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限制

权利限制（精选六篇）

权利限制 篇1

对人权的保障与维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也是我国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权利无疑是法律最核心的要素, 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则是宪法所要保护的关键。所谓权利, 是指由意志支配的以实现某种利益为目的的、受法律保护的自由。[1]而公民基本权利则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所享有的、在自己意志支配下、以实现某种利益为目的的由宪法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从我国立法的规定来看, 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是宪法所规定的, 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宪法的规定是这一权利存在与得到保护的前提。

二、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

对公民基本权利加以维护和保障是宪政文明国家的必然要求, 而多数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并非绝对的, 而是具有相对性, 这一权利也在宪法的规定中受到了适当的限制, 这种限制也是正当合理的, 是十分必要的。

(一)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哲学依据———性恶论

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 都有欲望和缺点, 都可能受到诱惑, 可能会滥用权利。而对权利进行限制是基于性恶论的考虑, 也是为了避免公民权利的滥用。

(二)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学依据———权利的双重制约

第一, 权利的内在制约。权利之间本身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为实现某一权利需要对另外一种权利进行限制和制约。除了精神自由这一权利, 其他任何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权利都可能产生冲突, 一旦出现权利之间的冲突, 就需要以宪法的规定作出取舍, 对一部分权利进行限制, 以更好地利于宪法对基本权利进行的保障。

第二, 权利的外在制约。这主要是指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之所以具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能力, 是因为公共利益一方面从数量上具有优势, 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体现, 法律应该保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 而为了实现这种保护, 可以对小部分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而另一方面,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更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 最终也是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 只有在公共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 个人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三、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 法律保留原则

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 牵涉到公民的切身利益, 不能随意进行,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由法律的明文规定来进行限制和约束, 这样才能提升限制的可行性及权威性, 才能避免限制范围的随意扩大。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进行, 法律是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依据。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限制行政权, 避免行政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二) 平等保护原则

平等, 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护及进行限制时, 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避免对公民的差别化对待侵害公民合法的基本权利。这一原则一方面要求立法者在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 面临同样的情况, 对待公民应该实现同等的对待, 一视同仁, 以维持法律的稳定, 另一方面在面临不同的情形、面对不同的公民群体时, 应该实现区别对待, 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三) 比例原则———最小伤害原则与法益相称原则

最小伤害原则是指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必需, 另一方面要求立法者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最温和的, 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的选择, 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公民造成最小伤害的限制方式。

法益相称原则, 是指立法主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不得超过所追求的公共利益, 二者必须相适当或相对称。立法者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所造成的侵害, 与期待可能实现的公共利益相比, 必须是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大于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的部分。

(四) 明确化原则

明确化原则是指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法律条款应该尽可能地具体明确, 以避免对模糊性条款进行扩大化的解释损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旦法律规定的不够清楚, 在对有歧义的条款进行解释时, 应该以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解释的原则。

(五) 救济原则

权利的真正实现必须辅以相应的救济措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实现, 一旦这种限制是不当的, 公民必须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来获得相应的救济。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不合法不正当的限制时, 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复议、申诉等途径来实现救济, 更重要的是要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来获得救济。

摘要：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是现代法治文明国家的共同追求, 也是崇尚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的必然选择。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是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的, 同时这种限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使这种“限制”本身也要接受严格的“限制”, 才能避免公民基本权利以“限制”之名遭受侵害。

关键词：基本权利,正当性,限制,原则

参考文献

[1]胡锦光, 韩大元.中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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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中民, 王继春.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J].西南大学学报, 2007 (2) :104.

权利限制著作权论文 篇2

(一)有关利益配置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

从宏观经济学上看，在著作权利益关系中，最佳利益配置形式必然是实现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两者利益最优化。而在现今的著作权法律中，为实现这种最佳配置形式，法律也在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即在充分保证作者独占使用的前提下，允许他人合理使用作品，这样能使作品与公众接近而使得信息得到充足的传播利用以实现著作权原本存在的价值。

(二)著作权限制的社会学理论

科学、文化、艺术作品是人类世世代代通过智力劳动积累下来的结晶，具有历史的传承性。无论何种文明都是对以往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人类几千年的精神文化，更加需要传承和发扬。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力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在既有知识基础上的演绎过程。现代的科学、文化、艺术均是先辈们呕心沥血通过点点滴滴知识积累起来的，是先人们智力创造和自身劳动得来的，后人只有在先人传承的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发挥创造，以保证我们社会的物质精神需求。

二、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合理性考察

(一)从公平正义、利益均衡角度考量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

1．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体现了公平正义观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念，也是当代法律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表明自法律产生的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正义的性质在其中，而且这也是法律产生的理性契机。

2．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体现了利益均衡论在著作权制度中，利益平衡是永恒的话题。利益平衡作为一种机制，是整个著作权制度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石。要实现利益平衡的价值目标，在著作权制度设计时则须注重具体制度的设计，竭力实现“保护—限制”二元价值取向。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是协调著作权法的平衡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获得充分的保护，因为有了充分的保护才能够有充足的作品供社会公众使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只有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而作者的创作热情又需要法律的肯定来带动。当然，没有权利的限制，也不能实现作品接近公众这个目的。

(二)从促进民主文化文明政策上考量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文化生活自由，民主文化文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著作权法律制度设计时应当体现这一点。著作权法作为一部关联普通大众利益的法律，不仅应当致力于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这一基本目标，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创作出来的作品分享到社会上，提升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当然，要实现社会民主文化文明的政策追求，就应该通过著作权限制的手段来平衡创作者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三)从智力作品独创性和社会资源公有性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

法人权利能力限制新探 篇3

关键词：法人权利能力限制；法律经济分析；股东权益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46-02

民法是权利法，以权利为核心，然而“无论何种权利，必有其附丽之主体”[1]55。民事主体制度即是为解决权利主体问题而诞生。大陆法系诸国自《德国民法典》以来，普遍将法人与自然人并列规定于主体制度中，使民事主体制度呈现多元结构。“法人者，非自然之人，乃依法律之规定，享有权利能力之人合组织体或财产组织体”[2]64。法人区别于非法人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而这一特征的前提则是法人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

一、法人权利能力及其限制

权利能力是作为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依据法人拟制说①的观点，组织体不具有自由与意志，只是由于法律将其拟制为自然人，才取得了类似于自然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各国法律在赋予法人权利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权利能力加以必要限制。如瑞士民法典规定法人不得享有自然人专有的权利。②日本民法强调法人仅于目的范围内享有权利能力。③

我国立法也包含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理论上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性质限制、法律限制和目的限制。自然性质限制，是指“因法人与自然人在性质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3]149。换言之，“性质之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义务，法人不得享受负担”[4]79。法律限制一般体现为法令（法规）限制[5]182，或者以特别法规定来实现[3]134。法人目的是法人存在的基本要素，目的不同，其活动范围也应不同。但目的限制的存废及其性质和范围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法人目的限制问题

对法人目的限制的争论涉及两个层面，即国家是否应该对法人目的进行限制，该限制是否属于对权利能力的限制。

以目的范围作为法人参加法律关系的界限，强调法人在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无效，法律后果由具体行为人承受。这一规定意味着法人必须详细列举目的范围内的各种行为，第三人迫于交易安全考虑，不得不调查交易对象的目的范围，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美国有废止该原则的趋势，日本则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做扩张解释[6]154。就我国而言，国家对法人目的范围限制的做法由来已久，弊端明显。因此，除国家禁止经营或特许经营的领域外，放宽国家对私法人目的范围的限制，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明智之举。

就目的限制的性质而言，民法理论中存在多种学说。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在坚持目的是对权利能力限制的前提下，通过对目的扩张解释而淡化权利能力的范围，尽量将法人行为纳入目的之内而使之难以豁免，同时辅之以表见行为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以达到便利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合理，值得立法采纳。

三、国家对法人权利能力限制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一）企业的性质

“法人制度的出现纯粹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8]。公司是企业法人的典型形式，是现代社会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公司的出现与企业的出现具有相同的经济学动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而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交易的复杂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9]112。这一替代的根源在于，价格机制本身的运行成本高于企业内部进行同样交易的成本。换言之，企业家和其他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市场中各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短期契约，通过这种替代能够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各国法律将企业组织制度化，其经济动因均在于利用法人、公司等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效率的提高。这也符合科斯对法律作用的描述，即“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10]14。

（二）国家对企业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的弊端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利用法律对企业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的现象十分普遍。前已述及，法律规定法人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效率，那么国家限制的目的也应该是进一步减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但事实上，国家行为往往限制了个人自由，阻碍了私人交易的实现，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立法缺陷。法律制定的周期性特征，诱使政府致力于非技术性的原则规定，导致立法粗糙；立法者缺乏专业知识，难以正确评估法律制定修改产生的影响；立法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干预作用。第二，执行和实施中的问题。当执法不严导致包括违法成本在内的总成本低于预期收益时，公司就会通过重构事务来规避法律或简单的忽略法律。第三，管理成本问题。如果法律的执行成本过高，一部具有积极作用的法律总体上也不会为社会产生净收益[11]220。

我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虽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改革并不彻底，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经济运行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计划经济特征。其中，国家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已经造成了我国改革过程中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这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务之急是打破国家对企业的过度干预，放宽对企业目的事业的限制。

四、股东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

国家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不能与股东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相混淆。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当然有权对公司权利能力加以限制，通过否定经营范围外行为的效力，迫使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以期与股东的意愿相符，强化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通过限制资金用途，保障债权人的债权。股东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股东诉权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在先诉请求无效的情况下，股东可以为了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董事或第三人。美、日公司法中也存在类似规定。事实上，对公司及其董事提起诉讼，要求抑制越权行为，是现代两大法系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主要的阻却手段，是防止股东利益遭受公司越权行为损害的最有效方法。

（二）公司章程

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经营范围是公司章程的一项重要内容，股东有权通过制定修改公司章程来限制经营范围，保证公司的投资方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订立的契约，这一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开放性的特点[12]58。这种开放性契约使得股东能够根据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通过后续章程修改调整、限制公司经营范围，甚至“选出”公司法的适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后续章程修改“选出”公司法可能造成大股东逃避责任，损害小股东利益，因而仍应使公司法保持一定的强制性，保证经营范围作为公司章程的必备内容。

（三）股东剩余控制权

由于公司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对空白事项的决定权（即剩余控制权）成为公司契约履行机制的关键性力量，行使股东剩余控制权同样是股东限制公司权利能力范围、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国立法普遍将这一控制权赋予股东，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首先，根据集体行动理论，将投票权集中赋予目标趋于一致、利益同质化程度高的部分参与者——股东，有利于降低集体决策成本。其次，根据企业所有权最优化理论，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剩余索取权人是最优的[13]5-6。而管理人员、一般雇员的收益是预先确定的，这导致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代理成本巨大。

五、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理应为法律所摒弃。相反应该逐步放宽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决定权，以便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把握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还应该通过法律确保股东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从而切实维护股东权益，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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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驰.法人能力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3）.

[8]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1）.

[9][英]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第2版·上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10][英]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第2版·上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11][加]布莱恩·R.柴芬思.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M].林华伟，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2]罗培新.公司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美]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8.

WTO“权利补贴”的认定及其限制 篇4

专家组认为, 虽然“立木合同”并未提供确切的数量和种类的树木以供采伐, 但对于受益者而言, 通过此项合同而获得的采伐该特定区域内林木的权利是明确无误的。因此, 提供立木采伐权与直接提供林木之间并无实质区别, 林木被认定为“货物”也没有疑义。[2]实际上, 专家组是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将“提供权利”纳入的“财政资助”的范畴。

因此, 通过扩大解释“货物”或“服务”的范围, 具有政府优惠行为属性的“方法”也可能被认定为一种“货物”或“服务”。但是, 不容忽视的是, 这种“方法”与放松管制“措施”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 并因此而导致补贴概念的泛化。[3]此时, 任何具有政府优惠性质的措施都有可能被认定为补贴。

笔者将这种补贴称之为“权利补贴”[4], 意指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通过向企业、企业集团或者产业授予某项权利而使其获得类似于财政资助的利益的行为。相比于财政资金补贴的直接性和明显性, “权利补贴”则是间接而隐蔽的, 不仅在相关规则上尚未明确, 实际争端中也并不多见。

无论是提供货物或服务, 还是购买货物, 由于政府的行为直接干涉了交易过程, 并有可能造成市场价格失灵, 所以该方式并不被各国经常适用。与此相对应, 涉及政府通过交易来提供补贴的WTO成案不多。[5]因为作为政府而言, 其对于企业的支持措施是复杂多样的, 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找到直接而确切的证据证明在某项由政府参与的交易中存在补贴。“美国—软木案”确立的规则足以将此类支持措施推向反补贴的箭靶。虽然WTO案例裁决对于日后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不具有先例效力, 但对于成员国而言, 这些裁决结果及其说理却是极具导向性的。

即便各成员国的补贴行为已为SCM协定所规制, 但补贴作为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仍然普遍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各国实施补贴的表征不尽相同, 在认定标准上也存在一定的模糊区域。

一、SCM协定下“提供货物”的概念界定

根据SCM协定第1.1条的表述, 补贴可以被定义为“在某一成员领土内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收支和价格支持以及由此给予的某种利益”。根据上述条文, 该协定中所称的补贴应具有三个特征。首先补贴是一种财政资助。为了明确财政资助的外延, 第1.1条下 (i) 至 (iv) 小项, 列举了四种被SCM协定视作财政资助的情况。[6]其中被认为是一种财政资助形式的是“政府不是提供一般基础设施而是提供货物或服务, 或购买货物”。其次, 补贴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最后, 补贴是授予接受方一项利益的财政资助。[7]从中也可以看出, 以上定义的核心要素是“财政资助”, 主要指向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措施。该条的目的似乎意在限制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利用其优势地位资助企业或产业的产品生产。但是, 对于其中所涉及的相关概念, 例如“财政资助”等, 协定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在“美国—软木案”中, 加拿大认为专家组对SCM协定第1.1 (a) (1) (iii) 条的解释有错误或者对事实的法律定性有错误。加拿大强调为砍伐的林木是生长在土地上的树木, 不能直接交易, 因而不属于SCM协定第1.1 (a) (1) (iii) 条所指的“货物”。即使专家组对“货物”的解释是正确的, 专家组对事实的定性也有错误, 因为未砍伐的木材也不符合专家组对“货物”的定义, 即“动产”。而且专家组认定通过授予砍伐的无形权利向伐木者“提供”木材也是错误的。[8]

(一) 国际贸易中“货物”的基本内涵界定

上诉机构认为SCM协定第1.1 (a) (1) (iii) 条的规定包含了两类交易:一类是政府除提供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货物或服务, 这类交易通过向企业提供具有金钱价值的投入物而可能人为地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类是政府从企业购买货物, 该类交易可能人为地增加了企业出售产品所获得的收入。[9]此处, 协定的意图似乎明显指向有形货物或者动产, 至于其外延的界定则更多地由争端成员及裁决机构进行解释。

上诉机构经过审查后认为, 根据词典的解释, “货物”一词的一般含义包括有形的、能够被占有的事物, 因而认定, SCM协定第1.1 (a) (1) (iii) 条英文文本[10]中使用的“货物”一词, 不排除可与土地分离的有形动产, 如树木。

从字面上理解, “货物”一词包含不动产之含义应无疑义。但是, 在国际贸易中, 动产交易乃频繁而常见之形式, 将不动产作为标的的交易可以说凤毛麟角。因而其实际含义要窄于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货物”。民法原理将未与土地分离的林木视为不动产, 因而其与国际贸易中的“货物”一词之含义相去甚远。

(二) “货物”的基本属性及其延伸

但是, 笔者认为, “货物”一词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现有的货物, 即有形动产, 以及将来可能成为交易标的之物, 即可转化为动产之不动产。对于后者, 本案中的软木即是一例。虽然其在砍伐之前被认为是附属于土地的不动产, 但经砍伐加工之后已然转化为可交易之动产, 其物理形态已然完全符合SCM协定中关于“货物”的定义。

另一个问题是, “货物”一词本身包含有“可交易”之属性, 与“商品”具有同等含义, 这也是其区别于“物品”的本质特征。但在本案中, 政府与受益者之间的交易标的实际上是“立木采伐权”, 而非林木本身, 也即林木在本案中其实并未体现出其“可交易”的性质。受益者将林木进行加工后出口交易与授予“立木采伐权”无关。那么此时是否仍然可以将林木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货物”呢?

笔者认为, 本案中的“立木采伐权”与“软木”共同构成一项不可分割的整体。软木作为土地上的既存之物, 明显作为“立木合同”的指向对象而纳入合同约定的范畴, 受益方的目的也在于获取软木以用于加工和出口。一旦与软木相分离, “立木采伐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 虽然合同的交易对象并不直接是软木, 但其却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软木。虽然政府是将“立木采伐权”授予了伐木者, 但其也因此项交易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软木。

就本案而言,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货物”概念的界定是比较恰当的。但这种认定标准并非在每个案件中都同样适用。如若受益者所获得的货物在以某项权利为标的的交易中并未确定, 可脱离该项权利而单独存在, 那么就不能轻易认定政府通过授予权利提供了货物。

二、“授予权利”与“提供货物”之甄别

然而, 授予某种权利毕竟与直接提供货物有着较大甚至是本质的区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未加任何限定地将此类授权认定为补贴, 与SCM协定的内涵和目的不甚相符。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直接提供货物已为SCM协定所明确禁止。但对于通过授予某种权利的方式使得受益者取得收获货物的权利这种方式却并未明文规定。

(一) “提供货物”的认定标准

确定一项补贴是否存在, 关键是看一项交易是否满足了补贴定义的所有要件, 而不论所有要件是否同时满足。确定政府是否存在第1.1 (a) (1) (iii) 条意义上的“提供了货物”的行为, 关键在于交易的结果。“美国—软木案”中上诉机构认为政府必须对“所提供的”特定事物的可获得性拥有某种控制。该案中, 伐木者行使其伐木权利所自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表现为对所伐树木或原木的权利。上诉机构认为, 事实证据表明立木合同存在的理由就是提供了软木。因此, 政府通过授予采伐软木的权利而向伐木者提供了软木。换言之, 上诉机构同意了专家组的观点, 认为授予一项权利也可以构成“提供货物”。[11]本案中, 授予采伐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受益者可以取得软木的所有权, 使其成为可交易之货物, 因而其与政府直接提供货物其实并无实质差别,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认定并无不妥。

(二) “授予权利”与“提供货物”:基于受益者性质差异的认定

是否所有的权利授予都能认为其等同于提供货物呢?也不尽然。

首先, 就权利的性质而言, 假使受益人所获得的并非动产的所有权, 而是不动产的用益物权, 那么就很难将其与受益人取得货物相联系。此时政府所提供的其实更偏向于公共基础设施, 因而不满足SCM协定第1.1 (a) (1) (iii) 条规定的“提供货物”。假设本案中受益人所获得的仅仅只是在国有土地上种植并收获林木的权利, 那么就不应当认为存在政府的财政资助;

其次, 从受益者的范围及受益条件的设定来看, 假设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授予某些实体某项权利的前提是该实体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 一旦资质经过认定, 这些实体均可获得授权, 这样的权利授予亦不能被认定为“提供货物”。如果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设定受益条件的目的在于保证受益者有足够的能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目的, 而并非限制受益人的申请, 那么也就不能认定其违反了SCM协定第2.1 (b) 条[12]的规定。

再次, 就受益者的性质来说, 笔者认为应当将私有实体与国有实体区别开来。私有实体与国有实体在竞争中的平等地位已为现代市场经济所确认。理论上来说, 国有资源的平等配置也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但是问题在于其实任何规制都无法完全阻却政府对国有实体的偏好, 政府为扶持国有实体的发展必然会对其采取形式多样的支持措施, SCM协定对此也不能完全加以禁止。政府将其所拥有的资源或权利授予国有实体其实无异于实体内部的资源分配, 施与一定的优惠也在所难免。[13]但是, 国有实体往往还扮演着市场主体的角色, 因此, 为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政府对国有实体的资源分配应当有所限制。而对于私有实体而言, 若要认定政府的授益行为属于补贴, 则必须证明该私有实体以较之于市场标准较为优惠的代价获得了该项权利, 并且其他市场主体无法获得此种利益。

三、“权利补贴”的边界厘定

作为政府而言, 将其自身所拥有的权利授予某个或某些私有实体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国际贸易领域, 尤其是在WTO框架下, 这种授权就必须考虑到反补贴方面的限制。

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所拥有的资源需要在市场上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简单地将政府或公共机构授予私法实体某种经济利益认定为补贴, 一方面不利于其实现公共管理的职能和目的, 另一方面也与SCM协定只规制“作为政府行为的补贴”这个内涵不相符合。

不排除政府或公共机构可能会将“权利补贴”作为变相提供补贴的一种方式。但笔者认为, 一概将授予权利认定为存在补贴似乎显得过于粗糙。现代政府理论认为, 政府应当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 而非参与者。但是政府本身的经济属性却是不可否认的, 其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角色。政府通过授权私法实体实现其经济利益, 进而为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实也并无不可。

在认定政府提供的优惠措施是否属于补贴时, 应当将政府行为区分为“行政行为”和“商业行为”。事实上, 以上两种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都具有特定性。不同的是, 对于前者,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通过行政权力授予利益的实体, 受益方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很小甚至没有的, 此类行为有可能导致市场价格的失灵并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被认定为补贴应无疑义;而对于后者, 政府实际上是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在进行交易, 不涉及通过行政权力的利益授予, 受益者往往应当付出等同于正常市场价值的代价。此时便不宜将其认定为补贴行为。

在本案中, 加拿大政府是将“国有林木”的采伐权授予私法实体。假设该私法实体为此支付了与林木实际价值等值的对价, 那么此种授权实质上可以认为是两个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 不存在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也就是说, 提供货物、服务或者购买服务时候构成财政资助, 主要看政府向企业或产业提供货物或服务时, 或政府向企业或产业购买货物时是否按照正常市场条件进行交易, 关键的基准就是要看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国家中所存在的普遍市场条件。[14]政府除了扮演公法角色外, 还可作为私法主体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府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为并无不妥。反之, 如若政府的交易对象, 即获得权利或利益的私法实体以远远低于林木价值和市场标准的对价获得了采伐权, 那么存在补贴一说才有据可循。

四、总结

可以说, “权利补贴”在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仅是政府作为监管者履行市场调控职能的要求, 也是参与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不加区分地将政府的支持措施认定为补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反补贴贸易争端日趋激烈。限制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干预自由贸易是当今国际商业领域不可阻挡之趋势, 但也并不能因此而限制甚至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也同样作为参与者的角色, 否则, 政府将陷入极为尴尬的处境。

权利限制 篇5

自由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词语，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价值，它的基本含义是取消了外部和内部对自由的限制和强制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作为有理性的人具有的一种通过思索、思考、表达而获得的思想自

由，作为公民的个体必须享有政治权利、谋求政治利益、表达政治主张的政治自由，可以自由地追求经济物质利益的经济自由，可以依照个人的秉性、爱好、潜能与兴趣来自由发展自己的个人发展自由。

自由作为法的最本质价值，在受到普遍追求与保障的同时，必须受到法的限制，但法限制自由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自由本身，而在于实现自由和保障自由，在于扩大自由并为自由的享有提供条件和手段。作为主管道路交通秩序与人民出行安全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人民交通警察，为了使用法律赋予的行政职权去实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目的，实现社会秩序之道路秩序的维持，就必然需对相关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自由权利做出某些限制，就必然产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公权力与交通参与者之私权利的冲突，当然根据法律精神，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并不在于单纯限制私权利本身，而在于实现私权利和保障私权利，实现在法律秩序中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有效享有和扩大。但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力具有公定力和优先性特征，在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为违法或无效前，其拥有推定合法有效的垄断性，行政相对人必须首先遵守执行，这些特征就决定了我们的执法体制和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必然会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与限制产生弹性的影响。在我们的执政党明确提出“执法为民”、“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的前提下，如何适当地限制自由以达到保障自由、扩大自由的目的就成为行政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急需明确的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以下三个原则：

一、无伤害无干预原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那么社会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比如对车身不洁行为我们就没有依据和必要进行干预、处罚。

二、对自由的限制应以必要为原则。

其一、对自由的各种限制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该是必要的。如果对自由的限制是可有可无的，就没有必要去限制自由。在这种不必要情况下对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只能是对自由的轻视和否定，是对自由的专制和专横，其

二、对自由的限制程度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当是必要的，如果法对自由的限制程度超出了必要的程度，也必然是对自由的禁锢，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的限制就会畸变为对自由的扼杀和叛离。

其三、法对自由的限制后果相对于不限制来说应该是更有效益而必要的。行政执法的高效益也是我们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且在现代法治政府中更显突出，应该努力做到以最小的自由限制获取最大的自由效益。

三、要以法律为准绳。自由的限制必须有法的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的限制就是违法的、无效的。以上原则之外我们还应该明确认识权力运用之目的合法性与权力运用之手段适当性理论，不能为了追求合法的某一行政目的而任意地采取一些过激的超出必要性的执法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威胁等伤害力较大的手段，将人民群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伤害人民的感情，破坏政府的形象，这集中体现在公务化暴力现象中，由于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人民群众并不与我们的政府直接“打交道”，国家的管理活动一般都是通过行政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作为与不作为展开，因此对执法人员行为的判断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判断。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恶化已减弱的政府执法形象，而且往往触及我们的执政根基。一般认为其原因是：

一、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集团利益保护主义；但其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我们的个别政府、政府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学习的浅入浅出，没有正确树立“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执法理念，没有真正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执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的执法人员权力单向支配意识的体现，将行政相对人视为自己的被管理者、被支配者，由此就极易导致权力欲望的膨胀，从而引发权力的滥用、暴力执法。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制度上把任意执法行为非法化，引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处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一次彻底的理念大革命，进一步落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不仅是熟悉应知应会的法律规定，而且要狠抓对法治理论的学习理解，树立正义首位、价值衡量、手段适当性等法理原则，使我们的执法人员

文章标题：针对公安交通行政行为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与保障

自由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词语，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价值，它的基本含义是取消了外部和内部对自由的限制和强制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作为有理性的人具有的一种通过思索、思考、表达而获得的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个体必须享有政治权利、谋求政治利益、表达政治主张的政治自由，可以自由地追求经济物质利益的经济自由，可以依照个人的秉性、爱好、潜能与兴趣来自由发展自己的个人发展自由。

自由作为法的最本质价值，在受到普遍追求与保障的同时，必须受到法的限制，但法限制自由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自由本身，而在于实现自由和保障自由，在于扩大自由并为自由的享有提供条件和手段。作为主管道路交通秩序与人民出行安全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人民交通警察，为了使用法律赋予的行政职权去实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目的，实现社会秩序之道路秩序的维持，就必然需对相关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自由权利做出某些限制，就必然产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公权力与交通参与者之私权利的冲突，当然根据法律精神，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并不在于单纯限制私权利本身，而在于实现私权利和保障私权利，实现在法律秩序中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有效享有和扩大。但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力具有公定力和优先性特征，在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为违法或无效前，其拥有推定合法有效的垄断性，行政相对人必须首先遵守执行，这些特征就决定了我们的执法体制和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必然会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与限制产生弹性的影响。在我们的执政党明确提出“执法为民”、“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的前提下，如何适当地限制自由以达到保障自由、扩大自由的目的就成为行政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急需明确的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以下三个原则：

一、无伤害无干预原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那么社会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比如对车身不洁行为我们就没有依据和必要进行干预、处罚。

二、对自由的限制应以必要为原则。

其一、对自由的各种限制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该是必要的。如果对自由的限制是可有可无的，就没有必要去限制自由。在这种不必要情况下对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只能是对自由的轻视和否定，是对自由的专制和专横，其

二、对自由的限制程度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当是必要的，如果法对自由的限制程度超出了必要的程度，也必然是对自由的禁锢，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的限制就会畸变为对自由的扼杀和叛离。

其三、法对自由的限制后果相对于不限制来说应该是更有效益而必要的。行政执法的高效益也是我们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且在现代法治政府中更显突出，应该努力做到以最小的自由限制获取最大的自由效益。

三、要以法律为准绳。自由的限制必须有法的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的限制就是违法的、无效的。以上原则之外我们还应该明确认识权力运用之目的合法性与权力运用之手段适当性理论，不能为了追求合法的某一行政目的而任意地采取一些过激的超出必要性的执法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威胁等伤害力较大的手段，将人民群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伤害人民的感情，破坏政府的形象，这集中体现在公务化暴力现象中，由于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人民群众并不与我们的政府直接“打交道”，国家的管理活动一般都是通过行政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作为与不作为展开，因此对执法人员行为的判断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判断。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恶化已减弱的政府执法形象，而且往往触及我们的执政根基。一般认为其原因是：

一、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集团利益保护主义；但其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我们的个别政府、政府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学习的浅入浅出，没有正确树立“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执法理念，没有真正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执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的执法人员权力单向支配意识的体现，将行政相对人视为自己的被管理者、被支配者，由此就极易导致权力欲望的膨胀，从而引发权力的滥用、暴力执法。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制度上把任意执法行为非法化，引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处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一次彻底的理念大革命，进一步落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不仅是熟悉应知应会的法律规定，而且要狠抓对法治理论的学习理解，树立正义首位、价值衡量、手段适当性等法理原则，使我们的执法人员[page_break]在执法中正确地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以“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从思想上堵住暴力执法、任意执法的根源，真正实现执政理念的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坚实而关键的一步。

股东出资不到位，股东权利应受限制 篇6

法律角度看，您的问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明知股权存在出资瑕疵，仍然受让该瑕疵股权的情形下，该受让股权的股东是否负有补足出资的义务；二是对于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其股东权利是否应当受到相应限制。

对于创立股东未足额缴付出资，在股权转让后，受让股权的股东是否应当补足出资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相关司法解释。有学者认为，瑕疵出资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充实责任为法定的特别民事责任，此种责任的承担主体仅及于公司设立时的瑕疵出资股东自身，而不及于瑕疵出资的原始股东之继受股东，因为受让方受让的是股东权利，并不包括股东的出资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该问题的处理不一。 但是，在本案中，B公司的原股东未履行对A公司的出资义务，而B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原股东的股权时，对于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股权存在瑕疵等情况是明知的，而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确认，B公司因而继受了资本充实的义务；因此，B公司应当对A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即应向A公司履行补足出资的义务。 对于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其股东权利是否应当受到相应限制，我国公司法也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从公司法的规定看，股权分红的权利和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均依据其实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若某股东虽然认缴了出资，但并未实际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则该股东只能以其实际出资所占比例行使上述权利。《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该条并未明确该出资比例是认缴的出资比例，还是实缴的出资比例，但是，参照《公司法》第35条的规定，此处也应是指实缴的出资比例，因为虽然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是，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应当是对等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只能按照实际出资比例来行使；因此，从《公司法》的立法精神看，对于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其股东权利应当受到限制。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同样也存在较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