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演化（精选十篇）
结构演化 篇1
产业集群是众多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单元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彼此间由于空间距离和社会经济距离的大幅缩短,有效地降低了组织单元间的交易成本,因而集群中各组织单元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伴随生产专业化和产品复杂性程度的提高,现代生产对知识的需求愈来愈庞大,知识在集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不仅如此,竞争的白热化使以成本为核心的竞争逐渐弱化,知识强化下的产品质量、功能、服务等的差异化成为企业赢取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知识不仅成为组织单元个体财富的发动机而且还是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源泉,集群中各组织单元为了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在不断增强自身知识创新能力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集群内其他组织单元的协作,通过合作研发、技术培训、技术许可、员工流动等方式来学习借鉴其他组织单元中的优势知识。充分的知识流动有助于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知识在集群中的流动不仅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呈逐渐增强趋势。集群中不同的组织单元、各类知识以及知识在不同组织单元中的流动关系和维持这些关系所镶嵌于其中的规则、制度等构成了集群知识网络[1]。知识网络促进了集群创新行为的发生,加快了集群创新速度,降低了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集群知识网络伴随集群形成与发展而不断演化,那么集群知识网络结构伴随集群的发展演化将呈现怎样的过程特征,这些过程特征是否受集群构成要素的影响,如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以及集群如何利用这种规律性以增强集群知识流动效率等问题将成为本文研究重点所在。
2 相关研究述评
一般认为,对知识网络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3],先期对知识网络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知识网络的构成要素、形成机理、组织边界、合作机制等相关研究中,近年来,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运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的成果日渐增多,其热点一是集中于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的研究,这类研究多采用了基于多智能体或者是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方法,傅荣等利用Blanch软件仿真分析了集群主体不同参与偏好下的知识网络演化过程,结果表明任务导向型中的个体要较知识导向型网络中的个体能够更快地确认网络中优势参与者,但无论何种参与偏好,网络演化过程中以优势参与者为核心的趋势不断增强[4];李金华等在就创新网络的互补性、差异性、增长性、择优性、时间有限性5个方面所提出的假设条件基础上通过改变连接边数、节点进退等条件构建了3种不同结构的创新网络模型,并对这些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和度分布特性进行了度量[5];田钢等构建了集群创新网络的环境-行为动态演进模型,并利用仿真研究了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度分布、网络平均路径、聚集系数等特征,研究认为集群创新网络度具有幂律分布特征,且具有短的平均路径和高的聚集系数,呈现小世界性特征[6]。二是集中于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Ozman利用多智能体仿真分析了产品相关性对知识网络密度、平均路径、聚集系数的影响,研究认为当产品相关性增大时,网络密度变小,聚集系数缓慢增大,而与直观不同网络平均最短路径则变长[7];Cowan等研究了知识可分解性及其嵌入性等知识特性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指出可分解性较高的知识网络密度较大,较高嵌入性的知识网络中存在较多的小团体,当二者在一定范围内取值时,网络则呈小世界性特征[8];张龙利用网络约束系数来刻画知识网络的闭合性及结构洞特征,网络约束系数越大,结构洞越少,网络闭合程度越大[9];张兵等利用仿真模型研究了小世界网络结构特征下,改变关系强度对知识网络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强度的增加会提高知识均衡状态下的知识网络效率[10]。三是集中于对提高网络知识流动效率调控机制的研究,Kobayashi研究了知识溢出对知识网络市场均衡结构的影响,并构建了企业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调节参数模型[3];王铮等根据网络个体的相互作用机制,构建了神经网络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的政策调控模型[11];Shin等利用进化算法研究了知识网络流动成本与流量的优化问题,由于自组织网络远离最优态,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干预以最大化地获取潜在收益[12];姜照华等基于知识供应链构建了知识网络整体创新能力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分析认为增加设备、人力资源等知识投入和提高组织单元的创新能力及增强彼此间的知识关联强度能够有效提高集群整体创新能力[13]。现有研究多是从静态视角出发研究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演化问题,所研究的是集群知识网络静态结构特征或者是知识网络演化的阶段结构特征而不是集群成长背景下知识网络动态演化的过程特征。集群知识网络伴随集群成长在诸多要素的影响下而不断发展演化,并呈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本文将从动态视角出发,在知识获取最大化准则基础上,研究集群中组织单元间的知识流动活动,构建集群知识网络模型,并利用Matlab编程进行仿真,定量分析各项要素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特征动态演化的影响程度,并据此提出优化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的政策建议。
3 集群知识网络模型的建立
3.1 组织单元的内生知识存量
对于某产业集群,共有m个组织单元,其中包括企业、研发机构、政府、中介单位等各类组织,共有n种知识蕴含于这些组织单元中。由于集群组织单元种类各异,涉及的知识种类必然复杂多样,为了简化分析起见,可选取一些关键知识或者是几大类知识作为研究对象,那么t时刻,集群第i个组织单元所拥有的第j类知识存量可表示为SAKtij, i=1,2,…,m; j=1,2,…n, 0≤SAKij≤1,0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完全没有了解第j类知识,1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完全掌握第j类知识。
伴随集群的成长,各组织单元的知识存量随内部大量创新活动的发生而不断增长,组织单元的创新能力越强,知识的增长速度越快,假定第i个组织单元对第j类知识的内生增长速度在集群演化过程中保持恒定不变,设为δij.同时,知识由于自身发展而处于新旧更替过程之中,旧的知识不断被新的知识所替代,因而知识还存在贬值效应,知识更新速度越快,知识贬值效应越大,知识的贬值系数设为ηj, j=1,2,…,n.所以,t时刻组织单元i对于j的内生知识存量为:
3.2 组织单元的外生知识增量
组织单元的外生知识增量主要是指集群中各组织单元通过组织学习从集群其他组织单元中获取的知识增量,主要由组织单元的知识需求缺口、吸收能力、搜索邻近组织的能力以及集群内部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差等因素所决定。
①组织单元的知识需求
集群中各组织单元为了组织生产,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会对不同的知识产生不同的需求,那么t时刻第i个组织单元对第j类知识的需求量可表示为RAKtij, i=1,2,…,m; j=1,2,…,n, 0≤RAKtij≤1,0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对第j类知识完全没有需求,1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需要完全掌握第j类知识。在集群的成长过程中,由于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组织单元对知识的需求每隔一定周期就会发生一定变动,知识需求的变动虽然在单个组织范围内可能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但从集群整体范围来看,这种需求变动具有随机性,因此,每隔一定周期需要重新调整各组织单元的知识需求,在[0,1]范围随机产生,那么t时刻,组织单元i的知识需求缺口为:
当GRAKtij<0时,说明该组织单元中知识j存在富余;当GRAKtij=0时,不存在对第j项知识的需求;当GRAKtij>0时,组织单元i就知识j存在需求缺口。
②组织间的知识差距
对于集群中任意两组织单元a、b,第j项知识的差距为:
GAKtabj<0表示知识j存在由组织单元a向组织单元b扩散的可能,GAKtabj>0表示知识j存在由组织单元b向组织单元a扩散的可能,然而由于学习成本的存在,过小的知识差GAKtabj会使组织单元i丧失学习兴趣,知识扩散行为难以实际发生,因而只有当式(4)满足时,两组织单元间才可能对知识j产生扩散行为:
其中,thr(GAKij)为组织单元i对于知识j所能接受的知识差的最低门限值。
③组织单元的吸收能力
不同的组织单元即便是对同一知识也具有不同的吸收能力,组织单元i中知识j的既有知识存量越大,其对知识j的吸收能力越强,那么t时刻第i组织单元的吸收能力可表示为:
其中,λj为常系数,主要与知识本身特性相关。
④组织单元的搜索能力
组织单元的搜索能力主要取决于产业集群的信息通畅程度以及组织单元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 设定各个组织单元的搜索域为SCi, 那么t时刻, 在搜索能力的约束下, 组织单元i从组织单元b处获取知识j的知识增量为:
虽然只要满足AAKtibj>0,组织单元i就能从组织单元b处学习到新知识,但组织单元i处于外部知识获取最大化的考虑,只在知识邻域范围内选择能给其带来知识增量最大化的组织单元与之合作,设定该组织单元为k, k∈SCi.因此,t时刻,组织单元i获取的知识j的增量为:
3.3 集群知识网络的形成
不考虑集群知识流动的方向性问题,集群知识网络可以表征为任意两个组织单元间知识流动关系的集合。因此,当AAKtij>0时,在t时刻,组织单元k中的知识j向组织单元i流动,集群知识网络将增加一条新边,令AAtikj=1。对于集群组织单元中所拥有的各项知识,只要组织单元i、k之间有一种知识存在流动关系,两者之间就形成了知识网络的一条新边,因而:
因不考虑知识扩散的方向性,所以
因而,t时刻,产业集群知识网络可以表示为:
3.4 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特征度量
本文采用网络平均最短路径、网络聚集系数、网络平均度来刻画集群知识网络的结构特征。其中,网络平均最短路径定量描述了网络的紧密程度,平均路径越短,知识扩散损耗越小,扩散成本越低,知识流动效率越高[10,14];网络聚集系数定量描述了网络中出现块状结构趋势的强弱,聚集系数越大,网络中越可能产生块状结构;网络平均度定量描述了集群知识网络的协作程度,网络平均度越大,组织单元与其他单元建立知识流动关系的数目越多,表明知识网络的协作程度越大。各种指标的详细计算公式已有大量文献,本文不再赘述。
4 模型仿真分析
设定某产业集群中,组织单元总体数目为100,共有5种知识,各组织单元的初始知识存量SAK0ij由系统在[0,1]内随机产生,其内生增长速度δij也由系统在[0,0.05]内随机产生,知识贬值系数ηj=0.01,初始知识需求缺口GRAK0ij由系统在[0,1]内随机产生,每隔5个周期知识需求缺口随机调整一次,不考虑组织单元学习成本的差异性,知识差门限值统一设定为thr(GAK)=0.1, λ=0.2,初始搜索域大小SC0i在[3,10]内随机产生,伴随产业集群的成长,组织间的熟悉程度不断加深,搜索域开始扩大,每隔一个周期搜索域扩大2个。当知识网络中两节点间没有路径相连时,两者之间的平均最短距离为无穷大,为避免这一问题,在不影响演化基本过程趋势条件下,当两节点没有路径相连时,设定其最短路径为50。同时,为了降低仿真过程中初始随机数据对仿真结果的影响,所有仿真模型仿真次数均为50次。利用Matlab编程,该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仿真结果如图1所示。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伴随集群的演化而呈不断缩短趋势,但在集群演化初始阶段缩短速度较快,并逐步稳定于一定范围内小幅波动,说明集群知识网络各组织单元在集群的一开始就能够迅速构建较为紧密的知识流动关系,这种紧密的知识流动关系伴随集群的演化而不断增强,并逐步稳定于一定区域范围内;集群知识网络的聚集系数伴随网络的演化而成不断增大趋势,集群演化时间越长,集群内产生块状结构的可能性越大;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度先是逐步增加,在达到某一极值之后,网络平均度开始下降,这说明集群一开始,组织单元间的合作程度在不断增加,但当其达到一定极值之后,各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协作关系相对稳固,并集中于少数几个组织单元,组织单元间的合作数量下降,但质量却得以提升。
4.1 集群规模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在其他既定要素不变条件下,不断增加集群中组织单元的数目,以分析集群规模的变动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的影响,其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集群规模越大,网络平均最短路径越长,网络组织单元间的紧密程度越低,集群知识流动效率也就越低;集群规模越大,网络的聚集系数越小,网络越难以产生块状结构;而网络平均度与集群规模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关系,说明集群规模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单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协作程度。因而可以认为,产业集群单纯规模上的扩张对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起反向调节作用,集群知识流动效率的改善、知识网络流动密度和强度等网络质量的提升应着重于其他要素的调控。
4.2 知识相异性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集群知识相异性越大,集群中知识种类越多,在模型其他既定参数不变条件下,增加集群知识种类,可以看出,伴随集群知识相异性程度的增加,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显著缩短,集群知识网络的紧密程度提高,知识流动效率提升;网络平均度也显著增大,说明集群知识种类越多,组织间的合作程度越强,但网络聚集系数则没有显示出其与集群知识相异性明显的相关性关系,这说明知识网络出现块状结构特征的强弱与集群知识种类多寡无关,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
4.3 知识更新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更新速度,更新速度越快,知识贬值效应越显著,在其他既定要素不变条件下,考虑知识贬值系数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其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在集群演化的一开始,知识更新速度的差异对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但随着集群的持续发展,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网络聚集系数、网络平均度差异化特征开始显著,集群发展程度越深,这种差异性越大,在集群演化后期,知识更新速度越快,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越短,集群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协作关系越紧密;网络平均度也迅速增大,这说明知识更新速度越快,组织单元越倾向于协作;而网络聚集系数则没有显示出与知识更新速度的相关性,说明集群中呈现块状结构特征的强弱与知识更新速度无关,也就是说,无论是传统产业集群还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相同程度的块状结构趋势。
4.4 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集群中组织单元内部创新能力各不相同,创新能力越强,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大。当提升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时,其仿真结果(图5)与知识更新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相类似。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集群起始阶段,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但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开始显现,知识网络结构呈现出剧烈的波动,在此阶段网络结构变动频繁,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快,网络结构波动幅度越大,但对网络整体结构演化的影响仍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当集群发展到后期阶段,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规律性开始显现,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快,网络平均最短路径越短,说明组织间的关系越紧密,网络平均度也显著增大,表明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快,组织间的合作意愿越强。但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网络聚集系数的影响,在集群的整个发展阶段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说明集群中各组织单元的内生增长速度并不能影响知识网络的块状聚集趋势。结合4.3节,与服装、机械制造、化工等传统产业集群相比,信息、电子、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较高的知识更新速度和较快的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这类集群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网络结构会有一段震荡期,在震荡期内知识网络结构不稳定,知识流动效率忽高忽低,但震荡期一过集群知识流动效率和协作程度将会大幅上升。
4.5 学习成本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知识复杂性和隐性程度越高、组织单元为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所需的设备和人力等投入越大、学习过程耗时越长,组织单元获取知识的成本就越高,那么与之相对应,组织单元要求学习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必须越显著,两组织间的知识差门限值也就越大,当知识差的门限值增大时,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路径显著增长,表明当学习成本增加时,集群知识网络单元间的紧密程度降低,知识流动效率下降;网络聚集系数显著变小,说明集群知识网络中出现块状结构的可能性程度降低;网络平均度显著减小,说明集群组织单元间的合作程度显著降低,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因此,可以认为降低集群学习成本对于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提高集群知识协作水平、改善知识网络结构质量效果显著,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吸收资本轻量化组织单元的进驻,采取措施加强组织单元间的沟通、交流频率,增强组织间的信任,降低组织知识的隐性程度。
4.6 知识邻域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网络邻域的多寡往往与集群信息的通畅程度密切相关,集群信息通道越畅通,组织单元搜索范围越大,知识邻域也就越大,当组织单元知识邻域扩大时,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显著缩短,组织单元间的紧密程度加深,知识流动效率提升;集群知识网络聚集系数显著增大,集群知识网络中块状结构显著;而网络平均度则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先是随着知识邻域的增加而增大,但这种增大趋势越来越弱,并最终显示不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说明知识邻域对组织单元间的合作程度一开始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会不断削弱(图7)。因此,改善集群的信息畅通能力对于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提高集群知识协作水平、改善知识网络结构质量效果同样显著,集群应注重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同时为集群组织单元提供知识交易场所,使集群知识供需信息能够最大化的畅通。
5 结束语
产业集群中各组织单元间的知识相互流动关系形成了知识网络,并影响着知识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变,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变又会进一步影响集群知识的流动效率及各组织单元间的协作程度和协作质量。本文基于组织单元知识获取最大化准则,构建了集群知识网络演化过程模型,并采用仿真方法分析了集群知识网络演化的过程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各种要素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①集群规模、学习成本与知识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显著正相关,知识相异性、信息通畅程度与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显著负相关,知识更新速度和知识内生增长速度与网络平均路径的相关性则呈现阶段性特征;②集群信息通畅程度与网络聚集系数显著正相关,集群规模、学习成本与网络聚集系数显著负相关,知识相异性、知识更新速度、知识内生增长速度没有显示出与网络聚集系数的相关性;③知识相异性与网络平均度显著正相关,学习成本与网络平均度显著负相关,知识更新速度、知识内生增长速度、知识邻域与网络平均度的相关性呈现阶段性特征,集群规模与网络平均度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集群应针对各种要素对其网络结构的不同影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改善集群知识流动效率,同时提高知识网络的协作程度和协作质量。作为对集群知识网络的仿真模拟,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度抽象,大量可能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产生影响的要素难以全部企及,成为本文的局限所在,主要表现在:①没有考虑组织单元间知识网络构建的路径依赖,即组织单元间一旦构建了知识流动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会持续一定时间;②仅以集群中的组织单元知识获取最大化为目标,没有考虑集群供需关系、市场、协作文化、信任机制、宏观政策等要素对知识网络的结构的影响;③没有考虑到组织单元的进退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④只考虑了集群整体知识流动成本问题,没有考虑组织单元间知识流动成本,以及知识流动的交易方式;⑤只分析了单一要素变动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没有进一步探讨多种要素联动对网络结构的影响;⑥仅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而与之相关的集群知识管理绩效等则未涉及。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对部分问题作者将另行文进行详细论述。
含腐蚀坑结构损伤演化评估过程 篇2
基于有限元理论并结合局部应力应变法,得到了确定尺寸腐蚀坑底部在疲劳载荷作用下产生非扩展裂纹的萌生寿命值;采用断裂力学模型通过求解数值积分和非线性方程,得到了微裂纹扩展到极限尺寸的寿命值和等效裂纹的.尺寸;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了腐蚀坑尺寸与等效裂纹尺寸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
作 者：任克亮 吕国志 Ren Keliang Lü Guozhi 作者单位：任克亮,Ren Keliang(宁夏大学物理与电气信息学院,银川,750021;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西安,710072)
吕国志,Lü Guozhi(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西安,710072)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分析 篇3
[关键词]旅游系统；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11-0035-07
不同学科体系对空间结构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旅游地理学中，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是旅游系统的空间表达，是指人类旅游活动中目的地、客源地和交通线路系统之间的地区差异和由此产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旅游系统功能组织方式在空间上的投影或具体表现(吴晋峰，2001)。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研究及其在旅游开发、规划、营销和管理中的应用，是旅游空间结构乃至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而且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决策性的建议，有利于当地旅游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因此，加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
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江西省在过去的近30年旅游业发展迅速，并正向旅游强省迈进，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旅游地的不同尺度，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模式和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本文从区域旅游系统的角度出发，在建立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基础上，分析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历程，并提出了优化模式和优化措施，不仅可以为产品开发、线路设计、区域合作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可以为江西省旅游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内外发展与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对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进行的研究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提出并归纳了多种空间结构描述的数学模型和地理方法，应用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区位论、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型。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64)、伦德格伦(Lundgren，1973)、密奥塞克(Miossee，1976)和格奥门森(Gormsen，1981)从区位论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将其应用到游憩活动与地理空间的结构关系的研究心；伦德格伦(Lundgren，1973)、赫尔斯(Hills)、伦德格伦(Lundrgen，1977)和布里顿(Britton，1980)建立了关于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他们强调了在旅游行为中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同时这些模型也被广泛应用到旅游开发的实践当中，例如，韦弗(Weaver，1998)利用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型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格、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进行案例研究；前苏联地理学家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旅游空间结构模式，形成了旅游经济地区组织的基本规律。
2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学者对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范围涉及旅游资源、旅游流、空间组织形态以及旅游地空间相互作用等方面，例如，吴晋峰(2001)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旅游系统构成、空间结构等进行分析研究；黄泰、张捷、解杼、刘泽华(2003)区分了地域、线性、等级、节点4种集中性，揭示了旅游资源经济、交通指向性的空间布局特征，通过分析旅游地域系统同区域城市体系在要素、结构及功能上的多层耦合关系，归纳出一定区域城市支持下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地域旅游城市网络等级体系模式；杨新军、马晓龙、霍云霈(2004)以西安市为例，对旅游目的地区域(TDD)进行了界定，得出其核心表现为旅游区、旅游节(景)点和旅游路径3种空间要素，发现其中对旅游目的地区域发展影响较大的两个要素是高级别景区与旅游路径，二者决定了区域旅游产业的规模、空间分布和旅游流向；黄金火、吴必虎(2005)在分析国内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基础上，以西安地区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模式和优化问题。
对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旅游市场空间分布、发展战略与对策等领域等方面。例如，黄细嘉等(1999)对“京九”线的开通为江西旅游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毛端谦(2002)对全省主要旅游景区的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时序、重点和方向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陈志军(2006)对江西省境外旅游流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总体来说，国内外研究偏重于旅游空间结构的单项要素，例如旅游资源、旅游流、空间发展战略与对策等个体，从系统的角度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研究甚少，而且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
二、相关概念解析
1旅游系统
国内外很多学者分别从旅游系统的功能、空间结构、旅游系统与系统所处环境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对旅游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虽然各学者所处的研究阶段、研究学科角度不同，但关于旅游系统构成基本要素的认识是统一的，即旅游系统是处在一定环境中，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等要素构成的开放系统。以吴必虎为代表的旅游系统结构模型，认为旅游系统应包括4个部分，即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
2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
旅游地空间结构的演化，是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所决定的。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是多层次的，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它是指目的地、客源地及旅游交通线路之间的空间距离、组合等关系及由此引起的旅游流的变化规律。吴必虎在冈恩(Gunn)旅游目的地模型基础上，参考前人对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将视点主要放在旅游目的地这一微观层次进行研究，将吸引物视为节点、目的地视为面域、交通线路视为连接，则旅游系统空间构成的各关键组成要素包括旅游目的地区域(Tourism Destination Districts)、旅游区(Tourism Districts)、节点(Nodes)、区内路径(Routes)、人口通道(Gateways)和客源地市场(OriginMarkets)。这六种要素是区域旅游空间构成的基本单元，各要素之间的空间相互关系和形成模式如图1所示。即在目的地核心吸引物影响下，游客通过对目的地的认同，从客源地市场经外部交通进入旅
游目的地区域，凭借区域内部旅游路径对不同旅游区内的旅游节点进行访问。
三、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建立
任何成功旅游地的发展必定经历4个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相对成熟阶段和优化阶段；旅游业发展是处于不断的演化状态，并由不发达状态逐渐向发达状态过渡、由不成熟逐渐向成熟方向演进优化的过程。旅游系统的各大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空间上的不同组合，表现为十分丰富的各种形态和结构，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内部结构是建立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基础和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地域表现为不同形态结构，旅游发展重心、发展战略、发展机制也存在差别。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应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笔者根据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理论及区域旅游系统的内部形态结构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把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分为点状模式、放射模式、凝聚模式和扩展模式4种类型，如图2所示。
1点状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起步阶段。旅游活动首先在具有资源、客源和区位优势的零散景点产生，并带动和协调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大多是具有多中心型心理特征的探险旅游者或区域内居民，周边近程市场是其重要来源，旅游活动基本上属于自发状态。随着游客数量的逐渐增多，在简单的景区建设基础上，当地居民开始有意识提供简易的吃、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当地旅游业的主要构成因素，形成旅游产业体系的雏形。但由于劳动力素质和服务状况差，旅游接待设施不足，旅游产品单一等导致旅游经济效益低下。先天性资源优势突出、周边客源市场和交通相对便利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其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旅游目的地内部所达空间范围狭小，区域内各旅游景点数量少，远未形成规模；旅游开发处于R－P共生、彼此独立阶段，与客源市场、其他景点等域外联系松散，节点数目少，区域综合吸引力小；区内路径系统薄弱，旅游流向呈单向性；旅游客源市场吸引力弱，仅具有近程市场的吸引向性，且较为脆弱，易受外界因素影响，波动明显，旅游业缺乏成熟稳固的产业链和横纵向联系，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有限。
2放射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发展阶段，是在点状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过渡阶段。此阶段，在游客数量增加的基础上，旅游景点景区建设得到深入，主要是旅游地域内外的路径系统、住宿、餐饮等旅游接待设施建设。随着旅游景点景区建设的深入，游客数量得到进一步增加，旅游景区(点)的范围扩大，区域内数量增加。客源市场仍然较依赖于近程市场，区域内旅游集散中心的作用渐趋明显，中远程客源主要通过旅游集散中心向各旅游景区(点)扩散，并成为区域内主要的客源市场，在空间结构上呈现放射状模式。随着旅游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尤其是旅游经营商的发展，再加上当地旅游宣传促销力度的加大，旅游活动打破以往的自发状态，游客以旅游团队为主。景区建设的深入、旅游设施的改善和旅游集散中心作用渐趋明显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其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虽然旅游地内部所达空间范围有所扩大，区域内旅游景区(点)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仍处于分散状态，与客源市场以及相互间的联系不多，未形成规模效应；旅游景区(点)与主要客源地及旅游集散中心的可达性加强，但各旅游景区(点)间的互通性仍然较弱，旅游流向仍呈单向性；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诸如产品开发、宣传促销、人才培养、机构完善等软件设施虽然也得到了加强，但软件设施不完善仍然是主要问题，尤其服务水平是制约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旅游客源市场范围有所扩大，但仍以近程市场为主，市场发展潜力仍待挖掘；各旅游企业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日益明显，但规模偏小，呈现“散、小、弱、差”局面。
3凝聚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相对成熟阶段。此阶段为区域旅游业相对比较发达阶段，旅游空间模式相对较合理。“凝聚”，一方面是通过旅游路径系统将各旅游景区(点)联结在一起，再通过规划策划将其凝聚在一起形成旅游圈；另一方面是旅游产业链的凝聚，旅游“六大要素”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各企业间相互联系合作扩大，区域内出现旅游集散中心，带动区域内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旅游景区(点)内路径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各旅游景区(点)间路径系统在加紧建设中，通过产品策划与整体规划，各旅游景区(点)间联系不断加深，在一些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差异性较大，区内外路径系统都较完善的地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旅游圈，并在区域内引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服务体系、产业链相对比较完善，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有所增强。旅游资源的整合、区域整体规划的制定、各旅游景区(点)间互通性加强和产业内外的合作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但是此模式不是最优模式，仍然有不少问题：由于游客数量剧增，部分旅游区只顾眼前利益，旅游环境破坏严重，旅游环境保护问题突出；主旅游圈的旅游容量接近高峰，旅游旺季尤为突出，严重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内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主旅游圈以外地区旅游业仍然处于较分散状态，大部分缺乏联系，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现象；主旅游圈的旅游容量接近饱和，内部旅游空间范围亟需拓展，次旅游圈亟待建立；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成为支柱产业，但是旅游产业链系统不完备、服务水平不高、“散、小、弱、差”的局面等仍然是主要问题，旅游企业的竞争力仍需增强。
4扩展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优化阶段。以上模式皆不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最佳模式，扩展模式是在凝聚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规划与管理建立起来的，包括旅游空间范围和旅游产业链的扩展。主旅游圈内节点的活动空间范围扩大，节点数量增加，以及次旅游圈的建立，拓展了区域内旅游活动空间范围，解决旅游容量饱和问题，有利于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次旅游圈的建立将各分散的旅游景区(点)凝聚起来，通过合理的规划与管理缓解了彼此间竞争，并形成更大区域吸引力，促进其共同发展；次旅游集散中心的建立，是旅游产业链在区域内的扩展，不仅分散了旅游流，缓解了主旅游集散中心的压力，而且对于区域内旅游范围的扩展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次旅游圈的快速发展，形成成熟、完备的旅游产业链系统；旅游业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得到全面发挥，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成熟旅游产业链和前后联系。次旅游圈的建立、大量新型旅游景区(点)的开发、旅游活动空间范围的拓展和旅游产业链的建立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扩展模式是在凝聚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旅游业空间结构在凝聚中的扩展，并不是分散，此模式对于扩大旅游地旅游容量、平衡区域旅游业发展、完善旅游产业链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最优
模式。
四、江西省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演化历程
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江西拥有数量丰富的品牌资源，如世界级资源——庐山、三清山、龙虎山、景德镇、鄱阳湖，国家级资源——井冈山、婺源、武功山、滕王阁等，而且近年来江西旅游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全国旅游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纵观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历程，江西省旅游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空间结构模式，大致表现为3个演化阶段：点状模式、放射模式、凝聚模式。
1点状模式(1978—1989)
此期间，是江西省旅游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旅游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资源优势突出以及区位较好的南昌、九江(庐山)、吉安(井冈山)等地。旅游景区(点)数量少，且较分散，景区建设和旅游设施简易，客源主要来自周边近程市场，其中，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发挥其交通集散和客源输出作用。总体而言，此阶段旅游活动处于自发状态，旅游业发展比较分散，但已出现旅游业的雏形。此阶段江西旅游业空间结构特点与上述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第一个模式特征相吻合，属于点状模式，如图3(a)所示。
2放射模式(1990—1999)
此阶段，是江西省旅游业的发展阶段，由于旅游供给和需求均得到很大改善，居民出游条件逐渐成熟，江西省旅游业开展范围扩大到九江、吉安、赣州、鹰潭、景德镇和上饶等7个设区市。旅游景区和旅游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客源市场虽仍以周边近程市场为主，但范围较前一阶段得到明显拓展；南昌作为全省旅游主集散中心的作用更加明显，旅游流呈现放射状；各旅游地间旅游产品有初步互动，为旅游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阶段江西旅游业空间结构特点与上述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第二个模式特征相吻合，属于放射模式，如图3(b)所示。
3凝聚模式(2000—至今)
进入21世纪，旅游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供求双方的动力共同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江西省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发展的相对成熟阶段。此期间，不仅全省旅游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产业体系更加完善，而且形成了赣东北旅游圈(包括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和鹰潭)，此旅游圈基础设施完善、产品类型互补、资源级别较高，已成为江西目前最成熟和知名度最高的旅游产品。虽然旅游业得到空前发展，但仍存在环境保护、区域发展不平衡、旅游产业链不完备等方面的问题。此阶段江西旅游业空间结构特点与上述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第3个模式特征相吻合，属于凝聚模式，如图4所示。
纵观江西旅游业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骄人成绩，旅游系统空间结构得到了巨大拓展，从发展之处的以南昌、九江(庐山)和吉安(井冈山)为主的点状发展模式，到以南昌为旅游主集散中心向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和赣州分散的放射模式，发展到现在的以“赣东北旅游圈”为主的、向“赣西”和“赣南”区域拓展的凝聚发展模式，结构模式也趋于合理，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旅游业主要集中在少数的点上，传统四大名山(庐山、井冈山、龙虎山、三清山)旅游业较发达，虽然近年来兴起了一些诸如婺源、武功山等新景区景点，但是从整个区域角度出发，旅游业发展的面还不够宽，应进一步拓展，否则不利于江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二，部分地区旅游客流与交通“瓶颈”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一些重点旅游区的可进入性不强，景区内部旅游交通设施和方式有待改善；其三，各级旅游服务体系不完善，产业链系统不完备。
五、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优化
1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优化目标
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优化，突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以区域旅游一体化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旅游设施的现有条件和发展基础，客观分析旅游资源在区域内的分布特点，深入挖掘各地旅游资源特色，建立一套科学的产品开发体系，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模式优化提供战略性方向和发展对策。具体目标包括区域旅游业空间布局的合理性、旅游业空间关系的和谐性和旅游空间网络的完备性。目前，江西省旅游业空间结构模式属于凝聚状模式，全省旅游业发展集中在部分区域，区域发展不平衡，该模式制约了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和谐平衡发展，不利于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向更加合理的模式转变。因此，根据旅游资源分布特点、交通网络状况以及和谐发展需要，给出了相对应的合理的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2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一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不可能达到一个绝对成熟阶段，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总是处于不断的优化过程。因此，笔者根据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化规律，结合江西的旅游发展历程、资源分布特色和交通网络现状，构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模式——扩展模式，即以南昌为主集散中心、赣州为次集散中心，构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模式，以此模式作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最优目标，如图5所示。南昌旅游圈包括南昌、樟树、靖安等旅游区，南昌作为主旅游集散中心，突出革命英雄城、历史文化、中医药研习及养生和都市休闲的产品特色；庐山旅游圈包括庐山、鄱阳湖、柘林湖、云居山等旅游区，突出世界文化景观，将名山、名江、名湖、名城融为一体，共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大井冈旅游圈包括井冈山、吉安、万安等旅游区，突出革命摇篮及革命胜迹、庐陵文化和高山田园风光的“红绿相映”旅游产品；赣东北旅游圈包括景德镇、婺源、三清山、龙虎山等旅游区，突出世界瓷都、道教祖庭、峰林绝景、古村民居和丹霞地貌等产品特色；赣南旅游圈包括赣州、瑞金、三百山等旅游区，以赣州作为全省次旅游集散中心，突出革命历史文化、宋城文化、客家文化和自然生态等特色；赣西旅游圈包括仙女湖、武功山、安源等旅游区，突出山水生态、革命胜迹和禅宗文化(《江西省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南昌旅游圈、庐山旅游圈、赣东北旅游圈和大井冈旅游圈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圈内基础设施较完善，工作重点应放在软件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保护方面；赣南旅游圈和赣西旅游圈旅游产品特色渐显，工作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市场营销；赣东地区(即抚州)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不足以构成旅游圈，产品开发、景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营销策划等都应加强。此外，区域合作方面，在江西省内部应加强各旅游圈之间的合作，并充分发挥主、次旅游集散中心的作用，外部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区域合作，构建“区内联合，区间联动”的旅游空间结构模式。
3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措施
(1)加强与赣南、赣西的联系，努力拓展旅游目的地空间。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凝聚模式不利于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为了扩大旅游容量，平衡各地和谐发展，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拓展旅游活
动空间是必然的选择。如图4所示，目前江西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为凝聚模式，旅游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赣东北旅游圈、井冈山周边地区以及赣西部分地区。赣东北旅游圈的空间范围过大，应将其细分为若干个旅游圈，利用圈内开发成熟的旅游产品，带动众多处于“灯下黑”状态的资源较好的景区，不仅拓展了每个旅游圈内部的旅游空间，而且实现了“双赢”与“共赢”的旅游发展格局。赣南、赣西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自然生态资源优良，人文资源较有特色，拓展空间潜力巨大，应深入挖掘其内涵，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作为近期内旅游空间拓展的重点。赣东区域，应根据市场需要和资源特色有选择性地进行拓展。
(2)完善旅游产品谱系，实施多元化旅游产品战略。在拓展旅游目的地空间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旅游资源分布的特点以及各自资源的特色，完善旅游产品谱系，实施多元化旅游产品战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游客的多样化需求。重点建设“生态江西”、“红色江西”和“文化江西”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产品主要以井冈山、南昌、瑞金和萍乡等地为主，生态旅游产品主要集中在环鄱阳湖区域、赣南和赣西等地，文化旅游产品则以陶瓷文化、宗教文化和历史文化为主。近期内，应以红色旅游产品为发展龙头，利用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提高区域整体知名度，带动其他旅游产品的发展；同时，努力保护好整体生态环境，将生态旅游作为江西旅游业发展的中远期目标。
(3)优化行政管理体制，实施政府引导战略。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建立是跨越行政区划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顺畅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引导战略是其重要的政策保障。在我国，行政区划往往是以分水岭或水界为划定标准，所以同类资源的分布和同类产品的开发往往是跨区域的。因此，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建构制度化的多层次组织结构、合理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良性的区域竞争秩序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打破旅游发展中的行政区划界限。
(4)完善旅游形象，进行有针对性营销。整体形象和分项形象在旅游营销中所起作用各不相同：整体形象是一个区域旅游产品的高度概括，其营销是为了提高区域知名度；分项形象是具体旅游产品的形象，其营销是为了具体旅游产品的销售。“红色摇篮，绿色家园”，一度作为江西的整体旅游形象已深入人心，但还存在缺陷，对江西旅游产品特色不能完全进行高度概括，比如“陶瓷文化”就不能体现在此旅游形象中。因此，还必须采取专家研讨、社会征集等方式对整体形象进行完善，同时利用现代传媒对其进行广泛营销，进一步提高江西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在此基础上，应抓紧制定各旅游圈与旅游景区(点)的旅游分项形象，方法亦根据情况采取专家研讨或社会征集的方式，并根据产品特色和市场需求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
(5)加大旅游交通建设，解决交通“瓶颈”问题。旅游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咽喉”，旅游交通完善是旅游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加大主要客源地与江西省的省际交通网络建设，譬如新开航线和车次或增开次数，加强主要城市与重点旅游区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另一方面，完善景区内部和景区之间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主要旅游区内部公路等级，增强旅游圈内各景区(点)之间以及各旅游圈之间的互通性，今后建设重点应集中在赣南、赣西的景区(点)内部交通及其互通性建设上。旅游交通的建设应注意入口通道设计以及交通设施与周边旅游景观保持协调等问题。
六、结论与探讨
根据旅游目的地的不同尺度，旅游系统包括旅游目的地系统和区域旅游系统，相应的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模式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模式和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本文从区域尺度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区域旅游系统构成的基础上，建立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旅游系统的各大要素在起步、发展、相对成熟和优化等四个阶段具有十分丰富的各种形态和结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表现为点状、放射、凝聚和扩展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以江西省作为个案分析，发现改革开放至今江西省旅游空间结构模式分别为点状、放射和凝聚模式，分析了旅游空间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空间结构的优化目标、措施和模式。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是在理想状态下旅游系统各因素在空间表面的一种抽象，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模式。显然，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不仅有助于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而且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决策性的建议，有利于当地旅游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然而，本文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空间结构模式，缺乏界定各演化模式的定量标准，演化模式的量化界定标准是本文的缺憾，这也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致谢：本文的撰写得到黄细嘉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宋志伟
AGB星的结构及演化 篇4
丹麦天文学家赫茨普龙以恒星的光度为纵坐标，以温度为横坐标，对大量的恒星作了统计并画出一张图，该图可以解读恒星的许多信息。美国天文学家罗素经过研究也独立地画出了恒星的光度和光谱型之间的关系图。人们经过对比发现他们两人的图是一样的内容，该图被命名为赫罗图，如图1所示。
从赫罗图上可以看出, 大多数恒星组成一条从左上角绵延到右下角的序列 (图中实线部分) , 这条序列叫主星序 (简称主序) , 其中的恒星叫主序星。另一支密集群较短, 呈左低右高走向, 分布在图上部, 接近右上方, 这条序列叫红巨星序 (RGB) 。在红巨星分支附近存在着另外一个分支, 它们在赫罗图上与红巨星分支很靠近, 被称作渐近巨星分支 (Asymptotic Giant Branch) , 简称AGB星。
2. AGB星的结构
AGB星是一个埋在巨大对流包层里的简并星，它的基本结构为：核心通常收缩为与白矮星一样大小的致密的C—O简并核(半径约为10-2R⊙，核心质量在0.5—1.38M⊙之间)，外面通常形成双燃烧壳层(富氢的外包层与核之间有一很小的氦燃烧区，即He壳层，即由内向外分别有He燃烧壳层和H燃烧壳层)，H—He双燃烧壳层间为对流壳层，再外面是对流外包层。
3. AGB星的热脉冲（Thermal Pulse，简称TP)
当形成的C—O核心外缘接近外包层底部时，恒星进入热脉冲(TP)阶段。AGB星重复地经历四个阶段：(1) C—O简并核外的H壳层的宁静燃烧阶段。此时，恒星的能量由H燃烧产生，它的“死灰”He堆积在星核表面并被压缩和加热。(2)当核质量变化量ΔMc达到某一值时，He被点燃，这就是He闪阶段。He闪释放的能量加热了外面的包层并使之膨胀，而包层的温度和密度则不断下降，这时进入第三阶段。(3)在H—He不连续的地方与He燃烧的底层之间产生了对流层，对流层的物质继续膨胀和冷却，He燃烧产生的光度降低，而通过对流层底部的能流却不断增加，当能流与核反应产能率达到平衡时，进入第四阶段。(4)稳定的He燃烧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He燃烧所消耗的物质总量等于H燃烧所消耗的物质总量，这时H被重新点燃，又进入(1)阶段。这种周而复始近乎循环的过程称为热脉冲。每个循环的基本性质是相似的，如H壳层的光度、He壳层的光度以及总光度等。一般说来，AGB星经历的脉冲数与其初始主序质量密切相关，如初始主序质量为1.3M⊙的AGB星，热脉冲周期长达105年，经历10—12个热脉冲后变为白矮星;而初始主序质量为5M⊙的AGB星，热脉冲周期为1—3千年，可经历30—50个热脉冲才形成白矮星和行星状星云。
4. 第三次挖掘
一般认为，在最初几次热脉冲时，温度变化幅度不够大，随着脉冲数的增加，热脉冲振幅增大，在壳层He燃烧产能率达到极大时，燃烧区外面出现短时间对流壳层，在其后的脉冲过程中，对流壳层非常接近于H、He不连续区，随着对流外包层的向内推移，H、He不连续区与外部包层巨大的温度梯度将导致内外物质发生急剧对流(对流速度超过包层膨胀速度)，这在观测上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它将内部壳层He燃烧中的核燃烧产物，即3α反应合成的12C和在He燃烧壳层中通过S—过程产生的重元素，借助物质对流带到大气包层，甚至带到恒星表面，从而可以观测到大量富C及重元素超丰的红巨星，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第三次挖掘”(在此之前，恒星大气的原始化学成分已被两种混合机制改变，即第一次上升到红巨星时的第一次挖掘和核心He耗尽后发生的第二次挖掘，中等质量星才会发生第二次挖掘)。第三次挖掘过程将富O的AGB星MS、S星(C/O<1)逐渐转化为富C的C星(C/O>1)，即M→S→SC→C演化序列是低质量AGB星经历C核合成、S—过程核合成及第三次挖掘的共同结果。
Merrill (1952)在天文观测中首先发现，在S星的光谱中包含有不稳定重核素99Tc。99Tc的半衰期是τ=2×105年，它的存在表明恒星内部确实发生了核合成过程，而且这些核合成的产物被挖掘到了恒星表面。
5. AGB星核合成模型
5.1 AGB星核合成的早期模型
AGB星是发生慢中子俘获最合适的场所。当对流的富He壳层的底部温度升高时，13C中子源释放出中子，种子核经历中子辐照而合成新的核素。
Cameron (1954, 1957)和Greenstein认为，13C中子源是通过质子混合到氦壳层而产生的。然后13C通过反应13C (a, n) 16O释放中子。Cameron (1960)又提出了另一个中子源———22Ne。它通过核反应22Ne (a, n) 25Mg释放中子。随后，Burbidge et al.(1957)发表了论述元素核合成的著名论文，其中就包含与AGB星密切相关的经典无分叉S—过程理论。后来，Clayton et al.(1961)延续Burbidge等人的思想，建立了经典无分叉S—过程方程组，并给出了解析解。他们引入了一个对时间积分的中子流函数———中子辐照τ=∫NnvTdt。其中，Nn是中子数密度，vT=(2kT mn) 1/2是平均中子热速度。T、k、mn分别是温度、玻尔兹曼常数和中子质量。这种唯象近似理论被称为单辐照理论。
5.2 低质量AGB星核合成的早期模型———对流核合成模型
这个模型的基础假设是：在每个热脉冲过去之后，13C pocket形成并且保持不变，直到下一个热脉冲发生，13C在对流的情况下被吞并、燃烧，通过反应13C(α，n) 16O产生居主要地位的中子照射，种子核俘获中子形成新核素。这些新核素最终在“第三次挖掘”中被混合到大气包层。这里引入22Ne中子源的原因是：天文观测在恒星上发现了一些不稳定核素，如164Er等。理论上，由于这些不稳定核素的衰变率对温度很敏感，在13C中子源释放中子的较低温度下会很快衰变完，因而不可能对最后的核合成结果有贡献。为了说明这部分核素的丰度，就必须引入22Ne中子源。由于模型中的中子源是在“第三次挖掘”的对流状态下释放中子并发生S—过程的，因而又被叫做对流模型。
5.3 低质量AGB星核合成的最新模型———辐射核合成模型
Gallino等人对13C辐射燃烧的核合成模型给予了彻底的描述，我们称该模型为辐射核合成新模型。
在新模型里，低质量AGB星内的S—过程核合成，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1)少量的质子进入冷却的氦中间壳层的顶部(形成一个质子pocket)。(2)氢重新燃烧时形成一个13C pocket。(3)当这个区域随即被压缩且加热到T=(0.8-0.9)×108K时，13C(α，n) 16O反应释放中子，该区的新鲜Fe种子核、14N及已经历过先前的S—过程的物质在辐射的状态下通过S—过程捕获中子，合成重元素。(4)经历了S—过程的13C pocket被对流的热脉冲吞没，并在此处同来自氢壳层下面的氢燃烧灰(含新鲜的Fe种子核和14N)及来自先前各脉冲的被S—过程加工过的物质混合。(5)脉冲里的混合物接受来自22Ne源的中子照射，其中子数密度峰值高但中子辐照量小。(6)热脉冲熄灭后，发生第三次挖掘，从而部分经历过S—过程且富12C的物质被混入包层。(7)重复上面的循环直到热脉冲阶段结束。
Gallino等人根据上述辐射核合成恒星模型，对低质量AGB星(1.5
摘要：AGB星是渐近巨星分支, 具有H—He双燃烧壳层, 其内部会发生热脉冲过程和第三次挖掘, 由于中子辐照发生核合成, 是S—过程核素的主要产地。本文对AGB星的结构及演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AGB星,结构,热脉冲,第三次挖掘,核合成模型
参考文献
[1]戴光曦主编.核素图[M].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7.
[2]黄润乾.恒星物理[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3]Busso, M., Gallino, R., &Wasserburg, G.J., 1999, ARA&A, 37, 239.
[4]刘永利, 周贵德, 刘清华.s-过程核合成参数化研究与铅星产生的物理条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30, (3) :305.
结构演化 篇5
Al-TM合金熔体的中程有序结构及其演化规律
用高温熔体X射线衍射仪对Al-TM(TM=Fe,Ni)合金的熔体结构进行了实验研究.在Al-1.Oat%Fe(原子百分比)合金的`结构因子曲线S(Q)上,温度为670℃时,存在预峰,即中程有序结构,当温度过热到1400℃时,预峰消失.Al-20at%Ni合金熔体温度在≤1300℃范围内,存在预峰;温度高于1400℃时,预峰逐渐消失.这些实验结果表明,Al-Ni,Al-Fe合金熔体中除存在短程有序结构外,还存在中程有序结构.这种中程有序结构的存在与消失与温度有关.在相似的条件下,Al-Si合金中没有发现中程有序结构.本文对中程有序结构的演化机理也作了探讨.
作 者：边秀房 王伟民 潘学民 秦绪波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材料液态结构及其遗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25O061刊 名：化学学报 ISTIC SCI PKU英文刊名：ACTA CHIMICA SINICA年，卷(期)：200260(7)分类号：O6关键词：金属熔体 短程有序 中程有序 铝合金 X射线
结构演化 篇6
[摘要]根据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模式，采用聚集分形方法对桂林市旅游景区在1973年、1997年和2007年的空间结构分组团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桂林市市区组团和阳朔组团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符合聚集分形模式，其中，市区组团景区空间结构演化为从点状发展模式到聚集分形发展模式，阳朔组团景区空间结构演化为从面状发展模式到聚集分形发展模式。而兴安组团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不符合聚集分形发展模式，表现出多中心共同发展特征。研究对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指出桂林旅游发展格局现状和规划目标的差异。研究同时发现，采用聚集维数单一指标来研究旅游目的地总体空间结构存在缺陷，与平均半径指标和生命周期方法联合使用更有效。
[关键词]聚集分形；聚集维数；空间结构；旅游景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2-0052-07
1引言
作为我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桂林的旅游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旅游产品老化、竞争力不足、市场吸引力下降、旅游效益增长缓慢等问题。多年来，众多的旅游研究者对桂林旅游业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对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指出桂林旅游业在经历了引入期、成长期后进入了成熟期阶段；(2)对桂林旅游形象的研究，认为桂林旅游旅游形象仍然应围绕“桂林山水”来进行构建；(3)对桂林旅游布局的研究，提出应充分发挥桂林的旅游影响力，构建以桂林为核心建设环城游憩带的设想，进而辐射桂林周边县市形成大桂林旅游圈；(4)对桂林旅游产品结构的研究，认为应结合桂林城市改造的契机发展城市旅游和会展旅游。
作为以自然景观为核心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如何认识桂林旅游发展格局现状，合理布局，成为桂林旅游业再上台阶的重要问题。
2研究方法
旅游地目的地发展变化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既有整体上的研究，也有对旅游地内部结构演化的研究。巴特勒(Butler)提出了著名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成为研究旅游地整体发展变化的经典理论。旅游目的地的内部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早期多以“点—轴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方法多采用空间分区描述、景观结构分析、空间聚类和旅游流等方法。
采用分形方法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布鲁斯(Bruce T.Milne)首先在景观空间结构研究中采用了分形方法，指出分形方法能够对传统的统计分析补充完善，并认为结合分形方法进行景观开发布局能够提升景观的审美价值。鲍威肯(B.BGlviken)等对北芬诺斯坎底亚25万km2的景观进行调查后发现自然现象中自我相似性的存在，纳赛尼尔(Nathaniel A.)等通过研究加利福尼亚圣加布里埃尔山地区景观分布后指出气候、地质等因素导致景观分形特性的产生。依莎贝拉(Isabelle Thomas)等采用分形方法对比利时瓦隆地区的景观空间形成进行了研究。安德斯(Andreas C.W.Baas)采用分形方法对沿海地貌沙丘植被景观环境进行了模拟。随着分形方法在空间结构研究中的引入，国内戴学军、冯淑华、李风华等人分别对南京市、江西丹霞地貌和吐鲁番的景区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在采用分形方法进行研究时多集中分析单一时点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本文尝试采用分形方法来对比不同时期上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寻找其中的发展规律。
2．1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模式
旅游资源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综合构成，由于自然环境本身具有分形特性，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活动也同样具有分形特性，从而导致旅游资源，以及以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的旅游景区也相应地具有分形特性。
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类似于有限扩散集团凝聚(Diffusion-Limited Cluster Aggregation)模式。在旅游流的作用下，相邻的旅游景区组成旅游景群，随着旅游流的流动和不断地聚集，形成空间范围更大的景观组团，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以中心景群为中心，通过旅游流联系的多层次的空间结构。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旅游景区在聚集时存在明显的屏蔽效应，在空间上都呈不规则的分支状结构，而且各分支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决定了分形方法在研究景区空间分布演化方面是可行的。
2．2聚集维数研究方法
聚集维数研究方法是在旅游研究中运用较多的一种分形研究方法。
按照分形根据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假定：在景观组团空间范围内，各景区按照某种自相似规则围绕其中心景区呈凝聚态分布，且回转半径与景观组团的半径呈线形比例，即景观组团是各向均匀变化的，同时不考虑边界效应，且景观组团不是一个几何上的多重分形，则可确定作为景区数目N的函数与回转半径R(N)的关系：
聚集维数的计算，首先是选定研究区域的中心景区，然后得到景观组团内其他各景区到中心景区的距离ri，再转化为平均半径RN，改变N得到一系列RN值，把(RN，N)绘成双对数坐标图，通过最小二乘法可求出聚集维数值D。
聚集维数反映旅游景观组团的分布密度从中心景区向周边不断衰减特征，反映旅游景观组团的聚集性特征。在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过程中，如果中心景区的旅游吸引力足够大，在与其相邻的景区的聚集中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景观组团。同时在聚集的过程中，中心景区始终会处于景观组团的相对中心的位置，并保持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和辐射作用。当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范围大于中心景区的吸引范围时，一个景观组团不能涵盖所有的景区时，则会同时存在多个景观组团，每个景观组团都围绕各自中心景区分布。
在二维空间上，欧氏维数为2。当D＜2时，说明景观组团分布从中心景区向周围腹地是密度衰减的，中心景区的聚集作用很强，周边景区围绕中心景区呈聚集态分布，景观组团整体旅游吸引力呈增加态势，体现出规模递增效益；当D＞2时，景区分布密度随着到中心景区的距离的扩大而增加，说明景观组团分布从中心景区向周围腹地是密度递增的，周边景区围绕中心景区呈离心态分布，中心景区不具备中心性作用，景观组团的旅游吸引力是弱化的；当D=2时，说明各景区在景观组团内的分布是均匀的，既不存在聚集现象，也不存在离心现象。
3数据分析
3．1研究时间的确定
本文选取1973年、1997年和2007年3个时间节点对桂林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其中，1973年桂林现代旅游业正式起步，反映桂林旅游产
业发展的本底状态，1997年是桂林第一次编制旅游发展规划的基期年，反映桂林旅游产业在无规划指导下的自发发展状态；2007年是桂林市对上轮旅游发展规划修编的基期年，反映桂林旅游产业在旅游发展规划指导下10年来的发展状态。
3．2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分组
在对桂林市旅游景区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选取桂林市的AA级以上景区和获省级以上称号的景区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查阅《桂林市志》、《桂林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对景区的实地走访，确定各景区的开发开放时间。研究对象确定为：1973年选取了14个景区，1997年选取了35个景区，2007年选取了57个景区。
根据旅游景区之间的联系性，参考《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所确定的“一个中心(桂林市区)，两个次中心(阳朔、兴安)”的桂林旅游空间格局，把研究对象划分为3个景观组团进行研究：市区组团，包括桂林市区和临桂、灵川两县的景区，以桂林市区景群为中心，以象山景区为代表；阳朔组团，包括阳朔、荔浦、永福、平乐、恭城5县的景区，以阳朔县景群为中心，以阳朔西街为代表；兴安组团，包括兴安、资源、全州、龙胜、灌阳5县的景区，以兴安县景群为中心，以兴安灵渠为代表。
3．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笔者在参与2007年桂林市旅游发展规划修编过程中所收集的各景区的GPS数据以及根据Google Earth所查询到的数据。采用Map,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测算。
3．4聚集维数的测算和分析
根据2.2中介绍的聚集维数计算方法，分别以各景观组团的中心景群的代表景区为中心，计算各景观组团的相关数据(表1－表3)，然后以(RN，N)绘成双对数坐标图(图1-图3)，通过最小二乘法求出各景观组团的聚集维数值D(见表4)。
3．4．1市区组团分析
从表4看出，市区组团的聚集维数D，明显小于2，说明市区组团存在显著的聚集分形特性，形成了以市区景群为中心的景区聚集格局，空间结构呈聚集发展模式。其原因应在于：(1)在桂林旅游业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位于桂林市区漓江两岸的以象山景区为代表的“三山两洞一江”桂林旅游精华旅游资源一直是桂林旅游的核心资源，对桂林城市区域周边的景区具有强大的聚集融合作用；(2)从空间布局上看，市区组团空间范围狭小，由于象山景区处在市区组团的几何中心，景区发展空间受到城市发展各方向上的约束差别不大，从而形成比较明显的聚集发展模式。
总体上D1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在1973-1997年和1997-2007年两个阶段差异较大。(1)在1997年前D1值一直很小(D1＜1)，并且增长缓慢，市区组团的发展呈现出紧密围绕中心景群的点状发展模式，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73年时桂林市景区的RN值都比较小，在1997，年前新增加的景区也都分布在中心景群周边较近的空间范围内。其主要原因应在于：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1998年)之前，地、市行政区划格局的存在产生了较明显的屏蔽作用，制约了中心景群的聚集融合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2)在1997-2007年之间，D1增长较快，并在2007年时达到一个较高水平(1.4963)，说明市区组团的发展已经由点状发展模式转向以桂林市区景群为中心的聚集发展模式，2007年景区RN值明显高于1997年RN值，说明中心景群的聚集空间在不断扩大，桂林市区作为桂林市旅游中心的地位得到加强；(3)对比表2和表3可以发现，在1997、2007年的10年中，许多位于桂林市中心的很多景区已经不再是桂林市的主要接待景区。通过对这些景区的详细了解，除了青狮潭景区是列入桂林市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水资源保护政策的限制外，其他景区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接待旅游者人数大量下降而被淘汰的，其中，既有人造主题公园(民俗风情园)也有自然主题的旅游景区(南溪山、穿山公园)和人文主题的旅游景区(西山公园、虞山公园)，说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3．4．2阳朔组团分析
从表4看出，阳朔组团的聚集维数D2在不同的时期差异较大，并且存在明显的减小趋势，其中，在1973年时为当年各组团中最大值(7.4561)，而在2007年时又成为当年各组团中最小值(1.2288)，说明阳朔作为阳朔组团的中心的聚集作用越来越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1)由于旅游业发展初期(1973年)阳朔组团景区数量较少，不能体现出中心景群的聚集作用；(2)阳朔组团包括5个县，空间范围较广，但优势旅游资源和旅游流主要集中在阳朔县域内，受其影响，中心景群对空间的辐射聚集作用集中在阳朔县域空间内，促进了聚集性的增加。
总体上，D2值呈明显的降低趋势，但在1973-1997年和1997-2007年两个阶段差异较大。(1)在1997年前D2值一直很大，阳朔组团的发展呈现出背离中心景群的分散发展模式，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1997年前新增加的景区大多分布在距离中心景群较远的空间范围内。其主要原因在于：周边地区在中心景群旅游效益高的影响下，无视旅游流由中心向周边逐步扩散的客观规律，盲目开发远离组团中心景群的景区，无法和中心景群形成良好的聚集融合效应。(2)在1997-2007年之间，D2值进一步下降，并在2007年时达到一个较低水平(D2＜2)，说明阳朔组团的发展已经由分散发展模式转向以阳朔县城景群为中心的聚集发展模式，对比表2和表3可以发现，在1997年后新增加的景区大多围绕中心景群在1997年半径内分布的，只有2个景区是(红岩新村和金钟山)的分布是超出该范围的，景区RN值的变化更加平缓，说明中心景群的聚集空间虽然没有较大的扩张，但聚集空间内的聚集程度在不断提高，阳朔在桂林旅游规划中作为桂林旅游业南部中心的设想得到了实现。(3)对比表2和表3可以发现，阳朔组团中在中心景群同样开始出现由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作用而导致的景区更新。
3．4．3兴安组团分析
兴安组团在1973年时只有灵渠一个景区，呈现单一点状分布，无法进行聚集维数的计算，因此，对北部景区的分析从1997年开始。
从表4看出，兴安组团的聚集维数D3在两个时期差异很大，并且明显增长。其中，在1997年时为当年各组团中最小值(0.5629)，在2007年时为当年各组团中最大值(2.7885)。但在1997年和2007
年，兴安组团的RN值始终为各组团中最大，说明兴安作为兴安组团的中心的聚集作用越来越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1)兴安作为兴安组团的中心在空间上是成立的，在旅游发展早期周边景区围绕中心景群客观存在，表现出一定的聚集性；(2)兴安组团包括5个县，是桂林市最大的旅游组团，各县旅游发展环境差异较大，影响景区结构演化的因素在空间上差别较大，同时由于县域区划格局的存在对旅游聚集形成的屏蔽，导致景区在发展时无法遵守聚集性原则。
总体上，D3值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在1997年和2007年两个时期差异较大。(1)在1997年D3值较小(D3＜1)，表现出较高的聚集性。通过计算景区RN发现周边景区的RN值很高，说明兴安组团的发展呈现出围绕中心景群的大空间范围内的聚集发展模式，由于空间范围太广(RN＞20)，景区间缺乏有效的联系。虽然D3值表现出明显的聚集性，但由于周边景区大多距离中心景群较远，超出了旅游流的扩散范围，无法形成良好的聚集融合效应；(2)对比表2和表3可以发现，在1997-2007年之间新增加的景区大多处在远离中心景群的地域空间，只有1/3的景区是聚集在中心景群周边的，景区RN值在第5和第6景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跳跃性，从而导致D3值迅速增加，并在2007年时达到一个较高水平(D4＞2)。说明兴安组团发展呈现出背离中心景群的现象，中心景群对周边景区的聚集性在削弱，兴安在桂林旅游规划中作为桂林旅游北部中心的设想在实际发展中没有实现，形成了龙胜、资源、兴安多中心共同发展的格局。
3．4．4综合分析
通过对桂林市3个不同景观组团聚集维数的分析，发现桂林旅游空间格局中各组团分布的地理空间特性和发展趋势的差别：市区组团以桂林市区为中心，由点状发展模式(D1＜1)逐步向面状发展模式(1＜D，＜2)扩展；阳朔组团以阳朔为中心，由分散发展模式(D2＞2)向面状发展模式(1＜D2＜2)转变；兴安组团不存在明显的中心，呈分散发展模式(D3＞2)或者多中心发展模式。分析表明，市区组团和阳朔组团的发展比较符合由中心向周围逐步扩散的单中心的聚集扩散模式，而兴安组团中心还不明确，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1)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市区组团和阳朔组团共同拥有以漓江为代表的桂林核心旅游资源：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以漓江为廊道，桂林和阳朔各自为节点，构成了典型的“两点(桂林、阳朔)一双轴(漓江、桂(林)阳(朔)公路)”发展模式，作为桂林旅游发展的主要区域。两个组团的中心景群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聚集作用逐步增强，中心城(县)区的核心地位得到加强；而兴安组团旅游资源多样化，兴安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为主，资源以丹霞地貌为主，龙胜以民族文化为主，三者之间文化差异大，空间距离远，联系松散，难于聚集，兴安虽然规划为组团的核心，但难以聚集周边县区。(2)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的影响。市区组团和阳朔组团位于喀斯特丘陵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分别以桂林、阳朔为中心，形成了放射状的交通网络格局，有利于中心景群和周边景区之间旅游流的流动，从而促进周边景区和中心景群的聚集融合；而兴安组团地处南岭山脉西段，越城岭和都庞岭贯穿其中，地势跌宕起伏，旅游景区之间交通不便，不利于旅游流在组团内的流动。
4结论
(1)桂林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在不同组团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市区组团和阳朔组团的景区空间结构具有比较明显的聚集分形结构，二者的差别在于市区组团的景区结构是从点状发展向聚集分形结构演化，阳朔组团的景区结构是从面状发展向聚集分形结构演化；兴安组团景区空间结构不具有聚集分形结构。
(2)《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0－2020)》所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次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中，桂林市区作为“中心”和阳朔作为“次中心”的目标已经实现，兴安旅游发展尚未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3)聚集维数能够从总体上反映旅游目的地空间范围内所有景区的空间结构的静态形态，通过对不同时期的聚集维数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揭示出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而指导旅游产业发展。
(4)聚集维数通过利用回转半径来揭示周边景区围绕核心景区聚集的形态，这种方法用来分析景区结构的演化是可行的，但是存在缺陷。仅D值不能完全揭示景区的空间结构，仍需参考景区RN才能进行准确判断(见3．4．3)。
(5)聚集维数能够对旅游目的地的总体结构及演化进行定量衡量，但无法揭示出单个景区和旅游目的地的质的变化，在利用聚集维数进行定量分析时，还需结合生命周期理论等方法进行定性的描述，才能够对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刻的揭示。
结构演化 篇7
产业就业结构是指就业在各产业及产业内部的构成, 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的总和, 是狭义的就业结构 。钱纳里、艾金通和西斯姆等人把现代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 并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产业结构标准模式”, 分为以产值结构为指标的“标准结构”和以劳动力就业结构为指标的“标准结构”两种 (见表1) 。
注:表中结构偏离度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Syrquin M. and H.B. Chenery,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 Vol. 3, 1989
对大多数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综合描述。“产业结构标准模式”促进了我国学者对产业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 我国大部分研究通过对各地GDP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的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借助就业弹性、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相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关分析等指标或分析工具, 对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标准结构”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或者对我国某一地区的产业就业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解决对策。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经济政策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但缺乏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形成、演进动力和演进规律的系统性研究来支撑就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2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化进程及特征
2.1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化进程
建国以来, 中国产业就业结构在产业政策、就业体制、宏观经济发展等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具有非常明显的动态性 (见图1) 。
(1) 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这段时期我国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有明显的振荡特点。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 因而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中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次产业的比重急剧上升, 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 50年代后半期第二次产业陡增20.1个百分点, 第一次产业急降22.9个百分点, 而同期的就业结构变动很小, 直到1962年第一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占82.1%, 第二次产业只有8.0%, 二者只变动1个百分点左右。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 (1949～1999) 》, 《中国统计年鉴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9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es.gov.cn/,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96～2002) 》
(2)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对计划经济时期的“适当调整”时期, 第一产业得到了恢复性发展, 第三产业的比重也适当地调高, 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下降, 产业结构表现出向一般模式靠近的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逐渐增加, 因此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基本不变, 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下降。
(3)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
进入 90 年代以后,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并不稳定。90 年代以后, 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 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 第三产业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比重有所提升。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低谷, 第二产业的比重也随之下调, 第三产业的比重得到了提升。到2000年, 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已变化为15.9:50.9, 产值结构渐趋合理, 而我国相对应的就业结构为49:24, 差距依然很大。多年来, 我国只有第三次产业的产值比变化与就业比变化是基本协调的, 但是按国际标准模式衡量, 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仍然落后。
2.2演化进程的特征
我国就业结构的演化历程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性。首先, 就业者、企业、经济部门在行为表现上的多样性, 企业总是按照符合现状的政策经营和进行要素选择, 对政策的赢利可能性把握也不同。其次, 就业结构的变化和系统中的变量既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呈现出来一定的规律性, 又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扰动现象, 这使传统经济学试图在一个给定的包括一切可供选择办法的集合中寻求一种全盘的、一劳永逸的长期最优化难以实现。第三, 由于就业结构随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和经济发展在既定方向上的惯性, 就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呈现出前后连贯和相互依赖的特点, 这一变迁路径可能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 也可能向非绩效方向发展, 甚至“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我国经济发展与国外发展阶段不同, 而时间的一维性使发展路径具有不可逆性, 所以, 简单地与国外就业结构演变的标准模式类比, 无法真正诠释我国就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演化范式的引入
目前大多数对就业结构的研究都基于均衡分析的基础上, 常用的衡量指标为结构偏离度 (结构偏离度=GDP产业构成百分比/就业产业构成百分比-1) , 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 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在总量上达到均衡状态。均衡思想认为:当结构偏离度越接近于零, 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就越合理;当结构偏离度零, 该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使产业的发展与就业吸纳能力保持一致;当结构偏离度小于零, 意味着该产业已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者, 应该促使劳动力从该产业流出, 转移到其他部门。
然而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有着与国际标准模式不同的重要特征:第一, 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差较大, 并且偏差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扩大, 其中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模式的水平;第二,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国结构偏差趋向均衡的速度大大慢于其他国家。还有研究也发现, 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与国外的一般模式有着较大的背离。而致力于了解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一般规律”的研究者也发现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例如, 虽然服务业没有取得预期的高速增长,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没有显著提升, 但中国却能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 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增长的障碍。
因此, 就业结构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它具有路径依赖性, 同时又有不确定性。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不是如图2-①中的稳态, 也不是图2-②中的不稳态, 而是图2-③中的亚稳态。
参考:陈平, 《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
就业结构理论主要是研究相关要素的组合、关联与演变规律。产业就业结构直接反映不同产业之间就业的相互关系, 是产业结构与影响就业各因素综合作用的表现, 就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产业结构, 从而改变影响就业的各因素在产业中的作用大小与方向。因此就业结构的研究将由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 经济学中常常采用线性或可线性化的模型对经济学中的问题进行动态分析, 线性模型具有较标准的正规轨迹, 比较容易获得解析解, 但是就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非线性发展的, 因此线性模型就不能准确地模拟就业结构的演进。谢正磊、林振山等 (2005) 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劳动力转移的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4结论
就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复杂非线性系统, 其演进过程无疑受非线性效应的制约。用线性模型表达其演化规律, 精度并不理想, 因此用演化范式进行研究, 建立就业结构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非常必要。目前对中国就业结构演进问题还是定性描述, 尤以线性描述为主, 且不涉及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对一个系统来说, 如果只有相互的线性作用, 其线性作用即使再强烈, 也只能引起量的增减, 决不会引起质的变化。只有当系统存在非线性作用, 才会出现涨落和突变, 才能出现崭新的结构, 显然就业者、用人部门和就业结构之间更符合非线性关系, 所以从理论上探讨就业结构形成模式, 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结构比例对促进我国就业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 在制度演进的过程中, 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摘要：如何促进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既有利于增加就业又有利于经济增长, 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演进过程表现出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等特征, 通过演化范式阐释就业结构的动力作用过程和演化机理。
关键词：就业结构,演进,演化范式
参考文献
[1]Syrquin.M.and H.B.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 1989 (3) :201-222.
[2]万继勋.建国以来劳动制度和就业结构的演变[J]瞭望, 1986 (37) :18.
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演化过程分析 篇8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河南省
二元经济通常是指在社会经济系统中, 存在着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 二者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组织方式、增长特征和工资率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出于研究的需要, 本文以广义的农业部门 (第一产业) 为一元, 非农业部门 (第二、三产业) 为另一元, 这样的划分比较符合二元经济的含义, 也更有利于实际研究中抓住主要矛盾。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点在于, 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具体表现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 劳动力的份额较大, 创造出的产出份额却较小;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 虽然劳动力的份额较小, 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 本文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等三个指标作为衡量指标, 并以此为依据对河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总体度量。
一、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
1. 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所创造的收入比重。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表明本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比值越大。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 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 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 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从时间序列考察, 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 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 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 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 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 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 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2. 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 二元对比系数越大, 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 二元对比系数越小, 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 通常总是低于1[1]。
3. 二元反差指数。
二元反差指数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反差指数越小, 二元反差程度越小, 二元经济结构越不明显。从理论上讲反差指数的最小值为0, 此时意味着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
二、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演化过程分析
1. 改革开发以前
建国之初的1952年, 河南省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占62.23%, 表明河南省经济仍然以农业部门为主。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是“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顺序, 而我国由于特殊原因, 走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需求的巨大资本使得农业不堪重负,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有限, 这些都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战略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拉大, 因而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明显, 集中体现在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 这一点可以从图1中观察出来。
从图1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前, 两部门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70年代中后期表现得比较突出。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52年的0.69下降到1962年的0.47, 1965年小幅上升到0.57, 1978年大幅跌至0.49。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1952年的3.70跃至1957年的3.90, 1970年跌至3.03, 1975年重新回到了3.70, 1978年又下降到3.10。二元对比系数从1952年的0.19下降到1962年的0.12, 接着上升到1965年的0.19, 1975年又降到0.14, 1978年又升至0.16。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52年的27.58%上升到1962年的44.52%, 接着下降到1965年的35.69%, 1975年升至41.15%, 1978年又降至40.78%。27年来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1.33%, 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0.68%, 二元对比系数年均下降0.66%, 二元反差指数年均上升1.52%。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以前, 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总体上比较明显, 这主要是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
2. 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河南省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率以及城乡收支等方面都有所变化。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小, 二元对比系数越大, 二元反差指数越小, 二元经济结构处于弱化阶段。反之, 则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有所强化。改革开放以后河南省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 改革开放以后河南省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大于1, 而且呈现出下降趋势, 符合经济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是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反而有所下降, 造成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呈现出波动的态势 (图3) 。根据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的变化趋势, 可以把改革开放后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减弱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末期)
河南省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并且迅速取得了成效。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0.49上升到1987年的0.53, 年均上升0.88%。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1979年的3.36下降到1987年的2.04, 年均下降6.44%。相应地, 二元对比系数从1978年的0.16提高到1987年的0.26, 年均提高5.54%。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78年的40.78%降低到1987年的32.54%, 年均降低2.54%。
第二时期:二元经济特征强化时期 (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
80年代中后期, 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使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的差异逐步拉大。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 从1987年的0.53降至1993年的0.37, 年均下降6.17%。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一改下降势头, 从1987年的2.04升至1993年的2.22, 平均每年上升1.42%。相应地, 二元对比系数从1987年的0.26下降到1993年的0.17, 年均下降7.34%。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87年的32.54%提高到1993年的41.44%, 年均提高4.11%。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2010)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第三时期:二元经济特征缓解时期 (90年代初期-90年代末期)
这一段时期经济中出现了过热现象, 国家因而进行了经济“软着陆”的宏观调控, 河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93年的0.37上升到1998年的0.42, 年均上升2.57%。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93年的2.22下降到1998年的1.83, 年均下降3.94%。二元对比系数因而从1993年的0.17上升到1998年的0.23, 年均上升6.23%。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93年的41.44%降低到1998年的34.04%, 年均降低4.01%。
第四时期:二元经济特征增强时期 (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
此期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 而且国内呈现出通货紧缩的势头。为此, 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进一步拉大了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河南省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98年的0.42降至2003年的0.29, 年均下降7.76%。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1998年的1.83升至2003年的2.07, 年均上升2.53%。相应地, 二元对比系数从1998年的0.23降至2003年的0.14, 年均下降10.48%。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98年的34.04%升至2003年的42.69%, 年均上升4.63%。
第五时期:二元经济特征减弱时期 (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 国家实行的新农村政策初见成效, 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明显实效, 二元经济特征有所减弱。河南省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2003年的0.29升至2009年的0.31, 年均上升0.85%。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2003年的2.07降至2009年的1.60, 年均下降4.37%。相应地, 二元对比系数从2003年的0.14升至2009年的0.19, 年均上升5.26%。二元反差指数则从2003年的42.69%降至2009年的32.26%, 年均下降4.78%。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河南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但是二元对比系数仍然较小, 大部分年份在0.2左右, 而二元反差指数却较大, 大部分年份在40%左右, 这表明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依然明显。河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 但是总体上呈现出刚性特征。
参考文献
探讨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演化 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
国际贸易网络系统由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贸易已经发展成为互惠、共赢的贸易网络。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各个国家之间的依赖性加强, 这种影响也逐渐延伸到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网络。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因此, 必须从全球化的范围内对国际贸易系统展开研究。本文通过复杂的网络方法, 分析了2003年至2013年的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演化规律。
1 国际贸易网络的构建
在国际贸易系统中, 用顶点代表每个国家, 用商品和服务流动方向的有向边代表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用有向网络说明国际贸易系统。在一般情况下, 网络的拓扑性质是指网络不依赖于顶点的具体位置、边的具体形态而单独体现出来的性质, 在网络拓扑性质的基础上网络的拓扑结构得以发展。本文构建的贸易网络包含了193个顶点及21186条边。
在构建国际贸易网络时, 需要按照商品及服务的流向来明确国际贸易网络中边的指向, 贸易出口意味着商品及服务的流出, 贸易进口意味着商品及服务的流入, 若在T年, A国向B国出口了商品及服务, 则在T年的网络快照上勾勒一条由A至B的边, 其对应的邻接矩形存在非零元素θA B (T) =1, 反之, 若A至B没有边时, θAB (T) =0。各个国际贸易网络快照由每年度的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组合而成, 因此, 每国际贸易网络快照都具有其特殊的拓扑结构和拓扑性质, 能够直接影响到贸易网络的连通性。由于国际贸易网络的大部分拓扑结构和拓扑性质难以运用随机图范式加以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运用合适的测度标准来分析和研究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拓扑特性及其演变规律[1]。
2 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顶点度分布
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顶点度主要代表与顶点存在关联的边数, 在有向网络中, 各个顶点均存在对应的出度和入度, n (T) 表示T年全球进行贸易的国家总数, A国在T年的出度与入度则等于从A国进口以及向A国出口的各个国家的总数。
有关学者将贸易网络中具有某种幂指数形式的度分布称作无标度网络, 即BA模型, 并将真实系统运用自组织建立起无标度网络归结为两个重要因素——增长性与择优连接。在BA模型中, 于整个贸易网络中找寻连通度最大的顶点视为择优顶点, 从而使中枢顶点可以获得优势连接, 使之变得更加强大;若贸易网络中的顶点数量达到一个特定的数值时, 贸易网络中的顶点连接数量就会出现一些顶点存在大规模连接的情况, 然而, 大部分顶点只存在少量连接[2]。
在国际贸易网络中, 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存在很大的优势, 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国际贸易关系数量成正比。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 选用一部分经济发展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作为表示国际贸易网络发展中新增顶点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贸易产品主要是某些基本商品, 考虑到空间地理位置具有差异性, 运输成本将有所增加, 因此无标度网络中的择优选择难以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得以展现。
对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而言, 其在一般情况下是与周边邻国发展贸易关系, 难以在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中实现择优连接。由此可见, 尽管择优选择能够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发挥一定的积极影响, 然而, 完整的国际贸易网络并非典型的无标度网络。
从本质上看, 复杂的贸易网络无标度性可以视为异质性, 贸易网络中存在少数的顶点拥有大规模连接、大部分顶点拥有少量连接的情况, 因此, 为了进一步描述国际贸易网络异质性的演化特征, 本文采用网络结构熵与标准网络结构熵进行分析。通过运用标准网络结构熵, 能够对比不同年度国际贸易网络快照的异质性, 本文对2003年至2013年的国际贸易网络进行计算, 对国际贸易网络快照顶点存在相同、边数相同的某个随机网络情况进行分析[3]。实验表明, 国际贸易网络与随机网络的网络结构熵差异并不明显, 二者的增长趋势均相同, 不存在无标度网络异质性的情况。国际贸易网络从2003年至2013年的演化过程中, 标准网络结构熵与随机网络趋近, 说明国际贸易网络顶点度的异质性特征在不断消失, 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出现随机化趋势。
所得研究表明,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国际贸易中的运输与通信费用得到了极大的降低, 在此情况下, 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延伸, 从而使得各个国家之间有条件自行开展直接贸易, 极大地促使了国际贸易趋向全球化发展的局面,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使世界贸易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3 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群聚性
群聚系数的一般含义为对于存在kA条边的顶点A, 群聚系数表示为:
在上述公式中, nA是A的kA个邻边的数量, 若CA=0, 则顶点A的邻边不存在连通情况;若CA=1, 则顶点A的所有邻边都存在连通的情况, 群聚性越高则说明顶点周边的邻边连通性越好。
通过计算得知, 2003年至2013年国际贸易网络快照C (k) 和k存在一定的关系, 在每个网络快照中, C (k) 的总体趋势与k呈负相关, 即C (k) 随着k的增加而不断下降[4]。顶点度k能够反映一个国家贸易联系范围的广泛性, 顶点度数低的国家通常为经济发展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因其受本国经济规模的制约, 只能在国与国之间的周边区域内开展贸易关系, 其国际贸易伙伴在区域上相对集中, 贸易往来的机会也随之增高;顶点度数高的国家通常为世界性的贸易强国, 其贸易伙伴数量多且分布的范围广, 然而这些贸易伙伴之间能够直接开展贸易往来的概率较小。
从网络快照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2003年一部分国家的顶点度数很低, 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少, 由网络快照的顶点分布情况可知, 2003年的国际贸易系统还未形成有序的结构;而在2013年的网络快照中, 各个顶点数分布得更为集中, 表现出极强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这就意味着2013年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与贸易分工更为明细, 此时国际贸易网络趋于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
4 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度相关性
在一般情况下, 顶点之间的有边连接存在的情况往往由顶点类型决定, 在复杂网络中, 根据顶点度的选择性关联, 被称作顶点的度相关性, 并可以分为同类混合和非同类混合两类。同类混合就是指度数高的顶点更倾向于和度数高的顶点相连接。非同类混合就是指度数高的顶点更倾向于与度数低的顶点相连接。
本文将同类混合网络度相关数值设置为正, 非同类混合网络度相关数值设置为负, 结合国际贸易度相关数值的变化情况, 度相关<0则说明国际贸易网络为非同类混合网络, 顶点度低的国家更倾向于与周边中枢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并形成以区域中枢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诸如东盟、欧盟等。
另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能与其他地区断绝经济关系, 在此基础上, 区域经济大国成为连接各个地区贸易沟通的桥梁, 因此, 国际贸易网络系统已经形成全球化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并存的局面, 当度相关系数数值越低, 这一趋势也随之加强[5]。
5 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的互惠性
在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中, 当中的贸易关系并非全部呈现双向性特征, 换言之, A国与B国存在贸易出口关系, 但B国对A国不一定也存在贸易出口关系, 因此, 这就牵扯到了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 主要就是指贸易网络中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双向贸易关系的具体程度, 互惠性是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中的一个关键测量指标,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互惠性能够对国际贸易网络存在的威胁传播机制与传播速度产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还在于其能够对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网络参与程度进行全面的衡量。
从2003~2013年各个年度国际贸易网络互惠系数的变化可知, 2003年的互惠系数为1.03, 2013年的互惠系数为1.57。由此可见, 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在逐渐增长, 并不断呈现上升趋势, 说明世界各国都存在双向贸易关系,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日益增强, 使得更多的国家能够建立本国的比较优势, 并积极投入到国际贸易分工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中。
6 结语
综上所述, 国际贸易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经济网络, 对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发展演化进行描述,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系统的运作规律, 还有助于各个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贸易政策。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发展演化进行分析, 由度分布性得知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网络并非典型的无标度网络, 随着世界贸易交易成本的逐渐降低,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展本国的直接贸易关系, 国际贸易网络不断向随机网络趋同。对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群聚性分析, 说明国际贸易网络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更为有序。国际贸易网络的度相关性表明国际贸易网络非同类混合网络, 更多的小国更青睐于同区域大国开展贸易合作, 国际贸易已经趋向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逐渐增长, 表面国际贸易中双向贸易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王哲, 吴松弟.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 (1877-1947) [J].地理学报, 2010, 16 (10) .
[2]崔卫杰.入世十周年中国高新产品贸易的国际地位分析[J].国际贸易, 2011, 05 (12) .
[3]陈银飞.2000-2009年世界贸易格局的社会网络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10 (11) .
[4]王火灿.融入·共赢·转变——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回顾与展望[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1, 19 (06) .
区域人才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失衡特点 篇10
关键词：人才结构,失衡,极化,扩散
0 引言
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本,其结构的合理性和协调性,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探索人才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1,2]。人才结构的基本理论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结构决定功能[3]。Lopez、Thomas和Wang[4]提出可以以人力资本分布的变异系数和标准差作为衡量人才结构的指标,并指出各国人才分布的变异系数(人才结构平衡与否)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人才结构失衡强调的是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人才的配置失衡问题,具体来说由于人才配置和利用的不合理而导致对经济系统正常发展秩序的影响,由此可见,研究人才结构失衡问题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人才结构调整及失衡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区域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两个方面。李春平(2006)[5]研究了人才结构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重点分析了人才数量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协调性及人才的行业分布与行业发展的静态协调关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6]对浙江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匹配现状进行了调查,指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不匹配主要表现在缺乏高层次人才、缺乏四类知识型人才、缺乏高级技能型人才、缺乏现代服务业人才。张胜冰,吉宇(2008)[7]着重分析了中部地区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及原因,并具体阐述如何通过培养所需人才,使中部地区的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相适应,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赵光辉(2008)[8]认为,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符合人才资源流动的“推力-拉力”规律,即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人才结构调整,人才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两种力量不断在动态中保持平衡的结果。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的过程阶段入手,对区域人才结构失衡的演化特点进行探讨。
1 经济发展过程与人才结构演化
人才结构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合理的人才结构,同时人才结构的形成也由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所决定。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是指区域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表现,其中,极化和扩散是区位势能作用机制的集中表现。在极化和扩散的机制作用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和非均衡的矛盾运动,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表现出方向性的阶段递进。
从极化和扩散的关系来划分,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大致可分为散化、极化、扩散、成熟四个阶段。人才结构演化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是经济发展的法则。具体说来,人才的结构是动态的,总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发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人才结构。具体来看,在经济开发的离散阶段,人才结构呈现出分散均衡的方式,在经济开发的极化阶段,人才结构表现为中心———外围模式;在经济开发的扩散阶段,人才结构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多核心模式;在经济开发的成熟阶段,人才结构表现为网络式。据此,为了说明和解释的方便,本文将人才结构发展过程分为散化阶段、中心极化阶段和和谐成熟阶段[9,10]。
2 不同阶段人才结构失衡特点
2.1 散化阶段
2.1.1 散化阶段的人才结构特点
散化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初期,体现了人才分布的散乱特点。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交通、通讯等技术水平差,人才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导致人才在各经济单元内处于独立分布的状态。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人才配置主要受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限制,人才分布基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适宜性,因此,在各自的经济单元内相对独立,没有人才间的交流和合作;
(2)人才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形成各自的中心,交流很少,人才培养主要是师徒型或者家族内传;
(3)人才间相互作用力弱,没有形成集聚规模;
(4)人才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互补效应极不明显,人力资源的作用得不到发挥,造成极大的浪费。
2.1.2 散化阶段的人才结构供需失衡分析
(1)从供给特征来看,基于散化阶段人才分布相对独立的特点,人才供给也相对独立。这里供给基本取决于本地培养,外地人才流入相对较少。由于完全本地培养,人才结构相对单一,原本某一领域的人才,会继续培养这一领域的人才,但原本缺乏的人才,却很难弥补。因此,一方面,区域人才的年龄结构容易形成断层。另一方面,区域人才的专业及职称结构供给特征很不稳定。
(2)从需求来看,基于散化阶段人才分布相对独立的特点,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需求人才的层次相对较低。从年龄结构来看,散化阶段对人才年龄的需求并未有特殊要求,主要还是以年轻人才为主;从专业及职称结构需求特征来看,由于在散化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形成一个成形的方向,所以在对专业人才和职称的需求方面也没有特殊的要求,还是以零散的需求为主。
2.2 中心极化阶段
2.2.1 中心极化阶段的人才结构特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的分布逐渐打破散化的格局,开始向经济发展快的区域集中,极化作用突显,人才极核开始形成。随着人才向极核的聚集,聚集效应开始显现,人才合力不断放大,但同时压力也在扩大,压力的增长,使得一些人才开始向周边新兴经济发展快的地区聚集。于是,多极核在区域内实现。可见,中心极化阶段可分为两个过程:
一是在区域主导产业逐步形成,经济处于起飞及稳定增长阶段,人才不断向极核集聚并最终达到饱和的“单核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极化”作用在极核内迅速放大,最终实现最大化。单一极核的形成,使得人才高地和其他地区人才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激化。
二是在经济结构逐步综合化、加工深度化,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成为产业主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随着区域人才的不断集聚,一旦人才极核区人才数量超过边际效益,人才聚集的效益递增向效益递减过渡,这时,人才开始由极核中心向四周地区扩散。其形式主要有:
(1)人才的定向扩散,即扩散伴随着隶属关系的转移;
(2)智力的定向扩散。随着人才逐步向中、低层次的节点转移和扩散,第二、第三级人才中心迅速兴起,其他地区的“极化”作用增强,形成新的人才次极核,其在人才结构的优化程度上低于先前的人才极核。这一过程称为“多核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才逐步扩散,但区域人才结构冲突仍然显著,如各极核为了自身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对人才规模、人才质量、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极核间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2.2.2 中心极化阶段的人才结构供需失衡分析
(1)供给结构特点。极核区(或次极核区)人才相对密集,密度较大,而外围区人才相对松散,密度较小。从年龄结构的供给特点来看,由于中心极化阶段人才流动性比较充分,打破了散化阶段人才分布相对独立的特点,人才间交流开始增多,且越是年轻人流动性越强,因此其供给特点来看,在极核区(或次极核区)按年龄的人才供给主要呈“倒金字塔”式,年龄较轻,供给量较充分,而年龄较大的人才供给量相对较少。从专业结构的供给特点来看,区域发展越快的专业,一般来说人才聚集度越高,外来人才流入的速率越快,相反则越慢。同样,人才培养越充分的专业,人才的供给量就越大,越充足,相反则越少,越不足。从职称结构的供给特点来看,人才职称结构的供给特点基本是以“金字塔式”为主,即职称越高,人才供给量越小;职称越低,人才供给相对越多。这也与一个区域人才职称的评定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评定标准,供给特点也不尽相同。
外围地区人才密集度较低,人才主要表现为流出,因此其人才供给特点主要是总量不足。从年龄结构来看,年轻人才难以流住,供给能力较弱,年龄大的人才相对比较稳定;从专业结构来看,外围地区由于没有优势项目,很难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所以人才供给也不稳定,一般略有成就的人才会向次极核和极核流动;从职称特点来看,人才供给仍然以“金字塔式”为主,但顶端人才往往比较缺乏,甚至是几乎没有。
(2)需求结构特点。在极核区域(或次极核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其对人才需求量较大,需求层次较高。从年龄结构来说,极核区域(或次极核区)不单单是需要年轻人才,而是年轻人才与年龄较大的有经验的人才按比例合理配置;从专业结构来看,极核区域(或次极核区)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点,在发展较快的优势项目方面,人才的需求量较大,然而其他项目也并非一点不需要,而是需求相对较少。从职称结构来看,极核内人才的需求程度主要是呈“倒金字塔式”,一般来说,越是高职称的人才,缺口越大,需求程度越高;越是低职称的人才需求程度相对越低。
在外围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明显慢于极核地区(或次极核区),但受极核地区(或次极核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人才需求量也不断增长,尤其是处于单核心地位的地域周边的有待成为次级核心的区域对人才的需求大大超过其他地域的需求。而人才的供给有限,因此人才需求与供给的缺口较大。
2.3 和谐成熟阶段
2.3.1 和谐成熟阶段的人才结构特点
和谐成熟阶段对应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成熟阶段,即经济繁荣发达、社会信息、产业结构高技术化、追求生活质量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后期阶段。在此期间,“扩散”与“极化”作用力逐步趋于均衡,从而使区域人才结构向均衡化发展,人才结构呈现网络化,从而形成了区域人才网络结构。此时,人才在各极核间合理配置,聚集效应、规模效应、互补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人才资源的各种效应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由于人才具有质的规定性,当“点”上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一方面向四周扩散,另一方面又在更高的质量、较优的结构上进行量的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产生更高层次的扩散。也就是说,人才通过“扩散”-“极核”-“再扩散”的螺旋式发展,不断的循环往复,形成不同层级的人才组合的区域人才网络。
2.3.2 和谐成熟阶段的人才结构供需矛盾分析
从供给结构来看,和谐成熟阶段区域内人才充分流动,交流频繁,人才结构极其合理,人才供给十分稳定。人才供给中各层次人才按最佳比例供给,总量及层次间比例极其合适。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从需求结构来看,和谐成熟阶段区域内人才充分流动,而且区域间人才交流也很频繁,为了经济发展,各区域间加强互补与合作。由于和谐成熟阶段对应着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经济繁荣发达、社会信息、产业结构高技术化、追求生活质量,因此,从学历结构来看,这一阶段对高学历人才需求旺盛,高层次人才占绝大多数。对于职称结构来说,亦是如此,对高级职称的人才需求旺盛。而从年龄结构来看呢,则是对年轻人才的需求大于对中老年人才的需求,因为此时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很高,年轻人才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掌握能力更强,他们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从地域结构来看,由于区域间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各区域人才结构都比较合理,没有很大的差距,各地对人才的需求比例也基本持平,各地基本实现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和谐成熟阶段的人才结构极其合理,人才需求总是按一个比例配置,而且总能得到满足。
3 人才结构发展阶段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6月6日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人才的界定是:“人才是指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本文中对人才的统计选取《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指标。分别探讨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2001年—2008年经济发展及人才发展情况。
由表2可以看出,三大区域的人均GDP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苏南地区发展速度远快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自2006年开始,苏中地区人均GDP也有了较快增长,苏南苏中与苏北的差距越来越大。苏南地区历来是江苏省人才的集聚区域,相对于该区域所拥有的自然、社会和经济资源,其人才资源比较丰富,主要表现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绝对数值较大。那么,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人才流入流出情况如何呢?为研究该问题,我们分析区域内专业技术人员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这一指标。具体见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地域间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分布极不平衡,苏南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迅速,而与之相比,苏中、苏北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甚至略微有所下降,人才不断由苏中、苏北地区流入苏南地区。由此可见,江苏省人才结构目前仍处在中心极化阶段,以苏南为极核区、以苏中为正在形成的次极核区、苏北为外围区的结构使得苏北人才洼地与苏南人才高地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
4 结论
经济的发展影响人才结构的演化。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分为散化阶段、极化阶段、扩散阶段和成熟阶段,相应地,人才结构的演化可以分为散化阶段、中心极化阶段和和谐成熟阶段。在散化阶段,供给与需求都相对独立,人才流动较慢;在中心极化阶段,极核地域和外围地域在人才需求和供给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人才的年龄、专业、职称等结构出现失衡,中心极化阶段也是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人才结构的发展阶段;在和谐成熟阶段,人才的供给和需求相对均衡,年龄、专业、职称等结构相对合理。但这种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动态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从而导致人才结构处于“扩散”-“极核”-“再扩散”的循环非均衡发展过程,进而形成不同层级的人才组合的区域人才网络。
参考文献
[1]Castello,Amparo and Domenech,Rafael“.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Some New Evidence.”Economic Journal,2002,112(418),C187-200.
[2]BIRDSALL N.&J.L.LONDONO.Asset Inequality Matters:A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32-37.
[3]王通讯.论人才结构调整[J].中国人才,2003(7):12-16.
[4]Ramon Lopez,Thomas,Vinod.Yan Wang.Addressing the Education Puzzle: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1998.
[5]李春平.江苏人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N].南京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12):44.
[6]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对浙江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匹配现状调查[J].浙江经济,2005(21):29-32.
[7]张胜冰,吉宇.中部现有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及策略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4):28-30.
[8]赵光辉.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的一般规律研究[J].商业研究,2008(2):34-39.
[9]叶忠海,人才地理学概论[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8,P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