来到自唱厅做兼职调音师。

那年我19岁，孙美娟20岁。两家的家长是熟人，我和孙美娟打小就认识，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恋情达到了炽热的程度。

1998年4月21日傍晚，我和孙美娟留在自唱厅，20时许，我的朋友尹顺男也来到自唱厅，半个小时之后，我和尹顺男一起走了，在游戏厅我们遇到了尹的表弟顾景泉。我们三人于22时许又来到自唱厅，见里面有三位客人饮酒就离开了那里。半夜时分，我们三人再次来到自唱厅，自唱厅已经关门，我们三人遂离开并于途中分手。

后来听说当晚23时30分左右孙美娟在自唱厅里被杀。几位当晚曾在现场出现过的人都接受了警方的询问，警方还特意提取了我当天穿的衣服，未发现血迹，此案就此搁置。

让我预料不到的是，一年后的1999年3月17日晚，桦川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突然出现在我家，将我拘留。

警方先入为主“有罪推定”，令我违心承认了杀人

王云鹏在狱中纪实中写道：我被带到公安局后民警问我：“是不是你杀的孙美娟？”我说：“不是，如果是我杀的我哪里还会在家里呆一年。”

这话惹怒了在一旁“督战”的县公安局张局长，他上来就给了我一记耳光。我就和他争辩起来，恼羞成怒的他命令四、五个人按住我，另外一个人拿着一本卷起的书朝我的头部抽打，书都打烂了。紧接着又有一个人上来狠命地踢我。

“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

“说我杀人，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近三个小时。

见我不开口，警察搬来了铁椅子，将我铐在椅子上。他们把三盒香烟弄碎，将烟丝放在一个铁烟灰缸里点着了熏我，我被熏得直流眼泪。见我还不承认，他们就用烧红的烟灰缸烫我。我死不开口，又遭到了他们一阵暴打。我实在挺不住了，就求饶说：“你们让我承认杀人也行，可是我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样子！”

他们说：“不知道我们会告诉你。”就这样为了免得再遭毒打，我开始胡编乱造，可是我怎么说也不对。他们就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我还是说不对，他们就急了，又开始打我。就这样，说了打，打了说，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清晨，审讯了9个小时之后，才形成了我的第一份“认罪证言”。

绝望的爷爷想到了老检察长

王云鹏以涉嫌杀人被刑拘后，王家人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王云鹏的父亲对记者说，可心（王云鹏的小名）打小就胆小怕事，连个鸡都不敢杀，怎么会杀人。另外，公安局说他是图财害命，为了占有孙美娟的一条金项链，一个金戒指，一副金耳环。可是在我们家搜个遍，连厕所都给扒了，也没查着，怎么就能认定他杀人？

王云鹏年迈七旬的爷爷向家里人发誓：“可心是冤枉的，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救出我的大孙子。”

爷爷在县里一次一次地上访，回答他的都是：“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绝望的爷爷，只有将长孙的生死寄托在冥冥之中，企求上苍的保佑。

是王云鹏所在电视台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为老人指了一条明路：必须有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律师来打这场官司。

老人想到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退休后定居在哈尔滨的原桦川县检察院检察长高明礼。

老人不顾年高体弱，去了四次哈尔滨才找到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顾问的高明礼。

老检察长高明礼详细听取了老人讲述的案情，认为此案疑点重重，遂毅然返回了桦川，为王云鹏提供法律援助。

这时，在拘留所里的王云鹏始终在回想案发至今一年中发生的事情，他弄不明白的一点是，警方为什么如此坚定地把他当成凶手。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警方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据桦川县公安局1999年2月24日作出的《关于犯罪嫌疑人王云鹏杀人一案有关问题的说明》中称，案发当晚，樊立华曾到自唱厅看见王云鹏并知道孙美娟是王云鹏所杀，并在警方多次讯问笔录中认定王在杀人现场——案发当晚，樊立华进自唱厅后发现王呆立在屋中央，樊立华问：“孙美娟呢？”王云鹏给樊立华跪下说：“樊姨，我把她杀了。”樊立华发现孙美娟已死亡，让王云鹏拿走孙美娟的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然后二人逃离了现场。

依据王云鹏的“认罪证言”和樊立华后来被关押后的口供，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25日一审判决王云鹏死刑。

仔细分析了此案后，高明礼从犯罪的动机、证据、口供等几个方面写了一份辩护状，并代理被告提起了上诉。

2000年12月2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樊立华狱中的三封信，使凶案更加扑朔迷离

王云鹏被捕后不久，樊立华也因涉嫌包庇被警方拘留。两人关在同一个拘留所里，一审判决前，一次放风的时候，王云鹏趁机将一封质问樊立华的信塞到了樊立华的手里，此后他陆续收到了樊的三封回信，均表达了对他的歉意。

这三封信是证实王云鹏无罪的宝贵证据，一审开庭时高明礼将它带到了法庭上。对于高明礼的质证，樊立华承认这三封信确为自己亲笔所写。“那为什么公安机关称你见到王云鹏杀人。”“我没有说过。”在公诉人的抗议声中，这轮质证被叫停。

在狱中纪实中王云鹏记述了这样一段话：“樊立华在看守所擦玻璃，通过监舍的老虎眼（小窗口）对我说，公安局XXX跟我达成口头协议，如果我出庭作证你杀人，每分钟给我一万元，然后就放了我……”

采访中，高明礼向记者出示了王云鹏的同监舍狱友听到此话的三份证言。

高明礼说：“这几封信或许是揭开事实真相的钥匙，因为樊立华在信中提到一个人知道案发情况，如果沿着这条线索补充侦查，也许就会找出真凶。”

2002年8月14日，经历四年的磨难之后，王云鹏一案再次开庭，一审中的定案证据几乎都被推翻。佳木斯中院判决王云鹏无罪释放。

记者在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见到了本案一审的审判长张彦斌。他告诉记者，接手这起案子时就觉得证据不足，所以合议庭的意见是判死缓。后来被告提出上诉，省高法发回重审，在审判指导函中，高法指出此案应作无罪判决。

“那么，一审为什么作出死刑判决呢？”

“作为一名审判员应当对死刑判决慎而又慎，因为一旦杀错了人就无法补救。最后的死刑判决是中院审判委员会作出的。”

一、二审截然相反的判决让王云鹏的人生发生了生死变化。高明礼说：“从死刑到无罪，量刑跨度如此之大，这在黑龙江省较为罕见。”

目前王云鹏已委托律师请求国家赔偿。据悉申请国家赔偿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司法程序。

泣血问苍天，谁给蒙冤“死囚”买单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朱向东教授曾撰文疾呼：法治社会拒绝有罪推定。

纵观王云鹏案件不难看出，有罪推定是造成他一审被判死刑的根本原因。

所谓有罪推定是指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集中表现为刑讯逼供和疑罪从有。它是封建国家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是司法专横擅断的标志。

桦川县警方是否对王云鹏进行了刑讯逼供有关部门尚无法定论。但是警方在缺乏有力证据的前提下，仅凭“指证”和“口供”就认定王云鹏是凶手，显然十分草率，不负责任。在审讯9小时后才取得了王云鹏“认罪”的口供，显然是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后用了有罪推定，在逼取口供上下了功夫，使得王云鹏违心地承认了“杀人事实”。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均肯定了无罪推定原则。1996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亦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是指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该原则要求：不得强迫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自证有罪，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疑罪从无，等等。显而易见，无罪推定是法治国家、文明社会不可或缺、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王云鹏一审被判死刑，就是因为办案人员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实行了有罪推定。

实行有罪推定必然导致疑罪从有。依照有罪推定原则，罪证不足而怀疑被告犯罪的，按有罪论处。不能证明被告有罪，罪有疑似，就是有罪。而依照无罪推定原则，在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根据有合理怀疑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即疑罪从无。《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第8条规定，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于王云鹏一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佳木斯市检察院是如何行使监督职责的？检察院凭什么批捕，凭什么受理？为什么提起公诉？为什么不查处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问题？作为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法官，理应秉公执法、谨慎断案。可是，佳木斯中院却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判处王云鹏死刑，法官的职业道德何在、良心何在？司法公正何在？！

刑事错案的防范对策探索 篇7

刑事错案又常常被称为错案。有刑事诉讼, 就不可避免会有刑事错案, 世界各国都有刑事错案发生。近年来, 随着我国随着纠正的刑事错案数量增多, 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运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未能保证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的审判, 而出现的错案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司法实践中, 各级法院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依旧面临诸多障碍。

什么是刑事错案?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错案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般认为一个案件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主要是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者法律适用错误。也就是说, 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由于违反有关程序法或者实体法的规定, 都认为是错案。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在我国, 刑事错案一般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主观上的过错违反法律, 而导致程序性或者实体性的错误, 给当事人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的案件。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和刑罚执行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 由于案件事实上的认定出现错误, 或者诉讼程序违反规定, 或者法律适用出现错误, 导致司法不公正的案件时常发生。

发生刑事错案的情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事错案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可能发生, 包括立案、侦查、检察、审判和刑罚执行。二是刑事错案包括对无辜者的错误追诉、审判, 对有罪者的放纵、事实认定上的错案、程序上的错案。三是刑事错案既有办案人员主观原因造成的错案, 也有客观原因造成的错案。四是刑事错案包括司法工作人员主观上造成的错案。或者办案人员办理案件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导致产生错误的案件, 或者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存在错误的案件。

二、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一) 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

1.执法理念存在偏差。在我国, 传统法律文化不是以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而是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目标。有罪推定等落后司法观念根深蒂固, 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注重打击犯罪、形成了“犯罪至上”的观念, 没有很好地树立疑罪从无的理念, 侵犯人权现象屡有发生, 忽视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重实体、轻程序, 刑讯逼供口供现象屡禁不止, 为了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 长期以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相关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司法审判人员没有真正树立现代司法审判观念, 导致错案形成。

2.证据制度不完备。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主要是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和判断, 再进行综合判断,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事实证明, 冤假错案的形成过程与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上不到位先入为主、办案人员综合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不强等因素有关。其中大多数刑事错案都与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虚假口供有直接关联, 口供至上的观念仍然存在, 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没有得到有效保证。违反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导致错案最主要的原因。法律规定刑讯逼供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非法获取的证据没有有效予以排除, 以及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推行而得到完全解决。

3.没有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在国外,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警方为了及时发现问题警察, 避免重大执法事故的发生, 已经建立了早期预警系统。错案的根源是侦查阶段出现了错误, 早期预警机制的关键在于正确识别错案发生机率大的案件。目前发现的许多错案都源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被告人虚假供述, 因此, 被告人供述本身也能反映出错案的风险。因此, 错案风险的发生主要是在案件中事实认定和证据方面。因此有必要在审判阶段前建立错案风险早期预警机制, 及早发现错案隐患, 防错案于未然。

4.错案责任落实难。对刑事错案进行责任追究, 直接关系到司法的公信力的实现, 目前, 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标准不一。另外, 对司法机关办理的错案, 一般分别由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厅 (局) 级会议按照相关规定来确认、惩戒;或者由上级机关进行确认是否是错案。刑事错案的追究一是应制定统一的标准,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责任追究制度统一;二是必须明确责任构成要件, 明确构成错案的必备要件;三是需设置独立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构。

(二) 刑事错案的危害。刑事错案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错案的出现和不能有效制止, 从根本上动摇和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在许多案件案中, 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 甚至有继续危害社会的错案可能性。中国的人权保障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依法治国形同虚设, 给被害人身心带来了严重伤害。而且其中多数案件都是暴力犯罪, 许多被害人遭遇身亡或者遭受了司法部门无法公正地去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 就等于司法部门间接地剥夺了人的生命。冤假错案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之实现, 吞噬了司法的公信力和人民对法治的信仰, 冲击的是国际司法体制。

三、错案的纠正与防范对策

(一) 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为了防止错案发生, 一要积极推动庭审程序改革, 推进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改革, 实现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二要对死刑案件实行最高的证明标准,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实现死刑适用的零差错;同时对于定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死刑案件, 要敢于坚持原则, 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杜绝错案的发生。实践中要排除合理怀疑, 首先要发现合理怀疑, 现阶段一些案件的被告人缺乏实质性的辩护能力, 或存在无效辩护等问题, 司法人员要彻底排除合理怀疑, 切实避免错案发生。

(二) 重视证据分析, 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了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 法官要严格审查判断证据, 不能忽视案件中的事实证据问题。存疑证据一律不能采信, 重视对各类证据可靠性的审查判断。每类证据都有独特的证明价值, 也具有不同的错误风险。一是要对各类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审查, 对单个证据可靠性的分析, 要独立进行。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彰显了程序正义价值理念。但是怎样有效地适用是一大问题。二是要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样才能保证采信证据的科学性、合法性, 要严格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 兼顾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三是落实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没有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取得的有罪供述视为非法证据;落实讯问过程中进行录音录像, 来记录审讯的全部过程。

(三) 建立错案风险早期预警机制。为了保证案件质量, 建立早期预警机制, 防止错案发生的预警机制应当提前设置到庭前。各国刑事诉讼法为了避免重大错案风险进入庭审程序, 都非常重视在庭审程序中排除不合格的诉诉, 从源头避免错案发生的机率。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 建立早期的预警机制, 排除错案机率高的案件, 并且严格依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依法认定案件事实。

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预防 篇8

一、冤假错案的成因

( 一) 司法主体的原因

1. 某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国家为了保证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活动的顺利进行, 授予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一系列措施的权力。但是, 这些措施中有许多涉及到公民的切身权利, 如果不能正确的行使, 反而会危害公民的权益。例如, 各国均对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了严格限制, 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拘留的条件、程序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仍有少数司法工作人员不按规定办事, 或者凭借个人手中权力, 为了个人私利随意行使追诉权、滥拘滥捕, 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第一环节。

2.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责任心不强。司法机关选拔人才制度的日益完善, 使得司法人员工作素质不高的现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仍有大量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系统。受办案水平和能力的制约, 他们在办案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往往会束手无策, 又基于各方压力, 不得不草率结案, 甚至采取一些非法手段解决问题。这些都为冤假错案的发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 二) 控辩双方地位悬殊, 被追诉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国家机关, 不仅享有公诉权还享有一定的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权。作为辩方的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及其辩护人虽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力, 但是远远小于控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控方, 并且新的《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也注重提高了辩方在诉讼的地位, 但是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上的差距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和法定代理人在案件调查、证据的获取和保全、司法鉴等方面, 仍然极大的受制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此外, 我国的法制还不健全, 许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 不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 三) 严刑逼供和暴力取证

我国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严刑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象,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禁止严刑逼供和暴力取证, 并且《刑法》也对此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但是在实践中, 各式各样的刑讯逼供依然层出不穷, 甚至愈演愈烈。首先, 许多侦查机关过多的注重口供, 而非事实证据。其次, 有罪推定的思想。公安机关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倾向, 随后检察机关与法院" 疑罪从有, 从轻" 的习惯做法, 使冤假错案成为" 板上钉钉" 的铁案。有罪推定观念在我国司法机关办案实践中, 几乎已经相沿成习。②

另外, 严刑逼供和暴力取证的隐蔽性, 很难为外人所知晓, 更别提及时收集相关证据。最后, 对“命案必破”观点的错误理解。命案必破的提出, 本意是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能够高度重视对命案的侦破, 更好的打击犯罪, 保障公民的生命权。然而, 这样的观点却被误解, 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只注重破案率, 忽略了公平正义。

( 四) 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界定在通过刑讯逼供等方法取得的被追诉人的口供和通过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另外还包括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可能据提供的线索收集到的其他的证据, 又被形象的成为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是否排除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实践中,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通过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证据依然作为案件决定起诉、判决的依据, 这是引发冤假错案的又一个因素。

( 五) 司法独立原则并未真正实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和保障。《宪法》中也有相同的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过于流于形式, 大多被司法机关所忽视, 不能很好地贯彻实行。公检法三个主要的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 彼此的工作并没有做到完全独立开展, 三方有时因为共同的利益, 在对待案件的过程中从侦查到诉讼再到审理和判决都没有做到公平公正和独立司法。

二、冤假错案的预防

( 一) 司法主体方面

1. 依法行事。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条件、范围行使自己的权力, 禁止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法律为了司法机关更好地行使权力、惩罚犯罪, 赋予了司法机关较大的权力的同时, 也对该权力的行使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法院应当谨慎行使自己的权力, 既不能错判, 也不能漏判, 处理好案件的同时, 也要兼顾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 禁止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段获得证据。检察院作为侦查机关也享有侦查权,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提起公诉并监督公安机关与法院的活动, 认真行使监督权。

2. 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和加强责任感。首先, 要严格控制司法人员入职资格, 提高司法人员任用标准, 引进更多的法律方面专业人才。其次, 完善相应的制度, 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管, 建立责任制度、质询制度等。最后, 完善监督体制, 形成媒体监督、群众监督、单位内部监督以及检察院的监督相结合的多方位监督体系。

( 二) 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 提高公民自我保护意识

我国法制还不健全, 还有许多公民不懂法, 这就需要我们从身边做起, 加大法律宣传教育。首先要了解法律, 遵守法律。其次,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播放宣传片、讲解典型案例、设置法制宣传标语、在各个地区设置法律服务中心等方式, 使法制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 三) 提高辩方法律地位, 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力

从立法上打破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院的强权, 提高辩方法律地位, 被告人在法院宣判前, 任何人不能先入为主的认定其有罪, 证明被追诉者有罪是检察院的责任, 而不是由被告方证明其无罪, 因此, 在诉讼中, 二者应当具有相当的法律地位。辩护律师在辩讼中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力, 但是,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仍然受到很多限制, 处处碰壁。

1. 仅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限制在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方面。当前在侦查阶段的律。个方面有待改进: 第一, 现行刑事诉讼法将侦查阶段的律师权利规定为法律帮助权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辩护权; 第二, 侦查机关对律师行使权利, 特别是会见权上存在诸多限制。③第三, 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辩护律师需要经过许可才可以行使, 其他辩护人则不能收集证据, 不利于辩护人收集证据。应当取消此项限制, 赋予所有辩护人各个阶段均可行使调查取证权。

2. 审判阶段辩护人的辩护权受限制。正是由于控辩双方地位悬殊, 在庭审时, 辩护律师的地位相对于检察院也比较低, 辩护律师的观点、意见很难引起法官的注意, 甚至被频频打断, 剥夺其辩护权利。建议公检法机关重视诉讼律师, 真正了解辩护律师的性质以及权利义务, 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 充分发挥庭审的作用。

( 四)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法律规定的也较为详备, 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却难以实行。首先, 非法言词证据当然排除在实践中就困难重重, 多少冤案背后都是紧紧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展开的。例如赵作海杀人案, 赵作海明明没有杀人, 却招供出自己的杀人事实, 最后“铁证如山”, 与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形成鲜明对比。其次,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需要进一步完善, 只有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 且收集到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书证、物证, 在不能补正或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时, 才能排除。这一系列条件规定的并不详细, 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后, 经确认存在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 对此类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 五)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只有实现司法独立, 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司法独立要求检察院、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只考虑与案件相关的因素。但是法院、检察院并不能真正脱离现世, 完全不受案件以外因素的影响, 只能尽可能减少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抵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用自己的专业精神, 公平公正断案。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这样形容在他心目中, 司法公正的重这案的原因多种多样, 冤假错案带来的危害更大,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无辜者, 同样还有他的家庭, 受害人的冤情无法得到真正伸张, 真正的罪犯还会不断地伤害其他的人。只有减少和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才能更好地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刘品新.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223:285-287.

[2]何家弘.刑事错案的原因及对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1.

[4]周跃武, 戴江波.刑事错案成因及预防[J].人民检察报, 实务研究, 2011 (8) :23.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篇9

关键词：刑事错案,口供中心主义,证据裁判

随着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 人权保障观念的不断增强, 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 依照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和办案技术水平, 仍然不能完全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 在刑事错案的发现与排除方面, 我国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启动, 通常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告终, 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刑事错案一旦出现, 势必限制无辜者的人身自由甚至剥夺其生命,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后果十分严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司法审判活动的疏忽就可能造成错判、错杀。错案不仅对被冤枉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而且使人民群众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失去信心, 导致司法不公, 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证据是认定案件的关键因素和直接依据。每一个案件的认定都是由司法机关收集到的一系列的证据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完整证据链, 来重现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如果证据不完整、不一致或存在瑕疵, 案件的最终认定就有可能偏离案件的真实情况, 错案的发生就很难避免。

本文主要从证据学角度来分析刑事错案的发生原因, 进而完善刑事错案的纠错制度。

一、“口供中心主义”之问题理念

口供在案件侦破以及证据链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和侦查手段获取可靠真实的口供是司法工作人员侦查工作的重心。司法实践中, 出现通过刑讯方式获取的口供, 这就导致了口供的虚假、不真实、不可靠, 从而影响了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 进而影响了整个证据链的构建, 使司法工作人员在整个案件的认定上出现了偏差, 偏离了真实的案件情况, 使案件陷入僵局, 最终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

基于口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侦查人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过于重视证据的作用, 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会由于急于破案, 突击连续询问, 甚至使用不正规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这就可能导致走向极端, 过分强调和夸大了口供在整个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和角, 形成所谓的“口供中心主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错误观念。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置法律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不顾, 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以期快速定案。刑讯逼取的口供往往并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证据的相互印证、证据链的构建上都有可能使司法人员陷入认识误区。

真实可靠的有罪供述往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最好的证据, 但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那么将对案件的侦破, 犯罪嫌疑人的认定以及整个诉讼过程的裁判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 必须在侦查讯问阶段获取口供的过程中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 杜绝任何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 赋予犯罪嫌疑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及律师在场的权利。

二、证人证言不真实和辨认错误

随着社会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权保障要求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这样一种特殊的证据, 在侦破案件以及证据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而证人、被害人等目击证人所提供的目击证言以及辨认结论逐渐成为证据体系构建中不容忽视的证据,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 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程序对案件的侦破和最终的定案所起的证明作用尤为重要。但是, 如果过分强调证人证言的作用和过度依赖证人证言, 对证人证言缺乏合理怀疑、理性鉴别的态度, 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可靠和辨认错误导致刑事错案的情况就在所难免。

我们看到, 在侦破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有目击证人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 成功破案的几率会更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 目击证人对被告的控诉和指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证据。但目击证人的证词和辨认结果往往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失真的可能性很大, 导致错案的几率也非常高。因此, 如果不对证人证言和目击辨认仔细审查和判断, 不规范询问和辨认过程中的方式、方法, 目击证人证言失实和目击证人的辨认错误依然会成为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原因。

三、现场勘验勘查之问题

现场勘验勘查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 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 查明案件事实情况, 对与犯罪有关的现场、物进行的现场勘验检查和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进行现场调查的侦查措施。

现场勘验勘查是侦破案件的第一步, 为案件定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等提供了大量的书证、物证等证据, 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其他涉案证据相互印证, 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换句话说, 现场勘验勘查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的侦破与否。此外, 现场勘验勘查后获取的大量书证、物证又往往成为证据体系构建和证据链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材料, 为法院的最后裁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是现场勘验勘查的工作量之大、现场情况之复杂, 再加上勘验勘查操作规范要求之严格, 如果侦查人员在勘验勘查工作过程中存在疏漏和疏忽, 轻则会使案件的某些书证、物证被毁损或灭失, 无法被及时提取, 案件侦破进程受到阻碍;重则将导致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更严重的就是侦查方向被误导, 导致证据体系构建出现偏差, 为错案的形成埋下隐患。

实践中导致现场勘查失误的原因有很多, 既有勘验人员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 也有勘查操作规范上的失误。

四、科学技术之侦查手段的不成熟、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 一些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以及心理的各种新技术都被应用在了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一些前所未闻的新学科涉入到侦查工作中来, 如血液学、指纹学等。这些高科技技术与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技术相结合, 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契机。但是, 科技总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刑事错案纠错制度追求精确一直是侦查工作孜孜以求的不变目标。在侦查破案的过程中, 伴随着科技自身的缺陷与误差以及科技自身的不成熟将会带来所获取证据的一系列错误和偏差, 当这些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相结合的时候, 错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

避免或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既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 也是一国人权保障水平最重要的风向标。证据对错案的发生起最关键的作用。虚假的证据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陷入错误认识的境地, 真实的证据如果出现错误的解读也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产生认识错误。因此, 只有在侦查阶段的取证上下足功夫才能在最终的结果上作到不枉不纵, 避免错案的发生。但是, 人权是否得到保障不应仅仅停留在反映案件结果对错的终局效应上, 而应当渗透到侦查取证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去。

证据裁判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 也是降低刑事错案发生率的基础。实践证明, 试图通过行政化途径来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 可能会酿成更多的冤假错案, 河南赵作海案就是一个例子, 对该案的深刻反思告诉我们, 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干涉, 如果法院的将自身的审判工作混同于行政机关, 只遵从上级的命令, 而无视刑事证据裁判原则, 不受证据规则的约束, 那么错误的审判活动必然会发生, 导致司法不公, 司法公信力受损。

刑事冤假错案报道若干问题思考 篇10

刑事冤假错案从微观角度而言,对遭受错误侦查的公民和家庭产生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长久伤害;对逍遥法外的真凶而言是显示了公权力的懦弱以及给社会造成受到再犯罪侵害的潜在威胁。从宏观角度而言,刑事冤假错案是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赤裸国家暴力伤害,是法治社会的耻辱。那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媒体对于刑事冤假错案的报道,应该恪守怎样的原则以及如何使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报道,才能为受众传递清晰的信息以及引导受众进行理性的思考和促进法治的进步呢?本文将就这相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刑事冤假错案报道价值分析

(一)新闻寻求真相、传播真相的要求使然

刑事冤假错案是近年来冲击着社会各界眼球的一个具有强大爆发力的字眼。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只有证明受到刑事追究(包括遭受刑事强制措施,有罪宣告以及服刑等情形)的公民是冤枉的,不属于真正应该受到刑事追究的公民才能说明这是冤案。既然已经遭受刑事追究的公民是冤枉的,进而才能确定该公民受到刑事追究的案子是假案。而对办理该刑事案件的国家机关而言,他们的行为存在错误,因此这个案子是错案。《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在刑事冤假错案发生之后,作为实现公众知情权的代表媒体进行报道也是落实《宪法》规定的这一权利的重要作为。通过纵览近年来较为著名的刑事冤假错案(见下表),可见这些刑事冤假错案最终能得到真相大白,出于本案办案机关(包括公检法)的主动纠错的微乎其微。刑事冤假错案之所以能够平反基本上是因为本案之外的其他原因如另有真凶、被害人重新出现、新的证据出现等被动原因。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凸显了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媒体运用专业的力量介入对于时间久远、涉及人、物复杂因素中多、当事人不服审判结果的刑事案件真相进行关注和探究的重要性。

(二)监督公权力运行的要求

《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因此,对于属于司法权组成部分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的工作,媒体对司法权力运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适当的调查、展示以及评论都是符合《宪法》规定的。长期以来在公众视野中属于秘密和不可捉摸状态的侦查和审查起诉活动的权力行使也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侦查、审查起诉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行使的具体状况以及违法行使是否得到遏制和惩罚都属于作为代为行使公众知情权的媒体监督的内容。《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据此,可以公开进行审理的案件包括媒体在内的公众是可以进行观看和进行信息传播以及合法评论的。

(三)传播法治理念的需要

刑事诉讼法律中对于人权保护的内容是检验一个国家对于公民人权保障的清晰标尺。刑事冤假错案对公民人权的赤裸侵犯同时也反映出侦查、检察和审判活动中相关权力的配置、行使和监督存在的漏洞。法治国家的真正建成需要媒体作为公众的代言人用专业的信息收集、分析、传播手段介绍法治运行的真相,也需要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设置合理的议程引导公众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内容、程序进行思考和促进改革。在上面所列举出来的刑事冤假错案中可以看到,原本与案件没有任何联系的无辜公民在不完善的法律与没有受到合法约束和监督的公权力的运行下一步步被拖入到刑事诉讼的讼累中,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至被有罪宣告遭受牢狱之灾。在个体身上所发生的刑事冤假错案中其实反映着社会上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公权力的合法行使,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受到刑事诉讼的侵害。作为一种信息传媒,新闻媒介是舆论的载体。各种分散的或局限于一时一地的舆论借助于新闻媒介可以集中起来加以传播、扩散。而舆论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后,又可以扩大其社会影响,使原先分散的、局部的舆论变为集中的、更大氛围内的舆论。因此,媒体对刑事冤假错案的报道可以说用真实的案例来传播受众传统印象中抽象的法治理念的平台,有利于促进倡导人权保护和维护法治权威的舆论氛围形成。

二、媒体报道刑事冤假错案的评析

(一)值得肯定的方面

1. 专辟篇幅,传达正义,还原详尽。

纵观近几年对刑事冤假错案的报道,各媒体基本上都能在真相大白的初始以及后续的再审或者改判的时候进行专门的报道,并且对于案情的各个阶段进行较为完整的介绍,有助于受众对于跨越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案情有全景式的了解。综合类和法制类的媒体基本上都选择了专题策划的形式对影响较大的刑事冤假错案作了事实经过、法律解读、改革反思三大议题为主的报道。在报道中,媒体也基本把握了揭露刑讯逼供危害,呼呼正义的主题,起到了在社会舆论中引导受众关注人权,关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题的作用。

2. 对当事人后续跟踪报道较为系统。

如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相关的媒体会对其后续的生活状态有所叙述。《杜培武——一名被冤枉的警察》、《杜培武:我的生活被全部毁掉了》等文章通过对当事人的专访让公众了解当事人在刑事冤假错案发生后的真实生存状态,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和感受到刑事冤假错案当事人在社会转型期中的真实命运、社会法治改革盲点和社会救助软肋。

(二)存在问题

1. 对涉案的责任人员追究的报道欠缺。

刑事冤假错案的报道除了还原事实的经过具有新闻价值以外,对处于矛盾多发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媒体挖掘个案本身后面所蕴含的保障人权法制改革的使命更加突出。而造成刑事冤假错案除了体制和法律漏洞的原因之外都有着明显的人为违法因素。而对于刑事冤假错案中责任人员的追究的后续报道甚少出现。法律的制定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不予以谴责和追究是使刑事冤假错案一再出现的重要原因。媒体对于刑事冤假错案中责任人员追究报道的忽略不利于引导受众对案件进行全面、整体和彻底了解,也不利于了解认识法治的运行实质。

2. 对国家赔偿制度介绍偏少。

国家赔偿制度在我国确立的时间较晚。这和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具有的国家强权情结有关。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认识深入以及我国相继加入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国家服务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而在刑事冤假错案中,公民的人身、财产、精神损失都是巨大的并且波及整个家庭。除了几家法制类的媒体简略提及以外,在现有的刑事冤假错案报道中对于国家赔偿制度的链接介绍存在偏少的现象,对国家赔偿制度进行点评更加少见。

3. 对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评析缺乏。

刑事冤假错案中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环节的人为错误肇因是轻信口供、依赖口供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而指引这种偏离人权保护和法治精神的办案手段是我国存在缺陷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包括法制类媒体在报道刑事冤假错案中对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介绍和分析都少之又少,这也不利于受众在对刑事冤假错案集中关注的时段对刑事证据制度有所了解,也使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向受众传播根治刑事冤假错案深层次因素的最佳时机。

4. 对刑事冤假错案的非刑事主题分析缺乏。

当刑事冤假错案的官方纠错行为完成后,媒体报道的着力点基本上集中在当事人的个人职业、婚姻、待遇等上面。刑事冤假错案与一般的民生问题相比,受众会觉得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差距甚远,往往觉得是国家整体制度的事情或者只与当事人有直接的联系,容易引起受众很快进入“关注疲劳期”。而刑事冤假错案的出现、救济及防治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关注和投入,媒体对这一较高层次主题的涉及也鲜见。

三、刑事冤假错案报道的改进建议

(一)注意人、事、法三者的结合

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现途径被动彰显着媒体对于刑事案件合法、公正办理关注和深入报道的强大社会责任压力。媒体在报道刑事冤假错案的时候要注意人、事、法三者的结合,而不仅仅停留在当事人的悲惨遭遇的渲染或者刻画责任者的违法可恨上。刑事冤假错案的出现是社会运行机制发生病变的体现,也是媒体向受众揭露这一病变并且引导受众关注、思考甚至推动改革造成病变的有利时机。因此,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法制类和综合类的大型媒体的报道应该着眼当事人、刑事案件本身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三者合一的报道,让受众在“关注疲劳期”来临之前能够对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事件经过、需要改革的内容有所了解才符合在转型期负责任媒体的所为。

(二)报道所涉法律问题要客观和准确

刑事冤假错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着力点。由于刑事冤假错案跨越的时间长度较大,可能会涉及适用的法律已经修改以及适用新的法律的情形。如浙江叔侄案中的高额精神赔偿就是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中新设立的内容。因此,媒体在报道刑事冤假错案中涉及法律问题,要理清案件重审或者改判的适用法律同时注意向受众传递清晰的法制建设现状。对于现有法律的评价要立足现实,向公众交代清楚哪些是西方的理念和我国现有的情况。如沉默权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以及审前预审制度等虽然在其他国家有不错的运行效果,但是却与我国现有《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范下的刑事诉讼体制不相融。媒体对刑事冤假错案根除措施这一议题设置的时候必须充分立足我国的现实和现有的法律框架,不能直接作出引进外国制度的片面定论。

(三)报道定位要放置于社会整体建设的宏观背景中

刑事冤假错案的报道如果纯粹定位为法制新闻的话就会使大众媒体丧失向全社会宣传人权保护和法治理念的良机。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及杜绝关系每个公民的人权以及社会的正常运作,非法制类的媒体也可以从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和创造舆论导向。所谓“马赛克”式真实,是说一个新闻事件完整的实情,是由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媒体共同揭示的,一个个不同媒体的报道,就好比是掀开一片片不同的马赛克。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当事人在服刑期间申诉的处理、当事人家庭的关怀以及当事人被证明是无辜后社会的帮助等内容都既和公民的个人权益密切相关也和社会的整体管理联系在一起。媒体报道刑事冤假错案中也应该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社会共同关注的角度和基调,使受众对刑事冤假错案的关注从单一的同情、愤怒、无奈的情感体验中提升到公民权利维护、社会体制改革的共同关注层面,这也是负责任的媒体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应有积极作为。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近年典型冤错案盘点:佘祥林赵作海等案在列[N].法制日报,2013-07-10.

[2]郑保卫.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搜狐网.佘祥林当销售总经理首日上班卖出三箱啤酒.[EB/OL].http://news.sohu.com/20060412/n242757939.shtml.2013-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