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周期

波动周期（精选十篇）

波动周期 篇1

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是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个古老而又活跃的话题。一国经济的波动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健康正常运行, 还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尤其对于当前国际间合作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的时代, 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紧密, 其造成的影响及对其研究的意义也更加深远。

2 中长期波动态势分析

我国推行全面的经济建设开始于1953年, 本文将以1953-200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波动序列作为研究对象, 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中长期波动特征进行分析。按照“谷一谷”法划分, 我国宏观经济在这56年间经历了10个经济周期。其中, 第10个周期开始于2000年, 至2008年已历时9年, 但尚未完成, 暂以2008年作为第10轮经济周期的谷底年份。

从我国1953-2008年间产出增长率的变化可以看出 (如图1) , 我国经历的10轮经济周期中, 改革开放前后各有5轮, 但是其波动的态势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总体来看, 我国经济周期中长期波动的经典周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从各轮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来看, 改革开放以前的波动幅度较大, 峰位较高, 谷位普遍偏低, 改革开放以后的波动幅度逐渐减小, 峰位有所降低, 谷位明显上升。改革开放前的5轮经济周期的波幅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 最大的竟达到了48.6个百分点, 最小的也有10.3个百分点, 平均波幅达到了21.98个百分点, 波幅的标准差为15.83%, 经济波动较为剧烈。而所有年份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与最低经济增长率都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周期波段中, 1958年的产出增长率最高达到21.3%, 次之为1970年达到19.4%, 而最小的波动谷位出现在1961年, 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7.3%, 说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波动起伏较大, 有“大起大落”的态势。与之相比, 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周期的波幅变动明显较为缓和, 最大的波幅也只有7.8个百分点, 平均波幅为6.26个百分点, 波幅的标准差仅为1.38%, 比改革开放前的下降了14.45个百分点。在波动的峰位和谷位上看, 改革开放以后的各轮经济周期的波动峰位相对稳定, 其中最高的峰位为15.2%, 最小的也达到了11.6%, 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年经济增长率基本都在8%以上, 可见我国的经济逐渐运行到“高位一平缓”的发展阶段。

第二, 从各轮经济周期的波动峰位与谷位的出现次数, 以及在波峰或波谷的停留时间长度来看, 无论是同一周期还是不同周期之间都有较大的差别。改革开放之前的年经济增长率多以峰谷相接的形式出现, 高增长率一般只能保持一年, 进入20世纪60年代只有两次在高峰附近保持了两年, 分别为1964-1965年和1969-1970年, 并且各周期的扩张时间长度都比较短, 改革开放前的平均扩张长度只有1.8年。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从1979年开始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趋势, 但是以198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 连续三年处于上升趋势, 连续四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从而出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而随之的经济下降也仅停留在1986年这一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的两轮经济周期波动都分别呈现出与以往任何一个周期完全不同的波动态势, 在适度的高位保持连续的经济增长, 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 创造了连续七年在10%以上的高经济增长率位势持续上升的态势, 这种稳定的增长使得改革开放以后的平均扩张长度达到了3年, 与之前相比平均增加了1.2年。

第三, 从经济周期持续时间的长度来看, 九十年代以来的两轮经济周期持续时间长度明显高于之前的经济周期长度, 分别达到了11年和7年, 说明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

第四,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平均位势即平均增长率来看, 各轮经济周期的差别也很明显。改革开放以前各轮经济周期的平均位势波动较大, 最高的为9.23%, 最低的是处于大跃进与自然灾害时期的1958-1962年, 其平均位势为负值, 即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02%, 而改革开放以前五轮经济周期的平均位势仅为5.86%, 说明1953-197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不高, 经济增长率不稳定。与之相比, 改革开放以后的平均位势为9.79%, 高于改革开放以前3.93个百分点, 在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三轮经济周期的平均位势均在10%以上, 尤其是1992-1996年和2003-2007年, 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以上, 表明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以较高的增长率平缓稳定的增长。

第五,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呈现逐步增强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周期波动总体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称性, 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周期波动非对称性明显增强, 主要表现在扩张阶段与紧缩阶段的持续时间长度与力度上。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上升阶段与经济下降阶段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大致相同, 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周期波动, 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两轮新的经济周期波动, 在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却差别很大。从1991年开始的经济周期, 仅用1991年和1992年时间就达到了此轮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14.2%, 却经历了九年的时间缓慢下降到2001年的谷位 7.6%, 即所谓的“宽带现象”。而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 从开始就缓慢持续地上升, 在达到2007年13%的高增长率之后, 仅用一年时间就下降到了2008年的9%, 比2002年9.1 %的经济增长率还降低了0.1个百分点。

3 短期波动态势分析

从我国经济增长率的中长期波动态势分析发现,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波动的幅度减小, 波动的平均位势升高, 周期持续时间增长, 扩张长度延长, 非对称性增强等, 而在新时期下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又呈现怎样的特点是这一部分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将以1992年-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增长率作为研究对象, 对我国经济周期短期经典波动态势特征作深入的分析, 以作为中长期周期波动特征的一个有效补充, 这对于科学全面地把握与认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 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从各个短周期持续时间长度来看, 呈现“中间短两端长”的特点, 平均波动持续时间为11.3个季度, 标准差为18.67%, 平均扩张长度为4.33个季度, 表明我国经济短周期波动的持续时间差异较大, 而短期扩张的持续时间平均在一年以上, 尤其是在1998年以来的四个周期, 其扩张季度占到总持续时间的近50%, 说明经济稳定增长的持续性增强。

第二, 短周期的波动幅度普遍较小, 但个别周期波幅相对较大, 说明经济运行相对平稳, 但平缓中也伴随着较大起伏。波动峰位与波动谷位的位势都比较高, 且各个周期的峰位比谷位的波动性更大, 说明九十年代以来的短期波动处于在高位运行的状态。从波动幅度来看, 只有第2轮和第6轮短周期的波幅在4%以上, 其他均在3%以下。短周期的平均波峰为11.75%, 峰位的标准差为6.25%, 平均波谷为8.75%, 谷位的标准差为3.58%, 比峰位的标准差少2.67个百分点, 可见谷位的波动性较小。

第三, 从波动的平均位势来看, 第1轮、第2轮和第6轮的短周期波动平均位势较高, 均在10%以上, 其中第1轮波动的平均位势最高达到了13.66%, 短期波动的整体平均位势也有10.56%。从波峰和波谷的停留时间长度来看, 峰位和谷位附近分布的点位较密集, 前十年陡升缓降的态势较为明显, 近十年缓升陡降的态势明显。以第6轮短周期最为典型, 经济增长率由2006年第1季度的11.4%缓慢上升到2007年第3季度的13.4%, 而仅用了一个季度就从2007年第4季度的13%下降到了2008年的10.6%, 之后持续下降到2008年第4季度的9%, 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在短期波动中更加明显。

由上分析, 可以将我国1992年-2008年短期波动的经典波动特征简单概括为:短周期的波动幅度较小, 波动的平均位势较高, 波峰的波动性高于波谷的波动性, 经济周期波动相对平缓, 并呈现出较强的非对称性。

4 结论

本文从经济周期的中长期波动和短期波动两个层面, 围绕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态势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典周期特征做出一般的统计分析。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差别较大。从中长期波动的层面来看,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率忽高忽低, 经济波动急促而剧烈, 呈现“大起大落”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较高水平, 经济波动较为平缓, 呈现“高位平缓”的态势。

第二, 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逐步增强, 出现了“陡升缓降”和“缓升陡降”的一些新的波动态势, 尤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呈现了所谓的“宽带现象”。

第三, 九十年代以来的短周期波动与相应时期的中长期波动的态势大体趋同, 但同时具有一些新的特征。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更加平缓, 经济增长率相对稳定地保持在较高水平, 经济波动在峰位和谷位的持续时间都有所延长, 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与非对称性逐步增强的特征在短周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1]刘树成, 龚益, 樊明太, 李强.中国工业短期波动的地区不平衡格局分析[J].经济研究, 2001, (12) :33-39.

[2]刘恒.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即形成机理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3]刘恒, 陈述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J].管理世界, 2009, (3) :5-16.

波动周期 篇2

摘要：我国是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猪肉价格周期波动给我国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带来不稳定因素。文章首先从成本、需求和供给几个方面对猪肉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从提高生产效率、形成规模生产和加强政策手段应用这三个方面给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猪肉价格；周期波动；生产效率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我国猪肉产量达到5493万吨，占到全世界猪肉总产量的51%。在国内，猪肉消费也占居民肉类消费量的大头，20在猪肉产量下降的情况下，猪肉消费仍然占比高达64.9%。猪肉价格的波动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计显示，猪肉价格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权重值为2.88%。3月份CPI同比上涨2.3%，其中仅猪肉价格上涨因素一项就拉高了0.64个百分点。但是，由于供需关系、饲料成本、疾病、政策和消费习惯等因素交错影响，导致我国猪肉价格存在长期波动现象，有时波动幅度达到100%。由于国内猪肉生产产业链长，涉及就业人口多，猪肉长期大幅波动一方面不利于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会影响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给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对影响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后对抑制猪肉价格波动幅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引起猪肉价格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一）养殖成本是影响猪肉价格波动的直接因素

猪肉生产成本主要由仔猪、饲料、医疗、人工和经营等几大类。采购或者自养仔猪成本占整个生猪生产成本的30%左右，仔猪价格同时受仔猪料价格、母猪存栏量、疾病和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其中供求关系是影响仔猪价格的重要因素，当市场行情较好时，仔猪价格会有较大幅度提高，会进一步推高猪肉价格。饲料成本占出栏生猪总成本的大约60%，是影响猪肉价格的重要因素。而饲料的主要成分为玉米和豆粕受气候影响较大，自然条件适合玉米、大豆的生长，产量增加，价格降低，反之则会价格升高。饲料价格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当生猪存栏量较低时，对饲料的需求会降低，从而会抑制饲料价格。但是，由于猪肉供应满足不了需求，会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等到生猪存栏量升高以后，饲料价格会升高，但是猪肉价格反而会降低。医疗、人工和经营成本虽然也影响猪肉价格，但是总体变化不大，对猪肉价格的周期波动贡献较小。

（二）生猪供应量是推动猪肉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

供求关系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生猪生产属于供给侧。疾病是影响生猪产量的重要诱因。以来，我国猪肉消费量平均以年均1.2%的速度在增长，需求持续保持旺盛，养殖户饲养意愿肯定应该持续增高。但是，由于疾病会导致在某个时间段内生猪生产量减少。比如四川爆发猪链球菌病，我国南方相继爆发高热病，2010年冬季到春季我国多个省取发生流行性猪腹泻，导致母猪、仔猪和生猪存栏量减少，直接导致生猪产量大幅降低，从而推高猪肉价格。政策因素影响生猪产量。因生猪养殖业不仅影响广大消费者生活，而且涉及整个产业链的就业问题，政府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出手补贴是情理之中的事。比如，和国家分别发放20.02亿元和28.92亿元生猪养殖补贴，国家又给规模养殖企业发放了专项补助，直接推动了生猪产量，导致供应量增加。但是有些政策又会降低生猪产量。比如，随着年新环保法的`实施，养猪业环保监管愈加严格，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大量设立禁养区和限养区，导致生猪存栏量大幅降低。比如，重庆涪陵区生猪养殖户由于猪场被拆，退出养殖产业的近50%，浙江部分地区退出的养殖户业达到30%。该政策推动2015年底至20上半年猪肉价格迅速上涨。人为主动调整生猪产量。养殖户根据市场情况或是恐慌心理主动调整生产计划。在猪肉价格高时，养殖户会增加生猪存栏量，而当市场需求减少猪肉价格增加时，养殖户则会主动减少生猪存栏量。由于我国规模化养殖比例还比较底，大量中小养殖户对市场的判断不全面不准确，导致生产计划短期效应明显，影响猪肉供应量的稳定。

（三）市场需求改变是加剧猪肉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对猪肉的需求持续稳定增加。但是由于消费习惯和食品安全问题会引起猪肉需求量的短时变化。首先是消费的季节性波动。由于民间习俗每年春节前，会出现消费高峰，居民大量采购猪肉制成腌制品进行储存。春节期间家庭聚会多，宴请多，也会大大增加猪肉需求量。但是春节过后会出现需求的明显减少。此外，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等突发性事件也会短时大幅度影响对猪肉的需求。比如20双汇瘦肉精事件和20发生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导致人民对猪肉安全产生疑虑，相关数据显示，年我国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了0.6%，猪肉价格下降了3.7%。公共安全事件也会显著影响猪肉消费需求，非典疫情导致社会活动明显减少，市场活跃度大幅降低，猪肉需求量也相应急剧下降。

二、抑制猪肉价格波动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影响猪肉价格的因素多，彼此之间有的完全独立，有的又有较高的关联度；有的正相关，有的负相关；有的直接影响猪肉价格，有的有一定的滞后；在每一次猪肉价格升降过程中有的作用大，有的作用小。因此，每次出现大幅猪肉价格波动后再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往往难以达到目的，有时反而起反作用。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采取措施提高生猪养殖效率

生猪生产成本是影响猪肉价格的根本因素，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有效提高养殖户的利润空间，扩大了成本与售价之间的缓冲带，减少猪肉价格波动频次和幅度。目前我国生猪生产效率较发达国家还较低。据测算，我国生猪养殖成本约为每公斤12元，而美国则约为8元。造成我国生猪生产成本高的原因主要有饲料成本高，饲料转化率低和仔猪繁殖成本高等原因。前面分析表明饲料成本占猪肉成本的六成以上，目前美国玉米每斤0.97元，比国内低0.3元，饲料成本比国内低30%。另外，统计显示美国肥猪饲料转化率早已达到1.91：1，远低于我国的3：1，国内猪肉成本又提高了33%。同时，我国仔猪繁殖成本也较高。在我国每头母猪能提供的仔猪数仅为13.7头，远低于发达国家20头至25头的水平。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生猪养殖业的科技水平低。国内应该大力发展生猪育种水平，研究生长周期短、饲料转换效率高的新品种，同时提高养殖场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减少浪费，提高猪肉产出率。

（二）深入调整产业结构，扩大规模化养殖比例，促进消费升级

很多平抑猪肉价格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效，但在我国却难以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生猪养殖业以散户养殖为主，参与调控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到2015年我国年生猪出栏量在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比例仅为45%，其中10000头以上的比例不到10%。广大饲养散户没有超前规划意识，生猪生产随行就市，价格涨了就扩大生产，价格低了就恐慌性减少生猪存栏量。这种生产模式一方面导致养殖户本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有时甚至加剧市场恐慌，推动价格波动。没有规模化养殖，生猪生产效率就难以提高。我国猪肉消费占到世界的50%，但是至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猪肉期货市场，养殖规模过小，养殖户过于分散是其中重要原因。此外，分散养殖对应的是分散屠宰和销售，对市场波动过于敏感。据统计，从20以来，我国猪肉消费量持续稳定增长，猪肉年平均供应量也基本满足需求。但是这十几年来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发生了四个周期，波动幅度最高达到100%。第三，规模化养殖有利于猪肉产品消费升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高品质猪肉需求逐年增加。但是目前我国猪肉仍然以鲜肉为主，肉制品产量只占全部生肉上市量的15%，而发达国家肉制品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达到50%。通过提高猪肉深加工不仅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有利于调节猪肉供给，还可以促进整个产业抵御上下游价格波动。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推动规模化养殖，鼓励企业采取兼并重组方式形成规模，也可推动企业将地区分散的养殖户通过合作方式形成集体养殖，统一指导，统一收购，确保养殖规模和供应量的稳定。

（三）合理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生猪生产和抑制价格波动

完全市场行为必然导致价格波动，我们应该合理运用政策手段来有效抑制价格波动。首先，应该建立良好的动态猪肉储备。目前国内也有猪肉储备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猪肉消费量巨大，靠政府通过采购储备量有限，难以实现平抑肉价。应该通过深加工方式适度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链条，让猪肉在生产流通中实现几天甚至几个月的储备，避免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直接强传导。其次，尽快建立国内猪肉期货市场，推动国内猪肉市场有序发展，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直接交流互动，形成稳定明确的生产预期，维护市场稳定。第三，通过环保、免疫检验等政策手段，适度提高猪肉生产门槛，促使中小养殖户转型升级，推动规模化生产，提高生猪生产抗风险能力，从供给侧维护价格稳定。第四，推动生猪生产和饲料生产的联合互动，稳定饲料主原料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生产，平抑两者之间的价格博弈，减少由于饲料成本引起的猪肉价格波动。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培育高产、抗病的新仔猪品种，提高生猪生产的饲料转换效率，全面降低猪肉生产成本。猪肉价格波动是一个由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经济过程，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作为市场主体的养殖企业一方面要做好市场预测，科学制定生产计划，避免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大投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政府部门应该帮助建立有效的市场调节手段和机制，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来抑制猪肉价格波动。

参考文献:

［1］潘方卉，刘丽丽，庞金波.中国生猪价格周期波动的特征与成因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1)

［2］李宝仁，姚熙嘉.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当前楼市正处于周期波动中 篇3

至于为什么这一轮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的波峰是2007年，而上升期未能延长至2009年呢?那就要从造成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说起了。周期波动是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它表现为房地产经济周而复始地由扩张到紧缩的不断循环运动。周期波动分为上升期、下降期。又可细分为复苏、繁荣(波峰)、衰退、萧条(波谷)四个阶段。连续的两次波峰(或波谷)所间隔的时间，就是“周期”。

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过程是怎样的呢?

第一阶段为复苏与增长。市场经过一段萧条时期后开始复苏，交易量逐步回升。购楼者大部分是“用家”。由于“炒家”还看不清市场动向，入市者较少。随着交易量回升，房地产价格也逐步回升。“楼花”的价格低于现楼价格。同时，在需求拉动下，房地产投资逐步增加，开发速度加快。

第二阶段为繁荣(波峰)。“用家”、“炒家”一齐入市，使交易量急剧增加。需求拉动房价快速上涨。当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时，“用家”受购买力限制，购房者逐步减少；而“炒家”在涨价预期的诱使下，十分活跃。然后，楼价越来越高，甚至在涨价预期下，“楼花”价格不正常地超过了现楼价格。当楼价炒得过高，超过购买力水平时，就会出现“有价无市”现象。因此，这个阶段持续时间较短。

第三阶段为衰退。由于楼价越来越高，交易量从明显减少直到锐减。容易令人产生困惑的是，衰退阶段开始时楼价虽然涨幅减缓，但仍在上升，似乎还感觉不到衰退的到来。而当楼价高到把“用家”挤出市场时，价格就会因一些突发事件而急剧下跌。如美国的“次贷危机”突发，房价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炒家”纷纷抛售。“楼花”价格下跌更快，直到低于现楼价。市场推出楼盘逐步减少，实力差的发展商难以为继。

第四阶段为萧条(波谷)。主要特征是交易量锐减，其中“楼花”交易量降幅更大；价格跌势继续，其中“楼花”价格加速下降，且大大低于现楼价。

经过理性调整，又回到第一阶段。如此周而复始。

各国(地区)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不尽相同。美国一般在20年左右，属于长周期；日本大体是10年左右，属于中周期；香港地区为7～8年，台湾地区为5～6年，澳大利亚为6年，韩国为4年，属于短周期。

对照四个阶段中第二、第三阶段的特征，我们发现，2007年由于少数城市房价涨得过猛，致使用家、炒家双双退市，从而缩短了周期波动的上升期，于是2007年将有可能成为这一轮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的波峰。

上述四个阶段的关键词都是“房价”和“交易量”。本轮调控的起因就是房价上涨过快。而房价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炒起来的”。因此，“反周期措施”的重点也是抑制“过度投机”，稳定房价。同时，调整供应结构，加大低价位商品房的建设，以分流需求，平抑房价。从全国总体看，整个上半年，房价的同比涨幅和环比涨幅均逐月降低。8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3％，涨幅比7月低1.7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涨幅趋缓，正是调控目标所期望的。

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周期波动的干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周期缩短的“微波化”的新态势。目前，通过调控，一些城市的房价从涨幅过大到理性回归，对于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微波化”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逆周期管理选择 篇4

2008开始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调整时期, 为了对付“金融海啸”的余波和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波动的损失, 各国政府、企业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政策与管理方法。在基于常规性调整的同时, 逆向管理思维及策略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逆周期管理成为提高管理效率所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波动给以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说明, 以期为逆周期管理的政策选择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

经济周期从宏观上表现为国民收入及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西方关于经济波动周期性发生的原因, 理论界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在批判萨伊定律的基础上,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有经济危机, 其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因此为了解决经济危机, 凯恩斯提出自己的方案:扩大投资、增加消费, 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从二战后的经济历史来看, 凯恩斯式增加有效需求的反经济危机政策, 确实带来了相当明显的实践效果。由此, 政府干预理论第一次战胜了主流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也因此成为本次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首选。

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紧密联系的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英国的G、H道格拉斯以购买力不足为基础建立了消费不足论, 认为由于购买力自身的不足, 使得可利用的购买力低于社会产品总价值, 总产品不能按包括成本在内的价格全部销售出去, 由此引起了产量过剩、经济萧条。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危机是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后才出现的特有现象, 其原因是生产脱离消费后导致的消费不足。消费不足论由于不能全面地解释经济周期的整个过程, 因此在周期理论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 由于它便于大众理解, 所以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许多政府甚至将它视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理论基础并加以使用推广。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这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 是最具影响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原理说明, 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某一个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使本部门的产出增加, 而且还会对其他部门产生连锁反应, 引起这些部门投资与产出的增加。而加速原理要说明国民收入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 国民收入的变动能够引起数倍投资的变动。凯恩斯对乘数原理作过充分论述, 萨缪尔森将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 考察了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并依此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熊彼特的“创新周期说”。该理论把周期性的原因归为科学技术的创新, 而科学技术的创新不可能持续不断地出现, 从而必然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创新周期理论也蕴含着非常严重的理论缺陷, 因为创新理论固然可以比较容易解释经济繁荣现象, 但是很难解释经济大规模衰退现象, 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危机显然是创新周期理论所不能满意解释的, 就算是创新动力衰退了, 那最多会使得经济陷入熊彼特所说的增长停滞的稳定状态之中, 根本不会让经济陷入国民生产减少一半的地步。

以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为代表的纯货币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度直接决定了名义国民收入的波动, 而且极端地认为, 经济波动完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张和紧缩信用所造成的, 尤其是短期利率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货币主义者在分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时, 几乎一脉相承地接受了霍特里的观点。

投资过度论从投资的角度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该理论认为, 投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原因, 投资的波动引起了消费者收入的波动, 而不是消费者收入的波动引起投资的波动。还有与投资过度理论紧密相联的心理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的循环周期取决于投资, 而投资大小主要取决于业主对未来的预期。当预期乐观时, 增加投资, 经济步入复苏与繁荣, 当预期悲观时, 减少投资, 经济则陷入衰退与萧条。随着人们情绪的变化, 经济也就周期性地发生波动。

米契尔的“自然发生论”。在经济周期内的经济过程里, 米契尔强调成本和价格发展的不平衡。当经济活动开始扩张时, 生产成本开始比价格更快地上升。这时降低利润率, 使人们对未来利润的前景感到悲观, 反过来又会使投资削减, 导致销售、产出和就业量减少。当衰退产生时, 成本和价格一样减慢增长或者开始降低, 但成本的减低不久就开始超过价格的降低, 于是改善了利润的前景并刺激了投资。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结束衰退和开始复苏。把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发生仅仅归结为一种“自然”现象, 显然是肤浅的。

在实际经济中, 除了内因之外, 很多的外部因素也能对经济造成重要影响, 比如自然灾害, 矿产资源短缺等等。因此还有把经济波动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完全归于社会之外的说法。如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说”认为, 任何一年收获的成功肯定依存于天气, 特别是夏季和秋季各月的天气;如果天气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太阳周期, 那就可以说, 谷物的价格和收获将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太阳周期, 并经历周期性的波动, 其时期等于太阳黑子出现的时期。

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货币、消费、投资等因素来理解经济周期现象的, 但他们的意见显然并不统一。西方经济周期理论都认为经济周期是由经济体中某些内在因素所引起的, 因此, 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人们可以利用相关政策来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 降低经济波动的破坏力。与西方经济学看法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认为, 经济危机是特定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 其最终结论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周期性发生的看法显然都不能解释本次危机的真正根源, 相比较之下, 马克思的看法更深刻地道出了经济波动周期性发生的根本原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如金所指出的:如果深究一下“金融海啸”的深层次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应该说是给出了较好的解释。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与马克思时期大不相同的新阶段, 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规律依然存在, 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运用马克思的研究论断比其他种种分析都更能说明问题。不过新生的市场条件使得经济危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更多的已经不是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像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首先爆发的是金融危机, 继而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时候, 才表现出生产过剩危机的本性。可以说, 这是一种生产和消费双过剩的新型经济危机, 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的。当然, 也有新生成的原因:市场经济的驱利动机在造成扩大生产无限性的同时, 也造成了贪图享受、套利经营和超前消费的虚假需求, 在这种虚假需求与人的需求有限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经济泡沫, 而金融衍生品内在的嗜利性和不负责任的“创新”一旦超过了社会再生产所能够容纳的限度, 金融本身的流动性就会产生障碍, 继而击破经济泡沫, 这种生产和消费双过剩的新型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示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日益表现出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左的非规律性特点, 从而使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为了应对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 人们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经济波动加以解释和说明, 进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政策与管理方法, 其中逆周期管理正逐渐成为公共政策乃至微观经济管理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对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发展非周期性特点的一种较权威的解释, 这一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劳夫 (George Akerlof) 、迈克尔·斯彭斯 (Michael Spence) 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共同创建的。该理论认为, 由于现实中的所有市场都是不完备的, 信息总是不完全的,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对于所有市场来说是各有特点, 因此, 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传统的市场失灵是与垄断的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新的市场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为基础的。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相关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逆周期管理的重要意义, 政府有效地发挥规制的作用去调节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 这一点连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否认。比如,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 政府的规制要求上市公司对其财务信息、重大投资项目等信息进行真实披露, 对商业银行进行审慎规制, 包括债务风险管理和法定资本金充足率, 要求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透明化操作并限制其投资范围, 要求在证券市场中的交易符合程序, 对信息披露和交易过程的造假、欺诈行为严厉打击, 对中介机构加以规范等等, 这些措施已经在很大范围显示出了规制的积极作用。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内的各种不同理论对经济波动的解释, 虽然在管理以及相关的对策选择方面提供了有益帮助, 在方法论方面和在分析视角方面都有创新, 但都没有触动效用的非饱和性这一假设。非但如此, 各种理论均以效用的非饱和性作为前提, 来解释和说明经济波动问题, 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制度选择和提供各种政策选择。因此, 对效用的非饱和性问题作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然是亟为必要的。

效用函数作为刻画人们经济行为动机或福利的一种方式, 在经济学研究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但其不同的规定或假设对不同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西方经济理论存在重大问题。众所周知, 任何理论都是通过寻求支配该问题领域的主要变量来简化现实而达到抽象过程的产物, 但理论的高级程度与抽象程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不过, 这种“无必然的联系”在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却出现了必然的联系。因此, 经济学中不同水平的教科书对效用函数的规定随着理论程度的上升而变得越来越抽象。

有关效用的概念, Samuelson和Nordhaus (1998) 是这样说的:“概括地说, 效用表示满意。更准确地说, 效用是指消费者如何对不同的物品和服务加以顺序排列。”Samuelson和Nordhaus (1998) 还用一个实例对此概念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当你消费第一个单位的冰淇淋时, 你获得一定的满足或效用水平。现在想象你消费第二个单位, 你的总效用增加, 因为第二个单位的冰淇淋给你增添了额外的效用。当你消费第三个、第四个单位的冰淇淋时, 你感觉会如何呢?最后, 如果你吃了足够多的冰淇淋, 你的满足或效用非但不增加, 反而它使你恶心!”

如果用u (x) 来表示效用的话, 那么将上面的说明用数学语言来表示, 则变为:

u' (x) ≥0, u" (x) <0, 而且在某个x*点之后, 一定有u' (x) =0, 即边际效用变为

更为准确地讲, 如果事实如Samuelson和Nordhaus (1998) 所说, “最后, 如果你吃了足够多的冰淇淋, 你的满足或效用非但不增加, 反而它使你恶心”那么, 在某个x*以后, 一定有u&apos; (x) <0, 即出现负的边际效用。

在Varian (1991) 这一高级微观经济学教课书中, 作者明确规定偏好或效用满足严格单调性, 即如果x叟y且x≠y, 那么x>y。Varian (1991) 对局部非饱和性的说明是:即使消费组合只发生微小变化, 一个人也总可以改善其效用水平。非饱和性剔除了“厚的”无差异曲线。特别地, 效用函数的存在性依赖于偏好关系的严格单调性。这一点可以从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定理中得到证实——假设偏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连续性和强单调性, 那么存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u:R+k→R, 它代表了这些偏好 (Varian, 1991) 。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定理说明, 效用函数是严格单调增的函数, 因而均具有非饱和性的性质。效用理论中非饱和性假设只是在数理学派兴起之后才进入经济学并在高级经济学和相关的政策分析中占据统治地位。

如黄昊宇博士所指出的那样, 在效用的非饱和性假设下, 放松非饱和性假设, 可以从这个模型中看到存在非饱和性假设时看不出来的经济或逆周期管理的政策含义:在生产达到消费饱和点后, 为了提高人们的效用水平, 必须引入新的消费品或服务;经济危机可以与货币无关, 只要存在消费的饱和性, 在存在生产率 (自然) 增长率大于需求增长率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产品的绝对过剩, 从而出现经济危机;为了保证生产不出现中断, 或不出现大量失业, 必须开发新产品或能够增加人们效用的新的经济活动部门;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与波动具有双重效应:引致经济危机和稳定经济, 科学技术对经济活动的这种双重效应, 源于技术发展或创新的两种途径, 生产过程创新和新产品或新经济部门的创新;生产过程创新的速度越快, 生产达到这种产品的消费饱和点所需的时间越少。

三、结论

西方种种关于经济波动的理论, 由于其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所致, 总是各执己见而不能形成系统而完整的认识, 即使是“创新”理论也无法自圆其说。“客观地评价, 金融创新是华尔街100多年来的活力源泉, 但是创新过度, 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华尔街曾有一句经典名言:只要有一种资产能够产生现金流, 就可以将它证券化。这次证券化的资产是次级债, 更准确说是次级房贷。债券原本是风险极低的投资品种, 但是当它和信用极低的低收入者挂钩, 而且被对冲基金以高倍杠杆交易, 风险便被无限放大;当它利用了人们的逐利心理并且和信用极低的低收入者挂钩, 无序的竞争就会使风险无限放大而造成市场的流动性链条最终崩断。所以, 金融危机的发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认真研究经济波动周期性发生的历史轨迹, 还可以进一步发现, 正是竞争思维导致逐利行为的无度和过分贪婪, 使得华尔街的金融创新过度而最终演变为一场灾难, 风险在贪婪、逐利和竞争中无限放大到了市场再也无法承受的地步, “生产和消费双过剩的新型经济危机就爆发了”。鉴于此, 在应对本次危机的过程中, 各国政府包括西方学术界, 都在重新认识和运用政府干预政策, 重新反思对于竞争思维的路径依赖, 而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合作战略。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更为深刻地道出了经济波动周期性发生的根源, 但需要对今天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新的概括。综合考量, 各种不同的理论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波动的理解, 并在经济管理以及相关的对策选择方面提供了有益帮助。

逆周期管理表现为与现存的一般常规管理相左的管理思维和管理实践, 除了政府规制对于非常规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调节外, 越来越多的反周期生产、反季节营销都是人们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非常规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现实以后, 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常规管理相左的旨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中提高管理效率的新举措。因为, 当经济波动不仅日益频繁, 而且日益表现出与经济学已经揭示出来的经济发展周期不一样的非规律性特点, 从而使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时候, 这种现存的一般正常管理理论和实践就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为了对付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 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波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人们就要分析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周期变动的新特点, 寻找出适时对症的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 而逆周期管理就是基于对日益频繁的经济波动和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进行种种经济学分析所得出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这虽然是一种新生的、正在发展中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 但由于反映并符合经济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而从其一开始就显示出对于应对经济发展的非周期性和降低经济波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提高管理效率的现实意义。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于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发展的非周期性特点的解释, 进一步弥补了关于复杂性分析、理性预期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不足, 从信息不对称和效用饱和性以及生产过程技术特点的角度来说明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 可以为经济波动提供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 也能够为逆周期管理的公共政策与微观政策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摘要：后危机时代, 为了应对“金融海啸”的余波和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波动的损失, 各国政府、企业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与管理方法, 在基于常规性调整的同时, 逆向管理思维及策略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逆周期管理成为提高管理效率所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波动给以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说明, 以期为逆周期管理的政策选择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比较研究, 特别是基于竞争性思维定式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浅析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篇5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个行业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行业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与壮大，逐渐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于其他行业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就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经济，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不断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从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入手，采取有效的措施。

1.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

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房地产经济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时，可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可能会阻止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是由于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时快时慢的波动现象，导致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与预想中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致。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近年来，经济泡沫的出现引起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防止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裂，就必须建立一种科学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整体上来看，房地产经济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繁荣、衰退、复苏和萧条，这四个阶段是宏观经济在运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运行模式，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常常出现不规则的波动。在一般情况下，房地产经济速度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增长速率不同的现象，从而导致房地产经济波动，这是一种连续的、动态的波动现象，因此，房地产经济波动就是在长期发展趋势之下出现的上下震荡。

2.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与世界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现象相比，我国的房地产经济波动呈现出比较独特的趋势。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安全隐患极大。在我国，随处可见一排排的高楼，但是无人居住，老百姓需要住房，但是苦于房价太高，支付不起，这样的情况长期存在，会导致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裂，从而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到其他诸多行业的发展。

3.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原因分析

3.1国民经济波动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个行业和部门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与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相同，波动形式也基本相同，由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房地产经济是重要的生产部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要保证房地产经济与其他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才能够维持相对的平衡，因此，国民经济波动是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最基本原因。

3.2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

我国大力推行市场体制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房地产经济的波动也不了避免的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经济周期性的不动产经济波动现象是房地产市场中不动产的供需矛盾造成的，因此，房地产市场中，供给量和需求量之间的差异是不断变化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房地产经济发生周期性的波动现象。

3.3房地产价格的变化

近些年，因为房地产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很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在一片繁荣的背后，却存在极大的危机。很多企业和个人在投资的时候缺乏冷静的头脑和判断力，盲目跟风，钻营投机，巨额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入房地产市场，势必会造成房价在短时间内的迅速飙升，这一现象的出现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房价的飞涨会给投资方带来很大的利润以及回报，高额的回报会使更多的人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因此，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多，造成了房地产市场虚假的繁荣。

4.应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有效策略

4.1针对国民经济波动造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

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但是却能够保证它的长远发展和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获得更为长远的利益。目前，面对房地产经济的过快增长，政府有必要采取紧缩政策，及时解决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给予一定的限制，控制房地产经济的波动范围，保护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2针对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造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

供求矛盾的出现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想解决供求矛盾对房地产经济造成的影响也需要依靠房地产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严重不平衡，存在很大的问题，人们迫切需要住房，却因为房价太高，大量的住房闲置在一边。房地产市场在短暂的供求平衡之后会出现长时间的供求不平衡，这种现象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极大的损伤，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供求交替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只要商品交换存在，就必然会出现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定的调控并不是要使房地产市场保持绝对的供求平衡，而是要保证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波动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并且要努力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降低经济波动对社会其他行业以及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着尖锐的供求矛盾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并不足以对房地产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也不能味房地产市场打造一个良好的交易环境，如果置之不理，必定会引发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手段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保证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

4.3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化造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

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影响着房地产经济，房价的变化则会导致房地产经济发生波动，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舍弃局部利益和短期利，从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发展考虑，必须顾全大局，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相关工作者必须要明确一点，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并不是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强制管理，因为这种强制管理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还会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结语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旦房地产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诸多行业，因此，保证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房地产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状况，从影响因素入手，对症下药，有助于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经济周期理论与行业股价波动 篇6

一、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1. 经济周期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 周期性地出现经济繁荣、衰退交替更迭的现象称为经济周期 (Business Cycle) [1]。经济周期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 也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 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周期的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总收入、总产出等的周期性波动。然而, 对于行业的股票价格来说, 经济周期会影响股价的上升和下跌。

2. 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

为探究经济繁荣、衰退、复苏周期性出现的规律, 明确其形成原因, 并对其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作出预测, 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但是, 不同的学者对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却有着不同的认识:马克思认为, 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原因;凯恩斯认为, 资本边际效率周期和其他短期变量是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元素;熊彼特认为,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形成经济周期的要素。

3.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经济周期理论的表现形式即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宏观经济中的某些变量在其均衡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随机偏离。文章分别从国家、行业、企业三个层面如何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进行分析。

(1) 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

在2008年之前, 我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过热”的特点, 过度投资问题严重, 造成产能过剩。2008年,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全球经济低迷, 引发了金融海啸。我国政府为应对经济波动, 实行了加大政府投资、对经济市场进行政府调控等措施, 最终阻止了经济发展的下滑趋势, 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弊端。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会增加产能过剩的风险, 也不利于“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建立。因此, 国家在应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时, 应该重视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 而不是只关注其他因素带来的经济问题, 做到既治标也治本。

(2) 行业如何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

一个行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市场提供的良好环境, 同时也受到行业内多种因素的限制。当国民经济整体呈紧缩状态时, 行业很难改变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 但是, 行业可以针对外界环境的改变进行行业内的调整、改善、优化, 使行业能够稳健发展[2]。

(3) 企业如何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

面对经济周期的波动, 企业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 追随市场, 完善企业规章制度, 降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行业股价波动及其影响因素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股票市场起步晚, 不同行业的股价波动性也比较大。行业股价波动受到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市场结构、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

1. 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对行业股价波动的影响

行业有着自身的生命周期,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行业股价波动不同[3]。例如, 在其处于成熟期时, 行业内的各家企业已经有自己稳定的规模、市场、利润, 行业股价波动并不明显;在行业处于衰退期时, 随着市场的减小、需求的降低、各企业间竞争加剧, 行业的股价往往会出现大幅度波动。

2. 市场结构对行业股价波动的影响

行业内存在寡头、垄断会对对行业股价波动产生影响。一方面可以借助寡头、垄断企业的优势, 稳定市场结构, 从而维持股票价格稳定;另一方面, 小份额市场竞争激烈, 使得一些小型企业不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 加剧了行业股价波动。因此, 必须提高行业的集中度, 增强行业股价的稳定。

3. 经济周期对行业股价波动的影响

与对经济周期敏感度低的行业相比, 感度高的行业的股价波动更剧烈。以服务业和医药行业为例, 在经济周期的繁荣时期, 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 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会更多, 因此, 服务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 导致行业股价升高。然而, 对经济周期不敏感的医药行业, 则无论经济周期是否处于繁荣时期, 都可以稳健发展, 股票价格也不会发生很大波动

三、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相互影响

1.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不可否认, 宏观经济是否良好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股市走势的高低。结合经济周期理论,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 宏观经济和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股市可以敏锐地感受到经济的变化, 因此, 某一行业股价发生变化时, 往往预示着宏观经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2. 对比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的相关性

对比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可以发现, 中国的经济波动走势与行业股价波动走势的吻合度 (约40%) 比美国的两者的吻合度 (约72%) 低32个百分点。显然, 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并不是很高[4], 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当今的经济体制中, 政府依然占主导地位, 市场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但是,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这一现象应该会有所改善。

四、结束语

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中,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趋势吻合的更好、相关性更强, 这对于我国股市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笔者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能投入到该课题研究中, 针对文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指正建议, 为促进我国股市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摘要：在宏观经济学中, 经济周期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 目的就在于研究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并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影响作出预测。研究表明, 经济周期对行业股价的波动起着决定性作用。笔者通过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 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行业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 希望可以促进相关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经济周期理论,行业股价波动,影响因素,相关性

参考文献

[1]李楠博.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匹配周期的研究[D].吉林大学, 2014.

[2]卢文伟.经济短周期背景下股价波动的行业效应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

[3]李振.行业因素对股票价格波动率的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 2013.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 篇7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划分经济周期、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大部分是基于增长率分析的, 然而基于增长率分析经济波动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增长率变换对原数据中的周期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主要表现为减少了相对较长的周期波动的波幅, 同时加大了数据中随机或不规则成分的波幅。二是无法分离出经济指标中所包含的趋势项和波动项, 因而, 不能反映经济变量围绕其长期趋势的上下波动。本文使用H-P滤波将趋势项和波动项完全分开, 并基于此划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并分析其波动的特征。

二、潜在产出的估计及波动率的测量

1、潜在产出的估计方法

若以y为实际产出, y*为潜在产出, yvar为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则有:y=y*+yvar。其中, yvar就是我们要最终得到的波动分量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秘书处对潜在产出的定义是:在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 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 即潜在产出是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的产出水平。在这个定义下, 可以认为潜在产出近似为实际产出的长期趋势值。本文中将实际产出的长期趋势值看作潜在产出。估计潜在产出的方法有很多, 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H-P滤波法。H-P滤波法把样本点的趋势值当作潜在产出, 通过最小化实际产出和样本点的趋势值, 来估算出潜在产出。

H-P滤波法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Yt是t期的总产出, Xt是Yt序列中的趋势成分, λ是对趋势成分Xt波动的惩罚因子。λ=0时, 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成分Xt等于Yt;λ增加时, 估计趋势中的变化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 即λ越大, 估计趋势越光滑, λ趋于无穷大时, 估计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H-P滤波方法实际存在着权衡的问题, 即要在趋势成分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光滑度之间作一个选择。若定义, Ct=Yt-Xt, Δ2Xt= (Xt+1-Xt) - (Xt-Xt-1) 当λ=var (Ct) /var (Δ2Xt) 时, H-P滤波可以取得最佳结果。

2、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率的测量

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 文章引进波动率 (Ratio of Fluctuation) 。波动率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RF表示波动率, Xt表示t时期的实际产出, Xt*表示t时期的潜在产出。

波动率表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占潜在产出的比率, 它反映了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 即实际产出围绕潜在产出上下波动的程度。之所以选用波动率指标是因为, 它将趋势项和波动项完全分开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 同时又可以反映出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 的最新统计的年度数据, 按照GDP平减指数对名义GDP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实际GDP。H-P滤波中λ取Backus和Kehoe建议的100, 使用Eview 5.0对实际GDP进行估计后, 得到的1978-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率如图1所示:

三、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划分及其特征

1、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划分

根据“峰-峰”法划分, 改革开放至今一共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 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

经济周期按其长度分类,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 朱格拉 (Juglar) 周期:中周期 (主周期) , 一般为7-11年, 往往由2-3个副周期组成;第二, 基钦 (Kitchen) 周期:短周期 (副周期) , 40个月左右;第三, 康德拉杰夫 (Codrutieff) :长周期, 45-60年;第四, 库茨涅茨 (Kuznets) 周期:建筑业周期, 15-25年。第五, 熊彼特 (Schumpeter) 周期:综合了长、中、短周期, 1个长周期等于6个中周期, 1个中周期等于3个短周期。从表1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个朱格拉周期和1个基钦周期共4个经济周期。若将1985-1988年的经济周期作为副周期并入1978-1984年的经济周期, 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完全属于朱格拉周期, 这与工商业固定资本投资周期相吻合, 反映了我国经济周期是属于投资驱动型的。

2、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特征

(1) 高位平稳运行, 波动幅度减小、周期拉长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各种资源正常限度的充分地利用, 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经测算, 1978-2005年间, 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67%, 而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0.07%。这一切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位增长并可预见在未来的几年内仍将保持这种高位增长趋势。文章采用波动系数 (Coefficient of Fluctuation) 来描述中长期波动。波动系数反映了变量剔除长期趋势后的标准差与变量均值的比率,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CF为波动系数, X为实际产出, X*为潜在产出, X軓为平均实际产出。经过测算, 1978-200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系数仅为3.8%, 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从波动幅度来看, 1978-1984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达到了20.41个百分点, 而1985-1988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只有2.62个百分点, 若将两周期合并, 则1978-1988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20.41个百分点;1989-1995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8.67, 1996-2005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8.25, 波动幅度明显减小且两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变化相当平稳。从波动周期长度来看, 4个经济周期的长度分别为7年、4年、7年、10年, 且最后一个经济周期仍在继续。因此, 1989年是经济波动的分界点, 1989年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减小并保持平稳, 同时经济周期不断拉长。

(2)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稳定且衰减的阶梯波动

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 此模型探讨当加速原理与凯恩斯乘数一起发生作用时, 收入决定的动态过程。此外, 此模型还证明, 仅仅是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 就能够产生内生的周期性波动。假设国内生产总值Yt由消费Ct、投资It、政府支出G0构成, Ct由上期国内生产总值Yt-1决定, It与消费增量ΔCt-1=Ct-Ct-1成固定比例, G0则为外生变量。我们可以构建以下的乘数-加速数模型:

从这一模型可以推出以下的方程:

可以证明当γ<4α/ (1+α) 2且αγ<1时, 整个经济系统存在稳定的衰减的阶梯波动, 即经济最终将回归稳定增长状态。

根据方程 (1) 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注:***、**、*分别表示1%、5%、10%水平下显著, 下同。

方程中Y*为除去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后的GDP, Y为除去净出口后的GDP, Y (-1) , Y (-2) 分别表示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的Y。回归结果令人满意, 拟合度很好, 调整后R2达到了0.99, 系数t值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 序列相关的LM检验显示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对照回归方程和方程 (1) , 可以得到方程 (1) 中各参数的值:γ=0.89, α=0.56, αγ=0.50。显然, γ<4α/ (1+α) 2且αγ<1, 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稳定且衰减的阶梯波动。

3、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来源于内部传导

现代经济波动理论将经济波动的来源归结于内部传导和外部冲击。反映内部传导机制的模型基本都是产出变量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主要是单变量的二阶自回归模型。对GDP波动分量建立二阶自回归模型, 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方程中DGDP代表GDP波动分量, 从回归方程来看, 结果令人满意, 方程系数t值在1%水平下均显著, 序列相关的LM检验显示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调整后的R2为0.87, 即回归平方和占总体平方和的比率为87%, 即我国经济系统内部传导机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高达87%, 而外部冲击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只有13%。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内部传导。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稳定且衰减的阶梯波动, 波动主要来源于内部传导。随着产出波动性的降低 (波动幅度减小, 波动周期拉长) , 经济周期不断微波化, 但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周期的微波化与经济高增长的趋势有机地融合起来, 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长型经济的主体轮廓。这种经济周期的微波化与经济高增长的趋势是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摘要：文章通过H-P滤波分离出实际GDP的趋势项和波动项, 计算实际GDP的波动率, 并依据波动率划分经济周期、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1978-2005年中国经历了3个朱格拉周期和1个基钦周期共4个经济周期, 且最后一次经济周期仍在继续。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如下特征:一是高位平稳运行, 波动幅度减小、周期加长;二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稳定且衰减的阶梯波动;三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来源于内部传导。

关键词：H-P滤波,经济周期波动,波动率

参考文献

[1]陈杰、王立勇: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及潜在因素改革[J].2008 (3) .

[2]陈杰: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兼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J].当代财经, 2008 (4) .

[3]陈杰:消费波动能平抑产出波动吗[J].经济体制改革, 2008 (6) .

[4]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 2005 (11) .

重庆房地产周期波动实证研究 篇8

一、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

主成分分析法是霍特林在1933年首先提出的, 它是利用降维的思想, 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在本文中,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综合分析。将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多个指标的数据标准化, 以解决各指标的可综合性问题;进行因子分析, 计算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表, 形成指标的主成分表达式, 进而计算得到合成指标。

二、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实证研究

1、指标体系的选择。

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指标体系的思想, 并结合国内的各种指标, 从宏观经济和市场的角度, 采取四类指标共11个具体指标来建立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指标体系。 (表1)

2、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综合指数。

由于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属于增长型波动, 本文选择各个指标的增长率进行主成分分析。

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得出主成分Fi的表达式。再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得到主成分综合模型如下:

根据以上模型即可计算各年份的综合指数值, 并根据时序绘图。 (图1)

3、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特征。

根据图1, 可以看出重庆房地产业呈现出周期波动特征。重庆市房地产市场从1991年至今大致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1年至1997年, 1993年达到第一个高峰, 1995年达到第二个高峰, 此后逐渐衰退, 1993年和1995年为繁荣阶段;第二个周期从1998年至2000年, 1999年达到谷底, 2000年出现回升;第三个周期从2001年至今, 2004年第一次到达谷底, 2006年出现衰退的现象, 出现又一次的谷底, 2007年出现回升, 但本轮周期的波峰至今仍未出现。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均根据重庆历年统计年鉴原始数据整理得出

三、结论

1991~2007年的重庆市房地产市场明显存在周期波动, 且波动特征明显。从对其波动特征的分析来看, 重庆市房地产市场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能力强, 构成了特有的政策周期。从而说明重庆市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可控阶段。由于未找到第三周期 (2001年至今) 的波峰位置, 说明重庆市房地产市场长期仍具有上涨趋势。

摘要：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指标体系的思想, 并结合国内的各种指标, 从宏观经济和市场的角度, 采取四类指标共11个具体指标, 建立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指标体系。然后, 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重庆市房地产周期波动综合指数, 并对其周期波动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重庆市房地产市场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很大, 目前处于可控阶段, 且从长期来看, 仍具有上涨趋势。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房地产周期波动

参考文献

[1]张文霖.主成分分析在SPSS中的操作应用[J].市场研究, 2005.12.

[2]陆菊春, 田洪芬.武汉房地产周期波动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 2006.7.

波动周期 篇9

外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人们的共识。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进而推动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外国直接投资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时期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也会不同。因此,研究FDI波动的特点及原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于近代,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天津作为中国北方近代工业产生最早、企业分布最密集、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最早的现代企业也是由外国资本设立。天津现代工业迅速的发展和工业体系的逐步形成都离不开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此,对天津近代外国直接投资的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天津近代外国直接投资波动分析

1. 相关理论

外国直接投资(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东道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的投资。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

周期波动的测量。本文只分析FDI(外国直接投资)这一个指标,采用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C。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2. 天津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图1和图2中可以大致看出,天津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四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世纪90年代前后,天津开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探期;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10年代,是FDI在天津的扩张期;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1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FDI在天津的恢复期;第四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FDI在天津的壮大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3. 外国直接投资的周期计算

本文采用残差法计算周期性趋势。残差法首先要计算数列的长期趋势,然后从原数字数列中消除长期趋势,从而使数列中只剩下周期性波动和不规则波动。然后,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对残差进行检验,如果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存在不规则波动,通过移动平均方法消除这一因素,这样剩下的就是周期性波动了。本文首先将两个时间序列作5年移动平均,然后取对数作趋势回归,然后去掉趋势项,得到下表1和图3和图4。

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表1中的黑体字反映了周期性变化的最低点和最高点。本文主要以投资的变化为主,以两个最低点为一个完整周期,将整个过程共分为有四个周期,总结成下表2。其中前三个周期,设厂与投资的变化基本一致,第四个周期略有偏差。第一周期是1860年~1880年,可以看作是外资在天津的试探性投资。因为1860年前天津尚无现代企业,1860可以看成是最低点,到1864年达到这个周期的最高点,然后投资开始下滑至1880年的最低点;第二个周期是1880年~1901年,其中1890年为本期高点,这个周期可以看成是外资对天津的试探性投资的延续;第三个周期是1901年~1915年,其中1906年为本期高点,这个周期可以看成是外资对天津的扩大性投资;第四个周期从1915年到1935年,其中1928年为本期高点,这个周期可以看成是外资对天津的增强性投资。

三、天津近代外国直接投资中长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首先,技术是影响投资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库兹涅茨认为:生产和价格呈现的有系统的周期波动,反映了一定的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创新理论”也认为,决定周期的关键是创新活动,谋种“创新”的扩散,便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潮,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衰退。外国开始投资于天津,正是它们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时期,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都要比国内先进,他们使用蒸汽机器等现代设备,生产率高于当时国内的手工工场,而且通过贸易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自然吸引外国对津直接投资。当这种技术引进所产生的能量逐渐释放殆尽后,新的技术进步又开始出现,电力被普遍采用。大量工厂相继用电力马达代替了蒸汽引擎,同时新型工具机开始大量使用。设备和技术的改进增加了产量,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其次,从1860年~1936年间,战争对投资的影响很大。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以胜利告终,清政府不得不开埠天津。虽然还没有正式允许外商在津设厂,但外商凭借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开始在津投资设厂。1894年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商在津直接投资获得了合法性,所以在1906年前后发展很快,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忙于战争,对津投资在1915年前后出现下滑。一战后,国外投资又开始逐渐增多,到1928年到达最高点。

第三,政局稳定与否也影响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波动。早期的调查研究表明,政局不稳定是投资者决定不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洋务运动到北洋新政,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中国政局经过一系列的变动。缺乏一个和平的环境是外资投资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投资者看到动荡的政局,担心收益难以确保,而对新投资裹足不前,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在一战和二战间,外国对津直接投资要远远高于前面几个周期,主要原因是这段时期的国内环境相对稳定。

最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需求水平和市场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存在一种统计关联。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商品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廉价的棉纺织品从那个时代开始使农村的自然经济分解,而且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也不是一如既往的,因此这一过程是曲折的。1915年的抵货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在这年下滑到最低点。同时,1929年的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国际国内市场也造成了重要影响,各国除日本外对津投资均开始减少,到1935年达到最低点。

摘要：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进而推动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外国直接投资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时期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也会不同。天津是中国北方近代工业产生最早、企业分布最密集、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因此,对天津近代外国直接投资的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建红:《充分利用外资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刘佛丁王玉茹赵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83页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4]王玉茹燕红忠:《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波动周期 篇10

房地产行业是经济周期波动中最为典型的

顺周期波动传导渠道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极强的关联度。当经济处于新一轮上升和繁荣周期时,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通过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所产生的杠杆效应为经济上行注入强劲的动力。据测算,2009年房地产直接投资拉动GDP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产业杠杆拉动约为3个百分点。当经济处在新一轮下行和衰退周期时,情况则正好相反。

大致来讲,房地产行业对宏观经济而言发挥着类似“助涨助跌”功能,一个多月前,市场的担心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会引发经济过热,现在,市场的新担忧却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会引发经济“硬着陆”。在新的增长点还没有明显形成、中国经济依然在较大程度上依托以推进城市化为主线的投资驱动的增长动力,则更是直接强化了房地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密切关系。2009年和2010年房地产市场经历的戏剧性变化,正说明房地产行业过度的顺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特定的开发周期增大了房地产企业应对经济周期的滞后性,而保障住房建设的相对缺乏也使得商品住宅的波动缺乏相应的对冲力量

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一个完整的开发过程通常包括土地购置、规划设计、建筑施工、项目预售、竣工入住五个环节,时间周期约为3年左右。较长的开发周期与供应链条严重限制了房地产企业应对经济周期和政策不确定性的灵活度。

2007年13%的GDP增长率代表着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了房地产需求,开发商预售款急剧萎缩,资金流断裂的风险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土地购置、开发投资与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度下滑,加大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房地产的“助跌”作用显现。

2008～2009年的房地产调控作为危机应对型超常规刺激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抑制了经济下行风险,因此这一阶段的调控政策事实上成为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缓冲器。

2010年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加快近20%,GDP实现11.9%的高增长。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房地产市场“淡季不淡”的异常表现使新一轮地产调控顺势而生。然而,新国十条、地方政府、各部委密集的调控政策通过严格的信贷资金控制、预售款监管将对开发商的资金状况产生较大冲击,进而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能力,从而在经济平稳回落时,产生下行的叠加冲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保障住房的建设相对欠缺,使得商品住宅的大幅波动难以被保障住房带动的投资所对冲。

(二)银行信贷、预售款、资本市场的顺周期性加大了对开发商资金流的叠加冲击

银行信贷、开发商预售款、资本市场再融资都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新一轮调控周期与地产行业周期的相逢,加剧开发商资金的紧张状况,那么,地产企业的被迫选择只能是减少投资、暂缓开工、压缩拿地计划,这必然导致下一轮周期商品房供给量的减少,房价面临上涨压力。历史经验看,如何打破这个周期性循环始终是地产行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2010年4月的新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之后,今天我们再次遇到这样一个困境。

1.开发商主要的资金来源——预售款随着房地产市场景气波动最为剧烈

从总量上看,新一轮地产调控以来,随着商业银行严格的信贷控制与销售萎缩带来的回款放缓,开发商的资金来源增速正在持续放缓。截至4月份,开发商资金来源累计2.16万亿元,同比增幅为59.9%,较上月61.4%的增幅下降1.5个百分点,延续了2010年以来逐渐的下降趋势。5月份之后,随着政策效果的显现,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

从结构上看,开发商资金来源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截至4月份,国内贷款、自筹资金、预售款(定金、预售款及个人按揭款)分别为4552亿、7460亿、8194亿,各自占比为21%、35%、38%,较2009年同期分别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1个百分点、上升5个百分点。因此,国内贷款在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预售款的比重却大幅上升。

正是这种变化的资金来源结构暗示了开发商下一步的资金供应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原因在于:其一,严格的银行信贷约束短期内在房地产调控时期预计不会放松。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三不贷”和“三挂购”,地产企业的融资受到更为严厉的控制。事实上,近期,商业银行对地产企业的授信额度正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到期后直接不给予续借,预计未来国内贷款在开发资金来源的比重将持续下降。

其二,如果继续对预售款引入严格的监管制度,将对开发商现有的资金来源产生大的冲击。住建部从商品房的预售制度出发,第一次提出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预售资金,并将其全部纳入监管账户,各项措施的针对性与操作性都明显改进。因此,预售款占比的上升其实收紧了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同时,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大幅下滑,本身也直接推动了预售款的大幅波动。

2.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

2010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加大,房地产企业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的难度显著放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本市场对房地产企业上市IPO持更加谨慎的态度,2010年以来,截至目前,内地A股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成功上市;其二,Wind统计显示,2010年申请再融资增发计划的上市公司共计44家,到目前尚无一家地产公司通过再融资计划。据统计,截至5月中旬,共计8家公布增发计划的企业,其股价已全部跌破拟增发价格,因此,就算获准增发,成功完成再融资的可能性也甚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市场上上市的“内房股”,股价大幅下跌的幅度(例如PB水平)有不少公司已经接近2008年底危机最为艰苦时期的估值水平。

(三)土地价格刚性加大了开发商逆周期投资的风险

土地购置是房地产开发周期的关键环节,但土地的特性、土地的垄断供给与招拍挂的供地制度决定了地价的调整弹性相对较小,一个重要的证明是,即使是在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的2008年,土地出让价格依然较之2007年有稳定的上升。房价可能在调控的影响下已经出现调整,但是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可能难以出现有效的调整,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土地购置与新开工面积持续的下滑走势。因此,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强烈的刚性使房地产开发商难以在行业回调时期,以合理的价格新购置土地,开工与投资增速受到压制,从而恶化经济周期的同时,也为未来商品房供给量减少埋下伏笔。

这个趋势应当说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50%,并在一年内全部补缴所有土地出让价款。

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企业资金流的紧张情况,另一方面是土地价格的居高不下以及首付比例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叠加大大增加了开发商逆周期拿地、从事开发投资的成本与风险。

房地产行业如何避免顺周期波动与政策叠加

房地产行業如何才能避免顺周期波动、调控政策叠加所产生的冲击效应,从而在经济下行以及面临严厉调控时,保持合理的投资增幅,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又能实现稳定的供给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房地产行业需要实现两个良性循环:第一要开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开发商能够在回落时期保持一定的开发与投资增速,打破追涨杀跌的怪圈;第二要防止政策叠加加剧经济“硬着陆”风险,这需要足够的有效措施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大土地供应,促使土地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出现相匹配的价格调整,从而对冲商品房建设的减少。

(一)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增大土地供应,使开发商在行业回落时期保持合理的开工量

1.外资规模与空间仍将有限,难成融资主流渠道

截至2010年4月,外资在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规模和占比分别为137亿、0.6%,去年同期分别为166亿、1.2%,因此,外资的规模和比重仍然十分有限,很难补充开发商的资金缺口。而且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大量国际资本仍然很难参与中国的房地产领域,而且地产调控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预期,因此海外基金的进入也将保持更为理性与谨慎的态度。

2.拓展多元化房地产融资渠道,降低对强波动性融资的过度依赖

房地产信托一直是国际上主流的投资方式,在银行贷款收紧、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信托无疑将有助于房地产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尤其可以为陷入资金困境的企业增添新的希望。

根据普益财富的统计数据,2009年共有37家信托公司发行了近190款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公开募集资金约380亿元,而2010年第一季度,共有29家信托公司发行65款信托产品,募集资金规模超过170亿,数量和规模同比增幅分别为150%、660%。

2010年房地产新政以来,房地产企业纷纷转道信托融资,目前已有多家上市企业通过房地产信托渠道募集资金,以增强维持强劲现金流的能力。如绿城中国、中华企业、新城地产等已经借道信托实现融资。

随着调控政策效果的不断显现,预计6月份以后,房地产信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然而,从金融政策来看,中国房地产信托投资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性障碍仍然是房地产信托发展的最大问题。另外在当前的房地产调控下,监管机构对房地产信托的关注程度也在提高。因此,如何积极拓展多元融资渠道仍是房地产企业面临的一大困境。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统计,在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等渠道受阻后,房地产企业开始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融资,缓解资金压力。2010年以来,恒大、雅居乐、金地、龙湖等大型公司拓展了优先票据、基金募集、境外融资等多种渠道融资。

从趋势来看,推进REITS等更为市场化的融资工具,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3.配合需求灵活定价是短期内市场调整初期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之一

考虑到新一轮地产调控的严厉程度,以及当前市场交易量的大幅度萎缩,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2010年四季度随着前期新开工量形成市场供给,量价齐跌的概率不断强化。从历史经验上看,一般而言,成交量下调和价格下调之间通常存在3～6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而2009年底以来高速增长的新开工比例也意味着2010年下半年的市场供应预计会明显上升。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的发展形势,在价格普遍下降的压力到来之前,采取灵活的定价策略。

4.在维持良好流动性基础上,适时、适度增加土地储备

从供给总量看,2010年18万公顷的供地计划是一次大幅度的增加,而且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回调,土地市场需求方的竞争程度也普遍下降。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结果,重点城市住宅用地的溢价水平在新政之后已经明显降低,这反映出目前土地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在降低。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资金流相对充足、资金回笼较快的房地产商而言,这是一次适时、适度增加土地储备,逆周期增加竞争能力的较好机会,并为新一轮扩张打好基础。

(二)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使之成为房地产行业抵抗周期波动的缓冲器

2009年,中央政府计划新建、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200万套,棚户区改造130万套,全国共需投入1676亿元,其中中央计划投入493亿元,占比29.4%,实际投资550.56亿元,相比原计划后续追加近58亿元。

2010年,中央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全国共需投入约3000亿元,其中中央预算投入632亿元,如果按2009年中央实际投入比例即33%计算,那么,2010年中央预计将投入990亿元,需追加投资360亿元,这样一来,地方政府需要配套投资2010亿元。换言之,除去中央投资,平均每个省、市仅需投入63亿元。

住建部《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指出要多渠道筹集保障住房的资金来源:其一,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其二,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住房建设的比例不得低于10%;其三,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保障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商业银行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那么,剩下20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能否保证?

根据测算, 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仍将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那么,按照10%的比例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可以实现1000亿左右的资金供给。这样来看,还有1000亿左右的资金缺口,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解决,此外,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发债、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那么,实际需要的貸款规模还达不到1000亿元。

因此,可以判断,2010年共计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关键是相关项目的执行能力,中央、地方以及商业银行贷款将足以补充资金缺口。

(三) “金融杠杆”功能的缺失意味着保障性住房只能部分对冲房地产行业的回调压力

从经济增长的功能看,保障性住房所需要的钢筋、水泥等原材料和商品住房基本是相同的,换言之,两者的首次开发环节的“产业杠杆”效应大致相同。

从金融资产的角度看,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却存在显著差别:

其一,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而言,供给商品房的土地储备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杠杆”效应,即这里的土地可被用于银行抵押贷款,从而带动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开发商扩大投资支出,因此,商品住房的“金融杠杆”效应实质上明显放大了商品房地产“产业杠杆”功能,这两大杠杆的互相叠加大大延长了房地产的产业链条。这是保障性住房所无法实现的功能。

其二,对于购房家庭而言,由于不拥有全部产权,保障性住房不可能用于资产抵押,从而增加家庭的消费支出能力,也不会因为房价上涨而享受资产增值收益。这一点与商品住房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保障性住房“金融杠杆”功能的缺失使之无法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效应和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而只能部分对冲经济回调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拥有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将会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者,因为他们中有一定比例的居住者不太可能长期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廉租房或经适房里面,而是将它视为暂时性需求,长远来看,拥有一套商品房仍然会是其最终目标。所以,保障性住房只能暂时分流需求,而不会减少对商品房住房的需求。

寻找房地产行业长期向上的内源动力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叠加所产生的共振是房地产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行业回落、经济回落时期,最大化地拓展资金渠道,增大土地的供应,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速以及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补充机制都是房地产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并在中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带来的冲击。

从长期来看,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不少重要的发展机遇。

首先,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多元化和分层化将是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的三大背景。结构调整意味着经济难以再续过分依赖出口带动的高速增长,需要通过收入的增长来带动内需的扩大。

其次,劳动力、资源、土地将为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设定成本约束。未来,人工红利的趋小、资源约束的趋紧、土地供给的规范化都意味着房地产行业难以依赖低劳动成本、粗放式资源投入、低价增加土地储备获得人力溢价、资源溢价与土地溢价,特别是土地溢价带来的利润贡献会显著降低。

再者,从房地产行业结构看,未来商品房市场与保障性住房市场所形成的“双线格局”将逐渐明朗化,消费者在保障性住房、中低档房、高档房之间保留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商品房市场只有开发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把保障性住房市场的消费者吸引过来。市场与政府之间不断明确的界限本身将增大商品房市场的竞争压力。

那么,当前及未来房地产行业要想持续成长,并不断培养投资价值就必须完成一个关键性转变:即从依赖土地溢价、资金扩张与成本控制转向产品溢价和打造行业品牌。

从当前的情况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企业实质上正处于不同的价值驱动阶段。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仍处于依赖土地增值的初级阶段,而一些大型企业则走向开发更好的产品与打造知名品牌的中高级阶段。例如一些龙头房地产企业正在研究与开发低端地产,这不但代表着未来的竞争优势,而且也与建筑节能、降低能耗的发展方向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