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务论

国家财务论（精选四篇）

国家财务论 篇1

最近,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表彰了50个“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体和100名“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国家粮食局财务司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是对国家粮食局财务司工作的充分肯定。

近几年来,国家粮食局财务司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敬业、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围绕粮食流通工作大局,积极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了良好的表率作用。一是积极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深化改革,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历史包袱,改革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指导各地认真做好企业富余职工分流安置工作;三是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强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扭亏增盈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四是抓好财务规章制度建设,切实加强财务管理,促进了粮食事业发展。

国家粮食局财务司表示,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把握形势,扎实工作,坚定信心,克难攻坚,继续围绕粮食流通中心工作,努力做好粮食财会工作,为推进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贡献。

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初探 篇2

绩效用英文表示是performance，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即工作业绩与效果。绩效评估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可以是组织的经营成果。

绩效评估最初主要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通过评估实现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由于绩效评估效果良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将它导入到企业管理的多个方面，由此，对财务、营销、生产、行政、企划的绩效评估也就应运而生。另外绩效评估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作为预算单位的国家职能部门，评价其运作情况的关键问题应该是行使职能的效果及使用资金的效率。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绩效评估体系是实现评价的有效手段，通过评估可以促进被评估部门良性发展。

一、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问题的提出

（一）国家职能部门预算与绩效

我国国家职能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一般属于行政事业单位，主要采取预算管理形式。预算管理形式分为三种：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其中绝大多数单位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上级拨款。而这种预算体制往往导致上级只关注下级的投入，按支出多少来拨款而不是按产出多少来拨款，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和花钱，忽视了公众的真正需要，浪费了大量资金，从而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

资金是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经济关系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血脉，对行政事业单位也不例外。虽然国家各职能部门大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门就可以不注重其活动的经济效率，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职能部门同样需要有效的经营管理手段，在保证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基础上改善与提高其活动的经济效率和效果，同时降低成本。

通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使预算和绩效挂钩，可以逐步实现对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的管理转向“注重支出效果”的管理。绩效评估将预算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强调的是结果导向，或者说强调的是责任和效率，同时增强了预算资源分配与职能部门绩效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提高预算支出的有效性。

（二）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的含义

由于职能部门以预算管理为主，资金的使用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对国家职能部门进行财务绩效评估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财务绩效是指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产生的效果、效率和效益。它包括：效果，即组织最终有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和；效率，是组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综合反映资金潜力的发挥程度；效益，反映组织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情况。

本文中的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是指通过选取合理的财务指标和相关的非财务指标，构建财务绩效评价体系，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对一定时期内各职能部门的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和准确的评价，从而反映组织在评价期内的财务运行状况及其财务绩效。

二、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实施的作用

对于国家职能部门而言，绩效评估注重产出与投入的比例，通过评估可以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促进其改善服务质量，节约运行成本，加强经营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达到组织价值的最大化。其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为上级部门评价下级预算部门财务管理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财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指按照评估内容构建的以效益评估为中心，反映被评估对象财务管理、事业发展状况等各个侧面效果的相关指标的集合，所以绩效评估的目的之一就是对评估对象的财务管理水平进行分析评价。通过绩效评估的结果，上级部门可以掌握下级预算部门的财务管理情况并能较客观地予以评价，是奖惩下级单位的有力依据。但奖惩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评估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提出改进措施，促进各单位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因此，评估不仅要重视结果，更要重视过程，使绩效评估与单位财务管理密切结合，促使各单位合理利用资金、提高财务效益。

（二）为上级部门审批建设项目、安排经费预算提供重要依据

作为预算单位，建设项目经费、专项经费的执行情况反映了一个单位的财务管理效果。通过绩效评估，可以评价评估对象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及各单位提供的服务情况及其继续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财务绩效评估结果可以作为上级单位下一年度审批建设项目、安排经费预算的重要依据，绩效评估可以使部门每年的支出与取得的成效挂钩，上一年的表现会影响下一年的预算拨款。绩效优良的部门在下年度安排部门预算时优先考虑并适度增加一定比例；对于绩效不佳的部门在安排下年度部门预算时从紧考虑，缩减一定比例的部门经费。这样预算部门就有了责任机制和加强合理使用项目专项经费的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和能力，尽量做到每一块钱都花在刀刃上，最终达到合理配置国家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

（三）为考察职能部门领导班子工作业绩提供重要参考

领导班子对企业财务管理的效果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财务管理绩效评估的结果可以作为评价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如何履行他们的管理职责及他们的其他业绩的重要依据。被评估单位的领导班子对财务管理具有决策权，最终的评估结果也是领导班子决策、管理是否科学的反映。作为绩效评估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对评估对象业绩进行分析，其结果可以作为领导班子业绩结果评价的重要参考。

（四）为被评估职能部门明确财务管理目标提供导向

明确绩效评估的目的是财务管理绩效评估的首要工作，评估的目的直接体现在指标体系的建立及权重的分配上。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单位就会盲目地开展工作，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个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实际上是各预算单位工作努力方向的导航器，可以使其更加明确工作的重点，关注那些对于单位更为重要的项目，鼓励以较好的计划有效分配资源，激发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通过有目的地集中注意力和行为来指导工作，从而提高资金利用率和财务效益。因此，科学的财务管理绩效评估体系为被评估单位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五）为促进被评估职能部门发展提供动力

绩效评估可以作为评价部门业绩的依据，但如果绩效衡量仅仅意味着对历史结果进行综合回顾，那么从绩效管理的角度考虑，这种评估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一种有意义的绩效评估衡量手段必须是面向未来的，应该更加关注绩效的改善。因此，促进发展是绩效评估的重要目的。通过评估及实施奖惩措施，可以调动职能部门的积极性，使评估单位不仅关注过去与现状，而且努力提高其发展能力。通过绩效考核的结果，有利于被评估部门了解自身当前的发展状况，发现财务管理的薄弱环节，找出本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差距，以便把握优势，克服劣势，挖掘潜力，加强财务管理，改善经营行为，发挥单位的潜能和积极性，对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进行及时调整，使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促进事业健康发展。

三、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绩效评估的成功经验，但是为了保证评估的效果，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财务绩效评估当然要以财务指标为主，主要评估被评估部门的资金使用效益，但不要狭隘地理解为仅包括财务指标。由于国家职能部门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因此，不可忽略其对社会的服务效果和贡献的评价，否则容易打击被评估部门发挥社会职能的积极性。在对国家职能部门财务绩效评估时，既要有评估经济效益，也要评估社会效益，除设置财务指标之外，还要设置反映被考评部门职能特殊性的非财务指标。

（二）科学设置评估指标

1.评估指标以定量为主

如果绩效评估以定性化描述为主，评价者在评价时就容易依赖主观印象与主观判断，而不是用客观尺度来衡量，可能会存在个人偏见，评估结果很难客观、公正。因此在设置考核内容和标准时，能定量的尽量定量，做到客观、精确，减少模糊度，避免考核内容的空洞；对于难以定量考核的，可采取定性考核指标，强化考核项目的可比度和可度量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

2.突出重点指标，设置关键指标

不同职能部门的工作重心是不同的，如何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指标权重的设置至关重要，要根据被评估部门的实际情况对指标进行分析论证后，突出重要性指标。另外，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简单概括即：一个木桶能装水的大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如果最差的指标恰巧是该部门最关键的指标，那么这将成为制约该部门发展的瓶颈，即使其他指标都很高，总体评价很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有必要在综合评价之外设置关键指标。

（三）委托独立评估机构实施评估

公开与公正是绩效评估的灵魂。在实施绩效评估时，必须坚持公开与公正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保证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绩效评估本身也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含量和规范化程度高的工作。如果仅仅依赖于内部评估或者自我评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长此以往，评估工作会形同虚设、事倍功半。为了保证评估机构独立工作，免受被评估部门的干扰，保证评估结果真实可信，有必要寻求独立的评估机构，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被考评部门进行准确、客观、公正的评估。

（四）有效利用评估结果

评估不是年度工作检查，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评估的目的是为“找问题、促进步”。评估结果反映了部门预算支出后完成任务的情况，看其是否达到标准、公众是否满意、可做出哪些改进和调整。绩效评估结果的公布与反馈是绩效评估对部门产生调控作用的重要环节，对评估的结果要及时进行反馈与修正，各部门应根据评估结果，在找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措施，最终促进各部门的绩效水平不断提高。

论国家法治改革与建设 篇3

关键词：法治建设；司法改革；行政执法；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20-01

在当代社会，法乃立国之本，法治是科学治理的基本方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应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重要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要求国家治理者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善于以法治凝聚力量以作用于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各项内容中，法治改革也是其他各领域改革能够规范进行、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而在依法治国的五个步骤——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立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其他领域各项体制机制能够有序制定、有效实施的强力后盾。在公民守法与法律监督工作之前，司法和行政执法在推进国家法治改革与建设道路上的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深入推进司法领域现代化改革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法律已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手段，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来，我国在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与公信上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保证司法独立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将有利于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要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防止行政对于司法的干预以及司法行政化倾向，司法机关的垂直化管理将斩断其与地方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输送纽带，保证审判权检察权公正独立地行使，最终实现法制统一、保证司法权威。同时，司法从业者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司法体制内部，首先应当完善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选任招录制度，提高司法从业者的总体水平，为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的有序进行提供必要的保障；建立起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对于不同职业要求的职业需求从业人员的管理应依照其自身的不同特点进行，尤其要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考核晋升机制，健全司法责任制，在司法活动的进行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司法队伍职业化水平和司法部门的先进性。 最后，必须重视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切身理解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知民情、达民意。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首先，政府应该重视自身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行政程序是约束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例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借助于政府法律顾问的力量，审查现存的政府文件、规章政策、行政法规以及行政制度等，对于与建设服務型和法治政府目标不相适应的部分及时进行清理或予以废止，并为政府今后的立法项目和行政决策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其次，检验政府行政执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能否高效、有效解决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尤其在社会建设领域要努力掌握解决社会矛盾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权。在事关群众利益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如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劳动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必须加强行政执法力量，科学地地治理国家。同时，应当建立量化评定政绩优劣的指标体系，将抽象化的成效固化下来，从而敦促提高政府的行政执法和服务水平，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另外，行政执法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行政执法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必须全面提高政府行政执法人员的从业素质，对其包括专业能力水平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各方面在内的素质水平进行全面真实的评价，提高行业准入水平；在工作当中严格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纪律约束机制。同时公职人员自身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牢固确立法律权威的意识，在理念上确立权力绝对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价值原则，在能力上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最后，只有确立依法行政原则，始终保持在法治范围内运作，才能保障政治治权的权威性、正当性与持久性。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张的天然特性，即使在宪法与法律的约束之下，其还是会通过各种可能的法律漏洞进行突破。因此必须在政府行政执法制度自身的框架之中增添管理、控制自身政治权力施行的内容，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维护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从根本上断绝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加强社会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形成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政执法体制。世界各国与我们建国以来的治理实践都证明了法治是治理的科学方式，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是保证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本质要求。因此，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法治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并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进程之中，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如何维护宪法权威载》，《财经》2013年第23期。

[2]唐铁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3]田国强：《法治：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2上。

[4]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善 篇4

关键词：国家藏书制度 秘书省 馆阁 《麟台故事》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1－0137-04

On the Improvement of Book Collection Systerm at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Mainly Contained of “The Story of LIN TAI”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of Yuanfeng period at Norther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ecretariat， the library belongs to the secretariat， which caused the secretariat’s official settings， offical elections and career compiled to change greatly. Therefore， the less to collect books for the royal trend， the more to collect books for the country trend. In contrast， at Northern Song dynasty period， as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collection system， the library trends to perfect. It mainly reflects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value shift system in secretariat，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book reservation system in secretari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ffical treatment in secretariat， construction new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revival of collecting books for the country again.

Keywords national collection system； secretariat； Library； “The Story of LIN TAI”

北宋崇文院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崇文院时期的馆阁藏书即使获得进一步发展，也不会弱化皇家藏书的性质，更不可能出现国家性质较强的馆阁藏书制度。元丰改制后，北宋馆阁归于秘书省之下，其本旨并不是在于建立国家性质较强的馆阁藏书制度，而是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冗官冗费问题。但其结果是馆阁在秘书省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国家性较强的藏书机构，体现了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善。下文即以记述北宋馆阁藏书与制度方面具有专门性史料价值的《麟台故事》（以下简称《故事》）所载为主［1］，对秘书省与馆阁前后的变化进行探讨，以企阐明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善。

1 元丰改制前的秘书省

秘书省的前身为秘书监，始置于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掌国家典籍、著作及祭祀祝文。晋惠帝永平年间，改称为秘书省。唐代在秘书省之外，又设置了国家从事典籍收藏与整理的主要机构：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终唐之世，虽然秘书省是中央王朝主管图书事业的政府机关并未改变，但其职能逐渐在削弱［2］。五代至宋初，三馆共以数十间民居小屋为寓寄之所，主要承担着朝廷典籍收藏与整理的职能，进一步侵夺了原本属于秘书省的职权，以至于元丰改制之前的秘书省，已经成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政府典籍管理部门。

诸如《故事》载，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时任左拾遗的田锡上书：“以谓今三馆之中，有集贤院书籍而无集贤院职官，虽有秘书省职官而无秘书省图籍。”［3］端拱元年（988）初置秘阁后，从三馆秘阁的馆职到库藏书籍均有着很大的调整，而秘书省的情形更是：“若秘书省，则所掌祠祭祝版而已，书籍实在三馆秘阁。而所谓职官者，犹今寄禄官耳，则虽无书籍可也。”［4］亦即宋初所有典籍都归于馆阁之中，从收藏到整理的过程中几乎与秘书省没有干系，其所执掌者“祠祭祀版而已”，其设职官者“犹今寄禄官耳”。尤其是元丰改制前的秘书省的省舍处所、隶属官司、职官设置、职掌选任、编制品位等相关内容，同在《故事》中又存有比其它典籍更为详尽的记载：

秘书省，在光化坊，隶京百司，判省事一人……秘书监之领秘书省事，犹著作佐郎（今宣教郎）在三馆则修日历；正言（今承议郎）、司谏（今朝奉郎）供职本院，或在从班，则行谏诤之职；侍御史（今朝请郎）、监察御史（今承议郎）供职本台，则行纠弹之职也。［5］

此载十分清晰地表明：元丰改制前的秘书省在设置上虽然沿用着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但其所承担的朝廷政务仅剩下“负责常规祭祀用祝文的撰写”，地位的重要性也远不可与唐、五代时相提并论。再以其职官系统的设置而言，尽管依旧设有秘书监、秘书少监、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官名，但事实上已属于“寄禄官”，乃是一种官员转迁的阶官，仅用以表明本官所在官位的品级和应当享有的俸禄，并非是有实际差遣的“职事官”［6］。甚至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秘书监，如遇朝廷特令供职，或以他官兼秘书监，或以秘书监兼领他官。

对元丰改制前秘书省的专门记载，与《故事》所记相类同者，可见于《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但这些史册成书晚于《故事》，见其史料价值之珍贵。再细加考较，则诸多文献所载都不及《故事》详尽。当然，诸多典籍所载有关宋初的秘书省并不主管朝廷的典籍，即所有典籍全部收藏于三馆及稍后所建秘阁的大致情况，还是比较一致的。这足证《故事》所载史料信实可靠。而这一情况，在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故事》和编修《钦定历代职官表》之时，已有明确的认识：“昭文、史馆、集贤书库，谓之三馆，后又增建秘阁，与三馆为四，各置直馆、直院、直阁等官，其下则为校理、检讨。”［7］总之，通过《故事》的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宋初秘书省本身的重要性及其所隶属的官吏的地位，根本就无法与当时的三馆、秘阁及其官吏相提并论。因为馆阁官员正是有差遣的“职事官”，往往倍受宋太祖尊宠与优待，其官品无论高下，地位均在当时显得清贵切要，升迁也往往异于他司常僚；而且越是往后，朝廷崇儒之风愈盛，馆阁的典藏规模与政治地位也越加不同凡响：“文籍大备，灿然可观，处中禁以宏开，非外司之为比。”［8］足见，宋初馆阁地位日趋显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本为掌管朝廷藏书的秘书省职掌被严重地削弱。即朝廷图书的收藏、整理及修纂方面的职能完全被当时的三馆和后来新建的秘阁所取代，出现了学者所谓馆阁“侵秘书省之职”［9］的结果。

2 元丰改制后的馆阁

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行，把本为主管图籍的职能部门崇文院（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的通名）与具有行政职能的文化机构秘书省合并为一，而秘阁初建时，秩本次三馆，又常为秘书监领，故亦附之，通称秘书省。于是，秘书省的职能在改制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据《故事》载：

元丰官制行，秘书省分四案：曰国史案，掌编修《日历》事，曰太史案，掌太史、天文浑仪等事；曰经籍案，掌典籍之事；曰知杂案掌，本省杂事大概如此。［10］

可见，元丰改制后“正式确立了秘书省对三馆秘阁的领导地位”［11］，改变了以往二者共存而并不相属的局面，完成了宋代政府藏书制度由建立、发展到进一步趋于完善的转变。自此以后，馆阁之设整体上归于秘书省下，仍旧寓居于崇文院旧址上，只是诸多旧有的馆阁馆职或罢，或蜕变为秘书省新馆职，三馆秘阁遂成为秘书省的主体，并未因崇文院归入秘书省而消失，故终宋代而言，人们习惯上把秘书省与馆阁视为一回事，即如前称崇文院实指馆阁一样。

当然，三馆秘阁在归入秘书省之下时，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史馆前担负着日历、实录和国史的修撰常务，但“元丰官制既行，日历归秘书省国史案，专以著作郎、佐郎修纂，别致国史院或实录院秀先朝实录、国事，于是国史、日历分为二矣”［12］。又如，以前在馆阁中贴职的其它行政机构的官员即罢其贴职，后虽有复置者，已与馆阁干系不大。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省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元丰改制的最大举措就是把崇文院与秘书省合二为一，这对于北宋以馆阁为中心的藏书制度之建设而言，影响十分长远，故在现存《故事》残本和辑本的不同篇目中，均以不同角度进行了记载，但又是以《官联》篇为主。

先在残本卷一上《官联》篇总述之曰：

元丰官制行，尽以三馆执事归秘书省，省官自监少至正字皆为职事官。至元祐中，又举试学士院入等者，命以为校理、校勘，供职秘书省。若秘书省官、则不试而命。至于进擢之异，待遇之渥，资任之优，选除之遴，简书之略，盖不与他司等也。［13］

虽然元丰改制后往昔荣耀至极的馆阁之设犹存，但已明确隶属于秘书省之下。秘书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文化机构，其职官性质的变化和地位的提升非同寻常：“省官自监少至正字皆为职事官。”即此后秘书省的职官在“进擢”、“待遇”等方面，远非他司能够比及。

继在残本卷一上《官联》篇称：

元丰五年官制行，即崇文院为秘书省……秘书省官、则不试而命。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14］

后又在残本卷一上《官联》篇又称：

元丰官制：秘书监、少监各一人，或少监二人；丞一人；秘书郎二人，通掌省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专修日历；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校对书籍……元丰之制，止增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各二员，监少之外，定为十八员，以仿有唐登瀛之数，其溢员皆外补。［15］

这两条各有侧重的详细记述了元丰改制后秘书省职官的设置、选任、职事和编制情况。这是因为，秘书省在元丰改制前的省官设置，大致上还是沿用宋前旧制，并无大的变化；但是，秘书省前朝所拥有的与国家典藏相关的职事，已在宋初就悉数尽归三馆。故历经宋初以来三馆到崇文院馆职的发展后，在元丰改制时，所谓馆职已远非秘书省省官所能相提并论，诸如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秘书监，还必须取得馆阁贴职的资格，成为馆阁馆职后，才能够参与国家典籍收藏、整理、修纂等事务，否则便与它司官员无异。所以，元丰改制后，昔日馆阁馆职的恩遇要从秘书省新馆职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要合理地调整好资序。如《故事》载：“及元丰肇新官制，改崇文院为秘书省，诏书虽称凡厥恩数悉如旧章，然理资序法无复昔时。”［16］即按照秘书省旧有的设置排序、规定选任、制定员额等。

3 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省

首先，元丰改制后，秘书省的设置及其排序如旧，但掌管藏书的职责更为分明。共分三层八级：第一层是最高领导层，有秘书监和少监两级，监为秘书省最高行政长官，少监为之贰，与监共掌领本省事；二者相对应而言，有大（或太）监与小监、大篷与少篷等的称呼；元丰改制后监定为正四品，少监定为从五品［17］。第二层是处于中间管理的领导层，有秘书丞和秘书郎两级；秘书丞主要是协助监、少参领本省事；秘书郎主要掌甲（经）、乙（史）、丙（子）、丁（集）四库（旧三馆秘阁书库）图籍的分类储藏及校定、刊正、抄写等事；二者可合称之为丞郎，元丰改制后秘书丞定为从七品，秘书郎定为正八品且位于著作郎之下、著作佐郎之上。第三层是职事更为具体专一的技术层面，由秘书省著作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四级；著作郎主要负责秘书省所承担的著撰任务，如修纂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祭祀祝辞等，著作佐郎位次与著作郎而与之同职事，故二者有“著作郎佐”、“二著”之合称［18］；元丰改制后，秘书省著作郎定为从七品（或正七品）且位居秘书丞之下、秘书郎之上，秘书省著作佐郎定为正八品且位次于秘书郎、高于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定为从八品且位于著作佐郎之下、正字之上，秘书省正字定为从八品且位次于秘书郎。

其次，元丰改制后，秘书省官的选任不同于以前的秘书省省官。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监，掌领着古今经籍图书、国史与实录、天文历数，及常祭祝文撰写等，其地位实属当时中央政府文化主管的最高主持者，故其选任更为朝廷所重视。秘书省的各级省官，即为馆职，朝廷对其选任的重视程度也同样与元丰改制前大不相同。如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朝廷“以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即有意向天下昭示秘书省职官选任的与众不同。再如元丰七年（1084年），曾经是秘阁校勘的邢恕、王仲修转入秘书省后也仅是任为校书郎；曾鼎力协助司马光修纂成《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也才任秘书省正字。

第三，元丰改制后，秘书省馆职的正常编制一般为14至18人不等，情况较为复杂。其中以数额的增加表现得尤为显著，以至于宋徽宗政和末（1111-1118年），秘书省馆职既冗且滥，又无固定员额，成为朝臣抨击朝政的重点对象之一。到宣和三年（1121年），“论事者屡以为言，上亦厌之，乃诏三省定员数，且清其选”。具体的做法是：既参照元丰五年（1082年）改制后的设置员额，如秘书监、少监各一人（或少监二人），丞二人，秘书郎二人，著作郎、佐郎各二人，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又仿照唐初秦王府故僚号为十八学士的故事，“止增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各二员，监少之外，定为十八员”［19］。最终确定的编制即为：秘书省著作郎和秘书丞各一人、秘书郎二员、秘书省著作佐郎四员、秘书省校书郎六员、秘书省正字四员，共十八员，此数应不包括秘书省监、少监在内。

4 北宋国家藏书制度完善的体现

元丰改制后，国家藏书制度历经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嬗变，馆阁归于秘书省之下，崇文院作为馆阁寓居的舍址虽未改变，但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已不复存在。于是馆阁处在秘书省的领导之下，实现了行政职能与文化职务的统一，促使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秘书省宿直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元丰改制之前的馆阁，除了具有藏书职能之外，还担负着培养和储备人才以备皇帝顾问的特殊职能。元丰改制后，馆阁的这一职能与相应的宿直制度又同归于秘书省，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屡经变更，形成一些较为完备的定制。如“政和六年，措置秘书省官请当宿官告假即轮以次官，侯参假补填，月具直宿请假官员数、职位、姓名报御史台。官、吏各为历，长、贰点检觉察，即吏告假报以次人及补填，如宿官法。日轮职掌二人，孔目官、专副至守当官通轮；楷书二人，正名楷书至守阙通轮；库子二人，装界作、翰林司、厨子各一人，亲事官四人，剩员五人。”［20］

二是秘书省借书制度的完备。元丰改制后，秘书省之下的馆阁藏书与崇文院时期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藏书的应用功能发生了变化，其国家性在增强。此前的馆阁藏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皇家特色，服务的对象为社会的高层，或者至少也是诸如馆臣之类的特殊阶层，况且馆阁自太宗以来就地处禁中，对于一般官吏而言，几乎无接近藏书之地的机会，无缘接触到馆阁藏书。此后的馆阁藏书归秘书省管理，皇家藏书以禁中太清楼等为主，于是馆阁藏书的国家性质加强，藏书的服务对象随之逐渐扩大。特别是随着书籍借出量的剧增，还出现了大批书籍难于收回的情况。如政和四年（1114年），措置点检秘书省官言：“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拒收。”对此朝廷诏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依限拒收。”［21］如此能够上升到朝廷下诏管理的书籍借阅问题，肯定不是一般的个别情况，而其侧面反映出的也正是馆阁藏书国家性的增强。

三是秘书省馆职待遇的制度化。元丰改制后，由秘书省省官序列转化而来的新馆职与旧馆阁馆职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新馆职所隶属的秘书省是一个行政机构，所设省官具有既定的品位。据此品位可以确定秘书省内不同馆职之间的职位高低，如元丰改制后秘书郎为正八品，校书郎为从八品，秘书郎即位居于校书郎之上。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省省官作为馆职，又具有明确的职事决定享有朝廷规定的相应待遇。

四是新建省舍“为京城官府之冠”。北宋历朝对馆阁的舍址建设相当重视，尤其政和年间（1111-1118年）至宣和三年（1120年）新建成的秘书省舍址，“朱碧辉焕，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22］

五是北宋国家藏书“再盛于宣和”。北宋馆阁藏书在出现了庆历年间的盛况之后，宣和初徽宗又采纳了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23］朝廷又屡次组织了大规模访书、购书、抄书、校书、刻书等活动，致使馆阁藏书迅速增加，出现了北宋馆阁藏书“再盛于宣和”［24］的盛况。如宣和七年（1117年），朝廷修成《秘书总目》后，所增加的图书比《崇文总目》多25254卷，总计55923卷，达到北宋国家藏书的最高纪录［25］。

参考文献：

［1］王照年.程俱及其《麟台故事》考论［C］.历史文献研究（28）.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1.

［2］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6：43.

［3］［4］［6］［8］［12］［13］［14］［15］［16］［19］［20］［21］［22］［23］（宋）程俱.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228，232，22-23，92，313，225，232，233，

175，171，97-98，276，35，276.

［5］（清）永瑢，纪昀.钦定历代配官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1.

［7］（清）永瑢，纪昀.钦定历代职官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17］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239-242.

［10］郝润华.晃公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78.

［11］（宋）程俱.宋麟台故事［A］.徐雁，王燕均.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98.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3409.

［24］（明）胡应麟.书厄论［M］.徐雁，王燕均.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61.

［25］郝润华.晁公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