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精选十篇）
行政强制 篇1
一、行政强制法实施对工商行政执法的积极意义
1、《行政强制法》出台前工商行政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监管市场, 确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效实施行政强制行为, 能够有效预防、制止某些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行为的发生。《行政强制法》实施前,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滥”。工商行政强制的“滥”首先表现为工商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滥”。法律、法规和规章都可设定工商行政强制措施, 通过部门规章自我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较为普遍。
(2) “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重要的市场监管部门, 在行政执法中涉及法律法规规章多, 多个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权设定工商行政强制措施, 但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基于不同的立法理念制定, 其相应的制定背景和制定时期也不相同, 其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繁多, 名称不一, 程序不一, 因此难以避免出现以下状况:对违反市场秩序的同一行为, 由于违法主体的不同, 违反的法律规定不同, 因此相应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亦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极易导致行政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冲突、矛盾和差错。
(3) “软”。一方面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身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不力, 难以实现终结工商行政强制执行最终目的。另一方面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效率低, 渠道不畅。
2、《行政强制法》实施对工商行政执法的积极意义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对解决我国过去行政强制中一直存在的“滥”、“乱”、“软”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监管市场的重要行政执法部门, 这部法律的实施同样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工商行政强制执法也有诸多积极意义。
(1) 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终结了工商行政强制的滥和乱。根据行政强制法定原则在相应法律条文中的体现, 必然终结我国工商行政强制的滥和乱。
(2) 行政强制执行软的问题和执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第一,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期限, 这就提高了强制执行的工作效率, 也便于工商机关尽快查处案件。第二, 《行政强制法》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权威。第三, 减轻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成本。
(3) 《行政强制法》有利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规避执法风险。虽然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工商部门行政执法程序繁琐, 但是程序的繁琐能够使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执法人员规避执法风险。
(4)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诉讼风险。
二、《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工商行政执法面临的挑战
1、行政强制法对工商行政执法理念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实施生效后, 至少有这么三大理念将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1) 行政强制法是控权法的理念。行政强制法应当是一部控权法, 其立法旨意之一即是控制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权, 这在行政强制法的第一条已经作出明确规定, 并且这一立法旨意在整部法律中被一以贯之。
(2) 程序正当理念。行政强制法是一部程序法, 程序正当理念贯穿这部法律始终,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程序法定。二是比例原则。三是不得谋利原则。
(3) 权利救济理念。因为行政强制是对行政管理相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高权”行政行为, 因此《行政强制法》非常重视对行政管理相对方权益的保障和救济。这就要求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树立权利救济理念, 谨慎执法, 依法执法。
2、行政强制法对工商执法实务的影响
(1) 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影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转变执法理念, 重教育, 轻强制, 对违法行为轻微的要多教育, 多指导, 不能动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来达到执法目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定;查封、扣押强制措施有了严格的法律规范。
(2) 行政程序法对工商行政强制执行的挑战。
其一, 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法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强制执行手段只能是以下两种:加处罚款和拍卖查封、扣押的财物, 并且必须是以书面形式作出。一是加处罚款, 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但是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加处罚款不能超过罚款本金, 以往加处罚款上不封顶的现象不得再次发生。二是拍卖查封、扣押的财物应当如此撰述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进行。
其二, 申请人民强制执行程序法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除了上述两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其余案件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实施生效后,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程序上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是执行催告程序。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 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第五十四条规定,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 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行政强制法的这一制度对于降低行政执法成本、减少强制执行次数从而把对行政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这充分体现了行政强制法的最小损害原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注意三点:一是催告不能采取口头形式, 比如电话通知, 必须以催告书的书面形式。二是催告期限, 只有行政管理相对方在行政处罚书规定的法定期限没有履行义务的才能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合理的履行期限, 国家工商总局233号规定合理的履行期间为10日, 在催告期间内, 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的情形只能是有证据证明法定义务人有转移或隐匿资产财务情形。三是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催告书, 法定义务人有享有陈述申辩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在案并进行核实, 如果属实则必须采纳。第二, 明确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履行行政决定, 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为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具体执法实践中, 一定要把握好期限, 否则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其三, 工商行政强制执行可以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从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在行政执法中,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能滥用执行协议, 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应该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达成执行协议的前提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二是执行协议中可以约定的方式一般为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 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 可以减免加处的罚金, 三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旦发现当事人有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为, 应当立即恢复强制执行决定。
三、应对工商行政强制执法的建议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对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随着行政强制设定权的规范和上收,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依据减少, 行政强制更为乏力;二是行政强制程序要求更为严密, 执法办案风险必然增加, 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法监管部门, 在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如何积极应对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从而有效提高执法效果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笔者以为,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积极应对。
1、彻实转变执法理念
行政强制法进一步把行政机关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是对现代权力制约理念的契合, 在制约和规范行政权力的同时, 也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所以, 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应该对这部法律的实施抱以抵触的心理和态度。我们应当摒弃过去的一些行政机关即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是管理机关, 行政相对方是被管理方、行政权力私有化等不正确的执法理念, 应当树立起以下理念:一是控权理念。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为防止和避免对权力的滥用, 必须对权力予以适当有效的控制。立法是控制权力滥用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 采用诸如警示、告诫、劝导等行政指导方式能够达到执法目的的, 一般不要实施行政强制。如经说理教育或进行行政告诫后仍达不到执法目的的, 方可实施行政强制。二是程序正当理念。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姿意的人治, 我们要建设法治政府, 除了制定法律, 更为更要的是, 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 我们要严格法律规定的程序执法, 这有利确保执法公正和提高执法效率。三是权利救济理念。行政管理相对方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执法中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侵犯, 有权采取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国家赔偿等方式予以救济。作为工商行政执法人员, 首先我们应当依法执法, 其次我们应当尊重法律赋予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这些救济权利, 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其合法权益, 一定不能对行政管理相对方的维权行为予以打压、报复, 第三, 我们要积极应诉, 避免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处于被动。即便败诉中, 亦应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执法方式和方法。
2、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
行政强制法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都设定了严格的程序规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执法人员的手脚, 但我们一定要坚决杜绝执法的随意性, 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执法程序采取强制措施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否则就会导致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
3、增强执法风险防范意识
在工商行政执法队伍中, 我们的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以往的执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执法惯性, 比如不依法行政, 超期、超出法定范围查封、扣押, 不按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随意采取行政强制方式等, 行政强制法实施后, 这部法律不仅对工商行政执法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执法要求更为严格规范, 同时加大了对于违法执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该法的第六章法律责任中的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分别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 不仅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强制执法实践中要避免乱作为和不作为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增强执法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执法风险防范能力。
4、强化行政执法制度建设
有效的制度建设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依据, 笔者认为要强化以下制度建设:一是要强加培训。行政强制法作为工商行政执法的一部重要法律, 我们应当加强学习, 除了开展不定期专题讲座和交流, 我们还要加强自学, 不仅掌握其条文规定、法律原则, 更要领会其立法精神, 把握其亮点及对工商行政执法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从而得以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二是积极研讨在行政强制法实施过程中我们行政执法面临的一些难点疑点, 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 由国家工商总局针对这些难点疑点问题予以统一规范。行政强制法作为一部规范行政强制的法律, 其意义是非常明显和重大的, 但是作为一部行政程序法, 其只能对行政强制的一般性、原则性的方面作出概括性的规定, 不可能面面俱到, 工商行政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在工商行政强制执法中适用行政强制时出出现了一些疑点和难点, 给我们的执法实践带来迷茫, 如在行政处罚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经常采用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那么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到底是不是行政强制措施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执行催告书和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能否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采用留置送达方式呢?行政强制文书的公告送达中, 公告期间是否应当计入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呢?在查封、扣押期限内, 对于依法确定将要予以没收的财物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 那么查封、扣押的财物又如何处理呢?在行政强制法实施细则未出台之前, 这些执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由工商总局尽快予以规范十分必要。
四、结语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给工商行政执法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 在工商行政执法实践中也逐渐显现出来诸多的适用和操作问题, 这将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摘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 赋予其行政强制权是保障其有效监管市场的必要保障。行政强制法的实施, 对于解决我国行政强制中的“滥”、“乱”、“软”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意义, 但与此同时,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亦对我国工商行政执法提出了挑战, 主要体现在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大方面。笔者以为, 彻实转变执法理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增强执法风险防范意识和强化行政执法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积极应对行政强制法实施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工商行政执法
参考文献
[1]乔晓阳、张世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2]傅士成:关于《行政强制法》三个问题的看法和主张[J].法学家, 2006 (3) .
卫生行政行政强制 篇2
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解除控制措施。”
对出入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的人员、物资
《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第六条“对出入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的人员、物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有权采取下列相应的交通卫生检疫措施：
（一）对出入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人员、交通工具及其承运的物资进行查验；
（二）对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医学检查及其他应急医学措施；
（三）对被检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实施控制和卫生处理；
（四）对通过该疫区的交通工具及其停靠场所，实施紧急卫生处理；
（五）需要采取的其他卫生检疫措施。
采取前款所列交通卫生检疫措施的期间自决定实施时起至决定解除时止。” 在非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交通工具上，发现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时
《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第八条第二款“交通工具停靠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采取控制措施。” 对拒绝隔离、治疗、留验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以及拒绝检查和卫生处理的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交通工具、停靠场所及物资
《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第十条“对拒绝隔离、治疗、留验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以及拒绝检查和卫生处理的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交通工具、停靠场所及物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应当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采取强制检疫措施；必要时，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公安部门予以协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突发事件现场等采取控制措施，宣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群体防护等措施。”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判定性质，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不同类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应当按照《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定要求执行。交通工具上的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交通工具上的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由交通工具停靠点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措施。” 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的事故有可能发生时
1、《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的事故有可能发生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疏散人员，控制现场，并根据需要责令暂停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作业。”
2、《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
当导致传染病传播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的事故有可能发生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接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或者包装材料的报告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或者包装材料，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并依法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接到关于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事故或者病原微生物泄漏事件的报告，或者发现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接到关于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事故或者病原微生物泄漏事件的报告，或者发现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的，应当立即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构依法采取下列预防、控制措施：
（一）封闭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实验室或者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
（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
（四）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五）进行现场消毒；
（六）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采取隔离、扑杀等措施；
（七）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 接到医疗机构或者兽医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由于实验室感染而引起的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或者患有疫病、疑似患有疫病的动物的报告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医疗机构或者兽医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由于实验室感染而引起的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或者患有疫病、疑似患有疫病的动物，诊治的医疗机构或者兽医医疗机构应当在２小时内报告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接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２小时内通报实验室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
接到通报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对违反《消毒管理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对有关机构、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五）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
（六）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对有证据证明使用单位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流入非法渠道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发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其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流入非法渠道的，应当及时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在7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 发现饮用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须停止使用时，对二次供水单位应责令其立即停止供水
行政强制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划分标准
一、研究本课题的重要意义
我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称为“行政强制”却又将其一分为二。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这两者的规定，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内涵划分开来，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
其一，使立法机关合理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在执法时有据可依。《行政强制法》在第10、11条中提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拥有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但两者的权限不一致。第13条则提出只有法律拥有性质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对其没有设定权。因此，必须要正确区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才能使立法机关执法得当。
其二，让行政机关在落实行政强制手段中采取正确的方式。《行政强制法》在第9条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种类划分，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等。第12条对政强制执行的种类也进行了划分：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依法处理查封或扣押的场所、设施以及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等。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手段和针对的行为种类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手段行政机关应采取不同的强制行为。
其三，使行政机关分别依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实施具体的执法程序。因为两者本质上的区别，《行政强制法》在第三、四章分别对两者的实施程序进行了规定。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禁止委托，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要注意对当事人进行催告，使其履行义务。
其四，谨防行政强制措施被误当作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在存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当没有法律授权时，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明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区别，确立划分标准，谨防将行政强制措施当做行政强制执行从而引起执法纠纷。
其五，促使行政机关对于过去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集中进行梳理。《行政强制法》出台后，要求各级行政机关根据相应规定，清理和梳理过去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手段，通过事实案例检验这一理论，并帮助执法人员正确区分两者的定义、内涵。
其六，促使人民法院完善司法管辖制度。《行政诉讼法》在第18条就当事人因为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规定和判断。因为不恰当的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混为一谈会影响到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必须要有效区分两者，才能进一步完善司法管辖制度。
二、各种分界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一）将行政行为的保障性、执行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行为，因为其保障性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分开来。行政强制措施的保障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的保障上，例如通过扣留肇事者驾照来保障对肇事者的处罚，通过冻结嫌疑人的存款来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财产补偿。但行政强制执行则具有执行性，涉及到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裁决和征收等多方面的实际执行情况。其实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一定的执行性，但其执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行政强制执行也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其保障是为了执行具体的命令、裁决、征收和处罚。前者的侧重点在保障，后者的侧重点在执行，因此这种标准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二）将行政行为的中间性、最终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最终行为，以此将它们区分开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是因为其具有中间性，只属于行政行为中的中间环节，而完成最终行为的是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第2条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也明确了这个标准的可行性。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后续行为的效果，也就是为行政强制执行奠定了基础，最终要让当事人履行义务或服从处罚，还需要依靠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由此可见，此标准的可行性很高，对行政机关执法具有指导意义。
（三）将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展现出的理论基点，不少学者认为以“履行义务”作为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可行的。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的第2、34、53条中均有体现，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手段都需要以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应当承担的义务或处罚为前提，当事人负有“不作为”和“容忍”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负有“作为”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则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行政强制措施与行强制执行的划分可以此作为标准。
除了上述的三种标准，学术界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划分标准，但因为划分根据和划分效果的不明确不具备太强的可行性。但不管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都属于行政强制机关的强制手段，是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得到补偿或加倍赔付，并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负有的行政义务。如果当事人负担“不作为”或“容忍”的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当事人负担“作为”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应当作为最关键的划分标准。
三、结束语
行政強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保障性和执行性，前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中间性和暂时性，后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最终性。这些都能够作为两者划分标准的参考，但最关键的划分标准是以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区分两者的内质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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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鑫.试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从《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五款谈起[J].法制博览，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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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政强制制度 篇4
一、行政强制制度概述
刚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所指的行政强制, 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 代表国家依据法律行使行政职权。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的目的,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即行政强制措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处罚后未履行行政决定, 此时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或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其依法强制履行的行为即行政强制履行。行政强制制度在国家行使日常管理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 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行政强制制度实施得当能够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但在实施行政强制的同时难免会涉及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产生冲突, 此时需要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寻求平衡, 充分授予权利的同时限制权力, 最终在保障行政效率的同时兼顾公民权利的保护, 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行政强制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也可能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 故需要通过立法来限制行政权力, 随着法制改革的不断发展, 我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公权力, 此时新出台的《行政强制法》给我们带来了期望。
二、行政强制制度的内涵
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这更加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从2005 年进入立法程序后, 6 年之间审议了5 次。历经多次审议, 不难看出《行政强制法》立法下的诸多问题。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 行政机关承担管理国家的重要责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违法活动已各种形式出现, 这对国家的管理而言是一种挑战, 政府逐渐感受到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展, 公民法制意识逐渐提高, 更加关注对权利的维护。这些都成为《行政强制法》立法过程中面对的问题。行政强制法在一审阶段的时候争议非常大, 争议的焦点在于对行政强制法的认识上, 行政强制法究竟是赋予行政机关行权权力还是规范行政权力而争论不休, 如何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目前可以明确《行政强制法》立法指导思想体现了规范和限制行政权力, 即公权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即私权利。
行政强制制度是相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履行法定职责,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重要制度。也是保障《行政强制法》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行政强制制度下的公权力与私权利是一种内在的, 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基本理念是:一方面、法无明文规定政府即不能为。法有明文规定政府则必须为。另一方面、法无明文规定私人即能为, 法有明文禁止则私人不能为。[1]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期, 和谐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冲突, 无论社会发展到怎样的时期都无法避免冲突。那么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公权力避免其过度膨胀, 同时加强对私权利的保护。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强制制度的核心, 也是相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履行法定职责,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两项重要制度。试想如若没有行政强制制度, 则行政机关将无法履行其法定职责, 国家权力得不到实现, 那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自然无法保障。公权力范围相当之广, 渗透到生活中各个地方是不能回避的现象, 我们只有通过立法的手段限制公权力, 进而保障公民的权利。《行政强制法》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主要体现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上。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 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法律优先, 即行政机关在行驶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违背现有的法律。第二、法律保留, 法律若没有授权, 则不存在行政行为, 即只有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才能够行使行政活动。从立法的角度来限制行政权力。而今行政强制法已于去年正式施行, 标志着我国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加快了我国依法行政进程的步伐, 向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三、结语
《行政强制法》从1999开始起草工作, 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 在维护行政权力的同时注重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保护, 力求在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保护中寻求平衡, 历经12 年最终面世。该法是一部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律, 它的有力实施让我们充满了期待。但我国行政强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仅仅依靠目前这部《行政强制法》能够改变多少值得我们好好考虑。因为有法可依是第一步, 关键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虽然《行政强制法》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可能会暴露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依然对其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论行政强制执行 篇5
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803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规定不得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种是，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应纳税而不纳。两种情况都属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
2.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但该义务产生的依据，即行政强制执行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争论。大陆法系国家早期曾主张包括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近期行政强制执行的趋势，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根据，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
4.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其源在于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当然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大陆法系中很多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不同的是，德奥等国早期曾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期则有重大变化，行政机关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尚须法律特别规定，这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均肯定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处分权当然包括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无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如19世纪时普鲁士学者安休斯（G.Anschiite）、布伦诺（K.Brunner）均持此说。
其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奥托·麦耶尔（Ot to mayer）进一步予以发展，认为行政权依法发动之命令，原则上即应包括强制执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国家之行为，其与某人对债务人所做之请求截然不同。用强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实现乃当然之理”。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基于公权力之国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备执行力，吾人应认为直接强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别规定，该行政官署当然有权予以执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页）。
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责难，西德著名行政法学家佛鲁斯特霍弗（Frnst Forsthoff）在分析了行政权与公民的关系后，认为“无例外的，应固守一个原则，即行政权仅能在具体之情况下且为法律所承认者，方得行使强制手段。”此后，德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的命令权与实现命令之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两者都须有其法规上之根据，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则——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见解：“行政强制，不问其为行政上之强制或行政上之即时强制，均因以人民之身体及财产之侵害为其内容，因此近代法治国家若须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下令与强制为各别之行为。”（《行政法总论》1965年第380页），当前日本学者大都持此说。）
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权的归属，已由长期实践形成制度，并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加以规定，大致可归纳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作为强制执行，有许多共同处，对某些国家来说，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并无实质区别，它们都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如美国。对另一些国家而言，虽然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是分开的，但行政强制执行在内容与方式上也都是从民事强制执行仿效而来，如德国。从我国具体情况看，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的区别在于：
（1）从执行主体看，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是行政机关。这与民事强制执行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不同。
（2）从执行依据看，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处理决定，即使在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其执行依据也是行政处理决定。而民事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的判决、裁定或调解等法律文书。（3）从执行对象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而民事强制的对象仅限于物。
（4）从执行结果看，行政强制执行不存在执行和解，只能强迫义务人履行义务；民事强制执行则可以执行和解。（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页。）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因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引起的。但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法定义务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强制执行，如纳税，当事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必须强迫当事人履行；另一种情况是，此义务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给予行政处罚，使其记取教训，以后必须履行义务。如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此时只能科以罚款，使其以后遵守交通规则，不可能强制执行。从性质上说，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要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执行和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这是法律在设定处罚还是强制时必须注意的。实践中，也有以处罚代替强制执行的，即以处罚代替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的情况，如有些地方对农民侵占集体土地建房，行政机关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罚款结案，这实际上将起到怂恿违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很不相同。行政处罚主要运用警告、罚款、没收财物、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则采取代执行、执行罚、强制征收以及直接强制等手段。由于行政处罚都是一次的承担义务，因而在行政处罚难于执行时，尚需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后盾。
三、对目前有关行政强制执行定义的辨析
我国行政法学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强制执行的章节和定义，粗看似大同小异，细加分析，可以发现一些理论上存在的问题。现先摘录几条有代表性的定义，再加分析，也许将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时，国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法定的强制手段强制当事人履行其义务，这就是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又叫做行政执行。”（注：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页。）
（2）“强制执行行为指由于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不履行行政机关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为。”（注：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页。）（3）“行政强制，也叫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对拒绝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的当事人，或其有关实物标的依法实施强制措施，以促使某项义务的履行；或者为了公共利益而对特定的人或物实施强制手段，以限制某项权利的行使。”（注：张焕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页。）
（4）“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用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注：应松年、朱维究：《行政法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页。）
（5）“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的当事人采取的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的、针对特定的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执行。”（注：张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页。）
（6）“行政强制执行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其义务的行为。”（注：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页。）
（7）“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义务时，行政机关以强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实现与履行有同一状态的行政行为，通常简称为行政执行。”（注：张尚＠①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页。）
（8）“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管理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的行政执行行为。”（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页。）
（9）“行政强制执行，可简称为行政执行或行政强制，是指相对人负有法定义务，拒不履行，由行政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者由他人代为履行以达到同样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注：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页。）
这些定义的共同点都指出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法定义务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定义又存在着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行政强制执行理解的不准确。
（1）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行政强制。
实际上行政强制的概念较行政强制执行为宽。它包括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即时强制等。
（2）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强制措施，但这两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执行是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义务。行政强制措施一般是为了保全证据或制止违法。有时，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以后的强制执行。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也可能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个前奏阶段出现，从而使两者难以区分。
（3）将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执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这种观点在早期德奥等国比较流行，但二战以后这种观点和做法都已被摒弃，因为它有放纵行政专横的可能，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长期来没有理论加以明确阐述，但实践的做法是确定的：将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分开，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但一般都没有强制执行权，只有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该行政机关才具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权，可以在作出处理决定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强制执行。
毫无疑问，行政处理决定是具有执行力的，但执行力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自己可以强制执行。将行政处理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离，将行政处理决定权与行政处罚权分离，这是现代行政法，也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4）将行政强制执行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强制执行行为在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时，当然可以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但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法院审查同意，下令强制执行时，它就是司法强制，不应再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5）一般行政强制执行的定义中，大都未明确指出行政强制执行的根据应为行政处理决定，不应直接依据法律执行。
四、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简介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起始于西方，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德奥模式和法国模式。
（一）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的特点是，行政机关在相对一方不履行行政义务时，原则上不能自己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这就是“藐视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当然，作为诉讼，被告方也同时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决定是否合法进行争论，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济程序。此外，它也并不妨害相对一方在不服行政处理决定时，根据特别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向法院请求司法审查。
另外，有下列四种情况，有即时强制必要的，行政机关可以不经由行政上的诉讼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认而自行执行：（1）对负有缴纳国税义务财产的查封与扣押；（2）对外国人驱逐出境；（3）对妨害卫生的行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注：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页。）
美国强制执行的理论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这种对公民极易造成损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从来属于司法权而非行政权，这是理解美国模式的关键所在。
（二）法国模式
为确保行政义务之履行，法国采用由司法机关对义务违反者施加刑罚的办法。依靠义务人对刑罚的恐惧以促使其自动履行。这种刑罚与一般刑罚不同，称为行政刑罚。但刑罚与行政罚只在法律有规定时才适用，如果法律对于某项行政义务的不履行没有规定处罚，或者情况紧急，需要即时强制时，行政机关也可使用强制力量直接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所规定的义务，称为依职权执行或强制执行。
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法律有明文规定；（2）情况紧急；（3）法律无明文规定，也无紧急情况，但法律也没有规定其他执行方法时，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执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适用强制执行；（4）当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显的恶意。强制执行的方式，一为代执行。（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69页。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页。）
（三）德奥模式
1953年联邦德国颁布行政强制执行法，共4章22条。（注： 见《联邦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译，《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内容是：
（1）行政强制执行包括金钱给付义务及行为的忍受、不作为义务的强制。但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适用其他单行法。（2）行政强制执行原则上应以先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直接根据法律就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做法已被摒弃。但即时强制可无须预先的行政行为。（3）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原则上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可部分或全部委托下级行政机关代为执行。（4）执行方法为：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代执行只能由执行机关委托第三人完成，费用由义务人承担。代执行或执行罚不能达到目的或难以实行的，执行机关可直接强制。强制方法必须与其目的保持适当比例。决定强制方法时，应尽可能考虑当事人和公众受到最少侵害。（5）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书面方法作出告诫，告诫应附履行期限，明确执行方式。需义务人承担费用的，应在告诫中列出预定费用数额。执行罚应告知确定的金额。告诫必须送达。（6）义务人在代执行或直接强制过程中反抗时，可对其采取强力，依行政机关请求，警察须提供职务协助。执行达到目的后，立即停止。（7）执行罚未获缴纳时，根据执行机关的申请，行政法院在经听证后，可裁定命令代偿强制执行，一日以上，两星期以下。（8）对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应有法律救济。
奥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公布于1925年，共13条，（注：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页。）主要内容有：
（1）行政强制执行由县级及其上级国家行政官署负责执行。（2）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①应以最轻微之方法达到强制执行之目的；②金钱给付的强制以不影响被执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养义务之履行为限。（3）强制方法有代执行、执行罚、直接强制。
负有忍受、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又不能代执行者，可由执行机关科处罚金，或将其人收押，以强制其履行。直接强制须以先有执行处分为前提，可不经告诫程序。（4）临时处分（假处分），当事人确有行政义务存在，或不能确定时，执行机关为保全义务之履行，得为临时处分。但以义务人有自行处分其财产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义务之履行，有妨害执行或使执行有困难者为限。（5）行政救济。
（四）日本强制执行制度之发展
日本于1900年师承普鲁士法制，颁布了行政执行法和行政执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此作了总结，认为罚锾之强制作用较为间接，效果低微；直接强制曾被行政机关滥用，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之空前侵害，因而于1948年公布《行政代执行法》，共7条，（注：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页。）据此，行政机关一般只享有代执行的强制执行权。
除代执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关于执行罚、直接强制与强制征收的规定。（注：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90—91页。）
五、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是《行政诉讼法》，该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前有“依法”两字，说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只有法律特别授予时才具有。）
（一）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如法律没有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就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与国外不同。申请不是诉讼，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申请比诉讼效率较高，这是适应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请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申请如经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强制决定就成为司法强制决定，法院可以运用其司法强制执行权，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因此，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以后，法院必须认真进行审查，不仅要作形式审查，还要作实质性审查。对行政机关的申请，经审查合法，将由法院实施司法强制；经审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机关，不予执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否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行政机关如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章无权作此规定。制定行政诉讼法时曾考虑到这一因素，如仍坚持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则大量根据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将失去强制执行的后盾而变成一句空话。在目前情况下，这将给行政管理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第66条特别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据此，凡属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不履行义务又不起诉的，行政机关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须以法律、法规规定为限。至于能否执行，还需人民法院审查。这是我国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性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应该已经不存在申请执行必须有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后，人民法院应在多长期限内给予答复？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应在多长时期内答复？执行费用应如何计算等问题，由于至今没有统一规定，以至常常发生矛盾，需要作出规定。
（二）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例外的根据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确规定由哪一级政府或哪一行政机关部门享有哪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权，不能超越。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行政机关就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从我国已有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形：
（1）属于各部门专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一般由法律规定，专项授权给主管行政机关，如：关于人身权的，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履行（《兵役法》）等。属于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如滞纳金（《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强制收兑（《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强制许可（《专利法》）等。（2）属于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原则上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只授予少数几个行政机关，如税务（《税收征管条例》）、海关、审计等。（3）一项特别的财产权，即拆迁房屋、退回土地等，由于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别慎重。原则上都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强制拆迁既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也可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注：《国务院公报》1991年第568页。）
《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交罚款”，可见，强制拍卖或强制划拨，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法规规定无效。也就是说，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强制拍卖或强制划拨的设定权属于法律，其他规范，如法规等无权设定。这是一项一般性规定，不仅对不缴纳罚款的适用，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况。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何种强制执行权，从积极方面说，意味着法律的授权；从消极方面说，也意味着行政机关不享有其他种类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六、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形成和特点
与英美和德奥比较而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自己的特点，英美法系将强制执行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这种作法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德奥模式将强制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在早期时，把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和强制执行权合一，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代则将两者分开，行政命令权不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种作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专横、防止损害人民合法权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
1.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为原则，表明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审查，将有利于减少错误，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第二，用“申请”而不用“诉讼”，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第一，所谓例外就是法律规定的例外，法律规定某一事项可由某一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时，该行政机关才有某一事项的强制执行权。第二，从已有立法的情况看，只有那些属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强制执行事项，法律才授予行政机关。对带有普遍性的强制执行权，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等，控制极严，法律只授权个别行政机关。
可见，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借鉴和吸取了各国经验中的有益成分，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从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机关对不履行行政义务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实现行政权的手段。行政机关有权作出初步行政决定，但无权自行强制执行，除非法律有特别授权。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决定权是分离的，决不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自然组成部分。这表明我国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设定上，考虑到这一权力的行使，将直接关系公民的权益，因而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同时，应该说，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至今仍有很多人误以为既然有权作出行政决定，就有权强制执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则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事，与法院无关，法院至多只是履行一下审查的手续。由此在实践中产生各种问题。
但是，由于我国对行政强制执行尚未统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谓我国的强制执行制度，只是粗线条的概括，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哪些情况的强制执行权可授予行政机关，标准不明确。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归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标准是什么？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有人对此作了归纳，认为划分法院与行政机关执行权力的标准有下述几种观点：（1）以执行标的为划分标准；（2）以法律后果严重程度划分；（3）以案件影响大小为标准。凡在该地区影响大的，由法院执行，一般的由行政机关执行；（注：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页。）（4）以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大小为标准；（5）以案件执行的难度为标准。（注：马生安：《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程序设定》，《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页。）本文作者在前面论述行政强制执行时，实际上也作了划分，从形式看，凡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的，由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没有授权的，全部由法院执行。法律授权的标准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法院执行比较困难，行政机关执行较为方便的，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执行。一般性、普遍性的行政强制执行和法律后果严重的，由法院强制执行。但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的概括，常常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2.法律并未授权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但行政机关却自己强制执行了，应负什么法律责任。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且强制执行本身就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处理比较简单，依法撤销。造成损害的，依法赔偿。另一种是，无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但强制执行内容是合法的。例如，行政机关拆除民房，未经申请人民法院而自行强制拆除。但该拆除决定本身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公民向法院提起诉讼，如何处理？此类情况屡有发生，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恐怕除了建议有关部门给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主管负责人员以行政处分外，似别无良策。
3.在具体操作上，也还有一些困难，例如，低额罚款，100元，200元，且人数较多，被罚款人拒不交纳，是否也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农民建房，超出批准面积10公分，主管机关发现，责令停建，不听，怎么办；如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房已盖好，为了10公分再强制拆除？等等，实践中此类问题很多，都难以处理。
七、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可依不同标准对行政强制执行作不同的分类。
第一，依执法人是否可以请人代替法定义务人履行其义务为标准，分为间接强制和直接强制。
1.间接强制
通过间接办法强制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又可分为代执行和执行罚。
（1）代执行，又称代履行。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可由他人代为时，有执行权的机关可请人代替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再由法定义务人负担费用，称为代执行。例如，拆除违章建筑，人民法院可请人代为拆除，再由不履行拆除义务的法定义务人负担费用。
代执行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执行方式，因而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仅限于可以代执行的作为义务，因而在范围上又受到一定限制。
代执行是由执行机关自行代执行还是请第三者代执行，理论上有争论，实践做法也不一样。日本规定，由行政机关自为；奥地利规定由行政机关自为，也可请第三者代为；德国则规定只能由第三者代为。笔者认为，对代执行的主体似不宜作统一规定，可由单行法根据不同行政领域的特点单独规定。
代执行的费用是事先征收还是事后征收，各国的规定不一，事先征收，会给义务人造成心理压力，促其履行义务，这就起了类似于执行罚的作用；事后征收，便于结算，避免因事先预收而多退少补。我国对此无统一规定。
代执行的程序一般为告诫、代执行和收取费用三个阶段。
（2）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例如，对到期不纳税款者，每天处以税款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的执行罚，以促其缴纳税款。
执行罚除使义务人负担新的金钱给付义务外，是否还可以科以其他义务？各国似未见有此类规定。故有些国家和地区，将执行罚称为“怠金”、“强制金”等，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6条规定：“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根据这一规定，拘留是为了达到促使当事人交纳罚款的目的。科以新的人身自由罚成为罚款的执行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规定，据笔者所见，只有将罚款易处人身自由罚的，即不交罚款，就处以相当的人身自由罚，但罚款将被抵销。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是处以人身罚后并不包括原缴纳罚款的义务。可见这不是易处。
执行罚的程序，大致与代执行一样，必须事先告诫，并附有期限，在义务人履行义务后，执行罚应立即停止。
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最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但它与行政处罚显然不同：①性质不同。行政处罚和执行罚虽然都是针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但行政处罚本质上属于制裁性法律责任，仅限于设定新的义务；执行罚属于强制性法律责任，是以设定新的义务的办法来促使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②目的不同。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制裁，通过制裁使当事人以后不再违法，着眼点在于过去的违法行为；执行罚的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其着眼点在于将来义务内容的实现。③原则不同。制裁性法律责任一般都以“一事不再罚”为原则，一次违法行为惩罚一次；强制性法律责任最终目的在于义务的履行，因而执行罚可以多次适用，直至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2.直接强制
在适用间接强制没有达到目的，或无法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手段，或因情况紧急，来不及运用间接强制的办法，有执行权的机关也可依法对法定义务人实施直接强制，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
直接强制是迫使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之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行政行为中最严厉的手段。它既利于直接、有效地实现行政目的，又易于造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或冲击，因此，采取直接强制执行必须十分慎重，对实施直接强制的条件作必要的、严格的规定：①行政机关实施直接强制执行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确授权。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就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②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必须是在穷尽其他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之后。③必须对直接强制执行的条件和程序作严格、明确的规定。我国单行法中规定了许多直接强制执行的措施，但大都没有关于条件和程序的规定，这一状况亟待改进。④直接强制执行中必须严格贯彻适度原则（国外又称比例原则），以实现义务人应承担的义务为限，不能扩大，不能给义务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超过其应承担义务的范围。直接强制执行大致可按其内容分为对人身的强制、对行为的强制和对财物的强制。
第二，依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可分为：1.强制传唤。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的规定。2.强制拘留。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3.强制履行。如《兵役法》第61条的规定。4.遣送出境。如《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27条的规定。5.强制遣回原地。《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3条的规定。6.强制隔离治疗。《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规定。7.强制许可。《专利法》第52条规定。8.强制扣缴。《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9.强制退还。《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52条规定。10.强制拆除。《城市规划法》第40条、第42条规定。11.变价抵缴。《海关法》第37条规定。12.强制拍卖。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6条规定。13.滞纳金。《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0条规定。14.扣除工资，或扣押财物作抵。《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8条规定。15.强制铲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
第三，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内容的性质，可分为：1.执行性强制执行，如罚没款项的强制划拨；2.制裁性强制执行，如公安机关对凶器的收缴；3.检查性强制执行，如计量管理机关对计量产品的控制检查；4.预防性强制执行，如卫生主管部门对传染病流行的强制预防；5.制止性强制执行，如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或行人的强制制止；6.保护性强制执行，如公安机关对酗酒者的保护；7.教育性强制执行，如有关机关对卖淫妇女和嫖客的收容审查；8.保全性强制执行，如有关机关对违法嫌疑人财产的扣押、查封、冻结。（注：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3页。
其中有些似并非强制执行。）
八、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由于我国强制执行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故执行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法院，在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执行主体是行政机关，两者在执行程序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一）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有两种执行程序。一种是经过行政诉讼程序的审理与裁判，是对法院裁判文书的执行程序；另一种是只经过行政程序，并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的执行程序。这两者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对行政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尚需经过法院的审查。经审查同意执行的，其后的程序就大致相似。执行程序大致包括下述问题：①管辖。②申请执行期限。③审查。④协助执行。⑤执行实施。⑥执行阻却。包括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⑦执行补救。执行补救有执行回转与再执行。
（二）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
法律在规定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时，一般只规定执行的内容，没有规定执行程序；目前也无统一的有关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因此，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尚属各主管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从实践看，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应有一般程序与特殊程序之分。一般程序为各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执行时，普遍都适用的必经程序；可由行政强制执行法作出规定；特殊程序则考虑到不同的执行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应作出一些例外规定。特殊程序可由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各单行法作出单独规定，下文所述，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一般程序。大致需经下列几个步骤：①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根据事实与法律，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是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第一步。a.调查。b.作出决定。②告诫。③准备执行。④实施强制执行。
九、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
（一）行政强制措施
长期来，行政法学著作中一直没有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与行政强制执行合在一起，有时则与即时强制相混。国外似至今也无行政强制措施一词。1988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在收案范围内单列一条，称为“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是否可诉的角度来考虑，在行政行为阶段，将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从理论上说，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强制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
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依法采取的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自由加以暂时性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是：
（1）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一般说，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有时是为了预防危害社会行为产生，有时是为了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继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行政强制措施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制止性。
（2）行政强制措施的内容大致包括人身和财物两大类。
（3）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理决定紧密相连，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此就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使被调查的人与财产保持于一定状态，调查才得以顺利进行。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也紧密相连，常常是执行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的准备和前奏。执行机关在作出财产方面的行政强制执行前，必须防止被执行人逃匿财产，这就需要对被执行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行政强制措施不仅具有预防性和制止性，而且还具有临时性。
（4）行政机关是否有权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2.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的关系（1）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都属于行政强制，带有强制性，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之处在于：
①前提不同。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是法定义务人不履行义务，但行政强制措施并不一定以当事人具有某些法定义务为前提，而是以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行为为前提。
②目的不同。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危害社会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或蔓延，使人和物保持一定状态。
③起因不同。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因只能是义务人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引起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既可能是行为，也可能是某种状态或事件。
④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必须有单行法律的特别授权。
例外情况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7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这就是说，通过《行政处罚法》的授权，一般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都取得了抽样取证和登记保存两项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
（2）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都属于强制执行，带有强制性，不同之处在于：
①行政强制措施虽常带有紧迫性，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却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很多都有批准程序，并必须作出书面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但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情况紧急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采取即时强制手段，如对酒醉者的拘束，救火时拆除毗邻房屋。即时强制大都是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措施，因而没有事先程序，无须也不可能作出即时强制决定。
②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常常是有违法的嫌疑，即时强制则主要由于情况紧急，可能会出现危害本人或他人的情况，如由于地震、水灾、疫情等灾害的发生，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即时强制手段，救灾防病，减少损失。
③行政强制措施常与行政强制执行紧密联系，在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情况时，常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但即时强制因无再执行可言，故与行政强制执行没有联系。
3.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依措施的标的，可分为：（1）对人身的强制措施，如扣留。《海关法》第46 条规定：“对走私罪嫌疑人，经关长批准，可以扣留移送司法机关，扣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2）对财物的强制措施。如“登记保存”，《行政处罚法》第37条。“扣押”，《海关法》第4条：对“违反本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牵连的，可以扣押。”
“冻结”，或称“暂停支付”，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6条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
（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4.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
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大致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程序相似，一般程序也为立案、调查、决定，但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常常情况比较紧急。为了预防或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可能在调查前或调查中，就需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也可能在调查后，为防止逃匿财产，先作出强制措施决定，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在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时常常内部需要经过首长的批准程序。
5.行政强制措施的补救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可诉性，这与行政强制执行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当事人既不履行又不起诉的情况下才可能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所执行的是行政处理决定，既然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没有起诉，就不可能再对执行该决定起诉。除非是执行机关在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才可能是提起新的诉讼。行政强制措施不同。大部分行政强制措施都是在行政处理决定前采取的，作为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即时强制
1.即时强制的概念
即时强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遇有重大灾害或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国家、社会、集体或者公民利益的紧急情况下，依照法定职权直接采取的强制措施。
第一，采取即时强制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情况的发生，这一点与行政强制措施接近。
第二，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因此，即时强制大多没有即时强制的决定，而是直接见诸于行动。
《行政强制法》对城管执法的影响 篇6
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必定会对有关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有所调整，从而对实施机关的行政强制行为有所调整。《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二者均对城管执法产生影响。
一、行政强制执行对城管执法的影响
城管执法机关目前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相关部门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权。与该法配套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和《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亦有相同规定。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的强制拆除权。
3、《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也有相同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强制拆除权。
4、《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经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强制拆除权。
5、《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六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对泄漏、遗撒物的代履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车辆运输泄露遗撒的规定》也有相同规定）。
《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上述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中，只有《城乡规划法》是法律，根据政府责成，强制拆除违法建设有法可依。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及其配套规章都不是法律，其设定的行政强制执行必然受到《行政强制法》的调整，自2012年1月1日起，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停止实施上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设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按照《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常用的强制拆除户外广告、牌匾标识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再自行强制执行。
现在存在争议的是，城管执法机关是否还能够适用市容类法规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上位法主要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二者在查处违法建设的认定和程序上并无二致，但是与《城乡规划法》规定的程序、认定标准和作出最终行政决定的机关都是不同的，由此可知，市容类法规在拆除违法建设上，其上位法并不是《城乡规划法》。因此，城管执法机关不能依据市容类法规强制拆除违法建设，而是在经市或者区县政府批准后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然后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综上，拆除违法建设有2种途径：
一是适用规划类法律法规，根据县级以上政府责成，实施强制拆除。
二是适用市容类法规，报请县级以上政府批准，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同时该法增加了催告程序，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但现在的问题是拆除违法建设时，何时进行催告，何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何时实施强制拆除，按照《行政强制法》上述三条的规定，有三种理解：
一是城管执法机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后即进行催告，度过诉讼复议期（以最长的三个月为准）后，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最后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
二是城管执法机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后，等待诉讼复议期，期满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政府责成后，向当事人催告，逾期仍不履行的，政府作出强制拆除决定，被责成的相关部门实施强制拆除。
三是城管执法机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后即进行催告，逾期不履行，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待诉讼复议期满组织强制拆除。
从法律上看，上述三个程序都不违法，但具体如何实施，需要法制部门进一步明确。
二、行政强制措施对城管执法的影响
城管执法机关目前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法规、规章主要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相关部门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的查封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工权。
3、《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九条第五项规定的查封、扣押权。
4、《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查封、暂扣违法建设施工工具和设备的查封、暂扣权。
5、《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暂停小广告通信工具号码的停机权。
6、《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停水权、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核减用水指标权、第五十七条规定的责令封井权。
7、《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规定的通知相关部门暂停房屋权属登记权和停水、电、气、热权。
8、《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核减用水指标权和停水权。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的暂扣车辆权，目前已很少使用，逐渐被《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规定的扣押权所取代，故未列入其中。
《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城乡规划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这一规定，城管执法机关可以继续行使。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是行政法规，查处无照经营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同时查处无照经营尚未制定法律，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城管执法机关可以继续行使。
在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暂扣工具和设备，但在《城乡规划法》中对查处违法建设已作规定，未设定查封、暂扣工具、设备的行政强制措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是对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作了扩大规定，城管执法机关应在《行政强制法》正式施行后停止实施。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因此涉及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有关规定应是法律保留事项，停止通信号码服务应当属于由法律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同时作为地方性法规，市容条例设定停机权超出了《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二）、（三）项的范围，不符合该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城管执法机关应在《行政强制法》施行后停止实施。但笔者认为，停机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小广告的泛滥，起到了很大作用，立法机关应当以更合乎法律、合乎情理的形式予以保留规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是地方性法规，其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超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二）、（三）项的范围，同时其上位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其中并未设定核减用水指标权、停水权和责令封井等行政强制措施，属于已制定法律，对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作出扩大规定的情形，城管执法机关亦应适时停止实施。
《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是地方政府规章，该办法第三十六条设定了行政强制措施，这与《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这一规定相抵触，同时其上位法《水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均未对纯净水生产企业产水率低于70%的行为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城管执法机关也应当适时停止实施。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城管执法机关不能再按照《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通知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停止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企业也将不会停止服务。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立了房屋登记制度，但并未提出限制的条件。《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却增加了限制，作为地方政府规章，这一限制同样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城管执法机关不能要求房屋管理部门停止权属登记，房屋管理部门也不会停止权属登记。
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其他地方性法规未一一列举，因上位法的法律有规定，部分地方性法规只是作了引用和重申，并不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继续履行并无不妥。
立法机关重新修订与《行政强制法》有冲突的法规势在必行，需要时间和过程。未修订前，这些法规如何继续行使应由政府法制部门予以明确，城管执法机关在行使过程中应谨慎为之，避免因违反《行政强制法》而引起诉讼败诉的发生。
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于新法施行后发生的违法行为，适用该法不存在问题。但对于新法施行前违法行为发生，存在持续或连续状态，行政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且新法施行时尚未依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强制的情形是否也能适用新法，需要有关部门予以明确。
浅析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篇7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 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 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另一种是, 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二, 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 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 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第三, 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 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该义务产生的依据有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 但目前更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依据, 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第四,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 两大法系是有区别的, 这源于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不同。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 行政机关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但大陆法系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 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一) 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 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 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 如法律没有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 就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经法院受理后, 不仅要作形式审查还要作实质审查, 原行政强制决定就成为司法强制决定, 法院可以运用其司法强制执行权, 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 如经审查不合法, 则退回行政机关, 不予执行。
(二) 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第一, 所谓例外就是法律规定的例外, 法律规定某一事项可由某一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时, 该行政机关才有某一事项的强制执行权。第二, 从已有立法的情况看, 只有那些属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强制执行事项, 法律才授予行政机关。对带有普遍性的强制执行权, 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等, 控制极严, 法律只授权个别行政机关。
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 借鉴和吸取了各国经验中的有益成分, 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尚无统一立法, 因此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 法院的审判任务加重, 影响行政效率。以法院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导致大多数行政机关自身没有强制执行权, 其作出的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在管理相对人不自觉履行时, 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十分繁重, 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加上对有关行政管理的专业性不甚熟悉, 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程序繁琐, 时间长, 这就造成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很难及时实现, 客观上助长了行政违法行为的泛滥, 影响了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行政机关的权威性, 不利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第二, 行政权与司法权划分不清, 行政审判的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由于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通常采用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 使很多申请执行案件的审查流于形式, 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功能就无法得不到充分体现。同时, 也切断了行政诉讼案件的案源, 出现了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徘徊不前, 申请执行案件大量增加的畸形局面, 其结果使得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支持功能远远超过了监督功能, 使司法与行政的角色严重错位。第三, 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混乱。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 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极为混乱, 呈现“无序”和“政出多门”之特点, 体现在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主体混乱, 权限不清, 内容不合理。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通过法律设定强制执行外, 国务院及其部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地方人民政府也通过相应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在现实中, 没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 也通过规范性文件设定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从而使设定主体混乱。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机关在设定权限上有无划分, 如何划分, 对于行政机关有无相应的执行权, 现行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第四, 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不够健全。我国立法中对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都没有任何规定, 以至于实践中的作法不一, 这不仅使行政强制执行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困难, 而且也及于造成违法与不当, 从而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制度, 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强制执行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影响更直接, 如何解决行政强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只能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统一立法加以解决。
三、通过立法改革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
(一) 行政强制执行的机构
适宜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制度是, 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 辅之以法院的强制执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建立行政执行机构, 也可引导现在正在组建的行政执法局为功能更加单一的行政执行局。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法院的工作量, 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法效率。
(二) 执行的事项
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机构不仅强制执行相对人拒绝履行的行政决定, 且还可以执行法院有关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
(三) 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方面的合理与科学的分工
改变目前行政机关在其他领域里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即时强制, 从而约束行政机关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各种强制。因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机构可以执行法院有关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 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多有迟延, 法院的民事、行政裁判亦存在的执行难的问题。
(四) 完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应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批准程序, 前先行告戒, 期限, 执行人员执行开始应说明理由, 制作笔录, 出具清单。人身强制的程序、即时强制的程序, 执行的豁免、强制检查。规定查封扣押的适用条件。金融机构配合行政强制执行的义务和解冻的期限。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选择遵循比例原则, 首选代履行或执行罚。还应规定制作执行决定书、送达、协助执行、中止执行、执行终止等。由于行政机关执行法院的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 应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何种情形下执行法院的裁判文书。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必须经由法院裁定后才可由行政机关前去执行的程序。
摘要：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在社会生活中触及的范围越来越大, 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如何使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在保持一定执法效率的同时, 更加公正、公平的执法,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一个环节。因此在借鉴国际优秀制度的同时来完善我国的行政强制制度是当务之急。
浅析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篇8
(一) 行政强制执行是有事先的告诫程序
在行政强制执行中, 执行机关有事先的告诫程序并期待相对人自我履行。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章第35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做出强制执行决定前, 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 并载明下列事项: (1) 履行义务的期限; (2) 履行义务的方式; (3) 涉及金钱给付的, 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 (4)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并且其37条还做出明确规定, “经催告,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 且无正当理由的, 行政机关可以做出强制执行决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强制执行同样会以事先告知为前提, 只有当相对人拒不履行时执行机关才会强制执行。
(二) 行政强制执行所涉及义务及其对象具有广泛性
行政强制执行所涉及的相对人的履行义务, 内容比较广泛, 有金钱上的给付义务, 行为上的作为、不作为以及容忍义务。而就其执行对象而言, 执行对象可能是财产, 如强行冻结银行存款、强制查封财物等;也可能是场所, 如强制查封场所、设施等;还可能是人身, 如强制戒毒、强制拘留等。同样还可以是《行政强制法》中规定的强制执行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二、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现状
(一) 存在问题
1. 行政效率低下。
在我国, 由于大多数的行政机关就自身而言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而又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很难及时完成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就法院而言, 又有大量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需要处理, 执行力量严重不足, 所以有许多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长期得不到执行。此外, 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 程序繁琐, 拖延时间过长, 严重地降低了行政效率。
2. 行政机关管理工作受限。
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行政机关因为这些限制, 大量的行政强制执行工作有待于法院审查和执行, 强制执行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依赖于法院工作效率的高低。法院若无法及时完成执行工作, 则会使行政机关的后续工作无法进行, 导致管理工作停滞, 行政管理力度缩减, 行政机关工作受限严重。
3. 法院负担过重, 影响了正常审判工作和司法权威。
法院的工作重心在于进行“权威裁判”, 所有的刑事、民事、行政、非诉案件需要法院进行审判。而将强制执行的审查和执行交由法院执行, 对于本身审判效率就不高的法院来说, 无疑增加了法院的负担。从实际的成本来看, 将行政强制执行的工作交给法院, 会增加法院的财务负担。因此, 法院作为执行机关本身就会削弱法院的职能, 在行政效率与司法效率难以兼顾的情况下,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会影响法院正常审判工作和司法权威。
4. 法律责任不健全, 缺乏责任追究机制, 导致行政强制权滥用。
有些本身不具有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机关, 为了追求行政效率, 有时会违反法律规定, 直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而对其应该负的法律责任又没有完全严格的规定, 导致许多行政机关在明知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 也会自行进行行政强制执行, 出现了许多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滥用职权的情况。
(二) 存在问题的原因
1.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二元化”, 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为共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 会使执行权分散, 影响行政效率。《行政强制法》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当遇到紧急的情况下, 如果法律没有给予行政机关权利, 那么行政机关就无权干涉, 也就是说, 行政机关只能任由事态发展, 这样不仅影响行政效率, 更会给社会、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2.行政强制执行性机构不健全, 执行人员的素质需提高。人民法院虽然拥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但其对此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现行的《法院组织法》也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而相关的行政强制执行人员中, 因其专业知识水平不够高, 总会有被利益诱惑, 立场发生偏差的, 会利用手中权力, 谋取私人利益, 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3.人民法院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人民法院在日常审判工作之外, 还要承担行政强制执行工作, 无疑会承担过大的财政负担。法院的日常财务资金来源除了正常的审判和诉讼收入外, 大部分需要地方政府的拨款。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和行政强制执行工作难免会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影响, 这样就会造成行政强制执行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
4.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我国国民的法律素质亟待提高, 公民不懂法、不守法、不懂得依法维权, 更加没有有效监督行政执行人员工作的可能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不正之风, 使执行人员没有忌惮地滥用职权, 谋取私利。
三、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建议
(一) 在保证司法为主导的基础上, 适当的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强制执行权力
为了防止强制执行权的滥用,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应该坚持以法院为主体;同时,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 使行政机关在过去某些受限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更好地开展工作, 应适当地扩大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权。
(二) 完善相关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增加监控方式, 加强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事前、事中、事后监控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法》虽然对于执法人员不法行为作出处罚规定, 但仍存在许多不足, 例如法律中规定“改变行政强制对象、条件、方式的,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虽然有明确规定, 但从中根本看不出具体的改变方式是什么, 具体的处分又是什么, 这会给相关人员知法犯法提供机会, 因此必须不断完善我国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三) 完善救济制度, 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公民对自我权利与义务的认识不够深刻, 维权意识不足, 所以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也不能及时地采取措施, 维护自己权利。保护公民的权利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 公民要主动学习法律, 主动维权;另一方面, 国家要尽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义务, 不断完善救济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得行政相对方能够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 加大法律宣传力度, 让公民深入了解《行政强制法》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于我国行政强制实践中的“散”和“乱”的局面会有很大的改善。但这要以行政人员依法办事, 全国人民依法履行义务, 依法维权为前提的。如果公民不懂法、不守法, 而行政强制执行人员又知法犯法, 那么《行政强制法》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效力和出台的意义。所以要加大《行政强制法》的宣传力度, 使法律条款深入人心, 行政相对人能依法履行义务, 执行人员能够依法办事, 这样就可以为我国行政强制顺利执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综上, 我们了解了关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由于《行政强制法》的出台,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工作会更加顺利的进行。但我国的强制执行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 本文就个人观点对此进行分析, 提出简单的看法。相信在不久以后, 通过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会更加完善,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会更加合理、更加可行。
摘要：《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强制法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本文就其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特点的分析进而对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现状, 其中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概括, 从而提出关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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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取消行政强制拆迁 篇9
按照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和房屋被征收群众利益, 把公共利益同被征收人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总体要求, 《条例》做出以下规定:一是对被征收人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搬迁与临时安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补助、奖励。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除给予补偿外, 政府还要优先给予住房保障。二是征收范围。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城区改建还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三是征收程序。扩大公众参与程度, 征收补偿方案要征求公众意见,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 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还要组织听证会并修改方案。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 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四是政府是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体。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 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五是取消行政强制拆迁。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 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外, 《条例》还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会议决定, 该《条例》经进一步修改后, 由国务院公布施行。会议要求, 条例公布施行后, 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 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开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 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谈水利执法中的行政强制 篇10
一、水利行政强制措施
水利行政强制措施是指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 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 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水利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是:
1. 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设定
行政强制法规定,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 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 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水利系统共有两项行政强制措施: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对被检查单位拒不停止违法行为, 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 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的行为。二是《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对危害防洪安全、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采矿行为, 可以查封、扣押其施工机械的行为。第二种即由地方性法规所设定。
2. 行政强制措施权力不得委托
行政强制法规定,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3. 行政强制措施在实施中, 还存在如下特点
一是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执法主体, 而非人民法院;二是行政强制措施发生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而不是“以后”, 但切记不可“夜袭”;三是行政强制措施是在出现紧急状态, 且无法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时采取的;四是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暂时性。
二、水利行政强制执行
水利强制执行是指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 对不履行水利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1. 水利行政强制执行的特点
(1) 行政强制执行以行政主体和法院为执行主体。但在确定具体归属上, 应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 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2) 行政强制执行以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为执行内容。
(3) 在执行条件上, 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相对人逾期不履行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为前提。
2.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1) 代履行。又称为代执行。是指义务人不履行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或者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可代替作为的义务, 由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或第三人代为履行, 并向义务人征收必要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对擅自围海造地、围湖造地、围垦河道的, 可采取代为恢复原状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分别规定了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的, 可采取代为清理的方式。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 不进行治理的可进行代为治理方式。
(2) 执行罚。执行罚是指有关行政主体在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 对相对人处以财产上新的制裁, 以迫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3) 直接强制。是指在采用待执行、执行罚等间接手段不能达到执行目的, 或无法采用间接手段时, 执行主体可依法对义务人的人身或财产直接实施强制, 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强制执行方式。这个在水利法律法规上, 基本都表现为“强制拆除”, 如对违法取水设施的强制拆除, 对河道管理范围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强行拆除。
3. 水利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程序
(1) 制作并送达催告履行通知书, 告知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及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对当事人提出陈述和申辩的, 予以回复。
(2) 经催告仍不履行, 且无正当理由的, 可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 并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