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重构（精选五篇）
精神重构 篇1
人在生活中首先要努力完善自身的理解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或幸福。“人的欲望和激情服从于理智的约束, 从而达到能够体现出人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协调与统一, 成为一个正义的人”。“正义”与“德性”是城邦存在的基础和公民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思想巨匠从古希腊初始的城邦社会序列到人类理性的古典诠释对后世伦理观的影响是深刻的。荷兰著名伦理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1632-1677) 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了《圣经》的历史, 推翻了宗教关于人格的理论, 提出了“实体”概念。中国的孔子最早提出了“仁义”的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 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友爱。孟子强调“舍生取义”, 初步探讨了道德冲突中如何造就理想人格问题, 并描述了理想人格风貌。董仲舒等后世学者提出理想人格的塑造要解决“人与我”的问题, 以仁安人, 以义正我。仁为爱, 而仅爱自我非是仁, 唯有同时也爱别人方为仁;义为正, 而仅正别人非是义, 只有同时也能正己方为义, 具体描述了儒家推崇的人道与理性的人生境界。
二、重构德性精神的现实意义
首先, 重构德性精神是推进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人性是“整体生活方式”或文化的产物, 因此, 以德性精神为主旨的伦理存在对人的价值赋予, 既是理想的, 也是实践的, 既是未来的, 又是当下的。它引领人去发现实然存在的道德底蕴, 它激励人感受人的世界性存在, 它昭示人去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它促使人不断重新估价生活, 开拓未来的完美道路。
其次, 重构德性精神是引领社会风尚向好的思想武器和方法指南。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与之相伴生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时尚, 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精神的虚无颓废、信仰的动摇和缺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陕西西安“性奴”事件, 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都说明当今时代社会丑恶、社会冷漠现象在沉渣泛起、屡见不鲜。客观地说, 人类文明的上升, 不应仅仅是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要成为人的最终含义是人能成为“道德人”, 人的完整生活应该是伦理生活。追求科技能力、经济能力、文化知识能力, 仅仅是人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的手段, 是人使自己能够伦理地生活的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所以文明的上升, 需要科技的进步, 经济的繁荣、文化知识的发展, 更需要伦理建设和道德引导和实践作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 需要全新的伦理思想、价值尺度、行动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 因此德性精神的重构不可避免。
第三, 重构德性精神是改革发展的必然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脊梁, 是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变迁、参与国际竞争中永不言败、永不消亡的支撑和动力,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既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同时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质是法制经济、契约经济, 诚实守信是其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转型时期出现的混乱会逐步走向秩序, 否则市场经济运行就无法维系。
三、重构德性精神的基本途径
(一) 加快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根据人类历史转型的现实去建构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 告别以往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简单模仿。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治理结构来抵消对西方经济模式、思维方式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又要积极主动研究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立性, 实现自身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二) 理顺行政、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空间。
市场不是万能的, 道德和精神与人类永存;市场一时出点问题容易解决, 道德和精神出了问题将会毁掉一项事业甚至是一代人。法律的作用是“惩恶”, 道德的作用是“扬善”。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 特别是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政府的干预引导、法律的规范约束、道德的教化影响成为同时作用、各有利弊、互相配合的, 因此要区分不同功能作用, 不同效率空间等特质来具体应用实施。
(三) 注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创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其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首先, 要通过加强优秀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引领和强化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 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 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自豪感。其次, 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根本点引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着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健康向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创作,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第三, 要勇于和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大力开展包括德性精神重构在内的思想理论体系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用思想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引领社会、服务发展、教育人民、强盛国家。
摘要：本文对德性精神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如何重构德性精神的基本途径值得相关学者借鉴。
关键词：德性精神,现实意义,途径
参考文献
[1]张应杭.伦理学概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12
[2]张康之.论伦理精神,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5
[3]黄卓越等.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7
[4]周国文.公民伦理观的历史源流,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7
[5] (荷) 斯宾诺莎著.陈丽霞译.伦理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1
精神重构 篇2
——兼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以致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此，从法学研究、法律发展及司法实践而言，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和谐社会的价值定位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这些价值目标的要求究竟相差多远？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而“和谐社会” 这一用语则是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
而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设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我们将法治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意识、观念，而且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法治的“软件系统”——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法治精神的内涵。
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的社会，不是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社会，不是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的个体消失的社会，它与法治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内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标，是和谐社会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这种一体化的联系根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1、公正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恶。尽管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但历代法学家仍保持着探索的狂热；尽管法学家对正义有不同的表述和标准，但他们总是将正义观念与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联系起来。就笔者而言，本人赞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标准：（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所以，公正是和谐社会、法治精神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法治精神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是任何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秩序
秩序与和谐有着紧密的关联——秩序往往意味着起码的和谐，而法律构建的初始动因起源于人们对秩序（安全）的强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精神紧张方面的需求，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西方中世纪神学主义奥古斯丁承认：“无论天国还是地上之国，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与秩序，以便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安宁，法律正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产生的直接价值追求，就如同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所认为的“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
3、自由
无论从社会的变革历史，还是从科技发展的进程，无不能看到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然包含着自由的价值目标，否则社会不可能有序，也就不会有和谐局面的产生，因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同时，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所以，一个追求和谐与法治的社会必然要充分彰显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政府的强权干预，保证人的能力不为压制性的桎梏束缚，从而建立一种有益于尽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对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按照社会学的思维路径，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偏向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效率决定社会内部的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长久和平共处，有限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提高效率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法治从来都存在着对效率的向往：法治将社会主体之间重复博弈的行为固定，给人以稳定的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种预期进行选择，就当然地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时的正义，尤其体现在司法上要及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尽快确定财产归属并尽快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总之，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相同：直接宣扬公平正义，确立核心价值定位；要求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对秩序的基本价值追求；强调民主法治，满足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满活力，更大程度上则是对效率的追求，以保证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平衡需求
社会科学从来都没有停止思考“善社会”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和法理学者关注社会控制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应然的社会和实然的社会辩论从来未停止过。正义、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从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价值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称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追求“善社会”的过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有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智慧加以解决；思想家们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不平等极为凸显并引发威胁社会基础的强烈不满的时代，有洞见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会着重强调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危及的社会制度，必会期望秩序（安全）；在一个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时代，人们则可能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或在无视这种限制的情形下强调社会价值中反专制主义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平衡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公平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目标；而对于秩序、自由、效率的价值平衡问题无法给予一个“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须针对具体时代、具体职能部门及具体事件来确定他们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门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法治精神的关键体现，公正处于当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价值追求当然对效率提出了要求。而当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时，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司法体制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其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构成。在此所探讨涉及的司法及司法体制，主要指我国专司审判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1、司法权设置的地方化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样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的客观属性。虽然我国宪法又同时规定司法权的国家专有性和专属性，但地方司法系统的人、财、物大权、生存和发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际上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利益张力的存在使审判权非常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设在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成为地方的审判机关。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占主导性的行政机关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这就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活动的功利化提供温床。
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这一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专属权力，其地方化设置会阻碍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流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统一有序市场的形成；会干预平常主体交易的自由，甚至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提供司法保护；会影响法制的统一实施，破坏司法权存在的最高价值——公正。而司法主动的功利化是对司法中立的严重挑战，因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的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为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架构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时，共同遵循将司法权的行使与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的原则，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权或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扰。但我国的法院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从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关系上看，法院的人、财、物是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员和法官是依照统一的《公务员法》进行录用、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职级；法院的资金由地方行政机关拨付；法院的物资装备必须由地方政府支持。这种与行政人员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无异于鼓励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或介入纠纷之中，或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追求“政绩”、获得晋升，确保“饭碗”甚至得到更丰厚的利益回报——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法官职务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内部请示和批复制度、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议职能、案件指标管理制度都严重违背审判权的“亲历性”规律。这种缺乏亲历性的审判必然会提高错判率，造成案件不断地请示、发回重审，严重影响“高效司法”的实现，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限制财产流转速度。而对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权利的刑事案件，错判对司法公正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即使他们最终被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内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使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断案，这就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机会，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各种利益的较量——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办案效率，阻碍公正的实现。
3、法官职业的大众化
我国法官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专家学者型的精英法官，还有姚晓红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选拔制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定关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进法院，并名正言顺地当法官。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通过后天的培训机制得到很大改观，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将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东西上。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懂法律这架精密仪器的人，怎么会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会生产出大众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这些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格格不入，与法治精神及和谐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南辕北辙。因此，重构我国司法体制势在必行。
三、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面对背离法治精神的不和谐现象和行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在构建司法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法治精神，符合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本文仅就司法体制中主要的具体制度构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司法独立，改变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对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起着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1、通过立法确立两级产生体制，即全国人大产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省级人大产生中级和基层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同时规定中级以下法院经费保障标准，必要时中央可采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经费和待遇不均。
2、将其他机关、组织监督司法的程序明确化、法定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司法必须坚持的，但党的领导有一个科学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法官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其次，虽然司法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人大将不产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监督的权力。该监督权不是个案监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请求产生该法官的人大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弹劾权。
3、取消案件的审批签发制度，确立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院长不需要为自己不办理的案件负责。当责任具体明晰到个人时，迫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尽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谨慎细致地处理案件。
4、将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职能转变为法律咨询职能。不仅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间接判案，避免权责不明、无法找到真正责任人，而且可以调动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5、取消请示和批复制度，确保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的存在意义。司法裁判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的知识、经验和良知，没有理由认为同样是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级法院的法官。
6、单立《法官保障法》，对法官的人身、工资福利待遇、权利救济等方面作明确的规定。司法无权威的极端表现是法官被殴打、法庭被冲击，此类现象务必杜绝。
（二）法官职业精英化
构建精英化的法官职业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除了制度设计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体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的执法与司法意识、操守和品质等全面素质的提升，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质、精神和人才准备。
1、建立完备的法律教育体系和丰富的法律教学内容。“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体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我们的法律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将法律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坚持担任法治有益的传播者。同时健全法官职业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须每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培训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还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论理学甚至现代的一些尖端技术的介绍。因为“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独立审判后，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法官素质、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定高度，这样，从事法官职业意味着首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支出更多的费用，依据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从事法官职业的必要物质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状况，高于一般公务员的5—6倍。
3、精简分流现有的法官，严格法官职业准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针对法官队伍大众化的现实，按照“学历+经验”的标准，将一部分不符合任职标准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规模配置法官。然后通过考核，安排从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在法官职业准入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门槛——在法律精英竞相进入法官职业时——是必然的。
4、确定准入和退出法官职业的年龄标准要科学。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确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龄标准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这个标准同时应考虑到法官职业对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职业的准入年龄应为28-30岁，退出年龄一般应在70岁。
重构现代中国文化精神 篇3
这些影片里体现的中国元素,确切地说,应该叫“中国传统元素”。从那些在外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关键词可以看出,那些盛开在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又在悠长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传承的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主力。与现代中国的崛起相呼应的,却还是传统元素的发扬光大,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外两个关键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可否认,虽然那个时期我们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交恶、我们的国家很贫穷、我们的人民很狂热,但“红色中国”的力量经由自上而下、全民统一的狂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暂且不论那时候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是否合理,但那个时期有一种一致的认同和归属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并最终成为鲜明的记忆符号。
单以纯文学领域来举例,先秦时期有诸子百家,汉有赋,唐宋有詩词,明清有小说,而这些,相对于浩瀚的中华文化,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无论诋毁破坏还是盲目追捧,它都像一道坚实的背景,映衬在每个中国人的身后,宠辱不惊,连绵不绝。反观我们生活的时代,面目模糊、庞杂而无序,没有什么能代表现代中国。我们迫切地需要重建“中国名片”,所以我们举全国之力,办奥运、办世博。如果一个外国游客在参观完世博会之后,再提及中国,除了上述关键词外,还能记住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标志。那将是世博会最大的成功。文明和文化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积淀,是对现在的创新和发展,是对未来的宽容和预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尊重的远远不够,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这是个文化断裂的历史时期。重构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毫不夸张地说,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8月,文化部部长蔡武接受媒体采访时,连发六问,直击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的“软肋”;本月,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接受本刊特邀,撰文阐述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方向。各类媒体上,关于“文化”掀起了一场大讨论,隐然呈现出“新文化运动”之势。
传统文化精神的电影影像转化与重构 篇4
一、传统题材发掘中文化精神的淡化、误读与重释
传统文化精神的电影影像化表述问题, 是在世纪之交尤其是加入WTO之后, 随着中国电影商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意识的加强, 大片时代、奇观电影等的开启而日益凸显出来的。在此之前, 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传统文化题材, 均涌现出许多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精神的经典性影片。较早的如1948年由费穆导演、李天济编剧的《小城之春》, 便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追求含蓄蕴藉之美的特征。后来的《城南旧事》、《黄土地》、《红高粱》、《新龙门客栈》、《霸王别姬》等一系列影片, 无论是批判、反思还是现代解读, 均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 受市场化因素影响和国际电影的冲击, 中国电影出现了浓郁的市场化、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 为赚取票房甚至是迎合受众的趣味需求, 文化意识日趋淡薄, 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更是陷入了淡化甚至是错误解读的困境。在传统文化题材的影片中, 由于缺乏高水平和具有原创能力的编剧导演, 大致呈现出两类情况:一类是由于一味地“注水稀释”、“戏说穿越”甚至是颠覆性的“乱砍滥伐”, 导致原本富有民族文化精神积淀的经典历史题材或文学作品, 成为市场化商业开发“噱头”的牺牲品。如以《关云长》、《战国》、《杨家将之军令如山》等为代表的影片, 不仅没有将题材中原有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来, 反而由于情节的荒诞离谱造成不同程度的阐释错误。另一类, 则是力图借助故事创意实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性阐释, 如《赤壁》、《孔子》、《赵氏孤儿》、《画皮》等, 由于故事创意没有很好地抓住文化精神的核心, 在传统文化精神发掘和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对接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读或阐释不够。如《赵氏孤儿》虽然试图跳出“以牙还牙”的复仇情结而赋予其展示人间大爱等精神, 却由于“救孤”与“复仇”两个关键情节难以自圆其说而被诟病。
在现代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中, 由于进口大片所奉行的感官美学与极致美学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国产电影致力于打造技术影像奇观而忽视文化内涵、追求视听感官的娱乐满足而忽视影像韵味, 透过时代精神展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当下生活影响的影片渐趋减少, 更多的是追求轻松娱乐、忽视生活积淀和文化内涵的时尚影片, 如《手机》、《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诸如《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 发掘并展现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影片则并不多见。当然, 这一时期以《那山·那人·那狗》、《孔雀》等为代表的商业化程度不高的影片, 虽成功再现了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 并在国外获奖, 但由于多种原因却并未在国内电影市场受到足够关注。如何以影像方式传播蕴含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化观, 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进行文化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电影产业文化创新的基石
由于没有凭借优秀的故事创意传达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 尤其是传统文化题材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 中国电影不仅没有肩负起应有的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 而且受其他因素影响, 在国内电影市场遭到进口电影的强力冲击, 造成他国文化观念假借中国元素与题材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现实, 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 同时中国电影却无法凭借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成功拓展海外市场, 进行跨文化传播。
而电影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 即便是商业化运作的大片, 也能够且可以很好地融入文化观念。以华语商业大片中最为成功的案例——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为例, 该片之所以能够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 根本原因就在于影片超出了普通功夫类型片,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道家文化的美学底蕴进行了成功转化与表达, 尤其是“以柔克刚, 道法自然”的武术文化精髓和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卧虎藏龙》的成功不仅说明功夫类型片可以通过优秀的故事创意发掘传统文化精神, 更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能够为海外尤其是西方受众所认可、接受与认同的。
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很多普适性价值的优秀精神理念, 如“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对于缓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重要价值;“仁爱”、“中庸”的思想, 对于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与和谐社会生活环境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兼爱”、“非攻”的观念, 对于种族和平、国家和平、世界的多元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等等。如果中国电影能够通过优秀的故事创意, 充分展示这些对海外尤其是西方受众而言能够产生文化认同的优秀精神, 相信不仅能够推动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 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内电影市场, 而且将有效实现国际市场的拓展, 传播中华文化, 推进世界文化多样化。
因为, 普适性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 这既是中国电影进行文化创新的现实依据, 又是拓展电影市场的坚实支撑。据相关调查显示, 中国未成年人中有32.46%的人认为“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中国电影中最应该表现的民族文化”;并且, 有25.24%的人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核心竞争力”[1]。而被调查的未成年人不仅是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而且是数年后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同时, 据相关调查显示, 外国观众“在被问及今后希望更多地看到反映何种类型文化的中国影片时, 58.8%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城市文化’, 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 分别占49.0%和41.8%[2]。而通过电影对中国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影像化表述, 最为关键的是依然指向展示优秀的中国文化精神。
三、在精彩的故事创意中转化与重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精神要在电影影像叙事中实现转化与重构, 首先要求中国电影必须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 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面向国际, 解决好电影故事讲述的文化立场、审美接受与题材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 依托新奇合理的情节讲述蕴含传统文化精神的好故事, 创新与传播传统文化精神。
第一, 情节新奇而合理的精彩故事创意。只有通过新奇而合理的故事情节, 才能将传统文化精神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水中盐, 蜜中花, 体匿性存, 无痕有味。”让观众在尽情享受电影艺术所带来的视听快感之后, 能够有充分的回味空间, 从而感悟到故事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精神。好莱坞电影之所以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输出载体, 关键就在于好莱坞各种题材的电影都能将美国价值观融入其中。反之, 倘若没有精彩的原创故事情节, 如电影《关云长》虽试图重新塑造出一位新的关羽形象, 将关羽由“神坛”拉回“民间”, 还原他作为“人”的常情, 重新解读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 但却由于情节设置存在缺陷与故事叙述杂乱, 结果将关羽解构成了“迷失的刀客”, 原本的忠义精神也荡然无存。由此可知, 精彩的故事创意乃是实现传统文化精神转化与重构的根本所在。
第二, 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编剧和导演。电影要讲述出好故事, 必须有能够讲述好故事的作者团队——编剧和导演, 即能够创作出精彩故事的创意人才。李安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大奖之后曾言:“我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 对西方的文化也比较了解, 就是站在这两种文化中间, 我采用西方人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我有一些出发点是比较中国的, 比如儒释道这种东西……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 就会自然地把这些东方的精神还有西方的手法融进来。”[3]因为李安了解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讲述“中国人的故事”, 且讲述立场“比较中国”, 所以《卧虎藏龙》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精神。国内很多导演由于对传统文化精神进行选择性遗忘, 加之缺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编剧, 最终致使中国电影失去了发掘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人才保障。
第三, 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对接。中国电影要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 通过发掘最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实现文化创新, 不仅需要将传统文化题材与艺术形式中存在与表现的优秀文化精神以电影的现代艺术语言表述出来, 实现表述方式与传播载体的转化, 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对接, 推动传统精神向现代精神的转化, 让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集结号》的故事情节与逻辑结构虽不够完美, 但通过谷子地的实际行动基本实现了传统的以伦理为本位的群体观念与现代集体主义精神的对接, 同时又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融入其中, 实现了对“群体观念”的重构, 带给受众以巨大的内心触动。需特别强调的是, 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对接是在直面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实现的, 而这也是传统文化精神在电影文化创新中发展、传播的必由之路。
第四, 文化精神与艺术语言的水乳交融。电影是一种综合性艺术, 因而可以在叙述元素选择中, 恰当地使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音乐、戏剧、舞蹈、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与文化符号, 以彰显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精神观念。如《卧虎藏龙》对于影像画面的处理显然汲取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 从而将“天人合一”思想透过功夫对人与自然和谐之道的运用表述出来。同时, 电影作为依托现代科技产生的艺术形态, 还必须恰当处理艺术表达中技术元素的运用, 可以诉诸现代高新科技, 增强影像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但决不能盲目追求技术效应而忽视艺术效果。《唐山大地震》投入3000万元打造的地震特效, 便是依据故事需要而进行的, 从而有机融入故事讲述之中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与当前部分影片刻意引入3D或以其为噱头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 能否成功转化与重构传统文化精神, 影像艺术语言的运用是关键所在。
摘要：受产业化冲击, 近年来中国电影越发呈现出重市场、重娱乐、重技术的趋势, 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像表述由此被淡化乃至误读。而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巨大的传播价值与广泛的受众基础, 既是中国电影理应承担的责任, 又是其实现文化创新的源泉。要在电影艺术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与重构, 精彩的故事创意和具有较高传统文化素养的编剧、导演便成为首要因素, 同时要注重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对接和文化精神与艺术语言的水乳交融。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故事讲述,文化创意
参考文献
[1]黄会林, 叶宇, 李小丽, 金学敏.2009年度电影对未成年人成长影响调研分析报告[J].当代电影, 2010 (1) .
[2]黄会林, 刘湜, 傅红星, 李明, 熊晓鸽.2011年度“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调研分析报告[J].现代传播, 2012 (1) 、 (2) .
精神重构 篇5
在记者问赵国栋“您在工作中是如何理解并践行工匠精神”时，他的回答是：“互联网的工匠精神就是一个迭代、逐步改进的过程。”正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指引着他与他的公司正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着。
互联网+众包：打造IT业的智慧资源Uber
通力平台采用“互联网+众包”的模式，一直垂直于IT服务领域。而外界对于此种模式的认识，也一直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中。赵国栋用最浅显易懂的例子向记者解释道，“‘滴滴打车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有些出租车司机跑空车，或者有些‘滴滴专车（私家车）总是闲置在一旁。但如果通过一种共享的模式，使车空闲出来的时间能更加充分的被利用起来，从而有效的共享经济。这种分享经济的模式，便成为了‘互联网+众包模式。”
其实，众包的概念最早源于古代的揭皇榜。例如，皇上患有某种疾病，但御医们对于医治都无从下手。此时，便会向社会广泛招贤纳士。若谁能医治好皇上的疾病，便对谁加官晋爵。这便是最早的一种众包模式。
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也越来越变得商业化，更成为了一种最基本的模式。这衍射出了像百度地图、百度百科、百度新闻等互联网产品，这些产品并非由百度内部人员来制作，而是由各个互联网上的人群一起合作完成。
由此可见，互联网公司也基本都在实行众包模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淘宝”。淘宝中，由阿里巴巴自己开设的店铺屈指可数，基本上都是由社会上的各个商家开设的店铺。其实在IT领域中，众包模式早就存在。IT服务业内的一些工程师们，会利用自己晚上或周末空闲的时间，接手一些刚好没有人做的项目。当刚好急缺人手的IT业务，遇到刚好能力符合的IT团队时，便结合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分享经济模式，“互联网+众包”的概念也就更显而易见了。
对此，赵国栋也一直致力于让通力平台成为IT领域内的智慧资源Uber，或者是智慧资源的滴滴打车。在原本只聚焦于IT领域、IT服务的通力平台上，如今也已经聚焦了不少游戏研发、APP研发、互联网营销等服务商。为有服务需求、缺少响应团队或能力的商家，提供相应能力的IT资源。
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
工程师出身的赵国栋随着软通动力的发展，当然也从事过很多工作，比如销售、人力资源、财务、项目管理等。他也曾由于个人发展问题离开过软通动力，他当时去的正是中国500强企业的万达集团。王健林本身的一种军人作风，让万达集团更是成为了一种强执行力、强文化的企业。在学习了万达集团的诸多管理理念、管理文化和管理方法后的赵国栋，又选择去了一家专门做互联网营销的公司，并从中学习了不少互联网文化。
“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最大的区别便是管理层的理念，这是最核心的差异，”赵国栋笑谈道。相比较而言，传统企业偏爱大而全的处事风格，讲究体系、方法论。而互联网企业更关注于聚焦、敏捷和试错。若想在传统企业中“试错”，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因此造成了在传统企业做互联网项目会举步维艰的情况。
最开始时，赵国栋的确是想靠自己去融资创业的，但后来又是为何选择回到软通动力内部创业？赵国栋解释道，“因为在软通动力这个‘大盘下做创业项目，我们可以利用上软通动力15年以来沉淀下的经验与资源。我们本身所拥有的3000多家服务商，再加上软通动力内部的IT能力技术专家、质量管理体系等等，也就促使了通力平台的快速发展。”
毕竟在传统企业里做一件互联网创新的事情，需要企业管理者既要懂传统管理理念，又要懂互联网管理方法；既要有传统企业的强执行力，又要有互联网的创新和灵活性。这也成为了赵国栋最大的优势，短平快的强悍作风与对人性的理解，相互的平衡与融合，不免就构成了他独特的管理风格。“笑呵呵”的说话方式成为他的招牌。“因为万达集团有句话是，在批评中进步，在进步中批评。所以即使是批评，也是笑呵呵的批评。这基本上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
“企业管理的核心，借用柳传志所说的便是‘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赵国栋总经理有理有据地说。
其实，所谓的“战略”就是对业务的“取舍”。企业的核心业务、盈利模式、客户选择以及商业模式，都属于“战略决策”的层面。其次便是要把“战略”执行落地，这则需要有靠谱的“班子”。首先则要找到能帮企业独当一面的总监或者经理人，一个人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这时就需要企业的核心层面帮助其组织好团队，并创建有效的管理模式，其中就包括绩效考核、文化管理等，“杨三角理论”便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企业能不能执行落地要从三方面来看。首先要看团队，其次要看这个团队有没有相应的‘工具，第三则看有没有好的管理方法。这三个方面便组成了团队的执行力。所以光有战略，没有执行力，工作还是落不了地的，”赵国栋总经理侃侃而谈道。
工匠精神：质量论成败
中国有这么多生产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中国人到国外去买马桶盖、电饭煲等电器？这就反映出了中国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国外企业只专注于把一件事情做实做精，而中国企业却只考虑盈利方面。李克强总理再三提及工匠精神，也正是因为中国并没有太多可以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企业。
赵国栋向记者提到：“工匠精神是一定要专注于产品的，并要将其价值展现在大众面前。工匠精神讲究的是长期利益，而不是浅尝辄止的短期利益。”正因为中国企业如今基本上以电商平台、撮合平台居多，如淘宝、京东、腾讯等，这就导致了中国的社会主流比较缺少工匠精神，这也与中国从小的教育、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贯只追求于快速发展。因此国家现在便开始极力从追求速度的现状中，向追求质量、注重品质的发展转变。
赵国栋坚信，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当然也需要工匠精神的创造与打磨。通力平台一直都在践行着互联网工匠精神。传统的互联网平台只讲究有质量的交易过程，而通力平台强调的不仅仅是做有质量的交易平台，连交付也同样要保证质量。实行监理验收的交付服务更是让工匠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以第三方平台的标准去监理整个服务的过程。第三方监理、第三方验收以及代码扫描等一系列服务，让互联网中IT的服务成为一个有质量的网络平台。通力平台对其上的每一笔交易，都会进行相应的口碑评价。在大数据的形式下，对企业交易的过程进行总体的评分。并致力于打造成像淘宝或大众点评一样的有质量保证的IT服务、众包平台。
对于产品的打造，通力平台堪称开启了工匠精神的“疯狂模式”。以正在打造的IT众聘的频道为例，通力平台前期分析了国内外所有的主流招聘媒体与平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赵国栋每周都要对产品开展一次评审会，并且是从每一个字段、每一个界面进行审核。通力平台虽然只聚焦在IT这一个领域，但从产品设计、研发、服务等方面来看，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迭代法”重构工匠精神
由于互联网项目创业门槛较低，又备受资本市场的热捧，近几年国内互联网行业呈现出比较畸形的发展状况。这个现象导致了很多互联网公司基本上没熬过五年，这也说明了互联网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寿命较短，淘汰率较高。
赵国栋的看法是，“打造一个比较靠谱的互联网公司至少需要3年时间。”刚起步的互联网公司在摸索自己方向、模式的期间，只有野蛮型增长模式才能让其生存。一开始便以生存驱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你还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时，基本上也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了。只有等到粮食足够多时，才会选择想要吃海鲜还是熊掌”。由此可见，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只有有一定基础，靠自己的造血能力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工匠精神才会出现并践行。
为此，赵国栋的解决办法是“工匠精神的大角度是正确的，但需要我们用‘迭代法去逐步改进。”细分析来，便是要利用好互联网的思维，以最快的速度让受众帮助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并让受众帮其逐步改进。以电饭煲为例，其实中国电饭煲与外国电饭煲的成本不相上下，只不过国外的研发团队对其产品的测试时间更为长久，并且在投入市场后逐步进行2.0、3.0等版本的改进。
在不断改进、持续投入中让工匠精神油然而生，是“迭代法”的核心理念。此模式一直运行于通力平台的全面分析与改造，每周一次小迭代，每三个月一次大迭代。在前一段时间的运行与积累中，根据用户的反馈与使用情况，对其作出一个较大的改版。
赵国栋所推行的工匠精神，更是使其员工们的价值体系有了一个重新的塑造。“市场上，别人一定会问你最擅长的点，而不是需要你什么都会。”赵国栋说。一个人的长板能决定职业生涯的高度，短板则能决定职业生涯的远近。工匠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的长板打造得更长，从而提高自我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