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创作（精选十篇）
女性文学创作 篇1
“五四”解放了国人的思想, 也带来了女性思想的大解放, 对“人”的注目将女性从黑暗的地狱中拯救出来, 从而结束了女性沉默无言的历史状态, 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做为一个“人”的主体而存在。由女性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由此开始了。其时, 典型作品就是丁玲女士的《莎菲女士日记》, [1]作品以日记的形式直露地剖析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坦率地描写了女性的身体欲望与渴求, 敢于直面女性自身冲突, 挑战危险的处境, 写出了女性意识最初也是最根本的觉醒。在文本中, 叙事者公开讲述女性的身体与性, 讲述长久缺失了的女性对异性的情欲和对这情欲的自我意识, 对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源远流长、天经地义的书写策略进行颠覆瓦解, 建构完整的女性自我。文中所表达的就是女性的情欲理性、拒绝和超越, 是深沉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 是女性苦苦挣扎的艺术证录。
如果说是以丁玲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者们将女性主义文学引入中国文学之中, 那么60年代出生的陈染、林白则是将女性主义文学真正发扬光大, 使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真正受到注目。6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把女性的独特声明历程作为写作的主要对象。她们的作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品。她们从最私性的身体出发, [2]“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正如西苏所说:“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了去, 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意向, 这身体常常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抑的同时, 呼吸和言论也被压抑了。”[3]陈染和林白的作品正是致力于唤醒妇女沉睡的身体, 激发女性特有的性魅力, 从而从身体的解放到话语的解放。
到了90年代中后期, 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慢慢涌现出来了。她们以文学新人类的形象喧哗鲜亮地登场, 又以描述躁乱的青春受瞩目, 甚至成为大众的宠儿。观其作品, 充斥着萎靡的生活的气息, 充斥着物质、商品的痕迹。小说角色往往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表现, 书中主人公所信奉的正是卫慧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得以体现, 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 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 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 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 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 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 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的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 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按罗瑟林·科渥德所说:“如果只是因为一本书将女性的体验放在中心位置, 就认为它具有女性主义的兴趣, 这将陷入极大的误区。”那么这种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主旨意义的小说是否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 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写作倾向, 它形成的根源是什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过去非常遥远的“自由”也莅临中国的文学界。吴义勤认为:“20世纪90年代, 中国文学的自由, 既是指文学空间、文学环境的自由, 更是指作家表达方式、文体选择的自由”。[4]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 各种过去的禁忌都成为合法话语。同时由于在她们生活的时代, 女性已经得到极大的自由和解放。她们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女性, 也不同于经历过文革的6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家, 她们生来就享受自由, 对自由的操纵程度也远远甚于以往的人们。加之“70年代以后”作家成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流意识正发生了一个有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被释放、追逐, 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渲染成为全民族追求象征的过程”。消费时代的到来, 使得文学也不得不打上消费的印记。[5]柯福在权利理论中说过:“即使在今日它所呈现的极大扩张中, 知识的追求也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真理, 赋予人类以正确宁静的把握自然的能力。相反, 它无止境地倍增风险, 在每一个领域中制造险象……制造一种与日俱增的奴性, 屈从他的狂暴本能。”[6]因此, 一旦这种文化盛行, 她们就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文化, 接受都市文化, 享受都市文明。崇尚金钱, 追求时尚, 强调个性, 追求个人化, 成为他们的思想特质。
在自由化蔓延的背影下, 一些敏锐的女性文学创作者便顺应时代与文化的发展趋势, 将一些通俗非通俗、世俗非世俗的作品以商品化的运作模式推向市场。在大众文学的消费中进行全新的个性化尝试。有研究者如是说,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 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 女作家集中抒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这种女性写作将女性更加个人化的性别体验展现于世人面前, 女性写作的私人化程度加深。在陈染和林白笔下呈现女性灵与肉的冲突时, 并未忘记作家应有的责任感, 并未放弃对意义的追求和对自我的重新审视。而这一主题到了卫慧、棉棉那里, 欲望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的代名词。“身体”从“私人化”走向“肉体化”。[7]
以卫慧《上海宝贝》中的主人公倪可为例, 倪可是一个充满叛逆思想的女性, 同时也是一个对肉体充满强烈欲望的女性, 在她所谓的“爱情世界”里, 充斥着靡腐的肉欲气息。她沉迷在自己赤裸裸的肉体欲望中不能自拔, 她以为自己是站在“两性关系”之上看人生与世界, 却不知自己正是男性欲望社会中一个“被看”的对象。当她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不是积极采取措施而是选择回避问题, 让自己在欲望的怪圈中继续沉沦。正如以为评论者所说:“卫慧的主人公积极地放纵性作为反抗的武器, 这使得她的写作陷入另一个怪圈, 批判传统的道德绝不意味着人们在面对不同的肉体时就不必有挣扎、撕裂、犹疑的心理感受;选择某个爱人并对之保持长久的倾慕、忠贞也不一定是过时和落伍。以为唯有性放纵才能解构性禁锢, 则是作家无意当中从一种专制走向另一种专制。”[8]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特殊的时代氛围以及卫慧等人特殊的成长环境是造就她们写作特色和写作误区的主要原因。这个“误区”究竟是因为思想前卫而未得到大众认可还是确实属于女性主义意识的一种缺失, 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的。不管如何解读这个问题,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道路依然漫长。
参考文献
[1]林树明:《多维视角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林白:《记忆和个人写作》, 《花城》1996年第5期.
[3]西苏:《美杜莎的笑声》, 北京大学出版社.
[4]吴义勤:《多元化、边缘化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价值的迷失》, 《南方文坛》.
[5]陈思红:《对“70年代以后出生”女作家创作的一点思考》, 《文汇报》, 2000年4月1日.
[6]福柯.尼采:《福柯的面孔》, 文化艺术出版社.
[7]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 《文艺争鸣》, 1997年5月.
女性文学创作 篇2
4月19日，“莫言的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讲座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新华社发(王申 摄)
19日晚，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会议室，由600多个临时座椅和一块演讲台搭建而成的大讲堂座无虚席。团结香港基金旗下中华学社邀请著名作家莫言来港进行主题为“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的讲座。
讲座一开始，莫言通过对自己笔名“莫言”的有趣解读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莫言说，“叫‘莫言’是为了提醒自己少说话，多写作;少说话，多干事。少说多干，这也是中国人非常宝贵的人生态度。”
在谈到对香港文学的印象时，莫言表示，单从文学领域来讲，香港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这些小说繁衍出来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每一版都吸引了很多观众，这种力量便是文学的力量。
莫言同时指出，香港的`严肃文学有一条没有断过的、像静水一样默默流淌的文学脉络，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莫言认为，香港以独特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环境等因素，造就了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文学特征，同时还培养了许多优秀作家。
莫言表示，如果有很多民众都是阅读者，并在阅读中反思，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素质自然会提高。他鼓励人们热爱文学，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莫言将自己形容成一个“文学的乐观主义者”。他说，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不会消失，而读者的阅读热情和作者的创作热情是并驾齐驱的。“文学的发展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会是一条直线，而像波澜一样地前进，有高潮，也会有低谷。”
谈到网络文学的发展，莫言认为，网络文学如今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文学创作力量，不容忽视。网络作家的创作数量和速度让人惊叹，但当中的精品却较为稀少。莫言呼吁网络文学作者要沉静下来，努力将语言打磨得更为优美和精炼，将故事设置得更为合理，把人物塑造得更为丰满，以提高作品质量。
“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学。支撑我文学写作的根基是童年、故乡和生活经历。”莫言指出，作家的写作应立根于自我，将生活积累当作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库，从最熟悉的人和事物写起，慢慢扩大书写范围，并通过不断学习，再加上想象力，便能创作出好作品。
在当晚讲座的专题讨论环节，团结香港基金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问及莫言如何从西方文学吸取养分时，莫言表示，自己深受西方文学思想与拉美写作风格的启示，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的精髓。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讲座吸引了超过600名师生及热爱文学的人士参与。
女性文学创作 篇3
摘 要：石楠作为知名传记作家，创作了十多部质量上乘的文学传记。石楠的创作总体上提升了女性传主的知名度，弘扬了女性的精神品位和他们伟岸的人格力量；同时，她的传记也不同程度地彰显了以安徽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的魅力。
关键词：文学传记 女性精神品位 皖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5005505
石楠作为知名作家，首先是以传记小说奉献文坛为起点的。她的《画魂——张玉良传》1982年在《清明》杂志刊载后，旋即风靡全国，影响深远，人们无不为张玉良的坎坷身世和奋斗历程所感动，同时也对作家石楠的生花妙笔所折服。这以后，石楠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创作了十多部传记文学作品和几部中长篇小说。虽然后来的传记作品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没有她最早的传记《画魂——张玉良传》那样引起轰动效应，但几乎每一部传记都堪称精品。正如江流在《石楠新著〈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里所说：
不久前，石楠为当代京昆名旦梁谷音写了部名为《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的传记。读后，我觉得它的艺术光彩比《画魂——张玉良传》尤为深邃，是石楠在创作上的纵身一跃，把她前面几部传记抛在了后面[1]。
具体一点说，石楠在新旧世纪之交创作的《亚明传》、《舒绣文传》、《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或以笔致的轻灵明快见长，或以人物的传奇经历令人瞩目，或以传达女性传主细腻生动的感情世界让读者敬佩。
如果对石楠的传记文学创作（包括《生为女人》、《漂亮妹妹》等长篇小说）作总体考察，我们觉得石楠本人作为皖籍女作家，从她走上文坛伊始，就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了一种创作路向，即立足于为皖籍人物或与皖南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立传，旁及周边地域的古代或当代人物；其次，石楠的创作大多以女性为传主或小说主人翁，凸现女性精神取向和价值观；最后，石楠传记文学里的主人公，虽然或以精神高尚值得人们引为楷模，或以成绩骄人值得人们学习。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代社会，石楠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传主本身的精神品质很容易在众声喧哗中失落。为彰显石楠传记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并具体阐述石楠文学创作中的女性精神价值取向和皖南文化意义，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作初步论述。
一、石楠传记文学作品里女性精神价值取向
在石楠十多部传记文学作品和中长篇小说创作里，传主或小说主人公是女性的占绝大多数。这些女主人公最后的身份有些是演员，如舒绣文、梁谷音；有些是书画家，如潘玉良、刘苇、杨光素；有些是作家，如苏雪林、谢冰莹；还有如柳如是，似乎既可以算书画家，也可以归入作家。石楠的传记文学主人公大多出身低微，象柳如是、陈圆圆、潘玉良等早年沦落为青楼女子，梁古音是弃儿，还有如苏雪林、谢冰莹、杨光素算是小家碧玉出身。从传主生活的时间跨度上划分，主要为明末清初两位人物柳如是和陈圆圆，其余大多是生活在民国以后的人。尽管石楠作品里的女性主人公即使在生命的全盛期也算不上显赫人物，但她们的精神价值取向却令人瞩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巾帼英雄式的刚烈和凛然的正气
这首先要数柳如是。众所周知钱谦益作为降臣，即使算不上遗臭万年，总要长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因为钱谦益娶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妻子柳如是，柳如是宁可携丈夫共赴黄泉，也决不希望丈夫投降清朝统治者，落得贰臣的骂名。《一代名妓——柳如是》将女主人公在风雨飘摇之际，以孱弱之身，呕心沥血以图挫败奸贼逆谋，鼓励、辅助丈夫奋起抵抗侵略者，南京失陷后又自沉殉国的所作所为和心路历程刻画得栩栩如生，有一唱三叹之效。虽然柳如是本人和钱谦益最终未能为故国殉节，但正因为柳如是联络和资助抗清力量，不惜牺牲一切和清朝统治者暗中较量，钱谦益作为贰臣的形象，才在人们的视野里渐渐淡化，他的投降劣迹才被抗清志士所原谅。还有如苏雪林、舒绣文、谢冰莹，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之秋，或将生平所有积蓄捐献出来支持抗日将士，或者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和重重阻挠，以艺术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和鼓舞民众抗日，或冒着艰难困苦和生命危险亲赴抗日战场救死扶伤。所有这些都向世人宣示了，她们是中华民族最出色的女儿，是值得让世世代代铭记不忘的巾帼英雄。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柳如是、苏雪林、舒绣文、谢冰莹等人表现的凛然大义之举，不仅不逊于须眉男子，甚至还让一些男子黯然失色。
（二）作为生活在“男尊女卑”思想观念十分浓厚的旧时代，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争得和男人平等的权益而勇敢搏击
中国的封建统治十分漫长，如果说中国的封建时代最不道德的教条是什么，我们认为对女性的歧视是其中之一。在把三纲五常和男尊女卑当作金科玉律的封建时代，无数有才华的女子的才能或被剥夺，或被压制；她们的权益遭到无情践踏，甚至连生命也丝毫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畸形社会，女子为争得个人的权利，凭借女性魅力，冒着身败名裂的下场，游戏人生，摆布一下那些不可一世的所谓大男人；将个人的生命力量张扬到扭转乾坤的程度，同时映衬出平时那帮或豪气冲天、或道貌岸然的有权势男人是如何的卑琐和渺小，这就是《陈圆圆——红颜恨》里陈圆圆给人的印象。至于柳如是，作为生活于封建意识浓厚的晚明时期的青楼女子，虽然熟谙儒家经典，满腹经纶，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从来没有在她的头脑里留下痕迹。柳如是和复社的名士平等交往，和他们称兄道弟；为争得女子正当权利坚持要钱谦益以夫人礼节待之，这些都表明即使在男尊女卑腐朽观念最浓厚的封建时代，仍有勇敢的奇女子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而奋力抗争。至于苏雪林和谢冰莹，欣逢新文化运动时期，她们为争取妇女权益而采取的对旧势力的抗争虽然仍遭到很大阻力，但毕竟得到社会上进步力量的呼应，因此相对来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尤其是谢冰莹，天生具有叛逆精神，幼时就是孩子王，坚决抵制女孩裹小脚的陋习。这注定了谢冰莹在未来成长道路上既充满坎坷和艰辛，同时也收获成功的喜悦和自豪。尤其是她的小说创作成就，和其她几位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一道，构成新时代飒爽英姿女性小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杨义评价说：“谢冰莹一写小说，就显出粗犷酣畅、慷慨激昂的气质。作为‘女兵，这些小说多的是‘兵的率直豪爽，少的是‘女的温柔委婉，她和丁玲、白薇一道，把‘五四一代女作家的清浅委婉的文学格局打破了。”[2]当然，这仅仅指的是谢冰莹早期的小说风格而言。就作为女作家的谢冰莹的一生经历说，她的性格既有豪爽率直的一面，同时也富有女性的温柔细腻和婉转多情。这在石楠所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里有着生动细致的表述。其余的传记女主人公如潘玉良、梁谷音、舒绣文、杨光素等人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近乎矛盾的双重性格特征。
（三）生活激流里的刚而韧者
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特别是儒家说教里对“大丈夫”的审美要求感召下，的确涌现了许多“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志士仁人，但真正能在艰难困顿和生死存亡之际能做到既刚而能韧、刚而不断的，并不多见。儒家的君子宁可杀身成仁，不愿意委曲求全。从道家的角度考察，这与其说是君子的“节操”，毋宁说是一种欠缺。石楠所著的女性传记里的女主人公，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文化熏陶下男性君子欠缺的一种精神品格，即刚而有韧性、刚而不断的性格特征。比如柳如是，在南京失陷，殉节不成之后，并不像夫君钱谦益一样一味消沉，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反清复明四处奔波操劳，以羸弱的身躯，和野蛮强大的清统治者和恶势力做着韧性的战斗。柳如是的这种顽强执著精神甚至感染了一心求死的钱谦益，促使钱谦益最终也参与了危险同时要求富有耐心的联络和支援抗清志士的工作。还有如舒绣文，少女时代就被逐出家门，身怀六甲却又被男友抛弃，生活无着。遇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困苦和精神创伤，但舒绣文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舒绣文的早年经历是西方前卫小说家刻画性格变态主人公的绝好蓝本。但在中国文化土壤里走出困境的舒绣文，并未因为早年的凄惨遭遇而走向变态和堕落，她仍然那样不计前嫌，孝敬父母；开朗大方，乐于助人。舒绣文成就的伟大人格，就在于她不仅具备“大丈夫”的刚勇和浩然正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具备许多大丈夫所欠缺的韧性。还有如画家杨光素，过了知天命之年，却抛弃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只身闯入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异域他乡，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韧性，终于在强敌如林的法国画坛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应当说杨光素的行为给“刚而有韧性”做了最好的注脚。说起来，谢冰莹虽然在文坛上留下的是刚者的身影，但如果从石楠的传记文学《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考察，她给人留下的更深刻印象是韧者的形象：早年她和第一任丈夫符号离异，独自带着孩子飘零，走投无路时不愿意投江死去，是为了孩子而活着；晚年一味容忍丈夫的暴躁脾气和大男子主义，是为了成全爱的哲学和佛家慈悲为怀的信仰。总之，刚而富有韧性是石楠传记小说里女主人公的重要精神品质。
（四）重情重义——婉转多姿和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儒家虽然一贯拔高男人，所谓君子、大丈夫、士等等，都和男人沾边，而女人只能和小人挂钩。但儒家的说教似乎并不能真正具有说服力，千百年来视金钱如生命，视情感如粪土的李甲之流层出不穷，对女子始乱终弃的潘仁美之辈不绝如缕，此辈的行为是对儒家说教辛辣的嘲讽。反之，石楠传记小说和文学作品里的女主人公个个重情重义，在她们的生命长河里，或静静地流淌，或汹涌澎湃地翻滚着的情感浪潮，折射出的是她们情感世界的婉转多姿和丰富细腻。柳如是，爱的是陈士龙，但和钱谦益结婚后虽然不忘旧情，只是和陈士龙保持一般的朋友关系，对钱谦益一心辅助；虽然争得和正室一样的地位，却对真正的正室夫人陈夫人礼敬有加；面对朱姨娘的嫉妒挑衅，是以诚心待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终于感化了朱姨娘。可以说，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大家族中，最棘手的事就是处理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河东君却非常完满地处理好了她和陈夫人和朱姨娘的关系。这不仅显示的是文坛泰斗钱谦益望尘莫及的才能，更多凸现的是河东君丰富细腻和慈悲善良的情感世界。这种才女型的性格特征在苏雪林、谢冰莹、潘玉良、舒绣文、梁谷音、杨光素的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这里特别要提到石楠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漂亮妹妹》里的女主角筱菱花。漂亮村姑筱菱花和她心仪的上海知青凌思求婚后不久，建筑工程师凌思求从工地上的四层楼上失足落下，摔成重伤。虽经医院全力抢救，凌思求保住了性命，却成为高位截瘫患者，同时性功能也彻底丧失。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体制改革的到来，凌思求的生活费也停止发放。这期间筱菱花不仅一手承担了照料凌思求的生活的任务，还要四处找工作养家糊口。同时还不断受到好色男人的引诱甚至强暴。这一切筱菱花都忍受下来了，为的是她对凌思求的爱。而这种受到身心折磨的爱一直延伸到她生命的终结。对照情节有点类似的劳伦斯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虽然查泰莱夫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无可非议，同时我们也油然对筱菱花这样伟大的中国女性肃然起敬，敬佩她爱得深沉博大，感情的崇高伟岸。
二、石楠文学传记和皖南的关联及其文化意义
考察石楠的传记文学，其传主或出生在安徽，如苏雪林、舒绣文、亚明，或和安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潘玉良，出生于扬州，但幼年就被拐卖到安徽芜湖的青楼，后来被海关监督桐城的潘赞化赎出并成为夫妻。在潘玉良未来的漂泊生涯中，安徽和她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画家杨光素曾长期在芜湖和合肥工作。大画家刘海粟，一生最钟情黄山的山水，生平曾十上黄山写生，1988年最后一次上黄山写生，刘海粟已经是九十三岁耄耋高龄的老者。其余的如柳如是、谢冰莹、梁谷音等人物，虽非安徽籍人士，但出生地或者和安徽山水相连，或者在文化上一脉相承。
安徽自古属于楚文化圈，同时兼容吴越文化于一体；三国以后由于政治和地域的关系，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风物和山川物产上，安徽和周边的浙江、江西和江苏呈一体化局面。自古以来，才人辈出，政治家亚父范增、周瑜，学者戴震、马瑞辰都是皖籍人士；清代中后期，更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如果说在这以前安徽文化隶属于长江中下游楚湘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话，那么桐城文学流派的崛起，形成了一股整合力量，使得江浙才子和楚湘学者都拜倒在桐城文化的麾下，深受桐城派文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楠传记文学里的主人公潘玉良、谢冰莹、刘海粟和梁谷音，他们的行为、创作或表演体现的文化学意义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受皖籍文化的影响。
以严格的地域限定的话，石楠传记文学里的主人公苏雪林、舒绣文和亚明是出生地或祖籍在安徽的真正意义上的皖籍人士。通过这几位传记主人公，我们可以窥见皖南文化的几个典型特征：
（一）孝道和报国
以舒绣文和亚明为典型——为“赤子之心”做了最好的注脚。舒绣文自幼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后被父母逐出家门。虽然飘泊在外，倍尝人世艰辛，但恋恋不忘父母亲情。只要舒绣文生活上有点起色，她就不会忘记父母和弟妹，给家里寄钱寄物。还有画家亚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狂轰滥炸，家园被毁。亚明母亲带着一家流落在外，这期间全靠大儿子亚明廋弱的肩膀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劈柴、担水，三九寒天下水摸鱼捉虾改善家人伙食。中国儒家文化有种观点：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这句话拿舒绣文、亚明去参照是最恰当不过的。舒绣文在抗战时期忍饥挨饿，用精湛的表演艺术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亚明则参加新四军，抗击日本鬼子[3]。之所以如此，我们以为和安徽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理学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传承，在形成初期，其大本营之一就在徽州婺源。理学虽然以极端歧视女性为人所诟病，但它强调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这样的行为准则，应当算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在这样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安徽涌现了许多忠臣孝子式的杰出人物。舒绣文、亚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如果要我们解释什么叫“赤子之心”，石楠的著作《舒绣文传》和《亚明传》给了最好的诠释。
（二）理性和克制
这还得从理学谈起。南宋朱熹理学的理论框架式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姑且不谈这句口号的正确与否，我们从朱熹归纳的“天理”、“人欲”的内容考察，可以认为他的理论玄想成分极多，其次是朱熹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克制。虽然朱熹理学玄想成分里有很多荒诞的东西，但受其熏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一种理性思考的习惯，这可算作理学文化土壤里培养出的最珍贵果实。我们考察石楠传记《另类才女苏雪林》的女主人公，可以算典型的富有理性和克制精神的代表。她在处理和男友关系时如此，个人去就问题时如此，其它许多方面莫不打上这方面性格特征的烙印。苏雪林当年猛烈抨击郁达夫及其作品，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思想意识和流派之间的成见导致苏雪林对郁达夫大肆挞伐。其实，苏不喜欢郁的那种张扬的个性和泛滥的情感宣泄应当在心理学意义上被重点讨论。还有舒绣文和亚明，舒绣文作为演艺界成功的明星，在对待个人得失和抗日救亡大事上，在对待恋爱上，都表现出少有的理性和克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舒绣文和亚明都经历了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疯狂的无理性时代，舒绣文和亚明都表现出惊人的克制和理性精神，正是凭借这样的理性精神和克制，他们保持了作为文化人的良知和清白，成就了伟大人格，彰显了安徽文化的魅力。
（三）勤劳和利他
若谈到徽州文化，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徽商文化为许多人所了解，即勤劳刻苦的徽骆驼精神，贾而好儒、急公好义的儒商风范，对事业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的行业准则，讲究诚信的行商原则。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行业文化，势必和主流文化相互交融并且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人产生影响。融入主流文化的徽商文化对石楠传记文学的主人公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我们以为最大的影响是勤劳刻苦的精神和利他主义。这在《舒绣文传》和《亚明传》的主人公身上多有体现。《舒绣文传》多处描写了舒绣文对艺术表演的精益求精，为达到艺术的精湛从不放过最微小的细节。成为功成名就的影星以后，仍然对表演一丝不苟，甚至拖着病躯反复练习角色动作，以致好几次晕倒在练习场地。可以说，舒绣文成功的背后，付出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劳动。舒绣文在早年过的是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但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并没有妨碍她演技长足的进步。成为名演员后，她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培养艺坛新秀上，同时关心她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勤劳刻苦和利他主义这一徽州文化因素深深浸润在舒绣文的血液中，同样的情况在《亚明传》中的亚明身上也得到充分显露。亚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刻时时不忘练习绘画，解放以后，生活安定了，更是如饥似渴练习绘画技艺，常常为此废寝忘食。反右和文革时期，宁愿自己受冤枉，也要保护清白的同志，甚至不惜惹火烧身。
三、石楠对优秀安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石楠文学创作受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特别是桐城派文学的影响，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品，首先是《史记》的据实而录的精神，为中国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开了良好的头。若进一步上溯，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战国策》和《左传》之类的传记文学就别具生面，或以记事擅长，或以描绘战争场面取胜，或以议论隽永为人称赏。以致到了明朝的时候，面对灿烂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先秦两汉和唐宋文学，学子们不知如何取舍。现今文学史指称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他们津津乐道的什么“文必两汉，诗必盛唐”也好，还是“唐宋八大家古文”也好，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们看问题的偏颇。倒是桐城派崛起之后，对古文做了一种整合，特别是刘大櫆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概括了写文章的关键和要点，全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点。也正因为如此，桐城派才能在古文衰落的时候重新崛起，以致出现像方苞、姚鼐、曾国藩这样的文章大家。应当说，石楠的传记文学是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桐城派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的。比如那种冷静节制的情节描写，裁剪有度，恰到好处地突出“义理”，等等。
另一方面，石楠作为有才华的传记文学作家，从创作伊始，就框定了她创作的大方向和大范围。在大方向上，她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女性，并且出身平凡，但经过不懈奋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从出身地框定主人公的范围，则大多数主人公或出身安徽，或和安徽有着密切关联。石楠的这一界定并非偶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的界定形成了石楠传记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整体意义：即为女性文学造势和为安徽文化张本。
总体来说，石楠的文学创作彰显了以安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清新秀丽而又纯朴的文化特色，塑造了十多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石楠独有的创作特色。石楠之所以能创作出多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首先是和她广泛收集资料有关。在石楠创作的传记中，一是传主的资料缺乏，比如陈圆圆和柳如是。由于历史久远。她们的身世和活动记录大多已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尘中，现有的资料或者是有关她们的文学传奇类作品，不可信以为真；或者是她们生平或自身作品的一鳞半爪，很难窥见全豹。其次是石楠传记作品的主人公有的在海外或港台地区，如潘玉良、苏雪林、谢冰莹和杨光素，收集她们的资料会很费周折。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传主形象不仅个个形象丰满，而且栩栩如生。这说明石楠对收集人物生平资料下了很大功夫。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写人物传记不仅要求作家善于收集资料，而且要更善于巧妙地组织资料并且出色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在处理人物生平的真实遭遇和适当发挥想象力，使之统摄于传记文学总体的审美思考之下这一点，石楠是做出了艰苦努力的。比如，据史料记载，柳如是最后的结局是非常凄凉悲惨的。一代旷世才女，生平勇敢执著地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对强大的清统治者视之如草芥，却在家族势力威逼勒索下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束手无策，最后悬梁自尽。为了使传记人物柳如是的审美风格显得前后一致同时不失真实感，石楠在全书结尾安排了一个情节，那就是柳如是用抗清志士赠送给她的宝剑杀死了投降清朝、迫害他孤儿寡母的始作俑者——松江知府钱横，然后自杀身亡。这样的处理对柳如是前后的形象描写达到了一贯性，做到了审美平衡。还比如舒绣文，据舒绣文养子舒兆元的口述资料，他离开母亲前往下放劳动之地，并且直到母亲舒绣文去世，舒兆元并没有一次回到北京的医院看望母亲。并且据舒兆元说，他之所以离开母亲，是因为他听信了造反派诬陷舒绣文是历史反革命和国名党特务的传言，决心和母亲舒绣文划清界限。他临离开母亲时还质问这是不是事实？当舒绣文回答说这都是造谣后。舒兆元不仅不信母亲的辩解，还推了重病在身的母亲一把，这不仅造成母亲的病体雪上加霜，更造成舒绣文心灵的巨大创伤。对此舒兆元引为终身憾事。可是如果在《舒绣文传》里将此节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则有可能扭转读者的视线，把注意力投到母子反目和亲情沦丧上来；也违背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即描写舒绣文晚年的遭遇是为了控诉那个疯狂而动荡的疯狂年代对善良的人们的迫害。事实上，舒兆元的行为也是时代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个人。《舒绣文传》通过舒绣文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对儿子的思恋情景的描绘，表达了舒绣文伟大的母性精神。
石楠在《我的传记小说创作思考》对传记小说观做了如下表白：
“既然传记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它既要是人物传记，又要是小说。既要符合人物的历史的真实，又要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创作传记小说和写历史小说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历史小说的作家在动笔之前应是某个历史时代的研究者、学问家，而传记小说作家，在动笔之前要充分掌握传主生平史料，对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民情，他所生活的地域环境，他所从事的事业，他的朋友和亲人，同事和同好，他们见的关系，哪怕只写一笔，抑或一笔都不提，在写作前，都得搞清楚，对所收集的资料。都要进行认真地研究，就是传主所从事的工作，不敢说要成为他这个行当的专家，起码也不能说外行话。”[4]
可以说，石楠对自己创作文学传记要达到的艺术标准是很高的，通读石楠众多的人物传记，我们可以肯定地断言：石楠做到了真实人物和传记人物高度的艺术化统一。并且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传统特别是桐城派古文义理作法的影响，同时将这些优秀成果做了发扬光大。参考文献：
[1] 江流.石楠新著《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N].文化周报，1992-04-05.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410.
[3] 石楠.亚明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34.
[4] 石楠.中国的女凡高——杨光素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373.
林白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及其创作 篇4
一.女性小说中的个人化倾向
如果说80年代的女性写作还存在一些群体性迹象的话, 那么90年代的女性写作则越多越呈现出个人的、多元的态势。所谓“个人化”的概念, 是与群体化相对的, 它不是由个体向一般散发, 而是向个体内部深入。因此, 所谓“个人化写作”, 就是与这一特点相联系, 其创作动机是:让女性身体内部的生命欲望体验得到自我表达。
林白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 她们的第一部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被认为是较早的女性主义小说。林白的作品擅长从以往禁忌的话题入手, 她的小说执著于细节, 不断重叙女性幻想, 取消了男性主体欲望叙事的通常模式, 也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章法结构。从最初的《我要你为人所知》《日午》到《一个人的战争》再到《瓶中之水》《守望空心岁月》《说吧, 房间》, 她一直置身于一种女性的自我了解和自我表达的认真实践。当林白将她的小说创作看成是“一个女人对镜独坐”, 她小说的个人话语性质、自我幻想特征, 甚至空间的梦幻化, 便一目了然了。
个人化的写作视角更易于女性作家得心应手地进行写作, 也可以说是女性的创作发现了这种个人视线。林白是其代表之一。她的创作特别表达出女性意识的自觉, 而且创作出了被称作“女性私人小说”的佳绩。
林白曾说:“写作就是用自己的词语来寻找现实, 对于我来说, 现实无边、混沌一片。置身于现实之中, 我总是感到茫然和失重。就让我找到一个词, 就像找到一根丝, 然后像抽丝一样把别的词抽取出来, 再用他们构成一个我所能把握的现实。这个新的现实像房子一样把我保护着, 或者像飞毯, 瞬间把我带离物质的现实。”个人的不同处境、不同经验特别是女性的“个人记忆”必然驱使作家从自己的感知出发, 叙述“自己”发现的故事, 表达“自己”的理解。
二.女性躯体的诗意之舞
文学理论家朱虹认为:“首先, 女性意识与女性的身体是分不开的。在创作中, 女性作家往往用女性的身体去体验、认识世界, 表现女性的欲望与感觉, 因此女权主义批评将自然地关注这类作品, 研究它们所表达的与女性身体有关的女性经验, 与女性的性本能、性体验、潜意识、自恋、欲望等非理性和隐私性的内容。林白的作品就是一种大胆的自我欲望与隐秘体验的语言张扬所形成的一种偏执的女性反抗姿态。这些个人化的体验对于颠覆和反叛男权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它将给读者别一种感觉和体味。”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是以女性躯体的觉醒与成长为主题的。小说描写了少女多米长大成人的过程, 其中既有表层的生活经历, 如家庭变故、插队、远游、爱情等, 也有各种边缘而陌生的心理、生理经验, 童年多米的孤寂、对黑暗的恐惧、帐中的自慰, 以后伴随成熟而产生的性的欲望与幻想。这些深埋的被视为禁忌的女性记忆和遭际得到了惊心动魄的书写, 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位女作家能如此大胆而率真地把如此隐蔽的个人性经历陈述得如此玲珑剔透。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格里芬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是由大地创造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就是大自然, 我们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 对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林白就是如此从容地展示着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 归还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原生态, 真正表达了女性身上的被男性视角所歪曲遮蔽的体验和欲望。无怪乎, 林白说自己的写作是“以血代墨”。
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 林白的作品充满了离经叛道和颠覆的色彩, 在她的一系列堪称女性文本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强烈的对男权制价值秩序的颠覆意味。她为所谓的“坏女人”正名, 她让她的女人超越所谓“道德”;她让她的女人充分享受性快乐, 女性的欲望也同时得到了满足;她对女人应对男人做出牺牲的论调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在其小说《致命的飞翔》中, 林白的颠覆姿态几乎走向极致。走出镜像的女人磨刀霍霍, 向男性举起了她的刀。
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是在过去和现在的比照中领悟女性欲望, 传达的是女性欲望受抑后的强大自虐性。女性美的毁灭说到底是女性欲望的被剥夺和摧毁。跟《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不一样的是《子弹穿过苹果》, 传达的是女性欲望在释放中的穿透性。小说将男性定型化 (每天做着煎蓖麻油这同一件事) , 而使周围围绕他的女人蓼有如烟雾变幻不定, 女性欲望的试探、进退、爱恨交织、自我迷恋, 通过南疆风光的描写, 正如她对女性欲望的欣赏, 这一温暖热烈色彩与氛围是林白小说女性欲望意象的布景之一。这是林白对于女性欲望释放而不是压抑的情感和语言态度。《回廊之椅》极写女性之间的欲望的温馨强大, 以高出异性爱的吸引力, 引导我目睹“回廊之椅”的女性欲望、生命存在的狭小却方式优雅, 这篇小说把女性话语置于革命、时代话语之上, 呈现出“五四”以来女性写作未曾有过的新颖姿态。
三.窥破男权社会的神话
在林白的小说创作中, 她以自言自语的文本, 呈现出一种与男性中心文化世界的决绝、背离的精神, 她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呈现出遗世独立的姿态。
林白窥破男权社会的神话, 书写生命的真实涌动。当代女性主义小说以一种全新的观念和女性话语权利, 完成了从恋父→惧父→审父→轼父的过程, 实现了对父权/男权文化的批判、颠覆与解构。林白在《子弹穿过苹果》中有意识地表现了“我”的恋父情结, 林白这一代已经彻底斩断了这种幻想, 男性在她的笔下要么是一个“缺席者”, 要么变成“暴力和侵犯”的符号, 她毫不留情地抹杀了男性人物的姓名, 只用“他”或者“男人”指称他们。她知道颠覆男权, 重塑自我是一场只能一个人打响的无援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林白突破男性话语的禁忌无畏地展示女性真实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敞开女性经验的深渊。林白在她的小说中还将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对抗发展到极致———杀死父权。她描写了一系列“妖女弑父”的情形, 妖女复仇的血腥场面屡次出现:“……线是刀刃的门面, 白色的闪光的线是所向披靡的刀锋, 轻而易举地就能进入某种柔软的温热的物质, 然后变得鲜红”。 (《随风闪烁》) “她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就是他脖子上一侧微微跳动着的那道东西, 她就从那个地方割了下去。” (《致命的飞翔》) 粘稠、浓烈的血腥味是那样刺激地弥漫在她的作品之中, 那“刀片”、“刀刃”、“刀锋”等意象的出现暗示着死亡和复仇, 妖女们杀死了父权文化, 自己也完成了一次“致命的飞翔”, 她要与折磨她、扭曲她的男权文化同归于尽, 男权神话的祭台在妖女们突出重围后随之也轰然倒塌。小说这种用与男人作战的方式来摧毁男性的中心意识, 用“以血代墨”的牺牲反抗男性专制, 显然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不难发现, 多数反映女性意识的文学都是从影响女性一生的婚姻、家庭、事业这些表征来切入女性的内心和生存状态。到了林白这一代的女性作家笔下, 视点已经由外向内转移了。以往因为女性的解放意识难以实现而引发的苦痛, 变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惫, 写作本身成了女性个体的心理活动空间与个性化的表达方式, 女性作家在这样一种独立而自为的活动中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林白把目光从社会生活空间转向私人生活空间, 执拗地探索自身世界, 力图建构起一个纯粹的女性空间, 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性别认同感和自豪感, 不卑不亢, 平静地与男性中心文化对视, 她的创作大大拓展了女性意识的疆域和内涵, 其女性意识的触角超越了社会文化层面, 得到了史无前例的突显, 进入了明晰完整的阶段。
她们的女性意识尽管清晰突显, 但亦面临着困境与悖论。她们抛开社会历史文化的尺度, 与“巨型历史话语”疏离, 试图通过重新发现和鉴赏女性躯体, 大胆表现女人认识自身的渴望与勇气, 来构建女性自足的私语空间, 这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女性中心主义”。这种彻底决绝却是以女性逃遁社会、政治、历史群体空间, 隐身“房间”, 孤芳自赏地咀嚼自我为前提的, 难免带有性别反抗方式的脆弱与虚幻。
因此, 只有开拓深远、广阔的文化视野, 提升更深邃的精神纬度, 女性写作或许才能真正地走向独立与成熟, 女性意识才能更加圆满——“一方面是消除人类中单一的男性文化视阈阴影的全方位笼罩;一方面又要担负与男性文化世界共同改造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女性文化世界内结构的自我审视和批判, 在自身生命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发展和更新”。如此, 林白这些在路上的女人, 将会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荒林.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J].文艺争鸣, 1996 (3)
[2]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01 (11)
[3]林白.记忆和个人写作[J].花城, 199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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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广泽.试论“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 (1)
文学欣赏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互动 篇5
关键词：文学欣赏；文学创作；关系
人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思维的拓展，进一步领悟生活中的真谛。文学作品是人们了解世界，培养自身涵养和文明素质的有效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品味文学作品得到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诠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为了更好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呈现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需要接受专业学者和大众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这样能够有效地进行文学作品的赏析工作，是积极促进高质量文学作品创作的有力措施。本文针对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互动影响力。
一、文学欣赏的内涵
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集结了作者的智慧和情感，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本身，进行更深一步的体会，在阅读文学作品本身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地理解和想象，提升阅读的乐趣和意义。
文学作品的欣赏是有其固定步骤的，首先是在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前要充分地按照自己的理解能力进行文章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个人的文化素养以及情感领悟能力。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选择，进行基本的欣赏阶段定位，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进一步想象和体会作者的心境。其次，在选择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时，要对自己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报以热情。充分期待的心情能够激发对文学作品实质内容的更高要求，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有目的地进行阅读，并且提出文学作品中的优异之处和弊端。
通过文学作品这个载体进行读者和作者的沟通联系，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读者的精神感受，也能帮助作者传递自己的情感。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时的体会进行想象的发挥，提升自己阅读时刻的趣味性。作者则能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情感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中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鸣。人类情感的交融是文学作品价值的最高体现。
二、文学创作的概念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价值创作过程，是作者精神和情感的有力体现，向读者传递思想的过程中，完成文学和灵魂的交换。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要积极地融合自身的生活经验，进行完成的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具有感染力的文学叙述能力进行感人的传播，能够完善作者头脑中的思想，进而进行作品形象的创作，进而塑造作者的独特思维建立。
文学创作具有它的文学特点，首先是整个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具有变化性的。在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思绪会伴随时间、环境，以及周遭人的情绪等诸多原因而产生改变，或者是出现思维上的灵感，在创作的过程中出现的特点都是具有文学创作艺术性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具有自身的创作周期，在创作的周期里能够满足自己的创作灵感进行文章的想象和发挥，但是文章中还包含着深刻的情感诠释和意义哲理。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作者能够从贴合实际的故事引导角度出发，在创作的过程中添加艺术的创作和想象能力，从而进行深度的情感渲染，在复杂的情感诠释中，进行逻辑和文学思维的融合。
三、文学欣赏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学创作是文学欣赏的基础，文学欣赏推动文学创作的进展，两者共同进步。文学作品的创作加速了文学欣赏的诞生，为了能够进行文学作品的品鉴，文学欣賞的方式被大众慢慢地所接受，在接受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欣赏体系，促使文学作品更具有艺术价值，并且在保留原有文学构架的同时又增添了文学内涵，促进大众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价值。运用文学欣赏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利用文学欣赏的方式帮助文学创作提供动力，使文学创作更加完善和完美，在充分表达文章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灵感的创造，体现文学内涵和价值。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通过文学欣赏的过程被有效传播的，文学作品中的内容能够成为树立读者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者，通过正确的文学作品指导，能够让读者在领会作者文章本意的同时，深刻品位文章中的社会教育意义。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不断地完善文学作品的质量，能够有效地提升文学作品的欣赏价值。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能够运用适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创作的思路和感情，是非常具有生活含义和社会意义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极高的社会指导意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国民的认知能力，还能够充分地提升国民的阅读素质。文学欣赏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和推动文学作品的再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联系生活中的实际体验；通过对文章中故事性的解读，帮助学生对社会生活指导思想的理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受到读者的影响，一般作者都会根据读者的心理需求进行文学作品的内容创作，虽然不是完全的指导中心思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者的选材和主旨的表达。实际的生活感受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重点，贴合实际生活的创作更能够吸引读者。想象力的丰富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和文学欣赏的研究价值，更加非凡的体验感受可以促进文学作品的艺术色彩。
文学创作能够激发文学欣赏的发展，文学欣赏能够促进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作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学明.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简论当代文学制度的变革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75-81.
[2]邓心强.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72-77.
女性文学创作 篇6
独特的女性经历, 书写不幸的女性群像
自从人类进入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以后, 女子便成了男子的私有财产、附属品。妇女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以外, 还要受夫权的支配, 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社会长期受封建社会的统治,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节道德”等一条条封建枷锁束缚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 妇女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鲁迅说得对, 在中国, “做女人太晦气, 一举一动, 都是错误的, 这个也骂, 那个也骂”。又说:“私有制的社会, 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 当做商品。一切国产、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 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 威吓她, 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这就把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通观萧红的全部作品, 主角几乎全是女性, 并且在创作中格外注重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在萧红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中, 就其刻画女性人物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来说, 萧红是独树一帜的, 尽管冰心、丁玲在当时已驰名文坛, 但就其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来说, 萧红要比她们更加深广一些。也许是因为她那柔弱多病的身躯几乎承受了那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和苦难: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民族的、性别的、精神的和肉体的。作为乱世的子民, 她在战乱、病痛中颠沛流离、浪迹天涯;作为女人, 在感情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为此她付出了心血、健康、自由、尊严, 到头来却身心俱碎, 满目凄凉;作为母亲, 她两次十月怀胎艰难分娩却两手空空。似乎作为女人的全部苦难她都遍尝。因此, 她从一个觉醒了的女性的角度, 时刻关注着家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于是在她的作品里, 出现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 并形成她小说的独特艺术形象体系, 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独特的女性话语, 解读女性困境
由于男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 男性用男性话语解读女性、书写女性, 女性也模仿男权话语自我解读、自我书写, 从男权文化大门走出去的, 是被扭曲了的“男人眼中的女人”和“男人化的女人”。共同的话语方式, 将女性限定在公共话语的范围内被言说着, 要打破这一文化格局, 女性必须“逆流而上”, 站在女性视角用独特的女性话语进行真正的“自主选择”、“自我照型”, 自己撩开隐蔽世界的重重帷幕, 展现自己。萧红在《生死场》中, 从人道主义和本能温情出发, 表现了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身体体验:生育以及疾病、虐待和自我导致的死亡。在《生死场》的前十章中, 描写了女性身体的种种体验, 而生育与死亡是女性最为深刻的体验。譬如《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 萧红描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女性生育世界。而死亡同样是女性必须面对的恐怖现实。在萧红的小说中充斥了无数的死亡, 小说中所涉及的死亡基本上都发生在女性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有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同新生婴儿一起死去;《生死场》中的王婆自杀未遂时可怖的身体毁形, 小金枝被父亲活活地摔死, 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之后遭丈夫折磨而死。此外, 从未出现的女性体验作为书写视角在历史中浮现, 萧红把男人无从理解的女性特有的身体感受写进了作品。乡村被日军占领后, 遭到异性强暴后金枝受到的创伤在文中再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金枝好像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昏迷, 心脏落进污水沟似的, 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她不再作为无声无息、喑哑的“他者”隐匿于历史深处, 她的生命, 她的声音, 从历史叙事中的那个“无”显现出来。“我恨中国人, 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金枝的控诉是基于女性主体对男权世界的强烈批判。在男权世界中, 女性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身体是她们作为生命存在的唯一场所, 而来自男性世界对她们身体的侵犯则强烈地表现了她们被彻底摧残, 最后场所惨遭践踏, 心灵备受伤害。萧红塑造的金枝是灵与肉的统一体, 而不再是飘荡于文学历史上的空洞之物, 女性视角使金枝这一躯体有了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 打造了女性鲜活的肉身和独有的精神。身体是彻底自我的存在, 她有着肉身上的诟病和情感上的羞恨, 这种羞恨是绝然属于自我的情感悲哀。这每一丝情感上的律动成就了她作为女性的真实存在, 并以此提炼出属于女性特有的性别体验。她有着为男性触摸不到的心灵哀痛及灵魂上的战栗。萧军笔下的李七嫂几乎就是作为叙述者叙述一个女性角色而存在的理性概念, 她的身体被抽象成空洞的物体, 其身躯遭受的侵犯及心灵上的哀痛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 整个事件被男性盗用隐喻为中华民族遭到异族的入侵强暴。同样的情节, 男女作家笔下表现的女性内涵却大相径庭。结构主义批评学家的这一基本假定既肯定了所述之事与原型事件之间存在某种现实的依存关系, 也肯定了叙事主体对叙事事件和人物的人为主观臆想。萧军以男子惯有的思维方式将女性在历史中形成的“他者”处境融入作品, 并为了现实目的进行利用改造, 泯灭了女性的主体性, 忽视了女性的生命感受。而萧红则不然, 她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去体悟20世纪30年代东北土地上中国妇女的生存困境, 昭示她们“生的坚强, 顽强不息的抗争之路”。李七嫂这一形象中分明烙有男性作家想象的印迹。萧红则一反萧军盗用女性躯体, 抹杀忽视人性的倾向, 把主体意识融入金枝体内, 以女性之口发出女性的声音, 复活被男性作家屏蔽与扭曲的女性独特性别体验, 并以此宣告女性并非男性的影子或反面, 与男性一样她也有着自己的身体感觉与情感律动, 有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通过以女性性别的视角来观照, 恢复女性的主体性, 萧红以身体言说的方式不仅提炼出属于女性自我真实的性别体验, 而且由此建构了具有女性特征的文学题材, 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困境。
独特的创作艺术, 投向悲剧女性的琐碎生活
女性作家更注重挖掘女性自身内在丰富的情感资源, 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获得灵感, 采用与作家情感熟悉的、与作家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题材。而决定女性题材的因素是女性自身的生活经历与创作视野。人生经历对于小说创作有重大影响,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女性缺乏对于战争、政治和历史等的认识, 她们不可能有第一手的丰富经验。生活范围的狭小, 限制了女性的创作视角, 所以女性是写不出《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因此, 在众多的社会、文化、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下, 女性作家更倾向于表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情感和事件。萧军曾当着客人的面背着萧红说:“她的作品只是如实地记录些琐碎生活和内心体验罢了。”萧红在她的创作中,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 她善于运用凡人琐事等“小”题材来表现主题, 善于将重大主题生活化。从内心去召唤她所熟知的女性生活, 她向人们展示的是农村日常生活场景, 描述的是一个个有关农民的平凡故事, 一个个被封建社会压制的悲剧女性琐碎的生活片段。在没有具体时间, 只有季节变换中放映着麦场、菜圃、屠场、荒山等一幕幕场景, 就在这样的舞台上重复演示着一幕幕平凡琐碎的生活悲剧:二里半的羊丢了, 老王婆死而复生, 小金枝被摔死, 月英的惨死……在这一幕幕悲剧组成的平凡而又平常的农村风俗画中, 萧红凭借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到了农村中那隐现着原始生活的生存模式:“十年前村中的山, 山下的小河, 而今依然是十年前……”历史在这里重演着、轮回着、凝滞着, 完善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社会、对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深沉思考。她这种选取日常琐碎生活的选材视角比同时代的作家更富有真实感和人情味, 更能真切地表现黑土地上的女性群像。
以上看来, 萧红是20世纪女性最杰出的代言人, 她始终坚持以女性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世界与社会人生, 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 从生与死、灵与肉等多重层面写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爱情是女性最勇敢的追求, 她们无怨无悔, 却往往得不到所希冀的圆满。对这些女人来说, 民族危机、阶级压迫威胁着她们的生存, 而生育、疾病、丈夫的暴虐更将她们置于地狱一般的处境中, 受尽苦难, 生命凋谢。在封建意识充斥的社会里, 女性的地位这样卑微, 女性的命运这样悲惨。萧红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 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 对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 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和特殊的女性关怀, 同时也对造成女性困境的封建社会给予了强烈的抨击。
参考文献
[1].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女性文学创作 篇7
关键词：西班牙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女主人公,西班牙内战
一、引言
随着人民出版社“她世纪”女性丛书的出版发行, 更多的西班牙当代女性作家们被我们所熟识, 她们中有获得过文学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的卡门·拉福雷特, 还有获得过西班牙“纳达尔奖”和行星文学奖的堂娜罗莎·雷加斯,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和西班牙“国家文学奖”的得主马丁·盖特, 还有简明图书奖的获得者埃尔维拉·林多女士等;这些绚丽夺目的光环并没有给她们带来任何负担, 反而激励着这群巾帼英雄拿起手中战斗的笔, 写下更多感人至深、直面生命的诗篇:《沉睡的声音》、《多罗泰娅之歌》、《空盼》、《离家出走》、《你的一句话》、《年年夏日那片海》、《清冷枕畔》、《融融暖意》、《塞壬的沉默》、《天赐之年》和《隐秘的和谐》。这些经典作品经过我国著名西语学者们的辛苦努力, 得以被译成中文, 犹如一夜春风, 吹到了神州大地, 给我们带来了远隔重洋的艺术享受。
二、主人公
这套丛书除《天赐之年》外, 其余11部小说的主人公均为女性或女性群体, 比如《沉睡的声音》中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一群被关押在狱中的女犯, 这让我顿时想起了解放前期被无辜关押在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并受尽军统特务严刑拷打却坚贞不屈的“江姐”和她的姐妹们, 原来“丹娘”式的人物并不仅仅出现在前苏联;又如《多罗泰娅之歌》中终其一生都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女仆多罗泰娅, 如果说《堂吉诃德》是为了表现这对矛盾最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形式的话, 那么《多罗泰娅之歌》可能是从女性的角度全新诠释了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小仆人如何摆脱悲惨命运追求自己至高理想的荒唐人生;还有《清冷枕畔》中的古巴谍报人员劳拉, 在执行任务时为了不背叛组织不背叛爱情最后选择了背叛自己, 以死殉情。可以看出, 西班牙当代女作家们还是偏爱创作女性人物的, 尽管该国文学史上很多名留史册的女主人公都是男性作家创作的, 但是没有什么比自己看自己来得更真切的了。
三、创作主题
此套丛书中的选材基本以主人公的自我认识、自我解放和自我关怀为主, 尽管大多以悲剧结尾, 但是可以欣喜地发现, 新时期的女性们开始集体“回归”了。
这种主题在《你身体的印痕》表现地淋漓尽致:女主人公布兰卡由于奉子成婚, 婚后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但为了孩子还是打算继续维持这段不痛不痒的婚姻, 不料孩子夭折, 痛苦惆怅之际, 一位有妇之夫海梅闯入她的生活, 不想欺瞒丈夫, 她同丈夫离婚并与海梅交往, 谁知海梅后又疏远了她, 为了生存, 也为了发掘自己的摄影天赋, 她决定闭门创作, 最后大获成功, 还得到了自己所崇拜的权威人士阿尔贝托的欣赏, 两人惺惺相惜, 最终, 女主角还是断然离开了他, 因为历尽沧桑的她找到了内心的自我, 不想依靠男人而活。当今社会有许许多多个布兰卡, 她们命运坎坷, 颠沛流离, 但是绝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绝不屈服, 她们不是任何人的附庸, 她们是自己的主人。女人, 要做一根独立的肋骨。还有玛丽娜·马约拉尔创作的小说《隐秘的和谐》中记录了两个年纪相仿, 出身悬殊, 性格各异的少女之间的友谊与她们一起经历的爱情故事。尼采说:女人不懂得友谊。可是尼采不是女人, 他怎么懂得女人、怎么懂得女人的友谊呢?或许只有像阿莫多瓦那样了解女性的导演才能拍出《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破碎的拥抱》、《回归》这样的女性电影, 才能解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吧。
四、时代背景
“她世纪”女性丛书出版的12部当代小说的作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 种种的社会矛盾促使了西班牙内战 (1936-1939) 的爆发。显然, 战争对每个人的命运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 战争后建立的独裁政府更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争结束了, 但是战后市政设施尤其是人们心理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举步维艰。
《空盼》就是这样一部揭露战后西班牙巴塞罗那黑暗生活的小说。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安德烈亚内战结束后只身来到外祖母家寄居以便求学的经历, 亲眼目睹了一个明争暗斗的破落富商家庭, 最后梦想破灭, 决定离开那里。小说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 亲属之间相互猜测, 彼此怨恨,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争对大众心灵的伤害, 让人们的心灵扭曲、变形。这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其实穿插了作者亲历战争后的个人感受, 在青年时代就遭遇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那难以言表的苦楚不是过目能忘的。如果说遗忘需要时间的话, 那么《离家出走》则正好说明了战后人们彷徨踟蹰的心态。该小说描写了女主角安帕罗回到阔别40年之久的故乡萨拉曼卡的情景。这次返乡之旅真实再现了西班牙省城人民战后无所适从的病态情绪以及战后人们苦涩、索然无味的生活。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武陵春》最能表现这种离愁别绪了, 有道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40年过去了,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 而人们内心的烙印何时能消除殆尽?记得华语电影《东邪西毒》的台词里说过, 当你不能再拥有的时候,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叫自己不要忘记。于是, 真的有人开始回忆, 开始省视, 开始找寻自我的真实情感需求, 这就是《年年夏日那片海》。作者之所以能成为西班牙后佛朗哥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 其原因就在于她所写作的小说, 从自身特有的女性视角出发, 细腻地展示了女主人公温迪的内心世界, 她在认识、了解和解放自我的心理历程中的波折和挣扎, 最后又不得不回到原点的无奈心情。每年的夏天故事的主人公都会光临那片海滩, 可是试问每个人的内心是否都暗藏着一个彼得·潘的梦想呢?
五、结语
女性文学创作 篇8
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两位非常有个性的女作家。两人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文坛上大放异彩, 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文学地位。“日本与谢野晶子夫人这样说过:‘实在说:妇人描写妇人自己的心理, 最能够使人有感动的地方, 因为这是妇人描写自身的心理缘故。所以妇人若能在男人的短处方面努力, 比较容易收到效果’。”这恐怕就是这两位出色的女作家成功的法宝了。近年来, 把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越来越多, 尤其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以后。不过, 王安忆本人却不认为自己和张爱玲有相似之处, 甚至不承认张爱玲对她有多大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两个人的比较研究, 因为作品在面世以后往往会超越作者的本来意图生出连作者也浑然不觉的言外之意。
一、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创作相似之处
两人在作品创作中是有着契合点的, 尤其在对上海这座大都市以及上海女性的描写刻画方面。张爱玲《传奇》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上海, 仅有几篇发生在香港, 不过也是上海人在香港, “芯子”仍然是上海的。王安忆都市题材的小说也无一例外把上海作为书写大环境, 塑造出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女性人物形象, 如富萍、妹头、王琦瑶等等。因此, 评论界普遍认为, 王安忆是传承了张爱玲的衣钵的。著名学者王德威更是认为她是张爱玲之后海派小说的传人,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 琐碎人生
张、王两人都写上海, 但却不是写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喧嚣和繁华, 而是去关注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 即小人物的“琐碎人生”。另外, 在关注普通人物时, 他们更多着眼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刻画, 而忽视整个大时代背景下政局的动荡, 社会的混乱以及战争的频发, 仅以人物自身的家族与人际关系为写作环境。
相对于人生的飞扬, 张爱玲更喜欢人生的安稳与朴素。张爱玲却认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她说:“我甚至只写一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 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 也更放恣的。”因此, 她常津津乐道于室内家具的摆设、人物的发式、服装的质地面料等微不足道却对人物的刻画极有帮助的细节。这其中不无作者的人生观。她写《倾城之恋》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精刮之人相互算计最终却修成正果的情爱故事, 小到蚊香的青烟, 白柳两人婚后的一餐牦汤, 但却对大到影响众人生死的战争不着重墨, 战争只是让香港沦陷, 成全了他们姻缘的外在契机罢了。张爱玲的小说往往忽视宏大的场景, 而从小处着眼, 关注一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在这些凡人凡事中, 她努力实现“传奇”与“平凡”的辩证统一, 通过“传奇”来表现“平凡”。
和张爱玲一样, 王安忆也将目光集中在更稳定更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上。在谈到小说的创作中, 她说:“我想是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的精华, 于是这家常才可成为审美对象。”她孜孜不倦地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美的内涵, 营造出具有小市民气息的氛围。在她笔下, 女性人物多是些“弄堂的女儿”。这是因为她认为“里弄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是这个城市的规则和传统的承继者”。在《长恨歌》和《妹头》中, 这样的细节描写很多很多:悠长狭窄的弄堂, 盘旋于城市上空的白鸽, 弥漫于弄堂的油烟, 灯光柔和咖啡飘香的咖啡厅等。只有通过细节的描绘, 日常生活的叙写, 女性的心路历程才能更好地展现。因为女性的心思细腻, 对细节的注意要比男性多得多, 女性意识也常在小处体现。
(二) 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以女性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女作家, 无论她们承认与否, 读者都能毫不费力地看出她们是带着女性意识来创作的。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命运那么悲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天道阳尊阴卑, 人事男尊女卑”, 女性常常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封建宗法道德以及有着中心话语权的男性的自私, 虚伪, 阴险, 不负责任, 把女性一步步推上了不归之路, 使女性在男权的支配下“本能的发展出一套求生的策略, 女性夷然的活下去”。
张爱玲不仅描写了女性悲剧命运, 她的深刻之处在于探究了女性悲剧的内在原因, 即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生来就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她在散文《谈女人》中说:“女人之所以被征服, 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 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 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这就说明了女性的被奴役是与她们自身的软弱以及对金钱、爱欲的渴求是分不开的。葛薇龙原本是一个多么纯真的女学生, 却因为内心对乔琪无法抑制的爱欲让自己堕落到“自愿”卖身求钱让乔琪挥霍的地步。
对上海和上海女性有着深厚情感的王安忆在四十年之后从张爱玲手中接下了女性关怀传统的接力棒。她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多少有点张爱玲的影子。她写王琦瑶这个昔日的上海小姐, 在五六十年代风韵犹存时精刮算计和几个男子发生情爱关系, 这俨然又是白流苏的翻版。到八九十年代和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恋时, 王安忆把王琦瑶那种想要逃脱时光束缚以及想要抓住老克腊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她真是得到了张爱玲海派传统的精髓。小说《米尼》中的米尼在偶然的机会下与阿康相识并相爱, 阿康偷窃被捕后, 她竟靠偷窃养活着他们的孩子, 后来又在阿康的引诱下堕落成了一个妓女。欲望的大网把她层层包裹起来, 挣扎无望。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由自身的情欲招致的。王安忆写这些女性的不幸, 意在于教后来的女性引以为鉴, 敢于反抗, 抛弃旧习, 追求新的幸福生活。
二、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创作不同之处
虽然两人在小说创作上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虚无的, 王安忆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种写实主义的手法。
(一) 现实与虚无
两人的人世观还有着虚无与现实之分。张爱玲常说:“有一天, 我们的文明, 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 都要成为过去。”她对人生对社会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无从把握, 这种无奈与无从把握构成了她人生观中苍凉的虚无之感。满眼的繁华又能怎样呢, 只不过是一季匆匆的幻象, 什么都将成为过去。这种虚无之感折射到她的作品中便是意象化的手法和“参差对照”的审美原则的应用。夏志清评价她的小说“意象丰富,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传奇》中出现了大量的“月亮”和“镜子”意象, 这些“月亮”和“镜子”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而是作者有意为之, 或者说是意有所指。这种无所依归的虚无之感使她急切地想抓住一切现实的世俗的东西。这在音乐方面最有体现, 她常采用“参差对照”的手法, 摒弃斩钉截铁的古典写法。这种“不要彻底”的原则, 也缘于虚无之感, 人生那么虚无, 何苦还要把它写得那么彻底呢?
对于张爱玲写作“不要彻底”的原则王安忆则有自己的看法。当问到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她自己的异处时, 她说:“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 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我不一样, 我还是往前走, 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这一下就点出了她的不同之处, 即她是尊崇现实主义的。即使人生是虚无缥缈的, 她也能用直观写实的笔触把人生梳理清楚再展现在读者面前。她很少运用意象手法, 但却能从现实的存在中探析人物特定的心态, 向着人性的深处开拓。她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 对鲁迅先生却推崇至极。她说:“我更敬重现实主义的鲁迅, 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这可以看作是王安忆自身的创作追求了。《纪实与虚构》中作者虽天马行空地虚构了自己母系家族的历史, 但是单数章节仍然一步一印地描写了这个上海女作家的生活场景。可见, 王安忆是能“以写实精神, 经营最虚无的人生情境”的。
(二) 感性与理性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 虽然在香港呆过, 后又定居美国, 但她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而王安忆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人。这一点的差别就使她们对上海及上海女人有着深度不同的情感。在这方面, 王安忆比张爱玲能更理性客观地观察上海和上海女人。对于上海这个城市, 王安忆有她独特的理解和发现。而张爱玲则陷入了自己的上海情结, 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张爱玲没有跳出时代的圈子和自己的感性体验, 她的作品融入了大量自己的感性体验, 虽然能对女性悲剧进行描摹, 发出声声唏嘘, 但是却不能与她们同悲喜, 她是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又在上海的她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泠漠、仇视和隔阂。没落的贵族家族出身, 让她身上又多了层苍凉之感。“童年失落与家庭, 又和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的特殊情绪, 在她的作品中多有体现。
和张爱玲不同, 王安忆创作中更注重以理性的精神审视并创造人物, 她对女性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雕刻。她说“我敢肯定, 一部长篇必须是一部哲学, 长篇从总体上讲, 应该是理性的, 不能靠感性去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理性地审视社会, 审视女性命运, 成为王安忆创作的基点, 也构成了她与张爱玲注重感性体验的迥异之处。王安忆也会从生活中得到许多感性体验, 但由于她的外来人身份促使她在塑造分析人物时常常在自己感性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概括归纳, 使之有哲学的意味。她的小说作品中常常有一种超越于故事之上的理性哲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荒山之恋》中对爱情的宿命表达, 爱情导致悲剧很正常, 并不一定与社会有关, 更重要的是由他们性格决定。较之于张爱玲的贵族气, 王安忆作品表现的是市民气。这种市民气使她不再像个贵族一样傲视众人, 而是与众人同在, 寻找平凡女性生活的本质。
三、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从女性的婚恋生活出发, 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感情层面表达了深刻的女性关怀。陈芳明在《乱世文章与乱世佳人》中指出:“当许多作家在关心整个民族命运时, 张爱玲选择了对个人命运的探索。当其他作家都轰轰烈烈在凸现国家意识时, 张爱玲揭示了什么是女性意识。”她真实的掀开了黑夜里女性生活的残酷画面, 把冷酷无情的笔触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之中, 在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过程中, 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女性本体内部, 体察女性自身的人格缺陷, 以警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 并使她们突破自我, 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张爱玲的作品是研究女性文学特质的丰富宝藏。
女性文本技巧, 在于“攻击、修订、解构和重建从男人文学中继承下来的那些女性形象, 尤其是那种天使和妖妇的两极典型形象。”王安忆的作品解构和重建了男性文学中典型的天使和妖妇形象, 塑造了一些既有些小奸小滑又有着生命韧性的女性, 赞扬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 以热切亲近的目光倾心关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 对女性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传承与拓新。在她的笔下, 新的女性时代正在开始, 女性对自己的审视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王安忆是位多产而且风格多变的作家, 每次文学思潮都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但是变化中有着恒定的一面, 即对女性命运永远的关注与思考。
结论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摆脱了“五四”以来的宏大叙事视角, 而从个人立场来剖析女性心狱世界, 为处在欲望中挣扎堕落的女性找到了见到光明的机会。张爱玲以自己的体验出发, 描摹在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平凡女性的悲剧生活, 她又以女性自身缺陷出发, 批判了女性的软弱和被欲望所困。王安忆从自己的体验中得到感悟, 以直观写实的笔触叙述女性日常生活场景。她更以全方位多层次的角度分析女性心理, 对女性既有批判又有赏识, 肯定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 对张爱玲的海派女性主义文学是一种拓新。异中求同, 在上海和上海女性这两方面, 两人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契合点, 都对她们的琐碎人生和细腻心理进行探究。她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作品中寄予了深刻的女性关怀, 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 两人都以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为书写空间, 描绘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悲喜命运, 对女性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追寻, 凸显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王安忆显然是对张爱玲这一书写传统的继承, 但她又有自己的发展。她在女性关怀方面更理性, 也更现实。
关键词：女性本位,张爱玲,王安忆,相似,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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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创作 篇9
一
一些学者们认为女性主义是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们的创作思想。四川大学程锡麟教授与孙薇在《解读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从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和紫色看黑人女性主义》一文中, 主要论述了1983年艾丽斯·沃克独特的女性主义观———“妇女主义”早已出现于早期的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从佐拉·尼尔·赫斯顿到艾丽斯·沃克, 黑人女作家们一直在挖掘、记录女性的历史, 思考黑人妇女如何在美国社会寻找自我。她们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生活的“妇女主义”女性主义形象正是黑人妇女所独有的。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思想内涵的还有很多, 包括程锡麟教授《谈〈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的女性主义意识》, 四川大学周春的博士论文《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田辉的《对〈宠儿〉的黑人女性主义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的龙秀美的《〈宠儿〉中母亲的故事给女儿带来的力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袁霞的《〈紫色〉中的妇女主义生存观》, 南京师范大学原蓓的《〈紫色〉———一部妇女主义成长小说》厦门大学黄雅真的《艾丽丝·沃克的〈梅里迪安〉的妇女主义解读》, 以及云南大学骆洪的《身份构建中的双重话语———谈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这些文章着重论述美国非裔女作家关注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困境, 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身份构建提出不同见解。
另外一些学者则着重探讨美国非裔女作家作品中反映的种族性与民族文化认同。蒲立在其硕士论文《所罗门之歌》中阐释了莫里森强调的黑人民族意识;汤黎在其《传统的回归———从〈所罗门之歌〉看黑人文化传统》一文中谈到了莫里森呼吁回归黑人传统文化。大部分关于莫里森的文章如《回归还是超越———解读托尼·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的主题》、《〈所罗门之歌〉:‘追寻’的故事》等都分析了托尼·莫里森对于黑人文化在美国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保留特色的思考与见解, 概言之就是不要盲目跟随白人文化和否定本民族的历史, 回归、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对于黑人的精神解放至关重要。有些学者们则认为另一位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对于黑人传统文化是持批判性的态度, 一味地回归是片面与肤浅的。西华大学的赵莉华在《逃避伤痛文化, 寻根非洲文化———从艾丽斯·沃克的〈外婆的日用家当〉看美国黑人文化认同》中指出黑人文化认同中的两个误区:怯懦逃避伤痛文化, 盲目寻根非洲文化。徐继明在《从〈日用家当〉解读沃克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分析了沃克对美国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阐释。美国黑人文化既具有非洲特性又具有美国特性, 应该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美国非裔文化遗产因特殊的历史条件, 兼具非洲黑人文化遗产与美国黑人文化遗产的双重身份,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是美国黑人身份认识的关键。
不难看出, 学者们对于当代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家创作思想的探寻主要是针对某一位作家、一部作品, 或者两部作品的比较, 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演变的体系, 也没有深入地研究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群思想内涵的演变过程、原因及其影响。然而, 美国非裔女作家个体的思想演变, 女作家之间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 呈现出了美国黑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待白人文化的冲击采取的不同态度和策略, 从托尼·莫里森强调回归传统文化, 到艾里斯·沃克的批判性接受传统文化, 她们在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不过度看重自我文化而形成排他性。这一过程无疑体现了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家思想理论的不断进步与提高。
二
我认为要探索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的创作思想, 首先必须立足于研究作家们的创作动因, 看到女作家们自身种族与性别之双重压迫促使其创作文学作品, 也要看到在主流白人文化浸淫下, 黑人变得逐渐迷失, 盲目否定自身文化, 黑人女作家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引起读者思考, 构建与主流文化平等社会地位的黑人价值观和黑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同时, 其创作环境是不可忽略的思想外因。美国国内高潮迭起的民权运动激发了她们执笔创作的欲望;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使黑人女作家不仅关注种族压迫, 还将目光投射到了黑人妇女悲惨的生活状态和遭受的别歧视;现代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为非裔女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与策源地。
其次, 通过分析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群的代表作品, 比较其作品中反映的民族主义与妇女主义、人文主义, 寻求在白人主流社会中如何构建自身身份与保留传统黑人文化, 研究她们的作品思想内涵, 力求找寻其中的共性、个性和差异性。比如, 莫里森侧重民族主义, 强调非洲传统文化的回归与飞跃, 拒绝白人文化;艾丽斯·沃克的作品中更多反映的是妇女主义, 指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不断地寻找黑人在多元化文化中的动态平衡。从一系列的比较中, 可以看出美国非裔女作家的思想演变, 从前期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妇女主义升华到了后期作品中隐射出的人文主义情怀, 提出在任何存在霸权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的地方, 少数族裔和人群都应该坚持呼吁和寻求人道主义的平等和包容, 以及对人性的尊重, 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特色, 丰富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文明色彩, 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发展掀起了美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新思潮, 改变了美国社会原有的主流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 为黑人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价值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白人社会的非裔民族。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 中国应该如何保留本民族的特色, 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既批判、继承与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又不过度保护而产生排他性甚至霸权文化发展论。当代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家在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不同思想与观点,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摘要：国内对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群的创作思想和内涵进行了探究, 作者对此进行了综述, 并提出了自己的探究思路, 且指出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美国非裔女作家,创作思想,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国]托妮.莫里森著.舒逊译.所罗门之歌.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2][美国]艾丽斯.沃克著.陶洁译.紫颜色.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3]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 (修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 1999, (02) .
[5]刘戈, 韩子满.艾丽斯.沃克与妇女主义[期刊论文].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03) .
聚焦新媒体文学创作 篇10
2011新媒体文学创作：
海量神话与精神短板并存
欧阳友权
新媒体文学主要指借助数字化技术传媒如网络、手机等创作和传播的文学。2011年，网民上网阅读的热情高涨，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文学网民高达2.27亿人，其中约有2千万属上网写作人群，经文学网站注册的写手高达200万人。
继前两年“博客热”后，2011年出现微博的爆炸式增长，有微博服务网站50多家，并不断开发出针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随身客户端技术。“热帖”不断、热点频仍的微博客传播创造了2011年最具社会关注度的“围脖文化”现象。
状态：文学创作如泉涌
数字化传媒的迅速普及和数量庞大的文学网民，让时下网络文学的阅读群体、写手阵营和原创作品数量，均以巨大的增幅涌向2011年的文坛，以泉涌式的高产谱写文学的“海量神话”，创造了巨大的文化关注，形成了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奇观。
如“起点中文网”每天有千万计的用户访问量，每天保持4千万字以上的作品更新，短短几年，网站已积累原创文学作品超过百亿字。老牌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每天能收到近5千篇自由来稿，1997年创办以来，共收藏文学投稿超过40万篇。女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有注册用户240万，储藏的长短篇原创作品总量超过192万部（篇），日浏览量最高超过6400万次。我国有经常更新的文学网站超过500家，加上超过3亿手机网民的“段子写作”和3亿多人的微博群体，累计起来的作品总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写作所带来的文学总体格局变化和不容小觑的文化影响力，改变的不仅是文学载体和存在方式，还有文学的生产机制、认知方式以及价值取向等诸多文学规制和理念。“技术丛林”和“山野草根”这两把利剑，已经让网络文学、手机阅读、博客写作、移动互联传播等，在文学版图上开辟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文学榛林。
文学创作如泉涌的现实，表征了“新媒体文学时代”的历史性出场，并用一个新民间文学和数字文化的庞大阵营，打造出这个时代磅礴的文学态势和一代人成长的文化语境。
境遇：接过传统抛来的“橄榄枝”
面对“新媒体文学与传统文学”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2011年的主流文学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为解答这一被热议的论题不断递上示好的“橄榄枝”。事实上，对新媒体文学的客观评价和观念体认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进入主流话语。不过2011年度传统文学对新媒体写作的接纳，态度更明朗，举措也更得力，可以视为这两大文学阵营从暗送秋波到握手言欢，由互动双赢到抱团取暖、联袂出击的“联姻”之年。
譬如，中国作协积极介入新媒
体文学的研究和引导，2011年采取了四项措施：明确把中国作家网、新浪读书频道、盛大文学、中文在线、搜狐读书频道列为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加强对网络作家、编辑的培养，继续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网络作家和网站编辑培训班；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中把网络文学创作列入扶持范围，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在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
这些举措表明了主流文学支持新媒体文学健康发展的积极态度。还有如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当年明月、张悦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文艺报》与盛大文学合作开辟网络文学评论专栏，推进网络文学评论；中国作协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络版权维护、数字化阅读、网络作品版权输出等方面采取积极维护、有效管理、鼓励发展的态度，为网络文学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融合传统文学、贴近主流文化，让新媒体写作与传统写作实现双向交流，融合互补，这对整个文学的发展繁荣十分重要。
市场：产业链上找卖点
新媒体文学具有精神内容与传媒经济的双重属性，其所培植的文化产业链主要由“签约写手、储存原创作品、付费阅读、二度加工转让、下载出版、影视改编、制作电子书、开发移动阅读产品、网游改编、动漫改编、转让海外版权”等环节来实现，通过全媒体营销建立起一个融合在线阅读、移动阅读、实体图书、动漫、影视等多形态文化产品、立体化版权输出的链条。2011年，这个产业链上的最大卖点是转让影视版权。
自从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大获成功后，从网络上寻找故事资源成为许多影视剧创作的法门。文学网站和网络写手都从这里看到了商机，2011年，仅盛大文学就出售影视版权50多部，起点文学网还专门创办了剧本频道。《失恋33天》、《裸婚时代》、《步步惊心》、《和空姐一起的日子》，以及《美人心计》、《倾世皇妃》、《千山暮雪》、《泡沫之夏》、《钱多多嫁人记》等，均斩获不凡收视票房业绩，其所引发的“穿越”、“宫斗”类型剧热度升温，一部部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联袂上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收视收看市场。
影视产业与新媒体文学“联姻”，不仅是相互需要，也是相互依存，甚至是相互“寻租”。究其内在动因，一是源于网络小说平民化、类型化、青春化的故事品质适应公众趣味的平视审美风格，与影视作品的大众化选择是一致的，容易找到影视改编的市场卖点；二是剧本资源短缺、市场供需配置的需要。影视创作的基础是剧本故事，新媒体文学的海量存储为此提供了资源库、故事库。那些点击率高的新媒体作品，具有天然的受众优势和市场先机，影视创作可以在这里提前收获眼球聚焦点，寻求到利润最大化的机会。
同时，新媒体运营商和网络写手，也希望借助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影视平台扩大影响，让作品获得二度增值的机会，接受主流文化“招安”，赢得正宗艺术“名份”，实现“网上火”与“影视热”的双重效应。
可见，二者的“联姻”带来的是资源共享和市场双赢，是网络文化与影视文化、新媒体文学与大众艺术相互取长补短、彼此借力发力的珠联璧合之举。
弱项：写作还需接“地气”
回眸2011年的新媒体文学，褒贬密度最大的还是网络文学“海量”与其“质量”的落差，“速成”与“速朽”的并存。全民写作创造的存量惊人却佳作难觅，虚拟的文学殿堂上摆放的多是“注水长篇”甚或文字垃圾。文学网站的市场盈利能力在增强，而艺术创新能力不足。网络写手的“点击率崇拜”，关心的多是自己的稿费单而不是作品的艺术品位。
2011年末热门网络小说排行榜中，排位前十名的《吞噬星空》、《斗破苍穹》、《遮天》、《天珠变》、《武动乾坤》、《大唐皇族》、《永生》、《锦衣夜行》、《重生之贼行天下》、《武帝重生》等，全是玄幻武侠、架空穿越、灵异修真、历史后宫等类型化写作，没有一部是现实题材的作品。类型化写作适于分众、小众的点击期待和付费阅读，但这类作品的情节、故事、人物、想象、节奏和叙事方式等都是模式化的。天马行空，面壁虚构，迎合阅读市场，确实能赢得排行榜、赚取点击量，但刻意相似的写作模式，缺失文学性的速食内容，生编硬造的故事情节，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字的篇幅，除了与利润最大化商业资本有关外，其实是无关乎文学和艺术的。正如有论者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学还不是一种文学写作，与民族文化、国人生活能够交融在一起的东西还太少，与读者真正实现内心交流的东西还太少。
当前，新媒体写作必须保持对网络志存高远，对文学心怀敬畏，真正建立起文学承传、创造、担当和超越意识，能够更多地与人民、时代、土地接近，打深井，接地气，提升艺术创造的高度，挖掘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度，描绘时代的精神影像和图谱，赋予文学更强健的精神品质，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人性温暖与心灵滋养。
（资料来源：《深圳商报》、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