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西方宗教

韩国的西方宗教（精选十篇）

韩国的西方宗教 篇1

关键词：色彩,色彩理论,宗教,象征

一、中西方色彩的溯源

色彩是光的组成部分, 是能见的一部分电磁波。我们能感受到光的不同频率, 就象我们能感受不同的声音频率一样。对不同声频的感受是音调, 对不同光线的感受是色彩。人所能感受的色彩范围是从红 (最长的可见光波) 到紫 (波长最短的可见光波) 。

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写到:“一切视觉表象都是由色彩和亮度产生的。”那么在我们了解视觉表象时, 色彩作为绘画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媒介, 通过对其的研究能解释视觉表现客观的原理和规律, 并能探索和观察绘画者主观及情感等, 因此, 色彩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西方色彩的溯源

在公元前146年—1453年, 罗马和拜占庭里具有强烈色彩的多种着色镶嵌细工艺术。随后罗马式建筑和早期哥特式建筑的艺术家们, 在进行壁画的创作时, 对于色彩给予了极大的分量, 他们将色彩的象征性的意味运用的淋漓尽致, 也进而创造出清晰明朗的色调。1 666年, 牛顿利用三棱镜, 然后光谱被他所发现, 也因此光的发展有了历史的进程;随后1704年, 三原色即红、黄、蓝, 色相、互补色等也逐步相继被广大人所认识。

德拉克洛瓦曾经写道:“在我们的艺术学校中, 对色彩理论的原理既不曾进行分析, 也不讲解, 因为在法国, 按照‘制图员是可以培养的, 色彩学家却是天生的’这种说法表明, 学习色彩规律被认为是多余的。”其实不然, 对色彩研究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色彩表现力。

(一) 西方色彩理论的兴盛

西方色彩理论的研究有过灿烂的历史, 究其兴盛的过程可以以德国作为发源地来说起。首先在1810年的德国, 画家龙格最先成为首个借助外面的自然光线作画的先驱者, 他所主张的色彩理论表明可以利用整个球体和色彩形成对应;德国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科学家歌德写的《色彩论》也出现在1810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于1816年创作了他的一篇名为《论视觉与色彩》的论文;而除了德国之外的国家, 譬如法国, 首推的是巴黎戈贝兰工厂经理谢弗勒尔, 也相继在1839年写过一本对后来的印象派的画家们创作带来极大影响的著作, 名为《论色彩的同时对比规律与物体固有色的相互关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色彩美学”了, 这种色彩理论是在歌德、画家龙格、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他们这些人的影响下, 发展起来的色彩美学。“色彩美学”是瑞士色彩学大师约翰内斯.伊顿, 他的代表作《色彩艺术—色彩的主观经验与客观原理》对于后人的色彩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 截至今天, 依然可以说是我们色彩研究的法宝。我们可以总结出他的观点:色彩美学是从印象 (视觉上) 、表现 (情感上) 、结构 (象征上) 三个方面来表现的, 而且艺术家们在创作美术作品时谈及对色彩的兴趣亦是从这三个角度出发考虑的。

(二) 宗教影响下的西方色彩

对于西方的色彩文化的研究可以简化为宗教文化, 最具代表的欧洲文化, 欧洲文化主要是以地中海、希腊、罗马为中心, 其基本思想来源都是使用石头, 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 (使用的样式为多立克柱式又称之为男性柱, 此外还有爱奥尼柱式或者女性柱和科斯林柱式) , 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 其建筑石材都是以石块为材料。许多来自于古希腊、古罗马甚至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神像、维纳斯和大卫像都是用乳白色的大理石为建筑材料, 因此, 我们可以总结出欧洲文化中, 白色的石块是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风格形态。其中的白色表现的是对神的敬仰, 是神的色彩象征, 亦是一种理想、洁白状态。

究其原因, 和西方的宗教影响有关, 白色的石头为原料虽然建造过程十分的艰难, 但是他们都认为是神灵的栖息地, 有利于永久性的保存, 这一特点刚好可以满足宗教建筑不求急用、只求永恒的理念。另外, 用石头建造出来的物体特别是建筑物都是比较高的, 室内的光线也比较的灰暗, 正好为宗教的神秘性, 以及对天上神灵的敬仰带上了一套极妙的嫁衣。

不同于西方对石头的偏爱, 中国人的话更加的倾向于选择木头作为建筑材料, 区别于西方的以白色石头来构建神灵栖息的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建筑, 他们的目的带有严重的阶级性, 为的是建构适合皇帝居住的宫殿。说到“木”, 它可以满足很多的譬如宽敞、明亮而又安居大地的要求, 前面我们说到的白色石头作为材料它的采光性能不是很明显, 但是“木”制的却有良好的采光, 有充足的日照的保证, 因而获得国人的喜爱。

在这里究其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的朝代更替, 历朝历代的新帝皇在推翻前朝的统治者之后, 新帝往往会习惯于掌握政权, 表现在各个方面朝令夕改。而在住行方面的表现就很值得我们重视了。新帝都很乐意于重新建造自己的宫殿, 而且要求的建筑时间还很短, 因为要马上住进去统治, 这就必须要非常快的住进去, 如果像西方一样花费极长的时间, 估计这个新帝早就已经被推翻又变成前任了。

(三) 西方的色彩象征

众所周知, 那些古埃及的巨大的金字塔, 神庙和墓室壁画都描绘了永恒艺术魅力的画卷。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灵魂不灭, 为使灵魂“来世”永生, 对于墓室里面的一切都极端的重视, 使之墓室里面的壁画或者是木乃伊, 或者是与真人极度相似的雕塑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又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在黑、白、绿、蓝这些简单的单色的使用之外, 在古埃及的墓室壁画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褐色, 高级灰色等。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壁画中发现有大量的黑白色的出现, 这是因为古埃及人认为白色是他们心中神圣的太阳神的化身, 是理想的太阳神的色彩象征;而黑色象征着冥府之色;蓝色是天界的象征, 是神圣不可侵犯、令人敬畏的颜色。而后来, 西方文艺复兴之前, 色彩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到宗教 (基督教) 的影响, 色彩都有了自己新的象征意义, 特别是光和色彩都是上帝神圣力量的象征表现。例如“在基督教中, 金黄色被用来象征上帝和主权者;红色是圣化的色彩, 象征上帝之爱和流血牺牲;紫色是上帝圣服的颜色, 在世间, 又是表现一种王室、教皇的色彩;绿色象征着诞生和希望;蓝色则是天国的颜色, 又表示信念、真诚和贞洁”等。

作为沟通人的智力和客观世界的桥梁, 色彩是一种能表示某种含义的工具。色彩就是力量, 就是对我们起正面或反面影响的辐射能量, 色彩效果不仅应该在视觉上, 而且应该在心理上和象征上得到体会及理解。

参考文献

[1] (瑞士) 约翰内斯, 杜定宇译.伊顿, 色彩艺术:色彩的主观经验与客观原理[M].1985 (12) .

[2] (法) 德拉克洛瓦, 平野译.论美术和美术家[M].2002 (7) .

西方国家的宗教与礼俗 篇2

天主教。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主要流行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对美国和拉丁美洲也有巨大影响。天主教的主要礼仪有洗礼、忏悔、做弥撒等。

东正教。因自称信奉正宗教义，故又称为正教，主要流行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和希腊等国家。东正教也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并主张除主教以外的神职人员都可结婚。

基督新教。又称或耶稣教，它是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各个新宗派的统称，主要流行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士、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新教的主要特点是拒绝罗马教皇的统一领导，反对奉玛利亚为圣母;教士称牧师，可以结婚;其礼仪不像天主教那样繁琐，主要有礼拜、洗礼和圣餐。

西方国家的若干禁忌

数字与日期忌

西方人普遍认为“13”这个数字是凶险或不吉利的，常以“14( A)”或“12(B)”代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开这一数字。有的人甚至会在13 日这一天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停止一切工作和活动。西方人最忌讳的还是13 人同桌共餐。对“星期五”和“3”这个数字，也为很多西方人所忌。特别是点烟时，忌用一根火柴或打火机连续点燃三支烟。若恰逢13 日又是星期五，西方人更认为是“凶日” ，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五” 。因为这一日是耶稣的受难日。日本人则忌讳“4”和“9” 。在美国还有“零年灾难”之说。自1840 年以来，凡是在年尾数为“0”那一年当选的美国总统，除里根外，都没有活着离开白宫，其中有4 人被刺身亡，3 人病死。

颜色与花卉的象征意义与禁忌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政治宗教等各种原因，使人们对某些颜色与花卉产生了推崇或禁忌，且各国与各地间的差异很大。归纳起来，西方人所忌讳的颜色与花卉主要有以下一些情况：

① 在丧礼中使用的颜色和花卉，如黑色和菊花在西方许多国家是丧礼的象征。

② 象征权威和尊严的颜色与花卉，如红色象征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许多国家的国旗均为红色或带有红色，菊花在日本是皇族的标志。

③ 代表不吉或是黑暗、邪恶、诅咒的颜色与花卉，如在法国，黄色的花是不忠诚的表示，意大利人视紫色为消极色，比利时人最忌讳蓝色，但挪威、瑞士、荷兰对它又特别偏好。法、比两国还忌用墨绿色，因为它们被纳粹军占领过。在国际交往场合，忌用菊花、杜鹃花、石竹花、黄色的花献给客人。

心灵鸡汤：宗教在韩国 篇3

到了韩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自然也关心当地民众嗜食“精神鸦片”的情况。因为多年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直觉告诉我，要认识一个社会、解读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接触与了解该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与特点，往往是事半功倍的捷径。

韩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真诚执着的，但这中间却透露着理性平和的色彩，远远不至于疯狂或迷乱。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所皈依信仰的宗教持虔敬肃穆的态度，是出乎内心的渴求与精神安顿之需要，而超越了单纯功利的层面(国内不少人是抱着现实功利目的才信教的，譬如，为求子去拜观音)，这种心态下的信仰选择，就不能不真诚执着。同时，民主自由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韩国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也秉持宽和包容的态度，既执着自己的信仰，也尊重他人的选择，皈依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互相包容，和睦相处。所以，韩国社会上宗教虽多种多样，有基督新教、佛教、天主教、儒教、圆佛教、天道教、大倧教、甑山教等等，但这些年来从不曾听说发生过什么宗教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又不是疯狂或迷乱的。

韩国人对宗教的真诚与执着，在我们这些外人眼里看来，可以说是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圣诞节的平安夜，首尔明洞大圣堂的广场拥入了数以千计的天主教信众，在凛冽的寒风里，他们神色庄重肃穆，静静佇立在那里，等候进入教堂参加由枢机主教主持的子夜弥撒。一站就是数个小时。当可以入场时，他们极有秩序依次鱼贯而入，没有一个人插队挤塞，尽管排在后面的人群，最终进不了教堂，只能到另一个场地观摩弥撒的现场录像，可是他们却依旧安之若素，没有丝毫的急躁与抱怨。这是一种素质，而这种素质恰恰又是基于纯正信仰的结果。

还是明洞大圣堂的情景。每个星期天从早到晚，这里有多达10场的弥撒，每场弥撒都挤满信众。弥撒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信众向教会奉献。这时，在庄严悠扬的音乐伴奏下，唱诗班的歌声在教堂大厅里回旋缭绕，而人们则依次上前，将一万、五千、一千等面值不同的韩币庄重地放入募捐花篮里，没有人例外，没有人犹豫，也许在他们心里，早已把这种奉献，看成是自己实践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分。而看看国内的教堂，弥撒同样有募捐这个程序，可又有几个人在那里捐钱奉献的。奉献的做法虽小，但却反映了中韩两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差异，中国人皈依宗教，多出于功利的考虑，为的是多索取；韩国人皈依宗教，多出于信仰的驱使，为的是多给予。

正是因为有多给予多付出这样的初衷，韩国人为宣传宗教、传播信仰的努力可谓不遗余力，有时甚至到了“犯傻”的程度。

我的几位同事租住的房东一家是虔诚的基督新教信众，自从我的同事们入住开始，这一家人便对他们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带他们去教堂参加免费的韩语学习班；招待他们游览汉江；还时不时请他们享受韩式烧烤；目的就是一个，即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我那些同事的心中，争取他们能早早皈依天主，共蒙基督的荣光与恩宠。我那几位同事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当然不能为几顿烤肉而丧失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尽管不违拂人家的美意，烤肉是照吃不误)，最后只好让房东一家人深深失望了。

在韩国，宗教具有极其雄厚的社会群众基础。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5年度韩国宗教人口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全韩国4700多万人口中，有宗教信仰的，达到2500万之众，超过了无宗教信仰的人数(2180万)。而且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仍在呈示增长的趋势。这一点，用1995年的统计数据作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年全韩国人口数为4455万人，其中有宗教信仰的，为2259万人；无宗教信仰的，为2195万人。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之中，韩国人口总数增长约250万人，可无宗教信仰的人口却不增反减，在整个人口比例结构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又有了一定的增长。当在一个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众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时，这个国家的宗教基础自然是雄厚坚实、不可动摇了。

韩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以佛教与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为大宗)，占全体有宗教信仰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像儒教、圆佛教、甑山教、天道教、大倧教规模都比较小，多则十余万，少则数千人，而且地域分布已受限制，往往是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例如，儒教就仅仅流行于经济相对比较落后、风气比较纯朴和闭塞的安东、江陵一带。

同时，韩国的宗教结构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出韩国社会西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折射出韩国民众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自我调整。自1995年到2005年，韩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数递增了250万人左右，可是比较本土化的佛教只增加了4万余人；而儒教则更是不增反减，由21万多人，剧减一半以上，只剩下104000人左右。相反，西方文明的宗教载体……天主教，则迅速增长，由295万余人猛增到514万多人。由此可见，尽管不少韩国人在那里侈谈韩国是今天东亚儒教文化中心，中华古典文明在韩国保留得如何怎样，但客观事实却是，西方的强势文化正越来越主导着韩国人的精神生活。天主教的蓬勃发展，所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信息。面对这样的现实，再高谈阔论儒学的复兴、东方文化将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主体云云，不免是自欺欺人的“意淫”而已!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韩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数近10年有了较快的增长，已超过信奉佛教的人数，而且有进一步拉开双方距离的趋势，但是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主要是天主教部分的增长，信奉基督新教的人数在这10年中，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减少，由1995年的876万人，减至2005年的861万人。其绝对总数虽然仍大于天主教信众人数，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由1995年的近3倍，急速缩小为2005年的不到2倍。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值得宗教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个人的猜测是：天主教更注重家庭伦理，在堕胎、离婚等敏感问题上持比较保守(也可以说是稳妥)的立场，这对重视社会和谐、强调家庭生活、提倡礼乐秩序的韩国社会来说，或许更容易发生认同与共鸣。可见，韩国民众对西方文明的沟通与融合，也是有其主体性的理性选择的。

韩国的西方宗教 篇4

就西方历史而言,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法是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集合,认为法是上帝耶和华的意志,先知、国王是代天立法、治理世人,法律惩罚犯罪称为神罚。古希腊的法被视为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3)古罗马时期,宗教仪式和习俗的地位十分重要。Romulus创罗马城时,最早便是设立占卜官,并规定国家大事均要占卜。而后,Constantine皇帝归信基督教和法律确认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最终使罗马法与基督教融为一体。基督教涵盖了罗马帝国所有的人和物。皇帝既是教皇,又是国王,罗马法也被认为是自然法,基督教道德的工具。11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成为独立自主的法律和政治团体。近代西方最早的大学其主要教员分属神学,法学,医学。12至15世纪,教会要求大量新的管辖权,教会的权力扩张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教皇派遣使节以教皇名义行使司法行政权力,教会官员发展成庞大网络,教会法成为了进行的世俗法,法律成了教会统治的工具。法律是国家的地盘而非教会的地盘,是行政官员而非牧师的职责。新教改革实际上只是削弱了教会对世俗法的控制,但本质上,没有削弱宗教思想与法律的关联度。

中国发展的宗教,有不同于西方的种种特征。中国民间信奉的鬼神队伍庞杂,从神佛到活久的精灵。行业有不同的供奉的神,比如做工匠的拜鲁班,出海的拜水神龙王。神灵之间各有分据点,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按功能分,想生儿育女的求送子观音,想发财的拜财神。在这种泛神崇拜下,信仰就无所谓虔诚。人们敬神灵,不是向西方那样,因为原罪说或者因为神给人的终极关爱而单纯的信服,更多的是畏惧心和功利心的遮羞布。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人们对鬼神烧香磕头,大多带着目的。费孝通形象地描绘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供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对本行业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权力和神通。人们供奉鬼神是为了请求关照,寺庙许愿和还愿行为更是直接的利益交换。百姓因为不同的利益或情感需求,创造了各样的神灵。宗教信仰的功利化、世俗化,证明了宗教信仰的没落。

法律与宗教都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成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现代法律被看成是用以解决纠纷和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来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宗教则被界定为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他们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4)两者的社会功能具有互补性。宗教约束人的内心,法律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宗教宣扬因果报应,劝人向善,解释苦难,释放个体的怨恨,从而约束和协调社群行为,法律告知人的外在行为正确与否,从而调控社群关系。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认同化为信念,从而实现心理平衡,法律则通过立法对社会利益给予肯定或否定,对于社会纷争以司法方式化解而实现平衡。宗教与法律社会功能的多方面互补,说明宗教与法律精神内核的高度一致性,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它特有一套信条和仪式,使人们确立一些基本的真善美价值和信念。法律吸纳了宗教中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认为,法律与正义紧密相连,而正义观念往往受宗教的影响。(5)宗教是法律的渊源之一。真正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其教义包含着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思想,并与现代法律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相通。我国的宗教在事实上是为了巩固法律,巩固王权的统治而存在,甚至法律本身也是工具,也为巩固君权。

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式的政权统治,宗教的地位也一直是从属于世俗政权统治的。可以说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独立发展的宗教,求助于宗教以保全法律,就好比求盲人指路,无济于事。因为宗教信仰本身也面临危机、面临如何恢复其活力的问题。如何恢复宗教与法律的积极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政教分离原则,保障宗教与法律的和谐共处,宗教信仰呈现个体化和自愿色彩,法律的管理范围以世俗生活为限,而精神领域的信仰应当自由。再者,必须引导宗教的健康发展,当代宗教圣地,无一例外在回归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弘扬宗教的积极向善精神,利用政策法规宣传宗教中积极的思想,解释宗教中晦涩的部分,注重宗教对自身修为的提高,以宗教滋养、促进法律生长升华,宗教为法律提供其获得权威和尊重所必需的神圣性和正义性,并据此提升法律的品质,增加法律与宗教的互动。在法科教育内部,加强对自然法思想的一个传承,从了解,接受,认同,再到热爱,令法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慢慢淡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结合当今实情,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而非照抄,加入中国元素,使法律与宗教产生新的发展力。在内在和外在上促进法律与宗教的回归,相互提高。

摘要：若无宗教,法律易成僵死的信条;若无法律,宗教易变为狂信。随着法律和宗教的日渐分割,法律在信仰方面呈现弱势,宗教也日渐衰败,本文旨在研究中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关系,分析双方分离的原因,并得出对策。

关键词：法律与宗教,政宗合一,法律信仰,宗教信仰

注释

1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J].法律科学,1999(05):19.

2肖海英,吴青山.从<唐律疏议>看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3郭义贵.论西方法律与宗教的互动关系[J].中西传统法律,2001(00).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中西方宗教信仰的差异发言稿 篇5

黄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我代表第五组的成员来给大家展示我们组关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差异的讨论结果。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能给人们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帮助，因此，人们信仰宗教也就不足为奇。那么，什么是宗教信仰呢？宗教信仰则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中国人主要信奉的是佛教和道教。西方人一出生就会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由于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接下来，我将重点给大家展示中西方宗教信仰的差异。

首先，中国宗教的大众信仰具有多元化的信仰特征；而西方宗教的群体信仰则具有一元化的信仰特征。

在中国宗教信仰中，是以“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为崇拜对象，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要求“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这一信仰格局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以后成为中国宗教信仰的特征，无论任何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汉民族地区生根、开花、结果都必须纳入这一宗教信仰模式之中。这就是中国宗教多元化信仰特征的理论基础。对于一般信教大众来说，心中并不明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自己所崇拜的神。例如：从商者崇拜财神赵公元帅也有崇拜关羽为武财神；求子者尊奉子孙娘娘；从文者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从武者尊关帝为武圣；从农者供奉土地公和灶王神.....概括起来，中国的宗教信仰，其崇拜对象有天地崇拜、圣贤崇拜、英雄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其信仰形式，主要根据信仰者自已的需要、可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在心目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神。俗话说的好：‘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体现了中国大众信仰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因此，对于中国汉民族一般的信教大众来说，没有严格的教界之分，大多是既拜佛教的菩萨，又拜道教的神仙，还拜民间俗神和供奉自己的祖先，呈现出一种跨越教派的多元信仰特征。

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圣父、圣子、圣灵三个格位也是统一的，即所谓“三一论”、在基督教的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中，教义和教礼虽有差异，但都必须尊奉至高无上的上帝耶稣，必须纳入这一信仰模式中，这就是西方基督教一元化信仰特征的理论基石。具体的说在三大教派中又有许多宗派，他们在尊奉上帝为至高无上的神这一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对教义的解释和制订礼仪方面，又有所不同。因此，分属于各宗派的信徒，都受到教会的管辖，形成了各教派的社区，使得教会的信徒具有极为强烈的教会意识和教派意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教的群体信仰是一种教会信仰。综上所述，基督教在崇拜对象上的特征是一元化的，每个信徒是在特定的教派、教会和社区组织中来实施这种一元化信仰特征。

其次，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现实性；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教义意识。

中国人的多元化信仰源于其固有的社会结构。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农业生产为社会结构的主体。中国的民众主体是农民，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信神而不依靠神。中国人对待神养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习俗，正如孔子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其解释之意，祭神，神就在；不祭神，神就不在了。中国人形成了以现世的功利主义态度来信仰宗教的传统习惯，“有事”就求神拜佛，烧香叩头（这所谓“有事”或为求子，或为祛病，或为生财，或为祝福、辟邪、消灾等等），无一不足；无事则不登三宝殿。除了宗教节庆和所谓求事之外，一般信教大众是难得去求神拜佛。因此，在中国信教中，无论是佛教的信仰者还是道教的信仰者，并不会去领会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的主要内容，一般只知道“因果报应、积善积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简单宗教意识、他们并不会在宗教中寻找精神支柱，而只是希望现实愿望得到满足。佛、道的教团组织也并不积极地向信众讲经说法，进行传播，而是以“愿者上钩”的方式来传教。

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特征则具有较强的教义意识。由于西方宗教一元化的信仰特征和强有力的教派、教会、社区组织、加之西方社会具有宗教教育的传统，所以，对于基督教教义，大多数信教群众都有一定了解；对于基督教的创世论、三位一体论、救赎论、圣灵论、人性论、圣事论、恩宠论、终极论，大多数信徒可说出个一二三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身体力行地来遵守教义，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明知故犯的行为也是有的。但做了错事后他们通常都会到教堂忏悔，减弱自己的罪过，以达到精神上的解脱。而中国人进寺庙或道观，总是带着功利的目的，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而诚心忏悔。

最后，中国宗教的信仰社会是以皇权为主体的共处相争的方式来求得发展的，即所谓的“皇权思想”；而西方宗教的信仰社会是以教权为主体的相互排他的方式来求得发展的。

在中国宗教史上，各种不同宗教自从产生以来，都在皇权统领的共处前提下相互争斗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还没出现过国教，没有发生过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是以和平争斗的方式进行的。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比土生土长的道教兴盛，这主要是由于佛教适应了中国传统信仰习俗，如佛教没有把君亲教规废除，才得到朝野庶民的接纳，加之其“三世轮回”的因果说教比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死”的神学目的更容易被人接受。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时生时灭，是由于其他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并非由于中国宗教排斥异教所致。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几乎成为全民族的信仰，但在历史上并没有同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发生过严重冲突，更没有发生宗教战争，而是相互和平共处。总之，中国宗教的信仰群体采取的是各信其教而互不排斥的自主态度，他们在皇权的统领之下，各信其教，和平相处，有着极大的包容性，没有什么“异教徒”的概念。中华民族的这种包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本身地理位置。总之各个不同宗教在相互共存条件下求得自身的发展，这是中国信教群体的历史传统。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信仰群体是在硬性地排斥其他宗教的情况下求得发展的。在罗马帝国没落以后，基督教（天主教）教主首先迫使“异教徒”----法兰克国王和其人民---皈依基督教，然后就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逐步地把基督教扩大到整个欧洲，形成了以罗马教皇为核心的欧洲封建神权统治。由此，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将其他教徒一律斥之为“异教徒”而加以排斥打击，连尊奉（旧约圣经）的犹太教徒也难以幸免，甚至在中世纪末期把称为“异教徒”的十数万之众的女巫加以残杀，用数百年的时间发动了征服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在发现新大陆后的移民过程中，殖民者也以立法的形式强迫土著民族加入基督教团体。不仅如此，即使在基督教内部，各教派和宗派也是争斗激烈。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西方国家都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首先，美国《独立宣言》中第一次立下了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条文；尔后，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加以效仿，致使上诉历史上的那种具有火药味的排他性教派观念有所减弱，“异教徒”一词已不易听到了。但是，教派的排他性观念有时还会成为当今世界低度战争的典型，特别是当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结合在一起时，便显得更为突出。波黑冲突、北爱尔兰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中东冲突更是其典型，这都是这种冲突的热点。确实，西方宗教信仰群体的教派排他性观念要比中国宗教信仰群体的教派排他性观念强烈得多。

浅析西方宗教文化与声乐的相互影响 篇6

关键词：西方,宗教,音乐,作用与影响

一、西方宗教音乐文化的历史背景

(一)古希腊文化中的神话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写了希腊人为了取悦太阳神阿波罗而唱了整整一天的“圣歌”来赞颂他。在希腊,音乐深深地扎根于宗教生活之中,深受人们的喜爱。歌唱在祭祀和宗教仪式中占主要的地位,尤其是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有关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神话给音乐的创作带来的无限的空间,音乐创作的多样性也不断的推动着声乐艺术的发展,也对声乐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基督教声乐文化的发展

1、中世纪时期

1.1格里高利圣咏

格里高利圣咏是从希伯来音乐发展而来,是一种无伴奏的单声部的齐唱音乐,被称为“单声部圣歌”,又或者是“素歌”,其内容来自于《圣经》,并专用拉丁文演唱,现代的调式音乐也是以格里高利圣咏的调式为基础的。

1.2赞美诗

赞美诗对中世纪的艺术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赞美诗的内容主要是来自《圣经》中的篇章和祷告文,旋律清晰, 容易鸣唱。每个人都希望将自身最美的歌声献给上帝,这也进一步的不自觉地推动了声乐的发展,唱诗的过程也变成了摸索声乐发展的过程。

1.3复调音乐

13世纪,复调音乐在教会音乐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并在后期的发展为两种多声部音乐体裁:经文歌和复调合唱歌曲。经文歌的出现让原本单一的歌唱曲调变得立体,使赞美上帝的歌唱更加辉宏,并最终取代了奥尔加农和复调合唱歌曲。

2、文艺复兴时期

2.1世俗音乐

在1520-1600间,欧洲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器乐开始得到发展,世俗音乐得到广泛的传播,许多赞歌也开始运用世俗旋律,使得宗教音乐旋律丰富多彩,宗教音乐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

2.2弥撒曲

在文艺复兴思潮的有力推动下,欧洲的宗教音乐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宗教音乐的类型主要是弥撒曲和经文歌。

在弥撒《慈悲经》中,可以看出每个相邻的音程之间的度数都不超过二度,因为为了让人的声音更加和谐,并有庄严肃穆的感觉,所以在当时多以合唱哼鸣的曲调为主,哼鸣在声乐当中很重要,要寻找到共鸣点并非简单的事,因此, 声乐的发展又寻找到了新的起点。

2.3经文歌

文艺复兴时期,经文歌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文歌的出现让宗教音乐旋律变得丰富起来,而不再是死板庄重的旋律,作曲家们的自由发挥也被得到了肯定,乐曲的节奏形式也来世变的多样化,对于歌唱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3、巴洛克时期

3.1清唱剧

清唱剧又被称为“神剧”,这种大型的声乐作品常在音乐会中演出,篇幅较大,有鲜明的戏剧情节,更加富有戏剧性和史诗性。清唱剧来源于宗教戏剧,常以圣经故事为题材, 包含了祈祷,叙事,戏剧,忏悔等因素。巴洛克时期的清唱剧一般会运用咏叹调,宣叙调、二重唱等表现形式。

3.2康塔塔

康塔塔主要是单声部或是两声部的歌唱音乐,没有合唱。康塔塔的结构比较小,没用清唱剧的那么恢弘,也不像歌剧那样具有情节,但是康塔塔非常注重气氛的渲染和情绪的表达。康塔塔一般运用独唱和重唱的表现形式。

巴赫和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创作让声乐的演唱形式更加多样化。

二、当代教会音乐

(一)赞美诗丰富的情感体验

在中国,基督教的音乐形式多种多样,旋律结构简单, 有的乐曲还融和地方曲式的作曲风格,而且也经常会看到五声调式的赞美诗,在现在的教堂中所唱的赞美诗已经颠覆了我对赞美诗的概念,我以为,赞美诗是用来敬畏赞美上帝的, 因此应该庄重神圣,甚至应该略带压迫感的,但是,从当今的赞美诗来看,我的想法太过片面,人们在教堂中表现得不仅只有敬畏,更多的是喜乐的情感,赞美诗中带有很强烈的情感色彩,每个教徒都会通过自身的理解去诠释每首赞美诗。

(二)选择适当的声乐唱法

《圣哉三一歌》这首赞美诗对声乐的素养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想唱好这首是个并不简单,看似简单的旋律,却充满了庄重神圣的情感,这首歌曲如果用通俗唱法来表达,从根本上是绝对无法去表达人心中的敬畏感,当教徒们不能够明白其感情色彩时就应当用钢琴诱导他们,在旋律和歌词的同一中寻求唱诗的灵感,而不是用枯燥的理论性的知识去指导他们,因为大部分的教徒对乐理知识都不是了解的很多,更多靠的是乐感和平时多次的模唱训练。

原本我以为,一个有唱歌天赋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老师的带领,就不会有多么大的成就,但是,在教会唱诗的生活中,我的这个观点让我羞愧不已,在教会中,唱诗唱的好的人很多,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什么人指导, 他们靠的仅仅是“兴趣”和一颗虔诚的心!我将我的这个想法运用到了教诗的过程中,就《圣哉三一歌》为例,首先, 最先决的条件就是每个教徒都对尝试充满了“兴趣”及浓厚的感情;其次我会让他们读诗,反复地读,用心地去感受歌词的意境;再者就是将乐曲反复的用钢琴演示出来,让他们结合歌词去聆听感受乐曲的内涵;最后便是思考,思考这样的赞美诗应当用什么样的声乐唱法去表达。我觉得这样的过程不仅仅是在教会音乐中运用,而是每一个学习声乐所应该做到的。声乐不仅是建立在技术之上,更重要的是情感的融入与表达。

三、小结

韩国的西方宗教 篇7

一、悲剧人物人生轨迹的改变

亚瑟是《牛虻》中的男主人公, 他是一位热情单纯的意大利天主教徒, 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勃尔顿家族。[2]45亚瑟的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詹姆斯、托马斯在家族信仰上是新教徒, 他们两人颇具绅士风度, 对亚瑟慷慨大方, 而琼玛则是能够关心和安慰他孤寂心灵的女友, 神父蒙太尼里更是对亚瑟疼爱有佳。当时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吸引着热血青年, 亚瑟接触到革命的浪潮之后, 由于一次误会被深爱的女友琼玛深深伤害, 接着又了解到自己所仰慕和敬爱的神父竟然是欺骗自己多年的亲生父亲。神圣信仰的崩溃使他伪装出自杀假象, 击碎信奉的耶稣像, 远走南美热带雨林。他度过了几年非人般的生活, 经历的苦难的折磨与革命的历练, 他变得刻薄、讽刺却坚韧顽强。他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重新与心爱的女子一起为革命奋斗, 却由于崇高的信仰而不能和她在一起。化名为牛虻的亚瑟最后死在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手中, 他的一生为自由契而不舍地坚持, 与虚伪的教会坚持不懈的斗争, 他最终的英勇就义留下了动人的传奇故事。

虚竹, 金庸先生著作《天龙八部》里的主要人物。他原本是少林寺一个普通的僧众, 或者说最多是个小沙弥。他至小便在少林寺长大, 涉世不深, 性格憨厚木讷, “聋呆无知”。[3]491所受教诲全是一心向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禅语道德经。他以一颗平常心看世界, 名利不为动、功到自然成。本来像他这样一个人应该很难习得高潮的武学, 但是却机缘巧合地使他学得了无上武学, 真是“有意栽花花不成, 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尽得逍遥派无涯子、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三大高手的全部内力, 又到“灵鹫宫”的洞窟中大肆研修逍遥派的上乘武学, 在神功初成之际又以一人之力将准备挑战少林寺的吐蕃国师鸠摩智击退, 又当了缥缈峰一群女人的领袖。作为和尚, 虚竹对佛的信仰不可置疑, 是不能乱破各种戒律的。可是, 他不光杀鹿还喝鹿血, 还破了淫戒, 在西夏王宫的冰窖里和被天山童姥掳来的姑娘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事, 由此而最终和这位“梦姑”结为连理, 成了西夏驸马。这样的经历使虚竹这样一位孤儿是奇迹般的转变。在少林寺的武林大会上, 他喜逢亲生母亲——四大恶人之二的“无恶不作叶二娘”, 又惊悉亲生父亲是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玄慈丑事被揭发后, 为保少林寺清誉, 先受杖责, 后以内功自尽, 叶二娘旋即自尽殉情, 虚竹在一天中由重遇双亲的极喜骤跌到父母双亡的低悲, 其命运甚是可怜。

二、宗教的“善为”因素体现

《圣经》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构建的准则, 在西方世界里经过了足够多的考证与修改, 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金科玉律”, 而它做体现的“善”的教义与“赎罪”的旨意更是充斥着各个人的大脑。每一条教义, 对于信徒而言, 都是处理某种显示矛盾时的一种必须执行的标准。在逻辑意义上, 其绝不可能出现没有实际价值的教义, 那么究其根源, 出现这样的教义, 是对其他宗教 (信仰) 体系的排斥。所有的宗教 (信仰) 皆不是在同一根源之上由逻辑推论演绎而来, 而是一种强加性的准则系统, 指导人类的行为和选择。亚瑟是神学院的好学生, 他热爱上帝, 热爱蒙太尼里主教, 热爱琼玛。年轻的他的眼中一切都是无害的, 充满希望的。他的信仰简单而纯洁。耶稣像是他的上帝, 是他崇敬的主教, 是他心爱的姑娘啊!他可以快乐地跟主教去阿尔卑斯山区去度假, 他甚至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意大利, 或者说他将上帝看成意大利的希望。直到他年轻时入狱的前一刻, 他竟然将战友们的秘密行动透露给卡尔狄神甫, 正是他对上帝和宗教的信任与爱, 使他轻易被身为密探的卡尔狄神甫所诱骗。基督教义中的“仁爱、互信”的光环在一刹那间仿佛脱下面具的豺狼一般, 彻底击碎了亚瑟心中对人性的最后一丝希望和善意。最终他用铁锤打碎了心爱的耶稣蒙难像, 与教会决裂。

佛教讲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济世情怀。倡导“向善”“弃恶”的教义。而虚竹作为一个由普通的少林寺弟子由于一系列际遇最终成为一代宗师的过程, 就是一个渐恶的过程。这种恶从人一出生就开始了。因而佛门中并不宣扬人性本善, 而是宣扬人心向善的。虚竹就是一个恶果的化身:他的父亲玄慈大师经不住叶二娘引诱而做了破坏了佛门清誉的事, 使得虚竹成了见不得人的私生子。虽然虚竹二十年来一直是在佛门中度过, 但是他没有做到六根清净。在西夏王宫中, 他与他口中的“梦姑”做下了苟且之事。而且他不断得破戒:肉、酒、色、欲、念, 都是一回后至许多回的。虚竹的经历则证明了人性是一个渐恶的过程, 直至他本身最后因为私生子的身份而变得不纯洁。这一切都给了虚竹这个一心向佛的、却不住得往红尘坠落的少年产生了无数的困惑。自卑、自责的心理让他在理想上变成了孤独者。佛家讲解“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可是虚竹果断坚决地“剃光了头发”, 穿回了那套破僧衣, 回少林寺继续做和尚时, 却被排除在正宗佛门之外, 这也恰恰说明了佛家对待错误并没有自己宣扬的那般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所以说, 崇尚佛性的虚竹其实最终是孤独的。他的佛法, 他的侠义, 都深深烙上了他的孤儿身份和孤独意识;他的人生, 他的理想, 也是为人世认可的孤独人生。他的人生, 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悲剧。

亚瑟最终死在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蒙太尼里手中, 他的死是他不可改变的命运。他的一生是不幸的, 但它并不是一个悲剧, 他为理想奋斗过, 为爱挣扎过、痛苦过。他死于自己的奋斗事业里。信仰本身无对错, 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被冠以错之名并将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虚竹最终也被撵出了佛门之地, 他的憨厚、真诚和仁慈都是佛家一直宣扬的, 其实他的屡屡破戒违规, 是人性的力量, 佛家处处限制人欲、人性, 而虚竹出寺之后, 内心深处的人性、人欲被激发, 对佛的信仰终究敌不过人性、人欲的力量, 最终破戒还俗。

参考文献

[1] (英) 海丁氏, 上海广学会编译.圣经大字典:中英对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2] (爱) 伏尼契著, 马亚静译.牛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韩国的西方宗教 篇8

关键词：明清,宗教,寺庙,教堂,特征,比较

一、中国明清宗教建筑特征

在中国明清时期, 佛教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宗教形式。因此, 中国的宗教建筑主要体现在佛寺建筑上。我国现代留存下来的佛寺, 多数都是由明清两朝代重建或新建, 布局模式比较规范单一的, 总体呈对称分布。大体布局为:山门殿、天王殿, 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楼、鼓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 东配殿常为伽蓝殿, 西配殿常为祖师殿。后部配置法堂、藏经阁等, 或设在两侧小院中。明清大寺的特点就是它们多在寺侧一院另开辟罗汉堂。

从结构上来说, 在此时期的中国寺庙建筑上出现了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 这种砖结构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就是一座“无梁殿”, 它是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 这座殿分上下两层, 明七间暗三间, 面宽有28.2米, 进深16米左右, 砖券而成, 三个连续的拱并列, 左右山墙成为拱脚, 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 型制奇特, 雕刻手法也十分精湛, 宏伟壮观, 绝对是我国明清时期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

还有一些新的样式值得注意, 就是这一时期琉璃塔的出现。

明代时期琉璃制作技术提高了, 把琉璃作为一种饰面材料用于建筑上, 以陶为底, 表面带有铅琉璃釉, 因为成分不同而产生许多颜色。尤其是清代将其使用范围大为扩展, 如琉璃牌楼、琉璃殿、琉璃门等, 甚至贴饰于整座佛塔表面, 就是琉璃塔。琉璃工艺以山西工匠的水平最高。现存山西洪洞广胜上寺飞虹塔就表现出了当时琉璃制作技术的高度水平。

二、哥特式建筑特征

哥特式建筑是以法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是是它最大特色所在, 在设计中追求营造一种轻盈修长的飞向天宇一般的感觉。建筑具有竖直向上的线条感、恢弘雄伟的外形和内部宽阔的空间。再加之以镶有彩色玻璃的长形窗户, 将教堂内的宗教气氛渲染得十分浓厚。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独特之处就是每一种构造元件都非常高耸尖细。整个建筑有种似乎完全不受重力影响的感觉, 伸展到另人目眩的高度, 让人们觉得似乎能透过教堂那尖细垂直的屋顶, 通往天堂。

哥特式建筑减少了台廊和楼廊, 增加侧廊窗户的面积, 整个建筑运用大面积的排窗来修饰。这些高大的窗户在起到装饰美观的同时也承担了墙体承重的功能。窗棂也有十分精巧复杂的构造工艺。聪明的设计者们将从阿拉伯国家学得的彩色玻璃工艺应用其中。彩色玻璃窗以红、蓝色为主要构成, 蓝色象征天国, 红色象征基督的鲜血, 它们将玻璃拼组成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宗教故事, 不识字的民众们看到这些, 也会如同读到圣经一般受到教义的感染。

另外, 哥特式建筑的柱形截面已不再是简单的圆形了, 而是多根柱子组合在一起的形状, 使得竖直的线条感得到强调突出, 更加的衬托出了空间的高耸挺拔。整个建筑看上去线条简洁干练, 外观宏伟壮丽, 而内部又十分开阔明亮。

三、明清宗教建筑与哥特式建筑艺术比较

从古代文献记载或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 在平面布局方面中国建筑是一种简单明了的组织规律, 即都是由若干单座的建筑体和一些围廊、围墙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由此明清宗教建筑也便沿袭了传统, 一般地说, 中国封建社会有个“长幼有序, 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 因此多数的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 通过前院才能到达后院, 中国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 与欧洲建筑相比, 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哥特式大教堂的外部与内部都有同一特点——轻盈垂直的飞天之感, 一系列的正门、窗户、拱和雕像打破了外部墙壁的紧密结构, 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空当, 产生飘然超脱尘世之感。正西的塔楼加强了整个建筑物向上升腾的印象。而中国的古建筑却像一幅中国画长卷, 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 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

1. 凡人的居住地与神的居住地

在古代的中国, 相对于皇帝的权威, 神权始终没有占据上风, 历代皇帝对于宗教也是采用的利用心态, 佛家与道家的思想都是被用作巩固皇权, 为皇权服务的, 而一旦宗教和皇权产生矛盾, 就会被坚决抵制。可见宗教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的同时却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 这也在中国的宗教寺庙建筑的设计上体现出来。中国宗教建筑的规模是禁止超过代表皇权的皇宫的。

而在西方, 建筑不仅是人们用作遮蔽风雨的居住场所, 还是遮蔽灵魂的地方, 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西方哥特式的大小教堂建筑说明上天与人间的对立。坐落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就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一代佳作, 它是由两座最高塔作为主门, 内部以十字形平面为主体的建筑群。高塔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 直向苍穹, 将人的视线引向上天, 象征人与上帝沟通的渴望。内部空间高达宽敞, 彩绘玻璃窗是其最为独道的地方。在高大墙柱的墙壁几乎被总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的数个高大的窗子所取代, 而且全部镶着彩绘玻璃, 这种玻璃透过阳光的映射呈现多姿多彩的斑斓, 让人仿佛走进了神的居所。巨大的拱型穹顶由硕大的圆柱支撑着, 拓展出一个天堂般辽阔高远的空间。踏进教堂, 仿佛一步跨入了天境, 建筑的每处细节都意在表达天堂的宏伟气势与同人间世界的巨大差异。

2.“写意”与“写形”

论及审美行为, 中国人的理念偏于抒情, 重在意境的表达;西方人追求偏于写实, 重在形体的塑造;中国人偏于理想美的寄托, 西方人偏于现实美的享受。这一理念也就影响到了建筑之中。中国宗教建筑都是带有传统中国画的绘画风格的。中国画中对意境的塑造, 都是用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水墨线条来表现。明清时期的寺庙建筑就像中国传统宗教建筑一样。类似国画的水墨线, 在建筑之中就变成了柱、梁、额、椽、拱等, 而且就像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 每一处建筑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离开了它们就没有了整体完美的感觉。

欧洲教堂建筑是属于雕刻式的。“面”是它们的出发点, 具有强烈的体积感, 重在雕刻写实, 它利用墙和屋顶, 塑造出一个高大宽阔的天堂, 从视觉形体中直接感染民众。

明清寺庙建筑和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让我们觉得有意义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是整个时代的创造, 产生时间相近, 而不是个别的建筑师的作品。明清时期虽然有所突破, 但大都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手法, 所有的建筑都和时代紧密联系。建筑是表现为活的、变化的、不断更新的一种空间的时代意志。建筑艺术写出了各个时代的历史, 各个历史时代因为其建筑风格而得名, 建筑依赖于自己的时代, 显示出时代的面貌, 是时代的真正标志, 它也是一门象征艺术, 它能象征性地表现出设计者与建造者的精神, 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相当具有美学价值。其次他们都是从世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经过千百年的考验, 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 是劳动人民创造成果的总结, 它不是一个人一时间的创作, 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史-建筑雕塑篇》.史仲文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2006.

中西方宗教价值观比较 篇9

在中西文明的历史上,上帝曾一百次地被人打倒,奇怪的是它每每又改换装束,一百零一次奇迹般地走上新的历史舞台,接受人们新的审判。这既是历史的魔术,又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与文明之谜。那么,中西不同的宗教价值心态,两种不同文明的文化价值规范的异同之点到底是怎样的呢?

1 中西宗教价值的终极价值取向

西方的宗教因为注重现世与超越世界的绝然相分,这必然产生一种对超越世界的绝对的追求。这种以终极的绝对尺度作世俗人生的衡量标准,导致人生的生命价值取向,一者是对现世的一切功利价值持否定态度,这种对世俗人生的价值态度,在制度化的基督教早已日落西山之后,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仍在西方文化中顽强表现着,浪漫派的人生观直到萨特、海德格尔等的存在主义思潮,都表现出对世俗人生的这种心态。

中国的宗教不重彼岸世界,这使得中国宗教的价值观尽管也面向终极(天帝),但主要立足点为现世人生。因此,价值的主导倾向是在伦理的基础上作世俗与终极间的调和,所谓“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就可看出中国人价值的主导性格。这种价值态度,使中国人产生了极浓的人文伦理倾向与守中庸的价值品格,这产生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特有的传统人格与世俗君王的无上权威(最高宗教祭师),这使得中国人的价值心态,很少有西方式的对现实的清醒反思与理性批判,而是在现实功利上衡量得失,即使搞革命,也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与情绪化倾向。这种重现世的特性,即使在作为出世的中国宗教中,也以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如道教,它的超越境界是仙,这似乎是一个彼岸世界而接近于西方的基督教,其实不然。

总之,中国宗教的终极价值与西方基督教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产生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生命价值与文化的流向,西方式的终极价值观,促成了他们资本主义在近代的胜利,而中国式的宗教价值心态,一定程度阻碍了科学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的成长,这使得我们自19世纪开始被作为西方侵略的弱国与东亚病夫,甚至在今天,某些价值心态还在作用着,作为中国今日现代化的障碍与阻力。

2 中西宗教价值的人性价值取向

西方基督教注重终极世界的超越,对世俗人生中的人性持一种悲观的看法:人因生而有原罪,人性是恶的。但这个恶不是一般功利意义上的缺德之类的含义,而是人性是天生不完美,残缺的。这种从根本上否定世俗人性合理性的观点,使得对现世的人性永远抱悲观的排斥态度,因此对现世人性的最终改造与得救问题从不感兴趣。

中国的宗教,因其现世品格,对人性持有一种全然相异的态度:从周代始认为天道反映在人心中,人自然具有了天的“德”,人生而具有“德性”,的能力。荀子的“性恶论”,也没有否定人有向善的能力,而是认为欲望等蒙蔽了这些能力,而欲望是天生的,所以人“性恶”,但只要去除欲望的蒙蔽,人的向善能力又会显观出来。这种对人性向善能力的坚信与肯定,必然提出人的德行的重要问题,儒家讲人格修养,道教、佛教讲去恶从善的“积善”以求超越,禅宗讲注重内心锻炼的禅悟。现世的人性历炼与修养及其德行的讲求,使得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对现世人生的乐观态度。

3 中西宗教中的伦理价值取向

西方重视彼岸世界超越的价值取向,导出人生而有原罪,中国宗教的现世性格,导出文化心态的德感倾向。这两种价值心态引出两种全然不同的伦理价值观。

中国宗教中注意人自身的“德”的品性,使中国人的超越性是以个体为出发点,以个体伦理的行为与实践为途径的。这种超越的特征,一方面以自身的心为基础,但必须让行为面向他人(“积善”之类即是),以证实自身的品性的高下,这种以自身为出发点,以他人为对象,最后以自己的品行的实现为归宿的超越途径,必然要使他人与自己互相渗合,这个过程既要求心灵不断调整与体验,又得时时注意行为的整体效果,这使人的超越的伦理行为,成了一个思、体验、行的综合不分的动态系统,这种动态系统即为知行合一,并且具有极强的伦理品格与功利倾向。

西方基督教的伦理出发点,以二元分裂的自我为基础,这确实导向了西方文化中的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与矛盾,而且西方自古的哲人,都为了解决这种冲突与二律背反而绞尽脑汁,这也是西方伦理甚至文明,经常出现危机的内在原因。但有一点,西方这种二元对立,产生了伦理的个体发展与契约化的两极肯定,这使得西方人一方面有人群交际中伦理的契约与个人的义务感与责任感,一方面个体的感性欲望在不违反契约前提下有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随着近代科技文明的高度发达与社会分工的高度深化,个性生命与法制成为必要的前提,正是这一点,西方人取得了工业革命的成功,而中国则迟迟未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走出决定性的一步。

中国以人心为基础的宗教超越途径,往往使世俗的善与人伦道义作为人们行为选择的依据,这使人们的行为带有更多的道义亲情性质,从而带上了人群普遍的性质。但问题却在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要求人们的行为,带有大机器时代的机械性与效率观念,中国的“君子为义不为利”的行为规范必定与这要求产生冲突。确实,义与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马克思·韦伯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要想在世俗生活中使两者达到完全和谐,永远是一种梦想,人们只能在自身文化发展中尽量协调这两者的关系。而对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态度而言,必须在泛道德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给世俗功利以更高的地位与肯定,这种转换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国人的重义轻利的行为选择方式,也会对主体要求与欲望给予漠视与压抑,这对充分发展和确保人的权利与个体尊严是不利的。

西方人不像中国人主要重视人性中向善的能力与人群中伦理的功效,而更多重视个人的意志。这种观念,自尼采、柏格森到存在主义,得到了现代意义的阐发,并成为一种文化热点。

参考文献

[1][法]沙百里(Jeancharbonnier).中国基督徒史[M].耿生,郑德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黄幸平.西部农村“信仰流失”警示.望新闻周刊,2007(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renren2b.中国宗教教徒知多少[EB/OL].http://www.jysls.com/thread-130441-1-1.html.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韩国的西方宗教 篇10

(一) 罪是什么——罪本质初探

基督教对于罪有原罪和本罪的区分。原罪为出生即带之罪, 源于神话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罪, 此罪是人类无法自赎。奥古斯丁说, 罪“出生之前本就已在祖先亚当身上存在了, 亚当与他们具有种的同一性, 所以亚当犯罪, 他们也就参与了。这就是原罪。”[1]本罪是现实背负之罪, 是人类在洗去原罪之后违背神意之举, 侵犯上帝荣耀的行为, 是在世俗世界所犯之罪。

原罪和本罪都明确表达了违背上帝旨意就是犯罪的观念。在世俗世界, 上帝的旨意物化为《圣经》。“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的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2]通过立约, 上帝与人类达成交易:人类只要永生永世尊崇上帝, 上帝就赐予人类富足安定。对于这项交易, 耶稣秉承着成全的态度,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3]这里的“律法”是神人之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见, 遵守约定是《圣经》所要表达的最高神意, 违反神人之约才是犯罪的深层本质。近代刑事法学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 这和基督教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不同之处仅在于因契约主体不同而对契约性质产生不同认识。

(二) 何为犯罪——受“人间法庭”审判之罪的特征

教会在同世俗当局争夺管辖权中, 逐渐区分罪孽与犯罪这两个概念。罪孽, 即是对上帝法律的违反。犯罪, 即是对世俗法律的违反。教会宣称, 他们对一切罪孽具有管辖权。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 西欧的神学家和法学家对罪孽作了区分, 他们认为有些罪孽是仅仅针对上帝的犯罪, 只能由上帝进行审判。另外有些罪孽则是针对教会的犯罪, 教会拥有通过它的法院进行审判的管辖权。

阿伯拉尔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教会法院确认罪孽的三要件说:第一, 罪孽必须是严重的, 必须达到教会法院规定的应受惩罚的程度。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认为, 只有不赦之罪即宗教上的死罪才能构成犯罪。第二, 罪孽必须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 有罪的思想和欲望只可以由上帝加以惩罚。第三, 行为必须对教会造成滋扰, 对教会产生不利的声誉影响。

阿伯拉尔对罪孽要件的设想, 隐含了教会法院对刑事罪孽特征的认识, 这种认识与近现代刑事法学对犯罪特征的界定竟然可以呼应。

在第一个要件中, 首先, 罪孽须为宗教上的死罪表明罪孽具有违法性, 因为宗教死罪必然是严重侵害教会的犯罪, 也必然是严重违反教会法律的行为, 这点与近现代犯罪的刑事违法性特征在违法性上达成一致, 不同之处是其违反的具体法律不同。其次, 罪孽须达到应受教会法院规定的惩罚的程度, 这点与近现代犯罪应受惩罚性特征相一致。在第二个要件中, 罪孽必须表现为一种外在行为, 这点与近现代犯罪的客观存在性相一致。在第三要件中, 行为对教会的滋扰后果从侧面反映了此项行为的危害性, 这与近现代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特征在危害性上达成一致, 不同之处是其危害的损益对象不同, 一者是教会, 一者是社会。

(三) 罪为何产生——人犯罪的根源

奥古斯丁从原罪论中推导出了人有“自由意识”的结论, 并认为, 原罪赋予人的“人性本恶”和“自由意识”是人犯罪的根源。

“自由意识”得到了众多法学家的发展, 他们强调, 罪既然是人滥用“自由意识”的结果, 那么人理所当然是承担罪之惩罚的主体。“犯罪意味着有罪, 有罪的人对此要负责任;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可以自由选择的人, 才能使罪犯。因此, 如果人有罪, 他必然曾经是自由的。”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 他自己是罪恶的承担者。”[4]因此, 对犯罪之人施行刑罚是正义的, 是符合道义的。刑罚发动的合理性在于人有“自由意识”, 而这种“自由意识”与近现代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中所注重的“主观方面”的性质是相似的。

二、救赎说与刑罚认识的初探究

(一) 上帝的正义与刑法的正义

上帝是慈爱的, 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宽恕人类的罪孽呢耶稣受上帝之命来人间为人类赎罪, 却只涤清了原罪, 为什么不将本罪也一起涤清呢因为“如果这样做将使由于罪孽而扰乱的宇宙秩序得不到恢复, 由此产生的混乱将造成正义的缺乏。宇宙的正当秩序、上帝的正义或公正要求价款得到偿付。安塞姆指出, 仁慈是正义的女儿;它是从正义出生, 并且不能与正义作对。正是上帝的仁慈使人生存, 并实在地给予他赎罪的机会, 虽然人曾执意地辜负乐园中的神圣信任。”[5]

从上帝的正义观中, 安塞姆发展出了正义的“报应”理论, 他认为, “正义要求每一项罪孽 (犯罪) 都要通过有期限的苦难而偿付;要求该苦难, 亦即该刑罚与罪行相当;要求被违反的特定的法律得到恢复 (‘复仇’) ”。[6]该学说对刑事法学的发展影响甚大。首先, 刑罚是人违反法律的代价, 是对法律的报偿而非对受害人的报偿——这个从具体报应到一般报应的认识转变, 为刑法的正当性奠定了基础。其次, 刑罚与罪刑相当的理念与后世刑罚应与违反程度相适应的刑法正义观的理念是相一致的, 为刑事法学上刑事责任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二) 惩罚的救赎性与教会刑罚的发展

因为上帝的正义, 人类要对本罪进行自我救赎, 其救赎又有生和死两个时期。

生时期, 人类在俗世世界里赎罪。“补赎、恢复荣誉以及和解:这就是对于犯罪或罪孽的救赎所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7]死时期, 人类在炼狱中继续赎罪。炼狱是“被作为对单个基督徒灵魂的暂罚:由于经过洗礼, 他们都免于背负‘原’罪 (或天然之罪) 之债;不过正义却要求他们为着活在尘世间时没有完全赎清的‘个人的’ (或实际的) 罪而在死后受到惩罚”。[8]

可见, 基督教是肯定惩罚的, 接受惩罚就是在“涤罪”。为了使惩罚的救赎作用发挥最大, 或是扩大惩罚范围以使所有人可借助惩罚而赎罪, 教会选择用法律承载惩罚。于是, 惩罚法律化为刑罚, 正当且有效力。

三、神学思想与刑法原则

平等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不论王公贵族、还是贫民百姓, 所有的人都生而有罪, 都要赎罪。在末日, 罪过是上帝审判的唯一依据, 教皇、皇帝、农奴和土匪都不分身份的在一起受难。这种罪平等、审判平等的思想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近现代刑法原则相一致。

“律法”即法律是神人之约的重要表现形式, 《圣经》上说, “律法是罪么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不必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9]12世纪, 彼得·伦巴德将此项原则精辟地表达为“若非已有禁令, 罪孽亦不存在”。18世纪, 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充分秉持该原则, 促使其转化为近现代所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

基督教在“末日审判”说里多次表述, 上帝会化身正义的法官, 根据罪过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惩罚, 这种观念与近现代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追求实现正义这一法律价值上达成了一致。

以“律法”指代“神人之约”之实, 表明法律受到过神学的孕育。由于基督教思想晦涩玄奥, 法律常因其神性光芒的掩盖而失去轮廓。但通过分析历史, 我们仍能找寻到基督教思想中存在的法律身影。虽然基督教在现代对法律的影响越来越小, 但其对法律形成和发展所做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摘要：为了推崇神性权威, 基督教积极构建基督特色的精神世界, 并锲而不舍地与王权争夺管辖权, 导致了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离, 神法和人法的分化, 深深影响了西方近代法律的发展。“原罪论”、“救赎说”、“末日审判”等基督教核心思想, 虽然神性浓厚, 但其对犯罪和刑罚的认知对近现代刑法及刑罚的观念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原罪论,救赎说,刑法原则,宗教渊源

参考文献

[1]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210.

[2]衣家奇.基督教与刑法—对近现代刑法宗教渊源的解读[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 (1) :20.

[3]衣家奇.基督教与刑法—对近现代刑法宗教渊源的解读[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 (1) :20.

[4][美]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160-161.

[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217-218.

[6][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222.

[7]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221.

[8][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