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企业

中国有没有企业（精选七篇）

中国有没有企业 篇1

其实细究起来, ”国货“真的就不行了吗?先不说日本的马桶盖就是在中国的杭州产的, 单说中国的智能手机, 如今在西方消费者的眼中, 那是相当的“物美价廉”, 以至于西方媒体发出了“中国人是怎么做出这么好的产品”的感叹来。

上周华为发布了Mate8, 因为去年Mate7的原因, 许多朋友微信上都向我打听, 怎么才能买到, 连一位政府的官员也私信问我。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产品有能力赢得用户的心。此前一个“我们想和这个时代谈一谈”的话题刷暴了朋友圏, 借着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谈一谈, 中国的产品有没有能力和时代对话。

今天的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 “我们想和这个时代谈一谈”这个话题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ICT技术的发展, 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带来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人类社会各个层次的大变革。100多年前, 当中国人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茫然失措, 农业文明的中华帝国一夜间分崩离析时, 国人最沉重的呐喊就是“救国”两字, 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先辈们都在用生命探索国家的强胜之路。100年之后今天, 中国已是全球科技发展的中心之一, 我们的信息通信技术、我们的高铁, 我们的装备制造行业, 我们的航空航天技术, 无不令其它国家和人民仰目。中国人用了100多年, 终于屹立于世界强林。

特别是在信息通信领域, 当华为在这个领域驰骋全球, 当阿里巴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巨头, 当微信成为全球通用的应用时, 难道我们不应该和这个时代好好的谈一谈吗?

太应该了。我做通信记者17年, 早年间采访对象多是些国际科技巨头, 可是今天, 有些企业已不在了, 而华为成了全球ICT巨头, 近一段时间来, 我几乎每月要采访华为的高层;曾几何时, 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手机都是其它的国外厂商的品牌, 今天, 国产手机已成为国人的必选之一。上至国家领导人, 下至贩夫走卒。在人们的心目中, 国产手机并不比苹果的差多少。而且, 现在除了苹果, 全球谁还是中国手机的对手?

所以, 我们更有理由和这个时代谈一谈。有人说,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但我认为, 在中国人的眼里,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 没有最坏。

因为在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了国家的雄心勃勃, 无论是“中国梦”, 还是大国崛起, 我们的国家, 都有信心重建汉唐盛世, 重现丝绸之路的辉煌。

因为在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自信。我们不仅在科技领域得到世界的认同,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就是明证, 证明中国人在科技创新上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 现在, 中国更是在生物生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领域、能源、材料科学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因为在这个时代, 我们更看到了中国企业的成长崛起。不管是任正非、马化腾、李彦宏, 还是那些刚创业的年轻人, 中国的企业家们对这个时代充满自信。

中国有没有企业 篇2

中国企业大多管理“员工的现在”，世界级公司管理“员工的未来”

尽管30年来，中国企业开疆辟土、高歌猛进，然而放眼全球商业舞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还没有哪一家中国企业真正迈进了世界卓越企业的殿堂，成为舞台上的耀眼主角;也没有哪一位中国企业家登上了商业领袖所能企及的世界顶峰，引领全球财富走向，对比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依旧有一条不小的沟壑横亘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我们未能渡越到彼岸?

中国企业未臻卓越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企业真正的挑战在于“国际化规则与世界级水平的运营”，因为中国企业，即便是优秀如海尔、联想、华为等，与世界卓越企业存在的差距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

● 战略差距：权谋vs制度

中国企业多以“权威谋略”为战略出发点，而世界级公司则以制度和文化为战略出发点。到目前为止，中国绝大多数优秀企业家都是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下产生的。在“市场”环境中，他们懂得了“国营厂长”不懂的竞争谋略，但“计划”余味下，却需要他们懂“政治”，甚至部分会成为以“权威谋略”为中心的市场政治家。

● 绩效差距：短视vs长远

中国企业大多管理员工的现在，世界级公司管理员工的未来。世界级企业的绩效管理，是通过投资员工的未来，从而获得公司的未来。但中国不少企业只注重短期效果，注重人的短期业绩而不太注重能力的发展。

● 文化差距：工具vs信仰

中国企业用业绩凝聚员工，世界级公司用文化凝聚员工。不少中国企业的远景成为企业家个人的鸿图伟业，是实现企业家个人野心的工具和附属品，而不是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在相当一些中国企业中，核心价值观只是手段而已。一些企业家常常把“以人为本”、“消费者是上帝”一类感人肺腑的话挂在嘴边，而一旦利益当前，一切仁义道德就靠边站。

● 管控差距：能人vs流程

中国企业用能人管理控制公司，世界级公司用流程管理控制公司。中国企业对公司的控制大多是由人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制度与流程系统完成的。这样必然产生诸侯经济。这种管控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在量上获得扩张，但不能获得质的提升，虽然金玉在其外，但败絮却早匿其中。当年三株的失败，诸侯经济就是很大一个原因。

● 营销差距：利用vs敬畏

中国企业利用消费者的幼稚，世界级公司促进消费者的成熟。要想真正把握消费者，就得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像追求真理一样，不断地了解他们，琢磨他们。但中国众多企业在骨子里对消费者是没有敬畏的，他们认为可以用计谋搞定消费者，所以用夸大其辞的广告，用费尽心机的“承诺”去讨好消费者，获得增长。

● 领导力差距：聪明人vs认真事

中国企业强调做聪明人，世界级公司强调做认真事。不少中国企业家的骨子里有很深的帝王情结，有很强的支配欲，喜欢研究“驭人之术”，“好为人师”，“领导”在他们心中就是“驾驭”的意思，结果企业就演化成了权谋组织。世界级公司强调的是以原则为中心的领导，强调的是权力和义务对等之上的合作。

中国企业家尚未登顶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得益于一批具有创富精神和理想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同时，也将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马云等企业家推上了个人价值成就的高峰。可是，仰看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等商业领袖，中国企业家的修炼与攀登之路还远未到尽头，距离顶峰还有很长一段路途，

● 差距一：抵制诱惑的能力

世界级商业领袖往往诞生于严格的市场竞争环境，而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环境，还无法说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给企业家提供了太多的创富机会，同样也形成了太多的诱惑，以致中国企业家不容易坚守自己的商业底线。中国企业家有了钱就抑制不住要进军房地产，涉足证券投资，因为赚钱来得快。但是这样机会投资产生的利润是可以持续的利润吗?真正致力于登上顶峰的中国企业家，不能把自己的眼光放在对暴利与机会的贪婪上。

● 差距二：重硬件轻软件

世界级商业领袖有个共同特点，把人力资源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来实现企业的跨越。而很多中国企业家认为企业的发展动力是硬件推动型，他们相信机器胜过相信人才，他们把研发投入的重心放在机器设备的投入上，轻视对研发团队和研发管理者的投入。殊不知，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经营管理，最终来源于人的智慧，离开这一点，企业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 差距三：缺少企业幸福感

许多中国企业家的幸福感更多是建立在社会名利和行政地位上，或者是建立在下属对他的崇拜感上。而世界级商业领袖更多的幸福感来源于企业经营成就，所以类似于洛克菲勒等家族企业往往寿命很长，传承数代人而长盛不衰。

差距源于商业文化根基

之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未有登顶者，最根本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文化根基。因为，企业是国家或者民族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表面看，我们与世界卓越企业和企业家的差距是管理水平上的差异，是战略规划、组织形态、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其实本质上的差距是商业文化的相对落后，是人的思维意识还未摆脱长久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影响。

这种商业文化的先天不足，表现在战略思想上，就是中国企业喜欢做大，喜欢做外在的扩张，喜欢追逐机会。中国企业家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在小农经济下人是没有安全感的，深受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困惑。

商业文化不足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就是中国企业大都是“人治”型家长制的组织形态。这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商业组织都是家长制结构模式，不仅企业家容易偏好当家长，员工在内心深处也难于摆脱对一个大家长的渴望与敬仰。

从营销系统来看，中国企业的营销系统同样深受商业文化先天不足的影响，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消费者骨子里的不独立因子，先从意志上将消费者弄晕，然后令其服从，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下的运动式模式。

从人力资源来看，商业文化先天不足的弊端更为突出。在农业社会下人往往没有独立人格，是依附型的，必须通过情感交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因此中国企业往往靠熟人来管理，企业家摆不脱封建帝王思想，总是力图让下属成为“自己的人”，公司领导者常常划分为几拨人，山头林立。于是，在堪称中国优秀企业的娃哈哈公司里，竟然出现宗庆后身边竟然没有一名副总裁的惊人景象。

回归商业本源是追赶途径

以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发展速度，诞生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尽快弥补商业文化的深层次差距，拥抱世界先进的商业文化，摆脱小农经济形态的束缚，回归商业社会的本源。

企业与企业家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公司。公司实质上是一个法人组织，是有独立生命意志的。那公司如何才能做大做强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客户价值，公司的战略思想就是如何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价值，如何以此为基点来设计公司的组织结构、营销系统、人力资源体系。沃尔玛、谷歌、戴尔、宝洁等，不都是这样的吗?以消费者的利益为第一位，公司就是为客户提供价值的经济组织。做大做强是结果，以客户为中心是路径。明确了这一点，公司也就完成了战略的调整。

接着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回归本源。法人意味着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就是公司的代理人、所有者或者监督者。公司是有自己独立意志的，公司收益归你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处置它。按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设计并严格遵循，这本身是对公司生命的一种尊重。

营销系统回归本源，企业就应当投资消费者的未来，帮助他们成熟。人力资源系统回归本源，企业应做“法治”上的流程系统，强调权力和义务对等之上的团队合作。

回归商业社会的本源，加之中国经济环境的酝酿，中国企业不仅能像日韩企业那样迅速国际化，更会成为国际管理的领导者。

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就没有中国的经济 篇3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应该关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何而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因为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熟练程度的提高和专心致志的研发，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分工提升和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从这个模型我们不难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化，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当我们由封闭走向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发挥在国际分工的优势，就取得了发展和进步。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规模。我们过去利用国际市场比较成功，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做得不够。其实，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未来怎样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

遗憾的是，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我们形成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这一驾跑不动了让另一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是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是企业家的职能。而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要靠增加内需，特别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于是就变成了政府的职能。

增加需求意味着开发市场，必须靠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创新靠什么？激励机制。特别是有可靠的产权保护、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创新才能有合理的回报。而从凯恩斯的角度讲，增加需求靠的不是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企业家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很容易卖掉产品、而产权保护并不可靠的时候，没有人会有积极性去搞创新，因为创新是一种长期持续和承担风险的行动。

看投资，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今天放弃100块钱，是看未来能不能带来110、120块钱的回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能扩大需求，就可以创造GDP。这样一来，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效率不高，反而造成浪费。GDP增加了，但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看贸易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创新越多，经济发展越快。所以，好的贸易政策就是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净出口可以增加需求才能增加GDP，这一定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

再看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靠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用凯恩斯的理论去看，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增加需求就好。在产权改革与法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在去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大量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确实，由于投资增加，速度上去了。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样做，对经济持续增长没有积极意义，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有办法开发的。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几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萎缩，增加的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经济转型呢？

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政府怎么能不关心短期问题呢？这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自我安慰。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于是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张维迎

格力:没有“中国创造”就没有出路 篇4

该活动由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消费者杂志协办, 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中国制冷学会、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支持;与会的还有工信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领导, 以及消费维权、技术专家、消费者代表和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共230余人。

会上, 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宣读了《中国创造之路倡议书》, 提出保障民生是“中国创造”的重要责任, 要共同努力,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让13亿中国人实实在在享受到“中国创造”的发展成果;自主创新是“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石, 董明珠呼吁企业要实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追求环保、节能、低碳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诚信自律是“中国创造”的重要条件, 积极营造和谐消费环境,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努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董明珠在倡议书中呼吁“让我们行动起来, 肩负共同的责任, 共同开拓‘中国创造之路’。”

近年来, “中国制造”世界闻名, 但是能够被人津津乐道的, 由“中国创造”的产品和企业却寥寥无几。从“制造”到“创造”, 一字之差, 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价值却是截然不同。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对此, 董明珠表示, 企业作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支生力军, 有义务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格力此次发出“中国创造之路”倡议,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中国创造”的行列, 加快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当天, 与会领导、专家还纷纷以格力的发展历程为样本, 就“中国制造”如何向“中国创造”转变, 以及中国创造的必要性、急迫性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探讨, 一致认为格力倡议“中国创造”,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很可能带来“登高一呼、众山响应”的聚集效应, 加快中国企业的“中国创造”进程。

揭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花木兰？ 篇5

《木兰辞》说它是北朝（魏）乐府，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秦汉以降的朝廷大多设有专门的乐府官署，南北朝也不例外，具体职能是负责收集整理民歌、训练乐工等，属掌礼仪教化的太常寺该管。《木兰辞》被宋代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乐府双璧，不是没有道理的。郭茂倩的父亲郭源明曾做过太常博士，家学渊源、慧眼独具。

乐府歌辞的来源一般有两种：御用文人创作和民间采集。《木兰辞》显然属于后者。重读，我们眼前会呈现这样的景象：一个利落朴素、自恋成痴的姑娘，在娓娓叙事，旁边还有一个小秀才做记录。

实际上，汉魏时期流传下来的《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乐府经典，无不带有上述“写实”的特点。

这种民间“写实”非常可贵，我们称其为“民间述史”，也即老百姓自己写的历史，相当于某人传记或非官方大事记。为何这么说呢？古代官方修史，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是大餐，后妃本传、怪力乱神只是小菜儿，民间小事小情小人物，史书不显。

老百姓通过民歌创作的形式，把一些他们看到的亲历的认为有意义的事口述下来，经民间文人的润色，再被官署采集后稍加整理，即成乐府歌辞而传世。它们，可为史料之补充，其真实性，足与地方志、文人笔记相媲美。

从北魏史料中寻找木兰代父从军的可能

有人跟我较真儿，说《隋唐演义》里还有花木兰故事呢。没错，那能说明什么？隋恭帝在位不足半年，还是唐高祖李渊立的傀儡。中原百姓有称皇帝为“可汗”的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句又怎么解释？

在北魏官方文献里，孝文帝改革之前，皇帝一般称为“可汗”，这是不争的事实。稍往前溯，五胡十六国也有称皇帝为“可汗”的，但在内蒙额尔古纳附近连续征战超过十年的，恕我浅陋，找不到。唯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柔然族的战争达到了25年之久；且孝文帝改革后，朝野全面汉化，已不再有“可汗”的称谓。也就是说，花木兰若史有其人，应该生活在拓跋焘时代。

关于花木兰的籍贯，如今争议也颇多。有说她是谯郡人，有说她是宋州人，有说她是黄州人，有说她是商丘人。如果熟悉史料的话，这些争议其实不是争议，因为历史上的谯郡、宋州、商丘等，指的都是河南商丘市虞城县一带。

商丘原是南朝刘宋的土地，拓跋焘在433年将刘宋势力驱逐，至439年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其发动对柔然的战争，从424年开始至449年结束，历时25年。这个时间段，与目下流行的花木兰的生平亦基本相当。

比如说花木兰生于412年，若成立，那么433年商丘归属北魏，木兰应是21岁，在年龄上具备了代父从军的可能。北魏在孝文帝改革前，还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可汗大点兵”和“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等，符合当时的史实，奴隶主或部落首领发动战争，每家每户出一男丁为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从行孝的角度出发，花木兰代父从军，也成为可能。

花木兰“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抵御柔然的故事，应发生在拓跋焘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之后，在东北设六镇戍边期间，约435年到447年或449年。因为439年双方通过和亲改善了关系，其后的战争走向主要围绕西域的争夺，东北部只是在444年有过一次大规模战争，中山王拓跋辰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北魏大获全胜。其他时间基本没什么大仗。

木兰胜利凯旋之时，约35岁或37岁，朝廷封其为尚书郎，亦并不出格。北魏汉化前期，奴隶凭战功可以获得自由民的身份，自由民的军功累积到“策勋十二转”的地步，亦可以做官。且尚书郎的官职虽然靠近中枢，但级别并不大，位居尚书台下属各曹，比起郎中、侍郎等中高层官员，还差老大一截呢。

史无确载，但史家学者多有认可

花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目前学界说得最多的就是五个字——“史书无确载”。但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牧，南宋学者程大昌，明代学者徐文长，清代史学家姚石甫、宋虞庭等人，都认为花木兰确有其人，只是年代背景不尽相同而已。这些人既是文学家，又是饱学经史的大学者，自不会凭空乱说。

成书于清代的《商丘县志》也值得参考，其载曰：“„„及还家，释其戎服，衣其旧裳。同行者骇之，遂以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诸宫中。木兰曰：‘臣无媲君之礼’，以死誓拒之，迫之不从，遂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该县志史料依据源自元代碑文《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

前半段或是可信的。因为北魏前期实行“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民族政策，貌似提高了汉人士族官僚的地位，其实不然，鲜卑贵族及其分支勋贵依然唯血统论，史官述史基本也遵循这个原则。我的推论是，花木兰有可能是鲜卑奴隶移民至商丘，凭战功跻身贵族行列，《魏书》和《北史》原本应该有她的传记，但“以事闻于朝”，她的女儿身暴露了，犯下欺君之罪，虽赦免，青史留名的机会随即被褫夺。后半段说木兰被拓跋焘强纳为妃、不从自尽云云，绝无可能。

拓跋焘其人，首先是个军事家，然后才是政治家。军事家的谋略，不仅在于如何打胜仗，还在于爱惜士卒和拢固军心。比如他对在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升官晋爵，人口牲畜、金银古玩缯帛等，赏赐很重，毫不吝啬。木兰代父从军之事已然朝野皆知，作为一代开化君主，且能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的拓跋焘，娶其为妃或可谓之奖赏的一种，但还不至于欺男霸女。当然，若真有其事，史官亦会“为尊者讳”，不予记载。

中国有没有企业 篇6

现在，SOA（面向服务的架构）已经成为业界公认的IT基础架构发展的趋势，而它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效益的特性，更是使得业界开始为之疯狂。

一份名为《SOA的商业价值》的咨询报告显示：目前，约有97%的客户认为SOA项目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在初期项目完成后，约有51%的客户看到了SOA所带来的收入增长。

然而，SOA的概念在提出伊始就饱受业界质疑，认为SOA只是一种技术，一种产品，一种软件，但经过数年的发展后，情况还是这样的吗？中国企业又是否适合SOA？

2007年7月10日，北京嘉里中心，“2007 IBM SOA论坛”在这里召开。作为主讲嘉宾的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咨询服务与SOA全球总经理Robert LeBlanc忙里偷闲，接受了《IT时代周刊》的专访。

紧凑的日程安排让他略显疲惫，但只要谈到SOA，具有26年IBM职业生涯以及3年SOA工作经验的Robert LeBlanc眼里就会闪现出矍铄的目光，他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还未将SOA纳入决策流程的企业业务领导人很快会意识到他们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SOA绝非大企业专利

《IT时代周刊》：据了解，SOA目前大多数是在大企业里实施，它们大多有自己的系统平台架构。如果要实施SOA，就意味着要推翻它们原来的架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Robert LeBlanc：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SOA不只对大企业有用，对中小企业也很有用。因为SOA的业务模式建立在一种生态环境基础之上。这个生态环境的特点就是开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不管这个企业是大还是小，只要能够提供价值就有能力在这个市场上生存，所以SOA对中小企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IT时代周刊》：企业在实施SOA过程中，需要对原有的系统删除或是更换吗？

Robert LeBlanc：系统在短期内不需要更换。SOA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复用。它可以把旧的功能打包形成一种服务，再将这个服务进行整合就可以实施。因此，在SOA实施的早期阶段，能够把原来旧的功能重新使用，再不断整合。随着业务发展，企业就会考虑建立起一些新的系统和替代系统。

《IT时代周刊》：在现实中，有一些企业可能有很好的业务，但是没有良好的技术支持，或者是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却没有好的业务。这些企业实施SOA能获得成功吗？

Robert LeBlanc：IBM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差异之处在于，IBM公司既能够提供技术，又能够提供业务方面的帮助。一个公司在提出SOA业务转变的时候，他们只要说出具体的需求，IBM可以把最佳实践提供给他们。如果他们的技术不是很强，IBM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技术服务，比如帮助他们写SOA的软件。最关键的一点是需要IBM来帮助企业意识到它们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舒马赫开现代车参赛，他不一定赢得了比赛，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不会开赛车的人开法拉利赛车也不一定赢得了比赛。所以，要想赢得一场比赛要有好的车手，也要有好的车。要有很好的技术，也要有很好的业务。SOA想要取得成功也就是要具备这两个方面。

《IT时代周刊》：在IT行业，人们谈SOA的时候，总是谈技术而忽视了业务，为什么会这样？

Robert LeBlanc：其实，业务也非常重要！企业建立商业模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变革自己的企业。如果只改变技术，不改变商业或业务，企业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如果只想改变业务不改变技术，结果同样是非常糟糕的。对用户来说，它们有很多服务和产品，希望使这些产品和服务得到落实，这也需要相应的技术来支持。

中国企业的优势

《IT时代周刊》：现在，中国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正在高速成长，它们在实施SOA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在实施SOA的过程，中国企业有何优势？

Robert LeBlanc：中国企业在实施SOA过程中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还处于IT演进过程中，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新兴公司，没有二三十年的IT架构，没有包袱，能够很快地将最新的IT融入到业务当中，支持业务发展。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企业掌握了最佳的架构、最佳的能力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供应商。不论是在制造行业、服务行业，都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产品提供给全球，因为一个非常优秀的IT技术建立在非常开放的SOA上是很容易被全球接受的。

《IT时代周刊》：中国企业要在全球获得成功，最需要注意的因素是什么？

Robert LeBlanc：现在大多数公司都是全球性的公司，很少有公司是纯粹的中国公司或者是美国公司。一个公司想取得成功的话，要进行全球整合，建立全球的生态环境。对于很多中国公司来说，第一次在建立IT架构的时候需要谨慎，要找到适合自己公司的IT架构，这样它才能够一鸣惊人，成为优秀的企业。IT过去25年对全球产生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IT时代周刊》：假如一个成熟企业实施SOA，情况是否与成长型企业一样？

Robert LeBlanc：企业成熟度不同，实施SOA的过程也不一样。逐渐成长的私有企业，它的IT架构还处在早期阶段，要实施SOA，就要从全盘考虑来做规划，从业务的角度确定优先顺序，然后一步步实施。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只需要建立起一个SOA的核心小组，把成功的实践一步步推向整个企业，走向全球化。

《IT时代周刊》：企业实施SOA，是不是马上就能看到它给企业带来效应？

Robert LeBlanc：一个企业最开始在使用SOA的时候，要慢慢地培养出一小批人才，了解SOA是什么情况，把他们掌握的技能与其他的部门分享。在分享的时候，企业其他的部门也会了解到SOA的价值，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尤其对小企业来说，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找到自己解决的问题为大企业服务，成为大企业供应链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体系，吸引更多的业务伙伴参与进来。这样，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大。

《IT时代周刊》：SOA的实施不但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能促使其顺利转型，但企业在实施SOA的过程，是否非常复杂？

Robert LeBlanc：中国企业实施SOA非常简单，只需要四个简短步骤：第一步，企业仅仅需要IBM的一个团队花费1个小时或者一天时间，让他们帮助企业了解SOA能带来什么样的益处；下一步可能要一天到三天的时间，这时需要帮助企业设计一个愿景，同时为企业的SOA历程设计一个路线图。

第三步叫做SOA试点的专题研讨会，需要一个星期。IBM会带来一个团队，帮助确定SOA项目，确定一个模型、未来的架构。他们会和客户进行合作，帮助客户确定未来SOA经历的情况。

最后就是SOA的实施阶段。在这个技术基础上，企业建设自己的SOA基础设施、SOA战略规划、SOA诊断、SOA高级培训中心，从而最终完成一个完整地SOA计划。

SOA已成决策层关注对象

《IT时代周刊》：SOA本来是被IT人员谈论的话题，现在这种现象是否已得到改变？

Robert LeBlanc：IBM一项最新的全球客户调查结果显示，SOA如今已被企业业务领导人纳入决策范围，成为将企业业务与IT目标紧密结合，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的重要发展策略。

这项调查的人数达到4200名，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已普遍决定实施SOA。同时，它们认为实现SOA目标，需要培养兼备业务能力和IT技能的复合人才。此外，调查亦显示许多企业都在增加SOA项目预算，SOA正在被作为一项企业重要的策略来应对新的业务挑战。

《IT时代周刊》：以前，企业改造IT流程基本是CIO来作决定，但现在SOA成为企业决策层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原因勾起了他们的兴趣？

Robert LeBlanc： 企业领导人选择IT企业合作伙伴来实施SOA的原因是，它能帮助客户跟上快速变化和激烈竞争的市场，实现新的业务目标，解决存在的业务问题。那些将SOA纳入决策流程的企业业务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如果不采用SOA，他们将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SOA能对特定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自动化，同时会删除冗余流程。业务领导人是将SOA从早期阶段（局部或初级）向整个企业深入推广的推动力。

《IT时代周刊》：随着企业领导人对SOA的重视，在财务预算上怎么分配？

Robert LeBlanc：现在，成功公司正在将一部分IT预算划拨给SOA项目。IBM的调查显示，2007年有40%的企业表示有10%~30%的IT预算花费在SOA项目上，而53%的企业也表示他们在SOA项目的IT预算比2006年增加了10%~20%。

《IT时代周刊》：企业实施SOA，必须要有充足的人才供应。但现在市场上这类人才很缺乏，这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到SOA实施的进程？

中国当代有没有文化大师? 篇7

在不经意间，“文化大师”从“文化名家”和“文化名人”中凸显出来：打开“百度”，检索“文化名家”，找到相关网页1310万个，相关新闻5190个；检索“文化名人”，找到相关网页76800个，相关新闻8.3万篇。但检索“文化大师”，相关网页达2780万个，相关新闻达20.7万篇。由此可见，“文化大师”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现象，这也给我们带来诸多思考和启示。

国外学者眼中的文化大师

孔子、老子、孟子、孙武、杜甫、曹雪芹、鲁迅、毛泽东等入选过由国外学者推出、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行榜，他们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

“大师”是从佛教里来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大师”是对有很高成就的学者或艺术家的尊称。说到文人学者获“大师”称谓，最早见诸文字的大概是《史记》中的伏生。伏生及其弟子由于对艰深的《尚书》有专攻、有建树，被史家称为“大师”。

对于谁是文化大师，国外学者还专门进行了研究。

担任过纽约大学文学系主任的美国哲学博士丹尼尔·S·伯特，在本世纪初做了个“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遴选有史以来100位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们是莎士比亚、但丁、荷马、列夫·托尔斯泰、歌德、普希金、惠特曼、司汤达、海明威、萧伯纳、夏洛蒂·勃朗特、雪莱、雨果、泰戈尔等。中国有杜甫(作品《杜工部集》)、曹雪芹(作品《红楼梦》)和鲁迅(作品《阿Q正传》)位列其中。

美国人麦克·哈特博士也做了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排行榜”。中国文化人儒教创始人孔子、道教创始者老子、儒家学派最伟大的继承者孟子入选。其他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名人是卡尔·马克思、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贝多芬、笛卡儿、米开朗琪罗、巴赫、培根、荷马等。

目前，世界畅销的《影响世界历史的100本名著排行榜》，也是由美国学者推出的。入选6部中文名著：孔子的《论语》、孙武的《孙子兵法》、鲁迅的《阿Q正传》、老聃的《道德经》、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他名著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卢梭的《社會契约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等。

这些作者和作品都是经过历史沉淀出来的，其思想光辉历久弥新。

值得一提的是，推出排行榜的几位外国研究学者认为，这些中国文化大师，积累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也传承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文化圈构成的关键内核，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标识。他们的名字在今天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谁是中国文化大师

究竟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众说纷纭，但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折射出崛起中的大国国民对真正大师渴求的文化心理焦虑。

对于谁是文化大师，世界在关注，中国也在关注。针对国外的一些排行榜，有些专家考虑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理解不深等因素，认为屈原、李白、王羲之、范仲淹等且不说，在20世纪也有很多大师的身影掠过，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他们在文化内涵和艺术创作上对这个时代构成了影响。回眸历史长河，拥有了这些文化大师我们不能自大自傲，但更不能妄自菲薄。

当然，国人更多关注的是“谁是中国当代文化大师”。

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存在的巴金，为我们贡献了《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主编的《收获》杂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杰作的摇篮。巴金被人称为“文学大师”。季羡林因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贡献突出，被称为“国学大师”。著名学者余秋雨因有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被不少人称为“大师”。

吴冠中作为一位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人物，在中西艺术融合的实践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国内外艺术界所公认。有媒体称吴冠中先生为“艺术大师”。再看中国电影界，谢晋、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的影片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和知晓度。有人认为，他们是中国电影界的大师。

不过，这些文化名人被称为“大师”后，常引来一些异议。如，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文化名人在文化领域作出过特殊贡献，肯定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家，但是不是艺术大师，现在说起来还为时尚早。有的甚至提出批评，认为如果仅凭媒介上的脸熟度和一两本畅销书，就称之为文化大师的话，这是不负责的做法。

事实上，对于这些“被大师”的文化名人，他们自己对此也颇有自谦风范。巴金曾经真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罢了。季羡林也说他真的“不是大师”，并在一篇《在病中》“三辞”，一辞“国学大师”的大桂冠，二辞“学术泰斗”的大头衔，三辞“国宝”的大封号。冯小刚也坚持认为“中国电影界没有大师”。

“谁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文化大师”之所以能引起争议，表面上是媒体浮躁、乱贴标签和大众缺乏判断力造成的，但根子里折射出崛起中的大国国民对真正大师渴求的文化心理焦虑：国家强大了，经济发展了，迫切需要文化的提升；生活富裕了，社会复杂了，需要文化大师来慰藉心灵。不同的出发点，一样迫切的心情，导致了文化大师评判标准的多元、多样、多变。

如何评判文化大师

文化大师要有原创性思想，要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力，要能传承民族文化基因，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并勇于担当人类的责任。一句话，要有文化的力量。

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产生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作品。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一个需要也能够产生传世之作和名家大师的时代。然而，评判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还是应该慎重。毕竟，历史上的“大师”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又都是少数。着眼引导社会对文化大师的关注，以及引导更多的文化名人向“大师”努力，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来确定和审视文化大师评价体系和标准。

文化大师要有原创性思想。创新创造是构成大师的前提。在文化上，他们要带有强烈标识性，这种标识不是符号化，而是能够表现中国在整个历史、社会和时代中对更广泛群体所构成的影响。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就有很显著的大师标识，它从中世纪

的宗教转向人文思想，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达·芬奇等大师级人物。文化大师都有獨异前人的杰出文化成就，他们都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即开前人之未开的学术事业的人。

文化大师要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应该推举出一批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师和文化作品。今天的文化大师不能是地域局部范围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基本参照系。同时，文化传播的覆盖面要广泛，大师应该是能在更大范围内构成反响的人物。比如说孔子，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全世界，并在全球范围传播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价值观。

文化大师要能传承民族文化基因。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宁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斯大林在二战期间红场阅兵时说：没有人能够征服诞生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等伟大人物的俄罗斯民族。这些名言，道出了一个文化大师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靠的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韧性和传承。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标准所左右，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是当前中国文化大师不可放弃的文化追求。事实上，《阿Q正传》《毛主席语录》《红楼梦》之所以能影响世界，与其蕴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大师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并勇于担当人类的责任。文化大师应是一个高度自觉的人，一个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人，一个能化阻力为动力的人，一个勇于担当甘愿为人类献身的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轻言放弃。以范仲淹为例，他出身低微，社会环境复杂，但面对的是残唐五代留下的精神沙漠，他勇于担当，自强不息，开辟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复兴之路。事实上，一个体现了人类精神、文化精神的人，能赢得社会广泛尊重的人，才堪称大师。

文化大师要经得起时间的验证。梁启超说，大师之形成之发现，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文化的)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结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例如孔子的创造力，到汉以后才表现出来。事实上，真正的文化大师不是能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为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历史的长期检验，是不能逾越的两道屏障。

怎样才能营造文化大师成长的环境

要有长远规划和坚持的理性，要营造让思想飞扬的人文环境，要构建创新人才生长的教育模式，还要倡导文化人的自我塑造。从文化名家到文化大师，是一个质的飞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教育等战略都要维系于这个轴心来展开，并实施“文化领袖”“文化巨人”等相关工程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培养和塑造文化大师，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

要有长远规划和坚持的理性。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文化大师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出现的，都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要有大思路、长目标、大战略，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实施“名家工程”、“大师工程”，并把它们纳入国家人才发展长远战略规划。同时，要构建激励“名家”成长为“大师”的竞争机制，妥善处理当前存在的如学术团体机关化、文化名人官员化等问题。培养大师要有紧迫感，但不能一蹴而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要营造让思想飞扬的人文环境。大师们在本质上是自由灵动、不拘一格的。史学家分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与当时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条条框框被打破，思想比较解放、文化交流更加从容和顺畅。当前，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对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要尊重创造，鼓励探索；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这里还要避免对文化名人进行不负责的苛责漫骂，甚至戏说、恶搞、打“口水仗”，要营造尊重文化名人的人际氛围。

要构建创新人才生长的教育模式。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强调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人大校长纪宝成近日批评大学教育现在成了职业教育，出产人才更多的是依靠“流水线”，即统一的培养模式、固定的教育体系、固定的评价标准。而当评价体系完全瞄准了论文量、出书量、学术级别、项目多少时，就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唯GDP论并无两样。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给人文学科以宽松氛围，并破解长期以来人文学科量化考核等因素带来的困境，实施系统全方位培养。

要倡导文化人的自我塑造。他们应能够坚持理想，淡漠名利，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西方的几个重要文化重建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其中的一些影响深远的领军人物如达·芬奇、马丁·路德、培根、伏尔泰、狄德罗，莫不如此。相反，名家及其作品若趋于功利，则会弱化文化的光辉和思想的光芒。此外，他们在自我塑造中还要注重“立德”，不懈地追求真理，不轻信盲从，敢于担当，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