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儿童（精选十篇）
生态移民儿童 篇1
社交退缩这一概念很长时间以来在国内外均未有明确的界定, 目前学界较为认同Rubin和Asendorpf (1993) 的定义:社交退缩是指在交往场合中, 独自一人, 不与他人交往的行为表现[4]。而社交退缩行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儿童行为的发展不仅受到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 也要受到家庭、学校等环境的影响[5]。本研究采用调查法对移民儿童的社交退缩行为进行初步研究, 同时分析其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完善生态移民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研究, 提高移民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分层抽样方法, 从宁夏9 个主要接受生态移民地区的生态移民聚集区各随机抽取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 共18 所学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 进行整班调查。从中选取在移居地居住时间超过6 个月的2653 名生态移民学生为研究对象, 年龄6~16 岁, 其中男1369 名, 女1284 名。排除合并严重躯体疾病、精神发育迟滞及精神疾病等的儿童。
1.2 判定标准问卷调查法是研究社交退缩行为常用的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几个问卷对所选研究对象进行评定。
1.2.1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本研究采用该问卷家长版第三部分行为问题部分进行调查, 共113 题。以6~11 岁男性社交退缩因子>6 分, 6~11 岁女性交往不良因子>13 分, 12~16 岁男性抑郁退缩因子>10 分, 12~16 岁女性交往不良因子>13 分记为退缩行为存在。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6]。
1.2.2 家庭环境量表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 采用费立鹏等[7]第三次修订的中文版本进行调查, 包括10 个维度, 共90 题。
1.2.3 我的班级环境问卷 (My Class Inventory, MCI) 采用江光荣[8]编制的班级环境问卷进行调查, 包括5 个维度, 共38 个题目。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1.5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多样本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用Logistic回归法进行退缩行为与家庭环境、班级环境的相关分析, 以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是否为留守儿童间社会退缩行为差异比较分别以性别, 年龄组、民族、是否为留守儿童为自变量, 对生态移民儿童的退缩行为做t检验, 结果显示:男性的社会退缩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男性与女性在很多心理特征上的差异较大;两个年龄组之间社会退缩行为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在民族和是否为留守儿童在社会退缩行为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退缩行为与家庭环境、班级环境的相关性分析社会退缩行为与家庭环境中娱乐性和组织性呈负显著负相关, 与班级环境中的竞争呈显著正相关。家庭环境与班级环境中亲密度、情感表达分别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呈显著正相关;矛盾性与同学关系、秩序与纪律呈显著负相关, 与竞争呈显著正相关;娱乐性与同学关系呈显著正相关;道德宗教观与竞争、学习负担均呈显著正相关;组织性与师生关系、秩序与纪律均呈显著正相关;控制性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秩序与纪律均呈显著正相关,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 表示P<0.05
2.3 家庭环境、班级环境对社会退缩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班级环境对社会退缩行为有显著影响, 有2 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这2 个变量可以解释退缩行为5.4% 的变异量, 它们分别是组织性和娱乐性。班级环境对社会退缩行为的影响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有竞争这1 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可以解释社会退缩行为1.6% 的变异量。其中组织性和竞争性对社会退缩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竞争对退缩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见表3。
3 讨论
3.1 社会退缩行为与性别、民族、年龄、留守儿童特点的分析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在多个方面均表现出差异。其中男女性别间比较男性大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性别常是导致不同个体具有认知与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Swann, 1988) , 现有的研究也均提示性别是影响儿童各方面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同性别儿童在行为的区域选择, 方式选择上均存在差异[13,14]。退缩行为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本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这种差异与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及对男女性别的社会要求不同有关[14]。而CBCL量表中对男女性是否有退缩行为的评分标准不同也是此次结果的影响因素。
随着年龄发展变化的这一特点是儿童心理行为所特有的[15,16,17]。本次在生态移民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的研究中不同年龄组之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认知能力和与周围环境交流的能力增强, 但同时感受周围环境的能力增强, 受到的影响也更多, 这些均成为造成不同年龄组间退缩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3.2 社会退缩行为与家庭环境、班级环境的关系家庭环境、班级环境均对移民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均有显著的影响[20,21]。其中, 社会退缩行为与家庭环境中娱乐性和组织性呈负显著负相关, 与班级环境中的竞争呈显著正相关 (P<0.05) 。家庭的娱乐性对于退缩行为的预测力最高, 有娱乐良好的家庭亲子互动较多, 儿童的自信心及表达能力, 与人互动、沟通的能力均得到良好发展, 使其在外界环境中依旧可以与人进行顺利的交往[9]。而家庭的组织性可以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进而在得到更好的学习成绩, 获得肯定, 更好的树立起自信心。
随着生态移民行为的发生, 班级环境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因素。学龄期儿童在班级环境中的时间占据其大部分有意识的时间, 而班级环境对儿童行为及学校适应均有重要的影响[10,11,18]。本研究结果显示, 竞争关系对移民儿童的退缩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班级的竞争气氛使同学间的交往紧张, 压力增大, 减少了个体之间的交往活动, 而老师的提高学生学习动力的教学行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班级的竞争氛围, 间接给学生的交往行为施压, 增加了退缩行为的发生[19]。
3.3 创新与不足本研究首次对生态移民儿童的退缩行为进行研究, 研究的年龄段也扩大到6~16 岁。本次研究仅为初步的调查研究, 采用CBCL中相关因子由家长观察填写对移民儿童的退缩行为进行整体探究。但现有的研究多采用观察法及由叶平枝的幼儿社会行为调查问卷改编的幼儿社会退缩行为教师问卷对退缩行为有更为详细的分类研究, 其年龄范围集中在幼儿阶段[12]。目前缺乏对更大学龄儿童退缩行为的研究工具, 望今后有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目的:考察宁夏生态移民儿童中退缩行为的发生特点, 进一步研究与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宁夏生态移民聚集区2653名616岁的生态移民儿童为研究对象, 采用量表法和家长评定法评价其退缩行为的发生特点, 同时分析家庭环境和班级环境与其退缩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不同年龄的移民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不同性别移民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比较, 男性高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家庭环境中的组织性、娱乐性对社会退缩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 班级环境中的竞争对社会退缩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生态移民儿童间退缩行为比较差异明显, 且家庭环境和班级环境共同影响退缩行为的发生。
生态移民工作方案 篇2
根据省委、省级政府关于实施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和镇委第十二次的决策部署，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历史机遇，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大力实施工业强镇和城镇化带动战略，以扶贫生态移民为抓手，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完善功能”和“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基地集中，产业向城镇和园区集中”的原则。
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小城镇有序发展，形成以镇城为中心，客田村、黄家村为极点，隘头、四坪、冯家等小集镇为纽带的城镇空间结构体系，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引导产业向城镇集聚，促进我镇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实现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发展。
二、总体目标
按照国务院关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的要求，坚持把扶贫生态移民搬迁作为推进我镇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重点。
到20，全镇争取实施各类生态移民搬迁安置7000人以上，实现扶贫生态移民基本全部脱贫，一半以上生态移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目标;带动提高城镇化率30个百分点以上，客田村建城区面积达到3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万人，黄家村建城区面积达到2平方公里、人口达到8000人，冯家村建城区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人口达到5000人，隘头村建城区面积达到0.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人;城镇供水、供电，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光纤宽带“三网融合”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电信通讯、养老等主要社会设施建立健全。
三、目标任务 按照“建设小城镇、发展现代农业和避灾扶贫搬迁”三位一体的思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以消除隐患、脱贫致富、修复生态为目标，20**—年镇搬迁2359户7356人，其中20**年移民搬迁183户752人，到2020年底，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任务。
四、基本原则
坚持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的迁出范围，主要是镇内居住在那些生态区位十分重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土资源缺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地灾隐患威胁大的地区群众。
在这些区域实施移民搬迁，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稳定减少贫困人员，减轻生存承载压力，有利实现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吃不愁、穿不愁;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基本住房有保障)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双重目标。
坚持生态移民安置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居住在那些生态区位十分重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土资源缺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地灾隐患威胁大的地区群众，因环境条件难以改善，生产生活十分艰苦，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他们早想摆脱那里的困境，盼望移居到经济发展环境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创业和生活，这为加快有序推进我镇小城镇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民意基础。
小城镇是城乡统筹的`结合部，推进小城镇建设，培育形成特色产业，推动产业向城镇集聚，促进移民群众就业，有利于移民群众尽早脱贫致富，发展壮大城镇经济，推动镇域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与群众自愿参相结合的原则。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是省委、省级政府决定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是完成此项重大民生工程的关键。
各村和镇直各有关部门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参与原则，认真做好搬迁人口和迁入地被征土地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不强迫命令、强搬强拆、强占强征(地)。
坚持搬迁群众享受“三不变、四自愿”政策，即：土地承包权不变，计划生产指标不变，社会保障不变;搬迁群众自愿选择安置城镇，自愿选择农村户籍，自愿选择生产创业门路，自愿选择建房方式。
要抓好典型示范工作，认真搞好迁入地生产发展条件和生活设施建设，把搬迁安置群众能够“安居乐业”作为整个工作的核心抓好抓实。
坚持群众自筹为主与国家补助为辅相结合的原则。
因我镇地理环境条较差，很多村寨都是依山而建，坡地多，平地少，平场等工程费用高，而国家补助又低。
因此，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必须坚持群众自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
坚持统筹安排与开发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为提高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和发展能力，必须做到统筹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要做好迁入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注重提高迁入地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服务能力，注重提高迁入地的人口容纳力、环境承载力和致富发展能力，要与镇城区和小城镇、农业园区、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引导和帮助群众实现就业，切实解决搬迁群众的后续发展问题。
坚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安置方案和规模，要根据迁出地、迁入地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来合理确定。
安置地尽量做到集中连片，每个安置点安置人口不能少于750人，每个安置小区不得少于50户。
鼓励整村整组搬迁，鼓励集中规模安置，鼓励搬迁人口产业转移。
搬迁安置形式可以有土安置，可以无土安置，可以本地就业安置，可以外出务工安置。
搬迁建房形式在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竣工时间要求的前题下可以由搬迁群众自建，可以联户集团建，可以与开发商联合建，可以与保障性住房合建。
前提是要群众自愿，要确保群众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操作复杂，按照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本着群众自愿，分清轻重缓急，兼顾当前和长远，根据先易后难、需要与可能，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推行，使生态移民搬迁与推进小城镇建设工作健康良性发展。
五、移民搬迁对象 (一)受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农村居民。
(二)居住在高寒边远山区、水电路不通、生存环境恶劣和危房的居民。
(三)居住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重要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居民。
移民搬迁对象为本县范围内的群众，户籍及户籍人口的认定时间为20**年3月20日前。
六、移民搬迁安置方式 移民搬迁安置采取集中安置方式，严格控制分散安置。
集中安置以城镇安置、移民新村安置为主。
凡进入城镇集中安置点、移民新村，在50户以上的均属集中安置。
七、移民搬迁安置用地选址及集中安置点建设要求 (一)移民安置用地选址要求
移民搬迁安置用地选址应符合抗震设防和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分布地带和可能发生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灾害的区域，并符合城镇、村庄规划布局，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具有适宜的卫生条件。
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需经有资质的专门机构进行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认定，符合避险要求后，方可规划、建设。
(二)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建设要求 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的规划、建设要充分适应新时期村庄发展建设要求，结合新农村建设，合理布局功能结构，精心安排道路交通，巧妙布置住宅群体空间。
水、电、路、讯、污水处理全盘考虑，卫生室、文化娱乐室、学校、商业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到位，逐步建设，使移民新村环境优美整洁，服务设施配套完善，达到舒适文明的居住标准。
八、移民搬迁安置建设用地及移民住房建设标准 (一)移民搬迁安置建设用地标准 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和群众居住习惯，按照节约用地原则，集中安置每户宅基地用地控制在0.2亩以内。
移民搬迁建房用地采用建新拆旧方式实现占补平衡，移民户迁入新居后，必须拆除旧房，及时复垦。
(二)移民住房建设标准 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建房，分别按、120、150方米二种户型规格进行设计建设，由移民户根据人口数量，按人均不超过40平方米的标准选择户型，但每户建房面积最大不得超过160平方米。
分散安置原则上按集中安置点建房面积标准执行。
九、移民住房建设资金补助标准 集中安置补助标准：统规统建的，安置补助标准为每人7000-8000元。
十、年度计划管理 (一)移民搬迁安置年度计划的编报和下达 每年初，县政府依据省、市下达的年度计划指标和本县移民搬迁安置规划，向各乡镇下达年度搬迁安置计划指标。
各乡镇应结合当地实际，分清轻重缓急，全面调查收集资料，组织编制上报镇移民搬迁年度实施方案和移民集中安置点规划，经县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由镇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二)年度移民搬迁对象的审定 按年度计划指标，由移民搬迁户本人申请，村委会审查、公示，镇政府审核，县移民办审批。
实行村、镇、县三级审核，“谁审定、谁签字、谁负责”。
(三)移民住房建设时限 移民搬迁安置用房应在当年的12月底前全面竣工，并通过县移民办验收。
移民安置房未在规定时间内竣工、或验收不合格的，不予兑现移民搬迁建房补助资金。
十一、投资与计划管理五、投资与计划管理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建设资金，由国家补助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整合部门资金和群众自筹部分组成。
国家补助资金全部用于搬迁群众建房和必要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征地和其他补偿性费用;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可用于征地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建设、工程建设管理以及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等;要整合部门以工代赈、扶贫、保障性住房、城镇供水、通村公路、农电改造、工程移民、财政一事一议、就业培训、新农村建设、农村危房、石漠化治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资金用于安置地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与搬迁群众密切相关的生产发展项目、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必要生活设施及社会事业等，整合项目资金由镇政府负责;群众自筹资金主要用于搬迁群众建房。
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建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管理，镇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省、市、县下达的年度计划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和项目搬迁安置点的可研及实施方案报省、市、县审查，项目村根据省、市、县审查批复情况拟定具体实施工作方案报镇政府审批，实施单位方能按照镇政府审批的实施工作方案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后进行开工建设。
十二、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政策协调。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要在镇委、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镇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协调下，由项目村组织实施。
项目村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村长任组长，委会负责人为成员，抽1-2人专门办公抓此工作，做到责任明确、分工具体、任务落实、政策配套、资金到位、管理有序。
(二)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研究，制定实施工作方案。
要做好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建设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包括安排搬迁群众的住房建设、项目选址及用地手续、群众的生产发展条件、各项生产生活和社会事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组织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按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履行论证和审批手续。
要围绕搬迁安置工作，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包括安置规模、住房建设、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方案和安置用地政策、耕地调整政策、户籍迁移政策、子女入学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
(三)责任分解，各司其职。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工程与小城镇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群众多、部门多、利益也多，工作如果做不细，将会导致很多矛盾的发生，甚至会产群体性矛盾纠纷，带来一方社会不稳定。
因此，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全力解决并完成各自任务。
具体职责分解如下：
党政办公室负责审核上报实施方案及投资计划，指导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向上争取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的项目和小城(集)镇建设资金，并按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履行论证和上报审批手续。
提出政策上的指导意见，并配合镇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村管所共同协助指导各村扶贫生态移民搬迁项目与小城镇建设工作。
积极支持扶贫生态移民和小城(集)镇建设，协调各部门之间抓好相应工作，并对集镇建设项目实施督促和管理。
每年配套安排以工代赈资金用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的项目资金不得少于当年省、市、县下达我镇以工代赈总资金的30%。
村管所主要负责各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安置点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相关证件办理，负责指导工程建设和施工质量监管，负责申报争取小城(集)镇建设的有关项目和实施。
配套安排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保障性住房资金，每年所配套安排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和保障性住房资金不得少于当年省、市、县下我镇计划总额的20%。
对各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安置点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相关证件办理只收工本费。
国土所负责制定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安置点的建设用地政策、耕地调整政策及用地手续报批和相关证件办理，配套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复垦费用于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建设，负责配合住建为搬迁群众办理用地和房产权证等手续。
财政所负责加强对各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资金的监管，并做到及时足额拔付。
负责将各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道路(街道)硬化列入一事一议资金来安排解决。
交管站负责各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点公路配套建设，负责扶贫生态移民群众开创的产业基地配套机耕道建设。
水务站主要负责各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移民群众饮用水工程建设，负责将各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一并列入小城(集)镇给、排水设施规划和项目争取。
供电所负责各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移民群众列入新农网改造，完善各扶贫生态移民新村和小城(集)镇供电设施，优先做好并满足移民群众创业发展的用电需要，确保生态移民和安置地城镇居民用电安全有保障。
扶贫办负责支持扶贫生态移民群众的产业发展，优先指导并做好产业发展项目申报和审批工作，扶贫资金安排要向扶贫生态移民群众作重点倾斜。
农技服务中心负责做好扶贫生态移民群众的实用技术培训，做好产业发展技术指导工作。
负责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移民群众迁出地土地的经营发展，提高土地产收益率。
林业站负责将迁出地大于25度的坡耕地还林还草，负责牵头并配合麻阳河保护局研究争取将保护区核心区不愿搬迁的群众有计划地逐步转为护林(保育)工人，研究规划在旅游景点景区选择适当地址安置部分(规模需达50户以上)保护区移民群众。
在国家政策允许情况下，负责指导生态移民群众进行特种养殖和经营。
文化服务中心负责扶贫生态移民新村的文化广播体育设施项目争取和建设。
负责旅游景区景点规划，完善旅游设施，指导生态移民群众生产旅游产品和规范旅游服务。
旅游项目发展资金优先向扶贫生态移民倾斜。
派出所负责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实施工作的治安管理，为扶贫生态移民搬迁顺利实施保驾护行。
依照生态移民群众意愿，办理生态移民群众的户籍迁移关系。
卫生院负责将扶贫生态移民新村纳入全镇村级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范筹，统筹规划建设并配齐移民新村村级卫生室设施设备及医务人员。
计生办负责将扶贫生态移民新村纳入全镇村级计生指导服务体系建设范筹，统筹规划建设并配齐移民新村村级计生室设施设备及计生指导服务人员。
社会事务办公室办负责将扶贫生态移民迁入安置后尚未脱贫期间的困难群众一并列入城镇低保和民政救助范围，让扶贫生态移民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民政福利待遇。
教育管理中心负责安排解决好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群众的子女就近入园和就近上学问题，做好减免生态移民困难群众子女书本费，困难学习生活补助费要向生态移民群众子女倾斜。
镇政府负责安置地址的初选，负责搬迁群众意愿调查上报，负责搬迁安置建设用地的征用落实工作，负责组织搬迁群众入住和生产发展扶持管理等工作。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各村、各部门要认真研究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作出现的新情况，认真倾听搬迁群众和安置地群众的的意见和呼声，注重解决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制定和落实搬迁群众在安置地享受土地、户籍、教育、医疗、计生、就业、社保等各项优惠政策，确保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能致富、不反弹”。
十三、前期工作及步骤
按照“组建机构、选址调研、规划设计、实施动员” 四个环节开展工作：
第一阶段(20**年3月30日)：组建机构。
各村委会组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与推进小城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机构，抽人具体办公开展工作。
各村组建的实施扶贫生态移民与推进小城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需报送镇政府和镇实施扶贫生态移民与推进小城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阶段(20**年4月1日—5月31日)：选址调研。
深入村组走访干部群众，向群众介绍扶贫生态移民搬迁政策，摸清底数，发放搬迁申请书(表)，按照群众迁入地意愿和拟搬迁时间要求归类汇总，然后根据归类汇总资料确定安置选址和安置规模。
归类汇总资料同时上报镇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三阶段(20**年5月31日—9月30日)：规划设计。
镇村管所根据乡镇所选地址和要求完成各搬迁安置点勘测规划设计，规划设计要达招投标要求。
勘测规划设计费用由镇财政酌情解决。
第四阶段(20**年10月1日起)：实施动员。
各村根据村管所作出的规划设计和省、市、县下达的投资计划和规模，编制各安置点的具体实施工作方案报镇政府审批，并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规定要水履行相关手续后开工建设。
生态移民法治之难 篇3
鄂温克人布冬霞在距离玛利亚索猎民点50多公里的地方，放养了40多头驯鹿。她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布冬霞部落”，接待山下来的游客，同时以贩卖驯鹿制品为生，每年收入甚至能达到几十万元。
生态移民这些年来，除了回迁到山林中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的一批使鹿鄂温克人，另外一些年轻的族人则在适应着发生的变化，许多人走下山，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着国家干部、教授、医生、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工作。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所说，“走出大山是必然的，但需要一些时间。也许20年，或更长一点，经过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自然而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是不需要伤筋动骨的”。
是什么引起了鄂温克人的彷徨不安
在谈到使鹿鄂温克人近年来的变化时，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宇回忆：“像我这一代的鄂温克人都是山下长大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在假期才能在大人的带领下上山。”
小时候，龚宇曾亲眼见过鄂温克人在山上转场，一只驯鹿接着一只驯鹿，场面非常壮观，鹿铃声响彻整个山林。如今，汽车代替了驯鹿，道路也平坦了很多，现代文明悄然走进了鄂温克人的生活。
事实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使鹿鄂温克人群体，生活状况的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部分变化是好的，例如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建国初期，使鹿鄂温克人有高达70%的肺结核发病率，到1990年已控制在2.1%以下；进入本世纪以来，大量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使鹿鄂温克人，已渐渐走出山林，不再以原始的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好的部分。一些使鹿鄂温克人并不适应城镇生活，在经济上也并未有所发展。例如，当政府反复投入活动板房、先进帐篷来取代使鹿鄂温克人简陋的“仙人柱”（类似于“撮罗子”的鄂温克族帐篷）时，没有考虑到“仙人柱”是最适应他们游猎迁徙生活的居住条件；当政府用先进的日用器具取代那些桦树皮制品时，没有考虑到很多桦树皮制品不仅适应露天野营生活中释便、隔潮等实用特点。
了解使鹿鄂温克人移民历史的都知道，2003年的生态移民并不是政府主导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第一次整体移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编辑谢元媛介绍，在2003年生态移民以前，使鹿鄂温克人早已经历过两次政府安排的定居。
第一次是在1959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一部分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皮毛山货集散地，住进了当时国家拨专款建造的“木刻楞”里。但当时的定居并不彻底，大部分猎民只是把“木刻楞”当做下山交易时的歇脚点，平时依旧保持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安排了第二次定居，在敖鲁古雅建了33栋“木刻楞”新房，并在满归建立医疗、粮店等服务设施，同时为猎民开辟了新猎场，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
两次定居都称不上真正的移民定居，有学者称这两次定居分别为“定而不居”和“居而不定”。“2003年的生态移民可以算作政府安排的第三次定居。这次定居使猎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谢元媛介绍。猎民被禁止狩猎，在森林里自由搬迁也受到限制，再加上驯鹿不习惯山下生活，驯鹿产品质量下降、数量减少，使鹿鄂温克人承受着这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导致他们彷徨不安的最大因素。
郝时远认为，以狩猎和驯鹿业为主的鄂温克族猎民群体，其生活方式是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自然地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否则，在继续传统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生活方式只能适应生产活动的需要。这便是鄂温克人经过生态移民，而迟迟难以融入城镇生活的原因。
“但对于鄂温克族猎民来说，实现定居是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途径。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居无定处、迁徙不断的民族会成为现代的民族，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即是明证。”郝时远说。
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只有生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得到传承，总不能因为要保留传统文化而让一个民族永远生活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在生态移民后）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狩猎场等各种方式来有效保留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的文化。”根河市人大副主任、敖鲁古雅鄂温克文化研究学者孔繁志对媒体表示。
亟待出台有关生态移民补偿的专门法律
对于使鹿鄂温克人不适应城镇生活而回迁的现象，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教授杨朝霞表示并不意外。“生态移民的特殊性，必然导致移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杨朝霞说，“什么是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指的是为了保护或修复某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重新安置的一种人口迁移。从原来的环境中迁出来，肯定会不适应，肯定会有所牺牲。就像我作为法学教授，让我去从事农耕，我也一定会不适应一样。”
杨朝霞认为，解决生态移民问题的关键就是生态补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任何一次生态移民，想必都有不乐意的人。但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移民又是不得不进行的。既然无法避免，那么在生态移民的问题上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成了：政府是否有合理的生态补偿。然而，杨朝霞表示，“目前国内只有一些零散的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法律，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杨朝霞看来，生态补偿法律体系一直难以建立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内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并不明晰。“生态补偿应该是政府为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而限制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从而对他们作出的行政补偿。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一直与生态赔偿、生态补贴等概念混淆，国内的一些立法，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将水稻田作为生态补偿范围，其实保护的并不是生态环境，并不合适；《长沙市境内河流生态补偿办法》规定上游水域造成污染，要对下流进行补偿，其实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生态赔偿。”杨朝霞说。
此外，生态补偿的问题庞杂繁复，要制定一套能统领全局的法律，实在有技术上的难度。“生态补偿的领域就有土地、水域、湿地、森林等好几种，再加上每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确实在技术上难以实现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我建议先就一个领域，例如湿地生态补偿，进行立法，然后逐步完善其他领域。”杨朝霞说。
对于生态补偿立法的具体内容，杨朝霞认为，生态补偿立法应当注重对移民的经济补偿和行政指导两个方面，“即供血性与造血性的补偿”。
经济补偿很好理解，政府为了保护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限制了移民的生产生活，对于这些作出特殊贡献和额外牺牲的移民，应当作出补偿，比如为他们建设安置房、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为他们的提供生产工具等。立法应当明确经济补偿的标准。
而相对于经济补偿的供血性，行政指导则具有造血功能。提供行政指导的方式，包括安排就业、指导生产以及精神抚慰等方面，通过逐步改变移民者的生活习惯，促使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除了生态补偿需要专门立法，也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生态移民的法律体系。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张美英就在内蒙古“两会”上提出，应当制定生态移民法，来解决生态移民没有持续性的问题。
“关于生态移民法，我以前曾申请过课题进行研究，我相信如果实现了生态移民法的立法，生态移民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我现在放弃了。生态移民的特殊性在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镇，甚至每一个村落，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直在变化。例如内蒙古使鹿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只涉及数百人，而宁夏2011年以来的全面生态移民工程就涉及22万余人；有的生态移民是从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迁往适宜居住的地方，而有的生态移民则是出于拯救濒危民族、濒危物种的考虑。”长期关注生态移民问题的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云雁告诉记者，生态移民的立法也要慢慢来。
生态移民有全社会的责任
但是，就使鹿鄂温克人而言，传统生活与生态移民间的尖锐矛盾，使他们无法耐心等待法治的变化。
一方面，文化在渐渐消失。仍居住在猎民点的使鹿鄂温克人维佳跟导演顾桃对话时说：“文化才是文明的血液。因为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现在我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制度也在解体，对此表示悲痛！”
无论是玛利亚·索，还是维佳、维佳的姐姐柳霞，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外人总觉得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和谐的、侵犯大自然的、自身难保的。“狩猎文化非常和谐，什么时间打什么动物，它是按自然时刻表而行动的，而都市人这么想是不对的，猎人是会保持生态平衡的，而且非常尊重自然。”维佳说。
使鹿鄂温克人朴素的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肯定。“在民族发展的方式选择上，取代不如改造。当用我们认为是先进的事物来代替那些因地制宜的落后事物时，一要看这种先进事物是否符合地区实际和民族特点，二要看那些落后事物是表现形式的落后还是方式本身的落后。”郝时远表示。
另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生活方式的使鹿鄂温克人开始自暴自弃，要么酗酒以度终日，要么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扶助，而民族的性格也在消磨中丧失。
2010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杜发春曾赴加拿大北极地区努纳武特进行调研。上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政府对居住在那里的因纽特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移居行动，从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城镇生活，因纽特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与使鹿鄂温克人的情况类似，因纽特人的定居也导致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在北极城镇伊魁特市，我们看到，具有传奇色彩的拱形圆顶小雪屋已经让位于设有暖气、水电齐全的房屋，小雪屋仅在狩猎时使用；现代的交通较为便利，传统的狗拉雪橇大都被雪地车、越野车、自行车及各种汽车和卡车取代；长矛被来复枪淘汰。然而，定居后的现代生活也使因纽特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面临严峻挑战：大多数因纽特人依赖政府的福利和救济生活，在因纽特社区，就业难、住房拥挤、酗酒、年轻人的高自杀率、文化断裂等社会问题突出。”杜发春说。
杜发春认为，生态移民固然能解决生态环境和移民生活的继续恶化，但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不能因此而忽视移民后移民的健康、教育、就业和文化断裂。
在国外，一些关于生态移民的实践，也许能解开使鹿鄂温克人面临的这种困境。
专栏作家舒泥提到了赴美国考察印第安保留地的感受。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土著，与移民来的白人一直不睦，自19世纪印第安人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和平合约以来，双方才进入相安无事的阶段。在和平合约中，美国政府许诺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在保留地，印第安人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合约签订以后，印第安人经过了一段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艰苦时期，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尽管现在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但印第安人至少有钱而且安定了，同时，印地安人也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只剩下了一部分，保留地里也有很多白人。一些印第安人的孩子学英语，业余时间学自己的语言，有语言文化班啥的，也在城里就业，什么工作都做。也有人在旅游点表演民族歌舞。”舒泥说。
台湾地区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学者纪骏杰也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于生态移民的另一套理念：即从“排除人类影响”到“人与自然共同演化”。
纪骏杰举了美国黄石公园的生态移民案例来进行说明。黄石公园最开始的创设理念就是“排除人类影响”，严格执行禁区管制与禁猎等措施，对原住民采取区隔、孤立等方式，最终将原住民驱赶出了国家公园范畴。无独有偶，美国西海岸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这种“排除人类影响”观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1980年前后，在美国阿拉斯加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国家公园，开始相继建立了国家与当地居民合作经营的模式。不同于传统国家公园反对公园内的人类活动，合作经营模式主要变化在于注重将人类活动导致的有害环境影响减至最低，同时，允许原住民使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以维护他们的文化、发展、营养、政治需求。
“人与自然共同演化，这才是符合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作法，也是国际上正确的趋势。如此一来，原住民一方面可以为他们的社群权益发声，另一方面可以贡献他们的传统生态知识，延续传统自然资源使用方式，并以此确保他们的文化延续。”纪骏杰表示。
生态移民儿童 篇4
宁夏自1984年以来, 为了减轻南部山区人口压力, 退耕还林, 恢复山区土地植被, 解决迁入人口的温饱问题, 开始组织南部山区人口向北部川区及山区的扬黄灌区迁移, 进行生态移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务输出, 生态移民中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逐步增长, 留守儿童的队伍也在逐步壮大。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和其他地区留守儿童相比具有独特性, 内部具有一致性, 主要体现在移居后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支持系统发生极大转变, 这一系列的问题往往是引发心理适应问题出现的因素[3]。
心理适应为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 主体通过自我调节系统做出能动反应, 使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要求, 使主体与环境达到新的平衡过程, 即在适应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据有关调查[4,5]显示:留守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适应问题, 可能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和社会认同适应能力产生极大影响, 阻碍其心理健康发展。生态移民地区的留守儿童将来大多要承担起建设家乡的重任, 如果心理适应问题得不到很好的疏导和控制, 则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 很难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 将严重阻碍当地的现代化进程和生态移民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 对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状况进行调查, 为留守儿童心理适应问题的干预提供依据, 提出相应的心理适应教育策略, 帮助更多处境不利的留守儿童获得积极的成长, 为生态移民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支撑。
一、资料与方法
(一) 一般资料
2013年9月在宁夏某生态移民地区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发放问卷402份, 收回有效问卷391份, 回收率为97.3%。被试年龄范围为12~16岁, 平均年龄为 (14.15±1.26) 岁。其中留守儿童181名, 男98名, 女83名;非留守儿童210名, 其中男114名, 女96名。
(二) 研究工具
1. 自编留守儿童一般资料问卷。包括年级、性别、监护类型、父母回家频率以及是否与父母联系等条目。
2. 长处和困难问卷 (学生版) (SDQ) 。
该问卷是美国心理学家Goodman.R在1997年编制的, 并于2001年对问卷进行了再次修订, 现已被40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应用。该问卷在评估儿童的行为和情绪问题方面具有快速、简便、操作性强的特点,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可用来测量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问卷为自陈式问卷, 共有25个条目, 分为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分活跃、同伴交往问题、社会行为5个因子及困难总分, 困难总分由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分活跃、同伴交往问题构成。此外, 根据量表的附加问题, 评估相应的影响程度, 得出影响因子即该量表的第7个因子。该问卷采用0~2三级评分, 其中第7、11、14、21和25五个项目为反向记分, 其余均为正向记分。由儿童评定自己最近半年的情况, 在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分活跃、同伴交往问题和影响因子上分数越高, 说明存在的困难越多, 社会行为得分越低, 困难越大。
3. 测试程序。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统一发放问卷, 统一指导语, 调查对象按实际情况认真、独立回答每一个问题, 问卷采取匿名调查, 问卷当场回收。
(三)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般资料采用描述统计, 心理适应状况比较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 生态移民地区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状况比较
留守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困难总分、影响因子4个因子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二) 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状况性别差异比较
留守男生品行问题、过分活跃、困难总分、影响因子3个因子得分高于留守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留守男生情绪症状得分低于留守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三、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和非留守儿童两个群体进行考察, 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进行比较, 了解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个体差异及其特殊性, 为促进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困难总分、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 留守儿童在情绪症状、品行问题上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大的困难, 且这些困难对他们的影响更深远,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6],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体验到更多负性情绪。留守儿童正处在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抚慰是儿童情绪情感健康健全发展的基础, 具有不可替代性, 长期与父母分离, 留守儿童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得不到父母的引导和帮助[5], 成长的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 再加上临时监护能力有限所致的监护不力和匮乏, 留守儿童极易产生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情绪不平衡、偏执、孤独等心理适应不良问题[7,8]。情绪性问题行为在一些留守儿童行为中占有相当比重, 明显地有害身心健康发展, 且易于向品德不良型方向转化。另外生态移民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时期, 环境的巨大变迁, 使得一些儿童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应激状态, 在融入社会方面出现多种适应不良, 移民儿童更容易发生心理和行为问题[9]。
在本次研究中, 留守男生与留守女生在品行问题、过分活跃、困难总分、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 留守男生在品行问题、过分活跃上比留守女生存在更大的困难, 适应更差, 并且这些困难对留守男生的影响较大。留守女生比留守男生存在较多的情绪症状, 体验到更多负性情绪,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6]。留守男生比留守女生在过分活跃方面存在更大的困难, 这是由于男女生不同的生理特点引起的, 男生比女生更好动一些, 加之社会和文化背景鼓励男生参加体育活动和类似的娱乐, 认为男孩就应该“调皮”一些, 而女生往往从事较安静的活动, 被要求成为“乖乖女”的形象。留守男生比留守女生在品行问题方面存在更大的困难, 可能是因为在交往中, 男生的思想情绪, 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较少用恰当语言表达出来, 较少表现出情绪症状, 与他人沟通出现问题时尤其是当环境及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时, 多用他人难理解的自我特异性行为动作表示, 其后果可能就是不被理解, 甚至有些行为涉及品行问题[10,11]。留守男生在情绪症状上好于留守女生, 这可能还与女生情感细腻、敏感、脆弱, 容易因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而适应不良, 出现情绪症状。
四、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心理适应教育策略
(一) 加强父母与儿童之间的联系
对留守儿童而言, 他们长期生活在较为冷清的家庭气氛之中, 缺少父/母的关爱与指导, 导致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容易产生紧张、焦虑情绪, 进而损害其积极情绪体验。外出打工的父母应与孩子经常交流和沟通, 除了关心孩子的生活、身体和学习外, 更要注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和心理沟通, 缓冲家庭气氛冷清给儿童心理适应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 重视心理适应教育在生态移民地区留守儿童成长中的作用
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是留守儿童解决和应对心理问题的有力武器, 而学校心理适应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心理适应能力的主要途径。建立和完善心理适应教育与辅导体系, 通过开展主题日活动、利用校内广播、黑板报、橱窗等宣传普及自我心理适应的知识和方法, 让留守儿童在认知、态度、信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个性品质及群体行为和社会公德等方面获取科学信息, 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 构建政府-社区-学校“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系统
政府层面要落实具体的财政预算, 切实加强留守儿童就学、社会救助, 家庭功能保持以及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安全等服务工作;社区层面:加强对留守儿童“多元化”社会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宣传和研究, 形成有高度认同感的良好氛围[12]。发挥社区综合教育功能, 形成社区、学校、家庭立体式的适应教育管理网络, 积极开展留守儿童的志愿服务活动, 组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寻找“代理妈妈”、“代理爸爸”替代他们的父母角色;学校层面:建立相应的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站, 推动专业化的服务导入留守儿童服务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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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生态移民(调研报告) 篇5
实施生态移民
推动海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海原县移民办
二〇一二年
实施生态移民
推动海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海原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是集干旱山区、革命老区、回族聚居区为一体的农业人口大县、国家级贫困县。全县土地总面积4989平方公里，辖17个乡镇、3个管委会和1个自然保护区，168个行政村、1175个自然村、8个社区，总人口4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和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92%和69%。目前，全县仍有近15.7万贫困人口生存在重点生态脆弱区、生态核心区、地质灾害区、地震断裂带和偏远山区，且干旱缺水，居住分散，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严重缺水是制约海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瓶颈，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苦瘠甲于天下，在这块土地上却生息着46.5万人口，使本来就极度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出现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尴尬局面。尽管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先天不足加之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樵采和祖辈粗放耕作的落后方式，成为发展中无法逾越的硬伤，面对这样一种现状，出路在哪里？
一、艰难地探索
改革开放二十年，历届县委、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艰苦创业，打机井、修水库、修梯田、修道路、架电网、建学校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使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脱贫-反贫-再脱贫的怪圈没有彻底摆脱，治标不治本，是不是还有其他出路呢？县委政府的决策者在思考这个问题，区党委政府的高层决策者在思考，广大干部群众在思考，通过思考、探索、实践得出两个字那
就是移民。通过移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原移民应该说是走过了投亲靠友搬迁到政府组织跨县移民再到县内移民这样一个历程，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实施生态移民才能实现海原经济社会跨跃式发展。
二、生态移民实施情况
1989年以来，全县通过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和群众自发移民的形式，累计完成移民搬迁8.8万人，其中依托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开发安臵移民5.5万人，县内安臵移民1.2万人，群众自发向区外和区内各市县移民2.1万人。
“十二五”期间，我县规划实施搬迁安臵移民12775户55595人，占全区生态移民总任务的16%，其中县外移民8943户38920人、县内移民3832户16675人，涉及16个乡（镇）、1个管委会、1个自然保护区的80个行政村，203个自然村。生态移民迁出区大多是贫困程度深，人均纯收入低于1350元的特困人口相对集中区域；山大沟深，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生态严重失衡，干旱缺水，资源匮乏，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区域；地震断裂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等。生态移民安臵区大多是自然生态条件较好，水土资源能够满足移民安臵需要，交通较为便利，在集镇及主要公路沿线，有较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在建制镇及中心村所在地，是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具有一定的水、电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广播电视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打工近、上学近、就医近、吃水近，具备小村合并、大村扩容的区域；有规模企业或用工安臵空间，产业相对发达，就业容量较大的县城以上城市、工业园区、产业基地。
三、生态移民对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积极作用
实践证明，实施生态移民，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移民人口温饱问题，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明显的生态效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山区和川区的协调发展，为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推动了贫困山区社会经济发展
1、稳定和彻底地解决了迁出群众的温饱问题
移民搬迁以后，移民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往生态移民的实践来看，大部分移民在迁移定居后的第二年就可以基本上解决温饱。据2003年资料，吊庄农民人均占有耕地3.3亩，为迁出地农民人均占有耕地7.2亩的45.8%,但吊庄人均产粮990公斤（亩均300公斤），是山区人均产粮540公斤（亩均75公斤）的1.83 倍。从牧业生产对比情况来看，移民在迁入地人均家畜存栏、生猪存栏、家禽存栏等指标方面都比山区农民高出一倍多。
2、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
实施生态移民，将逐渐而深刻地改变移民居住生息地的自然环境。20多年来，海原县共迁出安臵移民近9万人，按人均耕地7亩计算，共腾出63万亩耕地，使原籍留居农民的人均占有资源量宽松了一些，人口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有新缓解，有利于土地利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自然植被的恢复保持和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促进生态系统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在人口迁出相对集中的地区，都走出了一条迁出贫困人口、恢复当地生态的路子，实现人口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臵，是一条成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贫困山区资源的掠夺式农业经营向生态农业经营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3、使封闭的社会系统向开放的社会系统转化
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是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封闭系统，自然条件严酷，经济承受能力极弱，消费水平很低，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实施生态移民，不仅使移民率先脱贫致富，而且使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发达地区有了走亲访友、输出劳务、做生意、见世面的落脚之地，把外面大量的经济技术信息、致富办法带回山区，为长期封闭的贫困山区农民建立了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平台，为地区之间开展横向联系和经济协作拓宽了道路，架设了桥梁，为山区农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同时调动了山区贫困农民进行生态移民搬迁的积极性，形成了想方设法自行向川区等生产生活条件好的地区迁移的潮流。这种落后的迁出地与先进的迁入地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使山区封闭的社会系统转化为开放的社会系统，迈出了走向现代化社会的重要一步。
4、转变了人的观念
贫困地区农民生活在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山区，没有发展生产的能力，国家年年救济，缺水送水、缺粮送粮，给这个没有发展机制，缺乏内在活力的地区不断输血，养成了生于贫困，安于贫困的等、靠、要思想，多年在贫困线上徘徊。生态移民搬迁，使他们融入了市场环境中，改变了他们头脑中多年的陈旧观念。在移民区这个新天地里，他们开阔视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等、靠、要”思想转变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新观念。从调查和群众反映，绝大多数移民在种好田抓好养殖的同时，大部分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和劳务活动。在从事开发性生产、开放型生产的建设中，增强了市场观念，对产业化经营、科技服务提出了迫切要求，还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从学校说服家长送孩子上学到家长求学校收下孩子上学。这些变化还通过
各种渠道传播回山区，使山区农民的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其社会意义是难以用语言和数字来表达的。
（二）为川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提高了市场竞争优势。山区移民的到来，为川区提供了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的不足，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2、扩大了市场需求。移民对衣服、粮食、化肥、籽种、生产工具、建筑材料等的需求，刺激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3、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生态移民一般都集中安臵，按集镇建设规划，因而在川区出现了一批新兴小城镇。这些新兴的移民小城镇正向易地开发脱贫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业示范区的方向发展，使人们看到了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希望和奋斗方向。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自发移民的界定和后续管理。多年来，我县各乡镇（管委会）一些群众通过采取投亲靠友、租赁土地、流转土地、转包或购买土地等多种形式进行自发移民。自发移民覆盖面大、时间跨度大，而且自发移民的数量在不断更新，难以准确把握。自发移民户籍仍在原迁出地，现居住地乡镇政府无法将移民纳入管理范围，移民从谋种程度上来说属于“游民”，并引发一系列管理上的混乱和相关社会问题。建议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若干政策意见》（宁政发【2012】29号）文件精神，对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搬迁范围内的自发移民每户给于3万元的补助，妥善解决户籍问题，让移民移民在当地享受教育、医疗、经济补偿等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实现在外定居。
我国生态移民研究综述 篇6
国内不同学者因视角不同所以对生态移民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1993年, 任耀武等首次在文献中提到“生态移民”这一具体术语, 他在1993年出版的《试论三峡库区生态移民》一书中, 认为生态移民是“生态农业思想在移民中的应用”, 又可称为“可持续性移民”或“可承受开发性移民”;葛根高娃和乌云巴图在2003年发表的《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一文中, 将生态移民定义为“由于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 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 是一种调整生活方式的经济行为”;刘学敏等人在2002年发表的《西北地区生态移民效果与问题探讨》一文中, 将生态移民定义为“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 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城镇, 在生活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认为生态移民是实现西北地区城镇化的特殊途径;方兵和彭志光在《生态移民:西部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新思路》一书中, 将生态移民定义为“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 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 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 同时还要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的多目标移民”;文冰等在2005年发表的《生态移民的搬迁形式研究——云南永善县马楠乡案例分析》一文中, 认为生态移民是“人口迁移的一种形式, 是指为了保护某个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系统或让某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系统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也指因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 自然资源退化, 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或进一步提高的需求, 而将当地人群整体迁出的移民”;吴正彪在2010发表的《试论生态移民与文化环境的适应性——以贵州省紫云自治县洞居人家搬迁为例》一文中, 将生态移民定义为“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而实行人口迁移的一种经济行为”;阿布力孜玉苏甫在2007年发表的《生态移民反贫困的实证研》一文中, 认为生态移民是“把原来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区、生态环境脆弱区、自然环境恶化区等人类不能生存下去的区域人口向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搬迁安排”;王放和王益谦从导致人口移动的因素、移民的目的、移民的方式三个方面对生态移民作出界定;孟琳琳和包志明在2004年发表的《生态移民研究综述》一文中则是从移民的主体和移民的行为两方面来界定生态移民。
国内由于划分方式的不同, 将生态移民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从生态移民的目的层面对生态移民种类进行划分。代表学者皮海峰在2004年发表的《小康社会于生态移民》一文中, 将生态移民划分为六类:以保护大江大河源头生态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以防沙治沙, 保护草原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以防洪减灾、根治水患为目的的生态移民;因兴建水利水电工程引起的生态移民;以扶贫为主要目的的生态移民;以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稀有动植物或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为目的的生态移民。
从生态移民的原因层面对生态移民种类进行划分。代表学者包智明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一文中, 将生态移民划分为四类:根据是否有政府主导, 分为自发性生态移民与政府主导生态移民;根据移民是否对迁移有决定权, 分为自愿生态移民与非自愿生态移民;根据迁移的社区整体性, 分为整体迁移生态移民与部分迁移生态移民;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 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
国内已有的生态移民案例可分为以下几种:
为保护生态敏感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而产生的生态移民。例如“三江源”地区居住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牧民生态移民、内蒙古阿拉善生态移民、湖北神农架生态移民等。
因生态环境恶劣或自然灾害造成生态环境变化导致居民无法进行生产生活活动而产生的生态移民。例如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后, 当地人民进行的迁移;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陕西等地的下山脱贫移民等。
因工程建设、经济发展需要造成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的生态移民。例如金沙江、怒江开发引起的生态移民、三峡库区生态移民等。
小结
生态移民可以缓解人口数量、分布与土地承载力间的矛盾, 生态移民可以使人们更新观念、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和促进移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所以研究生态移民能更好的解决地区人口超载和自然环境恶劣问题, 更好的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促进人口合理分配, 能更好的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 更好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 实现可持续发展, 更好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更好的探索和实践保护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缩小我国各地区间发展差异, 更好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地区文化差异和资源永续的关系, 更好的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 生态移民是新时期我国科学发展观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新兴措施, 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及人口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和国家大力倡导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下, 生态移民成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和促进西部发展的必然举措, 对生态移民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是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R].中国生态移民的起源与发展, 2004, 7.
生态移民儿童 篇7
关键词：生态移民,社会适应,培训
一、研究背景介绍
生态移民工程的目标一般可以概括为“迁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目前, 长江上游大部分生态移民地区已基本实现了“迁得出”的基础目标, 而“稳得住”和“能致富”则还在经历着各种伴随阵痛的尝试和摸索。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在牧区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通过培训和教育, 移民群众可以学习新的劳动技能,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获得谋生手段, 顺利实现转产或创业, 从而尽快地改善自身的经济生活状况, 增加物质积累;另一方面, 培训和教育工作能缩短移民群众生活方式、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磨合周期, 最大限度的降低文化震荡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然而, 作为一种区域性的人才培训模式, 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没有可借鉴的现成经验, 加之客观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这一工作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长江上游一个具有牧区生态移民典型特征的村落为样本, 在实证的基础上, 探究文化和职业培训对搬迁移民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剖析制约文化和职业培训工作开展的种种影响要素, 以期得出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二、长江上游牧区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现状分析
从2006年下半年长江上游生态移民项目开始实施以来,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证移民搬迁项目的顺利开展。 (1) 几年中,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下, 移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政府对搬迁过程中社会问题的预判与实际情况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偏差, 长江上游牧区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适应
牧民们在牧区靠放牧为生, 除了放牧, 缺乏其它的生存技能。搬迁之后, 这些牧区移民在转产就业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壁垒, 他们可从事的行业非常受限, 且已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劳动附加值较低。为了拓宽移民群众的就业渠道, 各级政府也调集了很多资源为移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但都收效甚微。大部分参加过这类职业技术培训受访者认为“这些培训的项目内容和培训水平大都与目前社会职场上的要求存在着严重脱节, 培训之后掌握到的职业技能也很难达到各个单位的用人标准, 所以即使参加了, 也不能保证实现就业。”
2. 生活方式的不适应
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 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搬迁牧民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主要来自于牧民搬迁过后, 生活成本增高了, 生活负担变重了。被调查的大部分曲麻莱移民认为, 搬迁之后的定居生活与他们最初的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虽然在医疗、生活便利、子女教育等方面较之于原来的牧场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经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在调查中还有很多搬迁牧民谈到, 现在拿到手上的现金比以前牧区多了, 但是生活质量却下降了。
3. 后续产业培育效果不佳, 市场容纳能力不足
移民群众社会适应性的增强需要依托于一定的物质基础, 移民迁入地后续产业的发展对于移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长江上游地区的社会生产主要以农牧业生产为主, 基本上没有工、副业生产。搬迁后, 受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限制, 大部分移民群众只能从事虫草、枸杞采集和建筑苦力等工作, 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导产业。
4. 心理与文化观念的不适应
生态移民不仅是空间上的转移, 而且也会带来观念和行为上的变迁。长江上游牧区生态移民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迁徙的过程。牧区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文化对当地牧民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面对新的环境, 新的文化空间, 能否调试与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调查结果来看, 移民心理和文化观念不适应的状况还普遍存在。例如, 牧民传统理财观念影响着他们的资本积累:在牧区, 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 缺乏资本积累意识, 而当他们搬迁至城镇以后, 牲口出栏, 转换为了货币财富, 如何使用好这笔资产,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成为了很多移民群众头疼的事情。
三、文化和职业培训工作的实践与评价
移民所属的各级地方政府对搬迁移民的文化和职业培训工作都非常关注, 以长江上游生态移民工程的主要实施地———青海省为例, 仅2009年就出台了近十项相关政策来鼓励移民培训和教育工作的开展。各移民安置点的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多也充分地认识到了文化职业培训与控制移民回流、促进后续产业发展和维持移民地区稳定之间的密切联系, 将搬迁移民的培训工作放在了整个移民工程中的重要位置。以被调查的曲麻莱民族文化村为例, 管委会自2006年开始, 以政府组织、企业赞助、非政府机构 (如绿色江河、挪威基金会等) 参与的形式, 每年都开展了不同主题、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 其中有以提高移民群众文化素质为目的的培训:如文化扫盲培训、法律常识培训、妇女培训、家庭常识培训、城市居民素质培训等;也有专门针对牧区移民转产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如玛尼石石刻培训、蔬菜种植技能培训、民族歌舞培训、“掐丝唐卡”培训、民族服饰缝纫加工等。由于形式灵活, 内容多样, 且对解决就业问题有一定帮助, 培训工作受到了移民群众的好评, 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自2006年至今, 曲麻莱移民村的文化和职业培训工作经过不断地合理借鉴、经验总结和开拓创新, 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实质性的发展, 但由于参与培训各方目的的多重性, 受训移民动机的复杂性, 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性, 培训工作目前仍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培训主办方的工作思路来看, 移民培训项目缺乏前瞻性, 转产就业效果不够理想
调研发现, 曲麻莱民族文化村移民培训在内容选择和培训项目实用性考虑方面存在着较多问题。首先, 部分培训项目在内容选择上缺乏前瞻性, 过多侧重于移民政策法规的灌输和低层次技术技能的培训, 没有能够抓住移民和迁入地之间人地矛盾和产业基础薄弱的实际;没有结合新环境下的社会需求, 立足长远发展, 选择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创新含量的培训项目;没有充分结合移民群众生计转型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给转产移民留出足够的谋生求职的空间。其次, 培训后的移民群众, 虽然具备了一定的从业技能, 但由于管委会缺乏足够的安置渠道, 转移就业较为艰难。接受完文化和职业培训的移民, 长期缺乏实践机会, 所学技能不但无法提高, 还会慢慢丧失, 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另外, 还有一些政府和职能部门把工作重心放在培训课程和就业达标上, 缺乏对培训对象的认真鉴别和必要筛选, 导致培训对象错位, 这也是造成移民培训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就业考核不尽如人意另一个重要原因。
2. 从培训实施的过程来看, 培训时间安排不够合理, 缺乏持续性的追踪机制
曲麻莱移民培训的实施过程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 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培训时间安排的不合理。调查中, 笔者发现虽然大多数牧民之前没有相关的业务基础和工作经验, 但大多数培训主办方并没有根据牧民实际接受能力来量身定制培训方案, 而是按照常规的培训计划和培训进度来对移民群众开展培训, 培训周期较短, 培训时间较为有限, 培训结果往往低于预期。其次, 移民培训的时间安排非常集中, 实践指导难以落实:一方面, 集中的培训往往会与移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相冲突, 移民群众无法兼顾, 只能放弃一部分的培训内容, 难以全面掌握培训技能;另一方面, 目前的大部分移民培训项目还属于基础性和入门级的培训, 移民群众通过短期培训达到的技能水平难以满足竞争激烈的职场要求, 因此, 职业技能培训应以一种持续、连贯和不断升级地方式开展, 但介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现有的培训大多都蜻蜓点水、流于形式, 很难产生较好的效果。
3. 从接受培训的移民者来看, 文化基础较差, 参与培训不积极, 培训难度较大
长江上游的广大牧区地处文化教育最落后地区, 牧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三年, 成人文盲率较高 (三江源地区平均成人文盲率高达45%) , [1]大多数牧民不会汉语, 信息闭塞, 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 在所有培训项目中, 对文化基础没有太高要求的文明素质类和生活服务类培训参与者较多, 培训效果较好;而学习难度较大, 对知识水平有一定要求的职业技术类培训, 开展的效果则不太理想。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一方面部分移民群众思想包袱重, 没有严肃地对待文化和职业培训, 没有把培训和未来的生计和事业发展联系起来;另一方面, 他们对职业的态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 排斥服务类的行业, 不愿意从事和接受相关的培训。此外, 人口结构上的失衡也是造成文化和职业培训困难的另一个原因, 目前留在移民村的牧民大部分都是小孩和老人, 能够接受的培训项目非常有限, 即使接受了培训也很难将所学技能用于就业和创业, 无法实现培训最基本的目的。
4. 从培训工作的其它参与方来看, 培训资源整合不力, 就业合力机制不够健全
文化和职业培训参与者的单一和非市场渠道是影响长江上游移民培训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与三峡移民和其它很多扶贫移民的情况不同, 目前参与移民培训的培训方往往是由各类出于公益目的的志愿者或是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组成, 虽然在培训之前, 培训方也会就培训内容和培训意向与移民村的管委会进行沟通, 但碍于培训的专业性, 培训效果往往差强人意。由于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和资源整合的不力, 移民培训经费保障机制无从建立, 从而也就无法以市场渠道选择和定制适合牧民特点的培训项目。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 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是生态移民工程的终极目标之一, 同时也是实现“稳得住”和“能致富”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必要条件。在生态移民工程的整个实施过程中, 移民安置一直都是和移民搬迁紧密联系着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是关系到移民群众社会适应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它不仅影响着生态移民系统工程的顺利开展和移民迁入地的稳定与繁荣, 还会影响到移民10年后的再次搬迁与留居, 而对搬迁移民的文化和职业培训正是移民安置过程中, 实现由“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跳跃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以提高移民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为目的的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在解决搬迁牧民因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缺乏就业能力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难以融入安置点当地社区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移民迁入地基层管理部门方面应该发挥协调和控制职能, 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 整合各方资源, 充分调动移民群众参与文化职业培训的积极性, 多形式、多渠道地组织和开展各类培训活动和培训课程, 同时还要关注培训结业移民的就业引导和推介工作。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移民地区的文化和职业培训工作会探索出更有效的方法, 帮助搬迁牧民真正实现由“移民”到“居民”的身份过渡。
参考文献
论生态移民的正效应 篇8
1.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79万平方公里, 每年流失的土壤为50多亿吨[1]。西部尤为严重。严重的水土流失, 极易造成破坏性山洪、淤积、山体滑坡等继发性生态灾害。
2.植被破坏严重。如黄土高原地区, 由于地理风貌的因素, 土质较好, 植被稀少, 开垦起来相对容易, 农民为了增收, 获得更多的土地, 因而越来越多的植被遭破坏, 加上无节制的放牧, 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 水土流失严重, 大风、沙尘等灾害性天气变多, 对当地的农业活动造成严重地破坏, 并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2]。
3.水资源匮乏, 旱灾频发。许多地方曾出现过河水断流和湖泊萎缩、咸化、干涸的现象。黄河2000年之前平均四年三次断流, 黑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断流现象也不断加剧, 塔里木河下游部分河段已断流30多年, 由于供水不能满足正常的需水, 干旱灾害频发, 干旱灾害范围广、面积大、历时长、损失重。素有“天无三日晴”之称的贵州省近年来也连续干旱少雨, 继2010年云贵川渝春季大旱之后, 2011年和2012年贵州再遭旱情, 原本多雨的贵州百年古井、饮水工程水源点等枯竭, 百万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困难。
4.荒漠化问题加剧, 风沙危害蔓延。我国262万平方公里土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荒漠化, 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1]。沙尘暴发生的频率增加、强度增大、范围扩展, 已影响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5.地质灾害频发。崩塌、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我国西北、西南诸省高山地带及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经常发生。2010年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泥石流灾害造成约1500人遇难。以前舟曲山上多是郁郁葱葱的大树, 很少发生泥石流, 由于乱砍乱伐和毁林开荒之风的盛行, 舟曲周围的山体几乎全变成了荒山, 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平方米的速度减少, 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必然导致泥石流发生。
6.资源破坏严重。许多地区普遍存在资源消耗量大, 利用率低, 破坏严重等现象, 原来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物种资源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 严重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我国农业野生植物有4至5类、191种已处于濒危状态, 山东垦利县黄河入海口原有数万亩野生大豆, 目前只有零星分布。还有一些地区的桑、茶、果树和药用植物也遭乱砍滥伐, 用于治疗关节炎的雷公藤, 在福建、浙江两省几乎被砍光。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 一方水土已养不了一方人[3]。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遭受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威胁。
二、我国实施生态移民的原因
追根溯源,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各种因素, 但核心因素是“人口因素”, 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的优劣, 表现为相对于区域生态环境特性而言的人口规模不合理以及不合理的居民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例如西北地区以及太行山和晋西北地区, 农村人口相对于环境承载率而言大大过剩, 加上交通不便、生产方式落后、人口素质低、思想意识封闭等障碍, 都严重阻碍着这一地区的人口外迁, 持续增加的农业人口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3], 生活在该区域的群众, 长期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 迫于生存压力, 只能对周边有限的生态资源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开垦和乱砍滥伐, 从而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这些区域的农民越来越穷, 严重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基于生态学原理, 既然人口系统通过利用和索取自然得以维系和运转, 那么只有通过养护和回馈自然, 才能获得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平衡, 只有当养护和回馈多于利用和索取时, 生态环境才能得以休养生息, 因而实现生态安全的基本条件是协调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基本前提是缓解区域生态环境的人口压力, 即实施人口转移战略。生态移民是实现人口转移战略的主要方式之一, 是实现生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和移民安居乐业的有效途径。国家通过生态移民将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贫困群众安置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 实施统一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与此同时实现人口的重新分布, 优化人口分布状况, 加快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移民的生活和教育水平, 从根本上解决不适合人类居住区贫困群体的温饱问题, 消除区域化贫困, 实现生产生活的快速、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4]。故生态移民势在必行。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后, 人们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更加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 因而也更加关注生态移民问题。综上所述, 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是实施生态移民的最直接的原因[1]。
三、我国实施生态移民的正效应
1.生态移民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提升了贫困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国家实行生态移民政策以后, 把散居的人口向生存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和村落集中, 移民从山区搬出后, 对人口迁出区采取封禁措施建立生态无人区,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宅基地复垦还耕项目[3], 增加植被, 改善生态, 涵养水土, 调节气候, 逐步提高林草覆盖率,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恢复和重建原居住地的生态环境, 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当地生态资源, 缓解了生态压力, 保证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实现贫困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5]。如阿拉善生态移民区通过围封转移, 将移民迁出地规划为公益林, 通过禁牧、人工补播、补植、封山绿化、围栏封育等措施, 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减轻了当地环境的人口压力, 使1768.2万亩公益林得到有效保护, 大大减少了沙尘暴带来的损失[6], 提升了贫困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另外, 生态移民不仅保护了迁出地的环境, 同时改造了迁入地的自然环境, 新的移民集中安置点进行了科学规划, 路、水、田、山、树统筹考虑, 扶持群众发展绿色经济, 发展生态种植、养殖业, 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也得以有效改善。如宁南山区在移民迁入地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重建家园的整体规划当中, 加强对生态移民点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金投入, 科学编制生态移民项目区环境保护规划, 坚持高标准布局、高标准建设, 确保生态移民新村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布局、村庄建设等规划相衔接、相协调, 彻底改善了生态移民项目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2]。
2.生态移民优化了人口分布状况, 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我国许多地区移民集中安置点使农牧区居民由分散走向集中, 在建设时顺应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趋势, 注重与小城镇、小集镇、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统筹考虑扶贫开发和缓解“用工荒”, 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贫困地区的良性互动, 整体规划, 协调发展, 走生态移民与城镇化建设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 使移民搬迁一次到位, 减少资源浪费[7,8]。小城镇在移民搬迁进入后, 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到进一步聚集, 促进了当地城镇化的发展。如宁夏生态移民工程使几十万移民出山入川, 移民持续的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为宁夏沿黄经济区多业并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带动各个移民安置点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革。从镇北堡, 到闽宁镇, 再到大战场方, 处处呈现的是移民安居乐业、多业并举的发展图景。当年的戈壁滩和盐碱地经过大规模移民开发后, 种植业、养殖业、商贸物流大力发展, 如今已是绿树成行、田畴交错、商贾如云、楼堂林立, 成为集商贸、旅游接待、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商业化宜居创业之地。永宁县闽宁镇几乎家家都在种葡萄成为有“中国波尔多”美誉的优质葡萄的产区;中宁县大战场乡主推特色产业富农产业, 建成花豹湾3860亩有机枸杞示范基地, 年产值达到1.2亿元, 建成大青山8.2万亩硒砂瓜种植基地, 栽种枣树56万株, 人均纯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通过生态移民来促进小城镇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已成为我国区域城镇化的一种有益探索[3]。
3.生态移民促进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移民将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适度迁移、适度集中, 逐步培育形成新的中心村或集镇, 实现了农村人口的重构, 并采用人口适应交通的战略, 让人口向公路、通讯线路靠拢。节约了土地、能源、人力、机械损耗以及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的建设成本[9,10], 保证了迁入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使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得以覆盖和延伸。例如我国山区, 其中西藏, 四川阿坝州、甘孜州、青海海西州等平均每平方公里几个人, 许多县人口仅2万~3万, 并且分布零乱分散, 乡村稀疏, 互成孤岛, 为公路、邮路、电力等在县县通、乡乡通、村村通时需要付出线路长, 建设成本高, 终端用户少, 投资效益低, 加之山区气候多变, 塌方、洪水、泥石流、雪崩等一年四季不断, 安全率低, 线路的保养、维护成本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部分成本经生态移民途径被充分集中和有效利用后可更好地促进迁入地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 方便群众生活, 改善人居环境, 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7], 使其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例如在阿拉善孪井滩整体移民过程中, 政府向移民提供耕地、蔬菜大棚和牲畜圈等生产设施, 加上完备的住房、水、电、网络、天然气、沼气燃料、娱乐场所、健身中心等生活设施, 以及快捷便利的公路交通、完善的医疗设施和优越的教育条件, 健全的金融、生产资料、农业科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 已经实现了“搬迁一户, 解决一户温饱”的初级目标。
4.生态移民改善了移民子女的教育环境、提升了国民素质和能力
家庭化的举家迁徙是生态移民较为显著的特点, 由此便衍生了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生态移民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解决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多渠道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移民子女的就学问题[11]。生态移民工程后移民子女的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除了生员数剧增外, 最明显的改善就是学校的校舍, 新增加了教学楼、食堂以及学生宿舍, 我国三江源地区属于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 符合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 学生去镇中心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 学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 还负责学生的书本、校服费用以及其他杂费, 住宿生的住宿、取暖等费用也不需要家长负担, 并且学校食堂还负责所有学生的一日三餐。这一举措减轻了生态移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负担, 鼓励了家长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 移民家庭迁移到镇上后, 家里没有了牲畜, 不需要孩子留在家里帮忙, 就去上学了。并且生态移民后, 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青海省从2007年起每年招考一批教师, 称为特岗教师, 分配到偏远高海拔地区[12], 缓解了偏远地区师资匮乏的现象。生态移民充分保障了农牧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另外, 鉴于生态移民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就业情况, 移民区政府加大对移民务工人员的教育投入, 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迁入区居民的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问题, 培养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中“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居民, 使移民在培训中提高自身素质, 使他们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安居乐业。宁夏就通过启动实施培训就业援助工程、大力开展转移就业培训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了生态移民的技术技能使其就业更为快捷, 宁夏良田镇政府紧紧抓住颐和集团、祥达集团、锦旺配送等项目优势, 协议开发就业岗位, 举办园林绿化、种植养殖、挖掘机等培训班14期1597人, 培训产业工人1000人, 实现长期就业1263人, 使移民由农民转为产业工人、城市市民, 实现了长久转移、稳定就业。
5.生态移民带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生态移民后, 形成的新村镇打破了移民党员的行政区划限制, 发展水平相当的行政村或自然村有效地组合起来, 建立区域型或社区型党组织, 提升了党组织的效能, 巩固了基层政权, 零星分散的党员有了党组织, 党组织不断加强和壮大。宁夏中部干旱带2008年以来, 共建成34个生态移民新村, 涉及移民2.89万户, 13万人。34个生态移民新村中, 有1个按乡镇建制规划建设;12个生态移民新村系因地质灾害等原因整体搬迁, 隶属于原建制村管理;21个生态移民新村系从不同乡镇、村移民到项目区, 目前都按建制村管理。34个生态移民新村目前已全部建立了村级党组织, 为生态移民新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并且移民后, 种植、养殖、加工、流通等逐步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 形成了各种专业部门和新的经济组织, 出现了一大批产业基地、产销大户、产业协会及个体私营企业等不同类型的经济实体, 行业相近的经济、技术、服务等组织间, 通过组建专业协会, 以协会为依托, 将有共同利益的党员联合起来成立“协会型”党组织, 党组织的力量得以壮大[13]。
四、结语
坚持把生态移民与生态环境相结合, 与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 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 与移民子女的教育和个体发展相结合, 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 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构建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指引下进行的生态移民战略能够缓解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压力, 使农牧区居民由分散走向集中, 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源, 改变农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改善移民子女的教育环境, 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利用率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我们以此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作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突破口。让我们留给大自然一块自己的天地, 我们不要再“见缝插针”, 不要将牧羊群赶进所有的草地;不要开垦完每一块能开垦的土地, 要善待大自然, 保护大自然、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摘要：生态移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有利于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利于优化人口分布, 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改善移民子女的教育环境, 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和能力;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建设。
生态移民儿童 篇9
黑刺沟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西南,与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次生林区相接,距固原市区30 km,该区域辖滴水崖、刘家沟、黑刺沟、凤凰蛋4个点,原有住户260户1 048人,于2002—2012年先后在区内、区外移民,共有土地面积1 437.33 hm2,其中耕地面积420.00 hm2,退耕还林82.47 hm2,有林地128.00 hm2,未成林地307.53 hm2,宜林荒山76.00 hm2,封山育林423.33 hm2;属黄河中游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沟壑区,全境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土壤退化、地形破碎,生态脆弱,严重失调。而宁夏又是中国西北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目前仍有105万贫困人口,其中极度贫困的35万人生活在不适宜居住和发展的地方。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成为宁夏扶贫开发的瓶颈。通过改善迁入地的生产条件,不仅有利于脱贫致富,还可以缓解迁出地的人口压力,为改善和恢复生态环境创造条件[1,2]。因此,国家易地搬迁扶贫工程在原州区又称为生态移民搬迁工程。2001年,宁夏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易地搬迁试点工程项目区之一,把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搬迁,易地安置,使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有效结合起来创造了条件。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若干政策意见》,决定拿出上百亿资金进行生态移民,切实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把这部分居民搬迁到近水、沿路、靠近城市适宜生活和创业的地方,并将20万hm2移民迁出区定为生态恢复区,有力地推动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工程顺利实施,确保实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原州区是宁夏中南部最贫困的县区之一,在国家和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按照自治区生态移民总体规划,认真扎实地落实计划和政策配套措施。“十二五”期间,原州区共将搬迁安置移民1.5万户6.2万人,其中县内移民5 983户24 377人,是全区任务最重的县区。2011年,原州区计划移民4 706户17 443人,占“十二五”总任务的30.9%,其中区内移民1 910户6 937人。移民安置点建设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标准,基础设施先行、产业配套跟进,严格程序管理、规范透明办事,保证了移民工程质量好、成本低、群众负担轻。移民新村实现了水、电、路先通,村活动室、卫生室、文体室及小学、幼儿园、超市等社区化服务设施配套齐全;移民实现户有1栋房、1栋设施拱棚、1栋养殖圈棚、1座卫生厕所、1台热水器、1台太阳灶、1台卫星接收器,使移民群众发展有基础、生活有保障、致富有门路,促使了工程顺利进展。
2 生态修复措施
(1)大力宣传生态建设的政策及其重要意义,增强群众移民及参与生态恢复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对移民迁出区土地、宅基地及村集体公共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利用,边搬迁边拆除,对搬迁户的院落进行全面彻底的拆除,收回移民承包土地,原则上生态移民迁出所用土地规划为林业用地,用于生态建设,切断了移民两头跑的后路,为生态恢复奠定基础[3]。
(3)对靠近现有国营林场的移民迁出区就近划归现有林场管理;对离现有林场较远、集中连片且面积较大的移民迁出区新建国营林场或林木管护站进行管理。
(4)加强对生态移民迁出区现有林地、林木资源和其他固定资产的管理,严禁将移民迁出区内林地、草原、耕地用于与林业生态建设无关的开发;保护迁出区村庄四旁树和其他林木。保留移民迁出区原有村部、学校房屋及配套的电力、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为后续林业生态建设提供保障[4]。
(5)原州区把生态移民迁出区作为年度营造林重点区域,采取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科学选择树种,通过人工造林绿化、封山育林等措施重点营造生态公益林,使迁出区生态环境得到休养生息,加快了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达到移出一片、治理一片、见效一片的目的。
(6)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推进,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行集中整治、综合治理、全面恢复。部门联动,乡镇负责具体实施,林业部门负责规划设计、苗木供应和技术指导,采取“封、造、育、管”4项措施,对生态移民迁出区进行鱼鳞坑、反坡带子田等整地方式进行大搬迁、大绿化,做到全面治理,共造林整地423.33 hm2,栽植樟子松、油松、山桃、刺槐113万株,播种柠条、榆树种子12 t,使移民迁出区生态得到全面恢复,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参考文献
[1]薛新乐,柳智平,田国江.宁夏隆德县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及管理问题探讨[J].甘肃林业科技,2011,36(4):53-54.
[2]李宁,龚世俊.论宁夏地区生态移民[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19-24.
[3]张闽剑.宁夏南部山区生态移民的实践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6(5):66-69.
生态移民儿童 篇10
1.1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业, 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自然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和教育活动。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们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强调对自然景观的保护, 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而应与自然相和谐。生态旅游的全过程, 必须使旅游者受到生态教育, 把环境教育、科学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内容, 真正使生态旅游成为人们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学校。
1.2 经济融合
三峡工程移民的社会融合, 是指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到当地社会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原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融入与社会角色转换是三峡工程移民社会融合的基础。移民的社会融合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社会融合, 其中经济融合是基础。经济上的融合, 是指移民在经济方面达到甚至超过搬迁前的经济水平, 并且与当地居民的经济基本同步, 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经济体中去, 能够实现其自身经济个体身份的转换, 主要体现在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上。
2 三峡库区生态旅游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重庆直辖后, 特别是三峡工程的建设, 使重庆市及其所辖三峡库区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三峡旅游骤然升温, 使重庆旅游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凭借三峡黄金旅游线路的品牌和知名度, 重庆市2007年发起了生态旅游年, 三峡库区两岸和交通沿线地区掀起了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的高潮, 库区生态旅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虽然起源较早, 但对于深处祖国内陆的重庆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 通过对库区近年来生态旅游发展的调研, 笔者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如下:
2.1 旅游资源开发不合理
许多地方在开发旅游资源时, 管理不善、执法不力, 部分景区建设存在过度开发和对景区的破坏性开发等问题。此外, 由于受三峡工程长期论证的影响, 加之沿岸经济的落后, 各地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 许多政府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时, 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 便匆忙开发, 导致了旅游资源开发的不合理。
2.2 内部竞争无序
整个区域自然生态型、岩溶地貌型、探索漂流型及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分布广泛, 同质性高, 在资源开发中存在简单复制已经存在的产品原形现象, 产品策划、组合及旅游营销缺乏统一的战略, 区域内部无序竞争现象严重。
2.3 供需结构性矛盾和供给不足问题并存
旅游服务设施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中档旅游服务设施供给严重不足, 在旅游旺季时尤为突出, 而低档旅游服务设施则相对过剩, 整个库区的社会旅馆床位利用率平均只在40%左右。一些旅游最不发达地区的社会旅馆与需求明显脱节, 床位利用率仅为20%。对于库区旅游业较发达的区县, 则表现为明显的中高档服务设施供给不足[1]。
2.4 旅游人力资源缺乏
一方面是旅游企业真正懂经营、会管理、能管理和敢管理, 且可运作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是真正能吸引旅游者听讲解, 且能将所介绍的旅游吸引物的科学、艺术、美学和历史发展高度给旅游者讲清、讲透的高级导游人才严重缺乏。
3 三峡库区移民经济融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受库区移民自身素质、库区经济环境等的影响, 三峡库区移民经济上的社会融合速度较慢, 质量不高, 表现如下:
3.1 城镇移民受库区严峻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
第一, 受三峡工程的影响, 三峡库区老的产业调整了, 新的支柱产业还没有兴起来。第二, 产业发展落后, 缺乏效益好、竞争力强的规模企业, 传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搬迁过程中因关停并转大部分消失了。第三, 产业发展缓慢, 传统商业区淹没后, 移民新区和搬迁的新城未能形成新的商业区, 商贸流通迟缓, 经营不景气, 大量商业门面空置。第四, 就业形势严峻。由于严重的产业空虚, 原有在业人员因企业关闭破产成为失业人员, “农转非”移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后无业可就。部分移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不是靠生产, 而是靠移民款、安置费, 存在坐吃山空的危险。
3.2“农转非”移民收入农村型, 消费城市化
三峡失地移民迁入城镇后, 实现了由小农式的乡村社区向现代城镇和村镇社区的转变, 生活方式也相应地改变了。从现实来看, 这种转变是不平衡的, 出现了“收入农村型、消费城市化”的现象。移民以前在农村可以挑水吃、可以捡柴烧, 现在生活方式城市化了, 吃水、烧煤、用电都要花钱, 部分“农转非”移民仅仅依靠现有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
3.3 就地后靠移民土地资源贫乏
第一, 土地数量较少。三峡库区本来就人多地少、交通闭塞、生态环境脆弱。重庆库区在三峡成库后, 将淹没良田33万亩, 迁建占地4.5万亩, 耕地净减少37.5万亩。据调查, 万州移民安置区1995年人均耕地0.83亩, 安置移民后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6亩, 有些乡镇人均耕地仅0.4亩[2]。第二, 耕地质量下降。蓄水前农村移民原有的土地都是长江河谷地带的良田沃土, 产出率高。而后靠安置的土地坡度大、水土保持难、生产能力下降。据有关部门测算, 同面积的后靠移民安置耕地每年要减少4到6成的粮食产量[3]。如大周镇后靠移民人均耕地只有0.3亩, 且坡地较多, 需退耕还林, 许多后靠移民生活难以为继。
4 发展三峡库区生态旅游, 促进移民的经济融合
4.1 整合资源, 促进库区生态旅游和移民经济融合的同步发展
针对上述库区生态旅游发展和库区移民经济融合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可以整合现有的生态旅游资源和库区移民这一庞大的人力资源群体, 形成二者的合力, 共同发展, 促进生态旅游和移民经济融合的同步运行。通过实地调研, 整理出库区现有旅游资源的整体情况, 并请相关专家学者考核论证, 合理配置资源, 力求库区的生态旅游产业合理规划、精心布置, 避免开发不足、过度开发、破坏性开发、无序开发和低水平重复开发等现象, 使库区的生态旅游产业的布局能够收到最大的效益。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 要统一规划各种不同档次的服务设施, 避免“局部杠”, 力求床位利用率常年处在较高位置。
4.2 鼓励移民创办生态旅游企业, 政府给予政策、经济、人力上的大力支持
当地政府应鼓励有条件的移民积极创办生态旅游企业, 既可以助推重庆库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也可以促进移民自身的经济融合, 取得双赢的效果。在鼓励移民创办生态旅游企业的过程中, 政府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 给予移民政策上的支持。对于创办生态旅游产业的移民, 政府应广开绿灯, 审批条件、创业环境和税收等方面都要给予大力支持和扶持。其二, 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库区移民在移民搬迁过程中大都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因此, 在移民创办生态旅游企业的过程中, 各银行应在贷款、利率、还款期限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支持。其三, 人力上的支持。就是给创办生态旅游企业的移民提供品德高尚、专业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 指导和帮助他们创业。
4.3 加强对移民的培训, 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库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如上所述, 库区严峻的经济环境, 产业空心化、土地资源匮乏等, 严重影响了移民经济上的社会融合, 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库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既有利于库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也提高了移民自身的收入, 为他们早日与社会融合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是移民社会融合的必由之路之一。对移民的培训, 主要是指对移民进行生态旅游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使他们有一技之长, 能够自食其力。首先是对有意创办生态旅游企业的移民进行培训, 包括企业经营和管理知识、生态旅游知识等的培训。其次是导游的培训, 培训出一批又一批讲解艺术高超, 又了解当地文化和民俗的专业导游。再次是免费培训那些目前没有就业的移民, 源源不断地为生态旅游企业输送各种合格人才, 包括餐饮服务、卫生、住宿等各方面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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