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财产制度评析

夫妻财产制度评析（精选四篇）

夫妻财产制度评析 篇1

一、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财产所有权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指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从广义角度理解，它是“包括各种夫妻财产制的设立、变更与废止，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问题的法律制度”。从狭义角度理解，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夫妻财产所有权的制度”。

夫妻财产制度的种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以夫妻财产制的产生原因可分为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以适用情况可分为普通财产制和非常财产制;以夫妻财产制的内容来说，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和剩余共同财产制。

二、修订后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

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的三个部分：即夫妻约定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弥补了我国原有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界定上的一些漏洞，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表现在：

（一）夫妻之间可约定财产

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规定了约定财产的相关内容，即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等。此项规定充分反映了对民事权利主体意愿的尊重，体现了当事人之意思自治，符合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

（二）完善了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现了物权法定原则

此次婚姻法的修订，对夫妻财产作了明确的规定，即除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外，依法属于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从而解决了我国以前婚姻立法中的这块硬伤。

（三）规定夫妻个人财产制度，有利于提高婚姻当事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即新增加了一条作为第十八条，由于夫妻财产关系明确，也排除了第三人的交易顾虑，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四）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更好的反映了私法本质

修订后的婚姻法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型夫妻关系的要求。比如说对妇女儿童有特殊的保护，即离婚时贯彻“儿童优先”原则等。

三、修订后的婚姻法就夫妻财产制度的局限与缺憾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为解决夫妻财产方面的争议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但笔者认为这次修订仍然存在许多缺陷，现略述如下：

（一）共同财产规定得很不周延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者都是“口袋型”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

（二）夫妻财产契约的签订必须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有违社会之公序良俗，婚姻法对此有所疏漏

实践中，夫妻之间的一方可能凭借其优势地位，或者诱使、利用对方的无经验，签订不公平之协议;或借财产协议规避债务。法律在这方面应做出规定和限制，而我国法律恰恰缺乏相应的规定。

（三）修订后婚姻法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

婚姻法修订后加强了对夫妻财产方面的规定，但对夫妻债务只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四十一条有所涉及，而这两个条款对于债权人的保护是不够的，体现了立法上的疏漏。“在债权人处于优越地位的今天，加强对债权人保护是整个民法的重要任务和趋势，婚姻法概莫能外”。

四、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建议

（一）法定财产方面

1、对于因感情原因长期分居达一定期限(如两年)的夫妻，因双方在自然形态、生活表现、或是主观意向等方面处于长期分离状态，一些夫妻的权利义务处于中止状态，因而不能按照正常的夫妻财产关系来处理。立法条文可表述为：“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互不履行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分居期间各自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

2、对于尚未实现经济利益的无形财产，应该规定知识产权的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立法条文可表述为：“夫妻一方婚后所得尚未实现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对该知识产权的预期利益进行估价，尔后由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做出补偿;难以评估的，暂由所得一方持有，待评估条件成就或经济利益实现时再行分割”。

3、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规定加以完善，立法上表述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的其他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以及主张个人财产的一方无证据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约定财产方面

1、应明确规定约定的时间。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规定夫妻在结婚前或结婚后均有对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进行约定的权利，体现立法上的严密。

2、规定约定成立的条件。

在主体方面，必须是夫妻双方本人签订，不得由其他人代签，并且具备签约能力。协议内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合法原则，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恶意逃避夫妻债务，否则夫妻双方所作的约定自始无效。

3、应明确约定的形式。

为了使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公信力，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规定夫妻婚前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财产清单和协议，进行登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财产约定，如果双方要求具有对外效力，应当规定到公证机关公证，从而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上述财产协议和清单可以对外公开，在第三人履行了一定手续后可以查看。

4、增加财产协议变更和撤销程序。

由于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当事人既然可以约定财产，当然也可对协议进行变更和撤销，并且要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所以我国法律应当规定夫妻变更或撤销约定的程序，必须以财产约定订立的程序一致，除以书面形式进行外，还要到原公证机关或婚姻登记机关重新进行公证或登记。

（三）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明确规定夫妻个人债务由夫妻个人偿还，夫妻个人债务必须有证据证明，否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存在债务的，夫妻的财产约定应当办理登记或公证手续，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事先知道的除外);在夫妻个人财产不足清偿时，夫妻应协商偿还，否则债权人可申请法院以共同财产中的相当部分偿还债务。

参考文献

[1]、林荫茂.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澳门基金会出版.2001年6月版.第35页.

[2]、蒋月.夫妻财产制若干问题思考.现代法学.2000年第22卷第6期.

夫妻财产制度评析 篇2

职务犯罪侦查逻辑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主要在于它开辟了职务犯罪侦查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将侦查逻辑应用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为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提供了一个新武器,在逻辑理论研究的架构上也有了一个新突破。多年来,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会经常运用一些逻辑思维方式方法。但毋庸讳言,这种运用往往是不自觉的,或者是潜意识的,尤其缺少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将其自觉地运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实践。本文通过对沈某某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侦破过程的剖析,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透视职务犯罪侦查逻辑理论在检察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案例回放】

2002年仲夏至2003年秋,某某市一些机关陆续收到有关某某药业领导沈某某经济问题的举报信。由于沈某某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举报信发出后往往如“泥牛入海”,举报人经常举着木牌在大街上穿行,或到省城检察机关门前静坐抗议。

分析举报信 果断初查

2003年10月下旬,当人们还沉浸在国庆的喜庆气氛中,省院反贪局一行数人进驻某某市,他们带来了反映沈某某经济问题的举报信,此行的目的就是领办、参办此案。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针对举报信进行以下分析:一是环境分析:某某药业是某某矿业集团“三产”中的龙头企业,曾红红火火,近年来,却连续亏损,上市也没有成功,举报人认为沈某某在药品销售里有贪污行为,因此,这封信很有可查性。二是目标分析:沈某某长期从事企业“一把手”工作,在某某市大名鼎鼎,在某某药业内飞扬跋扈,一手遮天,加之近年医药行业管理混乱,某某药业产销量大、销售点多、覆盖面广、推销人员杂、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不排除沈某某损公肥私的可能。经过缜密分析,检察长果断决定开展案件初查。

选准切入点 外围突破

沈某某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他不会轻易让人抓住把柄。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定的证据不能轻易惊动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否则,打不倒“老虎”反而会被其疯狂反扑。为慎重起见,办案人员从外围入手,先后传唤了某某药业财务科长姚某某等人。

神通广大的沈某某已经闻到了风声,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安。他已经不敢在家里居住,马不停蹄地召集亲信和有关人员,先后在本市一些宾馆租房密谋对策,和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即使在宾馆里,他也不敢说话,怕被侦查人员监听,互相商量对策都是用纸条传递。

就在沈某某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之时,他的心腹姚某某率先打破了沉默的僵局。姚某某交待:1999年下半年,沈某某安排他将某某电力公司付给某某矿业集团林业处(某某药业的主管单位,沈曾任该处党委书记、处长)的征地款采取虚列补偿费支出的手段套出现金182万元由姚某某保管。1999年某月某日,沈某某安排姚某某从182万元“小金库”中提取115万多元,又安排时任林业处财务科长的方某某从截留的货款中拿出128万余元交给姚某某,姚某某将这两笔共244万元汇往某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沈某某又安排姚某某以杨某某投资买厂的借方账户将汇出的244万元在“小金库”账上做平。

兵贵神速。侦查人员很快找到个体户杨某某,杨讲自己并没有投资购买某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而是按照沈某某的安排与时任某某县信用联社主任的王某签订了假买厂协议书。由于方某某是244万元的汇款人,办案人员迅速传唤方某某。方某某到案后,耷拉着眼皮说:“244万元是我汇的款,但怎么汇的,汇的什么款,我就不知道了。”再问“小金库”的情况,方某某反复只是说:“‘小金库’的账被我烧了,‘小金库’的钱花完了,我有罪,随你们怎么办。”办案人员判断:方某某耍赖,说明他知道沈某某的问题或者他自己有问题。时间不等人,侦查人员果断调整思路,一方面传唤某厂财务科长洪某,了解“小金库”的资金量和流向,一方面传唤王某,了解其与个体户杨某某签订买厂协议的情况。由于洪某和沈某某有亲戚关系且已订立了攻守同盟,洪某来到后,一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而王某也与沈某某订立了攻守同盟,来到后,则一口咬定与杨某某签订买厂协议是真实的。

案情一时显得扑朔迷离。为了防止沈某某继续串供,侦查人员果断决定:传唤沈某某到案。

沈某某被依法传唤。到案后,其自以为在传唤前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各种串供,订立了攻守同盟,销毁了有关账据,做到“天衣无缝”,态度极其蛮横。沈某某只丢下“我无任何问题,你们查去”等几句话。

第一次短兵相接,没有擦出火花。办案人员明白,这说明沈某某心虚,对付这样的人物,一定要用证据说话。这样的场面也恰恰给办案人员透露出一个信息:沈某某问题很大,不敢有丝毫的的松口,大家决定变换程序,扰其心绪。当晚8点30分,宣布对其刑事拘留,让其签完字后送押,除按程序提审一次后,办案人员随即离开,不再对其讯问。

为了获取证据,办案人员迅速对沈某某住宅、办公室进行了搜查,获取了沈某某在1996年10月与王某、王某某兄弟俩签订的合办某某中药饮片厂协议书和上海众多金融部门的空白存取款凭条等。搜查结束后,为了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决定对沈某某实行异地关押。

专案组根据手中掌握的线索反复研究,决定以沈某某与王氏兄弟合伙建厂、买厂、卖厂为侦查主线,追踪方某某、姚某某保管的“小金库”中244万元公款的去向。

王某是建厂、买厂、卖厂的主要当事人,因此专案组决定重炮轰击王某,从此打开突破口。王某时任某县信用联社主任,因挪用公款和伪证罪被刑拘,为急于摆脱罪责,其态度有所转变。办案人员抓住时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王某很快供述与其胞弟及沈某某三人合作办厂,沈某某以428万元(折抵420万元)买厂,后又以150万元卖厂的经过。

围绕王某的供述,专案组兵分六路,查清了以下事实:1996年10月,沈与王某、王某某协议成立某中药饮片厂,三人各投资50万元。1997年3月,因资金不足,沈某某、王某商议,以药业的名义,在某县信用联社贷款100万元,给某中药饮片厂使用。1999年,王某某因牵涉一起刑事案件外逃,某中药饮片厂无人管理,沈与王某商议以420万元的价格将该厂买断,归沈个人所有。沈先后安排手下从不同的“小金库”里转款100万元给王某,以归还某某药业在某县信用联社贷款的100万元,还通过汇款和现金方式给王某200万元,另120万元买厂款直接以王某某欠某某药业货款128万元折抵。因经营不善,2002年底,沈又以150万元的价格将该厂卖给了王某某。

王某虽然交待了,但方某某还没有彻底交待,不排除沈有“转生”的可能。如能使方某某彻底交待,就堵住了沈的后路,使其无路可逃。于是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提审方某某,一路提审沈某某。

提审沈某某,虽然已是兵临城下,但他却欲盖弥彰,大呼冤枉,称有人陷害。问其冤枉在哪?他按照事先订立的攻守同盟,一一辩解。就在沈夸夸其谈功劳时,办案人员突然宣布以涉嫌贪污罪对其进行逮捕。沈猝不及防,拒绝签字,办案人员以硬对硬,不再对其讯问,让看守所干警将其直接带回号房。这一招收效明显,沈某某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法律的威严,表情十分复杂。

办案人员再次突审方某某。已被异地关押的方某某对244万元的细节仍拒绝开口。办案人员反复分析方某某的心态:一是有侥幸心态,认为沈某某“后台硬”,检察机关扳不倒他;二是恐惧心态,自身涉嫌犯罪,怕“言多必失”致使自己的罪行败露,被处以重刑;三是爱子心态。担心连累自己在国外上学的儿子。针对其侥幸心理,办案人员告之其同伙均已落马;针对其怕被判重刑的心态,对其宣传有关案例,告知其只要积极认罪退赃,检举揭发,给其出路;针对其爱子心理,办案人员从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调阅了有关资料,复印了其儿子的照片,然后将姓名、住址等有关内容改为英文,在方某某欲说还休时,办案人员点着照片问方某某,“认识这个人吗?”方某某一看顿时怔住,由于爱子心切,只得交待了汇入某某中药饮片厂的244万元来源是虚列支出和截留销售收入,烧毁销售凭证取得的,汇走的244万元只回转100万元,所有经手办出去的款,沈某某再也没有转交回“小金库”或财务。方交待的内容与办案人员调查的内容一致,方某某、王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吻合,与三人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提现凭证形成证据锁链,已充分证实沈某某用“小金库”公款买厂归个人所有,经营不善后将厂卖出,所得款项据为己有的犯罪事实。

运用归谬法 正面交锋

由于证据全部在手,突审沈某某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日上午,办案人员再次审讯沈某某,侦查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加之前几次的心理较量,沈某某已没有了往日火暴的“脾气”。在铁的证据面前无法抵赖,承认100万元贷款用于三人合伙的某某中药饮片厂了。当办案人员问到“100万元贷款还了没有?”沈某某大惊失色,直冒虚汗,推托不知,说是财务科长方某某自己干的,应定方某某贪污。

过了一会,沈主动提出不谈贷款的事,其他事都可以谈。办案人员反问:“你现在连简单的事实都否认,科学技术鉴定、银行汇款凭证、其他的证言等你一概否认,还有谈别的必要和可能吗?”沈说:“除了这个不说,其他保证实事求是。”办案人员接着说:“你实事求是地把244万元的事说一下吧。”办案人员步步紧逼,抛出方某某从“小金库”提出的100万元汇款凭证、某某县信用联社还款凭证、方某某供述沈指使其还款的经过。由于证据扎实过硬,此时的沈某某已四面楚歌、无路可逃,心理防线开始崩溃。在僵持一段时间后,沈某某一口气将如何套出244万元,汇到某某中药饮片厂,后将其中的125万元汇给王某,另100万元汇回给当时的某某药业财务科副科长姚某某,如何找人作伪证、作假账的事和盘托出。

智取保管箱 全案告捷

其实,办案人员心里也不轻松。因为立案20多天来,只在沈某某家中搜查到2万元。他贪污的钱哪去了?如果能查出沈某某贪污的赃款,就如同抓住了他的尾巴,从而推进战场向纵深发展。办案人员在搜查其住宅时,发现了沈在上海方面的蛛丝马迹。另外沈某某在羁押期间,耍小聪明,写明信片,暗示亲属转移上海方面的赃物。专案组决定派精干人员赴沪追赃。省院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与上海检方及时联系请求协作,上海检方给予大力支持。办案人员研究出最佳追赃方案,早出晚归,跑遍了上海的近百个金融网点,进行拉网式查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多天的奔波,终于查到沈某某以他人名义散存在上海的400多万元银行存款并予以冻结。接着,办案人员和上海检方的配合人员分析,上海的金融网点星罗棋布,难免有“漏网之鱼”。根据沈某某给家人写明信片暗示的情况,大家认为沈某某可能在上海的某个银行有“保管箱”,如果取得这个“保管箱”,将会对此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办案人员买来上海行政区划图和所有金融网点的分布图,对照连日来冻结的赃款存放点,认真揣摩,找出沈某某存款的线路轨迹和存放规律,最后判断:沈某某的“保管箱”最有可能放在三个支行!事后证明这个判断非常及时、也非常正确。由于“保管箱”的存放均是手工填写,电脑上无法查询,办案人员与这三个支行的领导多次沟通协调,请求人工查询。支行领导被办案人员的责任心所打动,派人一本本翻阅几年来的上万份保管记录,最终在一家支行找到了沈某某夫妇藏匿的“保管箱”。办案人员兴奋不已,立即向检察长和专案组领导电话汇报了这一重大发现!打开一看:内有人民币1310万元、美元66.8万元、金银手饰、价值人民币600多万元的8套房产的产权证等。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保管箱”在几天前被沈某某的家属打开过。沈某某全家都拥有外国护照,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办案人员为能及时发现并保护了国家巨额财产而感到欣慰。

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步步深入,专案组进一步查明,沈某某在该企业私设7个“小金库”,且掌管其“小金库”人员互不知情,沈某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单独或伙同他人从“小金库”洗走公款数百万元,其个人还有上千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且无法查明。至此,不仅沈某某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全面告破,而且还挖出14名同案人员,其中处级干部6人,涉案国有资产达3600多万元。

2004年3月,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沈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其个人贪污所得人民币570余万元、违法所得120余万元及其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1900余万元、美元66万余元依法予以追缴。同年4月,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了一审判决。

此案的侦破到底运用了那些逻辑方法?成功侦破该案又给我们带来那些逻辑启示呢?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理性思考。

【逻辑评析】

纵观全案,整个侦查过程就是一个提出侦查假说、修正侦查假说和验证侦查假说的过程。所谓侦查假说就是侦查人员根据初步掌握的证据和事实,运用侦查经验、借助逻辑方法对职务犯罪需要查明的问题,作出推测性或假定性的说明。该案从案情分析到展开侦查及其追缴赃款赃物直至案件全面告破都是综合运用各种逻辑方法,提出并证实侦查假说来实现的。

案情分析,提出侦查假说

案件侦查如何入手,首先要对案情进行认真分析。案子“有没有可查性”、“构成犯罪可能性有多大”,这是侦查职务犯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该案的侦查人员首先对案件的“可查性”和“涉嫌犯罪的可能性”作出了如下的逻辑分析:

如果被举报对象曾是红红火火的龙头企业,确因人为的因素造成连续亏损,那么这封举报信就很有可查性(大前提);

这封信举报的是红红火火的龙头企业而有人为的原因造成连续亏损(小前提);

所以这封信很有可查性(结论)。

这个推理的结论表明的是该案很有可查性。接着又对该企业的一把手涉嫌犯罪的可能性提出了假说。

如果一把手在药业内飞扬跋扈,一手遮天,那么就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即涉嫌犯罪(大前提);

沈某某在药业内飞扬跋扈,一手遮天(小前提);

所以沈某某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即涉嫌犯罪(结论)。

以上两个推理的结论即“这封信很有可查性”、“沈某某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即涉嫌犯罪”,就是运用假言推理提出的假说。假言推理有三种形式: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上述两个结论都是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提出来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要求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否则推理形式就不正确。以上两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小前提都是通过肯定大前提的前件,推出肯定大前提的后件的结论,是正确的推理形式。

以上述两个推理形式得出的结论作为立案侦查的初始假说,坚定了侦查人员查案的信心和决心。在侦查实践中,经常要运用各种推理对于案件需要查明的问题提出种种推断性的说明,即提出侦查假说。一个正确的推理,必须是前提真实,推理形式正确。由于侦查假说只是对于案件需要查明的情况的一种推断性说明,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分析,而且由于侦查工作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如果都要用真实的前提(事实材料)或者采用完全正确的推理形式对于案件作出准确的判断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只能通过提出侦查假说,并随着侦破工作的不断深入不断地修正、证实或证伪假说。因此,在侦查实践中提出侦查假说往往要通过各种或然性推理来实现。侦查实践中经常会用到的或然性推理有假言式或然性推理、选言式或然性推理等。假言式或然性推理有三种形式:一是作为大前提的假言命题的前后件之间无必然联系,以这样的假言命题作为推理的依据结论或然。二是以相对正确的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这种命题本身具有或然性,以这样的假言命题进行推理的结论也是或然的。三是违反假言推理的规则得到或然结论。上述两个推理是假言式或然性推理的第二种形式即以相对正确的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提出的侦查假说。

展开侦查,进行逻辑推演

侦查人员进行案情分析后,对该案展开了全面侦查。展开全面侦查的首要任务是选准案件的突破口,侦查人员在“正面强攻”和“迂回突破”的方法上进行了逻辑选择。

或正面强攻,或者迂回突破(即从外围入手);

该案不能正面强攻(因为沈是个十分精明且“重量级”人物);

所以要迂回突破(即从外围入手)。

这是用选言推理提出的假说,这个假说指引侦查人员选准该案的突破口要从外围入手。

选言推理分为相容选言推理和不相容选言推理,相容选言推理只有一个正确式即否定肯定式。不相容选言推理有两个正确式即肯定否定式和否定肯定式。以上这个选言推理是不相容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即小前提否定大前提里的一部分选言支,结论肯定那个没有被否定的选言支。

在“从外围入手”侦查假说的指引下,侦查人员首先传唤了沈某某的心腹姚某某,姚某某率先打破了沉默的僵局,交待了虚列补偿费和截留货款共计244万元的犯罪事实。接着侦查人员又传唤了具体汇款人方某某,而方某某到案后不如实交待犯罪经过。侦查人员判断:方某某耍赖,说明他知道沈某某的问题或者他自己有问题。这一假说的结论也是通过假言推理提出来的。

既然方某某不愿意交待具体犯罪经过(根据姚某某交待得知),那么说明他知道沈某某的问题或者他自己有问题;

从讯问方某某的情况看,方某某明知而不愿意交待具体犯罪经过(根据姚某某交待得知);

所以,说明他知道沈某某的问题或者自己有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以第二种形式假言式或然性推理提出的假说,即以相对正确的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提出的侦查假说。

提出这一假说,进一步增强了侦查人员查案的信心和决心。接着又传唤了洪某某和王某某,一个是一言不发,一个是咬定买厂协议是真实的。从外围入手案件陷入了僵局,怎么办,侦查人员决定选择正面突破。侦查人员认为:

只有传唤沈某某到案,才能防止沈某某继续串供;

为了防止沈某某继续串供;

所以要传唤沈某某到案。

这是用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提出的假说。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要求否定前件来否定后件,肯定后件来肯定前件,否则,推理形式就不正确。这个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是通过肯定后件来肯定前件的。

在这一假说的引导下,立即传唤了沈某某到案。沈某某到案后,态度极其蛮横,称自己无任何问题。这恰恰给侦查人员透露了一个信息:

只有沈某某问题很大,才不敢有丝毫的松口;

沈某某不敢有丝毫的松口;

所以,沈某某问题可能很大。

以上两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的形式虽然正确,但由于大前提是一个或然性的命题,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具有或然性。但这一假说却增强了侦查人员正面突破的信心,怎样突破沈某某的问题呢?侦查人员采取两项侦查措施:变换程序(刑事拘留)的方法和搜查住宅的方法(获取了协议书和上海众多金融部门的空白存款凭条)。侦查人员认为:

如果要沈某某尽快交待问题,那么就要变换程序宣布对沈某某刑事拘留;

侦查需要沈某某尽快交待问题;

所以就要变换程序宣布对沈某某刑事拘留。

在这一假说的指导下,当晚就宣布了对沈某某刑事拘留。接着又异地关押,接下来又宣布对其进行逮捕。尽管是侦查程序的需要,但正面强攻收效甚微,因为采取了强制措施后,沈某某并没有尽快交待问题,这一假说在此经不起逻辑验证,那么就要提出新的假说。侦查人员继续选择从外围突破。一举查清了1996—2002年发生的与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特别是在方某某拒绝交待244万元的细节上,侦查人员在此成功运用了选言推理,提出了较为穷尽的侦查假说,侦查人员认为:方某某拒绝交待244万元的细节,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是恐惧心态,或者是爱子心态。针对这几种情况,侦查人员分别采取了有效的侦查方法。成功地获取了方某某交待244万元犯罪细节的口供。

侦查讯问,运用逻辑证明和反驳

外围证据基本在手,突审沈某某的时机也基本成熟。再次提审沈某某时,沈某某已没有往日火爆,主动提出不谈贷款的事,其他都可以说。侦查人员并没有直接和沈某某就事论事,首先用归谬和归纳反驳的方法指出沈某某没有“谈事”的诚意,侦查人员反问:

如果你真心想谈,就不会连简单的事实都一概否认;

事实上你连简单的事情都一概否认;

所以你不是真心想谈。

这里用的就是归谬反驳法,意在戳穿沈某某没有“谈事”的诚意。接着侦查人员又用归纳反驳的方法列举沈某某一概否认的事实。侦查人员指出:“科学技术鉴定,银行汇款凭证,其他的证言等你一概否认,还有谈事的必要和可能吗?”这里用的就是归纳反驳。归纳反驳是在摆事实,演绎反驳(归谬法)是在讲道理。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让沈某某无路可逃。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真谈”作必要的铺垫,堵住沈某某不如实交待问题的后路。

接着侦查人员话锋一转,“你实事求是地把244万元的事谈一下吧。”

侦查人员步步紧逼,用归纳证明的方法,把一个个证据抛在沈某某的面前:

(1)方某某从“小金库”提出的100万元汇款凭证;

(2)某某县信用联社还款凭证;

(3)方某某供述沈指使其还款经过。

抛出这些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244万元的细节我们都已经掌握,迫使沈某某如实交待问题。这一招收效明显,沈某某在过硬扎实的证据面前无路可逃,心里防线崩溃,一口气将如何套出244万元的经过和盘托出。这个突破,除了成功运用侦查假说,层层推进以外,也与成功运用反驳和证明的逻辑方法有密切关联。

追缴款物,应用逻辑演绎推理

与沈某某交锋虽然初战告捷,但办案人员的心里也不轻松,因为到目前为止还不知赃款赃物的去向。侦查人员认为:如果能查出沈某某贪污的赃款,就如同抓住了他的尾巴,从而推进案件侦查向纵深发展。为此,侦查人员提出了有力的推断:

如果家中有某地众多银行部门的空白存款凭条,那么赃款存放的地点就可能在某地;

经搜查,发现其家中有上海众多银行部门空白存款凭条;

所以,赃款可能存放在上海。

这一推断,“赃款可能存放在上海”是通过一个或然性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获得的。在这一假说的引导下,侦查人员在上海采取了拉网式查询,终于查到了沈某某散存在上海的400多万元。

侦查人员根据沈某某写明信片暗示亲属转移上海方面赃款的情况,又大胆提出了新的推断:

既然沈某某写明信片暗示亲属转移上海方面的赃物,那么沈某某可能在上海某家银行有存放的“保管箱”;

事实上沈某某写明信片暗示亲属转移上海方面的赃物;

所以,沈某某可能在上海某家银行存放“保管箱”。

这一大胆的推断引领了侦查人员全面清查“保管箱”。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揣摩,办案人员最后判断沈某某的“保管箱”最有可能存放在三个支行。这是运用选言推理提出的假说即或者是甲支行,或者是乙支行,或者是丙支行。通过对三个支行的全面排查,最终在一家支行找到沈某某夫妇藏匿的“保管箱”。至此,赃款赃物得以全面清缴。经过后续的侦查,沈某某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全面告破。

该案的全面告破足以说明侦查假说对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具有很强指导意义,没有侦查假说的提出,该案无法作出案情分析,侦查工作无法得以全面展开,追缴赃款赃物无法顺利进行。应该说,该案的每一个侦查环节都渗透着假说的力量,象突破方法的选择,新证据的获取,侦查措施的采用,无不渗透着假说的力量。但该案提出的侦查假说也有经不起验证的地方,比如,侦查人员认为:要想让沈某某尽快交待问题,就要变换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呢?沈某某在刑事拘留、异地关押、执行逮捕的各个阶段都没有很快交待问题。侦查人员只有修正原来的假说,提出新的侦查假说,从而推进侦查工作向前迈进。因此,侦查假说是侦查活动的发展形式,是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特殊思维品质,只要开展侦查工作,就离不开侦查假说这一重要的思维手段。

专家语录1

案件线索是否有可查性,首先要通过案情分析提出侦查假设,该案就是通过案情分析提出“这封信有可查性”、“沈某某很可能涉嫌犯罪”的侦查假说。

专家语录2

突破案件,扩大战果(深挖细查),都要通过侦查假说来实现,该案侦查结果表明:由贪污罪——扩充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由1人犯罪—扩充到多人犯罪;由贪污的244万元—扩充到几千万元。这些内涵的扩充无不是经过侦查假说和逻辑论证来完成的。

专家语录3

唐代女性财产继承制度评析 篇3

一、女儿身份:地位不同, 继承权利有所差异

唐代法律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 对女儿身份分为在室女、出嫁女、归宗女、改嫁女等四类, 基于女儿在家庭、社会中的不同身份和地位, 分别进行了不同规制。

1. 在室女, 即没有出嫁的娘家女。

唐代《开元·户令》规定, 父母亡故分家产时“, 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 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 别与聘财, 姑、姊、妹在室者, 减男聘财之半”[1]221。由此可见, 在这种情况下, 在室女虽然不能直接继承父母财产, 但可以从父母遗产中获得一份出嫁时的妆奁, 尽管其份额只有未婚兄弟的一半, 但毕竟从法律上对其能够顺利出嫁给予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这应该也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财产继承权利。同时, 在某些特殊情形下, 在室女也享有更大的财产继承权利。唐代《开元·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余财并与女。”此法令中的“户绝”, 指的是没有男性子嗣的家庭“;女”则仅指在室女。从此法条中可以看出, 如果父母双亡, 并且没有男性子孙时, 在室女享有家庭的全部财产继承权。当然, 对于父母丧葬费用等相关支出, 在室女也必须承担。如果户绝并且也没有在室女, 唐律规定, 可以按照遗嘱继承, 若没有遗嘱, 则财产收归官有。在《唐律疏议》中, 也规制了与《开元令》相类似的在室女财产继承制度。

2. 出嫁女, 即已经出嫁后的婆家女, 在身份和地位上与在室女有本质区别。

在唐代, 出嫁女一般不具有娘家的财产继承权利, 这也比较符合封建时期人们的传统观念, 即“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出嫁女归属于婆家后, 其与娘家的关系就比较淡薄了, 因此也就割断了对娘家的财产继承关系。但唐开成元年 (836) , 唐武宗李瀍下发敕令“:自今后, 如百姓及诸色人死绝无男, 空有女, 已出嫁者, 令文合得资产。”由此可见, 出嫁女要想获得对娘家的财产继承权利, 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娘家父母双亡;二是家中没有男性儿孙;三是也没有在室女或归宗女;四是女儿均已出嫁在婆家。当然“, 如有心情觊望, 孝道不全, 与夫合谋有所侵夺者……不在给与之限”, 即如果出嫁女存在恶意侵夺娘家财产的情形, 则将会被剥夺相应的财产继承权利。

3. 归宗女, 即出嫁女在婆家期间, 如果公婆和夫君均去世, 或者被休, 于是回到娘家, 就成为了归宗女。

按照唐代法律, 归宗女与在室女的性质基本相似, 因此也享有与在室女基本一致的财产继承权利。

4. 改嫁女。

具体情由同归宗女, 只不过改嫁女没有回到娘家, 而是改嫁他人了。改嫁后的女性地位, 按照唐律规定, 与出嫁女在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利基本相同。

二、妻子身份:嫁资专有, 夫家财产继承受限

1. 妻子对嫁资拥有所有权。

前面述及, 唐代在室女出嫁时, 基于当时的传统风俗, 一般会带有一定的妆奁。对于这些娘家的资财, 根据唐律规定, 出嫁女享有一定的专有权。如根据《太平广记》记载, 一位田舍女子的嫁妆有“马、驴及他赉为贽”。唐代彭城富商刘弘敬, 家有数百万财富, 其嫁女时拿出了八十万银两作为嫁妆, 引得社会上很多人非常艳羡。而唐懿宗李漼在同昌公主出嫁时, 更是出手阔绰, 五百万银两再加上诸多奇珍异宝, 自是普通百姓不敢比拟的。笔者认为, 如此丰厚的妆奁, 不仅是当时崇富比阔的社会风气使然, 也是娘家向夫家展现对出嫁女的重视和关爱, 当然这也从某种角度上反映出了唐代在室女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针对出嫁女的妆奁, 《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妻家所得之财, 不在分限。”也就是说, 唐代夫家分家产时, 出嫁女的妆奁是不作为家庭财产进行分配的, 出嫁女享有这些妆奁的所有权, 夫家只是具有一定的使用权。当出嫁女去世时, 按照唐律规定, 这些妆奁归丈夫所有, 纳入夫家的财产继承范畴。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娘家不能“追理”, 即不能够取回这些妆奁, 这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作为妻子身份的出嫁女对其妆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

2. 妻子对夫家财产继承受到诸多限制。

在唐代, 出嫁女对婆家的家庭财产一般也是没有继承权的“, 有男者不得别分”, 只有当其没有儿子时, 妻子才可以继承丈夫的遗产。唐代《开元·户令》在规定夫家财产继承时指出“:子承父分, 寡妻无男者, 承夫分。”由此可见, 妻子要想获得夫家财产继承, 必要前提是“无男”, 即丈夫去世, 没有儿子, 这时的妻子就可以代位继承丈夫的财产份额。在此基础上, 基于当时社会对妇女节操极为重视“,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唐律也规定了妻子继承夫家财产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守节”, 如果妻子改嫁, 则其继承的夫家财产必须全数返还, 由夫家原来同等顺位的继承人再进行分配。当然, 改嫁女返还夫家财产, 仅限于从夫家继承的份额, 其对自己的妆奁是不受限制的[2]60。

三、特殊情形时:女性财产继承权利有所拓展

仔细归集唐代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 其中在遗嘱继承和死商财产继承方面, 也赋予了女性一定的继承权利, 并且比在室女和出嫁女身份时的继承权利有所拓展。

1. 在唐代遗嘱继承方面, 尽管目前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论, 但唐代存在遗嘱继承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开元二十五年《丧葬令》在对“户绝”财产继承进行规制时, 其中就女性继承进行了明确说明“:若亡人存日, 自有遗处分, 证验分明者, 不用此令。”由此可见, 遗嘱继承不仅在唐代客观存在, 并且唐律还赋予了遗嘱继承较之法定继承的优先执行权, 这为当时女性财产继承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唐咸通六年 (865) 《尼灵惠唯书》记载, 尼灵惠 (人名) 因病重即将告别人世, 在其清醒之际, 将家庭人口叫到床边, 亲自立下遗嘱, 将自己的遗产——奴婢威娘 (人名, 唐代是允许家庭养有奴婢的) , 留给了其侄女潘娘 (人名) , 并“押署为验”, 附有见证人名字, 其中不仅包括有尼灵惠其弟、其外甥、其侄, 还包括左都督。此外, 《敦煌文书》也记载了一个案例:一杨姓雇主生前曾立下遗嘱, 按照遗嘱, 其妻将分得“一口大锅”, 其他家人将分得“牲畜、衣服等”, 其妾将分得“一处宅院”[3]164。笔者认为, 姑且不论此遗嘱是否合理, 但从其形式上表明了当时遗嘱的意思自治, 从而也为不同顺位的女性财产继承提供了可能。

2. 在死商财产继承方面。

基于唐代商业经济较为发达, 处于整个世界的中心地位, 因此各种商事活动随处可见, 商人也就成了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利, 唐朝与国外的商事活动, 更多地依靠西域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 经常一个往返就要耗时数月甚或数年, 这时商人在旅途中去世就比较常见。如何处理这些死商的财产继承问题, 唐代法律给予了特别规制, 其中在女性继承死商财产制度方面也有一些特殊之处。

唐大和五年 (831) , 唐文宗李昂就死商钱物继承专门敕文规定:“死商有父母、嫡妻及男, 或亲兄弟、在室姊妹、在室女、亲侄男, 见相随者, 便任收管财物。”如果死商没有以上至亲相随, 一般将死商钱财收归官有, 待死商亲属之后认领时归还。唐大和八年 (834) , 唐文宗再次敕文对此进行了细化, 死商“内有父母、嫡妻、男、亲侄男、在室女, 并合给付。如有在室姊妹, 三分内给一分。”由此可以看出, 唐代在女性继承死商财产制度方面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继承范围有了较大幅度的拓展, 不仅限于男性儿孙, 还包括各种身份的女性, 如母亲、嫡妻、在室女等;二是给予了嫡妻优于儿子的继承权, 这与普通财产继承相比, 是一个创新和进步;三是死商继承制度进一步完善, 更具操作性。

同时, 在唐代, 如果是外商、蕃商客死中国, 依唐律规定“, 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相随, 并请给还”, 如果外商、蕃商没有相随者, 则财产收归官有。后来, 唐律对此进行了修改, 基本上采用的是和以上唐人 (国内人) 相同的处理方式:一是实行了事后亲属认领制度;二是在随行亲属认领的基础上, 还进一步规定了寡妻、在室姐妹可以继承的权利制度[4]141。

四、唐代女性财产继承制度的历史地位评价

通过以上对唐代女性财产继承制度的归集, 不难看出, 唐代在发扬我国自母系氏族以来, 在女性继承制度方面一些好的做法的基础上, 首次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性财产继承地位, 其中重点对不同身份、不同情形下的女性财产继承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制,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是通过相对独立的女性财产继承制度, 促进了女性经济地位上的相对独立;二是逐步建立了新型的家庭财产制度, 给了女性一定程度上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空间;三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制度有所冲击, 引导并树立了女性的社会性主体观念, 推进着当时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纵观宋、元、明、清时期的女性财产继承制度, 尽管其在继承权上有所发展, 如元代法律赋予了绝户幼女出嫁后仍可继承由官府管理的娘家财产, 明清时期提高了在室女继承的份额, 并将女性继承制度写入了律例, 但仔细分析这些相对后期的女性财产继承制度, 其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唐律的影子。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女性财产继承制度的立法开拓者,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地位, 是名副其实的。

参考文献

[1]薛梅卿点校.户婚律·卑幼私用财门[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王琼.从唐律看唐代女性家庭财产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5) .

[3]魏道明.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J].历史研究, 2000 (6) .

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篇4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夫妻纠纷中比较复杂的部分，因此夫妻财产制度在解决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解决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还比较薄弱，2001年颁布的“解释(三)”虽然将重点放在夫妻财产关系上，但婚姻关系的解决不同于其他民事关系的解决，它的内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司法解释也只是将某些条文细化或者针对某一案件，某一现象做出规定，以至于在处理夫妻财产关系问题上很难顾全所有，难免存在纰漏。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力度。

一、夫妻婚姻财产制度的含义

夫妻财产制，是指规定夫妻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归属的问题的制度。它主要指夫妻对于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和处分的权益，偿还债务以及婚姻结束时的财产的分割等相关的法律制度。

关于法定的夫妻婚姻财产制度，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财产形式，主要针对夫妻对于其财产制度，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它的内容在法律上规定的很详细，而且不允许当事人擅自改变法律规定的内容。

关于约定的夫妻婚姻财产制度，是指夫妻双方通过约定来确定的财产的形式，法律规定并认可夫妻双方可以通过约定来明确财产形式，并且它在适用上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目前，我国家庭以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主，可是，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的夫妻财产制。

二、关于我国夫妻婚姻财产制度中存在的缺点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范主要是基于一部婚姻法和两部司法解释，并与出台的另一部司法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问题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有关夫妻从财产制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2001年《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中，涉及夫妻财产关系所谓问题有：17条、18条、19条。17、18条的性质是法定夫妻财产，19条则为约定夫妻财产。

我国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在解决我国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断地创新与完善，适应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但我们在给予充分的肯定及高度评价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清楚的认识到，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依然存在着缺陷和有待完善之处。

婚姻关系中财产问题的纷繁复杂，使得在现实中存在种种问题。

2.1 法定夫妻婚姻财产制度中关于夫妻共同的财产规定的范围太过宽泛

比如夫妻在分居期间或者离婚诉讼期间关于他们各自所得的收入以及所购置的财产的界定问题。对婚前同居期间所形成的财产界定问题，等等。

2.2 有关涉及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度不够明确具体

在夫妻对于他们的共同财产作重大决定的时候是需要经过夫妻的另一方同意，只有这样他们的处分财产行为才会有效，但夫妻一方不可以以对方不知道另一方处分其共同的财产为由来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对于这一点还是有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中。

2.3 对于如何确认夫妻个人的财产问题制度上是不明确的

结婚之前作为个人的财产，由于婚后生活数年而无法区分，在夫妻发生纠纷时，主张婚前财产的一方举证责任难，而只能被认为是夫妻共同的财产。那么什么样的财产算是夫妻个人专属财产呢?对于这一方面法律并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界定，而使得一些财产的归属问题夫妻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法院也很难判决。

2.4 公示制度的缺乏

夫妻之间约定财产的所有制，对于夫妻之间是有效力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内效力，但是夫妻之间的约定怎么样才能对外部产生效力呢?即对抗效力问题。它是否需要一定的公示程序呢?本人觉得公示制度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夫妻之间的公平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问题。

三、如何完善夫妻财产制度问题

3.1 明确界定法定夫妻财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