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路径（精选四篇）
救济路径 篇1
首先, 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方面需要得到培训与转变。尽管从事公务人员的素质固然会参差不齐,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到很重要的一点, 即转变整个行政主体官本位的思想, 从根本上树立民本位的观念, 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植根于行政组织与公务员队伍当中。实践中, 我们都知道行政法的最大特点便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平等是天然的, 因此行政主体便很容易利用这种地位的不平等, 抱着官本位的思想, 频频出现忽视与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 甚至某些行政主体权力过于膨胀, 缺乏对公民的服务意识, 唯利是图私欲甚强, 根本不为行政相对人设身处地的考虑。因此鉴于此种情况, 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的培训与考核机制。因此从制度的设计改善目前的现状, 促使行政主体更积极有效的履行其职责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当然为了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形出现, 明确的划分各级行政组织的权力与责任, 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也是必要的, 这也是贯彻执行行政法原则的基本体现。而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必然会牵扯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虽然阻力必然会很大, 但只要我们勇于进行渐进的改革, 相信还是会卓有成效的。
其次, 针对上述分析的行政复议中存在的问题, 如复议机关故意拖延期限, 超期不予答复, 甚至需要代理人依靠向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反映情况以形成体制上的压力的情况, 我们可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 可以先行督促其受理;经督促仍不受理的, 应当责令其限期受理, 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受理;认为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 应当告知申请人。”另有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职责, 经有权监督的行政机关督促仍不改正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但笔者认为虽然规定了此种救济方式来督促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职责, 保障相对人的权益, 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和执行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如果不是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或者体制内的压力, 实现这种救济方式相对而言还是行政机关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还是应从行政复议机关本身入手, 在如何促使复议机关自觉履行相应职责方面思考一些方案或者建立一些机制, 当然关于这些方案或者机制的思考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笔者在此仅仅提出此问题以引起各界的重视。
最后, 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独立依然是一个长久值得探讨的话题。司法独立在制度层面上要求做到:首先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 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预, 立法机关虽然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 但主要通过立法及对法官的质询进行监督, 且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其次司法系统内部的互相独立, 即一个司法机关内部相互之间互不干预。法院上下级只是审级关系, 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之外, 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第三表现在法官独立审判, 且只服从法律, 除了法律之外, 法官不服从任何其他权威;最后是法官个人的保障制度。即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保障法官充分捍卫法律。包括法官的地位、工资及其后续的福利保障等等。那么当前我国司法的不独立涉及在具体的行政诉讼领域中, 具体表现在行政审判的外部和内部均不独立, 在与行政权的关系中, 尽管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涉, 但现实中行政权高于司法权, 干预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更重要的一点是, 法院没有独立的财政权, 其收支来源皆受制于行政机关, 因而对于行政机关具有天然的依附关系, 因此实现司法的独立地位面临诸多困难。那么法院内部的不独立则表现在, 审判组织没有独立的裁决权和审判权, 合议庭审理一个案件后, 要向层层汇报和审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且审判人员不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 而不是法官独立。总而言之, 司法的不独立主要表现在司法权的行政化、官僚化、地方化, 司法改革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改善司法环境, 追求司法独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Z].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
[2]房保国.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与解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0 (5) .
救济路径 篇2
[关键词] 房地产登记；权利救济；路径解析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36-1
一、问题的提出：“和谐”诉讼背后的思索
当前，由于一些房产登记机构的不作为，导致公证或诉讼成了房产转移登记的“前置程序”，而诉讼又成为优先的选择。理由是：一是诉讼收费较公证收费低；二是在财产权属不甚明确或者申请人年龄较大、是否为自由意志不十分清楚时，公证机关出于规避风险也往往不予办理。法院便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司法成为了廉价的工具，诉讼成了简单的“背书”，如何范诉权的合理行使通道，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形式还是实质：我国房产登记行政审查标准的实证分析
房产权属登记属不动产登记行政行为中的一种。根据《城镇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转移登记是指因房产买卖、赠与、继承等原因导致权属发生转移而产生的所有权登记。为确保权利登记准确性，登记机关须对当事人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
（一）我國现行法律关于不动产登记审查标准的规定。我国1987年4月21日发布了《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2007年10月1日施行了《物权法》。物权法融合了两种审查标准：“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是形式审查，“实地查看”具有实质审查性质。然而“必要时”的条件限制实际上表明登记审查仍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如果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的”，实质审查也就不会发生。在物权法出台后，建设部的《房屋登记办法》对登记机构的审查作了进一步规定。其确立的审查标准是以形式审查为主、以实质审查为辅。 实践当中，登记机构以发证为中心建立了一套登记流程，一般不采取实际勘验方式，更不去就物权变动的基础民事行为进行实质性调查。
（二）公证：房产登记实质审查的可能替代程序。长期以来，我国登记机构实行的是公证前置制度，登记机构要求对房屋继承、赠与基础事实进行公证，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司法部、建设部于1991年8月31日颁布的《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而200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除非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公证的事项，当事人无须申请公证。同时，《物权法》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而根据《继承法》则规定，公证遗嘱并非唯一有效遗嘱形式。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也未规定在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时必须进行公证。 《房屋登记办法》实施后，2012年6月1日起实施《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却又规定，除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继承、受遗赠事实外，因继承、受遗赠申请房屋登记的，其继承文书、受遗赠文书应经公证。
从法律位阶来看，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才必须进行公证，《通知》与《规程》强制要求办理继承与赠与公证与上位法相悖。故从法律规范适用角度看，公证不应成为必经的前置程序，强制要求公证实际上是行政权过度干预私权，甚至有公权设租之嫌。
三、民事还是行政：房产登记行政不作为的救济程序选择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诉讼尤其是确认之诉必须具有值得诉讼救济之诉的利益，即原告要求法院就其私权主张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对行政不作为的审查关键在于行政机关应该为而不为，其构成要件必须以行政主体具有应当作为的法定义务（法定行政管理职能）为前提，而法定义务来自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动产登记以及颁发产权证明是登记机关依法实施的一种依申请的行政确认行为，从前述法律规定来看，对于不动产登记是否必须进行实质审查，《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等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一般认为登记机关主要进行形式审查，而辅之有限度的实质审查，正是这种法律规定的相对模糊导致了行政不作为逻辑进路的不畅。
我国实行的是物权登记生效主义，因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从阶段上看，第一部分为不动产变动的原因，当事人通过各种民事行为而引起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第二部分即为登记，两个阶段性质不同，原因行为不合法，并不一定代表登记就不合法，原因行为合法也不必然导致登记的合法，但需要强调的是登记这一生效要件的发生基础仍然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2010年8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明确了房产登记不作为属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从第8条来看，存在基础民事事实变动争议如无效或撤销则需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反推之，在无基础民事争议情况下，即应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自然符合行政诉讼受案管辖。
四、结语
在我国法治进程的当下，诉权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适宜进入司法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需要法院和法官准确把握司法限度，同时，让司法权与行政权各自归位或许也是解决我国司法实践诸多问题的切人口。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方世荣，石佑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左卫民等.诉讼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及其规则研究 篇3
采光权作为一项复合型权利, 其中包括了财产利益、环境利益及人格权益。通常来讲, 具体的救济方式主要是根据被侵害者所选择的侵权救济模式。受侵害者一般会优先选择物权模式, 但还有另外一种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救济模式, 便是债权救济[1]。有效处理采光权侵权案件的关键与基础, 便是客观化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 同时还要量化救济赔偿, 这也是完善采光权法律制度的重要方法。
二、构成采光权侵权的规则
( 一) 存在侵权行为
存在侵权行为, 主要是指侵权者实施了造成受侵害者不动产使用权或者是所有权利益受损的行为。我们在认定侵权行为时, 通常会对违法性行为进行相应的审查。对于采光权这项特殊权利来说, 无论侵权者的行为是否涉及到违法, 受侵害者都可以通过诉讼机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 二) 发生损害结果
只有发生了相应的损害结果, 受侵害者才可以利用法律机制来获得相关救济赔偿。这就需要根据法律事实来进行客观的测算及判定, 通常会参照存在损害就一定会有赔偿, 没有救济也就不存在权利的原则。对于所发生的损害结果来说, 既可以是造成受侵害者财产利益受到损害, 也可以是致使受侵害者的人格权益受到损害[2]。我们在鉴定采光权的损害结果时, 需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的基本国情, 将最基本的日照采光鉴定结果作为判断受侵害者的采光权是否受到侵害的标准。基于这种现实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发展现状来合理出台相关审查标准, 能够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采光标准体系, 让采光权变得更具灵活性。
( 三) 侵害结果与侵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一般来讲, 受侵害者的采光权利受到侵害是由于侵害者的遮挡行为所引起的。没有侵害作为的存在, 也就不会有侵害结果, 这就使得侵害结果跟侵害行为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具体判定采光权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 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分别是责任构成与否及责任的大小。我们通常是从损害事实的客观性、出现损害结果的时间先后顺序、原因等方面来确定是否构成侵权责任。而在界定采光权侵权责任范围时, 就需要从受侵害者所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情况这两个方面考虑。
三、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
( 一) 明确采光权的侵权责任主体
受侵害者在选择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时, 需要明确采光权的侵权责任主体, 因为侵权行为的不同会使采光权侵权的主体存在差异。一般来讲, 当事人通常会以导致自身实际利益受损来界定侵权责任主体。具体来讲, 采光侵权的行为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个人在自己所有的宅基地私自搭建建筑物, 从而导致相邻人的采光权受到损害; 其次是经过合法审批搭建的建筑物依然可能侵害到相邻人的采光权, 这里经过审批搭建的建筑物包括了经过审批许可改建或者是重建的城市私有房屋, 也包括了开放商经过行政许可所搭建的房屋。
( 二) 有效拓宽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
有效拓宽采光权侵权救济路径需要从两个方面开展, 首先是物权救济方法, 其次是债权救济方式。物权救济方法强调的是采光权同属于物权范畴, 而且采光权是否得到保障, 直接影响到自然人的情绪甚至是身心健康。所以, 我们在选择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时, 优先选择物权救济方法。自然人保护自身采光权益的最佳选择, 便是保护自身的采光权益回归到物权最圆满的状态, 受侵害者可以通过物权请求来责令侵害主体停止相应的侵害行为。债权救济方式是在物权救济方法出现社会效率过低、交易成本过高时采用的新型救济方式。当受侵害者的利益跟社会公共利益起冲突时, 就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效率及个人公平, 有效寻找二者的利益平衡点。这时, 便可以采取债权救济方式来保障受侵害者能够得到相应的对价赔偿。
( 三) 逐步量化采光权侵权的救济标准
在量化采光权侵权的救济标准时, 需要考虑到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要折算出受侵害者不动产的经济损失程度, 其次是补偿受侵害者因采光权受损而引发的身体及精神损失, 最后是补偿因为采光权受损而使受侵害者出现照明、取暖等额外支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的基本国情, 因此在具体量化采光权侵权救济标准时, 需要对相应的赔偿方式给予一定的公式化与量化, 这是使侵权赔偿更加简便性与规范性的重要途径。通常来讲, 计算赔偿时要充分考虑到两方面的内容, 分别是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当前我国有关采光权侵权的法律制度还存在诸多空白之处。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不断完善采光权侵权的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 有效拓宽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治秩序的基本需求, 有效维护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也是依法治国的生动体现。
摘要：采光权是为了保障人类基本生存环境而出台的一项法律, 虽然采光权已经引起了当前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但我国在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上还存在许多法律空白。本文首先分析了构成采光权侵权的基本规则, 再对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进行了探索与研究。以期不断完善我国有关采光权的法律制度, 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采光权侵权,救济路径,规则研究
参考文献
[1]王者洁.采光权侵权的救济路径与规则[J].学习与探索, 2015, 04:79-85.
救济路径 篇4
一、“救总”的成立
1950年4月24日至1950年4月29日, 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救济代表会议。经过中国救济代表的协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 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选出了宋庆龄、董必武、吴耀宗、沈体兰、陈维博、伍云甫、谢觉哉、李德全等49人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其瑗、熊瑾玎、司徒美堂等9人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委员[3]。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规定:“救总”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 其宗旨是团结并领导全国从事救济福利事业之团体及个人, 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节约、劳动互助, 以推进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救总”的社会救济工作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自救助人为方针, 其救济福利款物由政府补助和在群众中募集共同组成, 同时接受国际友人的友好援助。国内救济福利团体接受国外救济福利款物事先须取得“救总”的批准, 在“救总”的通盘计划下分配使用[4]。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为最高机关。设执行委员会, 在救济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为最高领导机关。宋庆龄为“救总”主席, 董必武、谢觉哉、李德全、吴耀宗为副主席, 伍云甫任秘书长。这样“救总”就形成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体制, 为指导以后全国的救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救总”社会救济的实践
1. 救助灾区群众。
帮助灾民募捐衣物和钱款是“救总”的重要职能。1950年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发生水灾, 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 灾民约4000万人, 其中大块重灾区共有2800余万亩, 急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5]298。为了协助政府解决灾区人民的寒衣问题,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与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 发动了全国性的劝募寒衣运动, 向全国发出了募集600万套寒衣的号召。在全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地救济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及各界热心救济人士的热烈支持下, 在极短的时期内, “救总”共募得寒衣6887561套, 折合人民币3400多亿元 (币制改革前的人民币, 1955年改革后, 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 下同。———作者注) , 超过原订计划600万套的13%以上。募捐上来的寒衣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配给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灾民, 共计分配给灾民寒衣5210750套;二是各地区留用救济当地贫民及外地迁入的灾民, 共记寒衣1177895套;三是救济朝鲜难民, 共计寒衣1000套, 同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又救济朝鲜难民200亿元的现金[6]。这不仅解决了皖北等地重灾区灾民及部分城市贫民缺乏寒衣的困难, 还援助了朝鲜的难民, 增强了中国国际上的交往能力。在募捐过程中, 全国各地人民充分地表现了团结、互助和友爱的精神。上海市平均约5个人捐出寒衣1套;北京、天津、浙江、苏北、陕西、川西、河南、平原、宁夏、南京、广州、西安、沈阳、旅大、抚顺、鞍山、重庆等省、区或市, 募集数量均超过原订计划;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捐献了8.7亿元和衣物、粮食等;民主党派也积极参加到这一互助运动中去,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一个月募捐寒衣大小70余件, 人民币5694000元[7]。充分证明了“救总”在救助灾区群众中的作用。
2. 收容社会弱势群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因素, 导致城市里产生了大批的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和孤儿, 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经过“救总”多方面努力, 从1949年到1952年, 全国各主要城市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了收容, 建立起无数个不同性质的生产教养院, 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孤儿, 大量地被收容进去, 并施以适当的思想和文化教育, 使得他们学会了各种生产技能, 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统计,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办理的收容教养机构有98个, 其中收容儿童的有55个。同时,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协助政府办理灾难民的临时收容、紧急救济和遣送回乡生产的工作, 减少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两年半就收容遣送灾难民达13万余人[8]。此外,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了大量城市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工作, 如贫病补助、贫婴补助、产妇补助、贫民生活补助和城市火灾、风灾救济等, 据初步统计, 救济分会所办理的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受益人数有七万余人。在工作中, “救总”依照“社会互助”的方针发动群众, 杭州市分会救济江干区火灾灾民时, 群众自动捐款8亿余元;武汉市分会救济重划区火灾灾民, 群众自动捐款达12亿余元, 并捐助了大批衣物粮食。
3. 整顿历史遗留的社会救济组织。
全国政权建立以后,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遗留的数千个救济福利社团是整合已有社会救济力量的重要方面。为此, 从1950年开始,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对国际与国内规模较大的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 用协商的方式对国内规模最大的红十字会总会进行了调整, 经过思想、领导、组织、制度、人员等多方面的调整, 新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崭新的面貌得以出现, 在治淮工程的医疗工作、朝鲜前后方的救护工作、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防疫工作, 以及国际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中,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救总”还对国际性救济团体进行了改造, 解放前国际性救济团体有40多个, 解放后大部分已撤退或解散, 剩余的9个接受美国津贴, 从1951年4月底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开始, “救总”对这些团体已进行了处理与改造。除了对部分反动的、名存实亡的和假冒为善的团体予以处理外, 一般的斟酌情况予以团结性改造, 并通过各种适当的组织形式, 使它们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救济福利事业, 发挥其服务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建国初期, 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下, 各地分会总计已对800多个遗留的救济福利团体组织进行了整顿。
4. 进行对外国际援助。
在国内救济的同时, “救总”广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1951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将中国人民为援助“松川事件”中被迫害的日本人民的捐款寄到日本, 援助了“松川事件”的受难人士。1952年日本北海道地震, 使日本人民遭到严重的灾害,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时地汇去了救济北海道地震灾民的款项。这两次的援助都增进了建国初期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 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救总”还曾联合有关人民团体对遭受严重旱灾的印度人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救济;组织了“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 对受英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压迫的马来亚华侨作了正义声援。这些国际援助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了国际民众的认同。
此外, “救总”地方分会还办理了一些救济性质的福利事业, 如产院、诊所、托儿所、保育员训练班、平民宿舍、劳动人民服务站、义仓、夏令饮水, 等等。这些努力, 都是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在中国社会救助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政府主导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代表人民政府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活动中, 这与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大都停留在文件上面、广大民众很难得到政府的救济形成明显的对比。在社会救济中,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注重社会救济的覆盖面和公平性, 使得社会弱势和困难群体得到了应有的救助, 从而在根本上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58.
[2]毛泽东文集 (6)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新华社.中国救济代表会议闭幕, 人民救济总会成立, 宋庆龄等四十九人当选执委[N].人民日报.1950-4-30.
[4]新华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N].人民日报.1950-5-5.
[5]董志凯.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6]新华社.各地人民发挥高度团结互助精神, 去年寒衣劝募计划超额完成[N].人民日报.1951-4-4.
[7]民盟总部为灾胞募寒衣, 劝募工作顺利结束[N].人民日报.195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