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调控

2024-08-02

税收调控（精选十篇）

税收调控篇1

关键词：房地产,税收调控,问题,路径

以央行2003年6月5日颁布 (2003) 121号文件起算,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经历了整整十年。房地产十年调控招致社会各界的诟病, 关键是行政手段取代了市场, 有关部门混淆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税收手段作为我国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手段, 其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问题症结。

一、房地产税收调控的运用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是商品房, 尤其是商品类住宅。相关的税收政策也是围绕商品类住宅而不断调整, 其基本思路是遏制二手房的买卖。二手房买卖涉及的主要税收包括出售方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 受让方缴纳的契税等。2013年初引起社会恐慌的国办发 (2013) 17号文规定: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原值的, 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该文件一经公布, 立即引起人们的恐慌1。普遍认为, 这将极大地提高房地产交易的成本。出售者会将所得税转嫁给买房人, 从而提高房屋价格。

这种恐慌源于人们对我国房价节节攀升的担心, 而政府部门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又无法奏效, 也源于我国房地产税收的不规范运作、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其实, 个人转让房产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并不是什么新规定。我国1993年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规定个人转让财产所得, 应按所得额的20%缴纳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转让财产, 自然包括房产。国家税务部门的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也并没有把房产转让从个人转让财产中剔除。税务部门甚至规定了个人转让房产所得税的具体征收范围。2由于个人所得税征收之初, 个人转让房产的行为并不多, 税务部门并没有将转让房产而需缴纳的所得税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源, 各地对转让房产所得也没有强调必须严格征收。这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 似乎房产转让 (尤其是住宅转让) 所得并不需要缴税。

这十年房地产宏观调控借用税收手段调控房价的, 远不是个人所得税。营业税也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税收调控手段。如2005年国家税务局规定, 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 全额征收营业税。3、4为加大调控力度, 2006年税务部门进一步规定, 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 全额征收营业税。而根据我国营业税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均为营业税的纳税人。由于对个人转让房地产的营业税没有足够的认识, 在2005年之前, 与个人转让房产 (主要是住宅) 不交个人所得税一样, 各地对个人转让居住性房产也没有实际征收营业税。

2011年1月28日在上海、重庆对住宅开征的房产税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我国一直没有对个人持有的住宅征收房产税。虽然我国在1986年就公布了房产税条例, 该条例规定, 房产的所有权人应按房产余值, 每年缴纳房产税, 从该条例的立法目的分析, 个人持有住宅也应缴纳房产税。但房地产条例在颁布时规定了一个例外, 使个人持有住宅免交了房产税。房产税条例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免交房产税。上海、重庆市政府为调控房价, 变更了房产税条例规定的免交范围。要求个人持有住宅达到一定条件的, 需缴纳房产税。5

我国这几年的房地产税收调控措施, 主要是重申或明确原有的税收规定, 这本身并没有错, 但无论其效果和合法性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来应该征收的税收不征, 而当人们习惯于不征时, 又为了非税收功能需要而开征。原本由国务院规定免征的税收, 地方政府却发文要求征收。随意征收成了常态, 许多税收调控措施, 违背了税收本质及税收法定原则。

二、税收的本质

税收是一个契约, 6任何契约的达成, 都需要全民的同意, 所以西方国家税收的征收权在议会。非经议会同意, 不得开征新税或任意变更税收要素。

税收的这种契约性背后的另一层含义是控权。代行国家管理权的行政机关, 没有经过议会批准, 不能收取任何税收, 这既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 也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这一控权理念衍生的是税收法定主义:任何税收的收取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无法律依据收税, 其合法性存疑。一个任意征税或任意变更税收要素的政府, 存在权力的滥用。

税收法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项税收都由议会批准。考虑到议事的效率和成本, 立法机构有时会授权行政机构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行使税收开征权。我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就在全国人大的授权下, 行使了部分的税收开征权。7这是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过程中, 政府部门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法律依据。但立法机构 (议会) 对行政机构税收开征权的授予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条件包括:授予行政机构是为了便于及时征收 (所谓效率原则) ;授予行政机构是临时性的, 条件成熟, 立法机构要收回或制定法律;行政机构不能转授权;行政机构的相关征收规定应报立法机构备案等。

三、房地产税收调控的现状

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原因是房价过高, 现在的房价远远超过了购买者的承受能力。利用税收调控的逻辑依据是:房价高是由于需求过于旺盛, 需求旺盛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 投资、投机是因为房地产买卖过程中获利空间太大。为此, 抑制需求, 必须遏制投资、投机, 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将投资、投机的获利空间缩小, 如何缩小呢?将投资、投机者的利润以税收方式收取, 从而降低其利润空间。因而, 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的税收调控是以征收出售者的税收为重点的。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 都是由房屋的出售者缴纳的税收。

现实的房地产价格并没有按照这一税收调控逻辑而下降, 每一次税收政策的调控, 结果都是推高了房地产价格。之所以一调控就推高房地产价格, 关键在于房地产税收调控曲解了税收的基本功能。

对任何一种商品增加税收, 本质上增加了商品的成本, 商品成本增加的后果是商品价格的提高, 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所以, 在交易环节的加税行为, 对降低房价没有太多的作用。

有人建议:将房地产的税收从交易环节转向持有环节。分析认为, 房地产税收主要是在交易环节, 如果将房地产税收落实在保有环节, 就不存在税收转嫁问题。而且, 持有环节的税收越高, 所有者出售房屋的意愿越强。通过征收持有环节的税收, 迫使房屋所有者将房屋出售, 增加市场供应, 从而降低房屋价格。

表面上看, 这种方法似乎能降低房价。仔细分析发现, 与交易环节征税相比, 对持有房产者征收只是将征税时间往后延, 同时变更了纳税主体 (将纳税主体由出售者变更为持有者或者买入者) 。通过征税最终增加房屋的成本这一根本性质并没有变。在房地产供求关系不变的现实状态下 (也就是普通商品房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 交过持有税的房地产出售者仍会将持有环节的税收转嫁到买受人头上。这仅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 房地产税收调控的不可行性。

更为关键的是, 因调控需要而随意增税, 违反收税的契约性原则。从我国房地产税收调控措施分析, 我国行政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许多房地产税收调控措施已经违背了契约精神, 其权力也已经超出了立法机构的授权范围。理论上讲, 国家开征一项新的税收, 必须提供一项新的公共服务。由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收取的税收无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何种税收用于何种公共服务难以确认, 但开征新税或增加税赋必须以公共需要为前提, 这不能变。这是税收必要性问题, 具备了税收的必要性, 征税才有前提。

我国税收调控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转授权。如前所述, 为了保证税收征收的效率, 立法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 会将税收开征权授权给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不能再将开征权授予其他机构。我国开征房地产税收的许多暂行条例, 大多是国务院依据人大授权而做出的。这些条例明确了对个人买卖住宅免征相关税收。在房地产宏观调控过程中, 为了取得调控效果, 国家税务部门及国务院的相关部委下文件, 将国务院税收暂行条例免除的税收予以征收。8甚至由地方政府直接出台征税文件。9

从已颁布的税收规定看, 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制定的税收法规比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法律要多, 许多税收法规超出了立法机关税收法律的范围。如前所述, 税收开征权的授予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受授权的机关不能转授权。而国务院相关部委在制定税收的实施细则时, 却有意无意地扩大征收范围或增加征收力度。相关部委借税收征收实施细则的解释之机, 使其不具有的税收开征权合法化。但这种形式上的合法化, 本质上仍是税收开征权的转授予, 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

就住宅开征房产税而言, 省级 (市) 人民政府并没有获得税收开征权。因为中央并没有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决定税种、税率或减免税的权力, 也没有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10国家一些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的越权, 混乱税收征收权的基本定位, 歪曲了税收的功能。

四、房地产税收调控的路径

1、认清税收功能

在出台任何一种房地产税收前, 需要梳理一下, 我们现在涉及房地产的税收到底有哪些, 这些税收在房地产调控中起了怎样的效能。根据我国的房地产税收现状, 我国涉及房地产的各种税费并不少, 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中, 涉及房地产税收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当务之急是在彻底梳理房地产税收的基础上, 对房地产税收调控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要取得房地产调控的效果, 必须将房地产的税费分离。商品房价格高的原因之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各种费用过多。将捆绑在房地产税收上的各种收费分离出来, 停止各种不合理的收费, 界定分析必须收取的各种费用的性质, 以税取代费用。

由于税收的本质是对个人财产的合法剥夺, 个人财产通过税收形式剥夺并不一定体现财产价值的减少, 而是财产成本的增加。所以房地产税收调控不是不断地增加各种税收, 而是合理减税。如果一定要开征新税种, 必须增加新税的同时, 相应减少原有的房地产税收。至少在目前房地产税负较高的前提下, 不要再增加房地产的税收成本。

2、评估调控效果

开征任何一种新税, 都存在正负效应。在考虑房地产税收调控积极效应的同时, 更多地考虑可能造成的负面因素和对不同市场主体的不良影响。11更理想的话, 能够针对新税收调控的负面影响, 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 使房地产宏观调控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保证房地产调控能取得理想效果的有效办法是提高税收措施的透明度。透明度包括税收立法的透明和税收征收的透明。税收立法透明要求立法公开, 立法公开指在法律草案付诸立法机构讨论前, 应通过公开渠道, 让全体公民知悉, 全体公民可以对此展开讨论, 根据自己的判断, 提出自己的意见。立法机关在听取各方意见后, 使出台的法律能平衡相关利益, 取得预期效果。税收事关财产权的划分, 涉及各方利益, 出台前更应充分协商。

税收法规能得到有效执行, 关键在于执法的公开、公正、公平。对于相同行为应有相同的结果, 不能区别执法。执法要保证当事人有合理的预期, 即当事人根据现行法规能确定自己行为的后果。执法部门对法规的适用解释不能超越立法的基本宗旨, 更不能对法律作歪曲解释。房地产调控过程中, 税务部门对相关税收的每次解释都会在房地产市场引起不小的波澜, 原因就是相关解释打破了市场的合理预期。房地产税收调控的透明性还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防止突然出台政策, 造成市场的混乱。

3、界定部门职责

涉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主体很广泛, 由于税收是对财产权的剥夺, 能动用税收调控手段的主体是一定的。从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出发, 只有立法机构才有权制定剥夺公民财产的法律。基于效率原则, 立法机构可以授权行政机构制定一定的涉及税收开征权的法规, 但行政机构不能转授权。为保证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应严格把握税收立法权, 开征任何新税种, 要按立法程序执行。

立法机构为了效率而将税收开征权授予行政机构时, 其授予范围要清楚, 授予期限要明确, 适用主体要限定, 防止一些行政机构无限扩大税收开征权。立法机关在授权时, 要防止行政机构转授权, 如果行政机构确有转授权必要的, 需经立法机构审批。

税收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房地产税收在地方政府的税收中占很大比重, 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税收的依赖会越来越大 (在土地出让金受到制约的条件下, 涉及房地产税收的重要性会更加明显) , 地方政府扩大税收的冲动也会很强烈。为此必须划定地方政府的收税范围。

税务部门具体负责税收的征收工作, 在征税的同时, 税务部门还直接对相关税收法规及政策进行解释。在解释过程中, 常常出现税务部门背离法规规定, 损害纳税人利益的行为。所以, 要对税务部门的解释权加以限定。

注释

11各地房地产交易中心出现了连夜排队现象, 人们希望在新政正式实施前完成过户, 以免除可能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22 1999年12月2日国家就对个人出售住房所得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有关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具体分三种情况征税:一是个人出售除公有住房以外的其他自有住房, 其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缴纳20 %的个人所得税, 合理费用指卖出财产时支付的有关费用。二是个人出售已购公有住房, 其应纳税所得额为个人出售公有住房的销售价, 减除住房面积标准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款、原支付超过住房面积标准的房价款、向财政或原产权单位缴纳的所得收益以及税法规定的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三是职工出售以成本价 (或标准价) 出资的集资合作建房、安居工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拆迁安置住房, 比照已购公有住房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33 2005年4月30日, 国家税务局会同建设部等颁布《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 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 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 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 (含2年) 转手交易的, 销售时免征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 (含2年) 转手交易的, 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

44 2006年5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6]74号) , 规定:2006年6月1日以后, 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 (含5年) 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 应持有关材料向地方税务部门申请办理免征营业税手续。符合规定条件的, 免征营业税, 不能提供属于普通住房证明材料或经审核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一律执行销售非普通住房政策, 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余额征收营业税。

55上海房产税征收对象是从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上海居民家庭在上海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 (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 、非上海居民家庭在上海新购的住房。上海房产税并没有将居民和非本地居民的已购住房纳入征税范围, 也就是所谓的既往不咎的原则。重庆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已购商品房和新购商品房, 即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 (高档住房是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 (含2倍) 以上的住房)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 (含第二套) 以上的普通住房。

66王士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 载《政法论坛》2009年1月。

77 1984年9月7日, 国务院以 (84) 国函字126号提请全国人大授权其制定《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和产品税、增值税、盐税、营业税、资源税、国营企业所得税等六个税收条例 (草案) , 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 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四个地方税条例 (草案) 。1984年9月18日,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 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 拟定有关税收条例, 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 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 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 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4年9月18日作出了《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该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 拟定有关税收条例, 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 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 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 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88如2005年10月9日, 国家税务局《关于实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2005国税发156) 号文, 规定:对存量房交易环节所涉及的税收要实行"一窗式"征收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而业主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必需出具不动产销售发票, 否则不予办理。税收征管部门要在代开销售不动产发票时, 及时征收, 并按国家规定的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

99如2011年1月28日, 上海和重庆对个人拥有住宅开征房产税就是通过市政府办公厅通知的形式开征的。

1010杨勤法:住宅房产税的法律分析, 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9期。

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的动态研究篇2

跨国公司税收制度的确定要考虑税收收入目标和税收调节经济目标的协调，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般来讲，税收收入目标和调节经济目标是对立统一的，所谓对立就是两目标是不同的概念，而且目标常常排斥。当强调税收收入目标时，如果经济发展落后，税源狭窄，必然加重税收负担，税收对经济的调节可能带来负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尤为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承担更多的职能，需要更多的税收收入，但是经济规模小，要实现收入目标，可能会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最终抑制经济的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目标和税收收入目标的关系。在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时，东道国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应坚持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兼顾税收收入目标。我国过去十几年来，两目标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由于给予外国直接投资大量的税收优惠，吸收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使我国的经济总规模成倍扩大，税源拓宽，尽管税率较低，外资企业的税收收入仍然急剧增加。今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在制定跨国公司税收政策时仍然应把引进外资、推动经济增长目标放在首位。

2.跨国公司税法的制定

跨国公司税法的制定是跨国公司税收活动的重要环节，是跨国公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具体化。跨国公司是在主权国家之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跨国公司课税涉及到主权国家的利益，跨国公司税收调节是代表国家主权，因此跨国公司税收法律应有更高的权威性，跨国公司税法应由主权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颁布，这是国际比较普遍通行的办法。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实行法制时间很长，立法思想比较成熟、立法程序严格、立法水平高、立法范本科学，因此跨国公司税收立法非常严密，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确保了西方国家具有高质量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法规体系，为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高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强化了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全面实施。

我国改革开放来，立法制度逐步完善，税收立法也取得成绩，跨国公司税收立法日益成熟，但是我国跨国公司税收法律只有少数是由全国人大颁布，绝大多数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以及部门和地方规章，权威性不强，不利于维护跨国公司利益，也和国际惯例不相适应。随着加入WTO的需要以及各类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提高我国跨国公司税收立法的层次非常重要。对过滥、过杂的跨国公司税收法规、规定应尽快清理整顿，建立适合新形势的层次高、简洁明了、统一、科学和国际惯例靠拢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确保跨国公司课税活动的高效运行，确保跨国公司税收调控高效率。在立法过程中，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严格立法程序、进行科学论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出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

3.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

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是把税收法律由条文变为现实的执行和操作过程，是税收调控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税收征收管理活动包括征收过程和管理过程两个阶段。在征收阶段，税务部门根据税法规定，采用专门的方法，通过确定营业收入、成本、利润等指标，最后计算出税金，将税金上交国库，实现税收收入目标。这个过程也是税收调控的实施阶段，在课税过程中，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的物质利益发生重新分配，跨国公司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改变其行为，体现了税收调节经济职能。如果缺失这一阶段或这一阶段未严格按税法规定执行，税收收入目标可能达不到预期规模，税收调控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税收管理过程主要是税收管理主体对客体规定了一系列的纳税程序、税金计算、税务稽查、违章处理等有关纳税事宜，是税收收入足额入库的保证，也是税收调控职能发挥的保证。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来规范征税过程和管理过程，保证税收制度的准确实施，保证税收调节经济目的的实现。

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还要涉及到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协调，许多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合作办法。比如国际税收协定规定了签约方有相互提供税收情报、进行信息交流、共同防止跨国公司偷漏税的义务，也规定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有关条款;欧盟订有《相互援助指令》和《税务相互协助公约》;OECD制定有《OECD同期稽查协议范本》等等。这些都规定了税收征收管理的国际协作，强化了对跨国公司的税收管理，保证了跨国公司税收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我国这方面比较滞后，应加快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的国际合作步伐。

4.跨国公司税收司法

跨国公司税收司法是指拥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审理判决有关涉及跨国公司的税务纠纷案件和税收犯罪案件的活动，跨国公司税收司法主要包括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刑事诉讼。税收行政诉讼其程序为原告人的起诉、法院受理、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税收刑事诉讼司法程序包括税务机关将违法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受理后，予以立案，并为提起公诉作准备，检察院经过审查，对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公诉、立案审判。税收司法对违反税收法律的犯罪分子予以惩处，对有争议案件进行解决，保证跨国公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是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实现国家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保证。跨国公司税收司法还要求有关国家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密切配合，在有关跨国公司案件取证、拘捕、审判等活动中予以通力的合作。由于许多国家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差异，对跨国公司税收案件的处理还需要有关国家进行具体的协调，尽可能在法律框架内，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税收利益关系，使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二、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本质运动形态――收益的变动

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本质运动主要是指通过课税变动母国与跨国公司、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亦即变动跨国公司、东道国、母国的收益。收益变动包括以下内容：

1.商品税税负变化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商品税税负变动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可通过商品税负担的最终归宿来分析。许多学者对商品税的归宿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出了商品税的归宿由课税商品的供需曲线的相对弹性而定，在需求曲线固定的情况下，供给曲线越缺乏弹性，商品生产者税负越重;在供给曲线固定的情况下，需求曲线越缺乏弹性，商品的消费者税负越重。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发现税收由生产者负担，生产者所得降低，收益下降;一般来讲，税率越高、税负越重，收益下降幅度越大。以上说明，对跨国公司课征商品税，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收益，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

跨国公司商品税负担是如何使收益变动的呢?由于商品税与边际成本之间具有相关性(原因是边际成本与固定成本无关，只与可变成本有关，而可变成本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也是递增的;由于商品税与生产量成正比，因此商品税与边际成本正相关)，这就决定了商品税具有通过与价格机制的相互作用引起收益变动的功能。对跨国公司征收商品税，跨国公司的边际成本会三升，如果存在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那么会发生替代效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在存货不变的情况下，会影响跨国公司销售量，最终跨国公司收益发生变动。如果价格不变，跨国公司商品税负

将增加边际成本，直接降低企业利润，导致收益下降。至于收益变动的幅度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市场的供求情况以及产品的供求弹性等因素。

2.所得税税负变化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所得税税负变动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可以通过分析公司所得税税负的最终归宿来确定。由于公司所得税课征的对象是经济体系中所有的公司，而不是某一产业的公司，所以必须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公司所得税的归宿。许多学者(比如ArnoldCHarberger，美国)通过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公司几乎负担了全部的公司所得税。因此征收公司所得税必然降低公司收益，公司所得税税率越高，税负越重，收益下降幅度越大。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许多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可以轻易抬高价格，将部分税负向消费者转移。但是无论何种观点，公司所得税导致的税负必定影响公司的收益，这是确信无疑的，只不过会计利润小于税法固定的应纳税所得，会产生以后期间增加所得税费用的情况。

举例分析：

某企业1994年12月购置设备一台，价值180万元，按税法规定该设备使用年限为6年，企业经税务机关批准采用加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第四年起不再提折旧。加上该企业1995年-每年的所得税税前利润总额均为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33%。

该企业就存在时间性差异的问题。按税法规定每年计提折旧额30万元(不计算残值)，而按加速折旧每年计提折旧额60万元，每年的时间性差异为30万元。

按应付税款计算：1995年-每年应交所得税42.9万元[(100+30)×33%]，每年所得税费用为42.9万元，每年净利润为57.1万元;-20每年应交所得税23.1万元[(100-30)×33%]，每年所得税费用为23.1万元，每年净利润为76.9万元。

按纳税影响会计法：1995年―19每年应交所得税42.9万元，递延税款9.9万元，每年所得税费用为33万元，每年净利润为67万元;19―年每年应交所得税23.1万元，每年所得税费用为33万元，每年净利润为67万元。

实例说明，不同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计入当期所得税费用的金额是不同的，直接影响当期净利润的数额。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人员应该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合理筹划和安排来节省所得税费用，以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作为税务人员，代表国家执法，应该认真稽核企业所得税，掌握企业在调整纳税时的方法，防止不合理的调整造成税款的流失。

在实践中，对时间性差异的处理方法又具体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主要区别是在对递延税款是否随国家税率变动而进行调整。因此，在审核企业应交税金时也要注意。

公司负担的所得税负如何使收益发生变动呢?所得税与产品边际成本无关决定了跨国所得课税机制具有通过它与利润或所得函数关系形成利益导向，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由于跨国公司所得税与产品边际成本不相关，因此跨国公司所得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在涉外税收协调体系的制约下，跨国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率的变动，进而影响纳税人经济行为的变动。

3.国际税收协调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使跨国公司税负适度、免除国际重复课税、制裁国际偷漏税、消除恶性税务竞争，在承认各国税务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签定多边或双边税收协定，确保母国和东道国税收利益公平，确保跨国公司税收负担合理，投资收益稳定增长。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是通过签定多边和单边税收协定来实现。国际税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税收管辖权的国际协调。由于经济发达国家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倾向于实行地域管辖权为主，要避免重复课税，必须通过税收豁免、税收饶让、税收抵免等多种手段进行协调。二是转让定价的国际协调。由于各国税制的差异、税负的差异，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全球网络的优势，通过产品定价权转移税基，达到避税目的，损害东道国的利益，这就需要有关国家共同协调，消除这一问题。三是税收优惠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母国应给予全部或部分抵扣，确保跨国公司有较高的收益，实现东道国税收调控目的;其次，许多国家为了引进外资，争相降低税负，展开税务竞争，对经济和税收收入带来负效应。所以，国家间非常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来消除负效应。四是税收征管的协调，包括交换税收情报、建立征管协作机制、跨国税务审计、派驻税务官员等。

【参考文献】

[1] 彼德・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 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税收新政调控跨境电商业态篇3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告诉《中国名牌》，过去的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税收流失。该政策的出台，将有效杜绝通过“拆包”等方式将商品变成免税商品的现象，缓解海量包裹给海关带来的监管难题，也有利于形成更加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

行业洗牌

“从价格上看，包括食品、饮料、书刊、照相机、服装、自行车、高档手表、烟酒、化妆品等商品的税率都有调整。比如，奶粉整体税率增加了，而化妆品和电器的税率将按照不同价格区间进行划分。”荆林波说。

“过去化妆品的政策是100元以下的免征行邮税，100元以上征收50%的行邮税。新税改后，所有化妆品按零售价征收11.9%的增值税和21%的消费税。因此，总额100元以下的化妆品，现在等于多缴32.9%的税，而100元以上的则少缴17.1%。”常熟海关副关长王军介绍。

荆林波强调：“目前，我国的跨境电商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竞争激烈。当然，新政的出台将促使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而调控业态。此次新政对仅通过代购、国外零售店扫货等方式进行单一品类备货的跨境电商平台来说构成的冲击最大，而对产品种类丰富、供应链能力强的跨境电商平台则是利好。”

“现在任何平台都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任何平台要想脱颖而出，就需通过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商来体现。我国跨境电商的未来前景在于，不断完善自身并延长服务价值链，最终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荆林波说。

正面清单

进口的监管方式会直接影响产品准入及通关效率，因此被业界称为“正面清单”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尤为重要。荆林波介绍，2016年4月7日公布的第一批“正面清单”中，共包括1142个8位税号商品，其中包括食品、服饰、电器、化妆品、纸尿裤等生活消费品。4月8日起，只有清单上的商品能按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新税制进口，清单外的商品如何处置尚存在诸多疑问。

值得注意的是，“正面清单”出炉6天后开始调整。2016年4月13日，财政部关税司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有关商品备注的说明”，明确跨境电商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时，暂不需要相关的配方注册证书。此外，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政策豁免期将到2018年1月1日截止。

对此调整，财政部关税司给出回应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注册，而目前《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仍在制定过程中，因此给予一定周期的政策豁免权。

2016年4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第二批）的公告》，涉及151个8位税号商品，生鲜液体奶、大米粮油等食品。同时，补充矿物质、维生素等保健品，被重新列入正面清单。

对此，碧生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如海表示，正面清单正在不断调整。对保健品行业而言，国外优质保健产品的引入，将带来境外热钱等投资机会，有利于该行业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刺激保健品行业健康发展。

释疑

“新政出台后有人说‘居民旅客回国携带行李，单次2000元、全年2万元以上全额交税。事实上，这是错将本针对跨境电商品台的税收政策与个人入境的税收政策混为一谈了。”荆林波说，此次新政针对的是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的税收改革。

荆林波进一步解释，个人携带回国的行李物品免税额5000元并未发生变化，超过5000元的部分则将按新规征税；而跨境电商单次交易限额2000元、个人全年2万元，可享受零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打七折。

同时，对于财政部关税司有关化妆品跨境电商的相关规定，王军解释称，今后只有那些经过注册，获得上述许可批件的化妆品，方能进入中国化妆品市场。

强化土地税收调控作用探析篇4

一、制约土地税收调控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一) 土地税制结构的失衡, 使土地税收调控明显乏力

我国的土地税收中涉及土地、房地产的税种已扩大到14种, 包括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营业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由于目前国家征收的所得税是以企业的全部利润为基础的, 而大部分企业的利润都包含地租, 因此, 所得税中也包含有地租的成分。应该说, 我国基本构建了以土地、房地产的取得、持有 (保有) 、交易 (流转) 为征税环节的土地税收体系。目前在土地流转环节中征收的土地税偏重, 而在土地取得、持有环节中却偏轻。如在土地转让中需交纳的主要税费项目就有:契税、印花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调节税, 以及能源交通基金费等。[1]转让中的总体税负水平高达15%左右。而在土地使用权持有环节, 根据新修订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不同规模城市土地使用税为0.9~30元/m2不等。即使是大城市的税收负担也只有1.5~30元/m2。况且由于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一种地方税, 不少地方至今尚未开征, 即使开征, 所占份额较少。同时, 房产税在税收总额中的份额也很小。在土地使用权取得环节, 耕地占用税, 税负过轻, 每平方米最多只有10~20元, 多数地区在10元左右, 同时减免税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说, 土地税收主要是针对一小部分流转的增量或存量土地展开的。[2]这种过分依重土地流转税的税制结构直接导致了我国土地税收缺乏弹性, 庞大的土地流转税体系挤占了土地取得和持有中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对经济的调节空间, 削弱了其调节力度, 使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的经济调节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一般认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在整个土地税收中的比重越大, 土地税制弹性越大, 越表明土地税收收入越能以大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变动, 从而更具有调控经济的能力。相反, 土地流转税比重越大, 土地税制弹性越小, 其对经济波动的调控能力越弱。

(二) 主体税种的设计不完善, 使土地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

在我国现有土地税种体系中, 土地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 但实际运行中不能体现按能负担的土地税收公平原则, 也并不完全具有土地税收“中性”特征, 而且受现有征管水平的限制, 其财政功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3]土地增值税作为一种行为税, 它具有间接税的性质, 因而税负较易转嫁, 只是不太明显而已。房地产的有偿转让受购房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 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 低收入购房者因用于购房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比高收入者高, 其负担的土地税收占收入的比例, 即税负率相应较高, 而高收入者因其购房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少, 其负担的土地增值税负也较少, 这样土地增值税税负的累退性也就违背了高收入者多纳税的公平原则。即使人们把所有收入都用于购房消费, 不同收入的人负担的土地税收占其收入的比例相等, 征土地增值税即相当于征比例所得税, 纳税人税负水平始终相同, 这也不符合土地税收的公平原则。[4]

从表面上看, 房地产持有人可以把税负全部转移给取得人, 最终在购房消费领域由购房消费者承担全部土地增值税。但实际上税负全部转嫁给购房消费者的前提条件是不含税价在课税前后不会发生变化, 而现在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达到多销售商品房, 摆脱滞销困境, 往往降低价格, 增加购房者的需求, 这样房地产开发商便负担了一部分土地增值税。房地产供求弹性的差异也导致了土地增值税负担的不确定性, 即房地产持有人与取得人各自负担多少税款因房地产商品而异。可见, 土地增值税对所有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可能是等比例的, 而现在对所有房地产商品统一按标准税率征税, 将导致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的房地产商品实际税负下降, 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的房地产商品实际税负上升, 课征土地增值税便使资源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配置较课税前发生了变化, 其“中性”原则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制度对征收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而目前征管手段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导致了土地增值税成为偷税数额最多、恶性偷税案件发案率最高的一个税种, 高额征收成本使土地增值税聚财功能大受影响, 也不利于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5]由此看来, 我国目前过分依赖土地流转税, 尤其是土地增值税的税制体系已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 土地税权划分的不科学, 严重阻碍了地方土地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

分税制的改革虽然通过土地税权划分初步构建了中央与地方两大土地税系, 但中央并没有将相应的土地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赋予地方。这种分税体制无论对地方土地税系的完善, 还是对地方挖掘土地税源都是不利的, 对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税收手段进行区域经济的调控更是不利。[6]从实质上看, 实行分税制就是对地方经济利益的独立性的承认, 地方政府对一定的土地税收权 (包括土地税收立法权) 的拥有, 这不仅是分税制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7]在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土地税收权 (包括土地税收立法权) 的情况下, 通过自身的行使, 既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土地税源, 也可以发挥在经济调节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土地税权划分的不科学, 极大地阻碍了地方土地税收经济调控功能的发挥。[8]

(四) 整个土地税收体系不尽科学, 使土地税收调控能力削弱

从表面上看, 我国土地税收体系比较完整, 但实质上缺乏清晰的总体设计思路, 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税种设计的目的性不尽明确, 使已开征的税种难以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属于资源税, 目的在于调节因土地的资源结构、开发条件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级差收入的悬殊, 促进国有资源的合理利用。它是作为土地有偿使用的一项措施而存在的。尽管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税收是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强制对纳税人无偿收取的固定税金, 反映了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地租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依平等互利的原则将土地有偿有期限地批租给土地使用者, 而收取一定租金, 反映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在实际征收时, 总与地租相混淆, 甚至出现了以租代税的现象。目前城镇土地使用税只针对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城镇土地使用权者征税, 而对出让方式取得土地的企业收取土地出让金, 显然均是设计的目的性不尽明确所致。二是税种设置重叠, 税基交叉, 存在税种关系不协调和重复征税的问题。如土地增值税与所得税 (含土地收益的成分) 存在双重征收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 对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是先征收土地增值税, 再征收所得税,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二级市场上转让房地产者均是如此, 都是对增值额计征, 同属于收益税, 的确存在着重复征税的现象。显然不利于经济波动时发挥土地增值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熨平经济周期。三是一些应征的税没有开征。如土地闲置税, 它是针对可利用而逾期尚未利用, 或作低度使用的建筑基地所课征的赋税, 其征收目的是为了促进城市土地的利用, 而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换言之, 其政策目的重于财政目的。[9]

(五) 依法治税环境不适, 应土地税收调控的需要

依法治税不仅是土地税收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而且是土地税收工作应遵循的根本准则。通过依法治税的推行, 不仅控制了土地税收减免, 而且使土地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减少, 同时, 有效地打击了土地税收的犯罪活动。从总体上看,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依法治税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在土地税收实践中, 仍然存在着诸多不依法治税的行为, 如在土地税收执法中, “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权谋私、以税谋私”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正常的土地税收执法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干扰, 大大削弱了土地税收调控功能的发挥。

二、强化土地税收调控作用的基本思路

(一) 优化土地税制结构, 增强土地税收调控力度

我国土地税制偏重于土地流转的征收, 而对存量无流动的行政划拨土地却几乎不征税。现今我国对存量土地使用者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太低, 税收总量非常有限, 根本形不成征税压力, 很难促进土地使用者节约、高效利用土地。这一方面助长了建设用地外延扩张, 同时, 单位或个人持有的土地利用率低下, 导致大量土地闲置, 浪费严重, 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另一方面, 由于这些土地进入土地市场流转税费繁多, 税负较重, 使划拨土地很难进入土地市场流动, 使市场上土地供不应求, 导致土地投机的发生。这两方面共同作用造成土地市场发育缓慢, 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 要适当降低土地流转税尤其是土地增值税在土地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强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尤其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收入功能, 使税制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土地税收要尽量避免对市场机制产生扭曲, 但土地增值税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它仍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产生扭曲, 而且这种扭曲是制定土地税收时所难以预料的, 因而对经济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且税负越重, 影响越大。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的课征只能减少人们的净收入, 不会产生资源配置的负效应, 所以, 降低过重的土地增值税负, 适当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的收入比重, 是优化我国土地税制结构的必然选择。[10]

(二) 科学设计土地税收体系, 全面提升土地税收调控能力

我国土地税收体系的设计, 既要考虑土地税收的调节作用, 也要考虑其能够成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 增强其调控能力, 两者不可偏废。笔者认为, 应根据土地市场的运行过程和市场行为设置税种, 构建以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土地税收体系。第一, 土地取得阶段, 目前我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途径有行政划拨、出让、转让、继承和出租等。对于这五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应区别对待。对于行政划拨的土地, 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既可以控制土地利用结构, 又可以控制土地使用规模。对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分两种情况对待, 其一, 以直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不应课税。因为土地出让是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按一定年限, 依据法律规定及约定条件, 让渡给受让者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土地受让者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已交纳了土地出让金, 如再对其课税, 将会影响其对土地的正常需求, 从而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和供求的失衡, 引起经济的波动。但可以考虑改革目前的土地出让金制度, 开征土地使用权保有税, 使土地出让金的部分以税收形式收入国库, 避免这部分国有资产变为地方预算外资金;其二, 先通过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然后将其出让时, 应缴纳耕地占有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是因为国家征用集体土地时, 对土地所有者实行的是行政性补偿, 而不是市场性补偿, 因此补偿的费用很低。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以较低的成本, 通过行使“征用权”, 把大批农地转变为非农地而出让, 获得大量经济利益, 致使耕地面积锐减。为了控制政府“征用权”的滥用、维护耕地总量的平衡和农村生产、经济秩序, 必须对其课税。[11]对于以转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除买卖和互易而取得的, 应不课税外, 赠与取得应缴纳赠与税。因为买卖和互易双方均给予了对价, 如果再行课税, 将会影响土地使用权流转, 引起土地市场价格的波动;而赠与是指当事人一方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另一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赠方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没有给付地价。为了调整利益的公平分配, 增加财政收入, 征收赠与税是必要的。对于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不应课税。因为承租人属有偿取得。如果再行征税, 势必加重承租人负担, 造成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畅。对于继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应征收继承税。这既可缩小贫富悬殊, 增加财政收入, 又符合国际惯例。第二在土地持有阶段, 土地使用权持有者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定期土地增值税。这样可以调节政府与土地实际使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 促使土地使用者有效合理利用土地。此外, 为防止随意批租、圈占、滥用土地现象, 应以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长期闲置不按规定使用者为纳税人, 开征土地闲置税, 以保障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第三土地移转阶段, 是土地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过程, 也是设置土地税种的主要领域。这一阶段可设置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所得税等, 但必须体现出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 实现土地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土地税收收入, 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2]

(三) 合理划分土地税权, 加强区域经济调节

应建立中央与地方两级土地税收立法体系, 调整中央与地方土地税收征管权限。在土地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上, 必须遵循有利于中央贯彻其宏观调控意图的原则和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加强区域经济调节的原则。在这两大原则的指导下, 凡承担调控功能的土地税, 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闲置税、土地增值税等土地税收立法权、税种开征与停征权、土地税收减免权都划归中央, 以此协调全国的土地利用, 控制土地的投机, 调节土地级差收入, 公平土地资源分配;必要时赋予地方政府调整部分土地税率和规定地方减免项目的权限。凡受益性土地税, 如土地转让收益税、契税、印花税等列入财产税范畴, 属地方税, 由地方负责立法与征管, 收入归地方财政, 以此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土地流转中的共享税, 如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所有权限都划归中央。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挖掘土地税源的积极性, 而且有利于发挥地方土地税收在区域经济调节方面的作用。

(四) 坚持从严治税,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土地税收征管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 既给偷逃税者以可乘之机, 也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因此, 一方面, 必须建立健全土地税收征管制度, 对土地税收中的漏洞进行填补;另一方面, 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征税, 对偷、骗、抗税犯罪行为予以坚决的打击, 杜绝随意减免和变相减免行为的发生, 以确保国家土地税收规定的执行。同时, 在土地税收征管中, 要重视土地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和它的调控作用的发挥, 处理好土地税收任务与土地税收调控的关系。当土地税收调控与土地税收任务的完成发生冲突时, 应当从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 把贯彻政府调控意图放在土地税收工作的首位。土地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既有利于保持土地税收总量的增长, 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 应切实加强和不断完善土地税收调控作用,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3]

摘要：当前土地税收调控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税制结构设计不合理, 土地税权划分和土地税收体系不尽科学, 以及依法治税环境也不适应土地税收调控的需要。要充分发挥土地税收调控作用, 就必须优化土地税制结构, 合理划分土地税权, 科学设计土地税收体系, 并加大土地税收执法力度。

税收调控篇5

（一）利率政策的处理方法

利率政策对房价的调节是通过其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资金成本的流动性的调控作用而进行的，对于利率政策的研究方法多数学者采用通过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考察利率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此种方法通过构建要素模型对利率变动进行分析，由于要素指标约束条件不同而容易针对同一问题得出差异较大的结论[14];也有学者采用“叙述法”,即用虚拟变量来描述货币当局立场或意图，当货币政策从宽松转为紧缩时记为 1,否则为 0,这种方法无法表达利率变动后稳定期内所对房价带来的持续影响变化[15].本研究收集并分析 2010~2014 年利率变化情况，按照央行加息和降息将利率政策分为提高利率政策与降低利率政策，将利率政策的变动情况按照其加息与降息幅度梯次分级，将提高利率政策与降低利率政策进行梯度纵向对比，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归纳汇总。这样既清晰地从货币当局的意图出发探讨升降利率情况下的房价变化，又可以体现连续节点内利率变化的持续影响。

（二）税收政策的处理方法

房地产税收是国家调控房价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贯穿于房地产开发、交易和保有三个环节，包括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五个直接以房地产为征税对象的专门税种。学者对于税收政策的研究方法大多以选定税种的税收收入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研究不同税种税率变动对房价的影响效果，这种方法通常忽略了整体考量各税种及税率的变动对房价变动的影响。本研究收集 2010~2014 年税收政策变化情况，主要包括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税率的增减等，然后采用基期对比法进行量化处理，即将 2010 年税收政策初始值设为 0,在此基础上增加一项税种或增加某一税种税率即加 1,若既增加税种又增加税率则加 2,反之，若在 2010 年基期基础之上减少某项税种或降低某税种税率则减 1,以此绘制税率变化曲线图。从整体出发，把握国家税收政策意图对房价的作用效果。

（三）房价变化的调查与统计方法

在沈阳市九个市辖区中各选择一个小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其 2010~2014 年房价变化进行实地调查，并将九个小区的房价均值作为沈阳市房价变化数据。所选取的小区分别是和平区的万科城（位于和平区长白西路 58 号，由沈阳万科永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占地面积 350000m2,2010 年开盘）、沈河区的保利花园第五季（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西路 29 号，开发商为保利（沈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95000m2,2009年开盘）、皇姑区的格林常青藤（位于皇姑区太岳山路 7 号，开发商为辽宁报业格林秋日风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48000m2,2010 年开盘）、大东区的果舍添香（位于东北大马路 102 号，开发商为沈阳明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66000m2,2008 年开盘）、铁西区的挪威森林（位于铁西区保工南街与沈辽路交汇处，开发商为沈阳金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22000m2,2008 年开盘）、于洪区的泰华林庄园（位于于洪区赤山路 82-6 号，开发商为沈阳泰华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16000m2,2009 年开盘）、浑南区的文华街三号院（位于浑南区文华街 3 号，开发商为沈阳建大汇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占地面积 56000m2,2010 年开盘）、沈北新区的雷明雅阁（位于沈北新区道义经济开发区京沈西街 7 号，开发商为沈阳雷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300000m2,2008 年开盘）和苏家屯区的唯美尚品（位于苏家屯区浑河新城银杏路北，开发商为辽宁联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97000m2,2010 年开盘）。所选取的九个房地产小区均为 2010 年之前开盘，住宅类型相同，截至目前均在售并且分布于沈阳市九个市辖区，这对于研究 2010~2014 年五年间宏观调控政策对于沈阳市房价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非常合适的。

二、结果与分析

（一）利率政策调控效果分析

1.提高利率政策调控效果我国提高利率政策主要集中在 2010~2011 年，从 2010 年 10 月到 2011 年 7 月，央行共五次加息，其目的是为了吸收资金存入银行，减少市场流动资金，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房价。但从沈阳市同期房价变化情况来看，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2010 年 10 月央行第一次加息，而这反映在房价变化上则是在 2011 年 3 月所迎来的第一次房价回落，即加息政策出台的五个月之后，房地产市场才对此表现出房价回落的趋势，这表明加息政策的调控效果在市场上推迟了五个月才显现出来，证明了加息政策在此次调控上有五个月的市场时滞期。虽然2011 年 4 月以后沈阳市房价没有再上涨，但加息政策依然频繁出台，然而期间沈阳市房价并没有回落到2010年 11 月的水平，2011 年 5 月加息后，2011 年 10 月沈阳市房价才稍有回落态势，加息的时滞期为五个月，而后11 月沈阳市房价又再次上升，这说明了加息政策的调控效果并不理想。然而沈阳市房价虽然总体上涨，但上涨幅度并不大，沈阳市的房价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仍处于下游水平，在国家不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情况下，沈阳市的合理房价一直吸引着大量消费者，市场需求旺盛，又因为当时沈阳市将承办 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期间沈阳市的市政建设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极大地拉动了城市周边区域房价，市场整体呈现普涨态势。这些因素也阻碍了加息政策的效果发挥。

2.降低利率政策调控效果在 2012~2014 年这一时段，我国的宏观政策是趋于宽松的，降息、放开限购和减税等一系列措施致力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用以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降低利率政策并未引起房价大幅上涨（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2012 年 5 月和 6 月有过两次降息，这期间沈阳市房地产价格呈下降趋势，在 7 月，两轮降息过后，沈阳市房价开始保持平稳并走出下降通道有所回升，但是价格上涨幅度并不大，总体基本保持平稳。2014 年 11 月央行在房价下降趋势情况下再次降息，而此时房价依然走低，在全国土地市场整体降温，百城房价七个月连续下跌的背景下，沈阳市土地市场也急速降温，成交面积与成交金额均大幅萎缩，房产市场需求低迷，但受降息政策的影响而并未表现出房价大幅下跌，在整体环境不景气的市场氛围下，降息政策促进了房价的理性回归。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三次降息并未使沈阳市房价产生较大波动，房价变化趋于稳定。

（二）税收政策调控效果分析

抛开税收政策、利率政策与行政命令多种举措对房价的共同影响，单纯从税收政策松紧度变化角度出发分析沈阳市同期房价走势，将 2010~2014 年我国涉及房地产市场的税收调控政策进行分类汇总，量化处理后与沈阳市房价变化走势对照（图 3）。

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1 年 8 月，我国的税收政策趋紧，七折贷款利率、税收优惠等取消，二套房贷款趋紧、外地人限购等政策纷纷出台，单就税收政策而言，营业税方面个人将购买不足五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二手房交易市场交易税费提高、征收土地增值税、契税征收比例提高、针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其目的是通过提高房地产相关税费使购房成本上升进而使房产需求下降，并使得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减少，进而抑制房价上扬。与之相对应的，2010 年 1~10 月沈阳市房价非常稳定，只在较小范围内波动，虽然在 2010年 11 月有过阶段性上扬，但到 2011 年 2 月达到最高点后就开始回落，之后房价虽偶有波动但总体上保持平稳。这说明严厉的税收政策对于抑制房价的调控效果是很理想的。2012 年下半年至 2014 年期间，在税收政策趋向于宽松的大背景下，房价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这说明宽松的税收政策对于稳定房价是有很好的调控效果的。

三、结论与建议

从沈阳市 2010~2014 年房价对于期间我国利率和税收政策的反馈来看，无论是利率还是税收政策对于调控房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利率政策对于房价的调控效果低于税收政策的调控效果。具体有如下几点：第一，利率政策对于房价的调控效果不佳。2010 年 10 月与 2011 年 5 月有过两次加息，然而在加息五个月之后沈阳市房产市场价格才略有反馈，市场效果延迟性较大；降息未引起房价太大波动，降息政策调控房价的方向并不明确。第二，税收政策对于房价调控效果较好。严厉的税收政策有力地打击了房地产投机行为，从而控制房产市场投资过热，抑制房价的上涨；宽松的税收政策有利于显化房产存量市场，拉动内需，稳定房价。

（一）对于我国当前房价保持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已经相当宽松，供求关系相对健康，受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投资者倾向于将资金用于购置房地产，在当前国家去除房地产库存的宏观政策下，契税的减免、降息以及户籍方面的优惠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交易量上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2016 年春节后出现恐慌性价格疯涨，如今的房产市场开始回暖，市场需求显现，而房产市场资金流入不足，且市场供给仍大于需求，只是相对集中的需求在同一时刻涌现，造成了房产市场供不应求的假象，应该引导房产市场显化库存，加大中小城市购房政策扶持力度，打击一线城市房产市场捂盘销售现象，扩大市场供给，对库存量大的房产市场给予更高补贴，引导购房需求分流。

（二）对于我国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方向建议

首先，稳步去除房产库存，实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当前我国房产市场总体上表现为供需平衡，而实际上我国房产市场库存量巨大，存量房产并未完全显化是由于需求的不均衡导致，消费者对于宽松的房市政策的集中反馈表现为一线城市房产市场需求旺盛，导致一线城市房价不合理上涨，而中小城市由于市场需求低而表现出有价无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房地产市场应该逐步显化存量房产，促进房价理性回落，消化房产存量。因此应该实行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即需求旺盛的一线城市，对购房者征收契税、交易税，同时增加一线城市供给量；在中小城市对房产供应商加收房产税，对购房者提供购房补贴，减免相应税费，促进存量房产显化，引导拉动消费需求。其次，进一步降息，引导资金流入，促进房产市场回暖。股票市场的持续低迷，宏观经济不景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资金投入到逐渐回暖的房产市场，在当前房产市场为存量市场的情况下，资金流入房产市场转变为消费需求，我国目前人口结构导致住房刚性需求下降，改善性需求逐步提高，进一步降息，支持自住和提高改善性住房需求并带动二手房交易市场成交量，有助于房产市场回暖，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浅析二手房市场的新一轮税收调控篇6

在很多人看来，“营业税”和“个税”就像是那两只靴子，让整个市场睡不着觉，买家卖家睡不着，中介公司也睡不着。2008年5月底，“营业税”这只靴子先掉下来了。而如今，个税这只靴子也稳稳地掉在了地板上。此前心烦意乱不知该何去何从的人们，是不是开始感觉踏实了呢?

一、营业税：税改的“先头部队”

“从2008年6月1日起，对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按售房全额征收5％营业税。”在楼市调控的九部委“十五条意见”中，这句话的分量与新住房项目70％面积建小户型的说法，一并被市场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实质动作。其中，营业税征收时限变更的调控效果，更在第一时间反应出来。

营业税调整之前的两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二手房交易过户数量骤增。售房人争相过户，以规避即将因营业税而上升的售房成本。2008年6月1日后，各地房地产交易大厅明显冷清。据了解，目前二手房交易中，70％以上的交易属于5年内转让，营业税的打击直接导致二手房交易的大量减少。

然而最近，一些规避营业税的做法也已开始在市场流传。将购房合同的交易数字写小，以减少税负的做法在二手房市场已经十分普遍。虽然合同签订的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不符，这对卖方来说存在法律风险，但是买卖双方因为都涉及税负成本，只要存在一定的信任度，都愿意用这种方式避税。

针对这种做法，税务局再次细化二手房交易的计税价格标准，力求彻底封堵这种以低于合同价规避相关税费的做法，规定成交价格低于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的，均以最低计税价格作为核定征收税款的基数。通俗地讲，一套合同价为50万元的房产，如果经对照核实，相关区域和类型的房产最低计税价格为80万元，那么计税时的基数将采用80万的标准，而不是50万元。

此举不仅为的营业税、契税等相关税种征收创造了条件，更为个人所得税执行扫除了障碍。

二、个人所得税：税改的“第二只靴子”

卖掉房子应缴个税20％关乎房子的收益，这笔账老百姓都在算。但是有以下情况，老百姓是不需要操心个税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文件的规定，“对出售自有住房并拟在现住房出售1年内按市场价重新购房的纳税人，其出售现住房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先以纳税保证金形式缴纳，再视其重新购房的金额与原住房销售额的关系，全部或部分退还纳税保证金；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此条款，文件用“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优惠政策，确保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做了强调。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出台个人住房转让要征缴个税的初衷，是为了抑止炒作房价的行为，但同时也十分注重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那么，除了上述情况外，个人住房转让到底要缴多少个税呢?

1、有原值凭证的房屋，应缴个税=应纳税所得额×20％(注：税法规定，财产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按20％的固定比例征收)应纳税所得额=转让房屋所得一房屋原值一合理费用(装修、手续费等)举例：如X先生于三年前花70万元购买了一套住房，如今转卖价为85万元，假如相关合理费用为10万，那么X先生需要缴纳的个税为：(85-70-10)×20％=1万元。

2、无原值凭证的房屋，应缴个税=住房转让收入×1％举例：如X先生的这套房子已丢失了原值凭证，那么将按照转让收入来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85×1％8500元。营业税是最初“破茧”的税种，对市场的撼动已然不小，让不少人看到了希望；个人所得税征了又停，停了又征，却一直拨动着楼市的脆弱神经；现在随着两只靴子的相继落下，新兴的空置税传说可能会横空出世，又成为市场的新兴焦点。

三、空置税：税改的“新一轮焦点”

空置税，顾名思义，谁的房子空置着，就对谁征税。目前，这种税收方式也被市场热烈地讨论着。近日，上海、北京一些房产中介频繁提出，征收空置税的效果将大于征收营业税，因为这样可以把矛头直指囤货炒家，增加囤房者的持有成本，同时避免影响到自住型消费者。

尽管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部门的回应，但是业内专家对空置税似乎相当乐观，认为其近期出台的可行程度甚至高于物业税。物业税的征收需要复杂的市场培育和法律规范过程，但相比之下，空置税的征收就容易得多。按房产中介的想法，空置税的征收对象可以是“空置不自用又不出租超过半年以上者”。这一税种的深层作用还可以将存量房源硬性挤入市场，增加有效供应，满足需求。

但是，即使这种税收的支持者也认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面临问题，如空置房的界定及监控等都需要更细化的操作探讨。另外，还要注意避免因空置税造成的短期市场秩序的混乱。

我国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理性思考篇7

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之一, 可以通过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两种方式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具有其它调控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 它可以有的放矢, 在抑制房价、打击过度投机的同时, 不会使其他行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 它不会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 比较容易得到贯彻实施。因此, 完善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 可以充分发挥税收功效, 是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平衡、健康发展的重要和有效措施。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税收调控在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两个层面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调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一)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目前与房地产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已显得不相适应。

1. 重流转环节, 轻保有环节。

我国目前房地产涉及税种虽然比较多, 但主要格局是重流转环节, 轻保有环节, 在税种设置上不够合理。流转税是间接税, 具有可转嫁性, 房地产开发商很容易将这部分税负通过房价转嫁给购房者。根据相关税务统计资料测算, 我国目前不动产流转环节税负是保有环节的4.4倍, 流转环节税负已相当重。因此, 在这样的税负分配格局下, 政府的调控主要在流传环节, 其实际效果非但不能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 反而可能成为房价持续上涨的刺激因素。

2. 部分税制过于陈旧。

在国际上已经普遍实行从价征收房地产税的今天, 我国仍以纳税人使用土地的面积作为计税依据显然不符合房地产税的发展趋势。这种陈旧计征方法虽然在操作上比较简便, 但税额不能随着课税对象价值的上升而上升, 具有税源不足且缺乏弹性的缺陷, 造成纳税人保有土地的税收成本明显偏低, 低效率的使用土地或者囤积土地。

3. 税权过度集中。

目前, 我国在房地产税收管理权方面, 立法权、管理权等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对“税权”统得过死, 不利于地方政府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税收制度, 因地制宜、积极有效的调控房地产市场。

4. 内外税制不统一, 造成内外资企业竞争环境的不公平。

在现行内外分开、房土分开的房地产税制下, 外资企业保有土地时的税收成本几乎为零, 其整体税负明显小于内资企业。因此, 这种内外不统一的房地产税制影响税收的公平性原则, 一定程度损害了内资企业的利益。

5. 房地产税收入规模偏小, 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的需要。

由于房地产税课征对象明确、税源稳定且易于控制和管理, 因此成为许多国家财产税和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如美国, 房产税收入占到财产税的六成, 占地方税收入的比重达到40—50%。而我国房地产税开征以来收入规模一直偏小, 作为地方性税种, 其财政收入作用远未发挥出来, 不能承担起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职能。

(二) 目前房地产市场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 对房地产投资和房价增长过快调控不力。

针对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税收调控政策的重点应是解决城市房价上涨过快, 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 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等问题。但目前主要集中在流转环节的税收调控政策, 开发商容易将增加的税款向消费者转嫁, 效果非常有限, 从长期来看甚至会产生负面效果。

2. 对土地资源的调节力度较弱。

土地是一种稀缺性资源, 具有长期使用、不可再生等特征, 其经济价值较房产更高。而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高价值的土地资源却承担着低水平的税负, 不能对土地资源进行有效调节, 导致许多土地得不到及时的开发利用, 部分开发商对土地进行囤积。

3. 某些调控政策违背调控目的。

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加大高档住房的税收负担, 以达到限制高价位、大套型住房需求, 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但目前的房地产税收调控政策把住房按建筑面积为准区分为普通住房与非普通住房, 分别给予不同的税收政策, 并不能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这一问题, 反而限制了节约用地的小高层、高层楼房的建设。因为小高层、高层住房虽然占地少, 但公摊面积大, 建筑面积往往超过了普通住房面积标准, 因而税收负担反而增加。

4. 税收负担转移, 影响二手房市场发展。

相对于价格日益高涨的新建商品房, 二手房由于房屋质量、设计、结构等多种原因, 房价较便宜, 成为普通群体的首选, 政府理应积极促进二手房市场的发展。但在二手房市场交易中, 房屋出售者一般不承担房屋交易产生的税费, 一切税费都由购房者负担, 这样的税收政策显然不利于二手房市场的发展。同时, 由于购房者承担的税负过重, 导致二手房私下交易泛滥, 一方面造成税收流失, 另一方面, 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造成社会隐患。

二、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途径分析

一个运行良好、发展有序的房地产市场需要政府完善的税收调控, 可以从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两个层面探寻其实现的有效途径。

(一) 改革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目前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已远不能适应税收调控的需要。因此, 需要加快改革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逐步建立起一个与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发展相适应的, 公平、效率的房地产税收制度。

1. 简化税种, 公平税负。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收制度, 税种设置过多、过滥, 且重复征税、税负不平。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 首先应简化税种, 公平税负。可以采取以下途径:一是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合并为统一的房地产税, 以减少税种;二是统一内外有别的税种, 统一房地产税法, 以打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三是清理房地产业的各项收费, 将部分合理的房地产市场行政性收费改为税, 以扩大税基;四是扩大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 以体现公平税负。因为按照税收“受益原则”的基本理论, 无论是经营性房地产, 还是非经营性房地产,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 都毫无例外地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都应成为课税对象, 承担纳税义务。

2. 优化税制结构, 减轻流转环节税负, 增加保有环节税负。

这是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 应尽快改变“重流转、轻保有”的房地产税收局面, 逐步将房地产税收的重点由目前的对供给方征税转向对需求方、产权所有者、实际持有人征税, 减轻流转环节税负, 增加保有环节税负, 这对抑制房价上涨和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等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3. 扩大房地产税收入规模, 确立其在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深化房地产业税费改革。根据市场经济要求, 科学地确定税费体系, 理顺目前房地产业的税费关系, 大幅度的减少收费, 不断扩大税收规模;二是扩大房地产征税范围, 改变计税依据。侧重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 实行从价征收, 加强征管, 形成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增量, 逐步扩大房地产税的收入规模和收入比重。房地产税收来源的区域性、广泛性和征管的复杂性决定了房地产税收属于地方税, 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 可以逐步确立其在我国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 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税收政策

1. 采取差别性的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供求状况等相差较大, 因此, 应采取差别性的调控政策, 具体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第一,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适当下放房地产税权。在统一税制的前提下, 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 因地制宜、张弛有度的实施税收调控;第二, 对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采取差别性的调控政策。对空置房地产及投资 (机) 性房地产征收较重的保有环节税收, 增加市场供给量, 增加投机者的持有成本, 减少投机收益, 以缓解市场供求矛盾和房价上涨的趋势。而对个人居住性不动产给予合理的免征额, 并在较长时间内不增加其税负;第三, 实行灵活的税率。不同房地产在经济活动中的收益是不同的, 所承受税负的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 房地产税税率应当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等分别设计, 由各地方政府在规定的幅度内掌握。同时, 为了促进二手房市场的交易, 可以考虑对房地产初次流通阶段和再流通阶段实行差别税率政策, 在房地产再流通阶段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2. 加强房地产市场税收征管。

房地产业开发周期长、市场流动性大、税源分散且隐蔽性强, 特别是对保有环节征税, 由于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纳税人的税务信息资料, 加之目前地方税务部门力量有限, 监控系统落后, 使房地产行业成为税收征管的难点和偷逃税的重灾区。因此, 要加强房地产市场税收征管, 堵塞漏洞, 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税收协作网络, 尽快建立起全面准确的房地产市场信息资料和监控系统, 这也是完善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基础体系。

3. 规范政府行为, 稳定地方财源, 降低金融风险。

现行土地出让金制度下, 房地产价格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期限中所有者应缴纳的大部分税费, 这些税费又成为本届政府重要的的财政收入来源,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短视行为, 造成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行为的严重不规范。因此, 需要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使有权出让收入的依赖性, 限制地方政府无度的使用、开发土地。同时, 对房地产开发商购置、开发土地而向银行申请信贷资金的资格、规模等进行一定的限制。这些政策对挤压房地产市场泡沫, 提高政府调控能力, 降低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三) 加快推进开征物业税

税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研究篇8

房地产税收是调节房地产经济运行的有力经济手段, 在对房地产市场资源配置、社会财富分配、市场结构调节等诸多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1 房地产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1) 可以通过对空地、闲置土地征收重税, 抑制土地的过度投资开发, 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2) 可以通过对不同产业的土地采用差别税收政策、对不同地段采取分档税率, 有效调节用地结构, 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3) 房地产税收中属于财产税的部分, 它的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税收杠杆, 公平分配财富。

(4) 在市场投机现象严重时, 通过提高增值税的契税的手段, 在市场低迷时, 通过税收减免、品种调整, 实现调节市场活跃程度, 平衡市场供求的效果。

1.2 房地产税收的税负转嫁性分析

1.2.1 税种属性

商品课税容易发生税收转嫁, 所得课税不易发生税收转嫁, 增值税、营业税等中间性质的税种容易发生税收转嫁, 终端性质的所得课税等不易发生税收转嫁。

1.2.2 商品或生产要素供求弹性

供求弹性与税收归宿有着密切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需求曲线的弹性越大, 需求者支付的税收比例越小, 供给者支付的税收比例越大;相反, 供给曲线的弹性越大, 转嫁给需求者的税收比例越大。在完全无弹性供给曲线的极端情况下, 全部税负都由供给者承担;相反, 在完全弹性供给曲线的情况下, 全部税负都转嫁给需求者。

2 房地产税收对市场供求及价格的影响

2.1 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供应及需求调节的作用机理

2.1.1 需求不变时, 房地产税收对供给的影响

我国目前采取的税收政策中有三项是直接作用于供给者的:对卖房者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土地增值税。从理论上讲, 它的效应是政府对卖方增加税负, 直接提高了供给者的成本,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供给方为取得同以前相同的利润, 会将税收成本包含在出售价格中, 转嫁给消费者, 这样导致供给曲线左移, 新的市场均衡价格E2比原来的均衡价格E1提高, 同时Q2

从理论上看, 目前针对供给方的房地产税收在抑制房价上作用是不明显的, 且不能有效改变住房供不应求的结构。

2.1.2 供给不变时, 房地产税收对需求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 相对于对供给方征税, 房地产税制中对需求方征税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知道对供给方的征税容易向前转嫁给消费者, 特别是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而对需求方的征税不能直接包含在房屋价格中, 不会直接造成房价上涨。如图2所示, 由于对房地产需求方的税收属于从价税, 因而征税后需求曲线斜率发生变化, 左移至D', 在新均衡点E2下, 价格由P1下降到P2, 数量由Q1下降到Q2。

2.2 税收对房地产价格形成的作用机理

2.2.1 不考虑税收转嫁条件下, 房地产课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房地产开发环节, 房地产开发商是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如果不发生税收转嫁, 征税加大了开发商的生产成本, 使其减少利润, 从长期来讲, 必然导致房地产的供给减少, 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 住房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至于在流通环节针对消费者征收的契税, 会通过加重购买成本, 而使消费需求减小, 从而产生降低房价的影响, 不过这种影响由于契税税率较低而不是十分明显。

2.2.2 考虑税收转嫁条件下, 房地产课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发生税收转嫁情况下, 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环节所征收的税收, 其名义负税人为房地产开发商, 但短期内, 房地产需求是缺乏弹性的, 经济利益作用下房地产开发商可以通过提高房价的形式将所负税收向前转嫁给住房消费者, 于是现实的房价会因这种税收转嫁而提高。从长期来看, 需求弹性增强, 对住房的需求可能会因房价的上升而减小, 在供给不变下, 供求力量的变化会导致房价下降。房价这种上涨或者下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 取决于需求的调整强度和时间长短。

3 不同税种在房地产不同环节的作用分析

3.1 作用于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资源税

房地产保有环节中的财产税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拥有的土地、房产为课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它们都属于直接税, 一般不易发生税收转嫁, 这样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产生的直接影响便是增加了房地产的持有成本。从消费终端抑制, 对那些相对于资源多用多占有住房的房产业主, 以及房产投资人施以高额税负的政策, 既可以有效控制“无用多占”的过度住房需求, 从而会降低房地产的需求, 促使房价下降。强化房地产保有环节课税将会刺激土地、房屋的经济供给和频繁的交易活动发生, 有利于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标准的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是按市场价值 (评估价值) 进行课税的。

3.2 作用于出让、交易、收益环节的流转税

一方面房地产税收在流转环节的调控, 有易于操作的突出优点。但另一方面, 房地产投机资金的获利空间要么被税收成本挤压, 要么被持有成本消耗, 其中持有成本主要来自利息支出。在流转环节征税, 属于间接税, 没有一种流转税是不能转嫁的。流转环节税负增加后, 售房者的交易成本非常容易转嫁, 税负转嫁终将流向消费者。在流转环节的税收调控政策只是增加了买房者的成本 (主要是消费性需求者) , 对卖房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由于投机资金税负的成本可以转嫁, 如果投机者见到持有环节税负没有变化, 从长远来看, 税收成本则没有太大变化。投机者是否占有房屋则主要取决于信贷支出与房价涨跌博弈的结果, 如果房价存在上涨的必然性, 就可以持有房产以继续获得既得收益。

3.3 作用于转让环节和保有环节的所得税

(1) 所得税作为最典型的直接税, 一般不会发生转嫁, 它在维持经济繁荣、抑制资本的过度集中以及组织财政收入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房地产税收中的所得税部分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地方税收规模的壮大。这也是所得税财政功能的集中体现。

(2) 由于所得税的直接税性质, 对二手房交易收益征收所得税, 直接增加二手房售房者的交易成本, 减少其投机收益以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 从而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 (或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 。

(3) 在不发生税收转嫁的情况下, 对于房屋出租租金收益的课征所得税, 会直接降低出租房屋的各期净收益, 从而导致房屋出租量减小, 有可能使原来租房者转向房地产初次流通环节, 从而抬升房地产的初次交易价格,

摘要：通过分析房地产税收的基本作用原理, 房地产税收对市场供求及需求调节的作用机理, 得出不同税种在房地产不同环节的作用。

关键词：房地产,税收,市场供求

参考文献

[1]林荣标, 胡志勇.浅议我国防地产税收制度[J].商场现代化, 2006, (10) .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税收调控问题探讨篇9

许多学者认为,税收的有效规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管薪酬起到控制作用。Wagstall et al(1999)对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借鉴,从中比较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管薪酬方面存在不足;Bird&Zolt(2005),他们的研究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对企业高管薪酬的调节没有起到很好的分配作用;Murphy(2012)深入研究了政府税收政策影响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机理及其功效;陈玉逐、吴兵(2002)通过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税率的不同效应,发达国家通过减少税率档次、提高初始税率和降低最高税率的方式,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调节;高培勇(2006)认为税收是最适宜于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手段,应加强税法体系建设,使其真正担当起调节贫富差距的重任;黄再胜(2013)认为,对高管薪酬开征附加税会导致企业为了增加高管的税前薪酬,致使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攀升。朱羿锟(2014)认为,税收调节对高管薪酬人力资本化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组合运用多种工具可有效调节高管薪酬差距现存的问题。

可见,国外学者在研究高管薪酬领域方面起步较早,在实践中也十分注重税收对高管薪酬的调节,这对我国在此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国内学者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丰富了税收杠杆调节高管薪酬的研究成果,但对具体的税法是否能够有效调控高管薪酬,如何利用税法有效地对高管薪酬进行控制和调节还有待全面的研究,这也为本文的探索提供了空间。

二、企业高管薪酬税收调控存在的问题

1、缺乏对股票期权的税法规定

股票期权是指企业授予高层管理人员在未来的一定期限内可以以一定的价格购买本企业股票的权利。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企业高管。但我国在对股票期权的税法规定方面起步较晚,直至2012 年我国才出台有关股票期权等应计入薪酬税前列支的规定。同时证券市场发育不成熟,对股票期权的概念并不明确,规定并不详细,因而在对股票期权转让所应征收的税率和期限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的税收并没有针对股权进行分类设计,只是将个人行权所获得的股票期权的差额计入工资、薪酬。公司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所得,也应适当收纳个人所得税。

2、税收制度及其实施过程仍需完善

从征税角度看,我国税法将构成高管薪酬的基本工资、奖金、五险一金、国家统一发放的补贴与津贴、股票期权所得等货币性收入列入个人所得纳税范畴。但对于一些高管而言,灰色收入、内部福利往往高于薪酬,这些往往由制度不健全导致。与此同时,税收制度实施和监管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管漏税、逃税提供了空间,也造成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国企高管“限薪”失效等现象的出现。因此,为进行个人所得税的有效征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十分重要。

3、税收对高管薪酬的调节具有滞后性

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一直存在,政府在利用税收对高管薪酬进行调节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国政府从认识高管薪酬这一问题到决定制定相应的政策,存在一定认识时滞;从决定制定政策到实施政策之间存在执行时滞;从政策实施到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之间又存在反应时滞。因此,税收对高管薪酬的调控具有滞后性。此外,企业现行运作机制的缺陷也影响着政策的有效实施,直接表现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三、运用税收调节企业高管薪酬的思考

1、采用混合征收的个税征收模式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征收制,即区分收入中不同性质、来源的部分,对每部分按其相异的税率加以计算,并缴纳税款。在这种税制下,作为企业管理权掌握者的高管们可以运用自身职权将其收入类型进行有意识地调整转换,得以达到避税目的。此外,高管收入来源多样且所得形式多元,其在工资薪金之外的所得(如股息分红等)占到了全年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此,完全以分类的方式征收税款不能足够有效地调节收入,促进公平,为弥补其不足,可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学习国外的先进税制,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个税征收模式。

混合征收模式,即先按照当前分类征收制的方式对收入中类别相异的部分各自征税,再将这些已税部分进行二次的汇总征收。具体的划分操作为:将较难管控的所得,如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前者进行“分类征收”;而将较为常规的、易于监管的收入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财产租赁所得列入后者全年所得等征税的项目范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全面综合地对高管的整体收入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以体现税负公平。

2、明确界定福利性收入的征税范围

我国目前税法对职工福利的界定还不够完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在福利性分配的征收范围上还不够统一。由此,征税时纳税人可能因此能够有意识地规避纳税,从而影响计税基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以货币形式实现的信息通讯费、车船费、餐饮等补贴按照规定需要进行个税的计缴;而此外,如所发生业务可采用实报实销,相关的差旅费、招待费用等则仅计入企业成本,不对此进行个税征收。因此,企业高管可以轻易利用这些法律的漏洞将他们的各项福利性收入通过各种名目计入企业的成本支出,使得自己既能够享受福利,同时也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比如报销个人通讯费用,公费吃喝、旅游,公车使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等。因而,要从职工福利方面调节高管的畸高收入,确保其足额纳税,界定福利性收入的征税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综合国际经验与我国现状,建议可按以下方法进行界定:对于国家法定的面向特定人群或政策性福利,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独生子女补贴等不列入征税范围或予以免税;而对于以市场交换为基础,以按贡献或效率分配为原则,以雇佣双方所签协议来确定的,并非人人有份的附加福利(如提供福利住房、额外保险等)进行征税。同时,明确职工福利的法律概念,针对构成职工福利的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统一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中职工福利性分配的征收范围,明确规定课税对象、税率和税收优惠等内容,同时加强征管,完善对职工福利性分配的课税制度。

3、完善企业高管薪酬的所得税征管措施

为调节国企高管过高收入,实现税收的收入调节功能,落实高效的税收征管措施尤为重要。而确保税收征管措施高效可行的前提是,税务机关能够全面详尽地掌握企业高管的真实收入情况。因此,首先对于目前高管收入来源多样化、隐蔽化和所得形式多元化的特点,要建立有效的税收征管机制,完善税务信息管理平台,建立全面的信息联网制度,实现银行、证券、工商、海关等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加强对各项收入信息的有效监控,重点监控企业高管,并为其设置专门的税收档案,从而在达到降低征收成本目的的同时也能兼顾征收效率。

其次,为了进一步减少高收入群体个税的流失,在加强对公民自觉纳税教育的同时也要完善外在的制度约束。应当完善自行纳税的申报制度,加大对于偷逃税款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强调制度底线。我国国家税务局对自行纳税申报的对象有着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自行纳税制度对于公民自觉纳税意识依赖性过高且违法成本过低,目前高管偷逃税款的现象普遍。因而要完善自行纳税申报制度,增加纳税申报的必要信息(如总收入、扣除项目、抵免额度等),以便税务人员切实监督纳税申报是否真实。同时还应该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对于不自行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高管采取严厉的税务处罚措施,督促其依法纳税。

总之,企业高管薪酬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运用税收杠杆的调控机能进行调节,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缓解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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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慧婷:企业高管薪酬的税收调控机制研究[D].暨南大学,2011.

我国房地产税收调控政策优点与定位篇10

一、现行税收政策作用不明显原因简析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大致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 从目前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实践经验来看, 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的效果比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更加持久, 影响更为深刻。而在经济手段中, 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市场各参与主体产生影响, 进而调节他们在房地产市场的行为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刚刚过去的一年, 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十条”、“新国五条”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接二连三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 其力度一次大过一次, 分别就限购、执行差别化房贷、加大住房供应和保障房建设等多个方面做出规定。特别是运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在各个方面做了有效改变。政府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主要出台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营业税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157号) 规定:对于个人转让住房营业税政策规定, 自2010年1月1日起, 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 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 (含5年) 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 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 (含5年) 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 免征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征管工作的通知》 (国税发[2010]53号) 自2010年5月25日发布, 该文所规定的调控原则一是预征率大幅上调, 二是核定征收率大于5%。且强调严禁在清算中出现“以核定为主、一核了之”、“求快图省”的做法。这从各地对于该文的反响可看出其重磅出击的调控效果。

虽然以前也相继推出过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税收政策, 但效果却十分有限, 这并不是由于税收政策本身的优势不明显, 而是由其他原因所致, 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本意是为了打击炒房者的投机性, 但由于税负转嫁效应, 反而加重了二手房购买者的负担;再如征收土地增值税后, 税收向住房购买者转嫁, 导致房价继续上涨。但是这种反常现象并不意味着利用税收政策不能够达到控制房价的理想效果, 或者说税收手段在房地产市场失灵, 而是由相关税收政策在设计上的不足和缺陷所致。

二、税收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相比较

税式支出作为税收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收安排基于纳税人一种相对的税收优惠, 从而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税式支出与直接的财政支出一样, 都是为了扶持特定的对象, 给予相应的补贴或者优惠安排, 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实现经济稳定。但与政府直接进行财政资金拨付不同的是, 税式支出通过影响一定的经济行为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效率。具体来看, 税式支出较财政支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 税式支出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税式支出在纳税时直接作为税收优惠安排使纳税人减轻相应的纳税额度, 避免的资金的回收——发放过程, 减弱了直接财政支出所带来的时间滞后效应, 能够起到更加及时的经济作用。第二, 税式支出通过市场价格影响资源配置, 避免了政府的直接决策。政府不直接对具体的投资项目进行干预和选择, 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性。

三、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

货币政策, 又称金融政策, 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所采取的金融工作指导方针和相应措施。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和利率施加作用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 与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不同。

通常而言, 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总量方面优势明显但在调节经济结构时却是力量有限, 税收政策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仅就对经济总量的调节手段来说, 货币政策重在抑制通货膨胀, 防止经济过热, 在经济衰退阶段不如税收政策效果明显。在现阶段, 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境内和房地产市场, 银行出现严重的资金过剩, 通过提高利率、调节货币供给等金融政策受到很大的制约。如, 提高利率会带来严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促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但税收政策较之金融政策而言, 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 税收政策不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和牵制, 具有更高的独立性, 可以精确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第二, 在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时, 不会对其他行业造成过大压力, 亦不会影响正常家庭的生活。第三, 税务部门与房地产部门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 有利于税收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四、税收政策定位

通过分析与比较, 可以明确看出:首先, 税收政策通过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将会使得经济比政府直接干预更具效率。其次。与其他间接调控措施相比, 税收政策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在经济调节的多个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目前, 解决房地产市场尖锐的供需矛盾, 抑制房价过快增长, 政府的核心武器莫过于运用恰当的税收政策, 通过影响供求关系来调价商品房价格。特别的, 合理恰当的房地产流转税及房地产不动产税的制定与切切实实的贯彻与实施, 一方面可以压缩国内的住房需求, 另一方面也会迫使拥有多套房屋的套利者们不得不放弃继续持有。这样不仅降低了住房需求量, 同时提高了住房供给量, 自然能够抑制住房的价格过快上涨。

摘要：税收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也是用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工具。收手段比其他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更急快捷、迅速。针对性强, 短期效果明显。

关键词：税收,房地产,调控

参考文献

[1]李拯:2007, 如何通过税收对房地产市场实行有效调控[J], 特区经济, 2007, 7, PP.143-144

[2]房地产税收与宏观调控政策研究, 白涛, 当代经济[J], 2008年5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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