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人文形象

物质与人文形象（精选三篇）

物质与人文形象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素质,大学生,人文知识,人文精神,文化自觉

1 相关内涵

1.1 人文素质内涵

人文素质是由知识、观念、信仰、情感、意志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风貌,体现在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强调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综合,即人文素质强调的是通过获取人文知识并使之内化为人文精神的结果。

1.1.1 人文知识

人文知识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沉淀,是人的精神世界升华的源流,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灵魂。人文知识的载体主要是各种媒体,获取人文知识可凭借视听,也可以从课堂上、媒体中获取。人文知识是一个人具有人文素养的前提和基础,丰富的人文知识对于培养良好的人文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1.1.2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育化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动作及其结果。人文精神的载体在人自身,人文精神的获得必须经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主体意识、思想、情感等生命体验和善行。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它以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创新性为基本特征,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社会责任,守护着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资源。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概念及所包括的范围作了详细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影响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授和环境熏陶,使人类优秀的人文成果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内化为大学生的品格、气质修养、处世哲学,使其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夯实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

2.1.1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文知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文知识的庞大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隶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遗产之于教育的作用表现为一种“文化传递”。我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类,即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与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与杂技。每一大类都涉及丰富而复杂的人文知识,如戏曲中的京剧,涉及人物类型、历史典故、服装道具、演出流程、唱功技巧等人文知识。演唱京剧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人文知识学习的过程。

2.1.2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道德取向

现存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传统道德观念有关,特别是以孔子“仁爱”思想为主,弘扬“孝悌”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随处可见。如,戏剧中的“岳母刺字”、“秉烛夜读”;木版年画中的“二十四孝图”、“孟母三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它们或提倡精忠报国思想,或劝人行孝、与人为善,或劝人从小事做起,不要好高骛远,感情真挚、质朴,具备实用和传承的特征。学生通过欣赏和理解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可以在歌颂美好的理想、歌唱真挚的友谊、触景生情、借物咏志中,陶情养性,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并认识到儒家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明劝戒、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等道德观念。[2]

2.2 强化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在精神动力

2.2.1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文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环境中生长出来的,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是铸就该区域品格的文化“基因”、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宗教信仰等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不仅形成了相互的认同和理解,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共同创造的人文精神。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是西北各民族共同劳动、生活和娱乐的桥梁,彰显了民族宽厚、包容、和谐的人性光辉。[1]在学校里开展丰富多彩的非物质遗产文化活动,可以使非遗中浓郁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强化了学校原有的精神文明教育的成果。

2.2.2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民族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族群、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抽象的文化思维,是不同民族独特创造力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族文化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民族的集体生活,它对应着特定的风土人情,融合着历史、地理和风俗的因素,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思想、情感和文化。反过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传承又塑造并延续了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规定了亲切的民族群体心理的皈依关系。[3]

2.2.3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一种鲜活的文化,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闪耀着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思想光辉,在当代散发着独特的光彩和魅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创新的原动力和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和音乐基础上诞生出来的《茉莉花》、《梁祝》和《印象刘三姐》等艺术精品,以及焕发勃勃生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字号企业——同仁堂、荣宝斋等等,反映了其创新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大精深,这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可以使大学生获得专业以外的多学科知识,有助于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激发创新意识,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2.3 丰富了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的方法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我国的教育方法主要是以课堂传授、课本阅读等方式为主。这种方式较为传统、单一,缺乏互动性,学生在封闭的环境中学习相对被动,学习效果不明显。这种教育方法也必然导致学校、家长及学生重人文知识积累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层面缺乏人文知识内化为个体人文精神的有效的媒介和方法。

新型方法目标在于学生能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并通过实践使知识转化为内在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是生活化、民间化,源于实践,藏于民间。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组织学生了解、学习、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方法。

3 大学生人文素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跟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认识,是形而上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严格来讲它不是遗产,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4]目前,我国民众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缺乏对以近似静止方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及理解,缺乏文化自觉性。

“文化自觉”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文化自觉”,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良好人文素质的大学生拥有丰富的情感、端正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熟悉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社会、宗教、伦理、美学、文化传统与交流等各类型知识。具备良好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的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及价值有较强的认同感和欣赏力。他们不仅有文化自我觉醒性,而且易主动地去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

目前,众多知名高校学生在唤起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意识方面作着有益的尝试。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已主办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旨在唤起大众保护民间美术。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师生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获得“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2012年,中山大学学生自己创办了首届“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提出了“非遗,在校园生长”的口号。

具有良好人文素质的大学生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他们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使他们成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主力军。在他们的努力下,民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将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自信”、“自我创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4 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图一更为形象地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及渠道,其蕴含的丰富人文知识提升了学生的知识含量,为大学生人文素质夯实基础。同时学生通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可以强化其人文精神,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提供内在动力,而良好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和发扬。

参考文献

[1]冯小琴.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特征与人文精神内涵[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141-147.

[2]许建宝.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谈大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J].经营管理者,2010,(08):244-244.

[3]厉春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审视:基于生存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两个维度[J].生产力研究,2012,(01):129-130.

物质与人文形象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传承；科学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角度出发推动非遗文化的保护，对于推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新时期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从知识转移的层面来看，隐形知识是指难以用技术文档等书面形式表达、难以用符号化形式进行阐释的知识，如经验、技艺，等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恰符合隐形知识传承的基本特征，这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做到与时俱进且更加全面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人文传承与科学保护两方面入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保护开辟新的路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的发展有利于能够包容和尊重不同背景产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态势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的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表现力与感染力，是我国五千年来人民生产生活变迁的缩影，也是本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凝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仅是对鲜明特色的民族智慧的传承，也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不仅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独立精神，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稳定的文化发展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逐渐纳入了我国政府工作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05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确立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同年3月， 中宣部、文化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同年12月， 国务院再次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两位一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护与传承的两位一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不可分割的，以传承推动保护，以保护维系传承，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我们对于传承到当下的我国不同民族与地区风俗文化的保存与记录。而传承具有历时性的特征，是对不同时期同种文化流变与发展的追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够帮助我们保留文化基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则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建立文化传承的血脉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传承，保护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保护，传承就失去目标。保护本身就是一种传承，而传承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文与科学的两位一体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高度统一的结果。其中文化精神是传承的核心内容，物质文明则是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的载体。春节作为我国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中最具特点的节日形式就是贴春联。春联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就成为了传承和表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谈到精神的传承而忽视对于文化传播载体的实体保护。也正因为如此，为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就需要我们人文与科学两个方面来探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是保护的手段，人文传承是保护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没有人文精神的传承只是将物品置于展台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失去了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也就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根本动力。没有与时俱进的科学保护方式，我们的保护就失去了倚仗，不同类型不同年代传统文化消失的几率就会增加，文化传承就面临断代的可能。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保护与科学传承这两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保护体系。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传承——以人为本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

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主要分为两种形式：群体传承与个体传承。群体传承主要是指群聚类的民俗活动。例如说庙会祭祀等礼俗仪式。个体传承又称为传承人传承。冯骥才先生曾说过：“历朝历代， 除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外，各民族还有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后者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2]。个体传承主要是通过建立师徒关系，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對艺术表演、手工技艺、知识经验等文化进行传承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传承，传承的主体都是“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既能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主体，又能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独特技艺和创造力的凝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传承，而“人”作为传承的主体则直接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的活态性。因此，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我们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刘魁立教授曾经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存在的一些悖论。通常而言，我们所谓的保护是指维持或保持事物的现状不改变。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以人类社会为文化土壤培育出的文明之花，具有人类社会化的一般属性。而人类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不断变化发展的特征。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文化在传播与传承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不断地流变与融合，也经常会受到地域、民族、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的影响[3]。例如河南地方特色曲种河南坠子，经考证形成于清朝末年，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追溯河南坠子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坠子的形成也不完全发端于河南本土文化。它是由皖北道情、鲁东莺歌柳书，结合河南南阳三弦书经过长时间的合流演变而成的一种表演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时间动态化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谈到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时候就应该将非遗文化置于一种动态的保护环境中去。所谓动态的保护环境，笔者认为主要要做到坚持与开放，坚持是指要把握好文化传承的脉络与核心，正确理解非遗文化的传承精髓；开放则是指是要尊重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要以开放地心态接受文化变迁发展，而不是僵化的进行限制禁锢。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

综上所述，非遗文化作为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在其世代绵延的传承过程中，活态性与流变性是其传承的主要特征。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通过具象化或者物态化的形式呈现，但是其传承的核心却始终是人类构建的、以人为核心的活态精神文化。这种活态性在新时期的传承途径上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高校机构教育；一种是民间自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是技艺等实践经验的传承，这种传承的重点在于其动态的呈现。因此我们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即“心口相传”形式结合现代教育方式，与时俱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传承路径。鼓励开展“非遗”文化的高校普及教育，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我们鼓励民间艺人走进课堂，将自己的制作流程或艺术表演展示给高校师生，并与师生交流创作经验，心得体会，将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最真实的面貌呈现给高校学子，通过互动增强学生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在民间艺人进课堂的基础上，从学术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传承、流变发展以及其艺术价值进行总结提炼，加深学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互动教学的模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传承保护意识。也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会，从而使我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首先体现在信息保存的科学化及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另外还应考虑通过推动传播平台的技术升级，以宣传促进保护，用传播推动传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广发掘提供新的路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建设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存方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口传心授阶段。纵览我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今天谈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最初阶段都是采取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因而都具有鲜明的家族或民族特征。

第二阶段是纸质档案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为“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进行收集资料普查和收集。丛书按照省级行政区进行划分，收集文字、图片、曲谱等相关资料 50 亿字[4]，其中涉及大量各地区各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档案。2009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活动，更加有针对性地对我国现阶段存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多种形式的档案建立。

第三阶段就是数字化数据库记录。在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信息存储技术以其海量的信息存储能力，快速的信息搜索速度以及精准的信息定位技术成为了现阶段规模化信息存储的最优选择。在第二阶段建立纸质档案的基础上，我国不同地区将已有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格式转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添补充新的数据资料，最终形成了从全国到各省各机构的多个非遗数据库，其中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文化部共同建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郑州大学创建的“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等等[5]。

建立数据库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数据库相较于纸质档案能够极大地延长档案记录方式的更迭频率，降低损耗提高效率，更加有利于信息的保存和传承。而从纵时性的角度来看，数字化的信息记录方式不仅能够作为保存记录的工具，同时也是资源共享和传播的平台。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不仅能够拓展非物质文化的传播空间、扩大传播范围，还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普及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虽然我国的非遗数据库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数字化技术升级。我国的数据库内存储的资源目前仍然以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形式为主体。然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立体影像、全息拍摄、动态拍摄等记录手段以及云存储等保存方式的出现已经为数据库的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另外，由于目前深度神经网络的技术突破，模式识别技术已经能够帮助我们从历代名家的绘画作品中提取其艺术风格。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保证我国历史文化基因传承的准确性，同时帮助我们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多种艺术作品和文化形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应当及时掌握前沿科技，并尽快将这些最新的技术投入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中去。

第二，数据库资源整合。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种类繁多且互不兼容，这就容易导致数据库的重复建设或者资料的重复收集，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数据库的资源整合能够有效的减少资源重复浪费，数据库资源主要应从管理体系和系统化存储标准两方面进行整合，其中系统化存储标准是管理体系整合的前提和基础。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数字化标准， 询，提升信息的流通效率，实现资源共享。而管理体系整合则是在标准统一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数据库进行机构整合，由国家建立非遗数据化信息中心，并将分散在全国的各省各研究中心建立的数据库进行统一整合，方便资源调配，提升非遗信息存储机构的整体效率。

（二）传播平台技术升级

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的不断升级，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移动设备由于其便携性的特征，已经成为比电视和电脑更加深入人们生活的传播方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播也应搭载移动设备的平台，利用现有的技术，将传统文化与人民生活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激发人们对于非遗文化的兴趣，普及传统文化保护的意义，以实现用宣传促进保护、用传播推动传承的目的。故宫博物院率先运用移动端将文化保护与科技相结合，这一做法走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列。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故宫博物院开发的《每日故宫》APP采用将故宫藏品与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方式，每日推出一件应景藏品，在起到日历功能的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宣传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平台，真正做到了将功能性与文化传播相结合。而故宫博物院开发的另一款名为《故宫陶瓷馆》的APP是运用了360度虚拟浏览的技术，将展品进行虚拟再现，同时点击藏品就可以将其时间轴进行定位，将故宫瓷器的发展以时间轴的形式展现在用户面前。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将非遗文化的相关知识进行可视化的转化，进一步增强用户体验效果，因此受到用户欢迎。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也不仅仅限于知识性的普及方式，在开发新型传播方式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Infinite Dreams Inc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工作室，其开发的陶瓷制作游戏《pottery》就是模拟陶瓷艺术品制作的各个步骤——从塑性到上色再到烧制。用户可以通过触屏操作与重力感应让用户进行艺术创作，极大地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趣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过程凝聚了创作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相关手机游戏的开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户体验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魅力。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理念；一方面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保护，采用人文传承与科学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与办法，建立起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推动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2]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95.

[3]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河南社会科学，2007，（01）.

[4]黃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文化遗产，2015，（01）.

[5]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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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人文形象 篇3

本文旨在探讨《红字》中主要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人文主义内涵。人文主义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十五六世纪在西欧其他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人文主义以“人道”反对“神道”,提倡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红字》以17世纪美国新英格兰的萨莱姆镇为背景,描写了当地浓厚的清教主义社会,主要讲述了一个已婚妇女海丝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的婚外恋故事及爱情悲剧,但它又不仅仅是爱情故事。在看似平淡的讲述背后,读者可以处处感受到霍桑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怀,尽管霍桑深受清教主义思想的影响,“原罪论”和“命定论”在《红字》中多有体现。霍桑在《红字》里塑造的人物人人皆有罪,海丝特犯了通奸罪; 丁梅斯代尔既犯了通奸罪更背叛了上帝; 奇灵沃斯是个处心积虑报复他人的“恶魔”; 珠儿一出生就违反了清教社会的道德规范。霍桑借助“浪漫传奇”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一直在探讨“谁之罪”这一问题,也为人物的“自我救赎”之路指明了方向。他劝诫人们通过内省和自律,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出于对清教主义思想的清醒认识,霍桑崇尚“个人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他并不主张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救赎。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犯了通奸罪的海丝特被塑造为圣母的形象; 丁梅斯代尔是个令人尊敬的牧师,尽管在他身上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罪虐; 奇灵沃斯虽然侵犯了别人的灵魂,但是在他身上依然残存着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珠儿虽然不符合清教社会的规范,但因为其儿童的天性而备受作者关注。

一、海丝特———女性与神性的对垒

年轻的海丝特在霍桑的笔下是雍容华贵的,“体型举止优美绝伦”,打扮时尚,这“远远超出了当时殖民地的节俭法规所允许的限度”。海丝特美丽、勤劳、坚强、善良。霍桑笔下的海丝特几乎拥有女性的所有美好品质,倘若不是犯下通奸罪,海丝特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海丝特婚姻极其不幸,在不知情为何物时被诱骗嫁给了齐灵沃斯。齐灵沃斯前往新大陆的途中,失踪了两年多。在丈夫杳无音信的情况下,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爱情,并生下了女儿———珠儿,犯下了通奸罪。这在当时17世纪的清教社会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因此她被判在刑台当众接受审问。并且被罚终生佩戴屈辱的红字“A”( A是Adultery一词的首字母) 。追求时尚、追求幸福的爱情本是女性的权利,可在严厉的清教社会里,这是违背当时的神权意志的。在男权统治的清教社会里,妇女是男性的附属物。作品第二章里,几个围观的女性在议论即将受到公开审问的海丝特: “这个女人给我们带来了耻辱,理当处死。对这事就没有了王法了吗? 《圣经》和《法典》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由此可见,海丝特犯下的“罪行”在当时不仅是不道德而且是触犯王法的。海丝特在接受审问时,心情是复杂的。她既受到清教“原罪”思想的影响,认为自己的婚外情是错误的,同时内心也有着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海丝特在拘禁期满时感受到的痛苦丝毫没有减退。出人意料的是,海丝特并没有逃离这个令她痛苦万分、饱受惩罚的地方,而是以此为家,选择在城郊一个废弃的小茅屋住了下来。她自己说,这里是她犯下罪行的地方,也应该是她接受惩罚的地方。海丝特的留下,也许更是因为“在那儿,居住着一个人,踩着他的脚步声,她自认为与他已结为一体———虽然世人并不承认,此种关系终将带他们到末日审判庭去举行婚礼……”此番心理描写非常符合海丝特———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女性的性格。幻想能与丁梅斯代尔拥有天长地久、美好幸福的爱情,而不因受到不公的待遇而放弃。海丝特是坚强的、隐忍的,这就与作品后面海丝特鼓动丁梅斯代尔一起逃离新英格兰的情节发展顺理成章了。于是海丝特仍然戴着屈辱的红字“A”,居住在这个令她饱受非议的小镇———萨莱姆镇。但这个红字“A”却被她装饰得精美绝伦,这个红字“A”是清教社会强加给她的耻辱,但在海丝特的心里却认为这是联系自己与丁梅斯代尔的纽带,可见对于红字“A”,海丝特有着复杂的心情,当年幼的珠儿采花掷向海丝特胸口上的那个红字时,海丝特第一个反应是“合起双手遮住自己的胸口”。故事的结尾,海丝特依然回到新英格兰生活,令周围的人颇感意外的是她依然带着“这个阴暗故事的象征符号,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因为即使是最严厉的官员也不会强迫她了”。

女性的另一个内涵就是母性。作为一个母亲,海丝特视女儿珠儿为珍宝,从小海丝特就将珠儿打扮得美不胜收、与众不同。珠儿渐渐长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任性、不服管教的孩子。这是极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的,因此某些豪门贵族策划着要剥夺海丝特的监护权时,海丝特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并准备为捍卫作为母亲的抚养权而战斗: “珠儿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们不能夺走她! 我宁愿先死掉。”保护珠儿是海丝特作为母亲的本能,在缺乏人性、神权当道的清教社会里,海丝特连作为母亲的抚养权和监护权都差点儿被剥夺。珠儿是海丝特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还好在丁梅斯代尔的帮助下,海丝特才没有被剥夺抚养权。由此可见,霍桑对单亲母亲的人性关怀。

海丝特被整个清教社会所遗弃,虽然仍生活在萨莱姆镇,但母女俩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她们过着饱受歧视、清苦的生活。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小孩子都视她们母女俩为瘟疫,阴险的清教法庭不断地变着法子折磨她,使她无时无刻不处在痛苦之中。“牧师停在街上向她发布一通训诫词,准会招来一群一面讪笑,一面蹙眉鄙视的人,将这个可怜的负罪妇人团团围住。如若她踏进教堂,正当她满以为可以分享上帝这宇宙之父的安息日的微笑时,却每每不幸地发现,自己正是讲演的题目。”这个凄苦的女性硬是靠着精巧的刺绣工艺生存了下来,独自抚养珠儿。坚强的海丝特独自忍受着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一切。长期生活在耻辱、孤寂之中的海丝特虽说被社会所遗弃,可内心的良好品质———坚强、善良在《红字》中却多有体现。海丝特竭尽全力地帮助穷人、病人和不幸者,哪怕她的帮助换来的仍然是她的“丑事”被悄悄地“抖搂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这个“助人为乐者”渐渐有了同情,在作品的结尾,海丝特胸前的红字“A”已不再是引人嘲笑、恶骂的烙印,而成了令人哀伤、令人望而生畏、令人肃然起敬的标志“Angel”( 天使) 。

海丝特的婚外情遭遇严重违背了清教社会所提倡的“禁欲”思想。《红字》反映的清教社会主张人们要过清苦、寡欲的生活。甚至认为一切欲望都是有罪的,要求人们压抑自身的情感。海丝特却勇敢地去追求美好的爱情,虽然无果而终。况且海丝特身上有着“勤劳、自立、善良”的美好品质。这个违反清教社会道德规范的“贱妇”身上,却在霍桑的笔下拥有许多符合美国价值观的美好品质,这体现了霍桑对人性的尊重。

二、丁梅斯代尔———人性与神性的对垒

丁梅斯代尔是位受过良好教育、受人尊敬的年轻牧师。他笃信清教思想,认为自己是响应“上帝的召唤”的使者。自始至终,丁梅斯代尔身上的人性和神性一直在做着激烈的斗争。虔诚、诚实、勤劳、节俭、节欲的清教价值观本应是他秉持的坚定信仰。但是,他却和有夫之妇海丝特一起犯下了通奸的罪行。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才华横溢、有血有肉的年轻男子,哪怕心中怀着坚定的宗教思想也不能压抑他人性的七情六欲。在丁梅斯代尔的身上,体现的正是人文主义与清教社会伦理道德的对垒,是人性与神性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丁梅斯代尔忍受着来自宗教的内心折磨,也渴望爱情的滋润。既害怕暴露“奸夫”的身份而丧失已有的社会地位,又无法遏制人性的原始欲求。

在《认出》一章中,霍桑着重描写了海丝特接受审问的过程,其实也侧面塑造了丁梅斯代尔作为牧师的形象。“尽管他天赋极高且具有学者的成就,但总有忧心忡忡、恍恍惚惚、惊慌失措的神态,似乎他发觉自己已误入歧途,对未来的人生之路感到迷惘,只有在他一人独处时才得以平静似的。”声望极高、前程无量的丁梅斯代尔为什么会感觉自己误入歧途? 一方面丁梅斯代尔作为一名牧师笃信清教,更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倘若他不是笃信清教,内心也不会深受折磨。因为镇上谁也不会揭露他奸夫的身份。另一方面眼看着海丝特遭受不公的待遇,却无能为力。因此七年的自我反省甚至是自残丝毫不能减轻丁梅斯代尔内心的痛苦,对宗教的“负罪感”引发的赎罪感使他精神上几近崩溃。在海丝特的怂恿下,丁梅斯代尔本想和她一起出逃,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体现了霍桑对丁梅斯代尔的人文关怀,这也说明了丁梅斯代尔内心对人性美好的追求,试图逃离严厉残酷的宗教社会,结果却因奇灵沃斯的发现而作罢。内心对人性的呼唤使得丁梅斯代尔终于有勇气在夜色中和海丝特、珠儿站到了一起,更使他鼓起勇气在众人面前袒露出自己刻在胸前的红字,承认与海丝特和珠儿的关系。虽然丁梅斯代尔最终倒在了刑台上,死在了海丝特的怀中,但这却是霍桑给丁梅斯代尔指明的一条救赎之路。丁梅斯代尔虽然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不必再因身怀负罪感而痛苦,因为他向心中的上帝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三、奇灵沃斯———人性与魔性的对垒

奇灵沃斯并不是一个清教徒,在来到新英格兰前,他是一个致力于探索科学世界、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目睹了妻子海丝特因犯通奸罪受审之后,奇灵沃斯觉得受到了极大的羞辱。正是清教神权社会的残酷使奇灵沃斯走向了极端———以复仇为人生的目标。原本善良的人性被复仇的魔性所替代。换句话说,奇灵沃斯身上的魔性其实是凌驾于人性之上的神性的极端化。

奇灵沃斯以“医生”的名义接近丁梅斯代尔,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实为窥探丁梅斯代尔的隐私并实施报复。当奇灵沃斯察觉到丁梅斯代尔很可能就是“奸夫”时,更是对丁梅斯代尔进行了变本加厉的折磨。本应该凭借自己才识造福人类的奇灵沃斯,却“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剖析一个备受煎熬的心,从中得到快慰,并在他所解剖和注视的那剧烈的痛苦上添放燃料”。是什么使奇灵沃斯变成了复仇的“恶魔”? 显然,奇灵沃斯正是利用了清教社会所制定的严酷法令和道德规范,奇灵沃斯其实上是清教社会道德裁判者的化身。在《红字》中,奇灵沃斯原本是受人同情的“受害者”,却变成了侵犯他人灵魂的“恶魔”。复仇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目的,当他的目的达到时,却因为丧失了人生的目标而很快死去。霍桑笔下的奇灵沃斯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在面对生病的珠儿时,奇灵沃斯还是尽力救助。尽管海丝特情感上的背叛使奇灵沃斯大感蒙羞,但奇灵沃斯还是认为珠儿是个“私生的不幸的婴儿”,所以奇灵沃斯不会加害于珠儿,在狱中奇灵沃斯还用特别调制的药医治珠儿,而且奇灵沃斯留下遗嘱,死后把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赠与珠儿。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随着丁梅斯代尔的离去,奇灵沃斯的仇恨也就终结了,也体现了作者霍桑对奇灵沃斯命运的关注。霍桑希望如“恶魔”般的奇灵沃斯在死后,能净化灵魂,不再是恶魔了。

四、珠儿———儿童天性与神性的对垒

清教社会后期已进入了对宗教的狂热追求、对人性的极端束缚阶段,甚至连儿童的打闹玩耍都会遭受指责。珠儿正是出生在这一极端的宗教社会里。这个一出生就违反清教法令的私生女———“由一种粗壮茂盛的罪恶激情绽放成一朵妩媚可爱、永不凋谢的花”,在霍桑的笔下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字里行间不乏霍桑的溢美之词。珠儿是霍桑寄托最多美好希望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霍桑思想的代言人。美国评论家尼娜·贝姆认为,珠儿具有“清教徒所否定的一切自然品质”,由于身份特殊,在霍桑的笔下珠儿是个狂野的孩子,更是罪恶的结晶。她的出生使海丝特通奸的罪行路人皆知。因此,珠儿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孩子。珠儿的出场便是与众不同,在目睹海丝特在刑台接受审讯时,是她出生三个月时的一声啼哭,把海丝特拉回到现实中。因为珠儿时刻在提醒海丝特所犯下的罪行,在众人的眼里珠儿是个“怪孩子”。甚至连母亲海丝特有时都会自问“这个奇怪的小精灵是从哪来的?”珠儿不敬地在已故的大人物的墓石上肆无忌惮地跳舞,用污水去溅州长,用带刺的牛蒡果去扔虚伪的丁梅斯代尔,用尖叫反击冒犯她的孩子们。在州长贝林汉的官邸,珠儿依然如“小精灵般的淘气”。面对威尔逊牧师的教导,珠儿任性十足,对威尔逊牧师提出的问题予以非礼的拒绝,并宣布自己是母亲从牢门旁边的野蔷薇丛中摘下来的。珠儿怪异的举动令这些神职人员惊愕万分,基于为珠儿“眼下的堕落以及未来的命运”而担忧,州长差点儿剥夺海丝特的抚养权。珠儿的儿童天性在神权统治阶级的眼中是极其危险的。珠儿和牧师丁梅斯代尔的几次交锋,更是体现了珠儿身上的儿童天性和神性的对垒。珠儿在州长官邸当着众人的面,对丁梅斯代尔表现出了少有的亲昵举动,用自己的脸腮微贴着丁梅斯代尔的手,令丁梅斯代尔内心极为不安,因为害怕与珠儿的关系被他人察觉。之后珠儿对丁梅斯代尔直截了当的询问,更加重了丁梅斯代尔的负罪感。尽管在夜色的掩护下,丁梅斯代尔暂且鼓足勇气和海丝特母女一起站在刑台上,但当丁梅斯代尔回绝了珠儿改天一起再次站到刑台上时,珠儿对丁梅斯代尔天生的亲切感顿时消失了。在森林里,面对虚伪、懦弱的丁梅斯代尔,珠儿愤怒地跑到河边,想用溪水来洗掉丁梅斯代尔的吻。当丁梅斯代尔在刑台上向众人坦白自己的罪行后,珠儿终于原谅了丁梅斯代尔。珠儿对丁梅斯代尔的态度转变反映了珠儿纯真的儿童天性。丁梅斯代尔死去之后,珠儿再也不与这个世界作对,而变成一个普通的妇女。珠儿对母亲胸前的“红字”充满了好奇,一直在探问它的来历。珠儿对“红字”的关注,实际上是在提醒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一起犯下的罪孽。霍桑正是借助这一个性格独特的孩子,来表现对清教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也借助珠儿的美好归宿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