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读

2024-06-01

思想解读(精选十篇)

思想解读 篇1

一、《礼记》对孝道的阐释

《檀弓上》[2]65详细记载了“孝子”申生舍生尽孝之事。申生的孝举令人感佩, 然而陈澔《礼记集说》却以为“申生自经而死, 陷父于不义, 不得为孝”[3]。那么, 《礼记》中倡导的孝道真谛究竟是什么?

1.孝的涵义。《礼记》所记载的“孝”的内涵十分深广。《祭统》认为:“孝者, 畜也。顺于道, 不逆于伦, 是之谓畜。”[2]706“畜”就是顺从道义、不悖伦常。《祭统》还指明了子女尽孝的三项阶段及其要求:“生则养, 没则丧, 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 丧则观其哀也, 祭则观其敬而时也。”[2]706孔子认为能做到“从命不忿, 微谏不倦, 劳而不怨”, 可谓孝矣《坊记》) [2]762。孔子的高足曾子在孝道的发展中不仅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且他本人也是孝道伦理最忠诚的实践者和继承者。曾子对“孝”亦颇有见地, 他认为“君子之所为孝者, 先意承志, 谕父母于道” (《祭义》) [2]693。

2.孝的等级。在曾子看来, 孝道分为三等:大孝是使双亲受到尊重, 其次是为人处世不让父母蒙受耻辱, 而最次等的是养活父母, 所谓“孝有三, 大孝尊亲, 其次弗辱, 其下能养” (《祭义》) [2]693。不同等级的孝道所依赖的载体也是有区别的, “小孝用力, 中孝用劳, 大孝不匮” (《祭义》) [2]696。何谓“用力”、“用劳”、“不匮”?“思慈爱忘劳, 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 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 可谓不匮矣。” (《祭义》) [2]696思念着父母的慈爱、努力供养而忘记劳苦, 可谓用力;尊崇仁道、安心行义, 不使父母蒙受耻辱, 可谓用劳;普施德政、万民受惠, 及至父母辞世, 四海之内各备财物来助祭, 可谓不匮。

3.孝的延伸。曾子以为“身也者, 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 敢不敬乎” (《祭义》) [2]694, 由此引发开去, 将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义推而广之, 由孝的家庭层面延伸至社会层面, 由事亲延伸到忠君, 移孝作忠, 极大扩展了孝的内涵。曾子列举了种种不孝之举, “居处不庄, 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涖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战阵无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 烖及于亲” (《祭义》) [2]694。曾子还将“孝”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标准, 提出“夫孝, 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横乎四海, 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祭义》) [2]695。

二、《礼记》对孝举的规定

在具体的孝举上, 《礼记》事无巨细, 作了严格的规定, 为为人子者如何尽孝提供了依据和范本。

1.孝顺父母, 提供衣食等物质供养是最基本的孝道, 善事父母需“临深履薄”,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善事父母需从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饮食起居做起。“冬温而夏凊, 昏定而晨省” (《曲礼上》) [2]6。每日鸡鸣时, 儿子、媳妇需穿戴整齐前往父母、公婆的住处, 声气和悦、态度恭顺地嘘寒问暖、搔痒问疾、恭敬扶持、侍奉洗漱, 并根据父母、公婆的意思精心烹饪、承奉早餐, 直到父母、公婆食用后方才告退, “下气怡声, 问衣燠寒, 疾痛苛痒, 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 而敬扶持之。进盥, 少者奉槃, 长者奉水, 请沃盥, 盥卒, 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 柔色以温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麦、蕡、稻、黍、粱、秫唯所欲, 枣、栗、饴、蜜以甘之, 堇、荁、枌、榆、免、薧、潃、瀡以滑之, 脂膏以膏之, 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 (《内则》) [2]363平日, 父母、公婆欲就坐时, 儿子、媳妇需“奉席请何乡”、“御者举几” (《内则》) [2]366, 即手捧卷着的坐席, 铺席之前请问朝向何方, 双手拿起小几放在他们身旁, 供其凭依。父母、公婆欲躺下时, “长者奉席请何趾, 少者执床与坐” (《内则》) [2]366, 儿子、媳妇年长的手捧卷着的卧席, 铺席之前请问脚朝哪边, 年少的则拿起小坐床让老人坐下等候。为人子者平时尽孝需体贴细致、无微不至, “父母唾洟不见。冠带垢, 和灰请漱;衣裳垢, 和灰请澣;衣裳绽裂, 纫箴请补缀。五日则燂汤请浴, 三日具沐。其间面垢, 燂潘请靧;足垢, 燂汤请洗” (《内则》) [2]368~369。

孝是对全社会的要求和准则, 概莫能外。对于未行“冠礼”和“笄礼”的未成年子女来说, 同样要尽孝, “昧爽而朝, 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 若未食, 则佐长者视具” (《内则》) [2]365;对于有一定爵命、地位的士, 虽然“父子皆异宫”, 仍需“昧爽而朝, 慈以旨甘;日出而退, 各从其事;日入而夕, 慈以旨甘” (《内则》) [2]366。

2.孝顺父母, 要恭敬从命, 听从父母的教导和命令, 尊重父母的心思和意愿, 令父母身心愉悦。孔子以为小人和君子在孝顺方面的区别不在于能否供养双亲, 而在于能否尊敬双亲。

对父母的尊敬和关心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之养。为人子者“居不主奥, 坐不中席, 行不中道, 立不中门” (《曲礼上》) [2]7, 室中西南隅谓之奥, 是古时祭祀设神主或尊长居坐之处;“中席”是尊者的席位[4]1234, 所以为人子者需避免不敬。在父母、公婆的住所, 子女言行举止、仪容仪态都要敬慎端庄, 不得造次, “有命之, 应唯敬对, 进退周旋慎齐, 升降出入揖游, 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 不敢唾洟。寒不敢裂, 痒不敢搔。不有敬事, 不敢袒裼。不涉不撅, 亵衣衾不见里” (《内则》) [2]368。对于父母、公婆的命令和吩咐, 不得违背和懈怠, “子妇孝者敬者,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 虽不耆, 必尝而待;加之衣服, 虽不欲, 必服而待。加之事, 人代之, 己虽弗欲, 姑与之而姑使之, 而后复之” (《内则》) [2]370。凡事都必须向父母请示, 子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没有父母的许可, 儿子、儿媳不得擅自外借东西和接受馈赠;子女不仅对父母本身要恭敬谨慎, 就连父母的衣被席枕、手杖、鞋子、盛饭、盛酒、盛水的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也要毕恭毕敬, 不敢擅自移动、接触或动用。

对父母的奉养会受到经济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然其关键是能否令父母身心愉悦。《檀弓下》记载了子路曾向老师孔子抱怨贫穷可悲, 无法尽孝, 孔子却开导他说:“啜菽饮水尽其欢, 斯之谓孝。” (《檀弓下》) [2]135曾子也认为奉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关注父母精神层次的需求, “孝子之养老也, 乐其心” (《内则》) [2]384-385。为了让父母开心, 家庭之中可以谈笑, 而不可忧叹, “闺门之内, 戏而不叹” (《坊记》) [2]763。

3.孝顺父母, 不仅体现在对父母尽心尽责, 更应以实际行为对父母负责, 不让父母担心, 不使父母蒙羞。为人子者所作所为不宜让父母担忧, “出必告, 反必面;所游必有常, 所习必有业, 恒言不称老” (《曲礼上》) [2]6、“不登高, 不临深, 不苟訾, 不苟笑” (《曲礼上》) [2]7、“孝子不服闇, 不登危, 惧辱亲也。父母存, 不许友以死, 不有私财” (《曲礼上》) [2]8、“亲老, 出不易方, 复不过时” (《玉藻》) [2]430。

《礼记》虽然主张“三年之丧”, 同时又强调把握分寸、节制悲哀, 不能因过度哀伤而危害健康。据《杂记下》[2]609-610, 居丧期间因哀伤饥饿而弄得视不明、听不清、走不正、精神恍惚, 都是不孝之行。至于畏惧而自杀、不小心被压死、游泳被淹死等轻生不孝之举, 即使人死也无须前往吊丧, 所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 (《檀弓上》) [2]70。

父母活着的时候恭敬地奉养, 死后诚敬地祭享, 毕生不能使父母蒙受耻辱, 即使是父母不在人世了, 为人子者行事之前尚需考虑到父母的意愿和荣辱, “将为善, 思贻父母令名, 必果;将为不善, 思贻父母羞辱, 必不果” (《内则》) [2]372。

4.孝顺父母, 并非一味无原则地“愚孝”, 对于父母的过错, 要妥善地处理, 不能听之任之, 陷父母于不义。虽然孔子强调“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 (《坊记》) [2]761, 即要忘却父母的过错而敬重他们的美德, 但对于父母的过错仍需委婉地劝告。劝告要讲究方法和态度, 要柔声细语、和颜悦色, 不能面色难看、出言顶撞, “事亲有隐而无犯” (《檀弓上》) [2]58、“父母有过, 下气怡色柔声以谏” (《内则》) [2]371。如果规劝父母再三而不被采纳, 也不能就此作罢, 而需越发恭敬、越发孝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谏若不入, 起敬起孝, 说则复谏;不说, 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 宁孰谏。父母怒, 不说, 而挞之流血, 不敢疾怨, 起敬起孝” (《内则》) [2]371、“子之事亲也, 三谏而不听, 则号泣而随之” (《曲礼下》) [2]50。

5.孝顺父母, 要慎行终生, 孝行始终。曾子主张终生行孝, 在孝道上要善始善终。“孝子之养老也, 乐其心, 不违其志, 乐其耳目, 安其寝处, 以其饮食忠养之, 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 非终父母之身, 终其身也” (《内则》) [2]384~385, 所谓终身, 不是指终止于父母的一生, 而是终止于孝子本身的一生。

“养可能也, 敬为难;敬可能也, 安为难;安可能也, 卒为难。父母既没, 慎行其身, 不遗父母恶名, 可谓能终矣” (《祭义》) [2]694, “养”、“敬”、“安”、“卒”在孝举上层层推进, 所谓“卒”就是终己一生不论父母在世去世, 都能敬养敬享。父母过世之后, 仍然谨慎地检束自己的身心, 不给父母带来恶名, 可以称得上能终生行孝了。“父母爱之, 喜而弗忘;父母恶之, 惧而无怨。父母有过, 谏而不逆。父母既没, 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祭义》) [2]696, 这才是孝道上的善始善终。

三、辩证地看待《礼记》所提倡的“孝”

《礼记》所倡导的“孝”的思想全面而丰富, 既有对孝之涵义、等级与作用的宏观阐释, 又有关于孝举、孝行的微观论述。在宗法制度下, 《礼记》所倡导的孝道, 能和睦家庭内部关系, 有利于社会的有序与稳定。同时, 《礼记》由于受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糟粕, 应辩证地看待和接受, 如《内则》[2]371-372认为倘若儿子很爱自己的妻子而父母不喜欢, 就要休妻;倘若儿子不爱自己的妻子而父母夸她善于服侍, 当儿子的就得顺从, 终身礼遇不减。《礼记》所规定的孝举、孝行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和发展, 对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以及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也产生着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郑玄, 注.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唐孔颖, 疏.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2]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侨吴集.卷九[M/CD].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周易》修身思想解读 篇2

<周易>是中国古代重要经典,蕴涵着丰富的修身思想,如正己、仁爱、勤进、谦谨、诚信、节俭、尚贤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切合其所处时代的`实际,而且也切合中国当今的国情,对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读并保留其精华,必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作 者:任杰玉 杜君  作者单位:任杰玉(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25003)

杜君(温州大学,浙江,温州,325035)

《罗生门》思想解读 篇3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龙跃国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问世几十年来,有关其思想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既有认为影片表达了人的不可相信与对人性的绝望,又有认为影片表现了对客观真理存在的怀疑,还有认为影片抨击了人的自私、堕落,同时肯定了人道主义。

《罗生门》 黑泽明 真理 人性 人道主义

1950年,黑泽明完成了电影《罗生门》,这部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两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随后在第1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狮奖,这是日本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影坛上获奖,日本电影——也是整个亚洲电影由此开始走向世界。

影片问世几十年来,有关其思想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存在很大的争议。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影片表达了人的不可相信与对人性的绝望;第二种观点认为,影片表现了对客观真理存在的怀疑;第三种观点认为,影片抨击了人的自私、堕落,同时肯定了人道主义。[1](p5)

一、真理的相对性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在关于同一案件的四种叙述中只有两点是不矛盾的:即武弘之死与真砂失身。但是,关于武弘被杀的经过,几位当事人与目击者的说法完全不一致,矛盾重重。

强盗多襄丸说是他杀死了武弘。他强奸真砂之后,想走。但真砂哭着拉住他不放,她说,多襄丸和武弘,两人必须死一个。于是他便和武弘决斗,杀死了武弘。

武弘的妻子真砂说是自己杀死了丈夫。她遭强暴后,被绑在树上的丈夫用阴森、轻蔑的眼睛盯着他。她说:“从他的双眼中,我所看到的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痛,而是冰冷的目光和憎恶的表情。”她在屈辱与精神错乱之中,用匕首刺死了丈夫。

借女巫之口说话的武弘承认是自杀。因为多襄丸强奸了她的妻子后,要求和他结婚,妻子想跟多襄丸走,便让他杀死她的丈夫。多襄丸吃了一惊,推开她走了。妻子也离开了那里。武弘在极度的屈辱与绝望中自杀。

旁观者樵夫则说,强盗多襄丸强暴过真砂之后,跪在地上请求真砂跟他走,说他愿意金盆洗手,改恶从善。真砂二话没说,捡起匕首将捆绑丈夫的绳子解开。两个男人明白她的意思,是要用决斗的方式来决定她的命运。可是武弘说他才不愿意为这样的女人决斗,还骂女人在两个男人面前出丑,为什么不自尽。强盗多襄丸也表现得很怯懦,不想决斗。于是真砂也采取了同直到此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气急败坏地大声痛骂他们俩,骂他们名不副实,有意激怒二人,让他们决斗。多襄丸和武弘不得已才出手,名为强盗和武士,但本事平平,一个将刀插进地里,另一个把刀砍入树中,拔也拔不出来,决斗成了撕扯式的扭打。而真砂趁他们决斗之际,只身逃走了。最后,多襄丸碰巧从地里拔出长刀,刺死武弘,但他自己还在瑟瑟发抖。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认为:“世界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不可计数的意义。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是无限的,我们面对现象,应当寻求多种多样的解释。”影片试图说明,每一个人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时,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内心都深埋着自己的某种动机和目的。所以,任何一种叙述,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尽管每一个人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看法,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谬误性。完全客观的事物或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影片里有四个关于事实的版本,三个当事人都称自己是杀人者,关于杀人的原因与过程都不一样。樵夫作为目击者和见证人,理应客观公正地描述事实,但他的叙述也前后自相矛盾,先前说武弘被剑所杀,最后却又承认自己确实顺手拿了插在武士胸口的镶螺钿的匕首。从影片的叙事来看,它触及了一个现代解释学的主题:一个由人参与其中的历史性事件在它发生以后,它的事实、价值和意义,并不存在完完全全的如其本然的原初叙述。它在它的叙述者的连续不断的叙述中,总是使自己的本来面目若隐若现,从而具有一种漂泊不定的开放性。[2](p49)

综上所述,“电影天皇”黑泽明所要表达的哲学理念是:客观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

二、人性的虚伪

《电影的观念》的作者梭罗门认为,《罗生门》的主要意图在于揭示人们为了维护自我形象而编造的谎言。[3]

导演黑泽明曾在自传《蛤蟆的油》中说:“人对于自己的事不会实话实说,谈他自己的事时,不可能不加虚饰。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人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可见人的罪孽如何之深。这是一幅描绘人与生俱来的罪孽,人难以更改的本性,展示人的利己心的奇妙画卷……如果把焦点集中在人心之不可理解这一点来读它,那么,我认为就容易理解这个剧本了。”[4]因此,可以将影片理解为是要表现人性的虚伪。

《罗生门》之所以给人们以毁灭性的打击和强有力的震撼,就是因为片中的虚饰已经超越了它的一般意义。在这里,虚饰是掩饰罪恶的借口,至此,人性之恶已经发展到极致。强奸犯多襄丸得意洋洋地当众炫耀自己的魅力与武功,而武弘与真砂却反目成仇,没有丝毫的人间真情,人性的灭绝竟达到了如此地步,给人以极端的压抑与绝望。

影片中,乞丐说:“撒谎是人之本性,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甚至都不能对自己诚实,但那是因为人们太脆弱了所以才撒谎,甚至对自己撒谎。”多襄丸、真砂和武弘为了美化自己,减轻罪恶,便掩饰自己的过失。强盗多襄丸承认他是凶手,却还要歪曲事实,就是要表现他的英雄气概。真砂撒谎是想强调她被男人抛弃后的深深的痛苦,并为自己的罪恶开脱。而武弘想把自己的死归咎于真砂的背叛和不贞,试图挽回懦弱无能的男人的尊严。面对真相,三人都选择了撒谎,就连樵夫也在光天化日之下掩饰真相,其用意只不过是否认他拿了那把插在武弘胸口的匕首。

在对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进行改编时,黑泽明加进了暴雨倾盆的罗生门段落,其灵感来自芥川龙之介的另一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影片中的罗生门,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是罪恶产生的渊薮。芥川龙之介曾经这样描绘罗生门的景象:“荒芜不堪的罗生门下,被狐狸当成栖身之所。盗贼也住了进来。最后,甚至衍生出没人认领的死尸抛弃在城楼的习惯。因此,夕阳西下后,人们都惧怕这一带,没人敢在城门附近走动。”

三、人道主义的胜利

黑泽明在日本《电影旬报》1952年4月上旬号刊登的采访中谈到:“所谓近代怀疑精神——幸运的是我还不能达到它,我愿意单纯一些。也许在这些地方有个飞跃。我这样安排人物,就是想让人物以意外的姿态突然出现。假如只是挖苦的语言,那批判就浅薄无聊,如果乐观地想一下,实际上对于那种严厉的批评我是有些怀疑的,但是,那时候的确是个飞跃啊。”[5](p105)这段话向人们宣示了黑泽明一贯强调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充分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道德理念,以及人道主义最终会取得胜利的道德信念。

影片在小说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罗生门段落和樵夫角色。暴雨倾盆的罗生门段落是全片的纵贯线,也是影片主旨所在。在荒芜不堪的罗生门下,樵夫、行脚僧、乡下人如同三个审判官,对丛林事件与纠察使署当事人的供词做出了不同的评判。

乡下人是一个坚定的人性恶信奉者,以“人人都在作恶,我也不妨作恶”为人生哲理。他不但冷嘲热讽行脚僧和樵夫的感叹,而且在最后还实践了他的人性之恶——抢夺婴儿外套,人性之灭绝令人发指。他的行为与强盗多襄丸的行为又有何区别?

行脚僧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现实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漠让他迷茫失措,开始怀疑人性之善良。最后,当樵夫毅然收养了弃婴,并对他说“我已经有6个孩子,再添一个也不过一样的辛苦”时,他慨叹道:“幸亏你,我还可以相信人,我可以继续保持对人类的信心了。”

樵夫是整个丛林杀人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黑泽明研究者佐藤忠男说:“樵夫这段叙说,并非为了把真相搞得更加复杂,而是为了弹劾和揭发呈堂的三份当事人的供词里的谎言。”樵夫对丛林事件的叙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客观的佐证。多襄丸、真砂和武弘可以任意撒谎、虚饰,但是他们的行为和谎言却完全暴露在樵夫的监控之下。樵夫也参与了丛林事件,偷了一把匕首。在纠察使署的呈堂上,他扮演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的角色。三位当事人扑朔迷离的谎言令他大为感触,于是,在藏污纳垢的罗生门下,他供认自己目击了整个过程。最后,他的良心被发现,承认自己拿了插在武弘胸口的镶螺钿的匕首,并收养了被遗弃的婴儿。

“婴儿出现”是一个具有象征意象的段落,哭声意味着黑暗中的一丝光明、一种希望。樵夫毅然收养弃婴的行为,体现了人的善良本性的恢复,显示了黑泽明作为艺术家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在结尾部分,黑泽明遵从并按照大众对人生持有的永恒信念,以乐观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人性中尽管善恶交织,但善总是更有力量。[6](p277)

婴儿的出现是阴沉压抑的影片中的唯一的一抹亮色。他的出现,唤醒了人类最本真的善性,人并不是如整个凶杀案所反映的那样虚伪、毫无人性以至无法拯救。尽管婴儿的出现在整个影片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好像有些说教的味道,但这正是黑泽明一贯的人文主义理念的流露。正是通过这个偶然事件,人的善性和责任感再一次被唤醒,“他人即地狱”的观念被多多少少地颠覆了,支撑人精神上最崇高的价值理念并没有轰然倒塌!这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看待艺术并充分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理念,构成“电影天皇”黑泽明重要的电影思想,即:人道主义最终会取得胜利!

[1]周文.世界电影经典解读[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2]王迪.通向电影圣殿[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3]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齐宇,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

[4]黑泽明.蛤蟆的油[M].李正伦,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6.

[5]佐藤忠男.黑泽明的世界[M].李克世,崇莲,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6]吴贻弓,李亦中.影视艺术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3969/j.issn.1002-6916.2011.13.020

《论语》中的“孝”思想解读 篇4

关键词:《论语》,孝,家国,礼

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认为“百善孝为先”, 《论语》中对“孝”做出了系统的规定。通观《论语》全书, “孝”字总共出现了十九次, 分散见于十四篇中, 并且对于孝的内涵的论述就有三十三则之多, 这就足见其地位和突出性。

一、“孝”的表层是养, 即物质奉养

孔子鉴于春秋时期社会的礼崩乐坏现状, 在《论语》中重构了周朝时期的孝道思想, 使得“孝”成为了一个极具容量的词。但是“孝”的最基本方面仍旧是在物质上赡养父母长辈, 这也是在上古时期就有的关于“孝”的基本含义, 今之孝者, 首位能养, 这是子女回报父母的抚育之恩, 进而去表达反哺之情的最基本的外在形式。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与眷恋, 不应该是外界强加给自己的理念, 而应该是作为人类最自然的内心需要, 也是“仁人”最为基本的情感需求。

“民以食为天”, 为人子女让父母有饭吃而不畏饥馑, 有衣穿而不忧寒冷, 使父母生活条件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这是物质奉养的首先。但是真正的“孝”并不仅仅是让父母衣食无忧的生活在世上, 而应该让父母同时得到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 《论语·为政篇》记载了孔子学生子游向其请教何为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有能养, 不敬, 何以别乎?”意思是说, 如果仅仅在物质上奉养父母, 这还只是做到“能养”, 那么为人子女又跟犬马有什么分别呢?因此, 物质上对父母的奉养是“孝”最低浅的一个层面, 孔子在“能养”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敬养”。

二、“孝”的深层是敬、爱、顺, 即重在孝心

孔子认为侍奉父母要敬养, 所谓敬既是为人子女对父母要发自真心的尊敬, 而且在侍奉父母时要和颜悦色, 尽可能地使父母在有生之年精神愉悦, 当弟子子夏向其问孝时, 孔子指出:“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 有酒食, 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意思是, 儿子在侍奉父母时, 要求其总是保持脸色是愉悦的, 这无疑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假如有劳役事要做, 子女能去效劳, 有酒有食, 也愿意让长辈享用, 但是那能够算是真正的孝吗?子女的孝行不单单是晨定昏醒, 让父母衣食无忧的生活, 珍贵之处在于那一份虔敬的孝心和诚挚的真心。做不到“敬养”, 对父母再高层次的物质奉养, 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犬马之养”。

“孝”在《论语》中还有“爱”的诠释, 所谓子女对父母的爱应该是要关怀体贴和温暖父母。《论语·为政篇》记载, 孟武伯向孔子问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由于年岁渐增, 身体必然逐渐的衰弱了, 必定免不了疾病缠身, 甚至可能卧病在床, 这时候子女要尽全力体贴照顾父母。《论语·里仁篇》记载, 子曰:“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意思是, 为人子女对于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 这一方面使自己为父母可以高寿感到高兴, 而另一方面也使人因为父母日比一日的衰老而内心有所恐惧。因此作为孝子应该在父母的身边陪伴以便于及时行孝, 因为父母的年岁日增, 在人世的时光也自然越来越少了。否则一旦父母突然离开人世, 子女会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对父母尽孝, 而空留下很多的遗憾和悔恨。

《论语》中对“孝”还包括“顺”的内容。所谓“顺”意指子女要尽量做到不触犯和违背父母的意愿, 尽可能的顺承父母, 当然这也不是无原则的顺从。《论语·里仁篇》记载, 子曰:“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无怨。”意思是, 在侍奉父母时如果认为他们有不对的地方, 为人子女可以劝说, 但是在规劝时态度一定要委婉, 万不可粗暴无礼:即使是反复劝说无效时, 子女也应该保持对父母恭敬的态度而不违礼。

《论语》中孝的“敬、爱、顺”的深层内涵从本质上凸出了一种信息, 从本质上分析, 是对父母为子女操心劳累一生的一种认可和尊重, 而对待父母的深情, 子女也只有投入真诚的感情才能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与仅仅能养的犬马有所不同。要求子女真正的发自真心的善待自己的父母长辈, 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孝”从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强加的理念, 向内转向了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心理追求。

三、“从“孝养”到“孝治”

通过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 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一种政治上的期待, 而这一种意旨往往很少被被历来的注家所提及。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 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性, 而礼作为儒家的一个伦理和政治范畴, 自然是人实现其本质唯一恰当的途径了。儒家认为, 仁必须要由人的一种内在德行转化成为一种人的外在德行, 这样仁便成为一种真正完美意义的人格体现了。

“孝”是仁的根本, 因为仁的核心是“爱人”, 孝是亲人之间至真至诚的关怀和爱, 子女如果对父母心怀感激, 可以认为其性是善的。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 则民不偷。因此如果将行孝之风在整个社会加以倡导并且加以正确合适的引导, 使对父母行孝之人的善的心性推己及人, 就能够使他们对父母之效, 推及到对他人、社会乃至于对整个宇宙的关爱, 自然整个社会就呈现出祥和之态。

孝即为人的基础那么“行孝”就必须要受到礼的规范。在《论语》中, 所谓行孝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即“奉之以礼”。因为如果子女虽然对父母心存万分孝心, 但是却行不成礼, 很可能会遭到误解, 甚至可能因随性而作, 进而违背仁道而最终伤人伤己。关于“奉之以礼”, 在孔子敬重丧礼的观念中尤其可以体会到。子曰:“临丧不哀, 吾何以观之哉”,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一个临丧而不哀者的鄙夷, 因为在孔子看来, 父母离世后身为孝子理应因为感激父母在世时的抚养之恩, 从此却要与父母天人永相隔, 而黯然泪下。

孝因为要受到礼的规范, 也便由宗族家庭推广到了整个社会, 由此就具有了政治内涵。“孝慈则忠”, “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 ”。如果能够坚守这个仁爱之本, 其他的自然也就顺利和谐了。可想而知, 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 期望他做到忠君爱国爱民, 那更加是不可能的事情。家庭内部的稳定最终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 臣子对父母行孝, 推及到国君, 最终他们可以对国君尽职尽忠, 由此可见, 孝的最终社会导向是忠。而一国之君如果可以成为臣民的一个孝的表率, 那他也就可以使臣民心服进而归顺于他, 最终稳定自己的统治, 因此孝就为君王所用, 成为其治理国家的有效方式, 从家庭孝道扩展到了社会孝道。

因此孝从“善事父母”到在上位者“以孝治天下”具有了可能性, 也使孝在宗族家庭之外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 被之后的历代为政者所看重。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特殊社会模式。

总之“孝”是人类最基础最贴近的一种情感, 一个人只有把“孝”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基础, 才能融入到社会中去, 被他人和社会所接纳。任何一个有道德觉悟和社会良知的人, 都应该谨记先贤的教诲, 借鉴古人修身养性之道, 修养自身气质, 重建个人的道德规范, 做个具有完满人格的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0.

[2]杨春梅.孔子的仁礼相成思想及人性观 (3) .烟台大学学报.2000, (4) .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弟子规》教育思想解读 篇5

在滚滚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流淌着无数璀灿夺目的珍宝,《弟子规》便是其中之一。《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所作,李毓秀依据《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并参考了《礼记》、朱熹童蒙养正书籍《小学》等,编就《训蒙文》流传于世,后经乾隆年间的学者贾存仁修订,更名为《弟子规》。《弟子规》全文1080字,360句,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述及103事,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和求学等应有的礼仪与规范。内容有修德、立身、处事、为学、言语、礼仪、气节、举止行为、生活习惯等。自清朝中叶,此书流行甚广,有“天下第一规”之誉,一度成为私塾学堂的必修课本,堪称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教材。

《弟子规》在中国儒家文化中虽然出现较晚,却是古代圣贤的智慧结晶,其教育思想系统且涉及范围极广,在古代、近代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中具有代表性。它以无尽的思想光辉涵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弟子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份精神财富,仍然放射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因此,《弟子规》所蕴藏的教育思想内涵非常值得探究。

1、慈爱教育。慈爱精神是人最基本、最原初的道德,是仁义之本,礼仪之源。“泛爱众,而亲仁”,“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在弘化一种“博爱”精神。人有了一颗仁慈善良的心,他就会生发出一系列善良的行为,人生第一步就会走正。慈爱是政治和道德的根本原则,是一切美好德行滋生的源泉。假如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生活信条,这个世界一定会安宁得多,和睦得多。《弟子规》的教育思想以此为纲,可谓识见卓异。

2、孝亲教育。人是国之本,德是人之本,孝是德之本。《大学》中早就提出:“为人子,止于孝。”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在《弟子规》中,从“父母乎,应勿缓”至“事死者,如事生”共四十二句全面提出了孝亲教育的详尽内容。例如,听父母之命,养父母之神,暖父母之心,谏父母之过,待父母之病,葬父母之身,祭父母之魂,从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把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系统铺陈,从而使“孝”这一重要德行在一系列与长辈互动的行为中养成。

当前,在亲情关怀方面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情感“下流”。即父母关怀爱护儿女,儿女并不“领情”——不关心孝敬感恩父母。《弟子规》中的孝亲教育思想倡导了一种慈孝对等、孝亲报恩的伦理道德追求,这有力地避免了亲子关系淡化、失落、分离的风险。这对当今亲子关系的改善无疑具有一种巨大的启迪意义。

3、诚信教育。诚信是一种不分时代、不分地域的普遍价值。西方文化传统对此也有相应的表达。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列举公民美德十一种,“诚信”便是其中之一。《圣经》里说:“诚信比财富更有价值”。《弟子规》中“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体现了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也体现了做人须遵守“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鄙弃虚伪、欺诈的恶德,凡事抱求实求真的态度,是为人子弟的本份。如果一个人不讲求诚信犯了错误,而且不承认不反省,那么,他就有双重过失:一是对别人不诚信;二是欺昧了自己的良心。《弟子规》旨在孕育出一种美好心灵和人际伦理秩序,就不能缺失对诚信的培养,须将诚信根植于儿童心中。

4、节制教育。教育的真谛不在于长养孩子们的名利欲望,而在于修养身心,积极健康的精神品德与过份的物欲冰炭不相容。《弟子规》中要求,“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着力强调的是“节制”的美德,这也是人际互动利益当前之际一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同样,17世纪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一书中对“节制”教育也有明确的阐述:“如果他们从小就能习惯于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轻易提出要求,这种良好的习惯就可以使他们免于放纵,到他们长大成人,做事会斟酌的时候,如果他们遇到事情听从理智而不是本能的时候,他们在这世上就能多获得一些自由”。现代教育思想与制度对传统教育中这些非常合理的部分非但没有承续,反而盲目地抵制传统教育思想价值观念,结果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肆意开发,对金钱贪欲无限,对物质尽情占有,放纵欲望,过度消费;在个人交往中取多予少;在公私交往中侵吞,沦为社会的蠹虫。

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为自己制定了十三条守则并终生坚守,第一条便是“节制”,其中内涵主要是“食不过饱,饮酒不醉”。集中表达了《弟子规》“食适可,勿过则”与“饮酒醉,最为丑”之义。

一个人若不懂得节制,他终将被欲望所毁灭。

5、行为限制教育。如果说节制是自律性的,那么限制就是他律性的。《弟子规》全篇共有“勿”字句四十二句,“莫”字句三句,这些含有否定词的语句几乎都是对不当行为的制止,内容涉及举止、言谈、饮食、起居、交往等。良好的行为规范是在一系列限制中形成的,良好的习惯与人生态度也都是在严格的管束中养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著名教育家康德对此早有透彻的认识,他在《论教育》一书中写道:“管束是防止人类为动物的冲动所支配而不能达于‘做人’的目的的,人的目的是‘做人’”,“管束一定要禁止他做野蛮危险的事情……他的作用是抵抗人类自然有的野性……野性是不受规则约束的,管束便使人服从人类的规则,使其感受到一种制裁。”“人必须早早的受理性的指挥,因为一个人为其幼年时让他任意胡为,无所制抑,终身是有一种不服从规则的性情的,这种情形与他们自己不好”。康德之所以重视对儿童的行为习惯通过禁止、劝阻、制裁等限制手段进行培养,主要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根据儿童的认识水平,进行养正教育,“防止侵越人性”。

教育家蒙台梭利说:“孩子的自由……就其行为方式而言,应具有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良好教养。因此,只要孩子冒犯或干扰他人,有不礼貌或粗野行为,就应该加以制止。”教育及其效果应当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力量和手段,而恶劣的教育很难被指望在当时和以后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控制效应。当学校放弃惩戒、家庭弱化管束的时候,那些“不曾受过管束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做的”。

6、生活实践教育。《弟子规》倡导“行先知后”、“解行相应”,且特别看重的是“行”,而不是“思”“学”“言”“知”,非常重视儿童生活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这说明一个人不会“做事”,也就不会“做人”。《弟子规》主要关心的并不是用文化知识和特定的技艺去“武装”子弟,而是让他们更广泛地参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家庭内外的事务和人际互动中训育执行力,使“做人”的目的在“做事”中逐步实现。家庭是生活的场所,在家庭生活中随着儿童生活实践能力的.培育和生活适应能力的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将会不断成熟和发展。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思想家卢梭的名言:“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不正是表达了对儿童进行生活实践能力培养的关注吗?

《弟子规》又讲,“但力行,不学文,任已见,昧理真”。说明并非一味地看重“行”的作用而忽视“学文”。其实,培养生活实践能力的同时也须兼顾到文化知识的学习,否则,就会割裂“行”“知”,使事与理不能贯通。而不求真理,不明道理,固执已见,则容易迷失方向。

7、安全教育。《弟子规》文小体大,述细思精,包含有一定的安全教育思想。“宽转弯,勿触梭”,“斗闹场,绝勿近”,强调安全意识,要求儿童远离危险处境,远离打架闹事场面,避免自伤性他伤性事件发生。“邪僻事,绝勿问”,这是要求儿童对不正当的事不要打问探听,避免感染邪恶,受邪思邪见侵袭,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说“应让少年对一切恶劣的事物保持陌生”何其相似!“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意思是,宣扬别人的恶行,也是一种恶行;憎恨过了头就可能会引起祸端。《弟子规》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未成年人,他们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都非常微弱,若宣扬一些人(尤其是成年人)的过恶乃至违法犯罪行为不利于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会惹祸上身。“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要求儿童对待他人要柔和宽容,谦让待人,尊重他人,与人为善,谨慎做人,学会明哲保身。

8、礼仪教育。礼仪是人们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确立的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礼仪,并且以风俗、习惯、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思想水平、美好心灵、文化修养、整体素质、交际能力的自然外露,也是一个人学习、生活、健康成长的根基。《论语》说:“不学礼,无以立”,说明礼仪是人们安身立命、完善人格、成就人生的前提条件。礼仪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民众教养乃至国运盛衰的重要标志。《荀子》中写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者,人道之极也”。《左传》又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可见中国古代把礼仪教育是放在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的(这一点在世界文明史中极为突出,这也就是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的最大根据)。《弟子规》是一本礼仪大全,其中对儿童应遵循的礼仪随处可见,在其仪表仪容、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诸多方面都有要求,且非常细密周全。如“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冠必正,纽必结,祙与履,俱紧切”。“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

礼仪教育的巨大作用被约翰·洛克所认识,“礼仪的目的和作用本来就是使天生强硬的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多为别人着想,使人与人相处得融洽”。他在《教育漫话》中继续写到:“凡是懂得如何使对方感到舒服,而又不会自贬身价、显得卑躬屈膝的人,就是明白了处世的真谛,处处会受到欢迎和尊重,所以礼貌是儿童和青年必须养成习惯的头等大事”。

人们生活的现实是由个人和环境组合而成,要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就必须确认尊卑等级关系,确定一个人的“伦理执行界面”,按“礼”为人行事,俾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本份。《弟子规》尊重父母权威,尊重律令秩序,其礼仪教育具体而不抽象,实在而不空洞,非常适合时代需要。

但很不幸,过于单一化、模式化、功利化的现代家庭与学校教育完全忽略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当前,国学复兴的浪潮为《弟子规》的推广开启了一线曙光,倡扬《弟子规》作为一种“后启蒙”策略,已经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纳,这无疑是面对反智色彩浓裂厚重的现代教育浊流的一次有力冲击。

9、心理健康教育。一个人有心胸,格局大,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而心胸狭窄、格局小,不能宽容、包涵别人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心狱之中。《弟子规》不但关注儿童的行为养成,而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自己有才能,不能只为个人谋利,还要助人为乐利益社会;别人有才能,也不要轻视和诋毁,而应见贤思齐,学习其长处。嫉妒、憎恨、敌意,这是人心的毒瘤,对儿童本人的成长永远是一种威胁,因此,《弟子规》积极主张以平和心代替仇恨心,培育健康心理,“言语忍,忿自泯。”《弟子规》也涉及到学习心理问题,“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认为墨磨偏,写字潦草不工整是学习时心不在焉、思想不集中的表现。如果在学习前学习中克服心理障碍,诚意正心集中注意,这才是做学问的样子。此外,“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己”是《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义异构语,提倡遇事进行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和畅人际关系。

10、责任心教育。在家庭内,每个人既为人儿女又会为人父母,父母所负的责任和子女所负的责任如果是高度一致的,则会造成家庭功能有序、充分的发挥。家庭是只讲责任、义务、付出、奉献和感恩的地方,在家庭内一旦培养起一个孩子的责任心,他才会有担当,他的高度的责任感就会很自然地适时地移向对待他人和社会。批判性地思考教育现状,不难发现,这些年来,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少年儿童的责任心教育作了边缘化处理,结果导致人们大都缺乏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许多家庭及社会越来越陷入混乱,进而趋向瓦解。

在教育问题上,不管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和方向,我们首先要澄清这个时代最缺失的是什么。不是危言耸听,一些所缺失的东西(如责任心)的重要性往往与民族的兴衰存亡气脉相连。

若要扭转由于普遍的责任心缺失而造成的社会颓势,我们必须重新铸就经得起检验的教育信念,重新认定并确立教育的主流价值,这个主流价值之一便是《弟子规》所高度重视的“责任心教育”。在《弟子规》中,关于培养儿童责任心的语句俯拾即是:“亲所好,力为具”强调了子女有给父母提供一切资生物品用具的责任;“亲有过,谏使更”,强调了子女有帮助父母改正错误的责任;“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强调了子女要悉心照料生病长辈,尽责尽孝;“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自己没有看清事情的真相,就不要随便乱说;对事情没有确切的了解就不要轻易传言,避免散布谣言,无事生非,造成混乱,这是对公众社会负责。“善相劝,德皆建。”兄弟姐妹友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勉励,一起建立美好的品德,共同前进。强调要对他人的成长进步负责,也要对自己的道德进步负责。伟大的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对责任的认识是:“有无责任心,将决定生活、家庭、工作、学习成功和失败。这(责任心)在人与人的所有关系中也无所不及。”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责任,责任的一些内容与时俱变,但责任感当持续存在。那些对家庭、生活、工作、学习、事业没有尽到责任乃至不负责任人的人将为社会所轻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将生命跟崇高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就会创造出不朽的业绩。

《弟子规》包含着一种“大德育”思想,以上十个方面只是择其要者加以分析概括。除此,还有许多教育元素也值得归纳,如“价值观教育”,美丑、是非、善恶、好坏的分辨在《弟子规》中非常被看重(“年方少,勿饮酒,饭酒醉,最为丑。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能亲仁,无限好”,“不亲仁,无限害。”)如“中庸教育”(“过不规,道两亏”,“扬人恶,即是恶。”)赞成“规过”,反对“扬恶”,把握分寸,不走极端,符合中庸。如“气节教育”,教育儿童“勿谄富”,当然“勿谄贵”也就不言自明了。如“赏识教育”(“道人善,即是善;人思之,愈思勉”。)如“感恩教育”(“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如“节俭教育”(“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防止儿童追逐时尚、盲目攀比斗富,产生虚荣心理与不平衡心理。如“卫生习惯教育”(“便溺回,辄净手。”“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如“学习方法教育”(“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

此外,《弟子规》的教育还涉及到语言的文明与艺术、交友的方法与原则、谦虚严谨、发愤立志等方面。

《弟子规》所提倡的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教育,这种教育在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均可落实,要求儿童懂规矩、守规矩是这一教育观的主旨。《弟子规》提供给孩子认识自己和社会所需的各种生活界面,使孩子更容易在挫折中成长,在风雨冷暖、人情世故中修身养性。可以确信,接受了《弟子规》教育的人即使没有接受当代学校知识教育,他依旧能够成长为一个快乐幸福且对社会有益的人。

《弟子规》最显著地突出了“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与技能;先成人后成才”的教育思想。其基本理念是:贵“德”“行”培育,在“做人”与“做事”二者的统一中养成优良人格;以德统行,德在知先,行胜于言,以道德修为品格完善行为养正为首要任务,学习书本知识次之。道德占据着生命与灵魂的制高点,教育的根本在于德行。亚里士多德说:“专门追求有用,不能形成高尚自由之心灵。”道德的教育在青少年儿童心里扎稳了根,他们就具备了分辨善恶的能力,就会有大致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遇到一些染污心志的事物就会有免疫力,从而远离它们并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正途,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便不需要父母操心。事实上,大部分人的一生只在做着两件事:做人与做事。比起做人与做事,做学问位居其次。学会做人做事,才有可能做一些学问;放弃了做人做事,只去做学问是不会做出大学问也不会有大出息的。反观现代教育现实,有那么多“高分劣德”、“高分劣行”、“高分低能”者充斥于世,可见,修正不合时宜的教育制度已刻不容缓!

约翰·洛克就十分强调实践对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由做事而会做人”“先道德而后知识”的思维。他认为,优良的品质优于智力培养,教育应培养“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这与《弟子规》的教育理路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学家、政治家韩愈在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师说》中,早就申述了同样的观点:“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通过对教师职业角色“传道”(传播做人的道理)、“授业”(教授文化知识)的先后定位来安排教育教学的主次。“传道”先于“授业”,德育先于智育,成人在先成才在后。这与《弟子规》的教育方针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弟子规》倡导以圣贤为师,亲近有仁德的人(“能亲仁,无限好”),以经典为友(“非圣书,屏勿视”),学仁德大道。由“孝”至“贤”,进而成就一个“仁者”、“智者”、“贤者”,最后朝向“圣者”的目标迈进(“圣与贤,可驯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鼓舞与向往的目标!于此,我们能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与教育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信徒的学说中找到回应。托马斯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一个不断使人类心灵得到升华的永不完结的过程。如果剔除了托马斯主义者教育思想中的神学因子,我们将看不出《弟子规》教育目标与之的区别。

审视当代教育体制,不难看出,现今的教育从骨子里洋溢着一种“伪教育”形态,泛滥着扭曲化、愚昧化、功利化、极端世俗化的倾向,完全丢失了教育应有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品性,远远地背离了“以德为根,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向。教师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盲从——最后发现付出代价后有时达到的竟是别人的目的。教材及辅导资料的配置是一条若隐若现的龌龊的利益链条运作的结果。智育、技能教学为先,忽视德育的荒谬做法使我们的学生纯粹成为容纳知识的器皿,教育不再是一种人生塑造而蜕变为一种“填充”和单一模式化生产,结果并没有当然也不会促进人的所有能力和气质的展开,也没有促进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更没有促进人性的实现与超越,进而也无助于社会的改良与文明的进步。这种教育使现在的学生更加重视那些与理想主义生活相反的事实材料,更加重视跟文化传统与永恒价值相对立的事物。教育的任务是使人以永恒的真理为生活指导,否则在这个瞬息万变、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没有精神只剩躯壳的人会犹如水上浮萍,只能随波逐流。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人”继而“成才”。“成人”的精髓在于“求善”,“成才”的精髓在于“求真”。苏格拉底说:“美德是由教育来的。”不难想象,抛却了“善”与“真”的教育该是何等窘迫!据实而论,现在的教育基本上属于一种“败坏了的启蒙”,这样的教育与《弟子规》“美好精神铸造”的教育无法对话也无法媲美。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如果人为地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矗立一条硬性边界,这意味着与一种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奏效的教育模式失之交臂,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一种强大的育人的思想力量和方式方法。如果弃传统如敝屣,盲目地抵制传统教育思想的价值观念,在事关受教育者未来的问题上抱持一种极端偏颇的态度,我们将与教育本真形态的距离愈来愈远,企望社会的真正进步将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狂想。

学者章小亮、李世宏在《中国家庭教育》第2期撰文指出:“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尤为值得赞赏的.......所以,在当今家庭教育中,父母给孩子的教育,不能少了传统的色彩。用民族的精神来感染下一代,用传统的经典来教化孩子。这样培养出来的便是明日保有传统精华的继承者。”由于当今教育的总体价值叛逆了传统以人为根、以德为根、行先知后的价值观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所以人们对于传统教育在当今教育事业中应扮演的角色还是有所期待的,然而人们的期待与期待实现之间还横亘着许多阻碍。虽然家长和教师面对着许多教育问题,但流行的教育价值观是忽视并排拒《弟子规》的作用与意义的。价值论的学习涉及行为的正当与荒谬,并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一套生活所赖以为继的价值观念,虽然《弟子规》为价值论的学习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可是在这样一个知识、专业、技术、物质需求受到如此推崇的时代,人们冷落《弟子规》是顺理成章却也是缺乏远见的。“保卫古典教育,复兴传统文化,追寻圣贤足迹,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日渐高涨的呼声尚需得到普遍而强烈的响应。

在一个家庭内,《弟子规》是实行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虽说《弟子规》所涉及的个别教育情境在当前的社会中已不可能复现,但其精神实质并未过时仍可传承,只不过必须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已。如“骑下马,乘下车”何尝不可以转化并理解为“骑自行车路遇长辈”的情境?“待婢仆,身贵端”何尝不可以转化理解为“对待家政服务员、保姆阿姨”的情境?“长者先,幼者后”在下楼梯或进旋转门时又何尝不能转化为“幼者先,长者后”,幼者在前搀扶帮助长者并为引导的情境?台湾学者林毓生热情提倡“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对传统思想深入了解,并把它与我们自己思想的特性及我们遭遇到的实际问题客观情境相互比照。林毓生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套活泼、创造性的思想,我们是很难了解另外一套不同思想的;我们甚至连那一套不同思想的特性都看不出来。”《弟子规》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字字药石,言言龟鉴,经过具有创造性的诠释、转化后,现代教育思想便可有望实现与它的对接。

《弟子规》也是亲职教育(家长自己教育自己)的绝好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鲁迅思想解读 篇6

关键词接受与局限教育观念

“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共有百余篇鲁迅作品进入我国母语教材,构成中外母语教材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大学语文教学中选用鲁迅作品的现状和教学成效如何呢?这些疑惑存在不得不让我们考察反思鲁迅及其作品。

一、鲁迅及其作品在语文教育中的生存状态——接受与局限

如果说语文教材中选用鲁迅作品主要缘于他的创作既体现了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又应和了白话文学的实绩,那么后来语文教科书对鲁迅作品的钟爱,则不仅因为他的文章深邃精彩,还在于我国语文教育一直以来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而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使他成为各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都想借用的资源。

文革时期,鲁迅被抬上神坛,不仅文章大量选入教材,他的语录也和最高领导人语录一起被人尊奉。二十世纪末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鲁迅作品又遭到“解构”,从余英时到王朔,都对鲁迅不以为然。薄景昕曾专门著文探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他认为“新时期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虽然从政治压倒一切的框框中走了出来,但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还是“不同程度地遮蔽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真实意义——深层文化逻辑与诗意表达”。这一现象同样体现在大学语文教育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鲁迅及其作品在语文教学中所受到的种种“局限”。这种局限其实并不仅指这种带有明显损毁意味的限制,还包括解读鲁迅作品中必须面对的各种既定现实。

一是深深融入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建构的“鲁迅传统”。

鲁迅曾说过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但在经历了生前身后的无数次"鲁迅风波”是非蜂起之后,他的文章不仅未朽,而且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作品不仅包含着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深刻理解,而且在被广泛研究与阐释、讲授解过程中深度参与了百年中国的文化思想建设。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教育者对《社戏》、《故乡》、《风波》等作品的创造性阅读,把其作为”描绘资本主义的渗透使封建体制下的农村陷于崩溃之情形”的事实文学来解读,无疑推进了将国家主体从市民阶层向农民的转移,而这极大影响了后来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所以,“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称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这是我们需要尊重的“鲁迅传统”。

二是发展完善中的现代语文教育观念与方法。

与传统语文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具有实用性、开放性、平民性的显著特点,但在对汉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对民族语文特性的把握、实用的教学法的采择方面尚有明显不足。在鲁迅作品被选入教材最多的“十七年”时期,语文课尤其被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对鲁迅作品的解读都有“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以毛泽东的经典预设为前提,并且在文章分析的过程中,总要加上毛泽东的一段话作为印证”。这种落后的教育观念及其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不仅扼杀了师生探求鲁迅作品丰富内涵的热情与从中获得多方面启迪的可能,也扭曲了鲁迅及其作品的真实意义。

三是教师队伍解读鲁迅作品的局限。

事实上,许多语文教师并不能胜任鲁迅作品教学,这与所禀受的语文教育不无关系,没有像鲁迅当年每有感于寿镜吾先生陶醉地朗读而疑心老师读的是“极好的文章”那样。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关联着过去与未来的语文教育,他从前辈获得滋养,为后学指引方向,而每一代教师由于在受教和施教的大环境上的相似性,又体现出若干共同的优势与不足。这不足无疑对语文教育尤其是鲁迅作品教学形成了“局限”。

上述几个方面的“局限”影响所不仅因为它们确实影响到鲁迅作品教学效果,还在于我们从中认识反思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新语文教育理念,提高语文教学水平。

二、从大学语文教材看当前鲁迅作品教学的整体概貌——选篇与布局

通过调查14种现行大学语文教材,如《大学语文新编》魏饴,髙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大学语文》(第九版)徐中玉、齐森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统计收录鲁迅作品的情况,发现绝大多数大学语文课本都选用了鲁迅的文章,也基本避开了中学语文教材中已选的鲁迅作品,文章难度和文集的覆盖面也都超越了中学语文。然而以单部教材论,教材70%以上只选了鲁迅一篇作品,当然这与大学语文课程学时有限有关。我们发现,有些学校平行拓展的大学语文自读教材或开设专门的鲁迅作品选修课,对提高和深化鲁迅作品教学来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如复旦大学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就是一门通识教育核心课,仍以鲁迅作品精读为中心。

三、如何做好鲁迅语文教学的一点思考——“语文本位”与“因材施教”

“语文本位”要求从教材选文到课堂讲授始终以鲁迅语文成就的示范意义为中心,“因材施教”则要求按照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能力来设计具体的教学内容。由此要处理好以下幾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更新课程理念,提高师资水平。

语文教师不仅拥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丰富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知识,了解学生心理,熟悉教学规律,而且要具备先进的课程理念,对语文学科特点和本质规律有较好的理解与把握。

二是取精用弘,统筹选篇。

要考虑鲁迅作品本身的教育价值,还需要考虑各阶段语文课的要求、容量与前后衔接,小学调整增加涉鲁篇目,初高中适度增加深度,大学则丰富选篇,还可以利用通识课、专题讲座等形式引导学生阅读,深化对鲁迅作品的认识。

三是删繁就简,适可而止。

语文课讲鲁迅,最重要的不是教师“讲出”鲁迅的深刻和伟大,而是让学生感受到鲁迅的价值,体验到鲁迅的魅力,产生亲近他的愿望并进而主动去找鲁迅的文章来读。

参考文献:

[1]薄景昕.试论中学备迅作品的选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8(7)

[2]孙郁,黄乔生.“回望鲁迅从书”.总序.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一许广平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保罗·兰德设计批评思想解读 篇7

由于平面设计师终究是与受众打交道的, 设计师的目的就是让受众信服或者至少为他们提供信息, 由此可见, 设计师面临的难题有两个部分:预知到大众的反映和达到自己的美学需求。他一定会因此在其自身与受众之间找到一种传达方法。这个难题很不简单, 实际上正是它的复杂性支配着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看到图像人人都可以理解, 也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形式。

在符号、视觉条件下设计师意识到了他的观念和经验, 人类生活在一个满是符号的世界之中, 因此符号就是艺术家与受众的共通语言, 韦伯斯特将符号定义为:“代替或者暗示由于关系、联系、协议或者偶然的并非故意的相似的其他东西;尤其是, 有些看不见的可见标志, 就像一个概念、一种品质或整体犹如一个国家或一所教堂;一个人标记;就像狮子是勇气的象征,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 一个符号是一个替代品而不是要变成一个复制品。”

简化、程式化、几何学、抽象、二维、单调、非具象、非模拟这些词通常与符号一词相关, 但有时也会被错误地联系到一起。大多数有特色的符号的确匹配那些词语, 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必须被简化才有资格成为符号。事实上, 一些最佳的符号是简化了的图像, 仅仅表明简单有效的意思而并不表明这个词的本质意义。实质上, 不是外观而是实际作用定义了一个符号。

宗教和世俗的机构清楚地表明了符号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力量。十字架除了它的宗教暗示外, 很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完美的形式表达——积极的垂直线 (男性) 和消极的水平线 (女性) 的统一。

任何一种可见的图像都可能充当一个不论风格、抽象程度、与实际物品关系的符号。这里的符号是一个副产品, 从一个形式问题中产生——那就是, 垂直与水平平面的反面, 与此同时它暗示了十字形的高贵与安宁。

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罗杰·弗莱在评论具象的和形式的元素统一的难题时陈述道:“这可能, 也许给了我们关于将两种艺术形式结合的提示, 换句话说, 合作是最有可能使得它们中的任意一个被推到最大可能性的表达, 它们都将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供人们想象, 我们会感动是通过建议而不是陈述的语气。”

像图例这样不会涉及到美学评判并且很少有文学性的现实描述的视觉陈述, 既没有智力刺激也没有视觉冲击。由此类推, 当字体、几何图案和抽象形式仅仅作为自我表达的媒介时, 它们的滥用只会弄巧成拙。从另一方面说, 视觉陈述是要表达一个思想的基本感念, 它是建立在功能、想象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 似乎不仅要独特还要有意义且让人记忆犹深。

事实上, 当一个设计以供提交, 它一定是用衬边和玻璃纸装饰得很漂亮, 会被视作孤立的碎片。在这种情况下, 又没有竞争的存在, 纯粹的传统形式插画会看起来很有效果。对于广告来说, 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要想坚持自我, 设计师必须掌控好一些意想不到的普遍的陈词滥调。他要做到这个要通过简化、抽象、象征, 如果由此产生的视觉形象有些模棱两可, 那将可以用一个更加具识别性的补充。

我们通常理解的“创造性”是依赖于符号作为一个视觉实体与其他所有元素的成功结合, 被指向一个特定的问题, 扮演了一个与它的形式一致的特殊功能。它在合适的时间与地方使用是基本的, 它的误用会导致平庸或单纯的做作。设计师表达出符号基本意义的能力要通过解释、增加、减少、并列、变化、调整、联系、激化和澄清的过程, 这和那些我们所谓的“创造性”是类似的。

偶尔纯粹的非写实性图像的功能在没有解释性说明时更加有效——它会趋向于去限制一个想法和想象。因此, 受众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真实的画像。

三、幽默的作用

读者调查证明了幽默在视觉传达领域中的重要性。这个调查不是只主要参考了连环漫画广告或彻头彻尾的笑话, 而是参考了更加细微的变化, 设计本身, 通过联系、并置、大小关系、比例、空间或特殊处理的手段得到。

视觉信息声称的深奥或优雅经常是事与愿违的自命不凡;将幽默看做是无价值和轻浮的这种想法就误导了它的本质。简而言之, 幽默的方式对于视觉传达是不严肃的或者轻视的观点就是无稽之谈, 这个误解已经被那些成功地利用幽默作为一种创造自信、信誉和乐于接受新观点或产品的手段的企业家们的怀疑, 广播和电视广告在利用幽默作为有效的销售方法方面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且, 幽默在军事训练中帮助人们去理解严肃的问题, 在安全海报、战争债券销售和道德建设中也是一个有效的武器, 但战时幽默都被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忽视。

强调娱乐的深远影响, 柏拉图在《共和国》中说:“因此不要用强迫的手段, 但要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古代中国、印度和波斯的艺术在面具、陶瓷和绘画的设计中都反映出一种幽默精神。美国广告业在初期很多地方也证明了对于幽默的利用趋势, 例如, 印度雪茄店和药师, 那种幽默是严肃的当代思潮的产物, 这种思潮被揭露自例如毕加索、米罗、恩斯特、杜尚、杜布菲的重要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托马斯·卡莱尔说:“真正的幽默, 更多的从内心而不是头脑中来;不是蔑视, 它的本质是爱, 问题不在于开怀一笑, 而在于之后仍然会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要深入得多。”

四、拼贴和蒙太奇

广告商和发行者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将信息深入到消费者的头脑中, 这个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普通的图形和缺乏创造力的形象使得消费者很难全神贯注到广告中的产品中。广播和电视广告商, 他们运用媒体使得在工作室或家中的人们也可以参与其中, 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受众参与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说, 印刷广告的制造商们必须在一个一致的印刷形式下想出方法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拼图、密码、问答比赛、记忆测试和逗趣装置已经不时的被应用了。

现今的平面设计技术, 产生自心理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发现, 包含着许多可能性。拼贴技术的发明是对视觉思维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拼贴和蒙太奇技术使得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或想法可以结合成为一张单独的图;设计师用传统方法做出的同时发生的事件或场景一定是一系列孤立的图片, 但用了这两种技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它们能确保在一张图片中呈现的复杂信息能够很容易的吸引观众的注意。

中国式管理思想解读 篇8

关键词:中国式管理,优越性,挑战

中国式管理, 就是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 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及心理行为特征, 以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的管理体系。中国式管理的最基本的理念是“天人合一”, 以“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为三大理论主轴, 强调把人与自然看成是相互联系、和谐一致的整体, 寻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融合, 把主客体的和谐当做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即通过人的自我修养, 达到人与自然协同进化, 天下趋于大同。

一、西方管理思想反思

近年来,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加深, 建立在西方管理制度上世界经济运行体系所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如前些年印度工厂“毒气泄漏”事件, 东南亚地区的“血汗工厂”, 诸如此类的跨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伦理问题不断被人们揪出,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西方高度的趋利文化管理方式难辞其咎。

诚然, 由泰勒、韦伯、德鲁克等人构筑的西方式管理制度有其很强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 没有这套制度体系, 就不会有现阶段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 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 有理由继续坚持运用这些成熟的制度方法继续指导我国企业的管理。正如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所说的那样, “20年前, 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 那是无知;20年后, 还只看西方管理的书籍, 那就是无能了。”管理一旦成为模式, 就成了过去, 只是经验之谈, 而市场和企业本身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很多情况下, 西方管理制度体系与中国的管理现状存在明显差距空间, 某些环节也是存在缺失情况的, 由此导致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 与其置之不理, 不如果断采取措施加以修缮, 当然, 这种“修缮”并不是对原有制度的缝缝补补, 而是对体系的核心进行重新的设计和定位, 这显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

二、中国式管理思想优越性和发展机遇

当前, 世界各地区文化之间交流频繁, 冲突也不断增加, 因而迫切的需要包容性更强的中国式管理思想来应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式管理尊重个性和多元性, 应变能力强, 适合21世纪的变动不断、丰富多彩的环境。中国人崇尚与他人和平相处, 共同发展, 所以中国式管理很容易赢得其他民族的认可。

二战以后,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开始出现一些腾飞的经济体, 代表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学者们对这些经济体的研究证明, 他们都是通过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 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在其中,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 中国逐步进入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2000年, 进入WTO之后, 这种进程也迅速提速, 中国作为一个技术、管理水平都十分欠缺的后发国家, 过去的经济腾飞, 是值得国人骄傲与自豪的, 但问题在于, 随着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推进,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健康的高速增长?而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经济体一样, 为我国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服务?

在当前经济危机阴霾未散的环境下, 世界经济能否摆脱困境, 避免二次探底, 现在仍不得而知。不仅是中国, 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都会面临重新洗牌的混乱局面, 当然, 出此言, 并非意味着对未来经济失去信心, 有“危”就有“机”, 中国企业可以在这段时间静下心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 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三、中国式管理隐忧

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儒墨道法群星璀璨, 究竟哪个是中国哲学的体系核心我们不得而知。

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了许多优秀的成分, 但不可否认, 也混杂了不少的糟粕。因而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双重的, 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 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 所以我们在利用中国式管理时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与继承, 古为今用, 又要扬弃与更新, 同时, 我们也不能把眼光局限与中国文化上, 事实上, 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都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因此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体系, 工作量之巨, 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2. 中国式管理实践积淀不足, 造成理论的相对空虚。

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管理实践尚才有30年, 商业理论几无积淀, 国内企业与西方企业主要还在于阶段性差别, 而如果在此时推进中国式管理, 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则让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的推进发展带来不少隐忧。美国式管理的福特模式、日本式管理的丰田模式,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式管理却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 这是一种遗憾, 同时更是中国式管理推进的一个很大障碍。

四、中国式管理展望

管理从来没有好与不好之分, 只有合适于不合适的区别。管理者要把管理思想与企业自身状况相结合, 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 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中国式管理并非是对西方现代管理的简单否定, 而是在理性对待西方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同时, 为其锚定一个核心思想, 然后在此基础上, 恰当的借鉴, 为我所用。

蔡元培教育思想再解读 篇9

道德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道德教育是五育并举的核心内容。蔡元培通过研究孔子、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中西方先哲的思想精髓奠定基础, 从而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 所以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德育为做人之本“若无德, 则虽体魄智力发达, 适足以助其为恶, 无益也”。所以道德教育是“五育并举”教育思想的重点。把道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只有道德完善人类才能达到和谐发展的境地。所以教育的首要目的都应该是发展道德。

科学教育。他发现进行科学教育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 因而, 科学教育成为他终身不懈的追求:他重视科学教育, 始终把它放在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主张在大学内设研究所, 加强学术研究, 探究高深学问;提倡文理并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求;扶持科学社团, 繁荣中国的科学事业;培植科学文化, 弘扬科学精神;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方法的运用;不仅强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而且要求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蔡元培所说的科学方法极其广泛, 主要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 但他更加重视归纳法。他主张对待一切事物都要采用科学方法, 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 而且要善于消化和吸收, 创造出合乎我们自己需要的新学术。

体育。蔡元培先生提出, “夫完全之人格首在体育”, 自古儒家思想中就有,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无论是为国, 还是为家, 想要做什么事, 都需要一个健康、强壮的的身体作为后盾。所以蔡元培先生不仅从体育领域深刻的阐述了学校体育工作的要点, 而且他站在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高度, 敏锐地观察到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性。1912年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上, 他系统地向学生阐述了体育思想。肯定了体育在学生修身中的地位“修己之道不一, 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并具体的指出体育与智育, 体育与国家, 体育与美育的关系, 激发人们强健体魄的兴趣, 认识到体型美、力量美、速度美, 以及对这种健康美的追求。

美育。自古中国的教育就有美学的教育, 但并不突出, 只包含在德育之中, 在传统的教育教学中并不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用蔡元培的话说, “太把美育忽视了”。为了充分发挥美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蔡元培提出, “为要特别警醒社会起见, 所以把美育特别提出, 与德智体并为四育。”这是蔡元培先生对我国教育理念的一大重要贡献, 放在今天的教育教学中也一样适用。蔡元培作为一位美学家, 他把美学教育运用在教学中, 这是在中国的教育理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美学教育, 确立它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引起社会和教育界对美育的重视, 他大胆提出, “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 他成立了一些艺术研究社, 蔡元培先生亲自为学生讲授美学理论课。蔡元培先生绝对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热心的美学教育启蒙者, 他大胆开拓、辛勤实践对今天美学教育的发展意义不可估量。

世界观教育。美学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健全人格的”, 对美的认识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美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思想感情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对美好事物的研究、认识中, 会慢慢形成一种辨别美丑的能力, 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人类既要有对事情清醒理智的认识, 又要有对生活热烈的感情, 才会有适当的行为、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还应该遵循“思想自由”勇于探索真理的原则, 挣脱思想的牢笼追求人生的理想, 获得人生最大的发展。

总之, 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五方面是健全人格养成的不可或缺的五大因素。在教育实践中必须将这五个方面的统一。为实现近代教育启蒙的理想, 蔡元培从人的自由本性出发, 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受教育者的自由人格。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蔡元培继承了传统儒家道德人格理想的核心理念, 吸纳西方现代教育中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 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提出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并举的健全人格教育内容, 从而完成了对健全人格的建构。具体而言, 人格的养成应以个体为起点, 最终在个性与群性的统一中实现。在人格教育的实施过程中, 应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 四育并举, 协调发展。研究蔡元培先生“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对于探讨当今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

[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3月。

[4]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5]蔡元培:《蔡元培教育名篇》,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年4月。

[6]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 李铁谊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年10月。

[7]托马斯·胡森:《国际教育百科全书》, 第一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8]马征:《教育之梦:蔡元培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9]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 (1917一1937) , 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当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解读 篇10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人本主义就是关注人的学问。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起始于以古希腊智者学派创始人普罗泰格拉、古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和昆体良为代表的朴素人本主义阶段。到了中世纪, “神”取代了“人”, “神学”取代了“人学”。文艺复兴时期, 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才形成一种思潮, 这一思潮被称之为人文主义。 (有学者也称之为传统人本主义, 以强调与当代人本主义的渊源关系) 。这个时候的人本主义者复兴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他们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重新还给了人。[1]

但从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 科学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自然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无所不能。“到19世纪后半叶, 唯科学主义已成为西方主导地位的思潮”。[2]但唯科学主义的基本观点却是以物质一元论和唯理性为主要特征的, 这恰恰违背了科学的精神。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之内连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战后的“全球问题” (能源、环境等) , 告诫人们科技发展具有的两重性。[3]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的思潮推动下,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 在美国兴起了一场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与此同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科学人道主义观。有学者称之为当代人本主义教育或科学人文主义教育。

当代人本主义倡导的教育观

1. 人本主义教育是发展人的潜在能力和促进人自我实现的教育

马斯洛认为:人本主义教育就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 培养自我实现 (self-fulfillment) 的人。他认为人是具有巨大发展和创造潜能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切生物体的根本属性。而这个巨大的潜能和创造性的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人本主义的教育。他们认为人是自我实现的人, 外在的专制和束缚反而会扼杀人自主、发展、创造性的本质。可以说, 人的自我实现, 既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也是教育的必然途径。

2. 人本主义教育是培育人“完美人性”的教育

人本主义教育强调事实与价值的整合、强调自然知识和人类崇高人性的统一, 是最终达到丰满人性和自我实现的教育。它包括两个相关的方面, 即人文关切和科学理性。“把事实和价值融合”起来, 避免主知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是马斯洛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当代人本主义者主张的教育, 正是要帮助所有阶段的人, 在学习和研究事物的基础上, 学会抵制各种诱惑, 执着而狂热地追求真、善、美等存在价值, 最终实现人类对教育本质的崇高追求——创造人的幸福人生, 实现人的丰满人性。[4]

3.“品格教育”是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

在道德教育上实践上, 当代人本主义者倡导立足于学生个体和学生现实生活的“品格教育”的教育。品格教育的著名倡导者,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考特兰德学院, 第四和第五种R研究中心主任里克纳教授 (Thomas Lickona) 指出:“品格教育要把促进核心的道德价值观作为良好品格的基础”。[5]他认为要把一些公认的、普遍的、客观上非常重要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当作道德教育的依据和根本。比如, 关爱、诚实、公平、责任、尊重自我和他人等。我们的道德教育应首先进行立足于生活和关注学生个体的品格养成教育, 然后再进行道德理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我们应坚决杜绝泛化的道德教育和把道德教育政治化的不良倾向。

4. 人本主义教育是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教育

这一判断是基于上一命题, 即人本主义教育是促进人“自我实现和人性充分发展”作出的, 是上一命题的必然衍生。正是人具有的作为人本质的主体性、自主性, 人才会自觉的去批判他所处环境中不合时宜、限制人发展的东西, 超越现实和物质世界的束缚, 创造出新的东西。人本主义教育的根本宗旨, 正是要在教育实践中, 把人真正培养成为一个人格健全、正直善良、充满着无限创造活力的人。

结束语

我们倡导的学生全面发展的观念, 新课程改革提出的课程改革要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 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 向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情感、态度、价值观转变的理念, 正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我们进行中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革新的核心应该是使我们今天的教育更具人本精神, 使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本理念”核心价值观念重新回归到教育的本体中来。

参考文献

[1]张传燧, 赵同森.解读人本主义教育思想[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1.

[2]沈铭贤,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趋势[J].哲学研究, 1992 (6) :19-26.

[3]杜时忠,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1998:3-7.

[4]McNeil, J.D. (1985) .Curriculum: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3rd.ed.) [M].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td.:5.

上一篇:分位数回归方法下一篇:支出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