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和谐（精选三篇）
制约和谐 篇1
关键词：系统论,和谐社会,制约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从系统论观点看，任何地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 必须要理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协调各子系统,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 并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现有的科技文献中, 有关和谐社会的定性分析，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研究的内容已较多。而有关和谐社会建设的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系统建模等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旨在从系统论出发, 从经济学视度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看作一个复杂系统, 分析目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的经济影响因素，从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找出哪些因素是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哪些是次要因素, 从而使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一、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因素分析
系统论认为,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整体功能, 如果其结构不合理, 必然导致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社会结构是指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社会中存在的各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是社会的框架, 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 必然会把社会距离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反之, 社会结构合理, 社会距离适当, 社会矛盾也会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难度比较小, 成本比较低, 和谐社会容易构建。
对于系统而言，它都包含有许多种因素,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该系统的发展态势。社会和谐发展是涉及到社会、经济、自然的复杂问题, 为了研究方便, 简化问题, 本文从经济结构、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福利、环境等不同侧面分析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因素。见表1:
由表1可知：造成目前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经济因素主要有:
1、贫富差距扩大。
我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出现社会阶层中贫富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阶层人数相对较少。而社会发展的相对理想模式是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整个社会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例如, 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一般为60%, 而我国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大约只有7%左右。虽然从7%与60%的比较可以看出“中等收入人口比重”这个指标能够充分说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之大的形势很严峻, 但由于从目前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该指标每年较为准确的数字, 因此利用中等收入人口比重来测算社会结构很难实现。而且在我国目前对于中等收入的标准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为研究社会和谐发展增添了障碍。本文选择基尼系数作为描述我国社会结构的贫富阶层扩大、中间阶层人数较少这一现状的定量指标。因为基尼系数是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的, 是国际公认的描述区域内部居民贫富差距的一个较好的定量指标，它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定量指标, 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表示“相对平均”, 0.3-0.4为“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警戒线, 达到0.414, 从1984年的0.24到2005年的0.47, 在20年的时间翻了一番, 足以表明随着我国G D P的快速增长, 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后, 社会总产品丰富而普通百姓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满足感, 幸福指数下降。居民对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的需求与社会公共品短缺低效的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2、城乡发展的不和谐。
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5年的具体数值来看,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0—2004年分别为2253.4元, 2366.4元, 2475.6元, 2622.2元, 2936.4元。5年内,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始终在2 0 0 0-3000元, 而且还远远达不到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的一半。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表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是相对滞后的。同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影响最大。
3、产业结构的不和谐。
首先，第一产业G D P、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也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产出都不理想的状态是导致农民不增收, 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5年的具体数据来看, 第一产业GDP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8.39%, 而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7%, 这显示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远远小于农业GDP的增长。实际上目前地方财政资金紧张, 几乎没有能力对农业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农民长期的低收入、高负担, 使得几乎没有资金积累以投入农业。因此, 要改变农业投入不足、第一产业GDP增长缓慢、农民不增收的现状必须从政策上给农业以支持, 从而快速增长第一产业GDP, 提高农民收入, 增加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及农民自有资金的投入能力, 最终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其次，消除一个地区贫困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GDP的增长应该为消除贫困做出贡献。也就是说伴随着G D P的增长基尼系数应该呈下降的趋势。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随着我国G D P的快速增长, 基尼系数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而且上升速度很快并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5年的时间。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产生的新的增加值在向社会的分配过程中有不公平的因素, 使得财富向少数人聚集。随着时间的延长, 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并最终导致社会结构产生新的划分。
4、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首先，从5年的具体数据来看, 能源消耗明显扩大, 甚至超过了G D P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 如果今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能源供给是难以支撑的, 最终将会出现不仅经济增长难以实现, 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该指标对社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 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在第二产业, 而第二产业产生的G D P占我国G D P的主要份额, 这也说明我国的济增长还是以过多的能源消耗为代价。所以, 我国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必须降低能源的消耗,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其次，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用于科研的财政支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指标看，这4项指标都是有关社会事业发展的指标, 表明他们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较小。这也暗示,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政策体系
1、建立全方位的支农扶农政策, 实现农民增收, 缩小城乡差距。
从税收、信贷、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完善支农扶农各项政策, 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进行经济、法律知识的免费授课与培训,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严格监管农资市场、严惩坑农害农行为。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加快服务型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指导, 加强农民职业培训;鼓励信用社、银行给予农民低息小额贷款, 鼓励农民开办家庭经营性第二三产业。
3、建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适当提高低收入行业的工资水平;同时, 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通过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就业、关注特殊群体利益, 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
4、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型社会之路。降低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5、建立机会平等的环境机制。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社会对人们利益的满足能够与他们对生产的贡献成正比地增长, 即贡献愈大, 社会对其回报也愈高, 以激发最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用公民平等、机会平等、资源开放、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 开辟不同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的合理通道, 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通道, 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实现良性、公正合理的互动。与此同时,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 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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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和谐 篇2
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使强调亲情关系、每个人都自觉是社会秩序一分子的共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渴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基于生育、血缘以及对土地和住房的占有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已不多见，形成了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但是，并非只有传统社会才能包容共同生活，处于社会变迁中的现代城市更需要其成员根据情境的变化来发展相互依赖的关系，以抵御任何对于城市群体的外来压力。只不过在现代复杂分工背景下，现代都市生活因为社会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及其情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为社会形势健康平稳格局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基础，城市社会中相互间的依赖关系与和谐情感成为人们当然的心理预期。 一、社会和谐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明的起源和进步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对自然界和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使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它把人类带向更加远离自然状态的人造世界;精神文明的进步使社会行为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它把人类引向越来越崇高的思想境界。制度文明作为联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介，充分发挥了其整合作用和协调功能，使两个文明实现了比较协调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车轮的协调发展，必然推动城市文明历史不断地从矛盾走向和谐。 1994年9月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指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城市的和谐使每一位城市居民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既关注和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同时也尊重其他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的关系。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管理不良、背信弃义、充满矛盾的世界中，会有城市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谐作为城市发展理性化的选择，它的发展促进更加宽广的公平环境、诚信环境和管理环境。和谐的城市环境，不仅能使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而且能使城市的各项社会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推动城市文明的继续和发展。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必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的和谐发展，必然促进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与社会群体的和谐，使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善。 二、现代城市发展中社会和谐的主要制约因素 城市是人类群居的集合体，从社会学和法律学的角度看，必然存在普遍的矛盾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中矛盾呈现了与以前不同的特点，存在阶段性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成为城市发展中必须正视的现实。 (一)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体事件 理论上，任何人在压抑的社会状态，如经济萧条、自然灾害、贫困、歧视、冲突、不公平的待遇、难以捉摸的前途等情况下，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社会正义不能伸张，而沟通表达意见的管道不够通畅，法律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时，都会通过集群行为来解决问题。目前，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我国社会正走向群体事件多发阶段，经济领域的矛盾尖锐化，各种观念交错影响，引发群体利益矛盾呈扩大化、复杂化的趋势，频繁引发群体事件，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矛盾冲突的对抗性不断增强，司法机关成为矛盾的焦点，干群矛盾成为矛盾的难点。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群体行为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城市作为人口高密度的聚居地，适当的环境条件提供了群体行为的良好条件，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远较农村多。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引起市民与之磨擦、冲突的群体事件日益增多，也已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的重要因素。因为农民工本身的先天问题，进城后普遍感受到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这些偏见与歧视，使部分城市居民在对待农民工时，存在语言轻蔑、出言不逊、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的现象，引起农民工的反感，导致群体性的磨擦与冲突。农民工在夹杂着羡慕与被剥夺感的心理支配下，容易发展为对抗市民的破坏性心理，破坏城市发展的社会和谐。 (二)社会信用受挫产生诚信危机 城市的和谐发展必须以互动的社会结构与内在要素的萌发才会生长起来，这内在要素就是诚信与道德的相互行为。一定程度上，它的`发育与国民道德建设是同步的，道德建设程度有多高，城市和谐的程度就有多高。诚信起作用的程度和方式随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变化。城市化程度越高，对诚信、信用的要求也越高。而诚信的程度越高，也就越有利于城市中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们利益的安全和发展。 诚信的观念和原则本来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人们的逐利活动往往各行其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人。这种相互冲突的结果是既损害他人，又损害自己。“货悖而人者，亦悖而出”。这样下去必然是混乱和无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欺诈也自在其中。使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能实现，甚至适得其反。 诚信为本作为一个道德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应当毋庸置疑，但现实中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屡有发生。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在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那就不会有城市社会和谐的正常发育。目前欺诈之风盛行，司空见惯的作假账、披露假信息、逃废债务等现象防不胜防，真诚老实者吃亏，虚伪奸诈者得计，导致“逆向选择”，不仅骗子横行，甚至使有些老实人也可能变坏，社会和谐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其创伤的恢复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三)弱势群体扩大造成权益失衡 改革中的弱势群体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而分化和显现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由于失去发展机遇和客观条件，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困难和不利境地。在城市中，该群体主要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素质人员，以及非公有制企业中部分妇女、中老年人、待业青年、打工者和郊区农村的贫困农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利益集团主体的多元化，使技术落后、经营不良的企业在竞争中败北;传统产业部门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相对萎缩;强化管理，提高效率使大批隐性失业者从企业中分流;技术进步使一些年老体弱，素质低下的职工被分离;下岗职工争饭碗，把一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又挤出城市等等。这是改革所应付出的必要代价，没有这个痛苦的过程，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个改革的副产品也是必须正视的社会现实。 “九五”期间，全国登记失业率为3.1%，底累计达到2100万。其中当年国企下岗职工657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这些人基本都生活在城市范围内，而且实际上失去工作的人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他们目前的状况主要是经济收入低，生活较艰难，社会地位下降，维权困难，怨气较大，心态复杂，子女失教，存有社会隐忧。这部分弱势群体中存在的问题，他们自身无法解决，成为影响城市发展中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弱势群体大多数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身体较弱、观念守旧，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和能力。但他们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留下的产物，个人无法承担的改革成本，势必成为社会的责任，成为影响城市社会中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 (四)社区功能不足导致管理混乱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不仅重视血缘关系，而且重视地缘关系。在现代城市社会内部，人群高度异质性，邻居的概念越来越淡。特别是受“单位制”的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重心不在居住地区，而是在工作单位，与单位存在着极强的依赖关系。但是随着市场体系对各领域的侵入，企事业单位越来越专注基本目标的实现，开始改变对职工生活大包大揽的状况。例如一些单位把家属委员会完全交给政府管理，企事业单位逐步退出职工的生活领域等等。这些都促使“单位人”开始向“社区人”的转变，也促使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重心由单位到居住地区的转移，这些原本由单位承担的功能被剥离，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区管理机制来承接，造成整合困境。居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社区居住，但与居住地结成什么样的关系却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出现了几个并行的、功能重叠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如社区服务中心、居民委员会、家属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及物业管理公司等，从而形成繁杂的管理体制和不同的运行机制，导致居民思想混乱、行为冲突及资源浪费，影响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管理事业的健康发展，影响改革进程的深化和改革成果的进一步扩大。 三、城市发展中社会和谐的促进与发展 影响城市和谐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促进的措施也各自不同，作为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城市社会，在改造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同时，注意根据时代的特点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加强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扶助弱势群体，强化社区管理，以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重大政治课题和紧迫的政治任务，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其中既有利益矛盾，又有是非矛盾，以及实际工作中大量复杂的具体矛盾，解决不同的矛盾所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坚持总体把握、统筹兼顾、协调解决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握矛盾演变特点和规律，站在全局的高度，做到统筹兼顾。要坚持用法制手段调节经济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任何一方利益的实现都可能促进其他方面利益的实现或为这种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既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使各方利益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要密切观察、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处理矛盾既要周到细致、合情合理;既要旗帜鲜明，又不可失之偏颇。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继续改善干群关系，正确处理干群矛盾。要以强化人事监督为切入点，使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顺利实现，做到合民心，顺民意，真正地促进权力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融合。 要坚持德法并举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城市的和谐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各个社会群体与个人都模范地遵循共同的法律规范，使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得以明确和实现，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统一协调、有序运作的和谐体系。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使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各种行为严格限制在法律规范的秩序之内，使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有所遵循，这是保障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努力加强诚信建设 要使诚信为本在城市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有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使诚信成为有力的竞争手段，“诚者自成”。信用登记、信用评估和信用监管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都要有利于保护和鼓励诚实守信者，有利于打击和惩罚作假行骗者。要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使制度束之高阁、流于形式。 要确保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做到真实地传达客观情况，盲不背实、口不违心。如对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必须披露到什么程度，有关法律、法规和准则等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对某些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优势地位开展经营活动，做不实宣传，误导客户，某些上市公司编造业绩神话，披霹虚假信息等，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要切实宣扬、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城市的管理者，必须身体力行，对各行各业作出表率，对于作出的承诺或达成的契约，务求守诺、践约，切不可马虎、随意。要尽力维持政策的适当稳定，切不可轻易变动。如果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确实有必要对以前的承诺、契约、决定作出调整，应及时向有关方面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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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以使其理解。要及时进行协商，达成谅解，做出调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关诚实信用的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逐步地建立、完善，再加上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城市社会发展中的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一定会不断提高。 (三)大力扶助弱势群体 帮助弱势群体，要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关爱互助环境。首先，要形成共同关爱改革中弱势群体的环境。弱势群体是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产物，在现阶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就是相对存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常穷久富家”，他们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对于改革中产生的弱势群体，最根本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广开就业门路，促进持续发展。通过赞助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广辟就业渠道，积极救助，努力形成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好风气、好环境。其次，要开展工程救助，使改革中弱势群体成为一个动态群体。要进一步加强培训，改变就业观念，提高职业技能，实现再就业，对退休年龄以内长期不能就业的职工，应当吸收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结合社会保障，提高其劳动报酬。再次，要进一步扶助弱势群体青少年，强制适龄青少年入学。对于达到初中文化以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子女，要组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培养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第四，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整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和整顿非法或不合理收入，加强监控和处罚力度。要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对暂时陷入困难的群众要认真负责地、满腔热情地给予关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四)继续完善社区管理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是政府，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单位功能弱化所留下的空间，由此来加强对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面对城市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政府要逐步调整自己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适当放权，调动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机构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家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中退出来，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随之而来。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个体素质以及社会动员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整合城市居民，通过社区建设增强居民认同感、公益观念和社区参与意识。使由国家的代表机构决定的意图，通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多数市民的同意得到实现。 社区建设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举措。1991年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目的是加强城市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进一步整合，必将极大地促进城市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
制约和谐 篇3
1 人口状况
人口是制约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全民健身事业的推进也要以我国的人口状况为依据。我国人口基本国情具有总量大、增长快、素质低、发展不平衡等特点。近年来又有城镇化加速、流动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拉大、人口老龄化、人口肥胖化和残疾人社会需求增强等人口问题出现,成为制约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瓶颈性的问题。
我国有超过13亿的总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经常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口比例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我国存在许多参加健身活动的困难人口———学术界一般称为体育弱势群体———这一群体规模庞大、种类繁多,如:流动人口,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735万人,这些人大多无固定职业、收入和住所,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都面临很多问题,在健身方面更是困难重重。再如:我国正处于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当中,2005年我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老年人具有生活保障、维护健康和适度余暇三大需求,人口老龄化对体育健身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
应对各种人口问题不仅是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需要,也是民族生存、安定团结的需要。要从和谐发展和人口安全等视角来看待人口问题的应对。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长远问题和重大问题,甚至是瓶颈性问题。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目标的确定、道路的选择、模式的运用必须考虑这些人口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人口问题的存在,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和谐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 阶层分化
全民健身分化。不同阶层在体育健身方面的需求、拥有的资源和趣味也往往不同,这就要求全民健身事业的领导层必须把握我国当前社会的阶层状况。
有学者经过调查分析提出我国有十大社会阶层,按照高低次序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约占各阶层人口总和的2.1%);经理人员(1.6%);私营企业主(1.0%);专业技术人员(4.6%);办事人员(7.2%);个体工商户(7.1%);商业服务人员(11.2%);产业工人(17.5%);农业劳动者(42.9%);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4.8%)。
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国民主要集中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两个阶层上(占总体60.4%)。从比例上看,农民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全民健身工作的主要对象,但在实际当中,农民整体的健身参与比例是比较低的,这已经被大量的相关调查证实和揭示,这也是今后工作必须加强的———占国民近半数的群体健身水平上不去,“全民健身”就只能算是空头口号。
居于较上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四大阶层人数比例虽然小,但拥有丰富的经济、文化资源,是全民健身事业的主导性力量。全民健身政策制度的制定、思想理论的形成、方法技术的推广、资金设施的建设常由他们决定、执行或实现。对这四大阶层的影响必须给予充分重视,但要避免发生话语权的垄断、资源分配上的偏颇,要警惕全民健身事业丧失公益性的可能性。
3 国民体质
全民健身事业的基本任务在于增强国民体质,而国民体质状况究竟如何———这是有的放矢开展健身活动必须要掌握的。自1995年以来,国家已经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国民体质监测活动,在对一些国民体质指标变化情况的评价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来自官方(主要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有的来自媒体,还有一些来自学术界,而其议论的焦点或许在于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的变化上。一种声音以较积极的态度断定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有的指标在上升,有的指标在下降,而整体有所改善;而另有一种则不无悲观地声称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二十余年下滑。自2006年以来全国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青少年健身活动热潮和日益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来看,主流观点至少已经认可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面临严重问题,必须认真应对的立场。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其制定之初就明确规定以青少年儿童为重点,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众所周知,《纲要》只有几页纸,在可操作性上较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相去甚远,所以需要各地方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更加细致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在笔者看来,深入调查、了解国民体质的真实情况是以更加科学、务实的方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不仅需要国民体质监测,更需要具备健康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的视角与方法。当前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求社会成员在体质方面应具备的或许并不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这样的运动能力,而是维护身体健康的能力———例如,终生体育的习惯、防治现代文明病等。所以,“增强国民体质”的基本方针不应动摇,但应该重新审视其内涵。
4 国民性格
不仅国民的身体方面(即国民体质),而且心理方面———国民性格———也是全民健身工作需要理性对待的因素。国民性格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群体层面体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特征。国民性格与体育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微妙。同样是高度规范化的盛大的体育赛会,在中国西周表现为等级、礼仪森严的射礼,而在古希腊则是宗教色彩和竞争性极强的古奥林匹克运动。同样是面临承办奥运会的问题,在中国几乎是众口一声全力支持北京奥运,而英国人则在担心伦敦奥运能否征召足够的热心的志愿者。同样是足球世界杯的赛事,巴西队热情洋溢、德国队一丝不苟、韩国队如拼命三郎、而中国队则……体育毋庸置疑地受到国民性格的影响,而国民性格又以各种方式体现到体育中。在开展体育事业时考虑国民性格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全民健身是一项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事业,而国民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在他们身上总是难免体现出一些稳定的心理、行为反应特征,这些特征即非心理学所揭示的“普遍人性”,也非某一个体独有的“纯粹个性”,而是带有浓厚文化、传统、民族色彩的“群体特性”。当将国民性格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与时代需求相比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优劣判断——适应时代需求的国民性格特征应当坚持和发扬,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国民性格特征则需要改变,而那些与时代需求无关或关联不是很迫切的时候则可听之任之。在解放前,就曾经有人认为国民体质孱弱、国民性格软弱、武风不振等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大力开展体育尤其是推行国术。这种认识方式虽然流于简单,但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国民性中较受认可的积极品质有勤劳、节俭、爱好和平、包容性强、适应能力强等;较受批评的消极品质有保守、矫饰、奴性强等。这些特征可能对全民健身起到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这是中国人持家的重要理念,也是成功兴办各种社会事业的法宝,其典型表现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实现了体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勤俭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过时,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严重消耗为代价的,也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所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和要求,这在全民健身体育事业中是有体现的。
5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之中。”“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从观念上制约全民健身乃至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常代表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旨趣,所以对全民健身事业的影响可能要比国民性格更强有力。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为标志的思想观念体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与指示、一定时期国家执政的方针、原则等也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与体育意识形式联系是无形而紧密的,“中华体育精神”就可以看作上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表述当代中国体育的主流意识形式,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多层次且多维度的,混淆其适用层次来指导体育工作,常常会引发一些微妙的问题。例如:“增强国民体质”是在体育各领域得到普遍认可的理念,但从对象的全民性出发,惟有群众体育或全民健身才有可能做到(注意:“增强国民体质”与“增强体质”不同);“为国争光”也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理念,但为国争光的主体是竞技体育中的部分工作者。“增强国民体质”与“为国争光”二者谁轻谁重?这并不是个单纯的认识问题,新中国体育事业几十年的道路似乎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求得一个历史的平衡。全民健身事业的开展并非是孤立的活动,它必然需要从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场阈中获取自身的资源,所以存在一个与其他体育领域———主要是竞技体育的资源博弈问题———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社会上流传过一种观点,即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基本实现了“奥运争光”的目标,今后———“后奥运时代”———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这一说法如果上升至主流意识形态,则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格局包括全民健身事业的面貌肯定要有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即将中国体育事业看作一个可以在某一时点突然断裂的、从而告别历史的、走上新道路的刚性系统,忽视了历史的惯性,该理念在一段时期内是难以施行的。但是,并不排斥全民健身事业在今后发生重大策略挑战的可能性,毕竟,全民健身是要服从国家发展的大局的,而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等理念是高调提倡的,而且各种随机因素和重大事件都有可能促发全民健身事业的革新。
6 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是改变一些事物面貌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体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更加强势的社会活动面前时常要“俯首称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美苏冷战左右着奥运会的进程,“911”恐怖袭击使奥运会不得不担负起沉重的安保成本。在中国,2003年爆发的“非典”使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饱受冲击,但体育事业却得到广泛赞誉;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声音,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转移了世界的视线,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展现出的伟大精神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可以说,重大事件对体育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当前,世界正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中,许多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体育事业又该如何应对?中国是有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而全民健身事业又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当然,全民健身有其独特的宗旨和要求,将其与应对金融危机联系起来未免显得过于牵强,但谁又敢断定全民健身不会有所作为呢(请想一想全民健身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方面的价值)?何况,除了金融危机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领域的危机、灾难或者重大福音,全民健身事业总不能持“盲人瞎马”的姿态对此不闻不问吧?
7 结语
总而言之,全民健身事业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对各种基本因素、重大问题的理性认识。理性的发展政策是决策部门考虑的问题,而学术界应该发挥出理念上的先导作用。本文就制约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人口状况、阶层分化、国民体质、国民性格、意识形态和重大事件等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聚云.制约我国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若干人口问题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1).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