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创业借贷

农户创业借贷（精选八篇）

农户创业借贷 篇1

1 分析框架

1. 1 农户创业借贷行为特征分析

农户创业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农户依托家庭组织或者创建新的组织,通过投入一定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支持和社会资本禀赋,在农村扩大原有的生产规模,或者从事新的生产活动,或者开展一项新的事业,以实现财富增加并谋求发展[13]。 与城市创业者相比,农户的创业借贷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第一,融资授信期长,偏好贷还方便的金融工具。农村经济主体的投资创业模式偏好于实业投资,投资领域集中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及经营,而农产品的投资周期较之于其它行业的投资周期明显较长,决定了创业农户融资授信期长的特点,部分农作物的生产还存在贷款需求“短、频、急”的特点,决定了农户需要随贷随还、贷还方便的贷款工具。第二, 大部分农户借贷偏好民间非正规金融,少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裕的农户偏好正规金融,随着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农户的正规金融借贷有上升的趋势。

1. 2 农户创业借贷行为的微观决定因素

农户创业借贷行为可以反映创业农户的融资结果,不考虑需求满足程度,借贷行为发生表明农户的借贷需求得到满足,借贷行为未发生,既可能是农户没有借贷需求,也可能是农户的借贷需求未得到满足。因此,借贷需求是农户借贷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而金融供给则是必要条件,创业因素则是诱导农户创业借贷行为的主要原因。依据此逻辑思路,本文建立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

1人力资本禀赋。年龄对农户和创业者的信贷可获性有负向影响[6]319、[9]7; 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民的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14],却负向影响农村妇女的非正规借贷需求[7]153和小规模农户的信贷决策[15],可能的解释是农户的人力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替代性[12]35,在我国还有一个可能是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较低人力资本的农户留乡务农。家庭规模对农户的借款需要有正的影响[8]44、[16],家庭规模越大, 农户借贷倾向越高。

2土地资本禀赋。土地资本禀赋对我国农户的创业行为有促进作用,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户拥有越高的创业倾向[17],对于金融资本贫乏的创业农户,土地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相对贫乏的经济资本和金融资本,并且,大部分农户对这种替代有着强烈的倾向。因而土地资源禀赋越丰富,创业农户利用土地资源替代金融资本的额度越大,从而降低农户的创业借贷倾向。

3经济资本禀赋。家庭收入对农户的借贷需要和借款获得情况都是呈“U”型的,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农户的借款需求先下降后增加[8]50; 农业收入及农业 收益增长 率正向影 响农户的 借贷需求[14]136,但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农业收入对其进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却是负向的,并且有非农收入的农户拥有更高的信贷倾向[15]718。对于创业者来说, 缺乏创业资金是农户进行借贷的主要原因,自有资金的投入可以反映农户的创业资本存量,是一种对创业资金需求的自我满足。

4外部环境。政府扶持包括政策保障、财政扶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些政府行为同时影响着创业动机、创业机会和创业技能。其中,财政资金扶持是农村创业活动的资金来源渠道之一。另一个重要供给因素是金融扶持力度,金融支持能够为创业者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增加农户创业借贷可得性。 另外,利率是供给因素中重要的部分,从理论角度看,利率下降可以增加农户信贷需求的弹性,但在我国特殊的农村金融市场,利率不是农户借贷的主要考虑因素,因此本文的分析暂不考虑利率因素。

5创业因素。创业意愿是指潜在创业者决定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创业态度与创业倾向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18]。创业技术是农户创业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技术种类决定了创业者的行业选择,技术的取得成本是创业者创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资金借贷需求程度,理论上技术成本与农户的借贷倾向呈正向相关,技术成本越高,农户的借贷倾向也越高。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3年7—8月进行的调查。样本覆盖了我国14个省( 直辖市) 的113个乡镇。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共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524份。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属性、经济情况、 创业意愿与能力、创业技术因素及借贷情况和对金融服务的认知情况等。

2. 2 模型设定

本文选用多项Logit模型估算农户创业借贷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户i在j项互斥的借贷策略中做选择,选择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 1) 式中,i表示第i个农户,j表示由j项互斥的备选项构成的选择集合中的第j项选择,即农户的创业借贷选择,Xij表示农户的个人家庭特征和创业活动特征等,εij是随机扰动项。理性农户根据自身创业活动特征从j项借贷选择中做出最优选择,也就是说当Uij> Uik( j ≠ k) 时,农户i会选择j,那么农户选择第j项创业借贷策略的概率为:

2. 3 变量选取及其统计描述

本文研究农户的创业借贷行为以没有借贷行为的农户为基础,并根据借贷渠道将农户的借贷行为划分为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依据已有研究和本文的分析框架,选取如表1所示的17个自变量对农户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0. 0中的Mlogit命令对创业农户借贷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估计,并以“没有创业借贷行为”为参照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的数据看出,农户创业借贷选择模型的拟合结果较为理想。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

1人力资本禀赋对农户的创业借贷行为有重要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非正规创业借贷” 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创业借贷的倾向越低; 家庭规模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均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规模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规模越大,农户越倾向于进行创业借贷; 创业年限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选择,随着创业年限增加,农户进行创业借贷的倾向降低。分析结果并不完全支持创业农户的人力资本替代金融资本的结论。农村家庭在家庭收入最大化条件下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原则是: 人力资本高的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产业,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进城务工,人力资本贫乏的劳动力配置在农业生产领域,这一部分劳动力就是农户进行农业领域内的创业活动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力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替代作用有限。

2土地资本禀赋负向影响农户的创业借贷行为。耕地面积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均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选择, 说明耕地面积越大,农户越偏向于选择“无创业借贷”。相比于选择“无创业借贷”的概率,农户选择其他两类借贷策略的概率均约是它的0. 78倍,从边际效应来看,耕地面积增加一亩,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的概率分别下降约0. 027和0. 032。分析结果证实了程郁和罗丹( 2009) 的研究结论,土地资本对农户创业的金融资本具有替代作用,且这种替代效应在现阶段的创业农户中较普遍。

注:*、**和***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相对风险比 RRR 表示解释变量于被解释变量出现概率的比 值的贡献,模型以“没有创业借贷”为基准组。

3经济资本禀赋是影响农户创业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创业收益和存在创业资金困难均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有正向影响,但家庭收入仅对“正规创业借贷” 的影响显著,说明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容易选择 “正规创业借贷”,创业收益仅对“非正规创业借贷” 的影响显著,说明创业收益越高的农户越容易选择 “非正规创业借贷”,存在创业资金困难仅对“正规创业借贷”的影响显著,说明存在创业资金困难的农户更倾向于进行正规创业借贷; 自有资金投入对农户选择“非正规创业借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创业过程中没有自有资金投入的农户倾向于选择正规借贷方式。

4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户创业借贷行为有重要影响。金融机构的扶持帮助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户选择“非正规创业借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说明金融机构对创业农户的扶持力度越大,农户越容易选择为创业活动进行正规借贷。从边际效应来看,农户得到较多金融机构帮助,选择“正规创业借贷”的概率明显增加,同时,选择“非正规创业借贷”的概率明显降低。

5创业因素是影响农户创业借贷行为的关键因素。创业意愿分别在5% 和10% 的置信度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正规创业借贷”和“非正规创业借贷”选择,说明有强烈创业意愿的农户倾向于进行创业借贷; 创业技术对农户选择“正规创业借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选择“非正规创业借贷”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创业技术成本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 “正规创业借贷”。相比于选择“无创业借贷”的概率,农户选择其他两类借贷方式的概率分别是它的1. 332倍和1. 017倍。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14个省区的创业农户的借贷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创业借贷选择受到创业资源禀赋、外部环境和创业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受教育水平较低、土地资源贫乏、家庭规模较大、家庭收入较高、具有强烈创业意愿、较高创业技术成本、面临较严重创业资金缺乏的农户选择 “正规创业借贷”的可能性较大,而创业年限较短、 自有资金投入较多、得到较少金融机构帮助的农户选择“非正规创业借贷”的可能性较大。

农户创业借贷 篇2

一、不同家庭兼业类型

1.总体情况概述

从农户兼业类型来看,根据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笔者把农户分为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非农户。在所调查的150个样本农户中,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占据了主体,属于纯农业户的有21户,占总数的13.82%;属于农业兼业户的有49户,占总数的31.3%;属于非农业兼业户的有52户,占总数的33.74%;属于非农业户的有28户,占总数的19.11%。

绝大多数农户的生活费用支出高于其生产经营费用支出,只有少部分的高收入农户其主要支出是生产费用支出。在调查走访过程中间,笔者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户的贷款用途与家庭支出用途一致。该县农户的整体生活成本很高,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的生活成本都高于其生产经营成本,而非农业户的大部分支出是在生产费用上。同时,除了非农业户以外,其他农户的教育文化支出负担很重,基本占到了15%左右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部分农民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

2.不同户型农户的借贷行为分析

借贷发生率差异较小。所有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与非农化程度成负相关。非农化程度越低的农户,借贷发生率越高。其中,纯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最高,这表明纯农户为了解决基本生活费用和小额的生产费用而发生的借贷频率较高,说明纯农户在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方面还是经常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非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最低[1]。

借贷规模分布:纯农户与农业兼业户的借贷规模分布呈偏态分布。借贷规模在1000—5000元的分布达到40%左右。随着借贷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借贷规模分布率显著下降。所以,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主要需求小额借贷,也就是额度在5000元以下,这体现了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借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日常的小额生活费用支出和生产支出。非农业兼业户与非农户的借贷规模在1000—5000元以及10000—50000元形成两个借贷高峰,并且后者大于前者。形成的原因在于这两类农户的家庭经营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同,特别是非农户,借贷资金多用于非农业投资和从事资本需求较高的非农产业。其中,非农户对于大额借贷的需求最强,10000元以上的借贷占到55%左右。同时,由于农户分化的不彻底性,1000—5000元的借贷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支出,而10000-50000元的大额借贷主要用于非农业。由此可见,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借贷水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户借贷规模的差异上。

3.借贷来源行为分析

所有兼业类型农户借贷来源倾向都小于1,这说明所有类型的农户均是更多的倾向于非正式借贷,其中,农业兼业户最倾向于正式借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来源分析,非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纯农户。从中可以看出,正规金融机构对于非农户的支持是非常有力的。同时,非正式借贷也是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从非农户到纯农户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同样体现在有息借贷中,但是,无息借贷的选择性不太强,没有体现出具体的差别[2]。

4.借贷用途行为分析

借贷用途倾向:纯农户和非农业兼业户的生活性借贷要高于生产性借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的借贷是生产性高于生活性。在生产性资金的投向上,纯农户更多地倾向于农业生产,尤其是其中一部分低收入的纯农户,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活,没有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生产性借贷资金更多的是投入到简单的农业生产中,同时,也有一少部分纯农户把借贷资金投入到大棚蔬菜、反季节水果种植的高效农业,而其他类型的农户借贷资金的非农化倾向较强。

农户借贷用途规模:所有类型的农户生产性借贷规模的差异都要大于生活性借贷规模的差异。由于农户大部分都没有负债消费的意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户的生活性借贷更多的是为了应付生活急需,而并不愿意借入大额的资金用于消费。从生产性借贷方面来看,农户借贷的规模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差异较小,规模差异主要体现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同时,不管是生活性借贷还是生产性借贷,非农户都是大额资金的需求者;与之相对应的是纯农户,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借贷额度都是5000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不同点是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中大多数农户将贷款用在种植和养殖上,将贷款用在服务业上的农户比例很低。与此相反,非农户中有近60%的农户将贷款用在了服务业上,将贷款用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上的农户很少。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缺乏,同时信用社等机构的惜贷现象,农户的完全满足程度较低。在利率评价方面,大部分农户可以接受目前的利率水平。

二、不同纯收入户型

1.概述

根据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划分,笔者把农户分为五个收入等级:A级,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B级,年收入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C级,年收入在10000元到30000元之间;D级,年收入在30000元到50000元之间;E级,年收入大于50000元。收入等级越高的农户,其越是远离农业生产,其中,低收入农户中,纯农户所占比例最高,高收入农户中,非农户所占比重最大。

2.借贷行为分析

农户的纯收入水平与农户的借贷水平呈正相关,其中纯收入在50000元以上的农户,与其他农户的借贷水平差距较大。就借贷发生率来说,纯收入小于零和纯收入在1000—5000元的农户借贷发生率最高,而纯收入在10000—50000元之间的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比较低。从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由于“小富即安”的心理不愿意发生借贷,而贫困户和高收入农户的借贷虽然不同,但借贷发生率却是比较高,同时,纯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大额借贷规模分布率也越高[3]。

3.借贷来源分析

纯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正式借贷,尤其是纯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农户更加明显,同时,纯收入较低和较高的农户借贷更多的来自于有息借贷,而中等收入获得的无息借贷较多。另一方面,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借贷水平最高,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借贷水平次之。在正式借贷和非正式借贷中,农户的纯收入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还款能力的大小是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借贷授信的主要依据[4]。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与农户的`纯收入水平基本呈现负相关,也就是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借贷发生率最高,但纯收入5万元以上的农户借贷发生率却高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农户。就借贷规模来说,最富裕的农户和收不抵支的农户借贷规模最大,其他都是小额贷款,这说明,不管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机构,对于农户的借贷水平都与其纯收入有关。

4.借贷用途差异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在借贷用途倾向方面的差异很大。纯收入在1000—50000元的农户借贷资金更倾向于生活性,而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和50000元以上的农户借贷资金更多地倾向于生产性,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借贷倾向于生产性也很强。在生产性借贷方面,纯收入水平与生产性投资的非农化倾向成正相关,也就是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倾向于农业生产性借贷,而纯收入大于零的农户的生产性借贷倾向于非农业。生活性的借贷水平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差异不太显著,但生产性的借贷水平差异较大,尤其是非农业生产性的借贷差距较大。在借贷发生率方面,生活性借贷发生率以及生产性借贷发生率都与农户的纯收入水平成反比,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农户的生活性借贷和农业生产性借贷发生率都比较高,而高收入农户只有非农业生产的借贷发生率较高。

从文章内容分析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户金融需求满足上存在的问题,需要重新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应遵循适度竞争、需求方激励、适度竞争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提供多种类的金融产品,利用多渠道有效解决农户借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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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资本的农户借贷行为研究 篇3

1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理论概念, 但其定义仍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人物有厄迪尔 (Bourdieu) 、科尔曼 (Coleman) 、帕特南 (Putman) 以及布朗 (Brown)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 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 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 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 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 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程昆, 2006) ;布朗则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 讨论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 关注的只是个人的结果,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 讨论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形成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 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 讨论特定资本网络如何嵌入较大的政治系统或较大的文化与规范系统。本文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农户在人际网络与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资源。

2 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

按照与农户发生借贷关系的对象 (即放款者) 的性质不同, 农户的借款来源有多种分类方法, 最常见的分类是把放款者分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指的是以农业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各地的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邮政储蓄、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则是指除以上机构之外的所有从事金融和准金融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是未经政府批准或未纳入监管体系的金融部门。由于农户之间收入不平衡, 资金有余有缺, 农村资金潜力大, 农民手中闲散资金多, 有部分农民在自有资金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时, 便可通过民间借贷调剂。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 具有借贷手续简单, 没有繁杂的规章制度等优点, 且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 一般均是以信用为基础, 很少需要抵押和担保, 交易费用较低, 与现阶段农民借贷所希望的要求相适应。

在有关借贷资金来源的论述中, 大部分研究者存在这样一个共识, 即现在农户借贷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非正规金融尤其是私人借贷, 少部分来自于正规金融;其中来自正规金融的资金绝大部分出自农村信用社, 而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在农户信贷领域所占比例极小 (韩星, 2006) 。王芳 (2005) 更是指出与典型中国小农家族金融需求相适应的, 只能是人情信贷、互助信用、民间信贷和国家农贷等传统金融安排。

3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

3.1 农户经济行为分析

从总体上讲, 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三类, 一类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 另一类则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 即“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的观点, 第三类是黄宗智的拐杖理论。前一类我们称之为理性小农学派, 代表人物有西奥多·舒尔茨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和波普金, 他们认为小农无论在市场领域还是在政治活动中, 都是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原则行事, 他们的观点被称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与“理性小农”相对的“道义小农”的命题最先是由蔡亚诺夫 (Chayanov) 提出, 随后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 (Scott) 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了上述逻辑, 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 在他们看来小农的行为其产品也是主要为了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因此, 小农的最优化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 而不是成本收益间的比较, 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 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第三类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则是黄宗智独特的小农命题, 黄宗智认为, 农户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然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或是农户家庭受到耕地规模限制, 家庭劳动剩余过多, 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 劳动成本基本为零, 中国农业是“过密型的商品化”。存在多余的劳动力而又无法转移出或者暂时离开农村小家庭的劳动力对小农经济仍然心存眷恋, 因为无法割舍农田而无法真正意义上的雇用劳动者, 黄宗智称这种现象为“半无产化”。在这种情况下, 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等式: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 与此相关的是他提出的著名的“拐杖”。所谓“拐杖逻辑”, 简单来说就是, 在小农的两部分收入中, 家庭农业收入可以比作两腿, 非农收入好比拐杖, 而拐杖总是在两腿不太好用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 (黄宗智, 2000) 。

3.2 农户的社会资本及其重要作用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这种状况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传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 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亲密度是按照以“己”为中心水波纹似地往外推延分布的, 离中心越近的群体, 与中心的关系越亲密, 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个人所在的家庭, 沿着家庭向外推延是他所在的家族等。农户的社会网络建立在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 但不同地域的血缘、地缘关系, 其强弱表现也有差异 (费孝通, 1985) 。在此背景下, 传统农民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征和行为特征, 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是农民联系的主要纽带, 家庭、家族、邻里和社区在农民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 是以姻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多重功能的一种社会基本群体。中国农户的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 是个微型的邦国;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 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任的部分;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种尊卑等级制, 而不是由那种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 (张杰, 2003) 。家庭不是单纯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组织, 维系家庭存在的绝不限于经济利益, 还有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多种因素, 家庭是传播道德习俗、乡规民约等非正式约束的最基本单位。而家族是指以家庭为构成单位, 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传统社会群体。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邻里关系, 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聚村而居, 各个家庭互为邻居, 古代就有“五户为邻”的说法, 自然形成了十分普遍的邻里团体, 在生活中邻里之间的生活互助, 主要表现为借粮借钱、互通有无、遇到婚丧、主动帮忙, 甚至特殊时候, 代为照管家务等等。

目前我国主要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有:自由借贷、合会、互助基金会、钱背、地下钱庄、私人钱庄, 其中自由借贷、合会、互助基金会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相互间的信任, 这时家族和邻里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邻里, 都是人们通过直接的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所结成的比较亲密的社会共同体, 于其成员的利益相对比较一致并密切相关, 而且交往接触的频率高, 对于相互间的了解比较多, 交易成本较低, 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频率也较低。而且, 同一个村庄, 其成员的自觉性、舆论、习惯、乡规民约、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控制手段在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小农是生活在家庭圈层之中的, 家庭是灌输诚信、服从、孝道的地方, 离了圈层并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违背了家庭及其传统观念, 就意味着农户一旦违约, 其面临的社会道德压力将使其在“圈子”中步履维艰。所以, 道德习俗也具有规范借贷农户行为, 节约监督费用的作用 (蒋永穆, 纪志耿,

2006) 。

4 结论

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建立在深厚的人情之上, 其中农村尤为明显,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的供给缺口, 以及正规金融存在的手续复杂等问题, 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较高, 使得向有血缘、姻亲关系或邻里关系的传统借贷数额很大。这种基于家族和村社范围内的借贷活动, 由于道德的约束, 违约率低, 并且一旦有人违约, 其道德信誉的损失将面临整个家族或村庄的压力, 这种非经济的惩罚机制发挥着当大的作用。而且, 一个人拥有越多的亲戚和朋友, 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 其获得借款的机率也就越大, 社会资本在农户借贷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农村社会资本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发现, 村庄内部或村庄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尝试从微观、中观、宏观层次定义和测度社会资本, 在建立农户借贷行为的理论与计量模型基础上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影响等。

摘要：社会资本理论已广泛渗透到各学科, 成为研究的热点。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建立在深厚的人情之上, 其中农村尤为明显, 社会资本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基于血缘关系, 以小农家庭为核心拓展开来的圈层结构以及内生于此的友情借贷在农村借贷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 通过对家庭、家族和邻里关系等社会资本的分析, 研究社会资本在农户借贷中应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户,借贷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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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创业借贷 篇4

一、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农村信用社服从于国家的工业偏斜政策, 从农村聚集资金用于国家的工业体系和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广泛实行, 农户成为了集消费、生产和经营于一体的社会单位, 其对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加上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 国家开始对农村金融组织进行调整, 逐步增加其对“三农”的贷款, 1996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但时至今日的农村金融改革成效并不大 (杜鹰, 2004) 。在既定的体系和制度背景下, 局限于农村正式金融形式的改革和调整依然远远难以满足2亿多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唐仁健、温铁军、曹立群, 2004) 。农村正式金融组织, 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效率低下, 农村中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抑制,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户收入的增长 (张元宏, 2004;成思危, 2003)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如何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进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 顺应民心, 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难点是如何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缩小贫富差距, 改善农户生活状况。国际经验表明, 农村金融所发挥的作用将是不容忽视的, 而且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也正是现代农村金融运行和发展的宗旨 (Jacob Yaron, Mc Donald P.Benjamin, Gerda L.Piprek, 1997;Saeed Q ureshi, Ijaz N abi, R ashid Faruqee, 1996;Alexander Sarris, 1996) 。

2、国外研究进展

目前, 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国外文献比较多, 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粮农组织的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国外文献检索的结果表明, 国外学者就农户借贷行为 (Shahidur R.Khandker, Rashid R.Faruqee, 2003) 、农村金融市场结构 (Jacob Yaron, 1992)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干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 (Jacob Yaron, 1992) 、农村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Alexander Sarris, 1996) 、评估农村金融组织的标准及成本效益分析 (Murc Gurgand, Glenn Pederson, Jacob Yaron, 1994) 、农村金融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系 (Saeed Q ureshi, Ijaz N abi, R ashid Faruqee, 1996;Hulme, D.Mosley, P. (Eds) , 1996) 、农村金融组织的可持续性 (Murc Gurgand, Glenn Pederson, Jacob Yaron, 2001) 、小额信贷项目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Pitt, Khandker, 1998;Carter, 1988) 、正式金融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Binswanger, Khandker, 1995)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尽管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但从总体来看, 迄今为止, 还远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从理论方面来看, 不仅研究的深度十分有限, 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还有待于研究和探索, 譬如, 农户借贷数额与其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的关系、农户借贷对其福利状况的影响。再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 大部分研究, 特别是国内研究所采用的大都是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方法和简单的回归分析方法 (Jacob Yaron, Mc Donald P.Benjamin, Gerda L.Piprek, 2002;Athens, 1996) , 研究方法过于简便单一, 难以准确描述农户信贷行为的基本特征, 更难以揭示出相关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内部规律性。从农村金融研究的具体对象来看, 主要针对整个的农村金融, 宏观层次的研究较多, 少有针对农户借贷特征深入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改进。因此, 无论是从理论、方法还是从具体研究层次来看, 基于农户借贷需求的农村金融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农户借贷需求特征

1、农户借贷应急而借

农户面对突发事件, 如疾病、丧葬等需要借钱, 面对集中性消费事件, 如盖房、孩子上大学、婚嫁等需要借钱。因急而借多发生于生活消费方面, 反映出农户在借贷过程中的被迫性和非主动性。同样由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限, 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家畜、家禽流行病, 农户往往也是被迫借贷度过难关。

2、农户借贷心态审慎

具体表现为无事不借、大事小借、欲借忧还等心理特征。调查中发现, 越是有借贷经验的农户越是敢借贷, 愿意借贷, 农村中的借贷户多数都有多年的借贷经历, 新增借贷户增加较少。

3、农户借贷舍繁求简

由于向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手续严、要求高、时间性强等因素影响, 农户更倾向于向私人借款, 尽管私人借款利息高但其仍愿意接受。

4、农户借贷规模扩大

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释放了农户的发展动机, 改变了农户的消费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 农户借贷规模逐步上升。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 可以得出农户借贷平均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 根据李延敏 (2010) 调研数据得出农户借贷数额5—10万元的意愿较往年增长13%, 但总体上5万元以下的小额借贷意愿还是占主导地位。

5、农户借贷用途多样

政府近年来实施的支农惠农政策, 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到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 再扩大到奶牛良种补贴和能繁母猪补贴, 已初步形成了功能互补、综合补贴与专项补贴相结合的农业补贴制度, 这些政策弱化了农户在农业投入中对借贷资金的需求。而非农业生产和经商由于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农户倾向于借入资金, 这类资金需求相对于现有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特征, 表现为单笔借贷额度较大的特征。

三、农村金融改革方向

1、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是联合国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率先运用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并主张要让小额信贷成为一个国家主流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国内, 焦谨璞先生在2006年3月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 认为广大农村地区应该享受金融服务。

普惠制金融与一般商业性金融不同, 它立足于帮助低收入人群中那些有愿望、有潜力发展的人获得提高收入和摆脱贫困的机会, 为我们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特别是以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的GB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不但很好地解决了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问题, 还获得了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农村普惠制金融有利于在我国农村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更好地解决农村中低收入者的的资金困难问题, 帮助他们抓住市场机会, 发挥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潜力, 提高收入水平, 改善生活状况, 实现社会和谐和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 实践科学发展观。

2、建立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农村金融需求是多样性的, 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单靠任何一个农村金融机构都满足不了迅速发展着的农村金融需求, 因此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当前关键是抓好信用社改革, 使之发挥农村金融主渠道作用, 同时还要发展农村政策性银行、农村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

(2) 转换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机制。农村信用社改革中, 明确产权关系、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历史包袱等都是必要的, 但关键还在转换经营机制上。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基层农户, 数量大、涉及面广。服务得好不好, 贷款能否及时发放和收回, 主要要靠信贷员对农户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的熟悉和了解, 而不是靠上级机构的审贷、抵押担保。因此, 要充分发挥信贷员的作用。信贷员作为资金商品的经营者, 要千方百计地吸收储蓄, 然后寻找有效益的客户, 主动提供贷款服务并建立利益联盟关系, 帮助农户把贷款用好, 产生效益, 跟踪服务整个经营过程, 及时收回本息。要建立对每一个信贷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扩大信贷员在贷款对象、规模、期限等方面的自主权, 并根据业绩确定报酬。

(3) 加大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农户生产经营小而分散, 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不仅工作辛苦, 而且费用大、风险高。因此, 政府应当对农村金融组织实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当前, 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农村资金外流, 并且千方百计扩大农村信贷规模。为此, 要继续加大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 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农村, 要对农村金融组织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凡是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 不论所有制形式和规模大小, 都可以考虑不交或少交营业税、所得税, 至少要向农户提供的贷款免税, 以扶持农村金融事业发展。

摘要：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其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农村金融问题、农村信用社以及农户借贷行为综述的基础上, 总结出现阶段农户借贷的各种需求特征, 就此探讨了发展农村普惠制金融、建立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两大方向。

关键词：农户借贷行为,农村金融,改革

参考文献

[1]李延敏、宋增芬:当前农户借贷需求特征变化之分析[J].海南金融, 2010 (4) .

[2]周妮笛:构建和谐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环境研究—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例[J].金融经济, 2008 (18) .

[3]魏琳:合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6) .

[4]游碧蓉:建省农户借贷需求调查与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2 (3) .

河北省农户储蓄与借贷需求分析 篇5

一、河北省农户储蓄行为及变化趋势分析

为增强分析问题的针对性,笔者仅就河北省农户存放在金融机构的货币收入剩余,即狭义上的储蓄行为进行研究(见表1)。

首先,自2000年以来,河北农户家庭的储蓄水平呈不断增长趋势,此增长明显以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作后盾。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储蓄水平已由2000年的878.52元增长到2008年的11 842.09元,9年中平均增长速度达21.36%,较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9.21%高出1倍还多。即使考虑到物价变动因素,用河北全省零售物价指数折算,以2000年为100,在9年中农户的储蓄水平增长速度也高达16.14%,远高于收入增长速度7.10%。

其次,在储蓄水平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手持现金量也有明显增长,人均手持现金由2000年的667.03元升至2008年的1 215.66元,9年中平均增速达6.49%。农户节余并没有进入金融系统,而是以“手持现金”的形式留在农民手中,滞留在金融系统之外,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满足于安全但收益低的银行存款作为储蓄选择,而愿意等待具有更高收益水平的投资机会。

再次,储蓄动员与农村的投资机会存在着很明显的相关性。如果我们能够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提高农业产业的比较收益水平,将会促进农村储蓄的动员和使用。

由此可见,河北省农户储蓄的这种变化趋势必然导致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而这种需求多元化趋势必然要求有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与之相适应。

二、河北省农户借贷行为及变化趋势分析

笔者以调研为基础,首先对河北省农户借贷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然后考察分析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的变动情况及行为特征。

(一)河北省农户借贷水平及构成变动趋势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北省农户家庭的借贷水平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相比2000年,2008年农户家庭年末借入余额提高了3.95倍,借出款余额提高了3.42倍,净借入余额则提高了4.43倍。若考虑全省零售物价指数,以2000年为100,那么,在9年中,农户的借入与借出水平增长平均速度也分别高达8.81%和7.86%,净借入水平的平均增速则高达10.62%,均高于收入增长速度6.10%。

单位:元/人

就借贷资金结构来看,民间借贷显然是河北省农户家庭借贷的主体。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0年后,农民家庭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比例上升迅速,2002年达到18.79%。之后,受国家宏观政策变化影响,农户贷款难度加大,农户家庭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比例显著下降,2003年、2004年均不到10%,直到2005年才恢复到10%以上。随着农民收入问题在政府决策中受重视程度的加强,金融机构对农民增收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农户家庭的贷款在其家庭借入款中的比例呈现出一个大幅度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10.16%上升到2008年的28.13%,创17年来的最高纪录,但比例依然较低。

就借贷用途而言,河北省农户的借贷主要用于非生产的用途,以生活性用途为主。这是由于河北省农业比较收益差、农村市场发育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抑制了农业生产性借贷需求。

(二)河北省农户生产性借贷的行为特征

1. 借贷来源。

从表3看出,各类收入档次的农户年内借贷比例值都位居高位,相比2000年,2008年除高收入户的借贷比例达到44.1%,其他农户的借贷比例依然保持在70%以上。从总体上看,收入较低的农户家庭对金融机构的依赖性要相对高于收入较高的农户。而且,根据调研资料,来自银行的支持仅占低收入家庭全部借入资金的1/4左右。

2. 借贷金额和结构。

表4反映了河北省农户贷款规模结构和期限结构。以“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体业务的农村信用社,一般都规定每笔贷款规模在2 000元～3 000元,贷款期限在半年以内。而随着河北省高效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户所需资金要求数量大、生产周期长。农户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必须在信用社贷款之外寻求民间借贷或高息借贷。

3. 借贷方式。

从表5中可以看出,农户与农村信用社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和农户与农户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呈现不同特点。农户间借贷行为的最大特征是没有借据、不规定期限和不设立抵押担保,有息借贷的比例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农户之间的借款基础是“人的信用”,而不是“物的信用”,因此,是否具备完整的借贷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另外,由于农户缺乏投资渠道,资金闲置没有产生机会成本,没有形成资金价格的概念,在此情况下,让渡自己的使用权就难以收取利息。

三、政策建议

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要调整视角和站位,跳出就农村金融说农村金融的小圈子,将农村金融体系重建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框架中进行审视和考虑。

1.实行休养生息的农村政策。首先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不利于“三农”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其次实行有利于“三农”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引进竞争机制。适度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允许现有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在法律框架内合法开展活动;在政策资金的使用上,也应该引进市场化的手段,如江苏等地政府就“小额扶贫信贷”的坏账补贴比例同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谈判,政府只为协议内的坏账比例提供补贴,超过的部分由金融机构自己承担,这就给执行政策性金融职能的机构以激励和约束。

3.为农村金融环境提供立法保障。可以借鉴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有义务为其所在社区提供金融服务,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本社区信贷投入。如果放款达不到一定的比例就撤退网点,让出市场,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村资金外流的问题。

4.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业务和工具。一方面要制定适合市场需求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政策,从制度供给方面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要明晰农行、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增强其本身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的动机和愿望;另一方面要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加速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缩小监管制度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磨擦,形成一种鼓励和支持金融制度创新、自动协调和平衡制度创新供求的监管体制,为民间金融创新留下空间。

5.健全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应该建立起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破产制度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产质量。

摘要：河北省农户金融活动除具有普通农户金融活动的特征外,还具有现金流量不稳定、资金用途难以区分、收入不平衡等特征。因此,需要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关键词：河北省,农户金融,储蓄,借贷,需求分析

参考文献

[1]马鸿运,等.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史清华.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刘仁伍.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农户创业借贷 篇6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产资本化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农村家庭资产资本化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资产收益率,还有助于农户更容易地获得融资。农村家庭资产资本化的性质决定了农户家庭资产价值开发问题是影响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广大农村区域已经积聚了种类繁多、规模巨大的各类资产。伴随着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价值巨大的农村资产必然能够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信贷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1〕致使大量农户自身的“造血性”发展功能缺乏“输血诱导性”资金的支持,〔2〕进而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究其原因,农村第三方担保发展不足与农村金融机构担保要求过高导致的担保困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形势下,要破解农户融资难题,唯有通过“唤醒”农村大量“沉睡”资产,以提高农户自身担保能力。但要充分挖掘家庭资产的抵押潜力,实现农户资产的金融价值,必须首先弄清农户家庭资产的结构特征以及各类资产在农户融资过程中的作用现状。此外,家庭金融正逐渐成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分支,〔3〕而中国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还远未起步,〔4〕家庭金融行为规律的“神秘面纱”迫切需要学界的大量研究来逐步揭开。

二、理论假设

从理论上来看,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众多,但作为反映家庭收入水平和未来偿债能力的农户自身资产状况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众多农户资产中,受各项资产自身特征差异及宏观因素的影响,其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也将出现不同。在实证研究开展之前,我们首先对各项资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Ⅰ:承包地、宅基地对农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均不明显

我国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和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虽然分别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也即从法律的层面对农户的用益物权进行了保护,但第一百八十四条又规定 “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进行抵押”,而且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法律法规的限制导致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金融价值难以开发,因此,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假设Ⅱ:农村住房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要显著于正规借贷,城镇住房和生产用房对农户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均具有正向影响

一方面,受房地不可分离性以及流转市场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制约,农村住房难以在农户正规借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住房的生活性用途决定了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因此,农户在进行建房融资时会优先考虑资金成本低(甚至没有成本)、手续简单、还款方式灵活的非正规借贷。城镇住房和生产用房两类资产一般价值较大、产权清晰、容易变现而且抵押处置一般不会对农户基本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比较容易受到贷款人的青睐,而且价值越大,对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假设Ⅲ:交通工具、生产设备、金融资产对农户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均具有正向影响,家用电器对三类借贷行为的影响则不明显

交通工具、生产设备、金融资产均为农户家庭资产中价值较大的资产,且产权清晰、容易变现、社会伦理成本较低,因此,能够在农户借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家用电器由于价值普遍比较低,难以在农户借贷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

假设Ⅳ:种植业、养殖业在产品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一方面,伴随着规模农业的不断发展,具有较高价值种植业和养殖业在产品的农户数量不断增多,理应在农户借贷过程中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产品抵押属于新兴担保模式,且农业在产品面临着一定风险,对于担保创新力度较弱的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在产品抵押可能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三、农村家庭资产构成及农户借贷的现状分析

我们选择了农村资产金融价值开发走在全国前列的重庆市为样本点,采用分层抽样法和现场问卷调查的形式在重庆市所辖的9个区(县)、27个乡镇、27个村选择了1107 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1046户。

1.农村家庭资产构成的现状分析

为了充分了解农村家庭资产价值大小及构成,我们对1046户农户的资产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农户的资产主要包括家庭承包地、宅基地、农村住房、城镇住房、生产用房、金融资产、交通运输工具、生产设施设备、家用电器和种养业在产品,其他资产的价值非常小且流转价值非常低,与本文研究初衷不符,因此,此处及后续研究将其忽略不计。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准确,各类资产均采用其现值,1各种资产户均现值及占户均总资产的比例见表1。

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我们依据调查数据整理分析发现,样本农户户均资产价值高达35.5万元,资产价值从大到小依次为承包地、金融资产、农村住房、宅基地、城镇住房、生产设备、交通工具、种植业在产品、养殖业在产品、家用电器、生产用房,其中,承包地、金融资产、农村住房和宅基地累计占比接近3/4。此外,各种资产内部又具有以下分布特征。

(1)承包地。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数量为324,占比为30.0%;价值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数量为931,累计占比高达89.0%。

(2)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银行存款,少量以对外借款的形式存在,其他种类资产较少,价值在10万元以上和5万元以上的累计占比分别为24.5%和51.1%。

(3)农村住房。价值和质量呈现双重提升,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数量为143户,占比为13.7%;价值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数量近半数。

(4)宅基地。宅基地兼具刚性需求和有限供应两大特征,未来升值潜力较大,其在10万以上、5~10万元、3~5万元、3万元以下四个区间的农户占比分别为4.2%、23.6%、57.9%、14.2%。

(5)城镇住房。伴随着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镇住房在农户资产中的比重会逐渐提高,当前虽然户均资产价值只有2.6万元,但在119户拥有城镇住房的农户中,户均资产价值却高达22.8万元。

(6)生产设备。价值在10 万元以上和5~10万元两个区间的户数分别为58 户和44 户,即共102户农户的生产设备价值在5万元以上,累计占比为9.7%。

(7)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也是未来农户资产中极具增长潜力的资产之一,在被调查农户中共99户交通工具的现值在5万元以上,占比为9.5%。

(8)种植业在产品和养殖业在产品。两种资产的户均价值虽然分别只有1.3万元和0.9万元,但伴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不断推进,具有较高价值种养业在产品的农户数量会越来越多;在样本农户中,种植业在产品和养殖业在产品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数量分别为24户、63户。

(9)家用电器。该类资产的户均价值和高价值农户占比均相对较低,在被调查农户中,现值在1万元以上的比例为10.9%。

(10)生产用房。该类资产同样是户均资产价值较低,但在拥有该项资产的农户中价值较高;在51户拥有该项资产的农户中,平均价值为3.5万元,金融价值开发潜力依然较大。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农户资产总体价值较高,无论是总体资产还是单项资产均具有较大的金融价值开发潜力。对于部分单项资产,虽然户均价值较低,但具有较高资产价值的农户数量依然不在少数。

2.样本农户的借贷需求特征

农户生产经营活动规模较小,收入水平和储蓄能力较低,遇到一次性较大支出容易出现资金短缺。实地调查也发现,在1046户农户中有743户有借贷需求,占比高达71.0%。概括起来,样本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消费性用途均占有较高比重,但以生产性用途为主。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借贷需求农户中,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消费性用途的农户数量分别为596 户、470 户, 占比分别为80.2%、63.3%。

(2)资金需求额度较大。在743户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中,资金需求额度在20万元以上有178户,占比为24.0%,若将门槛降低到10万元,这一比例则高达58.0%。

(3)生产性用途中以经营非农产业为主,农户“离农”趋势明显。在596户有生产性资金用途的农户中,有433户农户的资金需求为经营非农产业,占比高达72.6%,而选择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户数量分别仅为178户、131户,“离农”趋势明显。

(4)生活消费性用途以生活质量改善型消费品为主。在众多生活消费性用途中,选择城镇购房、子女上学、买大件消费品、建房子的农户数分别为249 户、176 户、165 户、95 户, 占比分别为53.0%、37.4%、35.1%、20.2%。其中,城镇购房和大件消费品均属于生活改善型消费品,由此可知,如何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已成为影响农户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

3.样本农户的借贷需求满足程度

衡量农户借贷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有资金需求的农户都获得了借款,第二个是获得借款农户的实际融资额度能够满足需求。对于第一个标准:在743户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中,仅有392 户获得过借款,占比为52.8%,也即近半数的农户并未获得过借款。对于第二个标准:区间分布方面,已获得借款农户中,融资额度占比最高的两个区间为2万~5万元和5万~10万元,而资金需求额度占比最高的两个区间为10万~20万元和20万元以上;累计占比方面,融资额度在20万元以上和10 万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仅为11.0%和24.0%,远低于借贷期望值的24.0%和58.0%。综合两个标准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虽然很多农户已经得到了融资,但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程度依然较低,融资依然面临困境。

四、家庭资产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计量分析

1.计量模型的选取及相关说明

由于农户借贷行为只含两种结果,获得借款或者未获得借款,所以我们选择二项分布的Probit模型。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式(1)中,j=1,2;i=1,2…n1;l=1,2…n2。Y是虚拟因变量,其取值为0或1,分别表示农户未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借款、未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得过借款,Y=1分别表示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借款、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得过借款;Xji和Zjl分别代表资产变量和控制变量,βji和γjl分别为资产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Cj为常数项,μj为随机误差项。j=1和j=2分别代表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n1和n2分别为资产变量和控制变量个数。

2.变量选取

上述模型中,资产变量也即农户的主要资产,具体包括承包地(X1)、宅基地(X2)、农村住房(X3)、城镇住房(X4)、生产用房(X5)、家用电器(X6)、交通运输工具(X7)、生产设施设备(X8)、金融资产(X9)、种植业在产品(X10)、养殖业在产品(X11)。此外,为了提高模型解释力度,我们借鉴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等,〔5〕梁爽、张海洋、平新乔等〔6〕的研究结果,将可能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家庭基本特征变量社会资本(Z1:年人情往来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户主文化水平(Z2: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家庭人口数(Z3)、户主年龄(Z4)、户主年龄的平方(Z5)、家庭年人均收入(Z6)、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Z7)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3.计量结果与分析

基于实地调查数据,我们利用Eviews6.0就家庭资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由此可得到以下结论。

(1)承包地、宅基地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虽然大都为正,但均没有通过检验,也即承包地、宅基地虽然对农户借贷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与理论假设相符。说明当前农户家庭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金融价值未得到深入开发。

(2)农村住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检验,但对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伴随着农村住房价值的提高,农户获得非正规借款的可能性越大。城镇住房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两个模型的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说明价值较大、产权清晰、流转容易的城镇住房无论是在正规借贷市场,还是在非正规借贷市场均受到了贷款者的青睐。生产用房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但均没有通过检验,说明生产用房在农户借款中虽然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作用十分有限。

注:1对于农户,无资金需求必然无借贷行为,这是一个必然事件,如果将这部分农户加入计量模型,不符合计量分析对数据的随机性要求,因此,为了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借鉴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等(2011)的研究方法,首先将没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剔除;2***、**、*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3)家用电器、生产设备和交通工具的系数大都为正,但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没有通过两个模型的检验,说明在农户借贷过程中,家用电器、生产设备和交通工具的促进作用有限,三类资产均不是贷款者进行贷款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4)金融资产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两个模型的检验,但对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为负,与理论假设不符,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为正。之所以对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为:农户的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银行存款,而银行存款多的农户虽然理论上更容易获得贷款,但是由于作为内源性融资的存款对信贷资金具有一定的替代和挤出效应,迫使农户信贷资金的需求表达(也称申请贷款)并不强烈,〔７〕最终呈现为金融资产多的农户获得的贷款反而越少。

(5)种植业在产品在两个模型中均没有通过检验,也即其对农户借贷行为并没有明显影响。养殖业在产品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影响的检验,也即养殖业在产品价值越大,农户越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说明养殖业在产品在信贷市场上已得到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初步认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采取分层抽样法,定点选取了重庆市9个区县的1046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农户家庭资产、借贷需求和借贷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就家庭资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调查发现:一方面,无论是农村家庭资产价值总量还是具有较高资产价值的农户数量均较大,农村家庭资产抵押价值等金融价值可开发潜力较大;另一方面,农户的资金需求量依然较大,有资金需求的农户比例非常高,且需要额度在不断增大,需求用途以生产性用途为主,但农户资金需求的满足度非常低。计量结果显示:在众多家庭资产中,只有城镇住房和养殖业在产品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城镇住房和养殖业在产品价值越大,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大,金融资产虽然也通过检验,但系数为负。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同样为三类资产,包括农村住房、城镇住房、金融资产,系数均为正,即农村住房、城镇住房和金融资产的价值越大,农户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得借款的可能性越大。整体来看,当前农户融资担保方式较为单一。我们认为目前农村家庭资产金融价值开发潜力较大,但现实开发力度不足,如何增加农村家庭资产的资本价值,加大资产金融价值开发力度对破解农户融资难题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以增加农村土地资本价值为目标,完善农村土地延包制度

适度规模经营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而现代化农业发展所依赖的灌溉设施修建、土壤改良等必备投资事项的回收期较长,基于此,在剩余承包年限较短的地方应适时开展延包工作,防止农业投资者因剩余土地承包年限过短减少甚至停止对农业的投资。

2.以实现农村资产金融价值为目标,进行相关法律制度调整

我们认为可删除 《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关于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程序、流转对象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对农村农户投资形成的各种资产(如现代农业设施、畜禽养殖场设施等)给予法律确认和保护。

3.以建立多元担保模式为目标,不断进行担保方式创新

鉴于农户资产种类不断增多,金融机构应该在加强风险管控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农户贷款担保方式创新,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少量固定资产的农户信贷模式,将交通运输工具、生产设施设备、在产品等价值较大的流动资产纳入可抵押资产范围,并在充分考察农户社会资本等无形资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户信誉担保贷款模式。

4.以健全资产抵押配套机制为动力,培育农村资产流转市场

一是要在农村地区加快建立农村家庭资产价值评估中心、资产登记中心、资产流转服务中心和资产收储中心等资产抵押中介服务机构。二是要完善农村家庭资产流转制度,如明确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条件和范围,农村土地流转的补偿标准、利益分配机制、纠纷处理等。三是要健全农村家庭资产抵押贷款违约后的抵押权实现制度,具备包括抵押资产的拍卖处置程序、拍卖对象、农户安置等。

参考文献

〔1〕Barslund M,Tarp F.Formal and Informal Rural Credit in Four Provinces of Vietnam[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04).

〔2〕〔5〕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等.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1,(05).

〔3〕Campbell J Y.Household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e,2006,(61).

〔4〕马双,谭继军,尹志超.中国家庭金融研究的最新进展[J].经济研究,2014,(09).

〔6〕梁爽,张海洋,平新乔等.财富、社会资本与农户的融资能力[J].金融研究,2014,(04).

农户创业借贷 篇7

由此, 本研究从农户角度出发, 通过2007年对宁夏S村的的田野调查来分析农户的借贷行为。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借贷行为, 研究参考帕森斯 (2003) 的社会行动分析方法, 从借贷的行为表现、背后的动机以及外部影响因素来进行分析。基于问卷调查在反映农户需求上的局限性 (比如, 问卷设计中对于农户困难以及借贷问题的容易诱导农户回答“缺”、“难”) , 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而深入的个案分析则可以对其行为背后的需求动机进行了解。

一、农户借贷行为的表现与动机

1.农户借贷行为的表现

S村是宁夏Y县的一个自然社区, 社区农户59户, 常住农户33户。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社区常住的33户农户最近3年中借贷行为的发生92起, 其中来自于信用社29起、私人借贷33起、高利贷12起、小额信贷18起。 (2) 其主要的用途表现见表1。

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主要用途的归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访谈得出的, 因为在问卷中农户对于借贷资金的使用都是说用在生产或者生活上。括号中的数字表示频次。

通过对农户的资金用途和来源渠道的分析, 并没有表现出在渠道来源上的不同, 即任何一种渠道的借贷都是用于各种用途,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社区的信用社的贷款比较多, 并且绝大多数都是转帐来还以转账来借进行, (3) 从实际资金的利用上来说农户在当期并没有利用到这些钱, 因为这些贷款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或者生产的周转之中, 已经无从考察具体的用途。这些现象的存在主要与当地农户对于信用社贷款的认知有关, 农户普遍认为信用社贷款是国家的支持, 属于“不贷白不贷”的情况, 所以他们会利用这些钱来进行周转使用。

撇开诸多需求理论所涉及到的核心需求分析方法 (如马斯洛所概括的5个层次的基本需求) , 对资金和农户的直接关系考虑, 可以从上述的调查资料概括出农户的三大借贷需求表现:一是资金流动性的需要, 二是弥补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三是非正常借贷需求。流动性的需要是农户出于一时的资金短缺而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而借贷, 这中间既包括生活使用也包括生产使用, 主要特点是需求时间急、额度较大或较小, 但是期限短, 一般在10天之内, 比如购买生产资料和还账的时候需要的钱。由于各种不确定性的存在, 这一点在不同类型的农户都会遇到。生产和生活上的借贷主要是出于农户在面对大额度的支出时, 自我不能满足的情况下的借贷, 与资金流动性借贷不同的是, 这种借贷一般是额度较大和使用期限较长。其中生活性的借贷主要是消费性的借贷 (教育、看病、房屋修建、婚丧嫁娶、家庭内部生活用品购买支出等) ;生产性借贷主要是指农户投资性的借贷需求, 因为在正常生产中的借贷需求已经归入了资金流动性的需要中, 这里只是指农户投资性的资金需求, 主要是指买车、买羊。这两部分资金需求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额度较大, 农户自身不能满足, 另外还表现在使用时间上有一定的时间性, 且一般期限较长。非正常借贷的情况是指既不用于生产, 也不直接用于消费的借款, 其表现形式则更加复杂, 这一部分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其他领域——进行放贷或者是出于其他目的 (4) 等方面。这一部分借贷需求的特点主要是并不是出于当期的现期需要, 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来进行的借贷, 在社区中主要是还账、放贷、赌钱和外借。

2.农户借贷行为的动机

根据以上分析, 再进一步归纳这些需求表现出的行为动机, 可以发现这些表现主要体现在对安全的需要、获取利益的需要以及预防性的需要。虽然这三种需求表现出的动机在同一个行动中可能会交叉, 但是这三种动机也具有层次性特征:最基本的动机是为了安全;获取利益的动机则基于安全基础上的发展;而预防性动机则是农户通过自身资源禀赋构筑自身的安全网的表现。

农户为了保证自身的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运转, 从而实施为了安全需要的借贷行为。对流动性资金的需要就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来进行的借贷。农户的收入主要是表现为农业和养殖业的收入, 其收入的集中期在年内分布不均匀, 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流, 并且收入和支出的时间不同, 也导致农户暂时的资金短缺。在这种情况下, 出于安全的考虑, 为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进行的借贷就非常重要。

获取利益的动机主要是对投资性的资金需求, 主要表现为生产投资和生活投资。这种利益的表现并不只是经济利益, 还存在其他的利益的形式。生产性借贷主要是获取经济收益, 如买羊获得经济收入, 买车可以进行外出耕作也可以赚取经济利益。另外的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是放贷或者外借, 放贷可以收取利息, 外借则可以节省自己的资金而不用承担风险, 在社区的调查中农户为了放贷和外借贷款的有3起, 这是一种投机性的需求。消费性借贷则表现为农户为了追求其他的收益 (面子、炫耀、节省劳动力) , 如农户修建房屋、孩子结婚、购买生活消费品等的借贷。另外的一种情况是农户为了偿还贷款保持信用, 这种情况也是出于对自身面子和名誉的保持而产生的。

预防性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对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或者小额信贷这种准金融机构的贷款上。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这种贷款行为是需要信用来支持的, 必须要在不断的借贷和偿清中才能建立这种信用机制;二是这种贷款是采取逐渐增加额度的一种贷款模式, 农户进入到这两种贷款机构中进行贷款, 主要的考虑在于将来能够获得贷款或者是能够获得生产或者生活所需的额度的贷款。如果没有前期的进入和轮转, 当自己需要资金的时候就不可能获得支持。这种考虑更多的是农户从一个长远的、预防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从成本收益的计算来说, 这些贷款并没有对农户当期的生产或者生活起到作用, 反而是背负了每年的利息, 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的存在, 农户不可能预期到将来的所需, 因此这样一种行为就等于是一种积累信用, 当将来需要贷款时, 他们就会多一条获得支持的路径。这可以称之为“预防性贷款”。在当地社区中有的农户会在信用社多开一个户头来进行这种预防性的借贷。这种预防性的贷款从问卷的调查中同样表现出借贷行为——对贷款的需求。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这种贷款的需求仅表现为对今后的支出的一种预防态度, 并不能表现为当期的资金需求。同样的情况在亲戚和邻居之间就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是这种贷款的实际用途限制了农户的贷款行为, 因为在没有实际用途的情况下农户不可能去借钱, 同样也不可能获得借款。二是出于利息考虑, 人情债务的考虑使得农户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不愿意背负这种人情债务, 而高利贷则由于利息高而不具备使农户对它有借贷预防的预期的条件。三是制度上的原因, 前面已讲过, 这种贷款是需要积累信用才能获得, 没有进入到这种体系之中是不能获得贷款的。四是农户的这种行为在农户层面是一种公认的行为, 很多的农户都会存在并认可这种行为。五是也存在部分农户为了其他的目的来采取这种方式, 比如显示自己的生活状况, 以将信息传递给周围的人, 提供一个将来的不愿意外借的借口。

二、农户借贷行为的外部影响因素

农户借贷行为是外部因素和自我需求动机的结合表现。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农户借贷的内部因素的诸多特征,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外部环境对行为影响更大。外部约束的不同会影响农户寻求不同的借贷渠道。这些外部约束主要有借贷资源的要求、选择借贷对象的显性成本和存在于当地传统中的隐形成本。

1.可借贷资源的特点

在调查社区农户的可借贷资源主要有信用社、小额信贷、私人借贷、付息借贷、高利贷。不一样的资源在额度、月利息、期限、放款时间、以及规定的主要准入条件都存在不同, 见表2。这些条件的不同会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农户对贷款额度的需要、利息的判断、资金紧缺的时间、农户所拥有的信任基础的不同都会影响到农户对贷款资源的选择。

2.选择借贷对象的显性成本

上述的可借贷资源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农户如何选择借贷对象的显性成本。另外在调查中, 农户的反映在私人借贷中对于额度较大 (超过1000元) , 使用期限较长 (超过10天) 的借款一般都要考虑支付利息, 如果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则很难借到 (血缘关系除外, 但是一般的亲戚朋友之间也要支付利息) 。并且借款的用途和资金需求的时间的紧急程度也会影响到借贷对象的选择, 比如生产性的用途则农户在借贷时就会考虑支付利息而倾向于付息借贷, 因为这是赚钱的使用。时间的紧急并不能保证通过现有的渠道可以借到, 所以一般都会直接选择时间成本少的渠道, 比如高利贷, 只要有相应担保就可以拿到钱;而那些需要严格手续和审核时间的借贷则会被排除在外。放款时间也是影响选择重要因素。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放款的时间和农户资金需求的时间并不一致, 所以这种借贷的渠道基本上在农户的借贷选择中不考虑, 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现在农户都有信用社的贷款, 在没有还清之间是不能再借贷的。

3.当地传统中的隐性成本

在实际中借贷行为的表现从来都不是单受正式制度规范的行为, 社区的文化对借贷行为也有很强的影响力。社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村民的惯习, 已成为村民借贷过程中习惯性地要考虑的问题。

社区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借贷问题的看法上, 对于周转性的借款大家是认同的, 但是频繁的的借款也会让大家感到不好, 认为跟要饭差不多, 这样的文化存在也限制了农户的借贷行为, 所以也有的农户不得不把借款额度加大然后去借付息的贷款。

社区文化的另一个影响是在私人借贷对象的选择上, 在农户选择私人借贷时要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 以及所借贷农户有没有钱。由于社区内的农户的信息基本上是出于一个对称的状态, 所以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考虑的首选因素, 并且这种考虑中还会考虑到对方家庭内部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各种关系, 因为这些关系也会影响到资金的借贷成功率。同时由于考虑到人情的因素, 农户也会选择在跟自己家庭条件差不多的农户之间进行, 而不愿意向较富裕的农户借款, 这主要考虑的是借贷的往来性, 而富裕农户一般不会向自己借款, 使得自己背负的人情很大, 并且单项的借贷会使相互之间的关系弱化, 当需要向富裕农户借款时则不容易借到。

三、总结和讨论

通过从农户的需求和外部约束的田野调查来分析借贷行为, 研究发现农户的借贷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表现为不同的需求动机、借贷资源的以及相应的一些规范约束下相互作用的过程。农户借贷行为的产生也起源于不同的动机, 大概表现为三个层次, 为了生活安全而借贷, 为了发展的获利的需要而借贷, 还有为了预防风险而以借贷构建安全网的动机而借贷。然而, 借贷资源所设定的诸多门槛也限制着农户选择不同的金融产品, 这些准入条件构成了农户选择借贷对象的显性成本;另外存在于当地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也是一大制约因素, 它们潜移默化地规定了村民的认知, 以及选择民间借贷对象所要考虑的制度成本, 这部分成本是隐性的, 区别于借贷准入所明确规定的条件带来的显性成本。农户借款的行为由此变得更为复杂, 在动机、条件和规范的作用下, 单个农户的借贷需求次序也并非在选择借贷源上表现为非此即彼的线形行为, 往往是单个农户可能会根据需求、条件和规范的不同而选择多种借贷源获取不同的借贷金额, 满足不同的生产需求。

概括地讲农户需要资金, 加大农村金融的供给可能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村民所有类型的需求。事实上, 农村金融供给来源在现实中表现出了如此多的品种也正说明农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很多农户借贷多种金融产品也说明单个农户自身对金融需求的多样性。需要看到的是, 在农户获取金融产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存在于不同动机和规范约束下的需求是与诸多研究所分析农户的“需求”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已有的诸多研究中只谈需求大的结论忽视了需求本身的复杂性和在实现过程中的复杂性。这个特征是需要金融产品与农户需求对接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如:如何针对满足安全需要、发展需要和预防性需要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如何帮助农户在获取金融产品中减小金融产品的准入条件所带来的显性成本和以及传统规范带来的隐性成本。这种对接还有待继续深入探索。

注释

1 张 杰:解读中国农贷制度, 《金融研究》, 2004年第2期。

2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是截面数据, 信用社的贷款和小额信贷的贷款只是反映了当前的借贷情况, 因为这两种贷款是属于周期轮转的性质, 在一年之内都会有两轮或者一轮。

3 在当地社区, 农户对于信用社的借款表现为一种周转还贷的现象。临近还款期限时, 他们都会几家合伙凑出一部分钱, 先还一家, 然后再贷出后还另外的一家, 直至把几家的贷款还完。也有的农户会把几家的退耕还林的折子拿到信用社直接进行一个转账手续, 然后把再贷出的钱归到各个存折上就可以了。

农户创业借贷 篇8

一、调查方法及内容

课题组调查抽取的样本覆盖了浙江四种类型村庄, 即传统农业村、工业村、镇村、城村。农业村, 即村民主要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工业村是走工业化道路而实现非农化的村庄, 它是工业和企业制度与村落社会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村庄社区, 经济实力较强。镇村, 即坐落在小城镇的村庄, 依靠地理位置的优势尤其是交通优势, 通过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城村, 即处于城市近郊或者说城乡结合部的村庄, 这类村庄的非农化道路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城市化过程中, 不少原来的村庄在城市扩张中被并入到城市, 但其社区管理体制和人员管理办法并未完全纳入城市管理体系, 由此形成为一种独特的非城非乡的过渡型社区。

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 农民开始以职业为基础发生明显的分化, 农民的阶层分化成为研究热点, 其间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影响最大, 他依据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 将农村社会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业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所占比例在下降。[1]我们的调查借鉴陆学艺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浙江省农民的实际情况, 按照职业将农民分为七类。一是农业劳动者。该阶层主要是指由承包集体土地, 从事种植业、养殖业, 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劳动者构成的群体。二是工业劳动者。该阶层成员常年或是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产业劳动, 户籍仍在农村, 但主要收入不是来自农业, 而是务工。三是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主要在城镇的商场、宾馆、娱乐场所或乡村第三产业部门务工。四是农村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一定的专业技能, 如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员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等。五是农村管理者。该阶层包括两类:一是乡镇 (村) 企业的管理者, 即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还有一类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六是私营企业主。他们是由兴办和经营私营企业的农村社会成员。七是个体劳动者。其主要是指拥有一定生产资料, 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 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工、商、服务行业, 劳动成果归个人占有和支配的社会群体。

我们的调查以农户, 即农村家庭为基本单位, 按照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同, 将农户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纯农业户, 家庭全年纯收入中80%以上来自农业, 即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上文所述的农业劳动者;第二类是务工农户,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 即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上文所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者;第三类是知识分子和管理者农户, 家庭收入比较稳定, 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上文所述的农村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第四类是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之所以将上文所述的第六、七两种职业类型的农户分为一组, 主要是考虑在现实中浙江农村存在大量的事实上的小型私营企业, 雇工人数大都少于10人, 由于税收等因素, 这类小企业往往领取的是个体工商户执照, 考虑到这两类农户经营状况的相似性, 将其并为一类。这种分类方法其实也体现了四类农户不同的非农化水平。

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使浙江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户的分化日益显著, 而将农户作为整体对待, 很难准确、全面反映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 阻碍了对农户借贷市场和农户金融需求的准确认识。我们调查的重点在于总结不同阶层农户在借贷行为上的差异, 归纳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农户借贷行为类型, 评价不同借贷类型农户在借贷市场中的地位, 并结合当前浙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以提出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与农户借贷行为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政策建议。因而, 我们设计的问卷主要涉及家庭收入、2008年全年借款额和借款次数、年底借款余额以及借款的来源、期限、用途和借贷方式、无借款家庭的借款需求与申请情况。本次调查由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来自浙江农村地区的12名学生完成, 调查的大都是自己所在的行政村及附近的村庄, 由调查员入户访谈填写问卷, 总调查户数为280户。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80份, 覆盖浙江省12个行政村的280户农村家庭。考虑到本次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不同阶层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 因而根据村庄非农化的程度选择了农业村、工业村、镇村、城村各3个, 在每个村农户样本的抽取过程中, 我们也有意识地按照家庭富裕程度分为较富裕、一般、较差各抽取三分之一。根据回收问卷统计的结果, 按照上文的划分标准, 280户农村家庭分为第一类农户65户、第二类农户102户, 第三类农户52户、第四类农户61户。

二、不同类型农户需求差异以及满足状况分析

1.各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及借贷规模差异显著

问卷中的借款定义为农户从家庭成员以外借入款项, 借款渠道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 前者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 后者则是指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根据统计, 2008年间, 被调查的280户农村家庭中有92户借过款, 共发生195笔借款, 合计737.54万元。借款农户中, 全年借款额最低的为2000元、最高的为130万元, 户均借款8.017万元。

根据统计数据, 浙江农户表现出了较高的借贷发生率 (有借贷行为的农户数/被调查农户总数) 和较大的借贷规模 (已借贷农户的借贷总额/已借贷农户户数) , 分别达到32.86%和8.017万元/户, 这与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相适应的。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借贷发生率和借贷规模在四类农户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见表1) 。

首先, 四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分别为38.5%、12.5%、23.8%和70.5%, 最高的第四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是最低的第二类农户的近6倍, 第二、三两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均低于平均值, 不同类型农户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其次, 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与非农化程度不相关, 非农化程度最高的第四类农户和非农化程度最低的第一类农户位居借贷发生率的前两位。然而, 就借贷规模而言, 第四类农户的借贷规模最大, 为9.7917万元;第三类农户次之, 接近第四类农户借贷额的2/3 (户均62769元) ;第二类农户大约为第四类农户借贷额的1/3 (33145元/户) ;第一类农户最低, 仅有8512元, 不足第四类农户借贷规模的1/10。可见, 农户借贷规模与农户非农化水平成正相关的特征非常显著。

38.5%的借贷发生率反映出第一类农户对借贷市场的参与程度较高, 但0.8512万元的户均借贷规模说明他们缺乏获得大额借贷资金的能力, 这类农户由于家庭经营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最大, 对1万元以下的小额借贷需求较多, 反映出非农化程度较低的农户用于农业的投资多为小额借贷。第二类农户和第三类农户家庭经营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均很小, 收入来源具有了工资的性质, 只不过第三类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较第二类更高更稳定, 较低的借贷发生率说明这两类农户缺乏生产性借贷的动力。浙江省农户较高的家庭收入水平足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 如无特殊情况, 也不会发生生活性的借贷。真正主导农户借贷市场的是第四类农户, 不仅借贷发生率高, 而且借贷规模大, 所贷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2.农户借贷用途总量以非农生产项目为主, 工资收入为主的农户需要消费信贷

在借款用途问题中, 我们按照生活、消费、生产投资几个方面设计了10个用途。问卷数据显示, 农户借款用途最多的是企业经营, 其次是个体经商。

如果我们将所有借款用途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两类, 则结果显示:生产性借贷占56.7%, 大于生活性借贷的43.3%。总体来看, 农户借贷用途趋向于生产性, 但不同类型农户借贷用途的差异同样非常显著。第一类和第四类农户的生产性借贷比例远高于生活性借贷, 其借贷的首要用途分别为种养殖业和企业经营;第二类和第三类农户的生活性借贷比例远高于生产性借贷, 其借贷的首要用途分别为子女教育和建房购房。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问卷中特意设计了一项年度家庭最大的消费支出选项, 发生借贷行为的24户第二类、三类农户家庭无一例外的都发生了子女教育、建房购房、婚丧嫁娶等重大消费支出, 未发生借贷行为的130户第二类、三类农户家庭仅有5户发生大额消费支出。关于借贷用途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上文的判断, 即第二、三类农户缺乏生产性借贷的动力, 因为工资性收入是这两类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户, 他们的借贷需求以消费性的生活需求为主, 借贷发生率取决于大额消费性支出的发生率 (见表2) 。

3.非正式借贷是农户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正规信贷的主要提供者, 一直以来以发放生产性贷款为主, 很少甚至于基本不发放消费性贷款。另一个普遍现象是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生产性贷款利率低于消费性贷款利率, 而农业贷款利率低于非农贷款利率。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清楚的看到随着浙江农户非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工资性收入构成相当部分的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以消费性为主, 得不到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支持。但同时作为生产性的贷款需求, 浙江农户又以非农项目为主, 同样很难得到农村信用社的支持。面对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已很难满足, 即目前的正规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并不匹配。

在问卷中, 我们设计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其他四个借款来源渠道。在195笔借款中, 农村信用社发放了37笔, 占总借款笔数的19%;其他来源占72.3%, 主要是亲戚朋友间的借贷, 也有私人钱庄等民间融资形式。从金额来看, 农村信用社发放了206.5万元, 占总借款的28%;其他来源占61%。可见, 非正式借贷是农户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如果我们把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这三个借款来源渠道称为正式借贷, 其他称为非正式借贷的话, 就借款笔数而言, 他们在四类农户中的占比情况见表3。

除了第一类农户倾向于正式借贷以外, 其他农户均依赖于非正式借贷。原因在于第一类农户以农业经营为主, 风险较小, 借贷金额较小, 借贷金额在5千~1万元之间, 正规金融机构愿意向农户提供小额借贷, 也源于政府的小额信贷政策。第四类农户以非农业为主, 虽然收益较高, 但承担的市场风险较大, 需求的借贷规模通常在5万元以上, 但从正规金融组织的角度看, 仍属“小额借贷”, 同时额度较大的借贷通常要求合格的抵押品, 而缺乏抵押品正是农户难以获得正式借贷的重要原因, 因而第四类农户只能转而求助于非正式借贷。第二、三类农户相对较多的生活性借贷, 使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提供贷款, 也只能求助于非正式借贷。

4.借贷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众所周知,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严重, 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其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一直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那么, 在浙江农村是否也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能否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呢?为此, 我们统计了2008年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数量, 考察其贷款的满足情况。

在280户被调查农户中, 有97户表示当年有贷款需求, 其中92户获得了贷款, 贷款满足度 (获得贷款的户数/有贷款需求的总户数) 达94.8%, 即大多数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最终都获得了贷款。未获得贷款的5户表示都曾经向当地农村信用社提出过申请。

调查显示, 被调查农户中, 2008年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获得贷款的家庭为34户, 占总申请户数的75.6%。多达52户农村家庭未向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而是直接求助于非正式借贷, 未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的原因见表4。

高达94.8%的贷款满足度似乎显示借贷市场并不缺乏资金, 但是绝大多数的贷款需求却是由非正式借贷市场来满足, 显然我们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出现了失职现象。

三、结论与建议

调查数据显示, 浙江省农村的信贷需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又源于农村快速的非农化进程。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户贷款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总体趋势是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总量和额度在不断上升, 由农业生产性贷款向非农经营和消费性贷款转变。在浙江, 甚至出现了农户将贷款用于股票、证券等方面的投资。过去, 农户生活性贷款需求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子女教育等方面, 弥补农户手头现金的不足。[2]但随着浙江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新医改政策的出台, 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户过去的一些需求正在逐渐减弱, 并逐渐发展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性贷款需求。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户甚至开始产生了对住房和汽车按揭贷款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 浙江农户最突出的金融需求是非农生产的贷款需求。这类需求往往是资金需求数额大, 投资回报期很长, 期限稳定, 还款来源明确。但是, 农户往往面临抵押物的缺乏, 更需要信用贷款方式。因此, 数量较大的贷款需求基本无法从农村信用社得到满足。当前, 浙江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严重不匹配, 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现象,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户内部的分化不断加剧导致农户借贷行为差异未来还将继续强化, 因此, 要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供给, 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 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 提供多种类的金融产品, 才可能有效解决农户借贷问题。

1.积极满足第一、四类农户的借贷需求,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浙江农村地少人多, 农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它包括作物品种的改良、新的生物技术推广运用, 也包括生产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 单个农户对资金的需求规模迅速扩大, 农户资金的需求总量会显著增长, 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时效性不断增强。所以, 应促使正式借贷向第一类农户的倾斜, 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政策的倾斜, 存在的以降低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和面临的风险, 并积极引导, 使其转向农业产业化调整的高端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 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仍很大, 尤其是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使农村劳动力相对剩余量较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浙江农村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有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这种就地发生的劳动力非农化转移, 既推动了非农化进程, 又没有形成农村人口流向各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压力。今后, 我们主张大力提升对第四类农户的借贷力度, 以鼓励促进中小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加速城市化进程。

2.创新信贷产品, 积极发展第二、三类农户的消费信贷

随着第二类务工农户的快速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没有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意愿, 借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中面临的大额消费支出。由于借贷主要用于生活性支出, 因而很难获得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支持, 以及政策性扶贫资金的扶持, 他们只能求助于非正式有息借贷。但从务工农户的偿还能力看, 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 借贷的风险较低。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浙江省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类农户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当地企业就业, 掌握这个人群的实际经济状况并非难事, 他们应该可以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选择客户。

第三类农户中的农村知识分子由于处在浙江这种经济发达地区, 他们的待遇较好;而另一部分管理者阶层收入则相对更高, 他们凭借其拥有的较多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 生活过得较好。这个群体较之第二类农户, 同样领取工资性收入, 缺乏生产性借贷动力, 其收入较高, 完全具备消费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能力。因此, 应从制度上建立有效机制, 创造新的信贷流程和产品, 满足他们的借贷需求, 其对于稳定社会, 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意义深远。

3.明确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合法性, 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长期以来, 理论研究一直过分强调农村非正式金融的负面影响, 由此导致政府一轮又一轮的取缔农村非正式金融。[3]但是现实中, 农村非正式金融在借贷市场中起主导作用, 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总体上来看, 农村非正式金融在提供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尤其是促进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务之急, 我们应当明确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合法地位, 修改和调整一系列约束和阻碍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 建立适宜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全新制度, 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以农村正式金融为主、以农村非正式金融为辅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参考文献

(1)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M].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1.

(2) 史清华, 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行为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借贷行为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 200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