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精选十篇）

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篇1

科技人力资源能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资源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 承载着科技知识的生产和运用, 在创新的全过程都有所体现。我国是人口大国, 如何发挥人口优势, 变人口大国为人力强国, 是国家和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目前对我国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较少,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设计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 以面板数据为依据, 以SPSS软件中的多种数据分析方法为手段, 对我国科技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做出客观评价, 为丰富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对我国如何调整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 提高科技人力资源的效率提出建议。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科技人力资源的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80—90 年代是我国研究的探索阶段, 1985 年全国科技普查首次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中国科技大学周寄中教授主编的《科技资源论》对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内容和配置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是国内第一部对科技人力资源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2]。

2000 年以后, 随着我国同国际社会的接触面不断扩大, 国外更多先进的科技理论和合作交流项目进入中国, 科技人力资源的研究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赵红光评价了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现状, 发现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上已与发达国家持平, 但在人才质量和相对数量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3]。何荣旺等利用灰色系统理论探讨了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科技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4]。王奋等借鉴Korelli研究的流动因素等方法, 利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地区的科技人力资源进行了研究[5]。韩伯棠等在对科技人力资源现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偏相关系数法、变异系数法和聚类分析等研究方法, 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且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评价指标体系[6]。刘玲利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我国1991—2005 年的科技资源配置行为进行了计算, 得出加强研发资金与研发人员合理配置的结论[7]。

1. 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开展科技人力资源的研究较早。1954 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 · 德鲁克编写了《管理的实践》, 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概念[8]。从此, 科技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同步发展。从20 世纪60 年代起, 西方国家对科技人力资源的研究进入到全面阶段。1964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发布了《弗拉斯卡蒂手册》 ( 又名《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 , 从统计学角度对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给出了计量标准, 这给全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统计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导[9]。

20 世纪90 年代开始, 科技人力资源的研究进入到多样化时期。1995 年, 经合组织和欧盟有关专家经过研究, 发布了《科技人力资源手册》 ( 又名《堪培拉手册》) 。2002 年, 经合组织和欧盟统计局 ( EUSA) 对《科技人力资源手册》进行了修订, 对科技人力资源做出了明确的定义[1]。此外, 就科技人力资源的分类标准、数据来源和相关因素给出了详细明确的规范和标准, 满足了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的统一。

2 模型构建

2. 1 指标选取

科技人力资源的活动有静态也有动态, 是动静的有机结合, 全面囊括投入、产出及其阶段性内容, 因此投入和产出是建立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维度。本文在构建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时, 本着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稳定性的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选取了R&D人员数、人员全时当量、经费内部支出作为投入指标, 选取科技论文数、发明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产出指标, 具体见表1。

2. 2 模型建立

本文依据投入—产出法 ( 又称“指标体系法”) 建立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 即使用表1 确定的指标体系构建模型进行比较, 综合分析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投入模型:

式中, Ta为a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综合指标;Tab为a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第b种投入指标; αb为权重, 是第b种指标对综合投入效果影响的重要程度; m表示投入指标的个数总和 ( m = 3) 。

产出模型:

式中, Ca为a地区科技人力资源产出综合指标;Cab为a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第b种产出指标; βb为权重, 是第b种指标对综合产出效果影响的重要程度; n表示产出指标的个数总和 ( n = 4) 。

通过对上述模型 ( 1) 和 ( 2) 的计算可分别得出我国大陆30 个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和产出综合指标, 进而得出各地区的科技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比, 即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模型。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投入—产出关系模型为:

根据Ea值的大小可比较得到各地区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Ea值越大, 表明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效果越好。

3 实证分析

3. 1 数据来源

科技人力资源活动从投入到产生效果是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 因此本文在选取产出数据时会比投入数据晚一年, 这样可更加全面地反映各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科技人力资源活动情况。2010—2013 年的投入—产出指标分别来自2011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2014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0,11,12,3]。

3. 2 数据处理

数据累计处理:

式中, Tna表示a地区2010—2012 年T1、T2、T3指标的累计值; Tna ( 2010) 、Tna ( 2011) 、Tna ( 2012) 分别表示a地区2010—2012 年T1、T2、T3的数值。

式中, Cna表示a地区2011—2013 年C1、C2、C3、C4指标的累计值; Cna ( 2011) 、Cna ( 2012) 、Cna ( 2013) 分别表示该地区2011—2013 年的C1、C2、C3、C4的数值。通过以上计算方法, 各地区各年度的各项指标数据累计值见表2。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表2 中各指标的属性不同, 在实际计算时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中, Yab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Xab为表2 中a地区b指标的累计值; Xmin ( a) 为a地区所有指标中的最小值; Xmax ( a) 为a地区所有指标中的最大值。为了明显反映变量之间的差异, 取 δ = 0. 99 ( 0 < δ < 1) 。所得结果从略。

确定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 在多要素分析中, 确定权重的方法很多, 有主观评分法、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中, 为了更为有效地认识、理解问题, 需要全面考察所研究的对象。如收集数据的多个观察指标, 如果指标分析过于分散, 容易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 得出的结论也会片面并无法聚焦。主成分分析法可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因为它顾及了不同指标间的关联, 把多个指标降维到综合性的少量指标上, 后续研究变得容易把握和操作。这些少量的指标能包含原指标中绝大部分的信息 ( 一般在80% 以上) 。这就使权重的确定有了较好的客观性, 减少了主观色彩, 可较好地避免由于各指标重要程度不同和部分互相重合所造成的失真问题。

确定投入—指标的权重: 参考卢文岱的《SPSS for Windows》[14], 将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投入数据输入到SPSS16. 0 统计软件中, 利用SPSS16. 0 统计软件中Data Reduction的Factor功能, 选中Principal Components选项对已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方差贡献率等计算, 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输出结果见表3—6。表3 中的KMO值是对投入指标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的检验, KMO检验标准见表4。从表4 可知, 本文投入指标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的程度为“一般”, 权重基本上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从表5 可知, 主成分特征根大于1, 提取该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8. 165% , 大于80% , 故一个主成分可代表三个投入指标。从表6 可知主成分对原来指标的载荷数, 如主成分对R&D人员数的载荷数为0. 997。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已提取了1 个主成分。

依据上述数据, 投入指标的权重计算过程为: 计算各投入指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公式:

式中, PTn为各投入指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xTn为主成分对各指标的载荷数, 2. 945 为主成分的特征根, 计算结果见表7。

由此得到主成分线性组合为:

由于只有一个主成分, 所以综合得分模型等于式 ( 8) 。然后, 需要把指标权重归一化, 公式为:

求得各投入指标的权重见表8。

确定产出指标的权重: 产出指标权重的计算过程与投入指标一样, 输出结果见表9—11。从表9 可知, 产出指标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的程度为“一般”, 可用主成分分析求权重。从表10 可知, 前两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根大于1,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7. 696% , 可提取两个主成分替代原来的4 个产出指标。表11反映了第一、第二主成分对原来指标的载荷数, 如第一主成分对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的载荷数为0. 800。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已提取了两个主成分。

依据上述数据, 计算各产出指标的权重过程为:首先计算各产出指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第一主成分对应的公式为:

第二主成分对应的公式为:

式中, Q1Cn、Q2Cn分别为各产出指标在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组合中的系数; x1Cn、x2Cn, 分别为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对各指标的载荷数; 2. 361 为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 1. 547 为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 结果见表12。

由此得到主成分线性组合为:

表10 中“初始特征值”下的“方差 ( % ) ”表示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方差贡献率代表主成分的解释能力, 可以看成是不同主成分的权重。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59. 016% , 第二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38. 680% 。计算公式为:

各产出指标在综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数结果见表13。

由此得到综合得分模型为:

对指标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 公式为:

求得各产出指标的权重见表14。由于原有指标基本可用前两个主成分代替, 因此指标系数可看成是以这两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然后对指标在这两个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进行加权平均。

3. 3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主成分分析

利用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模型式 ( 1) 、科技人力资源产出模型式 ( 2)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投入—产出模型式 ( 3) , 可分别计算出各地区的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综合指标Ta、科技人力资源产出综合指标Ca和投入—产出比Ea ( 即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 结果见表15。

需要说明的是, 表15 中的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 Ea) 值和配置效率排序只是反映科技人力资源配置的效果, 其值越大, 说明配置效率越高, 但配置效率高并不代表该地区的科技实力强。

3. 4 科技人力资源聚类分析

把表2 中的数据输入到SPSS16. 0 软件中, 选择Analyze中的Classify功能, 选中K - Means Cluster选项进行计算, 得到结果见表16 和表17。需要说明的是, 聚类的组号越低不表示配置效率越高, 仅仅是把在某些指标上相似的样本分到一起。

从分析结果可见, 类别1 只有北京, 这与其独特的地位有关。北京的投入指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主要原因是: 北京作为首都, 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经济发达, 高校云集, 集聚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在产出指标中, 北京除了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数值最高外, 其余产出指标都处于较一般的水平, 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销售额处于最低值, 产出值出现了明显分化, 所以北京的科技人力资源配置表率仅排第16 位。类别2 包括浙江、山东, 这些地区投入指标值和产出指标值都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这说明其科技人力资源投入转化为科技人力资源产出的效率较高, 在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中分别位于第二位和第九位。类别3 仅包括上海。上海在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和产出指标值上与其他地方相比仅仅处于中等水平, 看起来好像表现平平无可圈可点之处, 但就是因为其投入—产出指标值较接近, 说明其科技人力资源转化效率较高, 排名第七位。类别4 包括江苏和广东。这类地区和第二类地区类似, 在科技人力资源转化中的效率都较高, 但其投入值很高, 产出值相对于投入值仍偏低, 所以这些地区的配置效率与类别2 相比整体偏低,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排在了第四位和第十位。类别5 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这些地区不论在投入指标值还是产出指标值上都处于较低水平, 属于科技人力资源相对不发达地区。但海南、贵州、甘肃、新疆、吉林这5 个地区对有限的科技人力资源投入进行了充分利用, 使其配置效率处于较高的水平, 分别排在了第一位、第十一位、第十二位、第十四位和第十五位。类别6 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这些地区的科技投入和产出指标值都处于中下水平, 配置效率大体上都处于较靠后的位置, 这与这些地区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不无关系。

4 对策与建议

4. 1 结论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整体配置效率低: 从表15 可见,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Ea≥0. 7 的仅有7 个地区, 占全国总量的23. 33% , 这些地区的配置效率较高, 划分为一类地区。这些地区多为经济发达、高校云集、人才集中的地区。0. 4≤Ea< 0. 7 的有18 个地区, 占全国总量的60% , 这些地区的配置效率为中等, 划分为二类地区。大部分二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 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较少。Ea< 0. 4的有5 个地区, 占全国总量的16. 67% , 这些地区配置效率较低, 划分为三类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教育科研水平低下, 人才流失严重。由此可见, 首先,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整体配置效率主要受二类地区的影响, 说明国家在科技人力资源配置中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其次,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着科技水平, 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才能带动科技发展。

产出与投入不成正比: 如果想要获得理想的配置效率, 前提条件是投入量和产出量相对应, 即投入越多并不代表配置效率越高。我国有些地区, 如北京的各项投入指标量都名列前茅, 但配置效率仅排第十六位, 这说明其投入—产出规模不适应, 投入的资源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损耗较多, 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另外一些地区, 如海南的科技人力资源的各投入值基本上排在倒数后三位, 产出值与其他各地相比相差甚多, 但配置效率却位居第一位, 说明各项产出与投入规模是相适应的, 投入的资源很好地转化成了科技成果, 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了较合理的水平。但配置效率高并不意味着海南可以止步不前, 其科技发展水平仍与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大体呈东、中、西地域性递减分布: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Ea≥0. 7 的一类地区基本上都为东部地区 ( 重庆除外) ; 0. 4≤Ea< 0. 7的二类地区中有20 个都属于中部地区; Ea< 0. 4 的三类地区 ( 山西和黑龙江除外) 均属于西部地区。一方面, 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部递减型分布有关; 另一方面, 这与东、中、西部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东部地区大部分位于沿海平原地区, 海陆交通便利, 人们的思想观念较活跃和开放, 自古以来都属于文化科技交流的中心地带; 中部地区平原、高原、山脉交错分布, 人口聚集区较分散, 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 创新观念不强; 西部地区多为高寒地带, 人烟稀少, 人们对外界的认知局限, 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的差距。

4. 2 对策与建议

转变科技人力资源输入大、输出小地区的科技转化模式: 对科技人力资源投入规模较大但配置效率低的经济发达地区, 不能因为其配置效率低而降低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而应针对地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特点, 出台相应的科技政策来提高科技产出规模, 加快推动科技创新的创新驱动力; 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加大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 加快科技园区建设, 在此基础上加强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形成一个互通立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增强科技人力资源的转化效率。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属于科技人力资源欠发达地区, 科技发展基础薄弱, 后劲不强。对这些地区, 国家更应重视, 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源的宏观调控职能, 积极加大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出台对实验研究的鼓励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等, 提高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使这些地区的科技发展潜力得到充分释放。高速的科技发展能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经济发达是科技人力资源增长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大部分科技人力资源欠发达地区都属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经济发展减少本地人才的流失, 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聚集; 出台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案政策, 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科技人力资源的发展。

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分析论文 篇2

相反，按照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经济学的框架，金融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信用创造，被认为是金融发展的生产效率。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内生的，金融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在市场中创造货币和信用(Davidson，;Lavoie，1984，;Palley，)。金融系统为满足公司的投资需求创造信用，将会把储蓄分配到公司和家庭之中。信用的有效发展提升了金融系统的产出效率，这种从投资到储蓄的信用创造过程与主流框架恰恰相反。

金融系统的两个核心功能可以加以区分：在主流框架下是配置效率，而在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框架下是产出效率。其实客观来分析两者，这两个框架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金融系统功能的不同角色：配置效率关注金融的质量(定性视角)，而产出效率关注金融的数量(定量视角)。

一、配置效率：定性视角

从早期Schumpeter(1934)以及Gurley和Shaw(1955)的研究开始就主张发达的金融体系会推动经济增长更加迅速。基于索洛模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认为推动金融系统发展与实际部门增长有两个基本渠道：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解释为索洛剩余)。资本积累的来源是调配和聚集储蓄。通过调配的方式，金融系统为企业提供资金并促成其运用新技术完成有效的投资项目，这将提高企业创新和更高经济产出的可能性。定性视角的研究表明，金融系统发展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由于市场不完善的存在(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质量，金融系统必须发展新的金融技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水平。

很多学者从金融系统的制度视角开始他们的分析研究。Merton和Bodie(1995)指出金融系统的功能和服务比金融结构要更加稳定。到底在经济发展中金融系统所担任的是什么角色，从功能论的角度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根据Levine(，)，Merton(1992)，以及Mert on和Bodie(1995，2005)的理论，金融系统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务可以分成几个范畴，其中，资源配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功能。具体来看，Levine(1997)首次将基本功能和服务总结归类到四个范畴：聚集和调配储蓄，获取信息和配置资源，风险管理以及监管与公司治理。

1.聚集和调配储蓄。金融系统的目标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促进并提高家庭和企业拥有的储蓄量。Arestis和Demetriades(1993)指 出 ，根 据McKinnon(1973)和Shaw(1973)建立的金融抑制模型，储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资产和寻利存款的混合产物。这与索洛的增长理论中的总储蓄假设相反。索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就是储蓄影响市场中可贷资金的供应，并且提高投资水平进而实现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一个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提高储蓄运用效率。在Levine(2005)看来，金融系统的存在提高了交易效率。储蓄者将自己的资金控制权借助金融系统移交到储蓄机构手中，这个过程减缓了摩擦，不仅在个体聚集储蓄的过程中减少了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了储蓄者与潜在储蓄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通过储蓄的调配，个体的金融资源融入到了群体投资当中，为自筹资金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外部金融资源，直接推动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储蓄的调配是通过借助金融工具来进行的，例如，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或者金融市场(如保险市场)。随着这些金融工具的介入，风险的分散和流动性的提升得以实现。储蓄的聚集也会影响公司的成长规模和速度，因为通过在项目中引进多种多样的投资者，可以抑制生产过程中经济效率的下滑(Acemoglu和Zilibotti，1997;Sirri和Tufano，1995)。

金融资源的聚集式增加，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克服和潜在的科技创新，使得资金充足的金融系统，既影响了经济规模，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Bagehot，1873/1962;McKinnon，1973;Shaw，1973)。

2.信息获取及资源分配。Merton和Bodie(1995)把决策过程中生成有用的信息视为金融体系的潜在功能，这可以帮助人们在投资前判定评估企业财务状况的成本及市场状况。对个体投资者而言：如果资金短缺和无法有效获取、处理和生成有用的信息，将影响投资决策的行为。在没有金融中介存在的情况下，个体投资者必须为获取投资项目信息而付出成本。这一情况表明，当金融体系存在时，个体投资者为省去获取信息的成本，而刺激了金融中介的产生(Diamond，1984)。从熊彼特开始，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提出，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收集、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方式，刺激技术革新，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2006;Black原burn和Hung，;Galetovic，1996;King和Levine，1993b;Morales，)。

3.风险管理。金融系统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通过交换和集中资源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Levine(2005)曾指出，为了避免信息风险和交易风险，新兴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常常需要借助于风险多样化和集中化的工具。

此时需要考虑两种相互区别的风险类型：流动性风险和投资失败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反映了将资产转变为交易媒介的不确定性。在金融体系中，有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例如债券、股权和活期存款。而这些交易过程往往遵循着这样两个假设：一是，投资者通常不愿意放弃对其储蓄的长期控制权;二是，高收益的项目通常与长期资本流动和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Diamond和Dybvig(1983)还提出了两个补充假设：第一，个体投资者很难判断其他个体是否受到冲击;第二，受到冲击的个体更愿意在项目获得收益之前收回本金。在这些前提之下，假设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那么就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形成，从而减少摩擦与交易成本。此外，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银行，可以向个体投资者提供保障流动性的存款手段，从而实现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均衡。

另外，还存在投资失败的风险和缺乏多样化的风险。基于高风险高收益和投资者通常为风险偏好者的逻辑，Gur原ley和Shaw(1955)认为，通过引入投资组合，金融体系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向高收益项目。投资组合理论认为，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可以使得创新项目(通常为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实现高收益。如此一来，经济增长不仅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而且还能依靠技术的不断创新来实现(Acemoglu和Ziliboti，1997;King和Levine，1993b)。

4.监管和公司治理。Coase(1937)认为，公司治理是指当个体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实现项目投融资时，股权所有者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而对公司管理层施加影响的组织安排。根据Stiglitz和Weiss(1981)的说法，如果没有公司治理，那么金融市场则无法收集到关于借款方的足够信息，这会导致逆向选择，并且限制储蓄和资本的流动性效率。而监管机制可以让公司的盈利和效率得到更好的保障。

Diamond(1984)认为，在恰当的金融安排下，金融中介不仅能够减少监管成本，而且可以减少搭便车问题。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与股权所有者的监管是等效的。公司股票的价格也可以成为评价公司资产和管理层绩效的一个工具(Dia原mond和Verrecchia，1982)，这样会使公司治理更加有效。

McKinnons(1973)和Shaws(1973)关于金融抑制的论文中指出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加自由的金融体系对长期经济发展的支持性作用，有关金融和发展的主流理论主要强调了在提高分配金融资源效率时市场原则的重要性，在这些市场原则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摩擦的客观存在，即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的金融发展体系是提升金融功能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综上，根据Levine(2005)的观点，金融体系的几个基本功能可以被归类为一个总的主要的功能，即配置效率(Levine，1997，2005;Merton，1992;Merton和Bodie，1995，2005)。换言之，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将储蓄和投资进行匹配。

二、生产效率：定量的视角

主流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可以减少市场摩擦(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从而给各部门带来真正的发展。通过政策制定和拓展金融功能，一个更加成熟和广阔的金融体系可以高效地减少市场摩擦，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后凯恩斯学派，例如Davidson(2002)认为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系统的许多其他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信贷的功能以及基础货币创造的功能，而这正是信贷的供给被看做是内生要素的原因(Palley，2002)。

将货币视为内生性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和凯恩斯。熊彼特最先指出货币创造是银行的职责之一，通过发放信贷，银行可以帮助那些高效率的企业使用新的要素组合，即新的技术。凯恩斯在分析产生货币需求的原因之一即融资动机时，特别强调了货币在金融体系中起到的作用。

而后凯恩斯学派将货币的内生性拓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之中，这通常被称为内生金融，并被看做是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Palley，1996，2002;Banchs，2006)。Lavoie(2006)指出，内生金融基于以下两个假设：一是现实中总是会存在不满意的顾客，这就意味着信贷配置可能会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二是金融中介总是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这意味着在储蓄投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投资会带来储蓄。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商业周期中的原始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投资的意愿。

Davidson(2002)将信贷供给的内生性理解为收入导致融资的过程。他假设公司有着获益的动机：通过增加借款来控制流动资金贷款，从而来应对不断增加的产出带来的更高的成本。假设现有的金融体系总是可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前提下，金融市场会积极回应企业的贷款需求，随之而来的信贷扩张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在短期内，信贷供给的内生性扩张会带来实际收入和价格的增长，一直持续到当市场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均衡产出时，这一轮信贷扩张才会停止。相反，如果企业预期信贷需求会下降，这个过程就会向反方向运行，所以信贷供给就会内生性的减少，使得负债得到偿还。

Nell(1992)指出，可以通过刺激信贷进而刺激有效总需求的水平推动经济的增长。Palley(1994)的信贷驱动模型也表达了类似的方法：通过扩张经济体中的信贷总量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上述信贷创造作用的核心就是增加经济体中的金融资源总量。

而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金融体系的作用是减少由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摩擦，从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换言之，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的发生是由于各个部门的个体做出了储蓄的决策;而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观点的内生金融理论则认为，储蓄的产生是由于投资创造了收入(Dullien，)。投资是通过企业家的意愿被创造的，并且得到了银行信贷的帮助。在这个框架下，分析的对象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交互关系，并非金融系统本身。因此，在经济发展中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是创造市场中的货币和信贷，而不是为了克服市场的摩擦。

与实际相结合，运用这个定量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既没有主流视角下高效的自由金融体系，也没有在经济起飞之前出现储蓄率的增长或者是国际资本的流入，却依然表现出了强劲的经济增长(Dullien，2009)。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的关键作用正是从虚无中创造信贷(Herr，)。当然如果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能够快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完全是信贷创造的结果的话，肯定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基础之上，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为目的的，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与他们完全不一样，再加上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法律与文化制度，因此使用简单的抽象的一般性的经济原则来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自然不会有准确的解释力。

由Minsky早先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忽视。虽然Minsky的假说主要关注的是短期不稳定性(Palley，)，而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的内生金融理论则聚焦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金融是货币信贷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一个动态结合。而这一点同样被主流学派所忽视。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配置效率的观点更多关注的是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即各项金融功能的实现，而不是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在主流学派看来金融发展是静态的、孤立的，而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认为金融和金融过程是动态的、交互的。

三、比较分析

1.两个分析框架的区别。为了便于讨论两个分析框架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是比较金融体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功能，有必要对投资资金的来源进行回顾。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假设在任何投资活动发生之前，经济体中已经存在着融资资源，金融体系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通过中介能实现这些资源与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相互转换。Palley(1994)认为，这个前提条件意味着储蓄资金被转换为可投资的贷款资金，即使出现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市场摩擦，金融机制也依然会保持不变。Arrow(1964)和Debreu(1959)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完全市场和充分信息的存在意味着不需要金融机制来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且货币被看做是外生的，因为货币供给是可以被中央银行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进行调节的。Hahn(1981)也认为在这些模型中并不需要考虑货币。基于金融资源是由外生性禀赋所决定的，并且货币供给也是外生性的，金融体系的作用仅仅是帮助减少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不是创造更多的资源。

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分析框架强调了信贷供给的内生性。由于货币乘数的存在，金融机制可以为了满足公司的投资需求而凭空创造出信贷。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信贷扩张，进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实现。至于金融机制如何创造足够的信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并且刺激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则是体现了生产效率的功能。基于上述两种框架逻辑的动态商业周期。如前文所述，主流学派关注的是资金的质量，而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则关注信贷的`数量。

2.两个分析框架的联系。分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这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应将两者看作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由此对金融体系发展的探讨也可以被看做是对储蓄投资关系的分析。上述两种效率的区别在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储蓄导致投资，还是投资带来储蓄?可以通过对金融发展对储蓄、投资及其因果关系的影响的分析，探究金融和经济发展背后蕴含的机制，进而研究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Lo，Li和Jiang(2011)认为上述的两种理论模型代表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且它们各自的发展路线是聚焦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一方面，主流的金融发展观点认为，在任一时期内，金融机制可以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理论则强调了主要表现为发放信贷带来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机制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标准下的无效金融系统有可能是在其他理论视角下的有效金融系统。Yang(2006)和Lo et al.(2011)认为想要理解为什么一个无效金融体系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例如中国)的关键在于两种效率之间潜在的权衡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金融机制带来的高生产效率的效益大于其配置低效率引发的成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融系统的两个核心功能是有一定的区别，但客观来讲，这两个框架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金融系统功能的不同角色而已。

四、结论

主流理论标准下的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在事前努力促进储蓄，选择最有效的投资项目;事中努力实施监督，处理信息与风险;事后努力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决定金融体系作用发挥程度的因素是前期储蓄量的大小，最终作用的结果仅仅是减少资源空置，提高利用效率，金融系统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是受约束的。而在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的视角下，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在事前创造需求，努力满足需求，事后进行储蓄。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取决于满足了多少需求，最终作用的结果是创造出了新的资源，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实质性的提高。

提高创新效率重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篇3

搞科研创新，科研的目标应该明确。

首先基础研究力度要加大；其次需要针对行业重大技术的突破；再次针对一些部门管理需要的技术支撑。面对不同的需要，科研技术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针对每一类科技需求，应该有相应的创新主体。对于基础研究，最有条件的就是大专院校、中国科学院；然后针对行业技术突破，就应该以企业为主。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加大企业创新的主体。但是对于一些行业管理支撑的技术，应该由行业院所来决策。

真正要在科研创新获得突破，还应该由三个“稳定”做起：一是稳定科研方向，二是稳定人才队伍，三是稳定经费支持。稳定方向是保证科研的持续性，不能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那样肯定无法做好。

科技成果转化，一种是成果确实实用有市场，能够产生效益的，肯定能够转化；另一种是提出了研究成果，取得效益还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就需要有一个创新的平台，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使之能够转化利用。

钟志华

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摆在全局核心位置的话题，我们在工作规划方面要大大加强，否则就会形成缺陷。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调研方面，应该下更多的功夫。

大家都讲创新驱动，但创新驱动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认识。从国家层面到具体部门、到每个科研人员，都讲创新驱动，它应该是一个大的战略，贯穿在很多方面。

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在谈到科技创新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如科技立项与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结合不紧密，投入分散，且低水平重复、效益低；科技人才和成果评价导向出偏，且自娱自乐；院所和高校没有有效地建立为企业服务的机制和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对经济的贡献不够大，等等。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些问题正在得到缓解和不同程度的解决。但是，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仅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使科技体制改革完全到位，并让现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投入都发挥了应有的效益，也满足不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更何况，没有“经济”对科技创新更加积极的作为，“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实际上，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那就是“经济”与“科技”脱节，具体表现在政府工作计划、政府预算、政府部门职能定位与分工、企业与院所和高校的合作、“经济人”与“科技人”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

土地资源规划配置的经济效率分析 篇4

土地资源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具有商品市场的一般规定性, 但由于土地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 土地资源具有区别于一般商品市场的特殊性, 这就决定了土地资源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在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较强的外部性, 且其负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失灵, 土地规划配置的产生正是由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公共行为的外部性问题。

1.1 土地市场具有明显的垄断性

我国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根据城市发展规划的需要, 统一配置城市土地。另外, 由于城市土地交易所需资金数额巨大, 土地使用周期长, 一般居民并不经常参与土地交易活动, 即土地市场需求主体在数量上是有限的, 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不充分、不广泛, 使得土地市场的竞争受到限制。在垄断条件下, 垄断者凭借自己的垄断优势, 往往使土地产品的价格和产出水平偏离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 从而影响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作用, 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1.2 土地资源的使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外部经济效应是指经济当事人的经济活动无意间对别人的经济活动造成好的或坏的影响, 而又没有给别人以合理的补偿或自己得到补偿。如果这个经济活动给别人造成的影响是有益的, 就称之为外部正效应;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 则称之为外部负效应。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性十分明显, 即使是一块未利用的空地, 对其周边的土地利用也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由于农地保护产生的良好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大部分体现不到农地保护和利用者身上, 从而使市场调节下对农地的保护量小于社会最优量。无论是外部经济性还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存在, 都会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达不到帕累托最优。

1.3 土地资源价格具有多样性

一般商品价格的形成, 主要以价值或生产价格为基础, 并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而城市土地价格的形成要比一般商品更加复杂。由于土地是一种特殊商品, 具有个体异质性的基本特征, 没有两块完全等质的土地, 因此, 土地价格也不能像一般商品那样按生产成本来计算, 正所谓“一地一价”。影响土地资源市场价格的因素很多, 使得土地资源的市场价格呈现出多样性, 构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土地价格体系。正是由于土地资源具有价格的多样性, 决定了政府部门规划配置的必要性。如何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提高其利用效率, 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是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表现。

1.4 土地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

公共产品即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造成消费减少, 但是无法将任何一个享受者排除出去, 或者该排除的成本太高了, 以至于无法支付。”土地资源既是一种宝贵的生产要素, 也是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空间,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的巨大社会性, 使土地成为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土地资源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其所产生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拥挤性将引起市场失灵, 导致无法达到帕累托效率。

2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土地资源的规划配置效率分析

2.1 土地资源配置的两种选择

土地资源的配置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市场配置, 即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各类用地的供给、需求及价格;二是通过规划来进行配置, 即通过土地规划来确定各类用地的供给。我们把通过市场来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称为“市场配置”, 把通过规划来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称为“规划配置”。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方式与规划配置方式的效率进行对比。

土地资源配置模型假定:①拟土地利用总体为1;②只有住宅用地 (R) 和工业用地 (N) 两类, 并对这两种土地有一个规划比例Z;③住宅用地的需求曲线为Dr;④工业用地的需求曲线为Dn;⑤M表示完全市场配置方式;Z表示完全规划配置方式。

从图中可看出, 一旦通过规划配置, 就给定了一种特定的分配方式, 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供给量就相应固定, 即L对应的纵轴的位置就固定不变, 对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需求方面的任何变化将只能体现为价格的变化。

2.1.1 市场配置方式下

在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方式下, 当市场处于均衡时, 均衡点就是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需求曲线的交点。土地的价格是P0, OM数量的土地用于住宅, MO’数量的土地用于工业。住宅用地的总价值为M左边住宅用地需求曲线下方的部分, 即O-M-E-X所包围的部分。工业用地的总价值为M右边工业用地需求曲线下方的部分, 即O’-M-E-Y所包围的部分。开发利用土地的总价值为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总价值之和, 即O-O’-Y-E-X所包围的部分。

在市场配置的情况下, 任何偏离M的状态都会通过市场的调节最终回复到M。通过市场的调节, 不同用途的地块之间价格趋于相同。

2.1.2 规划配置方式下

土地规划配置与市场配置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土地规划配置方式下, 不同用途的可比地块之间价格趋于不同。在土地资源规划配置方式下, 住宅用地的价格为Pr, 工业用地的价格为Pn, 工业用地的价格大于住宅用地的价格, 尽管住宅用地的价格与工业用地的价格存在差异, 但由于采用规划配置方式, 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供给始终保持恒定不变。即供给曲线为在L点垂直于横轴的直线LG, 二者无法通过市场调节使土地价格相等。在这种情况下, 住宅用地的市场出清价格就由LG与Dr的交点决定, 该交点对应的价格为Pr, 它是采用规划调控方式使得土地供给固定进而得到的住宅用地的唯一价格。类似地, 工业用地的市场出清价格为Pn。在规划配置方式下, 住宅用地的总价值为L点左面住宅用地需求曲线下方所包围的区域, 即O-L-F-X所包围的部分。工业用地的总价值为L点右面工业用地需求曲线下方的区域, 即O’-L-Y-G所包围的部分。开发利用土地的总价值为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总价值之和, 即O-O’-Y-G-F-X所包围的部分。

2.2 存在正外部效应的土地配置分析

如果住宅用地利用非常到位而有效, 住宅房屋设计合理、住宅价格低廉, 而住宅周围环境优雅, 结果是不仅住宅开发商获得收益, 而且与之相关的其他产业也获得了收益, 如物管产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和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 即住宅土地利用带动了该地块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社会效益大于住宅开发效益, 住宅土地利用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由于住宅用地总量不变, 外部正效应就表现为社会的边际收益曲线与住宅用地的需求曲线分离, 并向上移动为MRr。

住宅用地的正外部效应使得住宅用地的总效益发生了变化。此时, 在市场配置情况下, 土地总效益为:O-M-J-K-X所包围的部分加上M-O’-Y-E所包围的部分;在规划配置情况下, 土地总效益为O-L-G-K-X所包围的部分加上L-O’-Y-F所包围的部分。相对于规划配置来说, 市场配置方式所损失的总效益为JEFG所包围的面积。

结论:当存在外部正效应时, 规划配置的总效益大于市场配置的总效益, 即在存在正的外部效应下, 规划配置比市场配置更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

2.3 存在负外部效应的土地配置分析

如果工业用地的利用导致了负外部效应, 例如, 该土地内建立了一家化工厂, 虽然该化工厂本身经济效益非常好, 但该化工厂不断地向外排出废气甚至有毒气体, 污染了附近的河流, 即该土地利用导致了负的外部效应, 社会效益小于化工厂企业的效益。由于工业用地总量不变, 负的外部效应就表现为社会的边际收益曲线与工业用地的需求曲线分离, 并向下移动为MRn。

工业用地的负外部效应使得工业用地的总效益发生了变化。此时, 在市场配置情况下, 土地总效益为O-M-E-X所包围的部分加上M-O’-I-H所包围的部分;在规划配置情况下, 土地总效益为O-L-F-X所包围的部分加上L-O’-I-K所包围的部分。相对于规划配置来说, 市场配置方式所损失的总效益为EHKF所包围的面积。

总之, 不管是正的外部效应还是负的外部效应, 都会导致市场配置下的土地总收益低于规划配置下的土地总收益, 最优的土地配置方式不再是市场的自由配置, 而变成了土地的规划配置。

3 实现我国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考

3.1 城市规划的多目标取向

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目标就是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 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 这种资源配置的目标必然是只注重经济效益, 而忽略社会及环境等其他方面, 最终将危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土地规划发展到今天, 可持续、多元化、异质性已成为土地规划多元目标的重要内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目标包括城市的经济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物质建设规划以及城市政策的设计和研究等。要体现多元的价值, 在此价值框架下, 市民能够和谐地共处、生活。

3.2 重视土地资源配置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规划

土地利用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条件下, 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合理组织和协调, 达到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对一定区域的土地利用进行超前性的计划和安排, 需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性, 在时空上合理分配和组织土地资源, 确定并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土地利用战略研究就是在时空上进行土地利用优化和土地资源保护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土地利用规划先行研究。它是对土地利用的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进行宏观统筹的策略。因此, 必须重视土地资源配置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规划。

3.3 建立土地规划后评估机制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 运用一定的方法,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的效果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后所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 也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阶段的重要环节。一个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过程, 除了科学合理地制定和有效的执行外, 还需要对土地利用和总体规划执行后的效果进行分析判断, 以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价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土地规划后评估目前多采用建立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在内的指标体系并计算综合得分的方法。

由于土地资源的外部性导致土地市场失灵, 因此, 土地资源的规划调控也就成为必然, 这就从经济学上解释论证了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实施规划调控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 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与规划调控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 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要将市场配置与规划调控相结合, 这样才能充分地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实现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摘要：土地利用规划最基本的就是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在完全竞争状态下, 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即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 在现实经济中, 由于土地资源往往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 因而土地资源的配置不能完全依赖纯粹的市场配置, 而需要进行必要的规划配置。本文试图从效率的角度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和规划调控方式进行对比, 从而论证土地资源规划配置的必要性。

关键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规划配置,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1]王万茂.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2]苏为华.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1.

[3]李羽中.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M].4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篇5

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不完善及由此引起的`一些非市场的交易行为对资源配置机制的扭曲,是当前中国股票市场因寻租导致低的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文章提出,解决股票市场寻租问题必须从完善制度体系入手.

作 者：田金火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刊 名：沿海企业与科技 英文刊名：COASTAL ENTERPRISES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2) 分类号：F832.6 关键词：寻租行为   股票市场   资源配置效率   制度安排  

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篇6

[关键词]旅游用地；产权残缺；资源配置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11-0042-06

在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财产权实际上还仅限于对物质财产在静态归属意义上的“定分止争”，因此是“要么全部，要么没有”(巴泽尔，1997)的一种权利。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分工的深化，物质上同一的资产各种潜在的有用性开始被技能各异的人发现。这意味着，同一物质资产上的有用性可能被不同的人所利用，这些有用性的交易在可能为各方带来收益增加的同时，也形成彼此间“强烈的依赖关系”和双方收益的“不确定性”(段毅才，1992)，先前静态的“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状态也同时被打破了。行为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主体之间彼此影响和干扰，即产生了“外部性”。正如巴泽尔指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权利的界定都是不充分的，未界定部分就形成产权公共域(巴泽尔，1997)。

在我国，旅游用地的规划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及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中，90年代以后，各地政府纷纷将旅游作为主要产业，同时主题公园、旅游度假区的不断涌现，促进了旅游用地规划的发展。但是，对旅游用地的界定在规划方案中是以复区的形式给予认定的，旅游用地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刚性太强，回旋余地太小。由此导致我国目前旅游用地产权界定、归属仍处于模糊、残缺状态。笔者拟通过一个产权分析模型，试图探讨我国旅游用地产权残缺的状态、形成原因及其经济效益。

一、产权界定、产权公共域与产权残缺

巴泽尔认为：“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和权力构成。产权束中的每一种权利，都有与产权能带给主体的收益或者效用相关，与每项权利相联系的收益在量或者质上有不同，从而权利和重要性程度各不相同。可以将权利按收益的大小和重要性程度排序，并用MR来表示产权的边际收益。人们对资产的权利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巴泽尔，1997)。因此，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有效性都依赖于3点：一是这个人为保护该项权利所做的努力，二是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三是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为确立产权收益的独占性，需要投入资源，资源投入量的大小，是他人企图染指程度的增函数，社会越混乱，产权的排他越困难，需要耗费的资源越多，界定和实施的成本越高，这可以用边际成本MC来表示。

产权边界由界定和实施行为的投入量多少决定，即由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点决定，产权界定和实施行为的边际收益遵循递减原则，而边际成本遵循递增原则。

(一)完全产权：交易费用为零

如果信息完全充分，即权利的转让、获取和保护所需要的成本为零，市场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由此产权界定的边际成本也为零，产权边界由产权的边际收益决定，直到MR=0为止(如图1所示)，产权边界为R'点，此时的产权称完全产权，不存在产权公共域(与产权相关的各种收益完全归其所有者获得)。以旅游用地为例，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各项权利均排他性地由占有者享有，与诸权利相关的收益也排他性地归其所拥有，此时产权总收益TR为MR的积分。

(二)产权公共域：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现实

在现实世界中，由于资产的各种有用性和潜在有用性的信息是有成本的，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的。没有界定的权利于是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留在了“公共领域”里，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值就叫做“租”。产权占有、界定和实施的成本主要与他人的侵占企图有关，若他人对产权没有侵占之意，则防范措施就没必要。现实生活中，他人总是想利用各种机会得到，而为防范他人的侵占企图而产生的成本归结为交易成本，把边际成本表示为MC，此时产权边界由MR=MC决定，产权的均衡点为图2中的R。RER₁，领域的权利，是由于界定行为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而被产权所有者主动放弃才处于公共领域中。此时的产权公共域，是成本收益比较下的均衡结果，并不构成产权残缺。

(三)权利的限制：产权残缺

产权公共域因交易费用不为零而在事实上不能由产权主体完全占有，但这种状况并不构成德姆塞茨意义上的产权残缺。德姆塞茨所指的产权残缺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第一层次产权残缺

产权束中每一项权利均与收益相关，当对权利进行掠夺、限制或者删除时，产权收益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对权利的限制越多、程度越深，则收益下降越厉害，残缺了的产权对应的收益称为第一层次的产权残缺。权利残缺在减少主体收益的同时，也扩大了产权公共域；如果残缺了权利没有重新明确其归属，则这些权利也将留在公共域中。

2第二层次产权残缺

在“国家悖论”情况下，产权公共域扩大，产权独占域减少，这种情况构成第二层次产权残缺，这种产权残缺直接构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当旅游政府相关部门执法努力有偏向时，相应的产权主体为防止他人的侵占企图而不得不牺牲部分产权收益，对受损主体而言，也出现了第二层次的产权残缺。当第一、第二层次产权残缺同时出现时，产权独占范围缩小，产权公共域随着扩大，社会中寻租行为普遍，产权主体工作激励下降，市场有效配置机制遭破坏。

如上所述，产权残缺既可以因为对权利进行强制性删除、限制和剥夺而形成，也可以由对产权的保护不足而形成。在厘清了造成产权残缺的原因之后，对残缺了的权利处于何种状态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如果这些权利会流入公共域，在自由竞争下，相关主体的掠取行为会导致处于公共域中权利租金消失，造成无效率。

二、旅游用地产权残缺的形成

旅游用地是一种特殊土地资源类型，是具备一定旅游功能价值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总称。它是旅游六要素中的重要部分，是旅游业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也是用以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吸引物。从土地利用角度看，旅游用地既不属农业用地，也不属非农业建设用地。所以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产权缺失问题。

(一)旅游用地的第一层次产权残缺

我国现行旅游用地征用制度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垄断：政府禁止土地所有权市场、垄断一级市场，土

地征用成为国家获得旅游用地的主要手段。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农民集体在法律上、名义上拥有集体所有制土地较为完全的产权，但是，在农地转为旅游用地的过程中，由于旅游用地征用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使农民获取旅游用地增值收益的成本极为高昂，致使农民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从现有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来看，一般都只重视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居民点用地、交通用地、一般水域及建设用地的规划。虽然在开发旅游景区(点)之前旅游规划已经完成，但也因为相关的多方机构管理设限，特别是土地部门的管制，使旅游景区(点)建设或扩建工作的第一步就难以进行。

对旅游用地的实质做法是，当土地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时，与增加了的价值相关的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被法律强行界定给了国家，是“凭借国家权力来重新处置土地所有权”。这些收益实际上就处于公共领域中，对公共租金的竞争行为将导致资源损耗。政府是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官员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不一定一致，上下级政府的目标不一定一致，政府与全体国民的目标不一定一致，因而土地涨价事实上无法真正归公。

如图3ABR₀面积的收益由于政府对旅游用地的强行限制、删除产生产权残缺，可以将之视为MR曲线向下移动，由MR₁下移至MR₂，产权主体的收益减少了ABR₀面积。此面积可视为产权相对应的收益，称第一层次的产权残缺。权利的残缺在减少主体收益的同时，也扩大了产权公共域，会引起对公共租金的掠夺、寻租、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产生了对资源的浪费、收益的扩散、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无效。

权利的残缺将扩大公共域，如图3E₁R₂R₁E₀为新增的公共域，由于政府对旅游用地的强行限制、删除，主体收益减少，MR向下移动，产权边界由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决定，于是E₀点向E₁点移动。或者是当旅游用地的市场价值增加的情况下，当法律预先对可能增加的收益进行限制和删除时，相当于将边际收益从MR₁削减至MR₂。

(二)旅游用地的第二层次产权残缺

从理论上分析，旅游用地的征用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强制地取得他人土地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征用土地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如何准确界定公共利益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与此同时，尽管旅游用地的征用是一种典型的非市场方式，但并不否认它又是一种经济行为。土地资源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等(诸培新，2003)。无疑，对旅游用地的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的计量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这使得人们只能根据能确认的土地价值来界定和执行旅游用地产权。

同时，我国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属于控制性规划，采用自上而下的规划方法，平均分配，规划的核心是保护耕地。对旅游用地的界定在规划方案中是以复区的形式给予认定的，旅游用地几乎被忽略了。土地是旅游资源的主要部分，目前，关于旅游用地的立法或规定有的已经不适应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及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导致旅游用地的界定和实施行为即旅游用地的排他性占有、使用、收益、分配的成本提高。如图4MC曲线上移。产权残缺导致ABE2E，收益不能归土地产权所有者和经营者，同样会引起对公共租金的掠夺、寻租、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从而产生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无效。

当执法努力有偏向时，MC₁向上移至MC₂，产权均衡点从E₁移至E₂，于是产生了如图4R₂R₁E₁E₂的公共域，这种情况构成了第二层次的产权残缺，这些残缺的权利直接构成资源配置无效。

三、旅游用地产权残缺的资源配置效应

旅游用地产权残缺将产生公共域，对公共域租金的竞争行为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表现为旅游用地供需矛盾、旅游用地与农用地配置失衡、旅游用地内部结构失衡等。

(一)旅游用地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

旅游业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的许多省区市都把旅游业定位在主导或支柱产业上，纷纷实施旅游脱贫、旅游兴市、旅游兴省等发展战略，为此而积极挖掘境内的各种旅游资源，不断开发新的旅游景点，改建或扩建旧景区，修建人造景观并完善基础设施。而旅游必须依托于土地，旅游建设项目的大量增加势必占用大量的土地(包括耕地)。

在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农地承包经营权受让受到诸多限制，政府控制农地所有权交易市场，由此引发的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必然降低农地的交易价格，使农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交易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农地的稀缺程度，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收益也会因此下降，进而减少农地市场交易，农地的市场流转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使得一些拥有旅游资源的农地不能转为旅游用地，资源浪费，旅游用地供给短缺。

(二)旅游用地与农用地配置失衡

在我国，土地规划的核心是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增长，特别是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增长。对旅游用地的界定在规划方案中是以复区的形式给予认定的，旅游用地几乎被忽略了。旅游景区(点)的开发一般是依托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中的很小部分进行的，一般景区(点)的核心范围都较小，其周边被其他类型的集体土地包围，甚至是农用地包围。有的景区(点)的土地资源是以租赁的方式来进行开发利用的，这种受控于周边环境状况，使许多景区(点)的核心部分与周边土地只有一墙或一栅之隔，旅游管理非常困难。此外，还有少数景区(点)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景区(点)在其保护范围之内，或缓冲区内还有不少居民点，其中涉及农民建房或拆迁的矛盾，旅游部门难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土地资源使用权与所有权的交杂，旅游景区(点)与周边农民发生争执的案例常见，甚至危害到游客的安全。

(三)旅游用地内部结构失衡

由于土地一级市场中的地方政府买方垄断和二级市场中地方政府卖方垄断。旅游用地是具有公益性的和最有效益的用地，其单位产出在所有用地类型中是最高的。地方政府在GDP偏好引导下，一直忽视旅游用地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很多突出问

题。从上述分析可知，旅游用地存在第一层次产权残缺和第二层次产权残缺，致使旅游用地经营者所有权的排他性不强。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旅游用地的开发程度不同，在完全产权的条件下，旅游用地开发的潜在生产函数为r*=f(L*,k*)，，其中，L*，K*为充分就业劳动和资本。旅游用地既得到充分开发，又保证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但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旅游用地的开发大大超过潜在水平y(＞y*)。

如图5所示，X轴表示不同制度，y轴表示旅游用地的开发水平，由于现行的产权制度造成了产权的不完整，旅游用地的开发大大超过潜在水平y＞y*。旅游用地的过度开发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破坏，如破坏性地开挖山体、超负荷开发水系、占用耕地建设旅游设施、在生态保护区修建不协调旅游景观等。

另外，旅游用地的开发是获利性较强的项目，一些政府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缺乏对旅游用地使用的监督和规划。旅游用地所有者所有权被制度性虚设，即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剥夺，也没有监督可持续利用旅游用地的利益动因，旅游用地的开发商在旅游用地承包期内采取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为旅游搞旅游，不重视综合治理，忽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生态效益，致使生态旅游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退化问题日益严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已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全国自然保护区中，有24％的保护对象受到损害、11％的旅游资源退化、44％的自然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的出现水污染、3％的有大气污染。严重污染和人为破坏旅游环境使我国旅游景区(点)的土地利用难以持续利用，从而旅游业难以持续发展。

(四)旅游用地产权残缺的收入分配效应

产权残缺者收益会减少，权利的新获得者收益会增加。当旅游用地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时，与增加了的价值相关的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被法律强行界定给了国家，这些收益实际上就处于公共领域中。农地征用中较低的补偿和较高的出让价格，使地方政府及旅游开发商在土地征用中获得了很高的收益，而旅游者面对市场价格的上升而相对购买力减弱。此外，在巨大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少地方政府忽视了旅游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社会职能的发挥，在风景名胜区大举兴建一些高档、豪华别墅群、度假村等。如果我国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都被私人占有，这必将关系到我国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直接影响我国广大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消费，从法律和道义上都失之公平。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政府及法律对产权束中部分权利的强制性删除、限制会导致第一层次产权残缺。当法律不足以保证公平有效的执行，会导致第二层次产权残缺。如果残缺了的权利没有被专有地赋予另一有行动能力和行动意愿的主体，则这些权利将在事实上处于公共领域，其租金将趋于消散。在我国，法律对旅游用地建设时的使用权与交易权进行了限制和删除，造成了旅游用地的第一层次残缺；在执法不严、政府干预执法背景下，旅游相关主体的权利面临第二层次产权残缺。

旅游用地产权残缺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要扭转产权残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旅游用地的合理利用政策分析如下：

1强化旅游用地立法

关于旅游用地的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几部法律中的一些条款有所涉及。这些规定有的已经不适应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及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有的过于简单，因此有必要制定有关旅游区土地利用的具体规定来保证和规范当前快速发展的旅游用地，防止旅游资源被破坏。

2完善旅游用地土地规划

在以往的土地规划中，基本没有重视旅游用地项目。土地规划要重视目前的产业发展态势，旅游业是未来的强势产业，制定土地规划时要充分考虑规划区的旅游用地问题，特别是要以旅游用地、公共用地为主。在方向上，要为旅游规划用地问题做出明确的预见性规划，充分考虑旅游用地的特殊性，为旅游业将来发展中出现的各产业争地矛盾做好预见性规划，为将来旅游区的土地利用规划留有余地，避免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瓶颈现象。

3制定并实施科学的旅游区规划

从整体上规范旅游资源开发的规模、项目的投资及旅游产品的宏观调控。首先，在我国各地区，包括那些非专统旅游区，最大限度开发本地自然、文化、历史等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应当保护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次，要把旅游地的旅游业建设纳入到旅游地的总体发展规划中，正确处理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关系。旅游地的开发应进行总体规划，合理设计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产品多样化。要严格执行经依法批准的旅游规划，维护旅游规划的权威性、连续性，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改变规划。第三，各地旅游区开发都应进行综合规划，合理设计景区旅游产品，尽量做到长、中、短线相结合，实现旅游产品多样化，正确处理旅游产品开发中的规划与产品策划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周密规划旅游地的基础设施配套，科学确定各地旅游资源开发规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地方旅游业建设。

4实行用地来源多途径化及统一管理

解决旅游开发中的土地产权纠纷，有多种值得考虑的途径，可在政府的协调下对景区(点)内的土地实行长期租赁，或以股份入股，或在安置好景区(点)内的居民生活的前提下收购土地，给旅游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对有行政区划交叉的景区(点)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旅游用地政策、统一制定旅游规划及土地规划，为旅游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提供长期政策性的依据及法规保障。

5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旅游用地的供地制度

我国《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只是简单地规定了旅游用地应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取得，但对一些旅游产品却有所不同，如：在一些名胜古迹的基础上开发旅游项目，在一些公益设施上开发旅游项目，这些旅游资源的开发都属于国有划拨土地，是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我们很难在其中划出一部分来作为经营性旅游用地搞出让。也就是说，我国旅游资源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在旅游供地政策上不能单一化，必须考虑到具体项目的性质。如果是纯商业性的，就应当明确规定通过市场方式取得；如果项目本身带有一定的公益性，我们仍可通过划拨方式来供地，但是在管理上对这类项目就不能一味地提高旅游产品价格，作为商业景点来经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资源不仅其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且其经营管理者在用地、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社会公众应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不应是个别部门或旅游公司。否则，对普通公众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责任编辑廉月娟

从人力资本角度探索劳动配置效率 篇7

关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问题,Jeffrey Wurgler(2000)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通过构建行业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求解利润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弹性系数,并将其称之为“资本配置效率”[3]。关于另一个重要的投入要素——劳动,理论上,如果每单位的劳动都最大可能地创造了价值,或一定的劳动总量给企业带来了最大量的产出,那么劳动配置效率就是最优的[4]。这里,劳动投入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由于劳动是抽象的概念,因此在许多关于劳动投入的研究中,通常按每年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或者用劳动力的数量来代替。在我国,有关劳动配置效率的研究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或是将其具体转化为研究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姚伟峰、何枫等人把劳动力划分为一般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两部分,由此分析了两种类型的投入及其它传统要素在工业总产出增长中的作用。此外还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工业劳工供给及其配置效率,但关于劳动配置效率的度量问题,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和完善的测度模型[5]。本文沿袭了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基本思想,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建立了“劳动配置效率”的测度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我国1996-2003年间的劳动配置效率进行了估算。

一、劳动配置效率模型的建立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意味着在资本回报率上升的行业内将继续追加投资,而在资本回报率降低的行业内将逐步削减投资.根据这一思想,Jeffrey Wurgler提出了度量国家间资本配置的数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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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代表某个行业固定资产存量,V代表行业实现的增加值,i表示行业的编号,c代表国家,t表示年份,回归系数ηc就是投资增长率对增加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它刻画了一个国家或市场上对那些成长性行业投资增长和衰退性行业投资削减的程度。

在竞争性的劳动市场中,劳动报酬是间接反映劳动力质量的最好指标。从企业角度来看,劳动报酬构成了企业利用劳动者的成本,它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其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在劳动力数量方面,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口资源和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且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同时,中国人口区域性流动呈现从东北、西部和中部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一个总趋势,人口流动数量增长快,数量巨大[6]。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使得劳动力从创造低价值的工作重新配置到创造高价值的工作,从而使配置效率得到增长。

根据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可以将利润关于劳动报酬及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定义为劳动配置效率。由此,劳动配置效率的动态化测量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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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代表某个行业的劳动报酬,N代表行业的劳动力数量,V代表行业实现的工业增加值或总产值,i表示行业的编号,t表示年份,回归系数ηt就是劳动报酬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总产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但是,由于该模型对劳动效率的衡量只是劳动的实际体现价值,而没有考虑到劳动的抽象价值,因此它并不能完整的来解释劳动配置效率。

劳动的抽象价值反映在劳动者的知识存贮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劳动者智力因素视为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资本之一。因此,在考虑劳动投入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数量,还要考虑劳动质量,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经济学中用来指劳动力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一个术语,它包括在早期儿童时期、小学、中学、大学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劳动力在职培训中所积累的技能[7]。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卢卡斯等人的新增长理论,都阐述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8]。由于在人力资本中,教育具有突出的地位,而且目前国内学者所研究的人力资本也主要指的是正规教育,所以本文所讨论的人力资本仅限于劳动者的教育方面,而忽略各种职业培训。

综合考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报酬的影响,在模型(2)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劳动配置效率模型(3)。

undefined且undefined(3)

其中,Ii,t表示第i个行业(地区)t时期内的劳动报酬;Ei,j,t表示第i个行业(地区)t时期内受教育程度为j等级的劳动力人数占该行业当期劳动力总数的比值;βj表示第j个教育程度等级的结构系数;Vi,t代表行业(地区)实现的增加值或总产值;ηt表示t时期内实现的增加值(总产值)的变化率同劳动投入变化之间的弹性系数,即劳动配置效率系数;εt是随机误差。

在这个模型中,不仅考虑了体现劳动实际价值的劳动报酬,而且还包含了体现劳动抽象价值的劳动力教育程度,因此,该模型所测得的劳动配置效率更能反应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对产出的实际影响。由于受教育的程度可以分为小学、初中、高中、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多个级别,因此将人力资本划分成若干个等级(根据具体研究的问题进行划分),并利用不同等级的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总数作为人力资本一个级别的度量。不同级别的人力资本构成了人力资本总量,而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为了反映这一思想,在模型中引进了结构系数βj,以刻画不同级别的人力资本对产出变化的影响程度,并给出了这些结构系数的限制条件:undefined。

二、实证分析

从行业角度来看,劳动配置效率是劳动在行业间流动的体现,同样,从地区角度来看,劳动配置效率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劳动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来考察,于是,我国的劳动配置效率可以通过模型(4)来测量。

undefined且undefined(4)

其中,Ii,t表示劳动者工资;在本研究中将我国的人力资本划分为大、中专毕业生、职业学校毕业生、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三个等级(j=0,1,2),ηt表示t时期内我国的GDP变化率同劳动变化之间的弹性系数,即劳动配置效率系数。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将我国1996-2003年每年28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海南及重庆)的劳动者工资、劳动力供给总数、大中专等毕业生、职业学校毕业生、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三个等级的劳动力人数及GDP代入模型(4),回归结果见表1。表中的R2除了2002年的值以外都较接近或超过0.8,除1997年和2000年外,T的绝对值相对较小,说明利用模型(4)对中国的劳动配置效率进行测算是有效的。

对劳动配置效率的测算结果表明(见表1中的 ),自1996年以来,中国地区间的劳动配置效率波动较大,最高值为2002年的5.791,最低值为2001年的-4.012,且1998年到2001年,劳动配置效率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劳动配置效率降到最低值-4.012。2001年之后,劳动配置效率急速上升到最高值5.791,而2003年其值又下降到0.872。由此可见,我国的劳动配置效果并不稳定。

由于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平衡、地区间收入差异显著以及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较小)等因素,导致了我国总体劳动配置效率偏低。而我国劳动力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数量的增长,也使得我国劳动配置效率变化越发剧烈。

三、结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劳动配置效率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本文并不是要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的分布现状来考察劳动配置,而是通过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测算劳动配置效率值,并由此分析劳动配置的变化规律和具体走向。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劳动投入对行业经济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选择劳动投入时,既考虑了劳动的实际价值,又考虑了劳动的抽象价值,并在本文所建立的测算模型中,用劳动报酬代表劳动的实际价值,而用人力资本变量和结构系数反映其抽象价值。因而,模型(3)能够充分地体现劳动配置效率的内在含义。

该模型不仅可以用来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劳动配置效率,而且还可以利用面板数据研究在一段时期内不同地区(行业)的劳动配置效率。此外,针对不同国家或不同行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可以对模型中的劳动抽象价值变量进行重新选择,由此测算的劳动配置效率会更符合具体国情和行业的发展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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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虹,李玉昆,黄祎,冯英浚.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配效率测算方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4):63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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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篇8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A.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 则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 实际上也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从历史上看, 科学技术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起过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技进步与创新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通过科技投入可转化为先进的技术装备, 实现高技术产品的产值和培育有活力的技术市场环境, 从而推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科技系统是一个由“投入——产出”各个要素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 科技资源同其它资源一样都具有稀缺性, 如何优化配置现有的科技资源, 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是我国科技进步与发展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因此通过定量方法准确的预见我国科技投入、产出的发展趋势和测度不同区域科技进步的发展状况对于我国科技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评价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 旨在通过测算结果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指导不同区域科技经费投入稳步增长, 进一步巩固企业投入的主体地位, 优化科技活动人员组织结构。与此同时, 通过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活动产出成果, 繁荣技术市场, 推动科技产品交易额迈上新台阶, 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迅速,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1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发展系统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系统, 根据技术资源利用的特点可以构建反映科技资源配置状况的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整体性。各项指标能比较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评价对象的整体情况, 即尽可能全面反映该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整体结构; (2) 独立性。指标之间必须相互独立, 不应存在包含和交叉关系; (3) 科学性。各项指标应符合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原理, 要能较好反映被评价对象的本质; (4) 可行性。指标既要方便上级管理操作的需要, 又能反映实际评价工作的显示和需要; (5) 可操作性。指标要少而精, 要概念明确, 同时还要数据易得, 计算方法简便, 指标之间含义不重复。

按照以上原则, 科技资源配置状况可从4个输入指标, 6个输出指标进行度量。其中, 投入指标, 主要是指科技活动中的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资金支持两个方面, 主要包括: (1) 科技活动人员数 (百万人) ; (2) 科技活动中科学家工程师数比重 (%) ; (3) 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 (4) 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 。产出指标: (1) 技术合同成交数 (项) ; (2) 科技论文三系统发表数比重 (%) (注:三系统指“科学引文索引”、“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和“工程索引”) (3)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 (件) ; (4) 获国家级奖励统计 (项) ; (5) 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总额比重 (%) ; (6) 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 (%) 。

2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方法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记DEA) , 是将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和决策分析、运筹学等概念相结合, 形成的具有特色的模型、方法和理论, 是研究具有相同类型的部门 (或单位) 间的相对有效性的十分有效的工具, 也是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理论上非常完备的方法, 更是经济理论中具有多个输入, 多个输出的“生产前沿面”的有力工具。另外, 利用生产前沿面的理论和方法, 可以研究部门技术进步状况, 建立非参数的最优化模型等等。由于该方法是根据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对决策单元分配最优的权重, 避免了确定权重的主观性, 因此该评价方法是评价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的非均一评价方法。

3 我国各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综合评价与分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关键。但我国地区科技进步状况差距很大, 有些地区科技制度改革滞后、科技的总体水平低、创新发展能力不足, 从而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整体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区位、自然地理位置及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不同也导致科技投入、产出的区域差异性较大, 因此, 应根据不同区域特征, 考虑到各地区如何在有限的科技人力和财力投入下, 是否取得了最大的科技产出, 即增强科技活动实施的有效性。DEA模型对决策单元指标数据的量纲没有限定, 本文利用我国2005年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指标数据 (如表1所示) :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5,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6。

通过DEA方法计算了不同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性状况,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发展历史、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我国各个地区在创新能力和吸引外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过DEA测算, 北京、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甘肃、新疆是技术和规模同时有效的地区, 其中北京、上海是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中心, 从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看, 北京、上海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有效区域。另外, 现阶段我国科技投入渠道不断拓广, 企业科技投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 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城市如浙江、广东、海南也表现为技术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的区域。科技投入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政府投入带动科技发展, 其中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云南、甘肃、新疆等区域的科技R&D投入及教育投入较大, 从而导致科技系统效率的有效性。山东、青海、宁夏的科技系统效率表现为技术有效而非规模有效的区域, 其CCR效率值分别为0.87092、0.30192、0.89940, 说明从规模大小的角度对山东、青海、宁夏的科技投入、产出进行调整, 还有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空间。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差别最大的省份为青海, 其差值为0.69808, 其原因为青海省位于我国西部较落后的偏远地区, 由于科技投入的规模限制导致其CCR效率值偏低。

从2005年全国各地区科技系统综合评价的DEA测算进一步说明我国科技投入、产出的区域差异性。因此, 各地区应根据自然条件、人力资源、科技力量、经济基础、地域状况等, 制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技战略与政策, 促进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综合水平的提高。我国应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不断加快科技产业化的步伐, 同时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区域特点, 以“科技兴省”、“科技兴市”为依托, 制定适宜的科技投入、产出战略对策。

摘要：本文采用评价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 对2005年全国不同省、市、自治区科技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综合评价, 得出我国不同区域推进科技进步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DEA,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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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和成, 郑垂勇.科技投入产出相对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 2003, (3) :93~96

会计信息与资源配置效率探讨 篇9

关键词：会计信息,资源配置,效率

从高校财务管理方式的不断改善和提升, 财务工作对高校的经济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了能够使高校经济在可持续的发展建设中稳步前进, 高校以经济因素作为主体, 将资源配置问题作为主要的校园服务, 不仅提高了我国校园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未来发展中, 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贡献。

一、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1. 会计信息的概念

会计信息在质量上的发展主要是对自身的发展个因素作为分析依据的, 如果在高校中要提高会计人员的信息质量, 就要对人员的财务信息和业务水平进行整理。实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质量, 能够使高校实现有效的协调能力, 能够保障学校提升出更好的发展地位, 能够保障高校在投资方向上的效率, 还能改善高校在管理方向上的水平。特别是比较大的校园管理, 在各种程度和各个部门期间都能实现各种行为的束缚, 容易导致高校的资源配置在效益实施方向上流动到其他校园, 所以要控制高校这种盈余的管理方式, 就要降低高校财务原本的资源配置效率, 改变经济发展的实施顺序。提升高校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 能够改变高校在信息环境中的恶化现象, 实现良好的资源配置效率。还能降低高校的经济成本, 提高监管人员的管理行为, 从而保障校园的道德风险状态。

2. 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掌握高校的会计信息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 两者之间具有相关的层次关系, 从而能够分析出教育市场的定价标准。要确定学生的质量, 只根据市场的服务质量是不能有效确定的, 消费者对市场产生的信息行为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为了确定消费者的预期值, 减少市场中的学生, 能够解决一些不对称的信息现象。不对称信息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在活动建设中人员增加信心的主要手段, 只有了解更多的信息才能处于有利的经济地位。如果不能掌握市场经济的大量信息, 对市场的经济活动不够了解, 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就会出现较大的信息差距。利用信息信号的显示对市场信息进行处理, 从而保障信息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有利结合。信息质量的实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高校投资者可以根据相关的会计信息对实际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 然后根据这种趋势掌握学生的流动和价格变化, 从而引导出资金的流动。

3. 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

目前, 我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还需要大量的改善, 还不能完全保障高校的信息质量, 所以要衡量这种方法就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在比较优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能够为高校在投资发展水平上带来较高的优质水平, 在方式实施期间可以运用RICHARDSON模型来构建, 它是利用会计数据对投资数量进行计量的, 如果高校在某年出现了新增的投资数额, 就是高校每一年投资的总数额。如果高校资金在不同的行业中流动, 资金效率会出现较大的变化, 在这种条件下, 可以利用WURGLER模型进行效率衡量, 它可以对资源配置效率比较高的行业进行分析, 从而使该行业在投资数量上能够有效的提高。但WURGLER模型在利用方式上发展的经济比较快, 比较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高校财务对投资效率的分析。但RICHARDSON模型是微观环境的研究, 产生的市场资源配置小, 所以要对各行业的资金流动进行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就要利用WURGLER模型。

二、加强会计信息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

1. 加强国家对会计法律法规的建立

我国对会计法律法规的建立包括财务情况的各个方面, 从会计准则》的使用上来看, 利用公允价值的使用方式能够提供会计信息的发展和产生。相关的高校财务人员能够根据公允价值在市场中的变化对高校的固定资产、高校的资产结构发挥积极的主动能动性的作用。有些高校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 就要根据公允价值的实际使用性来提高高校在信息方向发展的可靠性。在《会计准则》的实施下, 为了保证高校在今后的发展中对信息能够有效的进行对比, 就要根据高校在发展中的实际情况, 对会计的实施建立相关的行为标准。

2. 加强相关政府对监管部门的力度

我国相关学校在会计管理部分的监管主要对学生、相关的校园设施、教师资源等来实施,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实际变化, 对相关部门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管, 从而防止一些造假行为影响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由于信息出现不对称的相关理论, 如果高校的外部信息使用者没有对学生的生源状况进行深层次的了解, 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就会出现对财务信息进行虚假行为的发生, 从而影响高校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监管方式中主要的高校的外部人员进行的, 它能够对信息的使用者进行更好的监管, 所以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为方式上, 就要对高校各个内部部门和外部部门都要实施监管行为, 不仅要对自身的监管力度进行优化, 如果发现一些问题, 还要及时的解决并有效的处理, 从而提高监管力度的决策和实行的高效性。对于高校中财务部门的监管人员, 还要加强监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自身业务水平, 高校还要提高对人员的惩罚力度, 对一些财务信息的造假行为、舞弊行为实施惩罚力度, 对高校的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的宣传和监管, 从而促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监管行为, 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3. 加强高校的内部控制

会计信息的产生是高校自身发展行为的处理, 要控制会计信息的有效行为, 就要对高校的内部进行控制。在高校内部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 对各个管理部门建立相关的职权和责任。还要分配好各个管理人在股权上的比例, 使管理人员根据自己的优势将股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而保证高校选拔教师流程的公平、公正性。如果相关部门对高校内部加强了手段控制, 就要减少一定的操纵行为。为了加强高校高层管理方式, 还要建立委托代理, 利用惩戒、激励的方法对价值进行保障。如果高校在审视方式上获得的是净利润, 就要降低高校的内在价值, 从而为高校创造更好的发展。如果高校增加了较大的利润, 不单单是高校管理人的能力, 而是高校在经济增长上面对的问题, 所以在管理层建立相关的激励和惩罚机制, 不仅能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还能带动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会计信息与资源配置效率未来的发展状况

会计信息要保障较高的质量能够为市场经济带来较高的实效性, 使市场的发展机制更加完善, 还能引导信息的良好发展, 使高校在价值实现方向上具有较大的发展状况。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也能根据教育的走向, 对资金的交易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 从而保证资金在市场流动中的正确方向, 也方便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提高因素。在不同行业变化发展中, 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源配置效果具有很大的相关关系, 如果会计信息质量比较高, 市场中对资源配置的效果就会较低;如果会计信息质量比较低, 相反的, 市场中实现的资源配置效果就会较高。在这种资源配置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产生的负相关系可以看出, 国家在会计制度建立方向上已经趋于完善, 但相关的法律建设还没有加强改正, 高校在内部的管理和控制也没有完善, 很多潜在因素影响了高校的正常发展和财务的信息管理。所以在未来对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将这些方式进行合理的改善, 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区间, 不仅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关系, 还要在微观方向、宏观方向的发展角度对两者之间出现的相关性进行判断和分析, 从而为高校在教育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选择提供良好的基础建设。

四、结论

在当今发展经济建设中, 会计信息与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 需要将两者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分析, 在不同的角度发展下也要对产生的相关性进行讨论, 使它在市场经济发展下不仅是积极的发展意义, 也是理论思想为实践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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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篇10

政府财政助学的功能与意义

1. 宏观上

政府财政助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力量弥补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 保障教育的公平公正, 保证受教育者的基本权益, 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教育是公益性事业, 是关系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领域, 需要国家通过政府财政力量来保证教育事业正常运转, 结合当前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大的现实情况, 政府在助学上的投入能减少经济上的差异对教育公平性的消极影响。

2.微观上

财政资源的投入有效减轻了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助学负担。有了政府财政在奖助学金、生活补助、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 各级教育机构入学率能得到保证, 学校的自有资源能更有效的投入到学校发展中去。对于受助学生本人而言, 政府财政助学的高标准、多样性、高效性能为学生的正常就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从而降低弱势群体的求学门槛, 提升个体主动求学的意愿, 减轻教育对贫困家庭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政府财政助学的实现路径与实现方式

1. 实现路径

当前政府财政助学实施过程中, 通常是政府部门制订相关政策, 进行资助类别、地区、学校间的资源分配, 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精神与操作办法来进行具体的贯彻落实, 从而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益, 主管部门通过绩效评价、审计调查等手段对学校、教育局对财政资助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考评, 保障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有效利用, 同时以此为依据对资助政策、资源配置进行调整与优化。

2.实现方式

高等教育中奖助勤贷相结合, 助学资源形式多样, 具体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困难补助、“绿色通道”、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内容, 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中都以助补免等无偿资助为特点, 其中中等职业教育政策财政助学实现方式具体包括国家助学金、免学费、顶岗实习;普通高中教育中主要是国家助学金;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免费教科书、寄宿生生活补助;学前教育资助对象:困难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困难补助等。

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

政府财政助学资源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教育为目的,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各类资助政策所涉及的财政投入, 具体包括奖助补贷减免等。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效率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社会对教育公平的愿望和需要, 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可用于分配的政府财政资源总量、教育机构对政府助学资源的诉求、不同种类资助方式对受助个体的影响等。

1.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级政府财政的资源总量的差异性———资助资源供给总量的差异

“政府财政助学”中的“政府”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区别, 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各级政府。政府行政级别越低, 对地方经济总量的依赖越强, 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政府财政助学的资源总量的差异性越显著。同时, 对具体资助政策的落实在执行力上会因人力、物力的限制而有差异, 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教育系统的资助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和稀缺性比较明显, 直接影响政府财政资助工作的执行力, 在经济、管理队伍两方面从源头上降低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反, 经济发达地区如省会及附近城市凭借地理优势、经济政策优势能对资助管理人员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 形成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 能够保证资助政策的执行的高效性。

2. 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对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依赖程度———资助资源分配的校际差异

(1) 办学性质。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对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 前者对政府财政助学资源依赖程度更强。但从实际运行来看, 私立学校在资金筹措上存在两极化的现象。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贵族”学校或是依托大型教育企业集团的私立学校有良好的自筹经费能力, 能保障强大有效的资金来源, 部分私立学校一旦遭遇企业或个人资金有问题就会面临最基本的生存考验, 这部分私立学校生存风险性更强, 对政府的财政助学资源需求更强烈。

(2) 学校层次。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各类财政助学资源的依赖水平存在差异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因学习主体尚处于未成年, 学费减免、伙食补贴等无偿资助所占比例更高,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因资助对象即将成为具有就业能力的纳税人, 因而有偿的助学贷款占所有有偿资助的比例更高些, 同时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没有学费来源, 实际工作中基本上完全依靠政府财政助学资源实现对困难学生的资助。

3. 资助方式与受助学生年龄的交互作用———资助方式的年龄差异

助、补、减等无偿资助方式在基础教育中具有很好的助困效果, 符合受助学生年龄小无法进行有偿劳动和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形式单一、升学任务繁重的特点。但在高等教育阶段, 由于受助者的心理特点与教育环境的多样性, 面对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地区收入、个人消费差异等情况, 个体不再单纯的无条件接受学校安排助学项目, 而是带有选择性、意向性的比较与决策, 决策的结果会导致学生争相申请无偿资助。同时, 高校勤工助学是学校自筹经费, 劳动报酬与岗位数都受各个学校自身情况所限制, 勤工助学、助学贷款等有偿资助及“造血式”资助方式会因成本较高、短期利好不如助学金、困难补助明显而被困难学生舍弃, 育人的效果会受到冲击, 影响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效率。

4.各级教育机构对政府助学资源的落实程度的精准性———资助资源错配的风险

(1) 助学对象的认定存在困难。助学对象的认定标准存在地区、校际差异, 影响政府助学资源的配置效率。助学对象的认定工作从性质上讲是基层民政部门的业务范围, 但认定过程和认定结果却是各级教育机构负责, 这对助学对象的确定造成管理上的难题。虽然教育部财政部于2007年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高校建档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但是家庭实际收入、地区一般性收入水平等重要数据无法获得, 给认定工作带来困难。政府财政助学资源会被部分不困难的学生、人情关系分享, 直接影响资助工作的公平公正。

(2) 学校对政府助学资源的使用存在潜在风险。学校对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使用情况在整个资助体系的末端, 影响政府助学资源配置的效率, 属于末端影响源, 也是给受助学生最直观感受的环节。目前, 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对政府助学资源采取专款专用方式以保障资金有效使用, 但潜在的风险在于当财政助学资源密集且充裕时。一方面, 学校对助学的投入会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学校资助部门人手配备与管理水平会直接影响政府财政助学资源使用效率与效果。

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效率的保障机制

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效率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社会对教育公平的愿望和需要。为达到此目标, 要在资源配置的原则、运行方式、监管与考评体系等方面对政府财政助学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管理与监控, 以保障政府助学资金的育人效果, 构筑科学合理的政府财政助学体系。

1.深化政府对财政助学资源的转移支付力度———弥补地区经济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教育的公益性及我国以公办教育为主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助学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为做好财政助学资源配置工作, 要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通过财政手段弥补地区经济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中央、省部级资助部门利用并发挥好政府职能的优势, 对财政助学资源进行统筹分配, 分配过程中向贫困、财政支付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偏远地区或省内欠发达地区倾斜, 通过税收抵冲、政策扶持、精神奖励等手段筹措资金, 将财政资源引导至各级各类助学项目中去, 减轻基层教育职能部门面对财政资源进行分配时的经济压力。

2.细化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财政助学配置程度———弥补校际类别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在进行财政助学资源配置时, 政府应针对私立学校的具体情况进行差别化资助, 对有能力自筹经费的私立学校减少财政投入, 同时对其办学能力与社会地位要充分的认可与尊重, 对自筹经费能力较弱的民办学校进行资源上的倾斜, 保障其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正常就学, 降低民办学校学生因贫辍学的风险, 有效保障民办学校的就学率和私人办学的积极性。

3.优化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配置结构———提升项目配置结构对受助学生群体的育人效果

政府财政助学配置结构应根据受助学生年龄逐步多样化, 在低年龄阶段, 无偿的资助如助学金、伙食补助等应是主要的方式, 旨在保障其在基础教育期间的基本生活, 而在高年龄阶段, 尤其是大学阶段, 学生有能力利用假期参与勤工助学活动, 这个阶段的资助项目配置应以助学贷款为解决学费的主要方式, 以助学金、困难补助为解决生活费开支的主要方式, 以勤工助学为自立自强能力培养的主要方式, 三者的配置要逐步优化, 各类助学项目累加的上限为学生在校期间的上学成本, 防止无偿资助过多造成资助项目的滥用与无效使用。

4.精细化助学对象的认定工作———保障财政助学资源实施客体的有效性

在我国个人收入调查系统无法在短期内建立的情况下, 以现有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与建档工作为基础, 通过建档申请材料的精细化, 引入学生家庭经济情况量化测评指标体系, 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从生源地、家庭主要成员状况、家庭收入情况、学生本人健康状况、家庭遭遇自然灾害等指标建立观测点, 对困难情况进行精细化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对建档申请进行审核, 以弥补当前建档证明材料过于简单的缺陷。此外, 政府部门应做好经济困难家庭学生认定的衔接工作, 将地区收入的有关调查结果提供给高校, 便于学校参考。

5.强化政府财政助学资源落实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财政助学资源使用的风险防控机制

(1) 明确监管主体。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监管的主体, 有权力也有义务对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管。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负有对下一级教育部门落实财政助学资源分配和使用的监管职责, 重点考察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对资助政策的执行情况, 具体包括受助工作部署的文件、经费使用、受助学生信息等, 避免因监管缺失造成财政助学资源使用的混乱和违规。

(2) 明确监管手段。一是专项审计。由中央或省级资助管理部门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及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掌握资助经费使用情况。二是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联合教育管理部门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 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资助绩效评价是推动资助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是考察和提高政府财政助学资源的配置效率重要方式。例如, 江苏省已经连续五年开展资助绩效评价, 有效推动了基层教育主管单位和各高校以公平、公正、高效为原则落实各项资助政策。

(3) 明确奖惩措施。对通过监管发现的未能按文件完成财政拨付的部门或学校, 中央或省级主管部门要组织约谈, 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确定多样化的整改方法和惩罚措施, 以有效防范各种违规。对积极探索助学资源配置新思路、新举措的学校和部门, 应及时给予精神嘉奖和物质奖励, 并将奖惩措施稳定化。

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 应以帮助基层化解财政转移拨付难题、鼓励高校创新资助模式、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最终目标,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助学资源分配中的监督机制, 重视学生个体成长规律, 合理配置助学资源, 以保障政府财政助学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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