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

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精选四篇）

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 篇1

一、朝贡体制转变为条约口岸体制

朝贡体制, 一种概括性的解释是:“中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 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 很早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 其他区域的统治者必须认可中国天子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外族王公以两种‘象征性’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要求的接受: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 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着这套制度的象征, 现代学者称这套由机构和文字构成的复合体为‘朝贡体制’。”然而, 维系中国统治的传统外交体制跨入近代, 在外力的冲击下, 走向解体,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体制——条约口岸体制。但是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经历了一段过渡期。

条约是国家间关于他们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国际社会交往的法律形式。但是中国近代很大一部分条约是缺乏国际法所规定的平等性的, 所以费正清才把中国条约口岸体制称为是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行使“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关于条约口岸体制形成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步:首先是鸦片战争后, 中英签订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 跟随其后的是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 开始了中国条约处理外交的局面, 但是此时只是条约口岸体制的一个序幕。接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 口岸获得了更多的开放, 条约口岸体制基本形成。经过甲午战后,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传统的外交体制彻底崩溃, 近代条约口岸体制正式确立。但最终的内容框架的确定则是八国联军侵华和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的签订。

这一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充满了屈辱和血泪, 同时这一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条约口岸体制标志着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失去了主权独立, 晚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 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不断加码。中国此时期步入了黑暗和艰难期。然而, 中国人民从不坐以待毙, 所以, 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出现了另一风景, 指示出中国苦难背后的光明。

二、经济的另一面

西方的入侵带给中国的是灾难, 同时也是机遇。西方经济的冲击, 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解体, 中国要发展, 只能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和理念, 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路径。在条约口岸体制的大背景下, 西方对中国侵入的同时,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国学习西方, 采用了机器大生产, 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同时贸易发展也不仅限于一地, 表现为全方位、多元性, 并与国际贸易接轨。中国经济步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

口岸开放后, 中国经济融入了国际贸易的洪流中, 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影响。以茶叶为例, 五口通商后, 茶叶出口大幅度上升。1867年, 中国供给了欧美国家茶叶消费总量1.9亿磅的约90%。类似的现象还有烟草、蚕桑等经济作物, 也广销海外, 此现象促进了中国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同时各大开放口岸也在贸易国际化的潮流中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间配合发展。从上海和宁波关系即可看出:宁波由于直接进出口有限, 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从上海运来, 在宁波付进口税。出口的湖丝、茶叶、棉麻等大宗商品也多经上海港转运出口, 据估计“有80%的宁波棉花经由上海运往日本”, 绿茶也经上海运往美国和英国。宁波缺乏对外远洋航线的开辟, 因此“上海是宁波买卖货物市场”。这种现象的出现, 打破了中国的封闭局面, 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 同时也有利于对外竞争。

贸易的国际化必然要求经济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在中国, 新式的公司企业制度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引进中国, 在通商口岸争相设立贸易、轮船、保险、银行等洋行, 而华人也争相参与其中。在上海等通商口岸, 已有一些买办或买办商人, 通过依附外资轮船公司, 参与近代航运业的投资。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几家主要外国轮运企业的资本构成中, 华人投资多占一半以上。除华人投资外, 也有一些华人受雇于外商公司。通过以上方式, 现代型的公司企业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这对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对于国人以公司组织形式创办近代企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刺激, 同时外商公司的成功经营以及华人附股也让国人看到而且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公司制度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的优良之处, 此外还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管理和经营人才。

条约口岸体制下, 中国经济在深受外国经济入侵的情况下, 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特别是我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 但是困境背后也产生了经济的他效应, 中国的国际贸易获得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与国际接轨, 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化进程中, 中国融入国际潮流中反过来就可以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 利于中国的富强。从现实就可以充分说明, 集中在通商口岸的现代经济, 凡是确已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买办, 当然早已掌握了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生意。

三、外交体制的另一面

中国进入近代,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和西方殖民者打交道, 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对象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对象, 而是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优越于中国的新的外来者。中国是在战争的炮火中被硬生生的拖入新型的外交体制当中, 所以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近代外交是屈辱型外交, 被动型外交, 没有任何自我的东西出现。的确, 条约口岸体制下, 中国外交是为外国殖民者服务, 但是, 中国并不是机器, 在外交的接触过程中, 也会有所启示和反思, 这体现出中国外交压迫背后的另一面。

条约意识的萌发, 外交人员懂得把其应用到实际的外交当中。外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所规定的内容都是维护外国侵略者的特权利益, 中国早先由于昧于对国际法的认知, 在签订条约时草率从事, 但是已经不可挽回。因此在国家还不够强大时只能就条约内容规定尽力维护国家利益。1869年, 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撤销你们的领事裁判权的条款, 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就可以定居在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但是要保留它, 那么我们就一定尽量把你们和我们的纠纷限制在各条约口岸”。这些话说明, 中国外交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已经具备一定的外交常识, 懂得以条约作为外交手段来论外交。

外交机构的兴办。《南京条约》签订后, 中国为了处理与外国的事物, 在五通商口岸设立五口通商大臣, 管理对外事务, 这是传统型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开始。随后在1961年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后改为外务部。谈到此机构,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机关组织。事实上他为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通过此机构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通过此机构掌握了外交的联系性原则, 并通过他进行外交谈判;中国通过此机构提升中国在外人眼中的威信。如中国洋务的办理是在这一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 1866年此机构派出中国第一个观光使团, 1868年又派美国人蒲安臣出使欧美, 1862年此机构创设京师同文馆, 培养外交人才……这些举措充分说明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已经具备了现代外交机构的特质, 这对中国的外交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性, 进一步推进了朝贡体制的崩溃瓦解。

条约口岸体制下, 中国形式上无外交可言, 但实质上, 中国在外交上仍然获得一定收获, 懂得了国家组织结构在外交斡旋中的重要性, 懂得了如何通过国际法, 也就是条约进行外交对决, 同时也意识到外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所以近代外交不仅仅只有屈辱, 也有很重要的成果。

四、文化的另一面

鸦片战争后, 西学开始大量传入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传统知识结构, 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熊月之是这样概括当时的情景“国人对于西学的反应百态千姿, 笔墨难摹, 竭诚欢迎者有之, 全力排拒者有之, 完全相信者有之, 全然不信者有之, 疑者参精者有之, 始疑后信者有之, 阳奉阴违者有之。总的趋势是, 受众疑忌逐步消减, 反对声音渐趋衰弱, 新学影响日益扩大”。这说明中国人是有意识的接受西方, 不能说是外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当然, 必须指出的是, 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在中国传教的权利, 是外国殖民者的一种文化侵略, 是想通过此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 以文化侵略辅助于殖民侵略。但是就中国人而言, 这种方式破产了, 反而起到了反作用。所以条约口岸体制下, 中国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 中国的思想界也出现了繁荣局面。

鸦片战争后, 随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 教会学校也随着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而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出现。到1860年, 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万人, 有传教据点400余处, 传教士约50人, 天主教小学90所;基督教传教士约100人, 新教徒约2000人, 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 学生1000余人。以后教育发展程度不断提高, 后来甚至出现了很多教会大学, 成为了我们现代大学的雏形。同时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 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 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而且也促进了科举制的瓦解, 推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所以, 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侵略起到了反效应。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的火花, 这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早期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 再到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 最后到马克思主义。都是西学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力, 在引入者会通的过程中应用于实际, 以达到本土与外来的结合。但因为会通的过程中, 由于各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同, 知识结构不同, 所以论证上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如历史上的三次论辩: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洋务派、革命派与维新派。正因为此, 中国近代思想界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象, 这就是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文化生机。

所以条约口岸体制下, 中国文化出现的是另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 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为中国培养了新型人才, 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改革的血液, 推动着中国摆脱压迫困境, 走向民主独立。

五、结语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和此后的被迫开埠通商, 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众所周知, 西方列强来到东方,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丧权的羞侮。然而, 比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更具旺盛生命力的西方政治经济, 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和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进入中国, 推进了中国困境和屈辱局势下的新发展, 这昭示出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的另一面。

人的另一面 篇2

人都有另一面，一面是表面，另一面是心里的面，大家往往不知道人的另一面，更加不会了解人另一面的行为。 人的另一面有很多，比如：老师、父母对你的严格，表面是严格，但心里是为了我们学生好，往往在你暗处帮助你、鼓励你，还有父母的日夜的工作，为你操劳，也是为了这个家和你以后的生活。 还有，你做作业时不懂的时候，拿别人的抄，人家不愿意给，你可能以为他（她）小气，其实不是，如果你抄了，就是自欺欺人，不要以为能蒙混过关，你骗了别人就是骗了你自己，人家不愿意给就是为了你好，而不是小气，相信大家在学校有很多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人的另一面是看不到的，这需要大家的细心思考、注意，你就有可能知道人的另一面的心。

古代“国考”的另一面 篇3

国家公务员考试, 简称为“国考”。在古代, “国考”叫科举, 秦汉魏晋时尚无科举制度, 故又附会为“察举”。

秦代选官, 主要重视三个条件:一、有一定家资, 穷人不可做官。如韩信“始为布衣时, 贫无行”, 所以“不得推择为吏”。萧何的家庭条件要优于韩信、刘邦诸人。二、要会书写、懂法律。萧何勤奋好学, 恰恰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三、年龄须当“壮年”以上, 至少要17岁之后才有担任官吏的资格。秦始皇驾崩那一年, 萧何48岁。

当然, 秦代还有军功爵制、分封制、世袭制等, 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谚语, 就是打这儿来的。

统一六国以后, 爵官分离, 有爵位者未必做官, 做官者亦未必需要爵位。如丞相王绾、冯去疾等不仅无爵, 就连军功也没有。顺便交代一下, 秦代也有考试, 只是不针对士子, 而是对在职官员的考核而已。

两汉察举, 孝顺爹妈是前提

公元前196年, 刘邦下的“求贤令”, 开了察举制的先河。

文帝时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之后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至此, 察举制基本定型。

武帝时期, 进一步细化了这项制度, 另设有征辟制, 相辅施行。如“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 也就是以儒术取士, 非儒不取。另外, 对所选或所征之“士”的标准, 也作了明确规定, 如德行、学问、法令、谋略等四个方面。这项规定对后世影响深远。

两汉察举, 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 每年推举一次。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 后来连称为一科, 孝为前提, 廉为参考, 遂成寒族儒生跳龙门的唯一通道。

举孝廉的对象, 包括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 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 前者被举, 可获得到中央任郎官的机会, 后者可取得入仕资格。焦仲卿生活于东汉末年, 若非对老母至孝, 焉能成为庐江小吏?

唐代士子, 出了考场进青楼

隋文帝大业三年 (607年) , 开始实行分科取士的政策, 也就是科举, 真正意义上的“国考”, 终于出现。这一体现“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历经约1300年,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后被废止。

到了唐代, 科举考试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 有点类似于汉代的岁举和诏举。常科每年分期举行, 制科则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 考试科目种类繁多, 就不一一列举了。有趣的是, 大唐“国考”, 除了给读书人和朝廷带来双赢之外, 青楼也跟着沾光, 赚了个盆满钵满。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长安有平康坊者, 妓女所居之地, 京都侠少, 及第士人, 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普通少爷坯子去青楼也就罢了, 中了状元、进士的人也去, 有点蹊跷。

其实也不难理解, 孟郊有首诗可作注解:“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来未得意时压抑太甚, 如今金榜题名“马蹄疾”, 有必要完全彻底地放松一下身心。

宋代流行“榜下捉婿”

科举制到了宋代, 进入了它的辉煌期。读书人扬眉吐气, 统治者亦更加重视, 人才选拔出不少, “榜下捉婿”的故事也时常发生, 令人忍俊不禁。

读书人一旦科场及第, 铁饭碗就端定了, 其他种种超值回报也极为惊人。所以, 宋人评价一个家族的兴盛程度, 标准就看这个家族有几个考中科举的男子和几个嫁给科举出身者的女子。如此一来, “国考”考场, 就成了权贵们争抢乘龙快婿的场所。

在由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结束后, 要举行唱名仪式, 此时便是“金榜题名”见分晓的时刻, 正所谓“前日秀才, 今日官人”。唱名结束后, 便是新及第者的宴会活动。不过, 两者并不在一处, 这就为“择婿”者提供了条件。从唱名地点到期集所这段路程就成了“择婿”的地点, 豪家贵邸竞相在此观望, 从中挑选满意者。行情好时, 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当然, 其中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个新及第的年轻人, 英俊潇洒, 被一权势之家看中, 派出十多壮丁将其簇拥至家, 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 欣然而往。不多时, 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问他:“我有一女, 长得并不丑陋, 愿嫁于公子为妻, 不知可否?”此青年深鞠一躬, 推辞道:“我出身寒微, 如能高攀, 自是幸事, 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 怎么样?”围观众人见状无不哈哈大笑。

明清“国考”, 拉帮结派是主流

科举在明代进入鼎盛期, 体系更为完整, 如将学校与科考挂钩等, 使得“国考”比唐宋两朝更为艰难。这些都是为何范进、孔乙己之流屡试不中的原因。

为人们所熟悉的“八股文”文体, 就是明清科举的产物。其特点是重形式而轻内容。顾炎武先生曾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 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 甚于焚书。”

郭舒展:Superman的另一面 篇4

从不合格的学生到合格的老师

“一开始, 其实我是拉丁舞课上一个又笨又没有天分的学生。”郭舒展走上舞蹈之路算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从小练习提琴的他, 被父母寄予了成为一名专业小提琴手的希望。“小学六年级时, 学校里有个拉丁舞兴趣班, 由于当时我练琴以及学习不注意姿势, 造成了严重的驼背, 于是报着矫正身姿的心态报名了舞蹈班。”就这样, 郭舒展开始了他的拉丁舞学习之路, 可那时的他由于没有任何舞蹈基础, 加之连站姿都不合格, 班上的很多女生都不愿意和他搭伴。“我常常只能一个人跳舞, 妈妈觉得我可能不是块学舞蹈的料, 也多次劝我放弃。”可那个时候的郭舒展, 已经被动感迷人的拉丁舞深深打动, “这种舞蹈特别迷人, 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就这样, 中了拉丁舞“毒”的郭舒展为自己开拓了人生的新方向。“业余学习拉丁舞太不过瘾了。”于是, 郭舒展坚定地去了广州、北京的两所专业舞蹈学校进行学习, 如愿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舞者, 且多次参加各类拉丁舞赛事并获得荣誉。2007年, 郭舒展更进一步, 在厦门办起了自己的“舒展拉丁舞工作室”。“当我成为一名拉丁舞老师给学生们上课时, 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郭舒展腼腆地笑着:“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从一名最不合格的学生, 变成了一名合格的老师。”

音乐与舞蹈的重新诠释

“人们都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 在我看来不仅如此, 简单的一些音符可以带给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 而舞蹈则是用肢体把音乐的节奏、旋律以及情感的东西充分表现出来。”与拉丁舞走得越近, 郭舒展眼里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心里感受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就像我所有的感官都被放大了一般, 我再一次体验到了新的感受, 也再一次有了新的追求。”

原来, 自从跟拉丁舞结缘之后, 郭舒展就发现, 国内的专业舞者基本上都会选用欧美的舞曲进行练舞和比赛。“即便很多人不了解歌词在唱什么, 他们也会选用这些欧美音乐, 于是我想, 为什么我不能为舞者们做出属于他们的拉丁音乐呢?”从小学习小提琴的扎实音乐功底, 加上多年专业学习拉丁舞的基础, 让郭舒展在音乐与舞蹈之间, 收获着自己的独特认知。“好的舞者, 他们的乐感一定也是很好的。尤其在细节方面, 如果完全不懂音乐, 舞蹈动作的完成就会比较机械, 当你跟音乐走得更近之后, 就会在舞蹈情感的表现上更自如。更何况, 现在人们对音乐的享受, 早已不局限于以往的‘听’, 很多人还需要视觉上的享受。”正因如此, 郭舒展将音乐和舞蹈视为一对形影相随的“情侣”, 他希望自己可以把两者融合起来, 表达得更加完美。于是, 2008年, 顺利通过雅思的郭舒展, 放弃了当时已经办得红火的舞蹈工作室, 只身前往美国洛杉矶音乐学院学习现代流行音乐, 再次开始了他人生路上的新挑战。

成为中国第一个拉丁歌手

来到美国求学后的郭舒展, 像一块海绵, 努力汲取着所有他需要的知识养分。在洛杉矶潜力研习欧美流行音乐期间, 郭舒展还曾多次参加北美及国内的音乐赛事, 2015年1月他推出的自拍自导音乐MV《朦胧的线条》, 赢得了优酷网首页的音乐牛人版首发的机会。“感觉自己正一步步接近梦想。”郭舒展说,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做出像《Sexbomb》那样流行的拉丁舞曲。“我梦想成为中国第一个拉丁歌手, 愿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上这种自由奔放的音乐风格和魅力十足的拉丁舞蹈。”

不得不说, 郭舒展是幸福的, 因为一路上他都跟自己挚爱的舞蹈和音乐相伴前行。“音乐与舞蹈是无法分离的, 虽然目前我正在从事音乐创作, 但舞蹈始终是我的挚爱。”郭舒展一直坚持参加各类舞蹈活动和表演, “未来, 我不仅仅要开歌友会, 还会有舞友会!”

Superman的另一面

“我只是凡人一个, 超能力也会超出负荷。”郭舒展最新EP主打歌《Superman》的歌词既轻松又带有一丝诙谐。“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自我平常的生活体验。”郭舒展介绍到, 《Superman》是一首较为贴近现实生活题材的歌曲, 表达的正是在目前不同人群恋爱价值观的矛盾之下, 青年男女摇摆在爱情与金钱、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微妙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郭舒展邀请了他的师兄, 同时也是香港的音乐才子Tonyi为其“量身订制”了词曲, 而歌曲的录音、后期制作等工作则都是由郭舒展独自一人完成。“歌曲里描述了一位不那么一样的‘Superman’, 因为拉丁音乐的鼓点是其非常重要的元素, 因此我特别在音乐中加入了原汁原味的拉丁鼓点, 并且将我最爱的欧美流行电子音乐与拉丁音乐进行结合。”就这样, 一首拥有着独特风情的拉丁舞曲诞生了。

面对未来, 郭舒展的内心依旧充满坚定:“作为一名歌手、舞者, 我会继续努力去做好听的华语拉丁舞曲。”郭舒展说, 他享受着音乐和舞蹈为他带来的所有美好感受, 也会在音乐和舞蹈这条道路中一直坚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