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

侦查阶段（精选十篇）

侦查阶段 篇1

检察引导侦查, 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 通过适时提前介入侦查、审查案件材料等途径, 对证据的搜集、提取、固定及侦查取证的方向, 提出意见和建议, 确保刑事控诉顺利进行的一项工作。在刑事诉讼中, 公安人员在侦查技术和技巧方面具有优势, 检察官在分析现有证据方面具有优势。而通过检察引导侦查, 使得两者优势互补, 既能保证尽最大可能追究犯罪、又能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一、侦查监督阶段检察引导侦查的必要性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 但是该项工作的滞后性、被动性等特点无法有效遏制侦查过种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 也不能保证侦查行为的有效性、合法性, 使预防和纠正违法侦查的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 书面审查方式导致检察机关难以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发现侦查违法行为的途径仅限于对侦察机关移送的书面材料审查, 而侦查违法的情况一般不可能在案卷中得以反映, 如侦察机关在提请逮捕时将其违法取证所得的证据材料不移送即可, 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侦查人员在侦查中有刑讯逼供、诱供或其他违法行为, 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 实际上多数难以查实。

其次, 侦查监督具有事后性、被动性。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多是事后监督, 即通常都是在出现违法情形之后, 或是在侦查机关该立案而不立案时由检察机关通知其立案, 或是检察机关在审查侦察机关移送的有关提请批捕的书面材料中发现有违法情形时要求侦察机关纠正, 监督的作用局限于对违法情形的事后补救、纠正错误, 但此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为事实, 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挽回。

再次, 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缺乏保障措施。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时, 只能提出一些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这些意见和通知不具有任何强制性, 检察人员对侦查违法行为者本人也不具有直接处分权或提请惩戒权。这使得检察对侦查的监督只能是软性的监督, 难以有效制止侦查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发生。侦察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反向制约也无谓, 这增加了两机关之间的“扯皮”和“内耗”, 进而导致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丧失权威。

二、侦查监督阶段检察引导侦查的途径

鉴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目的的一致性, 双方应该在共同追诉刑事犯罪的前提下加强证据收集上的配合, 形成合力, 从而在审查逮捕环节中广泛开展检察引导侦查工作, 以在刑事追诉方面取得成效。在当前的工作实践中, 其主要作法是:

(一) 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机制, 做好工作程序方面的引导

公检双方定期与不定期地通过召开联席会议, 提高办案水平和证据意识, 协调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问题。即与公安机关的各个办案具体部门如刑警大队、经侦大队、派出所及法制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 就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 交流意见和看法, 妥善解决分歧, 统一思想认识, 达成共识, 从而建立与侦察机关的良好、合理关系。另外, 通过联席会议, 可以对公安机关的办案机制, 办案流程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了解, 打破以往侦查监督部门只与法制部门交流, 与侦查一线缺乏沟通的问题。对于相互推委, 责任不明的问题向公安的领导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 要求有关的部门明确责任, 责任到人。

(二) 建立和完善提前介入侦查制度, 抓好捕前引导侦查活动

侦查监督部门要充分运用检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提前介入的有关规定, 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领导和群众较为关注的案件, 特别是近期开展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活动”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专项活动”, 检察机关派员适时提前介入, 进行必要的指导, 通过审阅有关的案件材料、参加案件的讨论、参加案件的提讯, 对具体案件的查办方向重点给予提示、引导, 要将证明嫌疑人是否有罪、犯有何罪的证据及时收集, 同时还可监督证据取得的真实可靠性, 尽可能收集到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据, 为案件到审查批捕阶段做好证据准备, 使案件的批准逮捕率上升。从而形成工作合力, 为保障以后公诉活动的有效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三) 完善“两书”的制作, 进一步引导其侦查取证工作

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侦察机关犯罪证据收集不及时、准确、完整, 将难以达到指控犯罪的目的。因此, 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有进行具体指导的必要。实践中, 除了通过提前介入, 及时审查案件材料, 分析判断证据以外, 就必需加强与改进《补充侦查提纲》及《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两书”) 的制作, 即立足于起诉和审判对证据的要求, 详细罗列并阐释侦察机关在侦查中必须继续查证的犯罪事实及证据, 同时就补侦的每一个项目分析论证其侦查目的、侦查方向、证据的规格及其标准, 以利于侦察机关及时补充、完善证据体系, 引导侦察机关完成侦查阶段的查证工作。强化“两书”的针对性、说理性, 不仅将引导侦查落实在了实处, 并有利于个案的刑事追诉, 而且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进一步规范调查取证工作, 使检警真正从根本上形成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合力, 从而彰显出检察引导侦查的目标与价值, 突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

(四) 类案引导与个案引导相结合, 做好日常引导侦查工作

类案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从其侦查监督职能出发, 根据本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刑事案件发案特点, 对于侦查机关所侦查的同类案件中的共性问题或侦查活动中出现的普遍问题, 通过整体提前介入等方法加以解决的侦查监督活动。它具有对象普遍性、内容宏观性的特点。个案引导是检察人员就某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与公安机关及时沟通引导取证工作, 相对于类案引导个案引导具有对象特定、内容具体的特点。在实践工作中, 我们要坚持个案介入与类案引导相结合。类案引导通过检警联席会议、个案专题经验交流、不捕案件反馈等方式, 对同类案件在证据收集和规范侦查活动方面的共性问题进行整理剖析, 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个案的提前介入中, 通过听取案情介绍、参加案件讨论、参与勘查现场、阅读卷宗等方式, 介入刑事侦查活动, 把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以及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前置, 既整合了办案资源, 形成打击合力, 又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侦查监督阶段检察引导侦查的作用

(一) 调整侦检关系, 提高诉讼效率

侦察机关所有的工作均是为检察机关有效指控犯罪输送依据, 故侦检两家应当相互配合, 而检察引导侦查就是一种很好的配合方式。检察发挥其对证据标准把握和审查运用证据能力的优势, 从侦察机关侦查开始就对证据把关, 对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建议, 侦察机关则发挥侦查谋略、侦查技能的优势,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 做到有的放矢, 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侦察机关侦查工作成果得到保证, 检察机关也能得到侦察机关有力的证据支持, 而且有效调整了侦检关系。这既有利于检察人员及时熟悉、了解案情, 掌握证据的获取情况, 又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有利于对证据的及时收集、固定和保全, 防止证据毁损灭失, 进而降低诉讼成本, 缩短诉讼周期, 提高诉讼效率。

(二) 侦检资源互补, 促进司法公正

传统的侦查思维以破案为中心, 而不是以控诉为中心, 因而容易忽视证据收集的全面、合法、有效, 检察思维以公诉为中心而开展一系列审证、核证工作, 容易忽略侦查的隐蔽性、艰巨性, 而一味追求证据的理想化。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维系的结果是:侦察机关拥有优秀的侦查人员、丰富的侦查经验、先进的侦查设备和技术, 而检察人员有较高的法律水平, 更能够较好地处理诉讼中的法律问题。检察引导侦查为两者结合创造了条件, 用检察人员扎实的法律功底、熟悉庭审证据要求的优势和侦察机关成熟的侦查技术、侦查手段强强联合, 从案件公诉、批捕角度引导侦查, 使侦查取证少走弯路, 确保侦查活动符合庭审的要求, 从案件源头上保证案件质量, 有力打击犯罪, 保证国家刑事追诉权有效行使, 促进司法公正。

(三) 强化法律监督, 树立司法权威

目前,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主要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立案监督、侦查监督来体现。但这些监督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 影响了监督效果。只有检察引导侦查, 检察官才能对案件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察机关通过适时引导侦查, 不但可以为收集、固定证据出谋策划, 而且可以有效地预防非法证据的产生。检察机关通过引导侦查, 及时发现非法证据, 将之排除在提起公诉之前, 引导侦察机关重新依法取证, 形成新的证据锁链, 以避免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处于尴尬境地, 同时也缩小了非法取证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有益探索, 增强了侦察机关的证据意识, 提高了刑事案件的侦查质量, 稳固了检察机关的执法权威。

律师侦查阶段工作指南 篇2

一、侦查阶段，律师八项工作

1.会见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会见当事人，目的是获取信息，对症下药辩护。

2.查看现场。律师要去案发现场，感受环境，熟悉案情，便于以后阅读材料和交流。

3.走访相关人员。通过走访，进一步了解案情，并初步掌握证据。

4.向侦查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根据了解的情况，出具律师意见书，提醒侦查机关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提醒并监督依法办案，同时申请取保候审等。

5.向检察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向检察院批捕部门建议，对嫌犯不批捕，提起侦查监督等。

6.给驻看守所的检察院监察室出具律师意见书，要求依法保障嫌犯人身权利。记得一个案子，嫌犯被异地化名羁押，所需的药品、衣物送不进去，律师发函去看守所监察室，得以解决。

7.申请取保候审。嫌犯尚未逮捕的，可代家属提交取保候审书，已逮捕的，可以直接申请。

8.代家属提交相关证据，请求侦查机关调查、审核。

二、核心工作是，向侦查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

侦查阶段核心工作是，向侦查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该意见书的内容是：1.对办案程序提出法律意见2.提醒侦查机关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3.对侦查罪名提出法律意见。4.申请取保候审等问题。侦查机关通常会注意律师意见，尤其是程序问题。

三、注意事项

1.律师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作伪证，也不能教唆当事人及其家属作伪。实践中，当事人家属经常会要求律师出违法的招数去辩护，这是不可以的。

2.要保密。对了解到的情况，做好保密工作，不影响、不妨碍正常的侦查工作。

3.侦查阶段案情不明，律师的意见是大方向的，主要是程序是否合法、涉案罪名是否适当等。

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篇3

关键词：律师；美国；侦查；人权；监督

美国历史虽短，却拥有全世界70%的律师。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的自由职业者，是由民众自我控制的、非官方的掌握专业法律知识的群体，是中国司法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我国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的加强对律师权利的认可和保障，极大的改善了律师工作的环境，然而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制度得不到落实依然是困扰司法改革走向法治的软肋。依据我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律师的作用往往是在审判阶段发挥作用，美国律师却能够自始至终地在诉讼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法治的意义。特别是在审判前的律师介入，及时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司法的公信力赢得了民心。如同在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辛普森最终没有被刑事法院认定对“妻子”的谋杀罪成立，根据后期对民众的调查发现即使民众都认为辛普森应该是杀人凶手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众对法院的判决依然是赞同的，辛普森律师团队对案件中侦查活动的再审视让民众认为这样的判决是合法的，情理上辛普森可能是案件的真凶，然而由于侦查活动中的草率，大多数证据被合理怀疑而失去证明力，进而导致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辛普森有罪，律师在这样的结果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自始至终犯罪嫌疑人辛普森没有被非法拘留和逮捕过，自侦查阶段开始，律师一直在最大合法范围内维护辛普森的合法权利。律师在此案中最大程度的保障了正义的实现，虽然，在情理上，可能导致了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但是实质上正是通过这样看得见的正义保障了所有人不会受到不合法的侦查，保障了所有人的权利。侦查机关不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对任何人作出逮捕决定，否则律师的介入将会让侦查机关的行为很难堪，即使收集到的证据也会由于程序的正义被认定为不合法。一定程度上，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保障了所有的人合法权益，同时监督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一、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的作用

侦查阶段往往是案件形成结论的开始阶段，侦查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律师的介入能监督侦查机关的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工作者的依法办事能力。熊秋红教授一行中国法律工作者在2014年赴美专门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运作进行考察后指出，司法实践中由辩护律师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警察的冲击造成很大冲击，很大程度上促进完善了警察违纪违法责任追究机制，提高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

自6O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Massiah诉美国案、Escobedo诉伊利诺州案以及Miranda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了在警察侦查或讯问时，被追诉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政府有义务保障被追诉人此权利的实现。美国律师因此获得了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权。当然，在实践案例中，或许律师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会因为其他原因的影响有不同的成就方式。但是，美国律师权利在法律上的认可保障了权利的行使，一定程度上对侦查阶段的侦查行为形成了监督作用。正如在2015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监狱的探访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来自Baltimore police（巴尔的摩警局）的前探员的Michael A. Wood的叙述：

The sergeant would be the best squad because they had the most arrests. And they always are feeding those stats without nothing but almost exclusively those black males in the 16-to-24-year-old range...In a middle-to upper-class white neighborhood，if I were to go around and I were to lock up...theyre gonna have high-powered lawyers that are gonna come after the department and make sure that this thing gets buried.But if I do that to somebody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especially if theyre black，then they just get fed into the system where they get public defenders that dont have any time，they get plea-bargained out...

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侦查活动的终止，美国律师权利为什么能如此之大，一定程度上由于在提高逮捕数据的侦查活动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合法的存在，作为精通法律的律师很容易看到其中的不合法，导致侦查活动前功尽弃，警察最终得不到数据的增长同时反而增加了负面的数据。所以，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总是倾向于避开律师的介入，正如在前警探的叙述中所说的一样，面对同样有藏毒可能的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黑人社区执法，因为，一般而言低收入的黑人社区的住户没有能力承担起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费用，而政府的援助律师也很少会在此花上足够的时间，所以警察的行为总是能够收获逮捕数据。从这样的一个现象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的律师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对警察的行为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都刻意的避开律师的介入，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必然导致侦查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进而要求警察在侦查工作中提高侦查能力。

二、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作用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同时也继承了英国的律师传统，美国的律师制度是判例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律师在司法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在如此相互作用中，在美国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熏染之下，美国律师又被烙上了清晰的美国印记。辩护人的权利和律师权利的保障同样也被烙上了美国印记，得到了以“自由、平等、民主”而著称的美国的认可，最高法在60年代的判例中就强调了被追诉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政府有义务保障被追诉人此权利的实现。这使得抗辩制下的美国司法制度律师越来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离不开律师的作用。这一点从美国律师的数量就能看到，拥有全球70%的律师的美国已然在各个方面离不开律师。在刑事案件和侦查活动中，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权利。不仅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受到合法审查，而且在侦查阶段由精通法律的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的侦查同时不能忘记保障人权，然而法治思维缺乏的犯罪嫌疑人往往缺乏对权利的认识，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有必要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的帮助，切实帮助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提高犯罪嫌疑人对案件审判结果的认可度。这也起到了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为此，美国律师的培养还特别加入了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教育。

参考文献：

[1]熊秋红，《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政法论坛》，2015（3）.

[2]陈光中、汪海燕，《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中国法学》，2010（1）.

[3]王进喜，《美国律师咋就这么多》，《法律服务时报》，2003.1.10.

[4]张保生，《美国证据法的价值基础——以<联邦证据规则>为例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

论审判阶段的侦查 篇4

一、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行使侦查权的依据

(一) 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是其在审判阶段行使侦查权的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不仅仅是行使控诉职能的控诉机关, 更是行使公诉职能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能只注重控诉犯罪而轻视人权保障, 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的各种证据要一体对待, 全面而客观地收集, 是为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5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可见,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应当收集各种证据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客观真实性, 这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 也是其义务, 此种义务表明, 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要采用法律所许可的一切手段以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 达到既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的目的。案件进入审判只表明案件开始了审判程序, 并不必然表明检察机关已经尽到其客观义务, 这其中既可能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即检察机关未能积极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导致相关事实和证据没有收集到, 也可能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即相关事实和证据在提起公诉之前还没有出现, 检察机关不可能收集。由此, 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后继续进行侦查, 从诉讼程序上保证检察机关有足够的手段收集案件的各种证据, 保证检察机关能履行起客观义务。

(二) 公诉权之行使必定伴随着侦查权的行使

我国刑事诉讼与大陆法系传统一样, 实行完备的侦查, 侦查是否得当对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影响极大, 即所谓的“侦查程序预断后来 (审判程序) 的证据调查”, (2) 侦查中所犯的错误往往很难在以后的程序中弥补, 为了保障侦查的正确实施, 尽量减少错误侦查带来的危害, 我国法律采用了独特的侦查权分配体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为分立的两个机关, 检察机关无权领导、指挥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工作, 不实行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的“检警结合模式”。 (3) 公安机关是一般案件的侦查机关, 享有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权, 但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则既是公诉机关, 也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机关而言, 享有部分案件的直接侦查权和对所有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调查权及补充侦查权。所谓“直接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 组织其内部的侦查人员进行刑事案件全部侦查工作的职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二款对此有明确规定 (此问题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在此不论) ;所谓“调查权及补充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对其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调查的权力与检察机关认为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而自行进行补充侦查的权力 (包括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65条、第166条对此做了规定。

我国法律之所以做以上规定, 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观点, 认为“侦查程序是在为检察机关于决定是否应提起公诉时, 所做的准备工作, 其目的乃为避免对不成立的犯罪嫌疑施以审判程序, 其另一目的则是收集及整理证据。” (4) 侦查是公诉的准备程序 (或称之为准备阶段) , 侦查是否合法有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检察机关能否顺利地进行公诉;公诉则是侦查的后果 (或称之为后续阶段) , 公诉不得力往往会将侦查机关的努力毁于一旦。这表明侦查与公诉的关系非常密切, 不能相互割裂, 检察机关拥有公诉权并不排斥其拥有侦查权, 而是要求公诉机关必须要有一定的侦查权力。例如,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对所有刑事案件行使补充侦查权, 这显然是法律为了保障公诉的顺利进行, 赋予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有对所有案件侦查的权力, 使公诉机关能通过自行的补充侦查迅速地查清事实, 为公诉做好准备。

(三) 在各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允许检察机关行使附属于公诉权的侦查权

公诉权的行使贯穿于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 作为保障此权力有效行使的侦查权因附属于公诉权, 理应随公诉权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行使, 以保障公诉机关能利用此侦查权查清案件事实、收集证据, 以有效地进行公诉。由此, 大陆法传统上认为提起公诉后, 公诉机关为实行公诉的必要, 仍然可以行使此项权力, 开展侦查。 (5) 原因如下:

首先, 公诉的进行必定涉及证据的收集与审查, 罪行的调查, 犯罪嫌疑人的审查, 动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强制措施的可能性很大。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传统大陆法理论认为检察机关是侦查主体, 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 “侦查权已成为一种服务于公诉权的附属性行政权力”, (6) 往往是作为公诉权的一个权能而存在的, 司法警察被视为检察官的辅助机关。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官直接实施或参与侦查的案件很少, 一般的刑事案件均由警察独立侦查, 案情基本确定后, 才移交检察官。” (7) 即使实践中检察官很少亲自侦查案件, 大陆法系检察官作为侦查官员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一般情况下检察官是以侦查指挥官员的地位而出现, 对于司法警察侦查的案件并不干预。对于司法警察认为案情确定后, 将案件移交给检察官, 检察官认为需要继续侦查的, 因检察权固然包含侦查权, 检察官当然可以自行侦查。检察官警察移送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当然可以延伸到审判阶段, 因为审判之中必然有公诉权的行使, 公诉权的行使必然伴随着作为公诉权一个权能的侦查权的行使。在审判之前不限制检察机关继续侦查案件的权力, 唯独在审判阶段限制检察机关为了准备公诉而行使侦查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其次, 为了准备公诉, 应当允许公诉机关在审判中进行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依照法律和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工作, 以便做出正确的起诉及不起诉的决定, 保证在审判阶段有效地支持公诉。由此,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必须查明案件事实及侦查程序是否合法, 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调查行为, (8) 对于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检察机关可以决定采取强制措施, (9) 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等等。 (10) 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将检察机关的上述行为都称为侦查行为, 但其实质与侦查行为无异, 都是为提起公诉所做的准备工作, 是检察机关进行的侦查性质的调查行为。实践中, 即使在审判阶段, 公诉机关的相关准备工作仍然有可能存在值得推敲之处, 相关事实和证据仍然有调查的必要, 如果检察机关不能进行侦查, 此类工作将很难开展。所以, 应该允许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也进行类似于审查起诉阶段的调查 (侦查) 工作。

(四) 由检察机关之外的机关在审判阶段行使侦查权不可行

大陆法系及中国的刑事诉讼理论都认为侦查权由国家行使, 个人无权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故审判阶段只可能由参与刑事诉讼的国家机关行使侦查权力。考察参与刑事诉讼的各个国家机关, 检察机关之外的各个机关在审判阶段行使侦查权都不可行。

首先, 审判阶段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是不妥当的, 其原因在于:其一, 公安机关并不负责案件的公诉, 对如何侦查以更好地支持公诉并不熟悉, 检察机关常年从事公诉工作, 对案件如何侦查、如何准备以满足公诉的问题能迅速解决;其二,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安侦查完毕之后 (包括补充侦查完毕之后) , 只能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此, 审判阶段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将使案件退回到侦查阶段, 对刑事诉讼的迅速解决十分不利, 对被告人而言, 其“受迅速审判的权利”也将受到侵害。

其次, 在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进行“侦查” (调查) 也不可行。依据“控审分离”这一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 法官不得进行侦查。但是,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 可以延期审理:…… (三) 合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充分, 或者发现新的事实, 需要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调查的;……”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删除了人民法院可以在审判阶段自行调查案件事实的规定, 但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另三项规定却完整保留了下来。立法上的变化是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很多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特点,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强调人民法院要依法居中裁判, 弱化了人民法院在审判之中调查取证的权力, 强化了作为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在审判中的举证责任。依据以上原理,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法院认为证据不充分, 或者发现新的事实需要侦查的, 不能自行调查, 只能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补充侦查。 (11)

最后,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议庭的庭外证据调查权不得作为法院进行侦查性调查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 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 可以宣布休庭, 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 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此条规定的是对于证据有疑问的, 合议庭可以宣布休庭后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合议庭调查核实的是“证据”而不是“案件事实”, 不能理解为合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充分, 或者发现新的事实的情况下可以自行调查, 也就是说, 合议庭只能调查核实控辩双方已经提交给法院的证据, 在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合议庭不能为了发现新证据而主动调查 (侦查) 案件事实。所以, 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不是合议庭调查案件事实的依据, 只是合议庭核实控辩双方已经提交给法院而合议庭认为有疑问的证据的法律依据。

总之,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 负有调查案件客观事实的义务, 此种义务要求公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 此种侦查势必要随着公诉权的行使而行使, 直至案件作出判决为止。

二、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行使侦查权的方式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享有侦查权, 但是依据控审分离、控辩平衡的基本原理, 检察机关的此种侦查权要有一定的限制。

(一) 为被告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侦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9条规定:“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 而起诉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 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

摘要：作为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查清案件客观事实,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的客观义务。为了保障公诉机关能依客观义务的要求有效进行公诉, 法律赋予其侦查权, 此权力附属于公诉权, 理应随公诉权而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行使。因此, 提起公诉后, 公诉机关为实行公诉的必要, 仍然可以开展侦查;为了保障被告人权利, 公诉机关应当进行有利于被告人的侦查;为了保障审判的顺利进行, 应当允许公诉机关采用任意性侦查;强制侦查原则上应当由法院许可之后才能采用。

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 篇5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对公安侦查阶段引入刑事和解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对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现有模式及其分类做了说明，并结合实践对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一规范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标准及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 司法调解 公安侦查 和谐社会

一，刑事和解简析

1，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新型司法模式，它有别于以往我国传统强调国家对犯罪者的有效治罪及刑罚权的实现，将诉讼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地位的司法模式；而是以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关系为中心，注重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对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也正是在此意义基础之上，刑事和解解决刑事纠纷的模式契合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中，对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案件，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自愿就他们之间的刑事纠纷进行面对面的协商，加害人以真诚认罪、悔过、道歉以及合理赔偿等形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经国家专门机关见证和确认，使加害人获得相对轻缓的处罚，使受损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2，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

从刑事和解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刑事性。刑事和解首先是“刑事”，其次才是“和解”，其针对的是犯罪问题。在刑事和解中，刑罚的作用和影响始终存在，刑事和解仍然是在司法机关主导下对犯罪的处理。所以，刑事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属性。

（2）自愿性。“和解”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刑事和解就是刑事纠纷的双方主体通过自主协商达成合意，并依据合意达成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所以，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也是提起刑事和解的原则性前提。自愿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意思应为双方各自自由意思表达，而非被迫；二是双方当事人对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应为明知，而非被欺骗。

（3）公权力的参与性。刑事和解虽然是犯罪方与受害方的和解，但这一和解离不开公权力的参与。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表明，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和解，还是在程序之外进行的和解，它都必须是国家所认可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国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对刑事和解进行监督和审查。这也表明，公权力的参与性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4）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刑事和解不可能用于任何刑事犯罪案件。首先，必须是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对没有确定受害人的犯罪是无法使用刑事和解的。其次，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因为案件事实不清，也就无法确定犯罪人及其在该案件中的作用。最后，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过大、条件过宽会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制的权威，并有可能影响长久的和谐。

二，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种类

1，刑事和解模式简析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模式是指，在侦查阶段进行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与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被害方，公安机关三方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它是实现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手段。一个良好刑事和解模式，有助于完成刑事和解的任务，并完整体现刑事和解的功能。

2，当前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三种主要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认识的不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在公安侦查阶段存在的刑事和解模式有以下三类：

（1）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是指，发生刑事案件后由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自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在达成和解后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由公安机关审查予以确认。这一模式中“自和”源于民间的“私了”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推广。但这一模式在实践当中，由于和解的过程中参与者均为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相关方，缺乏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难以保证和解的客观公正。

（2）公安机关促和模式

公安机关促和模式是指，发生刑事纠纷后，由希望和解的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提出和解要求，经公安机关审查和解适格的，再由公安机关促成和解，此种模式也可称为公权力机关促和模式，比较重视公权力对和解的促成作用。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办案人员对案情深入了解，可以及时找到双方当事人纠纷的关键点，同时也可以发挥公安机关对辖区内部各种情况全面、熟悉掌握的优势，给纠纷双方当事人创造充分的和解机会，有利于和解的及时达成。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由于过于强调公安机关的促和职能，而难免使公安机关忽视打击犯罪的职能，放纵了犯罪，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

（3）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

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是指，发生的刑事纠纷到达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认为有和解可能的，不自行促和，而是将该刑事纠纷委托专门的民间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再由公安机关予以审查和确认。这一模式的优点是既有专业调解机构促成当事人双方的和解以便于案件的分流，也避免了公权力机关的过度介入。但这一模式，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由于公安机关缺位，一方面会使犯罪嫌疑人处于漏管失控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当事人及主持促和的“第三方”没有对应公安机关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刑事和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中存在问题剖析

1，缺乏现实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可以支持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依据。一方面，《刑法》第36条有关民事赔偿优于罚金的规定、第37条有关犯罪的非刑罚处理规定、第98条有关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72条有关适用刑事调解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一些司法解释、规定、意见等含有刑事和解的精神。但是，在这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关于“刑事和解”明确规定。

2，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对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还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与之相配套的刑事和解模式更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所以，各地公安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实践中，和解模式、和解程序也各不一样。不同的模式自然会有不同的程序，对刑事和解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目前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在模式使用上没有统一的规定，程序上也缺乏规范，致使在具体实务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刑事和解随意性，临时性以及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四，统一规范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标准及模式

1，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应是：(1)被害人是自然人。（2）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加害人真诚悔罪。（4）双方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实。（5）加害人主观恶性不大。

2，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统一模式

（1）关于加害人、被害人、公安机关或第三方参与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关系与基本格局。对于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该案件的办案人员不能参与和解，但其有将案情书面告知和解参加人的责任。所以，这种模式因为“委托第三方促和-公安机关消极参与模式”，具体设计为：以当事人双方的自由和谈为主，人民调解员主持促和为辅，公安人员消极参与。

（2）关于实现刑事和解的程序，即和解的启动，和解的场所选择、和解过程的监督、和解协议的签订及审查、和解协议的履行及救济等程序都要进行详细的规定。

五，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运行的保障机制

1，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法律法规。2，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监督制约机制。3，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救济性保障机制。4，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对接机制。

保障实施：论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 篇6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

“作为独立于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诉讼主体，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而言都是监督，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①在研究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活动进行监督时，律师作为重要的诉讼参与人不能缺席，必须出席，并要承担起监督的责任。对此，需要细化完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救济权。

一、会见权的充分保障

对于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会见辩护律师无疑是了解案件进展的重要渠道，也是更好地维护诉讼权利的重要途径。关于律师的会见，应当正确地理解，恰当地运用，不能有失偏颇。

一是不能限制会见的次数和时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交流的核心无非就是案情。只有充分的交谈和沟通，辩护律师才能全面地认识案情，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优质的辩护服务，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故不宜对会见的次数和时间进行限定。

二是许可会见不得无故拖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会见，需要经许可。但是，办案机关不能以此为借口进行无故拖延，必须及时安排会见。另外，至于许可的时间和次数从理论上容易界定，因每起案件的案情不同，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所以，对于许可的时间和次数不宜作出统一的规定。

三是辩护律师的资格需要审查。“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网银盗窃案时发现，一名外地律师伪造委托书，同时担任该案中两名嫌疑人的律师。在他会见过后，两名嫌疑人都出现了翻供现象，从而给司法机关办案带来了被动。②”虽然这名律师将至少受到停止执业的处罚，但该案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新法在方便律师会见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应的制度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建立律师辩护资质备案制度，由看守所送交办案机关进行审查。办案机关可由专门部门专人负责对律师资格进行审查。同时，加大律师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果有故意妨害诉讼的行为，应严厉处罚，甚至吊销律师执照，用严厉的处罚警戒其他律师不得以身试法。

四是律师会见不得被监听。《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2条对与会见不被监听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表明了公安机关关于辩护律师会见不得监听问题的立场，直接明确为“不得监听”和“不得派员在场。”这就是说，辩护律师会见时，公安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也不得使用任何技术设施监听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谈话，充分保障会见权的实现。

二、提出意见权

刑诉法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可以听取律师的意见。这是法律增加的新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程度提升，对侦查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但是，该规定必须借助具体的制度来落实。为了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办理案件的质量，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依法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的规定》，对于听取意见的部门、方式、流程和监督管理等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15条规定了检察人员主动听取意见的情形，“对辩护人提出不构成犯罪、免除刑事责任、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措施、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书面意见，必要时，承办人可主动联系辩护人当面听取意见。在办理侦查、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承办人认为需要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应当层报分管领导决定。”可见，在侦查阶段，对于辩护律师的意见，侦查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侦查人员应当进行审查，在相关法律文书中叙明律师提出的意见并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侦查人员通过对辩护律师意见的听取，对案件的证据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避免狭隘的认识和推测。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正确归位

“侦查阶段律师有无调查取证权，涉及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诉讼目的的偏向，关乎侦查阶段的构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③对于律师侦查阶段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不应局限于文本的理解，应当采取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前后法条进行正确的认识。只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才能消解前后法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是有权行使收集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等证据的前提。第36条列举的具体权利是辩护权的特殊规定，代表辩护律师不仅享有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还能行使代理申诉、控告等权利。同时，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则能实现与国际的接轨。英美国家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明确规定，大陆法系也对该项权利有所涉及。因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实现正确归位，不能游离于诉讼之外。

侦查是一个对案件逐步认识的过程，存在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情况都属于未知数。如果不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影响侦查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打击犯罪。“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层面分析，国家权力在尊重人权保障的前提下應当优先于个人权利。”④因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有所限制。一是从时间看，不宜过早。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于案件的认识仍处于变化过程中，很多证据可能还未收集。如果律师过早取证，则会影响侦查取证的进行。所以，辩护律师的取证不能先于公安机关进行，影响侦查取证的优先性。二是从方式看，不宜主动。为了不影响侦查的顺利进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宜过多干涉侦查取证工作，应避免主动取证，以被动为主。即在犯罪嫌疑人要求取证的情况下，开展调查取证。三是从内容看，不宜全面。辩护律师的职责毕竟不同于公安机关，其行使调查取证的目的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范围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不得调取。

四、救济权的建立健全

加强对律师的执业权利进行保障，为其依法提供法律帮助提供后位支持，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颁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建立健全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对检察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予以追责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检察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予以追责。一是要求检察机关控告检察部门对律师反映的情况，无论是否属实，一律予以书面答复。⑤法律赋予辩护律师在诉讼权利受侵犯时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和申诉，检察机关有义务接受控告和申诉，并应认真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回复。只有真正的审查，才能换来真心的信任和拥护。二是建立完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⑥对于检察人员不尊重律师地位，侵犯律师在检察环节的合法权益的，一经发现，绝不姑息。根据情节轻重，做出相应的处理，如通报批评、警告、记过等；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追求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可以说，在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方面，检察机关走在了前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应紧随其后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相应的救济机制。完善的救济机制，为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权利提供强有力的后方保障，切实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注释：

①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58页.

②侯锦阳.“新刑诉法加大律师会见权，相关制度待完善”，载《民主与法制》，2012年10月30日.

③汪海燕，胡广平.“辩护律师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辨析”，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第86页.

④褚宁.“构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载《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69页.

⑤《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律师关于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和申诉，“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或者本院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并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律师；情况不属实的，应当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律师，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⑥《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2条规定“对检察机关办案部门或者检察人员在诉讼活动中阻碍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等诉讼权利的申诉或者控告，接受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应当立即进行调查核实，情节较轻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具有违反规定扩大经许可会见案件的范围、不按规定时间答复是否许可会见等严重情节的，应当发出纠正通知书。通知后仍不纠正或者屡纠屡犯的，应当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并报告检察长，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并记入执法档案，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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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探析 篇7

一、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一) 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在刑事诉讼领域, 维护国家社会安全与个人自由的矛盾与对立始终是价值冲突的核心。“在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 都注重把安全和自由的追求首肯为具有终极意义的目标。”[3]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体现的是“犯罪控制观”的理念, 也就是强调安全高于自由。在这种理念下“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 刑事侦查机关被赋予广泛的权力, 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较大范围的限制被告人的权利。这一方面保证及时打击了犯罪, 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权力滥用造成公民合法权力被侵害的危险性。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与个人之间地位的不平衡是最显著的特点。

从诉讼价值追求的角度来看, 保障人权本就是刑事诉讼价值的应有之意。从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角度看, 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自由价值, 注重安全与自由,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协调均衡是大势所趋。从诉讼法的角度上看, 诉讼的要义之一就在于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因此, 程序立法应该从保障自由的角度作规定。

(二) 程序正当性

程序正当性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 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 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 以及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等。”[4]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应当遵循“程序正当性”的要求。而侦查程序正当性的核心应是:“为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 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 必须对可能严重侵犯个人人身自由、人格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国家侦查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 贯彻程序法定、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 并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权利, 使其能够以法律手段防止受到无根据的或非法的追究或者不人道的待遇”。[5]

我国刑事诉讼在侦查制度的设计上更倾向于国家权力的使用, 而在人权保护上先天不足。在一个双方地位极不平等的程序下, 该程序的正当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我国的刑诉与国际公认的程序正当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因此, 要彻底贯彻现代法治的正当程序观念就必须首先贯彻“侦查程序的正当性”。

(二) 诉讼领域对经济原则的追求

英国哲学家拉蒙特认为, 在价值评价中应该遵循“经济原则”也就是“代价最小原则”。因为, 如果只关注单一价值 (维护安全) , 那么其成本一定也很高, 而且, 不仅其他价值 (个人权利) 无法满足和实现, 就连该特定价值 (安全) 本身的实现程度也难以实现。我们应该知道, 过分关注“安全”的取向, 非但没有实现也不可能穷尽犯罪而达到“绝对安全”, 相反, 还增加了公民的不安全感, 从而增加了机会成本。因此, 从经济原则角度看加强人权保障是最经济的手段。

二、我国侦查程序的弊端

经过这些年的司法实践, 我们发现现行侦查制度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

1.“如实”回答义务是导致片面追求口供的根本症结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应当回答”首先就从制度上否定了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因此, 回答是义务。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回答是否“如实”的判断往往就成了虚假口供的来源。侦查人员为了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套出“实情”, 会不惜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而且该条规定是严重违反“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

2.讯问时间规定模糊

为了防止讯问持续时间过长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造成侵害, 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每次讯问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然而, 法律却未对两次传唤、拘传的间隔时间作出限定, 而且对犯罪嫌疑人提审的时间不受限制, 于是, 传唤和拘传的间隔时间可由侦查人员任意理解和使用, 而提审的时间也经常放在夜间, 甚至通宵。

3.刑事拘留条件过于宽泛

我国刑事诉讼对拘留使用的情况是这样规定的“在紧急情况下, 依法采取的临时剥夺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强制性措施。但是, 在实践中往往很多侦查机关为了办案方便的需要, 对犯罪嫌疑人不加以区分的先行拘留。另外, 虽然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在24小时内对其进行讯问, 并告知其家属或所在单位其被拘留原因和处所, 以便于犯罪嫌疑人可通过其家属为其聘请律师或申请取保候审。但是, 侦查机关由于自身或者其他客观条件, 很少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家属, 有些家属得到通知的时候也已过了申请取保候审的时机。

4.缺乏中立的司法机构来监督和控制侦查机关

刑事诉讼法规定由检察机关享有批准逮捕的权力, 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负有侦破案件的责任, 在事实上, “配合”多于“监督”, 且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交的材料均为书面材料, 有很多细节并不全部体现在书面材料中, 这自然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打了折扣。而在由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 侦查、讯问、逮捕等环节全部由检察机关一家完成, 其自行监督的效果可想而知。

5.律师没有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整个过程是封闭性的, 我国法律规定律师可以为其提供咨询或法律服务但是不允许在场。犯罪嫌疑人只能靠个人来面对拥有强大国家权力的侦查机关, 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可想而知。美国的厄尔·沃仑就曾指出:“单独隔离进行询问的作法是与我们国家最为珍视的准则之一, 也就是不能强迫某人把自己陷入刑事案件的规定相抵触, 除非采取适当手段以消除看守所所固有的强制因素, 否则, 从被告人那里得到的任何供述都不是真正自由抉择的结果”。[6]

6.缺乏对非法取证、审前不当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

虽然我国刑诉法严禁非法取证还规定严禁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但是在实践中非法取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 仍然可作为定案根据, 并且不对取得证据的“非法手段”进行追究。这在客观上便纵容和默认了“非法取证”的存在, 同时,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也不能对审前的羁押行为提起司法审查, 即使犯罪嫌疑人最终被证明无罪而释放, 也无法得到补偿。难怪陈瑞华教授称“我国整个刑事诉讼是不可诉的刑事诉讼法”。

三、完善侦查程序的设想

侦查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基础, 如果在侦查程序中因个人权利被漠视和随意侵害, 那么在此基础上, 即使最后形成的实体结果是公正的, 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基于对侦查程序重要性的认识和我国现行侦查程序暴露出来的弊病, 我们认为应当本着“程序公正”的精神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平衡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 最终实现整个诉讼的公正。

1.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在侦查阶段引入沉默权制度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侦查机关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 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陈述的自由, 否则整个讯问程序无效, 由此获得的口供也将被排除在法庭之外, 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样即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国家权力的能力, 同时, 也限制了侦查人员滥用权力。

2.建立合理的、明确的讯问时间制度

应该在刑事诉讼中再规定每次讯问时间的基础上再明确规定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比如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应该不少于12小时。另外, 还应该规定, 除第一次被讯问可以根据被拘留的时间和案件的紧急情况来决定讯问时间, 每次提审或讯问的时间应尽可能在白天。

3.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都对犯罪嫌疑人有权取得律师及其关系人的帮助作了规定。可见, “律师在场”已是现代法治公认为遏制刑讯逼供、保护人权的有效的手段。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人权的基础上, 在提高自身素质和侦查技术上下功夫, 而不应该过分的依赖口供。侦查阶段应该增加“透明度”, 其中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有监督者。

4.畅通权利救济渠道

建议在侦查程序的开始, 法院审查庭就可以参加并负责所有涉及个人权益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授权和审查, 借鉴西方的“令状主义”由法官对侦查人员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发布许可令状, 并进行合法性审查。允许在侦查阶段权益受到侵犯的犯罪嫌疑人或公民向法院提出控告, 由法院作出裁判, 给予公民及时的司法救济。

5.实行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分离制度, 并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我国现行的刑诉制度规定由侦查机关来看守被羁押人员, 一方面极大提高了侦查的效率,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便利条件下也很容易滋生“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与此相应的是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它能使犯罪嫌疑人在不丧失人身自由的条件下, 与律师一道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活动。

6.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们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更详细的排除标准, 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对“一般违反”和“严重违反”的具体情形也要给予明确的规定。对于“一般违反”查证属实的可以不排除。对“严重违反”的要坚决排除。待时机成熟, 就应转到全面贯彻。

摘要：刑事诉讼是国家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 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追诉程序的基础阶段, 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趋近于“犯罪控制观”, 使得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对比失衡, 个人权利保障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是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的。应当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诉讼经济和程序正当的高度完善我国的侦查阶段, 加强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

关键词：侦查阶段,弊端,人权保障

参考文献

[1][苏联]N.波鲁全夫.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5.

[2]石坚.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重构.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 8.

[3]郑晓兰.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换中的人权保障.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 4.

[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5]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

论在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 篇8

(一) 我国指定辩护的现行规定。指定辩护是辩护的一种, 是人民法院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 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 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二) 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 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 (二) 本人确无经济来源, 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三) 本人确无经济来源, 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五) 具有外国国籍的; (六) 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七) 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法律虽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 但是刑事辩护的费用昂贵是一个不争事实,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大量的被告人存在经济支付障碍, 这就使得委托辩护存在非广泛性, 无法满足正常刑事诉讼活动对律师参与诉讼辩护的需要。指定辩护制度正是在被告人缺少律师参与诉讼辩护的形势下, 出现的有效解决方案。

(二) 就侦查阶段确立指定辩护而言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存在的不足

1、指定辩护范围的限制。

当前, 我国刑事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比例相当低, 很多被告人因为经济状况等原因而未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造成这种现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目前指定辩护制度的适用普遍集中在强制指定辩护这一相对狭小的范围。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因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辩护的被告人的辩护权却被设计为“可以”指定的辩护, 导致该类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无法得到切实有效地保护。

2、诉讼阶段上的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是开庭前的十日, 将指定辩护局限在了审判阶段。在至多10日的短短时间里, 要求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 去调查清楚那些相比之下案情复杂、取证困难的案件事实, 这是不现实的。这在实践中, 往往会出现辩护律师只是走走过场, 而使指定辩护流于形式, 显然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第1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将律师提供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 但是鉴于《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性, 在具体实践中, 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含糊, 操作性不强。“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固然将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扩大为所有因经济贫困的公民, 体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公平”精神;然而, 公民仅仅是被赋予了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 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程序以及责任条款来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

二、国际条约及外国关于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规定

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拘留或逮捕的所有人, 无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 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的48小时。”

在英国, 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所有被警察逮捕者都必须被告知有权随时以书面、书信或者电话的方式与独立的律师取得联系, 并且可以获得值班律师的免费咨询。

美国确立的“米兰达规则”, 规定公民被警察拘留或讯问前有权获得适当、及时的警告, 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作为在法庭上指控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商议, 如果他无钱聘请律师, 将为他指定一名律师。当然, 嫌疑人可以放弃这些权利, 但必须是“自愿的、知情的和明智的”, 多数警察局要求放弃者必须在书面表格上签名。

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保障措施, 司法人员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义务。在法国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有权选定一名律师或者要求法院指定一名律师, 德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日本为了保障因贫困或其他原因而无能力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 创立了“值班律师”制度, 从而为侦查阶段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供了辩护援助, 弥补了此前“国选辩护”制度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弊端,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的必要性

(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设立指定辩护制度是从保障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立场出发。考虑到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聘请辩护律师, 为了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 , 由国家尽量为不能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那么, 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即享受律师的服务, 而无能力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才能被指定辩护人而开始接收辩护人的帮助, 则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连形式上的平等也未能达到。并且相对于审判阶段, 审前阶段尤其是侦查阶段,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 将指定辩护扩大适用于侦查阶段是势在必行。

(二) 司法公正的要求。

刑事诉讼无异于一场攻防竞技, 只有双方拥有均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 才能平等地参与诉讼并最终赢得胜诉的机会和能力。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力量, 有国家作为后盾, 犯罪嫌疑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或者不敢与侦查机关相抗衡。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 也不一定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就会受到侵犯, 但是刑罚是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剥夺, 因此在强势的侦查机关面前, 为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是为实现程序正义、控辩平等, 以促进刑事司法的公正。

四、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的构想

指定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 能够有效监督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 从而确保所收集的证据材料的质量。从犯罪嫌疑人方面看, 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 能够保证辩护人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 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使辩护人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在起诉和审判阶段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辩护任务。因此, 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应扩大到侦查阶段, 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适应刑事诉讼程序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也是解决目前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指定辩护流于形式等问题的需要。

(一) 指定辩护案件范围的建立

1、确立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经济条件的标准。

将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 将因贫困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指定辩护惠及的范围中;换言之, 将强制性指定辩护和任意性指定辩护合并, 不存在所谓的“可以”指定的情形, 但凡涉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只要是因为贫穷无力聘请律师的, 都有权利获得国家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 从而打破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上的不平等。

2、确立指定辩护适用对象案情条件的标准。

由于我国司法资源整体上的有限性和地域、城乡的差别, 部分地区律师资源严重匮乏。为此, 在以经济条件为原则的基础上, 可以以相应的案情条件为标准来合理配置有限司法资源的流向, 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

(二) 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对于保障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实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如同日本的值班律师制度。值班律师首先是自愿的, 需要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跟值班律师进行会见, 并在初次会见时由值班律师向他说明诉讼程序, 告知其诉讼权利, 并向其提供必要的建议和咨询。值班律师应该为成为其委托律师而努力, 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支付辩护费用, 值班律师应当充当其法律援助, 类似继续提供法律帮助和服务。同时, 建立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评价指标, 由当事人、司法人员进行评价打分, 并把这种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 用于激励和约束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程滔.《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证权问题研究 篇9

一、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从无到有的立法的根本性改变

(一) 96年刑诉法的修改为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确立埋下了种子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 其中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是带有历史性的重大改革。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 大大地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虽然律师在侦查阶段即享有一定的辩护权, 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便有了调查取证权。此时的律师仅仅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 而不是辩护律师, 根据刑诉法第37条的规定, 只有辩护律师才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 2012年3月通过的刑诉法确立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依据现行刑诉法第96条的规定, 虽然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诉讼, 但并非“辩护律师”而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第33条中明确规定,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 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第37条规定的是辩护律师才有调查取证权。可见, 侦查阶段的律师并没有调查取证权, 律师只有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才是辩护人, 才有调查取证权。

但是, 此次的刑诉法修改后第33条规定“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 在侦查期间, 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可见, 赋予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的地位。并删除了96条, 改变了33条, 把原来的37条变成41条。从新的33条和41条可看出, 侦查阶段的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

不仅如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39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 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可从反面推断:由于侦查阶段的律师无阅卷权, 如果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又无调查取证权, 从何得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第40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 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该条同样明确的规定了辩护人收集的犯罪嫌疑人有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其必然推导出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二、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

(一) 符合刑诉法修改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整体理念

修改后的刑诉法突出人权保障功能, 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成为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被追诉人的辩护权, 被视为刑事程序中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 而调查取证权又是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体现了修改后刑诉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

(二) 符合控辩平衡的基本理念

实践中, 侦查机关追诉心理, 承担着控诉职能, 更倾向于收集有罪和罪重的证据, 而对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容易忽视。正如德国学者托马斯·魏根特认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 检察官和警察都坚持了这一客观性原则:收集与案件相关的全面的信息符合他们的职业利益, 因此他们不希望忽略任何将来可能会损害定罪的关键性事实。但是随着案件的侦查活动越来越集中到特定的犯罪嫌疑人身上时, 警察会倾向于寻找强化和证实犯罪嫌疑的证据而不再留意可以证明无罪的证据。”

(三) 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 更需要强调辩护权

侦查阶段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 既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最易于受到侵犯的时期, 也是取证的关键时期。以往的刑事诉讼经验为我们证实, 不当的侦查是导致审判有误的直接原因。司法实践证明, 侵犯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如刑讯逼供等, 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而且, 侦查阶段又是辩方收集证据的关键阶段, 由于距离案发时间较短, 物品和痕迹较容易提取和固定, 证人的记忆也比较清晰。因此, 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既是对侦查权进行制约、监督, 又保障了那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能够及时取得。

三、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立法规定的局限性

首先, 法律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法律规定仍然还有不准确的地方:修改后的刑诉法第41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如果按照41条的前面规定来看,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当然可以搜集证据, 但结合后面的规定“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而未提及向公安机关申请, 这又似乎只限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如何解释以上这些模棱两可、存在矛盾的规定, 实属必要。其次, 法律条文对律师调查取证只作了高度的概括, 对于具体如何操作却只字未提。最后,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 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并不意味着其享有的权利与后继阶段尤其是审判阶段就完全相同。应该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一方面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 另一方面此权利应该是有限的, 而不是任意的, 应该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有所不同。

(二) 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障碍

1.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与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存在冲突

侦查阶段属于犯罪证据收集的最佳时期, 在此期间受委托律师与侦查机关从零出发共同介入案件并采取调查取证工作, 受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目的是为当事人进行有利辩护, 与当事人同为辩方, 在调查取证的实施过程中占有利地位, 因此可以预见有能力的律师能够提前一步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证据, 对于很多唯一性的证据, 如果被律师首先取得, 意味着侦查机关将失去这一证据, 而基于律师的保密义务, 受委托律师并没有将证据提供给侦查机关的义务和必要, 根据以上所述, 一旦侦查期间控辩双方的调查取证权发生冲突, 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严重者会出现真正犯罪人逍遥法外的情况, 不利于司法公正。

2.律师伪证罪的设立不利于律师充分行使调查取证权

侦查阶段控方以己方所掌握的物证及人证为准, 一旦受委托律师介入案件后所取得的证据与之相背, 控方会认为原因在于律师的行为, 符合律师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而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这样的情况迫使受委托律师出于自身安全和害怕犯罪嫌疑人受到报复性处理等方面的考虑不敢去行使调查取证权, 导致这项权利形同虚设, 难以发挥其重要作用。

3.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时, 司法机关不配合

实践表明, 申请官方追诉机关调取证据的效果不理想。有问卷调查反映的实际看, 追诉机关对于律师申请调查取证, 答复说没有必要的占22%;不予答复的占35%;口头敷衍, 实际不调查的占41%;积极调查的只占了2%。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 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 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 否则此权利形同虚设。

4.律师调查取证很难取得被调查对象的同意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 不具有强制性, 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 所以实践中往往遭到拒绝。有问卷调查实际的反映看, 当律师调查被害人时, 警检人员同意, 但被害人不同意占17%;警检人员和被害人都同意, 但警检人员在场占30%;警检人员不同意占10%;被害人接受调查, 不说有利于委托人的话占43%。

四、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 申请调查取证制度的完善

由于律师调查取证属于民间性质, 没有强制性, 当律师取证遭到被调查者拒绝时, 律师应充分运用申请调查取证, 由有关机关调取证据。法律应严格规定申请调查取证制度:

首先, 对律师申请的审查批准期间、实施调查取证的期间、复查期间以及审查结果的形式和内容作出规定。

其次, 要加强对律师权利的救济。如果经过审查司法机关确定律师的调查取证符合法定条件, 必须第一时间予以批准, 同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证据的收集、保全, 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三, 明确侵犯律师调查取证权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二) 赋予律师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

刑诉法第42条的规定对律师是极不公平的, 给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执业风险。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司法机关追诉 (其中许多属于滥行追诉) 案件时有发生, 给律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害怕被追诉, 越来越多的律师放弃了承办刑事案件。如果该条款不取消, 即使法律上赋予了律师调查权, 那也是一项大打折扣的权利。

(三) 自行调查取证的限制:

将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及进行相关活动

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并不意味着其享有的权利与后继阶段尤其是审判阶段就完全相同。立法应对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问题分开规定, 进一步明确。

首先, 将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于只搜集对其有利的证据符合立法本意。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 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见, 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搜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 为其辩护。

其次, 在案件侦查期间, 受委托律师的权力仅限于收集使犯罪嫌疑人获益的证据, 对于有罪证据则无权调用, 以此来防止出现侦查机关调取不到本应调取到的证据, 本应受到追诉的犯罪人无法追诉的情况。最大程度的消除由律师调查取证为侦查机关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侦查机关与受委托律师之间的恶性关系, 促进律师调查取证工作的有效实施。

总之, 法律既然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就应该加强对这些权利的保障, 对于优化侦查阶段的结构模式, 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制约侦查权利的滥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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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聚荣, 邵砚涛.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8 (8) .

侦查阶段 篇10

关键词：侦查活动监督,完善立法,健全机制

一、审查逮捕阶段新增的侦查活动监督内容

(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新增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五编“特别程序”, 其中第一章以专章的刑事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规定。

在侦查阶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主要增加了以下一些内容: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了应当为未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人嫌疑人指派辩护。第二百六十九条、二百七十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嫌疑人应当讯问, 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

(二) 对非法取证活动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和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是关于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机关违法取证行为如何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根据该规定, 检察机关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可以采取以下监督处理方式:一是调查核实。即检察机关通过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人员, 收集和查阅有关检查报告、录音录像等材料, 以确认侦查人员是否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二是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后, 如果认为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三是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如果检察机关确定公安机关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 应当向其提出纠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四是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 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一节, 作为第八节, 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相关明确的规定。该节五个条文从六个方面规范了技术侦查措施:一是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主体;二是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对象即案件范围;三是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有关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 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四是明确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五是规定了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六是规定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和保密义务。

(四)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了“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当对讯问过程进往行录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 保持完整性”。该规定明确全程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 严格规范了程序定。

(五) 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作出了重大调整, 将监视居住作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 条文细化了适用监视居住的具体条件、监视手段, 增加规定了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四种特殊情况, 加强了对指定居所的监督、制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程序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程序, 无论是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还是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 对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 人民检察院均要进行监督。

二、监督活动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 具体名称内涵仍需细化解释

《刑事诉讼法》的这次修改对许多程序都作出了相对详细的规定, 但作为一部法典性质的法律, 不可能穷尽社会发展的可能来对其中的一些名词、种类作出具体的解释, 需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归纳明晰。如对技术侦查的概念、内涵、包含的措施种类和具体内容均没有做出明确界定,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固定住所”的具体定义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 具体程序规定过于笼统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操作程序大多只有笼统的授权性规定, 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细化规定。如:该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件事据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试行监督”, 但仅此一句笼统的监督规定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如何对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通过何种途经进行监督, 是参与决定、执行进行监督, 还是参与外的监督?对于逮捕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需要介入逮捕审批, 那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否需要侦查监督部门介入?这些没有相关规定予以明确。又如, 对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启动程序、审批程序、救济程序等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做出规定。

(三) 相关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监督困难

公安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的通知到场及指派辩护一般都能按程序进行, 并有附有相关文书以供监督。但对讯 (询) 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是否有女工作人员在场, 现有的笔录材料中少有反映, 对于一般刑事案件也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资料, 对是否有违反该条规定无从监督。

对于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和“不能到场”的情况, 无法切实核实是否确实无法通知或不能到场, 对于侦查机关是否存在怠于通知或故意不通知的情况无法查实并进行监督。

(四) 非法取证调查难以深入

因审查逮捕阶段审查期限短, 发现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后只能调取初步的证据材料, 调查难以深入。今年以来,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呈捕案件过程中, 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在被抓捕时有被殴打致伤的情况, 该院依法向办案单位发出3份《检察建议书》, 要求办案单位就是否有不当抓捕行为作出解释说明, 并要求其对其中一名受伤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医鉴定, 以确定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对于上述几宗案件中是否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存在非法证据需要排除、是否有相关犯罪行为需要追究责任等等仍需要进一步查证。但案件已经结束审查逮捕阶段, 如何在接下来的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继续深入调查, 检察机关内部部门如何衔接监督, 侦查阶段与侦查机关如何协调调查事宜等等均需要摸索建立相关机制。

三、完善监督的几点建议

(一) 立法明确相关名称内涵

结合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对相关名称尽快作出司法解释, 使相关法律规定更具有操作性, 使侦查活动监督的开展得以依法有据。

(二) 摸索建立机制, 完善监督制度

技术侦查、非法取证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侦查活动由于是新生事物, 对于它们的监督如何开展, 程序如何细化, 需要检察机关会同侦查机关在实践中认真探索, 研究监督方式和程序, 创新工作机制, 不断发展和完善侦查监督制度。

(三) 做好权利告知, 健全到场制度

建议侦查机关对于像“讯 (询) 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等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应当做好相关权利告知, 可通过签收权利义务告知文书或在讯 (询) 问笔录中做好权利告知的记录, 并载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对其权利没有受到侵犯的确认, 以利于侦监部门的审查核实。

关于通知到场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需要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亲属、相关组织代表到场参加讯 (询) 问, 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性考虑, 以减轻未成年人面对讯 (询) 问时的心理压力, 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因此, 在对于侦查机关是否存在怠于通知的监督乏力的情况下, 建议健全通知其他亲属或相关学校、组织代表到场的体制, 建立未成年人帮教义工组织, 在未成人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亲属均无法通知或不能到场时, 保证有成年的义工帮教者能到场参与讯 (询) 问, 以达到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四) 建立内外衔接机制, 深入调查非法取证行为

对于审查逮捕阶段发现的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 在审查逮捕阶段调取了初步证据后, 在审查逮捕结束后的侦查阶段, 对外建立起跟踪制度, 定期向侦查机关了解调查情况, 督促深入调查。对内与公诉、监所、控申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向上述各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以便在各个诉讼阶段都能掌握调查情况, 使对非法取证活动的监督得以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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