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的法律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精选九篇）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 篇1

一、明确“情节恶劣”的情形

修订后的新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说明, 我国现行刑法所制裁的危险驾驶行为具体包括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另一种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司法实践中, 判处危险驾驶罪的主要行为是后者, 制裁“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犯罪行为极少出现, 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 醉驾行为客观上相比追逐竞驶行为较常出现;另一方面,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必须要同时满足“情节恶劣的”的条件, 才构成危险驾驶罪, 而“情节恶劣”在立法和司法上均未有明确的范畴。“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 只要机动车驾驶人员实施了醉驾行为, 不需要真正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 也不需要情节恶劣的条件, 均构成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标准》 (GB19522-2004) , 机动车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 小于80mg/100mL的, 为酒后驾车;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 为醉酒驾车。这为界定醉驾行为提供了主要标准, 进一步为“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定罪量刑明确了条件。相比于醉驾行为, 明确“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行为在何种“情节严重”条件下构成犯罪十分必要。

建议从追逐竞驶行为的具体情况、危害后果等方面综合考量, 尽快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界定“情节恶劣”。“情节恶劣”具体可以包括:第一, 无证、酒后或吸食毒品后追逐竞驶的。无驾驶资格、饮酒后或者吸食毒品后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追逐竞驶, 具有较大的主观恶心, 危害较大, 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第二, 造成他人轻微伤以上人身损害或五千元以上财产损失的。“他人”既包括道路上的行人、其他车辆上人员, 也包括行为人所驾驶车辆上的人员, 但不包括行为人本人。“五千元以上”的标准系主要参照故意毁坏财产罪的定罪标准确定。第三, 多人或者多次追逐竞驶的。第四, 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公众恐慌的。第五, 具有危险驾驶的前科或劣迹的。第六, 使用伪造车牌号或者套牌车辆等逃避法律制裁的。第七,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扩大制裁行为范畴

除了追逐竞驶和醉驾行为外, 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飙车等行为同样主观恶性较大, 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性, 应当纳入危险驾驶罪的制裁范畴。国外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吸食毒品等麻醉品之后驾驶机动车辆、飙车等行为采取了严厉制裁的立法态度。美国纽约州《车辆与交通法——道路条例》将吸毒后驾车规定为故意犯罪, 初次犯罪可判处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第二次犯罪要从重处罚, 造成事故的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日本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更为宽泛, 处罚也更为严厉;不但对疲劳驾驶罪、无执照驾驶罪等违反道路交通法罪加重了法定刑, 还特别增设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 后者具体包括酩酊驾驶致死伤罪、超速行驶致死伤罪、无技能驾驶致死伤罪、妨害驾驶致死罪、无视信号致死伤罪等五个罪名, 最高刑罚可达二十年有期徒刑。

建议将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飙车等行为纳入刑法制裁范畴, 明确该类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具体可参照现有的立法例:参照醉酒驾车的规定, 吸食毒品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的, 构成危险驾驶罪;参照追逐竞驶的规定, 在道路上飙车, 情节恶劣的, 构成危险驾驶罪。除了上文所述属于“情节恶劣”的各种情形外, 还应增加超过规定时速一倍以上速度的飙车行为, 属于“情节恶劣”。

三、提高法定刑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 并处罚金。根据刑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下, 因此, 危险驾驶罪最高法定刑为六个月拘役。这是对之前法定刑罚的一大突破, 对危险驾驶罪科处刑罚, 只能选择拘役这一种主刑, 最高六个月的期限也低于其他全部罪名。之所以确定这么低的最高法定刑, 是因为综合考虑了危险驾驶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 将之前只能处以行政处罚的危险驾驶行为上升到刑罚制裁层面, 打击日益猖獗的危险驾驶行为;确定较低的刑罚, 也体现了罚当其罪的刑罚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危险驾驶罪对刑罚规定的突破, 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

刑事案件案发后, 侦查机关应当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法律制裁等意外情况的发生, 保障刑事案件处理的顺利进行。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 而由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可见,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必要前提。由于危险驾驶罪最高法定刑为六个月拘役, 不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司法机关对涉嫌犯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逮捕, 这就造成了法律上的漏洞。危险驾驶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的现象屡有发生, 司法机关无法对其逮捕, 使之逍遥法外, 案件也只能无期限地中止, 严重损害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建议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变更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罚金”, 以完善刑罚体系, 避免无法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导致其脱逃的尴尬情形一再发生。

四、协调司法机关办案

危险驾驶罪作为一项全新的罪名, 虽然存在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修改刑事法律规范, 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 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就算是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也需要经过在对司法审判实务中案件处理的大量论证, 形成较为成熟的意见, 最后经过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出台颁布实施, 更不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 甚至全国人大的刑法修正案了。在现阶段暂时无法出台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条件下, 在现有法律体系内, 积极协调各司法机关, 针对危险驾驶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脱逃的情形, 采取过渡性的办案措施, 很有必要。

首先, 司法机关应尽量缩短办案期限。由于危险驾驶案件一般犯罪事实争议不大、犯罪情节较为轻微, 为司法机关尽快办理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于危险驾驶这类轻微的刑事案件, 应当分别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环节, 制定相对较为短暂的案件办理期限。其次, 对可能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先行司法拘留。由公安机关对危险驾驶案件中可能逃避法律制裁,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司法拘留。根据现行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期限为三日;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传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由于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属于流传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特殊情形, 故最多只能司法拘留七日。最后, 审判机关应当速裁。一般对于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危险驾驶案件, 应当当庭宣判。因为刑事判决书以送达当事人为上诉日期计算的起点, 所以, 尽可能即时送达判决书, 以免判决书生效日期悬而不决的情况发生。

摘要：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 (八) 中新增加的罪名, 诞生一年多以来, 在打击危险驾驶行为, 保障公共安全,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 它在追逐竞驶行为定罪情节的明确、吸毒后驾驶机动车、飙车等行为入刑、提高法定刑防范责任人脱逃等方面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值得探讨。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情节恶劣,醉驾,有期徒刑

参考文献

[1]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2]高铭暄, 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解读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赵秉志.《刑法修正案 (八) 》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研究 篇2

提纲

一、危险驾驶罪的概念、特征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危险驾驶罪量刑及量刑均衡的必要性。

量刑，是实现惩罚目的，确定惩罚份量的一种量化过程。均衡是指没有任何变化趋势的状态。量刑均衡就是指在确定惩罚份量的过程在做到均衡没有变化趋势。

实现裁判统一，保证裁判的预期。减少恣意裁判，实现个案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与量刑规范

四、危险驾驶罪量刑不均的原因

1、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审判组织、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犯罪主体、不同的地区；立法上的原因、现行行政体制对法官独立行使量刑权的影响；

2、主观方面的原因。认识上的原因、廉洁上的原因、新增加的刑法。

五、危险驾驶罪量刑不均的影响

1、不能体现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

2、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3、各地量刑不一引争议

六、实现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的对策

1、从制度上进行解决。即加强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以刑事政策对法官进积极指导。

2、从技术上解决。即确定量刑基准，量刑基准的确定是追求量刑精确化目标的产物（周光权著《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第370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从提升法官自身素质进行解决。

4、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衔接。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 篇3

近年来孙伟铭醉酒驾驶致人死亡案、杭州胡斌闹市飙车致人死亡案、张明宝特大交通肇事案等案件社会影响较大，引起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普遍关注。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5月11日，《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危险驾驶罪成为新的罪名。该规定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车作为犯罪予以规制，对有效遏制危险驾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该规定相对较为简单，在认定该罪的性质、入罪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何适用危险驾驶罪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犯罪学角度，对危险驾驶罪性质、入罪标准进行研究和分析，提出危险驾驶罪的完善建议和对策。

危险驾驶罪立法现状

2011年上半年，全国接报交通事故1，840，998起，同比上升1%，其中涉及人员伤亡交通事故91，811起，造成25，864人死亡，106，37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4.4亿元。而详细分析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不难发现，酒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是主要原因，其中45.6%的事故当事人涉嫌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已成为造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交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的重要因素。危险驾驶原因和种类所占比例见下图。针对这种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133条进行修订，增加“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要求：“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作出修订。然而，在该法实施后，在认定危险驾驶罪的问题上存在犯罪性质和入罪标准的争议，凸显了当前立法的不足。

危险驾驶罪立法引发的争议

当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危险驾驶罪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危险驾驶罪的性质以及危险驾驶罪入罪的标准问题。

（一）危险驾驶罪的性质认定争议

犯罪性质的认定对确认犯罪嫌疑人主观罪过以及定罪量刑等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学界对危险驾驶罪的性质的认定存在争议。有学者根据当前我国立法的规定，认为立法者并未要求该罪有实际的危险结果的发生，只要行为人具备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行为及构成该罪，也就是说，该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有该类行为即构成该犯罪；也有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是抽象行为犯，认定该罪以行为人行为能够构成对实质利益的侵害的危险性为前提；还有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由于刑法规定的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引起严重后果的必然性较大，所以，应认定该规定为抽象危险犯范畴，即在未将危险驾驶行为转化为现实危险时及提前介入 。

通过分析对比这三种观点，将危险驾驶罪的性质认定为抽象危险犯较为适宜。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内容分析，危险驾驶罪并未对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危害结果要求进行规定，但不可否认这两种行为显然具有危险性，并且具有对实质利益造成损害的危险。立法者应充分考虑这两种行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需要在其未转化为实质侵害时进行规制，从这个角度分析，危险驾驶显然属于危险范畴。但同时，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并不要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危险驾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必然性较高，如果在其发生危害结果后进行刑法规制必然会引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周延的保护。尽管立法对追逐竞驶提出了情节严重的要求，但这仅仅是危险驾驶罪入罪的边界问题，并非对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危险状态的抽象程度做出限制。所以，危险驾驶罪是一种抽象的危险，只要具备了行为即构成该罪。

（二）危险驾驶入罪标准争议

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提出，在追究醉驾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问题上应采取慎重稳妥的态度，尽管《刑法修正案八》并未明确醉酒驾驶的情节条件，但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在追究醉酒驾驶责任问题上，应注重刑法与行政处罚的衔接。但公安部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后，要求对醉酒驾驶一律刑事立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则表示，只要醉酒驾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和相关立法进行起诉，而不存在选择性。 显然公检法的表态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给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和认定带来了一定困境，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入罪标准掌握不统一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质疑。理论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问题上。曲新久、赵秉志、陈兴良等教授认为，从立法原意、立法规范、司法适用等角度分析，认为不应将醉驾一律入罪，这容易造成刑罚膨胀，应对醉驾造成危险的和未造成危险的，情节显著轻微和危害不大的应区别对待。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将醉酒驾驶一律纳入犯罪范畴，否则容易导致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脱节。

另外，在认定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标准问题上，当前我国立法并未进行明确规定。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满足情节恶劣的标准，但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未对情节恶劣进行界定，而如果达不到情节恶劣的标准显然不能使用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所以需要对这一标准进行界定。

（三）危险驾驶类型的争议

当前我国危险驾驶的类型规定较少，仅规定了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两种行为类型，而对于吸毒后驾驶、药物后驾驶、视信号驾驶、超速驾驶、由于身体或精神上有缺陷而不能安全驾驶车辆的多种危险驾驶的行为，我国立法并未明确属于该罪规制范畴。随着毒驾、药驾、疲劳驾驶等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引起交通事故的现象层出不穷，舆论和学界都有“毒驾入刑”的呼声。

危险驾驶罪立法完善对策

针对当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争议，可以从立法角度推动危险驾驶罪立法的完善，从而推动这一罪名的科学、合理适用。

nlc202309020246

（一）醉驾区别对待

当前，学界对醉驾一律入刑的争议较大。针对这种争议，我认为可以从刑罚配置领域立法完善角度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根据当前我国立法的规定，醉酒驾驶是能够构成危险驾驶罪，但根据当前立法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无疑不妥，甚至会影响刑法的公正性和谦抑性问题。所以，应该在承认醉酒驾驶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罪范畴的同时，对醉酒驾驶的不同情节设置不同的处罚力度和方式更为符合我国刑法的发展。不同的醉酒驾驶情节的危害性存在差异，这需要对行为人醉酒驾驶所涉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从主体角度分析，对不同主体醉驾社会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对公职人员、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主体应给予与其社会影响范围相对应的较重处罚。区分醉酒驾驶主观因素的考虑。危险驾驶罪要求其主观因素为故意而非过失，对过失醉驾行为或者受迫醉驾行为应进行考察和分类。在客观上，还应该对醉酒标准的设置、车辆安全情况、道路交通状况、认罪态度、赔偿情形等各种问题进行综合考虑。

具体而言，对单一的醉酒驾驶行为即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但驾驶者的驾驶车辆、车速、驾照等都与一般驾驶者无异，应根据不同情节，在立法上分别予以设置：对未造成任何不利后果的，并且被查处后认错态度好，积极配合执法工作人员工作的，可通过判处三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的方式进行设置；而对于拒不认罪，态度嚣张等严重阻碍执法人员调查，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的，应提高拘役期限为三到六个月并处罚金；对已造成一般危害结果，并未形成其他犯罪形态的，应根据最佳人赔偿态度和被害人原谅程度比照三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的方式进行处罚。对于较为严重的醉酒驾驶、醉酒超速驾驶、吸毒醉酒驾驶、无证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根据其主客观要件分析，其危险性更高，超过但一旦醉酒驾驶，即使该类型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应该以危险驾驶罪最高刑罚进行处罚，判处六个月拘役并处罚金。如果构成其他犯罪，应按照刑法规定的刑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

（二）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细致化

由于当前我国立法并未对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进行细化，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危险驾驶罪赖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这严重侵害了刑罚的权威性、谦抑性。所以，应在立法中细化追逐驾驶情节恶劣的标准，从行为情节和主体情节两个角度进行明确：

首先，从行为角度分析，应对追逐竞驶发生的时间、地点、道路交通状况、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机动车种类、车速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在繁忙道路上追逐竞驶、超过正常时速穿梭于人流密集的公共场合等追逐竞驶行为应界定为情节恶劣；对于尽管未造成严重后果，但社会影响较为恶劣的，诸如多次追逐竞驶、在小区等较为封闭的区间追逐竞驶的，应认定为情节恶劣的危险驾驶行为。

其次，从行为人角度分析，如果追逐竞驶主体具有恶性主观动机，为了追逐刺激、炫耀车技、车辆或者赌博娱乐等目的追逐竞驶的，应认定为情节恶劣；对于有追逐竞驶犯罪前科，曾因追逐竞驶受过刑事处罚再犯的，应综合考虑认定为情节恶劣，处以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在认罪态度上，对不听劝阻，不接受交管部门监管，拒不配合交警执法的执意追逐竞驶的，应设置为情节恶劣。

对于因追逐竞驶造成严重后果的，诸如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构成其他犯罪的，这并不属于危险驾驶罪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考查范围和标准，而应该按照刑法规定的较为严重的罪名进行定罪处罚。

（三）危险驾驶种类的拓展

对于我国危险驾驶种类过窄的问题，应根据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调整的范畴。这些应主要涉及吸毒驾驶、超载驾驶、疲劳驾驶、超速驾驶等。从其危害性角度分析，这些驾驶方式的危害性与竞速驾驶和醉酒驾驶相当，决定了将其纳入危险驾驶处罚的可行性。而从毒驾的角度分析，吸毒驾驶与醉酒驾驶具有同质性，我国刑法将醉酒驾驶统一纳入危险驾驶范畴，而从吸毒驾驶的表现形式分析，吸毒驾驶与醉酒驾驶具有一致性，吸毒后驾驶员的反应能力、认知能力、对危险的判断和认知、危险性等与醉酒驾驶并无两样甚至更为严重，所以应该将其纳入危险驾驶范畴。而对于其他情况，应根据我国国情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差异，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域外先进国家的经验进行细分，综合考虑和完善我国危险驾驶应该涵盖的种类。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危险方法驾驶车辆的具体危害性，并不一定将所有含有危险性的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总的说来，由于我国危险驾驶罪立法存在的不足，导致在认定该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困难，应针对这些不足尽快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以更好地展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推动危险驾驶罪的科学、合理的适用。

（编辑：宋威）

论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设置 篇4

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第22条的规定, 构成危险驾驶罪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因而, 该罪的刑罚设置就是拘役和罚金, 其中, 拘役是主刑, 罚金是附加刑。根据我国《刑法》第42条、第69条第1款的规定, 拘役的刑期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 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 拘役最高不能超过1年。因而, 危险驾驶罪的单罪最高刑就是拘役6个月, 如果存在数个拘役刑的情况下最高不能超过1年。在罚金刑适用方式上, 该罪是以“并处”罚金的方式进行规定的, 因而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刑属于并科罚金制, 只能附加适用, 而不能不判处罚金或单独判处罚金。同时, 由于该罪只是规定并处“罚金”, 对罚金的数额幅度没有做限制性规定, 所以只能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罚金数额。但是根据《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 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 对未成年人犯罪判处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五百元。

二、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缺陷

我国现行危险驾驶罪关于法定刑的立法规定存在如下缺陷:

(一) 刑罚严厉程度不够

首先, 危险驾驶罪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或侵犯, 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 应当相对应地对其处以较重的刑罚, 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刑法原则。而且,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规定了较高的法定刑。如, 韩国《道路交通法》第44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违反该项规定的醉酒驾驶者, 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另如, 新加坡《刑法典》针对酒后驾驶初犯者将受到1000至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长达6个月监禁;重犯者强制监禁1年, 并且处罚金3000元至1万新元;累犯者的罚金为3万新元及最长10年的监禁。日本法律规定, 即使无伤亡事故发生, 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无执照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 均有可能被处以刑罚, 最高可处拘役3年。其次, 危险驾驶罪仅规定了拘役一种刑种, 难以发挥不同刑种在惩罚和教育犯罪方面的作用。我国刑法规定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五个刑种, 这五个刑种程阶梯状针对不同性质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 发挥了各自的惩罚和预防犯罪作用。实践中, 对于较轻类型的犯罪行为, 刑法一般同时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刑种, 以便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而危险驾驶罪单一化的刑种设置并不利于适应不同犯罪人情况的需要。

(二) 附加刑规定不健全

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 我国刑法规定的附加刑有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危险驾驶罪规定了并处罚金的附加刑, 这种规定并不健全。首先, 该罪没有设置资格刑。在刑法理论中, 资格刑是一种重要的附加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对危险驾驶罪规定资格刑是许多国家的立法经验, 能够剥夺行为人的驾驶资格以预防其再次实施犯罪。如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规定, 因饮酒或吸毒陷入不适宜状态而驾驶车辆的, 应当经公诉处2年以下监禁;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得少于2年。其次, 我国危险驾驶罪罚金刑的适用方式缺乏灵活性。我国刑法中对性质或者情节较轻的犯罪一般规定选科制的罚金刑适用方式, 即罚金刑与其他刑罚选择适用, 既可以单处罚金, 也可以与其他刑罚同时并罚。而对于性质或情节较重的犯罪则一般规定为并科制, 即罚金刑与其他刑罚并科适用, 罚金刑不能单独适用。我国危险驾驶罪采用的是并科制的适用方式, 它不仅没有与危险驾驶罪的轻罪状况相适应, 也不利于避免刑罚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导致对所有危险驾驶犯罪人必须判处短期自由刑。实际上, 对于较轻类型的犯罪行为, 当前国外一般采用罚金的方式进行处罚, 尽量避免短期自由刑对犯罪人工作和生活的不利影响。如我国台湾地区不能安全驾驶罪被赋予“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的刑罚, 但在实践中多数情况是按罚金处理的。

三、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完善

为了对危险驾驶罪设置一个科学的刑罚制度, 需要考虑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刑足制罪原则, 即刑罚设置必须能够满足抑制犯罪发生的需要。如果危险驾驶罪规定的刑罚后果较小, 行为人就会心存侥幸而不断实施。二是整体协调原则, 即刑罚的设置必须与整个刑罚体系相协调, 避免因设置不科学而扰乱整个刑罚体系。我国刑法中, 对具体个罪的设置一般都以有期徒刑作为主要刑种, 以便适应打击犯罪的有效需要。而危险驾驶罪单独的拘役刑设置有可能打乱了原有的刑罚设置模式, 不利于整个刑罚体系的协调和平衡。

总之, 为了避免危险驾驶罪现有法定刑设置的弊端, 并结合上述法定刑设置原则的考量, 应当从以下角度对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后果进行完善:

(一) 增加刑罚惩罚强度

为适应打击危险驾驶犯罪的需要, 应当在危险驾驶罪中规定有期徒刑, 并且将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有期徒刑二年。这种刑罚强度既保持了危险驾驶罪仍然作为一种轻罪进行处置的立法现状, 不至于刑罚过剩而侵犯人权, 同时也通过适当提高刑罚幅度的方式预防此类行为的不断发生。

(二) 规定多种刑罚种类

为发挥多种刑罚方法在治理犯罪中的综合作用, 应该将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同时规定为主刑。设置不同类型的刑种, 既能够适应不同轻重程度的犯罪治理需要, 而且能够发挥它们各自在改造犯罪中的优势作用, 对各种各样人身危险性不同的犯罪人进行行为矫治和犯罪改造, 以有效预防再次犯罪的发生。

(三) 创新附加刑内容

适应危险驾驶罪的犯罪特点, 为了剥夺犯罪分子的驾驶资格, 应当将资格刑作为并科的附加刑种类。我国现行附加刑中的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 显然不能适应控制危险驾驶这类犯罪的需要。作为一种探索方式, 可以将作为行政处罚方式的剥夺驾驶资格移植到刑罚中, 以增强刑罚的威慑度。

(四) 改变罚金刑适用方式

以往规定的并科制处罚方式, 只能在对犯罪人判处主刑的同时附加罚金刑处罚, 不利于发挥罚金刑不予关押的优势。现实中, 对于某些危险驾驶犯罪人, 根本没有必要必须通过剥夺人身自由的方式达到惩治目的, 客观上单处罚金也同样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 因此可以改变原有的并科制为选科制, 以增强其适用的灵活性。

摘要：本文介绍了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现状, 分析了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缺陷, 然后给出了完善危险驾驶罪的建议办法。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 篇5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吸收 竞合

关于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此规定，学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研究在司法实务中二者关系的界定，从而更加明确地区分二者的关系，更好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

一、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关系

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还存在距离。所以，笔者一直主张"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单纯造成多数人心理恐慌或者其他轻微后果，不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不得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以其他犯罪论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尽量认定为其他犯罪，不宜认定为本罪。

但是，这并不意味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均仅成立危险驾驶罪。相反，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刑法增加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合理扩大处罚范围，而不是为了限制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适用。其次，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与罚金，将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明显不当。最后，人们习惯于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称为"口袋罪"，进而对该罪持否定态度。其实，如果从适用的数量来说，最大的口袋罪是盗窃罪，但没有人对盗窃罪持否定态度。如果从适用的具体形态来说，盗窃罪、故意杀人罪都是最大的口袋罪。因为盗窃罪包括了盗窃形形色色的财物和形形色色的盗窃行为，故意杀人罪包含了杀害各式各样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杀人行为。所以，仅以某罪属于所谓口袋罪为由予以否定的做法，并不妥当。本文的观点是，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笔者观点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存在着竞合的关系。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相当严重，采取避让措施对阻止实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义或者意义很小时，该危险驾驶行为才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当行为人对其危险驾驶行为具有直接故意时，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才具有相同的主观恶性。此时，二者才发生竞合。其他情况下，二者不竞合。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研究何种情况下两罪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

（一）何种情况下，两罪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条款，该罪的客观行为有两个特征：一是该罪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危险方法；二是行为人对于危险状态的出现和重大实害结果的发生，不会采取措施来避免。而危险驾驶罪行为特征表现为，在实施危险驾驶的过程中，行为人会采取措施避免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一般情况下，二者不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但某些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如在醉酒并丧失驾驶能力的情况下驾车，或在城市道路上高速飚车等，构成对公共安全的巨大威胁，且有转变为重大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是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危险方法，而且即使行为人采取避免措施，但其阻止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此时的避免措施没有意义，此时的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可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何种情况下，两罪具有相同的主观恶性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爆炸等罪一样，都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足以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或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实害结果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危险状态与实害结果的出现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即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

一般情况下，二者不发生竞合，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相当严重，采取避让措施对阻止实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义或者意义很小时，该危险驾驶行为才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当行为人对其危险驾驶行为具有直接故意时，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才具有相同的主观恶性，二者才发生竞合，才能将危险驾驶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本罪的立法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罪的行為范围过窄。实践中，除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之外，还有诸多类型各异的危险驾驶行为，譬如，超载驾驶、药后驾驶、疲劳驾驶、逆行驾驶、无技能驾驶、驾驶有严重安全隐患机动车，等等。不言自明，这些违章驾驶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其危险性及其程度并不逊于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这两种行为表现，有挂一漏万之憾。从刑法严密性和实用性上讲，在本罪罪状中增加兜底条款，实属必要。

其次，本罪的刑事责任存在重大断层。这主要表现在，危险状态下的危险驾驶行为与实害状态下的危险驾驶行为的刑事责任之间存在严重的罪刑失衡。当行为人对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心理时，如果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以危险驾驶罪论处，最高法定刑为拘役；如果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应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其最低法定刑为十年。这样，危险状态下的危险驾驶行为和实害状态下的行为驾驶行为在刑事责任方面存在一个极大的断层，导致立法上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以笔者之见，由于本罪的危险性与普通公共危险犯的危险性具有相当性和类似性，因而，有必要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从而使本罪的法定刑与普通公共危险犯的法定刑大体保持统一。

基于以上分析，就本罪的立法完善笔者提出如下修改建议："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实施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危险驾驶罪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J].人民法院报，2011，05，11.

[2]张健.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分[J].检察日报，2011，08，10.

[3]戴有举.危险驾驶罪初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22条之解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期.

论危险驾驶罪的当下与未来 篇6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追逐竞驶,醉酒驾驶

2015年5月21日, 北京鸟巢飙车案经有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审以危险驾驶罪分别对两被告人判处了刑罚。其中被告人唐某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于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 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刚20出头的两位年轻人, 因为演绎了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眼全球, 他们为危险驾驶行为付出的代价到底是重是轻, 各国对危险驾驶罪又是如何规定,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 分析我国与外国在危险驾驶罪立法方面的不同之处。当然, 笔者撰写本文之意不仅仅在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更在揭示我国危险驾驶罪规定之不足, 并为其完善提出一些思路。

一、危险驾驶罪的理论基础

(一)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

我国刑法学者在犯罪既遂形态的分类过程中, 根据行为的发展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将犯罪既遂形态分为四种:举动犯、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 (1) 其中危险犯根据构成要件所必需的危险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 “系指将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规定于刑法条款中, 法官必须就具体之案情, 逐一审酌判断, 而认定构成要件所保护之法益果真存在具体为现实时, 始能成立犯罪之危险犯。” (2) 抽象危险犯, “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抽象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既遂标准抑或犯罪成立标准的犯罪类型。

对于抽象危险犯, 其设立所保护的法益即对关系重大的客体实际上只要存在一般威胁, 立法者就必须在刑法上加以严格制止。根据我国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表述, 行为人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 就对法益即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的可能性, 而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可以类型化的, 那么刑法就可以介入, 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因此,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 当行为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行为人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 由于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 刑法便介入进来, 通过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以消除这种危险。

二、危险驾驶罪的认定

(一) 认定危险驾驶罪需明确的几个概念

1. 关于“机动车”的认定

在刑事案件中, 涉案的电动车称谓包括: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轻便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汽车、助力二轮摩托车等。我们认为不论是二轮或是二轮以上的电动车或四轮电动汽车, 只要设计时速达到20公里以上 (包括本数) 的, 不论其称谓如何, 都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机动车”。以20km/h的速度为判断标准也具有其科学依据, 因为根据科学调查, 正常人骑自行车达到25km/h已经是算很快的速度了。

刑法中的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车速在20km/h及以上的轮式车辆。

2. 关于“道路”的认定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1项作了规定, 即“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但是, 某一场所是否属于刑法第133条之1中的“道路”, 要根据该场所的状态和属性来判断。一般而言, 道路应包含以下要素: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路灯、交警。对于高速公路, 一般应有关于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明确划分。

认定某一场所或区域是否属于刑法第133条之1中的道路, 应以该场所或区域的状态和属性为判断标准。一般说来, 具有供不特定或者多数车辆、行人进入、通过的功能, 醉驾驾驶和追逐竞驶可能造成可以类型化的抽象危险的场所和区域, 应被认定为刑法第133条之1中的“道路”。

3. 关于“醉酒”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133条之1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危险驾驶罪的一种行为表现方式, 其中醉酒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道红线, 也是区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关于如何认定危险驾驶行为人是否处于醉酒状态, 我国刑法所采取的形式标准, 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实质上醉酒。不同的人因为体质或身体内构造的不同而对酒精的耐受力不同, 也就是俗语中常说的“酒量”不同。法律是一种规则, 制定法律不可能考察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特殊性, 因此, 法律的制订只要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19522—2004) , 以此来鉴定行为人是否属于“醉酒状态”。具体而言, 通过行为人呼气检测行为人血液中酒精的含量。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 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对于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要承担行政责任, 而对于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三、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研究

(一) 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危险驾驶罪的增设, 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路交通违法处罚体系, 但是, 司法实践中, 危险驾驶罪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1. 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新增的第133条之1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根据该规定, 危险驾驶罪所针对的危险驾驶行为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行为;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但是目前我国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远不止这两种。比如酒后驾驶机动车、过度疲劳驾驶机动车、吸食毒品等精神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等等。这些行为都具有引发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甚至在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危险驾驶情形, 从而大大降低了我国危险驾驶罪在应对当前和未来复杂形势的适应性。

2. 醉酒驾驶中判断醉酒的标准过低

我国判断醉酒与否是通过检测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的含量的形式进行的。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19522—2004) 规定, 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 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酒驾;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与国外相比, 我国的醉酒标准明显宽松了许多。据了解, 瑞典的醉驾标准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20毫克以上, 德国为30毫克以上, 日本为50毫克以上, 美国为80毫克以上。这些数据之间的对比显示出我国对醉驾的态度比较宽松, 这种现象将会导致驾驶人员抱有侥幸心理, 从而造成交通惨剧的发生率提高, 同时也降低了法律应有的震慑作用。

3. 追逐竞驶行为的入罪标准不明确

危险驾驶罪的两种行为类型分别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两种行为, 对于追逐竞驶行为要求达到情节恶劣才以犯罪论。但哪些情形属于情节恶劣, 追逐竞驶行为由谁进行监控, 进行监控又该如何进行界定, 达不到情节恶劣又该如何处罚,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 那么刑法的规定就会因为缺乏可操作性而流于形式。法官在适用法律时, 可能因为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不一而导致相似行为不同评价的现象的出现。这是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民法相比, 刑法的惩罚手段十分严厉, 一旦发生错判, 是很难“亡羊补牢“的, 那是对受害人或被告人极大的不公平。所以, 标准明确, 可操作性强是刑法条文制定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4.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过轻

危险驾驶罪的增设, 是为了规范驾驶人员的驾驶行为, 惩罚和震慑那些蔑视交通法规, 枉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驾驶员, 同时也是为了弥补我国在惩治危险驾驶行为方面规定的漏洞和不足。但危险驾驶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 一旦出现具体实害结果, 事态往往非常严重而且得不到控制, 给受害人带来的危害是永久的, 也是惨重的。“而我国刑法第133条之1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与危险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和巨大破坏性是不相协调的, 严重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这种规定无疑是对危险驾驶行为人极大的放纵, 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

四、我国危险驾驶罪的未来

我国已经规定了危险驾驶罪, 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我国未来将要面临更为严峻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 仅仅靠如今的危险驾驶罪是难以有效应对的, 同时, 我国的危险驾驶罪无论在罪状方面还是在法定刑方面都存在很多瑕疵, 这些都对我国加快对危险驾驶罪的完善提出了紧迫的要求。笔者将在参考外国关于危险驾驶罪相关规定基础上,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提出一些关于未来我国危险驾驶罪的一些设想。

(一) 扩大我国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我国刑法第133条之1仅将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对于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过度疲劳驾驶、严重超载驾驶等仍用行政违法行为定性, 这是不妥的。因为上述驾驶行为与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具有一致的危险性, 其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有时远远超过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因此, 我国应采取列举式立法, 将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过度疲劳驾驶纳入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二) 区分具体危险性和抽象危险性

德国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区分了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 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对于具体危险出现时, 法定刑要远远高于抽象危险出现时的法定刑。我国对于危险驾驶罪出现具体危险时, 需要借助其他条款的规定定罪量刑, 这样极大地削弱了法律的可适用性和明确性。因此, 我国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进行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的区分。

(三) 降低醉酒状态的判断标准

我国的判断标准设定的比较宽松, 当行为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30毫克以上, 行为人就会出现判断力和行为控制力的下降, 而我国判断行为人醉酒与否是以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80毫克 (包含80毫克) 为标准的, 这无疑放松了对醉酒驾驶危险的预防和控制, 极大地提高了醉酒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因此, 我国应适当降低醉酒状态的判断标准, 以行为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50毫克 (包含50毫克) 以上为判断标准。这样方能降低风险社会下醉酒驾车给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威胁。

(四) 明确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

对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的危险驾驶行为, 刑法以情节恶劣限制其惩罚范围。但是, 对于情节恶劣应如何把握, 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的事项。因为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只要行为人具有可以类型化的抽象危险行为, 就构成本罪, 因此, 在把握追逐竞驶行为时, 我们必须坚持由客观到主观的认定思路。具体而言, 要综合考察追逐竞驶是行为人单独实施还是多人实施, 是在行人车辆密集的路段追逐竞驶还是在人迹罕至的荒凉道路上追逐竞驶。如果符合以上条件中对后果具有严重化作用的事项, 就可以认定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构成危险驾驶罪, 需要定罪量刑。对于这些具体的犯罪情节, 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 来自交通安全方面的危险极大地威胁着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交通安全应当被作为一种关乎社会安全性的利益加以保护。当代刑法不能仅致力于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 更应致力于保护人类现今生活和未来生活的安全。无论是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还是新增设的危险驾驶罪, 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风险社会下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威胁, 保障刑法机能的实现。协调好危险驾驶罪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 对于完善危险驾驶类犯罪的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J].政法论坛, 2012, 11 (6) .

[2]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3]林山田.刑罚通论[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 1986.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 篇7

当前比重如此大的缓刑适用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应有效控制?有何控制措施?为维护司法的统一和权威,实现量刑的规范与均衡,这些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一、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缓刑适用的生成机制考量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单一,仅有拘役一种主刑,附加罚金。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修订缓刑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 即是否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一)对“犯罪情节较轻”的考量

经分析所选70起案例后发现,法官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 “犯罪情节较轻”的考量标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指标:

1. 被告人的醉酒程度。当被告人体内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时,酒精含量越低,越有可能适用缓刑;反之,越没可能适用。 在51起适用缓刑的案例中, 酒精含量在80mg/100ml以上200mg/100ml以下的40起,约占其总数的78.4%;在19起不适用缓刑的案例中,酒精含量达200mg/100ml以上的10起,占其总数的52.6%。

2.驾驶机动车情况。包括机动车类型,如助力车或摩托车、小型客货车、中型客货车;驾驶情况,如无证驾驶、驾驶无牌照机动车。

一般而言,醉酒驾驶助力车或摩托车危害是最小的,其次是小型客货车,再次是中型客货车。醉驾大型客货车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在所收集的案例中尚无一例。如果因此产生较大物质性危害结果,将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款的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51起适用缓刑的案例中,机动车为助力车或摩托车的比重很大,共有37起,约占适用比例的72.5%;机动车为小型客货车的14起,约占适用比例的27.5%。在19起不适用缓刑的案例中,有9起机动车为助力车或摩托车的,约占不适用比例的47.3%;9起为小型客货车,1起中型客车,二者约占不适用比例的52.8%。说明驾驶机动车和摩托车的适用缓刑的可能性比不适用要较大一些,驾驶中型客货车的更可能不适用缓刑。

驾驶情况一般不会单独对是否适用缓刑产生决定性影响, 它往往会与机动车类型结合起来判断犯罪情节的轻重。无证驾驶的危害远大于有证驾驶无牌照的机动车。前者是危害公共安全,后者仅是违反正常的管理制度。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行为,更是强烈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在70起所选案例中, 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的有9起,其中不适用缓刑的6起,占总数66.7%。

3.危害结果。包括无具体损害、仅车辆损害或其他具体损害、 既有车辆损害又有人身伤害(重伤除外)三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罪条件只有“醉酒”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排除《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 危害结果一般也不影响定罪,但是会影响到量刑。被告人醉酒程度越高,机动车型号越大,越容易出现危害程度较大的交通事故。在70起所选案例中,无具体损害结果的有19起,其中适用缓刑的17起,占51起适用缓刑的33.3%;没有适用缓刑的只有2起,占19起没有适用缓刑的10.5%。

1.1.4案发原因,包括源于已发生交通事故和未发生交通事故前的检查或报警。前者往往存在车辆损害,甚至人员受伤的结果,这是侧面考量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司法实践中, 由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罪门槛低又多发,而法定办案期限短, 所以交警更多地忙于对已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的处理,上路检查的情形较少,导致前者比后者的情形明显多。在51起适用缓刑的案例中,案发源于未发生的交通事故前的检查或报警的有18起,约占适用缓刑的35.2%;在不适用缓刑的19起案例中,案发源于已发生交通事故14起,约占不适用缓刑的73.7%。

(二)对“悔罪表现”的考量

1.自首与坦白。在70起所选案例中,依法认定自首的有8起,其中适用缓刑的5起,占适用缓刑案件的9.8%;依法认定坦白的有35起,其中适用缓刑的29起,占适用缓刑案件的56.9%。据此可以认为,凡认定为自首和坦白的,仅从悔罪表现单个指标来看,至少有60%的适用缓刑的可能性。

2.认罪态度好。司法实务主要是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16条规定:“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 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 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据此,除自首、坦白以外,自愿认罪,已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虽未现实赔偿但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赔偿协议,或判决确定之前已付并处罚金,这些行为都被法官视为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被告人悔罪的内心诚意,具备其一就可以认定为“认罪态度好”,酌定从轻量刑。在70起所选案例中, 除自首、坦白外,“认罪态度好”有23起,占适用缓刑的45%。

(三)对“再犯罪危险”的考量

在判决书中,一般很难看到法官对“再犯罪危险”的具体的评价过程,即使有,也主要是看被告人是否有与本次涉罪无关的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前科。有前科,往往会成为法官预测有 “再犯罪危险”的重要指标。在70起所选案例中,被告人有犯罪前科的共6起,其中不适用缓刑的5起,不适用缓刑率为83.3%。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的有64起,其中适用缓刑的50起, 适用缓刑率为78.1%。这组数据明确说明了犯罪前科对是否能够适用缓刑的重要参考意义。

(四)对“不良影响”的考量

缓刑既是刑罚裁量制度又是刑罚执行制度,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法官不仅要考查犯罪事实本身的情况,还要考查被告人所在地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环境。但在70起所选案例中,凡是适用缓刑的判决书,往往对此问题概括叙述,一笔带过。 仅有1例罕见地进行了考量,即被告人罗某犯危险驾驶罪一案([2012]武法刑初字第113号),法官所在的法院委托武冈市司法局,对被告人罗某是否实行社会矫正进行了社会调查评估。该局经调查认为罗某矫正环境好,没有再犯罪风险,最终建议对罗某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

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犯缓刑适用者都实行社区矫正。故只要被告人所在社区具备矫正条件,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被告人在矫正期间对所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而矫正条件是否具备,一般在判决书中未见提及。所以,“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这一条件没有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起到它应有的限制作用。

需补充说明的是,案发时路面的交通情况,即是否属于特定区域的繁华路段,是否在人车流动的高峰期,也是可能影响犯罪情节是否较轻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笔者所选案例来自全国,该案的判决书中一般不对案发路段的交通情况详细说明,这可能是由于承办案件的法官对此情况极为熟悉,认为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故没有在文书中明确说明的必要。而笔者限于对此知识的阙乏,故放弃此因素的分析,而不是认为该因素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的认定没有影响。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比重大的进一步分析

刑法修订后缓刑适用的2个实质条件增加为4个,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再犯罪危险”和“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从逻辑角度分析,限定越多,外延越小。因此数量的增加,至少意味着实质条件在逐步严格化。但是通过上述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缓刑适用的生成机制的仔细考量,笔者发现各地法院对这四个实质条件的把握并不严格,仅从法律层面来讲, 这是导致该罪适用缓刑比重大的重要原因。

(一)各地法院对“犯罪情节较轻”的认识不统一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情节高度相似,但司法实践中同罪不同判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下图所示: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不同地域,说明各地法院对“犯罪情节较轻”的认识不统一。前者判决书中主要强调被告人谭某能够 “当庭自愿认罪”故而认为还是具有悔罪表现的,而后者裁定书则坚持认为一审法院根据犯罪的情节(重度醉酒)以及危害社会的程度,原判决量刑适当,应予维持。前者忽视犯罪情节及其社会危害程度,仅注重庭审过程中的表现,其缓刑判决有些牵强; 后者重视犯罪情节及其社会危害程度,认为事后的悔罪表现不足以消弭犯罪情节的恶劣,其实刑裁定确属严格。

(二)对“有悔罪表现”的评价存在问题

1.以“自愿认罪”作为“有悔罪表现”的唯一尺度。绝大多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案件都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25条第1款第7项规定:“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既自首又自愿认罪的,按自首的比例轻处”。在此应当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这个基准刑是指主刑的基准刑。但是该《意见》第12条没有规定法定刑幅度为单一拘役刑时的基准刑,因为当时的刑法还没有法定刑只有拘役没有有期徒刑的犯罪。不过依照该条确定的量刑基准方法,即非数额型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略下为量刑基准,那么法定刑幅度为单一拘役刑时的基准刑为2个月,其10%就是6天。也就是说,被告人有“自愿认罪”情节,可按规定减6天处罚,而不必直接适用缓刑。自首与坦白是法定的轻判依据,因此判处缓刑具有较强的说理性。但是以“自愿认罪”作为“有悔罪表现”的唯一尺度就欠缺妥当。这样做是刑罚不足的体现,理论上有失公允,实务上放纵罪犯。

2.将“判决确定之前已付并处罚金”当作“有悔罪表现”的因素之一。首先,让被告人在判决确定之前就先付罚金是违反法律程序的。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只有人民法院依法宣告行为构成犯罪之后,被告人才需缴纳罚金。“判决确定之前已付并处罚金”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早有学者提出,为追求罚金刑的实现而适用缓刑,“不但使缓刑制度变异,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制,损害了法律的尊严,缓刑适用的公正性更无从谈起。”2在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规定中,罚金刑是与主刑拘役并处的附加刑,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后的必罚措施,没有选择性。缴纳罚金是执行法律判决的应为和必为之举,不应视为“有悔罪表现”。最后,这种做法有利益驱动的成分。实践当中,应上交国库的罚金有很大比例地返还给了执法部门,从而促使有些法院以对被告人判处罚金并及时缴纳为条件,换取对被告人宣告缓刑。3

3.缺乏对“再犯罪危险”的具体可见的评价。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已对缓刑的适用的实质条件进行了修改,但在判决书中基本不见对此条件的明确具体的评价。这里的“再犯罪”,首先是指再次犯醉酒型危险性驾驶罪的危险。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91条第2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以当被告人被宣告其行为构成犯罪后,无论是否适用缓刑,都会在5年内失去驾驶机动车的法定资格。当然被告人可以无证驾驶,但这种双重惩治制度至少意味着被告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再犯醉酒型危险性驾驶罪的可能,因此本罪对“再犯罪危险”的评价更多地是指犯除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以外的犯罪。纵览70起案件的判决书,法官在此要么根本不评价,要么评价的主要标准隐约在于被告人是否有前科这一事实上。而对“再犯罪危险”的评价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因为影响一个人再犯罪的因素往往是多种的,除犯罪前科外,还应当有被告人受教育情况、从业情况,被告人在求学、就业期间遵守纪律的基本表现,被告人的生活主要来源,被告人的收入情况,被告人的家庭情况,与近亲属之间的亲密程度等。这些诸多因素都应纳入法官的考虑中,通过建立合理的再犯罪危险评价体系,定量分析再犯罪的可能性。

4.对“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评价缺乏落实。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对缓刑适用者都实行社区矫正。 故只要被告人所在社区具备矫正条件,法官就有理由认为,被告人在矫正期间对所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而矫正条件是否真正具备,往往需要认真落实、扎实确认,不能视为一个想当然就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然而前面数据显示,这一落实情况在判决书中基本未见提及。所以说,“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 这一条件并没有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起到它应有的限制作用。

三、确定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缓刑适用的认定规则的建议

缓刑是一项刑罚个别化措施,以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为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罪刑均衡、罚当其罪具有一定程度的悖反。因此,对于法定刑已经很低的危险驾驶罪而言,笔者认为应从严把握缓刑的实质条件。

(一)正确认识和确立“犯罪情节”在缓刑适用实质条件中的地位

基于风险社会而将具有类型化的危险行为视为犯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危险性主要体现在“犯罪情节”上。这里的“犯罪情节”主要是指醉酒的程度和因醉驾引发的直接后果。一般而言,相比较而言,300mg/100ml以上的酒精含量、较大程度的车辆损毁、轻伤程度的人身损害、肇事逃逸、无证无牌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确实体现了较为恶劣的犯罪情节,在缓刑的判决问题上应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故笔者建议同时具有3种以上情形的, 除自首外,不得适用缓刑。

(二)严格对“有悔罪表现”的考量

人具有趋利避害思想,从机会主义出发,往往具有短视行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使然,而缓刑至少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监禁之苦。因此,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选择认罪,以期获得缓刑。但其出于这种本能,还是真正认罪,在事实上则无从判断。因此,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来说,必须严格对“有悔罪表现”的考量。具体措施即:强化对“赔偿情况”的肯定意义。

“赔偿情况”是酌定的量刑要素。与自愿认罪相比较,赔偿机动车对被害人造成的人身损害或两车相撞后的较大车损,在物质和精神上予以支持和弥补,比仅仅承认自己有犯罪事实要务实得多。除自首、坦白和自愿认罪以外,已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虽未现实赔偿但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赔偿协议的行为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被告人悔罪的内心诚意。因此,在“自愿认罪”基础上,积极赔偿被害方的损失,才是认定“认罪态度好”的基本含义,并建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适时修订时,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修订为“认罪态度好的,轻处10%”,以明确指导实践操作。

(三)建立再犯罪危险性评价机制

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在缓刑中引入定量性再犯罪危险性评估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具有如下优势:第一,操作性强;因为这种分析方法有科学的统计量表;第二,可靠性强:因为这种量表的被设计和推广使用的可信度高;第三,可控性强:量表的技术特征明显,具有使用的程序上的标准和数据要求,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法官作量刑决策,并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第四,说服性强:因量表中具有量化因素,在描述人的行为倾向上很清晰,也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进一步建议努力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定量性再犯罪危险性评估体系和方法,并尽快开展这一知识和工具使用的普及,以比较好地把握犯罪分子是否“没有再犯罪危险”。4

(四)贯彻落实“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考查

“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这一条件是将缓刑的宣告与社区矫正执行在裁判层面上联系起来。5对这一条件的考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犯罪分子本人对社区的影响和社区环境对犯罪分子的影响。与其他犯罪相比,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低,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区造成恐慌或不安, 所以需尤为注意的是被告人所在社区是否具备合适的社区矫正条件。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各级法院对这一工作还不够重视, 未见应有的负责的贯彻落实。在未确实调查落实之前,盲目将被告人放置社会,不仅会产生放纵犯罪的嫌疑,也不利于被告人的矫正,留下再次犯罪的机会。目前有学者实际调查后发现,存在矫正机构执行力度不够、角色定位不准、监督主体力量不强等现状。6因此,在实务上,暂时对不具备社区矫正条件的被告人不宜适用缓刑;在理论上,还应积极探索建立缓刑考察官制度,创设被害一方商业化保险体系,搭建缓刑犯社区矫正效能转化的科技平台,推行缓刑考验期折抵等制度。7

摘要：自醉驾入刑以来,各地法院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比重逐步增大。在对该罪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的考量基础上,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确定危险驾驶罪缓刑适用的认定规则建议,以期统一考量标准、实现量刑均衡。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 篇8

一、危险驾驶罪新增规定的分析

(一)新增犯罪情节的分析

1、“严重双超”驾驶情形分析

“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将此种危险驾驶情形规定为犯罪的目的是对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校车和客车因超载或者是超速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的严重现象进行治理,同时也是基于对师生和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此外还是刑法作为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的属性的体现。但是规定中的相关用语的内涵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标准也需具体确定。

(1)“校车”范围的认定。对于“校车”的范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4月10日批准发布了《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和《专用校车学生座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这两项国家标准,理论上只有符合这两项强制性标准的车辆才是所谓的“校车”,能够从事校车业务。但是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校车”在从事着接送学生上下学的业务,有的车辆甚至在接送学生之外还从事着其他的运输业务,除此之外,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黑校车”,而这些“用法上”的校车则主要是众多校车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因此笔者认为,根据立法意图以及保护师生生命安全的需要,考虑到实践中频发的“校车”交通事故,除了正规的专用校车之外,这些不符合标准但却从事着校车业务的“校车”也应该认定为《刑法》第133条之一所规定的校车,但这种认定应限定在其从事接送师生业务的过程中,校车只有在该种业务情形下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的才构成危险驾驶罪,此情形之外的违法驾驶行为可以由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进行调整。

(2)“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的认定。无论是从事校车业务的校车还是从事旅客运输的客车,只有在“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时候才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对于何种情形为“严重超过额定乘员”以及何时构成“严重超过规定时速”,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1)、第99条(2)对于一般超载、超速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定可知,超载及超载20%或者是超速50%的时候将会受到行政处罚。正因为同一个行为不可能既受到行政处罚又受到刑事处罚,因此,要对刑法上的“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情形进行认定,这就必然会涉及到如何使刑法与作为行政法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互区分并且衔接的问题,其实这也就是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如何衔接协调的问题。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刑法的保护法地位表明,只有相关部门法无力有效地调整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关系,才可以被纳人刑法调整的范围”(3)。并且刑罚通常被看作是众多处罚措施中最严厉的处罚措施,如此看来,刑事处罚理应适用比行政处罚更加严格的入罪条件。所以,只有在超载20%或者是超速50%以上的范围内才能对校车或是客车的行驶行为作出“严重超载、超速”的认定。同时,“对于严重超员超载的危险驾驶行为,则需要进一步区分,特别是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校车与客运车辆的超员超载并不是法律可以迅速震慑和解决的,还需要考虑地区实际情况,以教育为主、适度处罚”(4)。因此,在考虑到《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相互区分与衔接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所以对于如何确定“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的具体处罚界点,只能寄希望于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出台来进一步明确。

2、“危险物品型”情形分析

有观点认为,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不应纳入刑法范畴,而应采取加大安全监督和行政查处力度的方法对其进行规制(5)。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化学品属于特种物品,其多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以及腐蚀性等特性。运输危险化学品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在道路上运输这类物品对道路公共安全具有巨大的威胁,一旦发生事故,对周围的环境安全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会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将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这种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是必要的。

但是,将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这种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都构成危险驾驶罪,一般的违规行为可以由行政法规进行规制。同时,当因运输危险化学品而造成危害后果的时候,还可能构成《刑法》第136条(6)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此外,由于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的不同,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对于此种“危险物品型”危险驾驶罪的成立,当行为人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时(但是并不要求这种具体危险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就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新增犯罪主体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133条之一原有两款的基础上新增一款:“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将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纳入到了危险驾驶罪犯罪主体的范围内,这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实际情况:机动车驾驶员不全都是机动车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往往只是其雇员,而驾驶员为了保住工作,常常对作为“老板”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命令是“言听计从”的。因此,此次修订将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纳入到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内,向对危险驾驶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追究刑事责任,有利于强化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安全管理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减少校车接送、旅客运输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过程中的风险,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那么,对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应分为两种情况:当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是自然人时,就可以直接根据机动车登记文件来确定;当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为单位时,则可以参照刑法中规定的在单位犯罪实施主体限于自然人的犯罪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做法,向除驾驶员之外的,单位中对校车、客车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负有监管义务或职责的人追究刑事责任。

二、危险驾驶罪法定刑合理性辨析

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的修订,除了增加了两种入罪情形以及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之外,对原有的规定并没有修改。对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刑法规定为处拘役并处罚金。笔者认为,目前针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有过轻之嫌,处罚力度应适度加大。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危险驾驶罪的相关规定,日本刑法中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还会吊销其驾照,三年内不予核发驾照;韩国刑法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也对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而驾驶的行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5万台币以下的罚金。由此可见,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都规定了较大力度的处罚措施,相比之下,我国刑法规定的1至6个月的拘役刑加罚金刑就显得过轻,并且与危险驾驶行为的巨大危险性相比,将最高法定刑设置为拘役也显得过轻。此外,我国的行政法规如《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了比作为刑事处罚的拘役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如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获得驾驶资格,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吊销驾驶证后终生不得再获驾驶资格。吊销驾驶证就相当于剥夺了行为人一定期限驾驶机动车的权利,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从源头防止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因此,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规定并结合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对于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应设置比拘役更高的法定刑。同时还可以“附加剥夺或限制相应期限驾驶资格的附加刑”(7)。

三、结论

本次《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危险驾驶罪作出了重要的增订,新增加了两种入罪情形并且还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对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仍有需要明确及完善之处。如其中对于一些概念的具体内涵以及相关的程度和标准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且对于与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协调仍然需要予以完善。对于“严重超载、超速”在实践中的具体标准和界点如何把握,可以期待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出台来予以具体规定;对于未具体界定的概念内涵则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具体语境和立法意图,运用法律解释解决具体适用的问题;对于法定刑配置过轻的问题,可以设置比拘役刑更高的法定刑,还可以配置多种的附加刑,如资格刑。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持续进步,法律也不能止步不前,而应该顺应时代的变迁、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对现有的法律规范不断修改和完善。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的刑法修正案针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订,新增加了两种入罪情节,并且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针对危险驾驶行为加大了规制和打击的力度,相信会起到更好的保障道路公共安全的作用。但是,新增规定对于新的入罪情节中规定的“校车”、“严重超过”等词语的内涵仍需进一步明确,而对于新增犯罪主体如何确定以及对于危险驾驶罪当前的法定刑是否合理等问题也需要进行探讨。

关键词：危险驾驶,入罪情节,合理性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袁彬.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J].法学,2013(9).

[2]向磊.交通违法入刑浅析——对,《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与解读[J].法制博览,2015(36).

[3]程聘.“违规运输化学危险品”行为入刑的合理性辨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4).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 篇9

一、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

《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 将危险驾驶罪分为醉酒驾驶、追逐竞驶、从事校车和旅客运输严重超额或超速、违规运输危化品危及公共安全四种类型, 本文主要研究前两种比较易发多发的类型。

( 一)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首要解决何为醉酒, 2011 年1 月14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了强制性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 GB19522 - 2010) 从生理学角度给出了具体判断标准, 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人属于醉酒。凡在此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就属醉酒驾驶, 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从犯罪形态来讲, 危险驾驶罪应属于危险犯中的抽象危险犯。第一, 区别于具体危险犯, 抽象危险犯无需判断对个案是否具有现实的危险, 司法实践中只需依据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作出是否通常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判断, 即类型化的判断。第二, 醉驾行为是否均构成危害驾驶罪, 有学者认为从罪刑法定的角度看, 达到醉酒标准并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均构成本罪。笔者认为, 虽然醉酒驾驶的潜在社会危害性巨大,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应结合犯罪构成理论及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加以综合判断和认定, 若完全没有交通危险的行为, 因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不应成立本罪。如果在荒郊野外或人迹罕至的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因不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公共交通危险, 不应按犯罪论处。第三, 从罪过形态上来讲, 本罪的主观方面应为故意, 即行为人认识到喝了酒仍驾驶机动车。笔者认为行为人对此状态只要有大体上的认识即可, 不须明知本身已达醉酒状态, 即无须清楚知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从实践层面出发, 只要驾驶人在意识到自已饮酒后仍驾驶机动车的, 案发时达到醉酒标准, 当然认为具有醉酒驾驶的主观故意。

( 二)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如何界定追逐竞驶, 从一般生活经验和司法实践来看, 是指在道路上任意超越、追逐其他车辆或突然、频繁并线, 超速、高速行驶或近距离冲入他车之前的驾车行为。不同于醉酒驾驶, 《修八》并没有将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规定为单纯的危险犯, 而是以情节恶劣作为入罪标准。也即, 在具有类型化的抽象危险的前提下, 追逐竞驶行为达到情节恶劣, 便构成犯罪。从主客观方面来讲, 第一, 追逐竞驶行为的基本方式是随意超越、追逐其他车辆, 突然并线、频繁并线或者近距离冲到他车之前, 均会产生公共交通危险。第二, 追逐竞驶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特点是具有危险性的高速、超速驾驶。反之, 低速驾驶构不成追逐竞驶。另外, 本罪与国外的超速驾驶罪不同, 单纯的高速、超高速驾驶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第三, 本罪状描述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显然行为发生在道路上即可, 不必须发生在公共道路。例如, 在具备规模的大型工厂内、较大的校园内等道路上以及在非机动车道上追逐竞驶的, 这种在相对封闭范围的道路上追逐竞驶同样可能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 也可成立危险驾驶罪。第四,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很像必要共犯, 实际上, 其可以是二人以上在有意思联络的状态下实施, 也可单独实施。如果行为人驾驶机动车针对客车、校车、救护车等车辆追逐竞驶的, 同样可以构成本罪。第五, 追逐竞驶需达到情节恶劣, 这是追逐竞驶的公共危险性标准。对于此, 应根据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加以综合判断, 考虑到时间段、驾车方式、路段情况、驾驶次数等因素。同样, 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 若在荒郊野外或人迹罕至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因不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公共交通危险, 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本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不以追求刺激或赌博竞技等目的来判断,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的故意追逐竞驶, 只要形成了对公共交通的危险且情节恶劣, 就应定罪处罚。

二、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

( 一) 两罪的主要区别

交通肇事罪属于最常见最典型的过失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较常见, 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能够预见到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发生。罪状表述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从《刑法》第133 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可以看出, 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最大的区别在于危险驾驶罪属危险犯, 而交通肇事罪属结果犯。即危险驾驶罪不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构成要件, 只要行为人有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的情节, 即使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后果, 但其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交通肇事罪属于结果犯, 只有造成法定的损害后果才构成犯罪。

( 二) 对交通肇事罪的影响

表面上, 刑法修正案 ( 八) 仅在交通肇事罪之后增设危险驾驶罪作为该条之一, 此前, 理论上基本一致地认为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 实际上, 因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发生了变化。

增设了危险驾驶罪, 交通肇事罪衍变为两种类型: 第一, 纯粹过失犯, 即不牵连任何危险驾驶行为的交通肇事罪。举例来说, 非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 这都属于纯粹过失犯。第二, 当一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 后者刑罚重于前者, 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此时交通肇事罪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因危险驾驶是故意犯罪, 若过失造成严重后果触犯交通肇事罪时, 行为人对基本犯是故意, 对加重结果则为过失, 形成结果加重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如果逃逸行为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行为同时触犯两罪的情形, 而逃逸行为是交通肇事罪升格法定刑的条件, 危险驾驶的法定刑为拘役, 明显前者重于后者, 根据从重原则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一)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考察

我国刑法第114 条、第115 条在对以危险方法危险公共安全罪作出了规定, 然其中的“其他危险方法”难以界定。对于此, 有学者指出, 罪状中列举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应具备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危险性相当的方法, 非指所有可能造成公共危险的方法。[1]进一步来讲, 此处“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前述两条的兜底表述, 不是整个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的兜底规定。[2]若最多造成一些人的轻微心理恐慌或其他较轻后果, 不可能出现前款致人重伤、死亡的危害后果, 则不应认定为本罪。若行为构成他罪, 以该罪论处更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但增设了危险驾驶罪, 不排除部分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要具体根据危险驾驶行为的程度来判断。第一, 修八的立法目是将具有极大潜在致害性的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行为纳入刑法予以规制, 非为限制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第二,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仅为拘投, 设置偏低, 若将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认定为前者, 明显量刑过轻, 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第三, 有学者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口袋罪”之嫌, 其实, 该规定是立法技术和应对法律滞后性的需要, 对规制实践中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故以该罪有口袋罪之嫌而持怀疑态度并不合理。故醉驾或追逐竞驶行为同时构成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以重罪论处。

( 二) 危险驾驶行为的转化

需要特别指出, 醉酒驾驶的主观方面均为故意, 但并不是必须在故意的心态下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下三种情形均可构成。一是具有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危险性相当的危险驾驶行为, 在故意心态支配下进行, 尚未造成危害后果。例如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 因潜在的致害性极大, 即致害可能性极大、致害结果巨大。 ( 2) 具备与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危害性相当的危险驾驶行为, 客观上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 且对此后果抱有故意。 ( 3)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反对态度的危险驾驶行为, 但性质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 若事实上发生致他人重伤、伤亡的严重危害后果, 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对故意造成危害后果的和过失的因主观恶性不同, 所以在量上应区别对待。[3]

问题是如何判断与放火、爆炸具有相当的公共危险。像在能见度低且车辆、行人较多的时段追逐竞驶的, 或者醉酒后故意在行人和车辆均较多的时段高速驾驶的, 故意长时间车辆和行人较多的时段逆向行驶的或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4], 均可认为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具备相当的危险性,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也为正确判断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公共危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 (第4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610.

[2]戴玉忠.醉酒驾车犯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检察日报, 2011-6-20 (003) .

[3]宋毅寒梅.论危险驾驶行为[J].法制与社会, 201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