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理性

人民理性（精选四篇）

人民理性 篇1

Chou与Shih(1998)根据购买力平价模型和外汇的影子价格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问题,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民币大约低估了10%。Zhang(2001)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1952年至1997年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年份人民币实际汇率均是高估的,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年份里人民币实际汇率是低估的或者接近均衡水平。而Preeg(2002)则认为中国货币操纵导致人民币大约低估了40%。Takeuchi(2003)用PPP/名义汇率与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回归的方法,认为2001年人民币低估了35%。Funke与Rahn(2005)把约翰森协整检验方法应用于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和永久均衡汇率模型,认为虽然人民币相对美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并不像很多观点夸张的那样严重。Frankel(2005)对118个国家的实际汇率与实际人均GDP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对数线性回归,得出的结论是,2000年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6.1%;1990年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4.4%,人民币应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相对美元每年实际升值4%,以实现向回归直线的回归。

张晓朴(1999)建立了一个贸易差额、国内生产总值、广义货币供应量、国外净资产、利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关系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1984年1季度至1999年1季度,人民币汇率曾发生两次严重的高估和一次严重的低估。窦祥胜等(2004)用购买力平价、外汇的影子价格和因素回归三种方法估计了人民币和美元的均衡汇率,购买力平价和因素回归的估计结果表明,1985 年以前人民币汇率长期存在高估的现象,1985 年以后则出现高估和低估交替出现的现象, 并且人民币高估或低估的平均幅度有所缩小;影子价格方法估计结果表明, 现实的人民币汇率介于前两种模型估计的均衡汇率之间。施建淮、余海丰(2005)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和汇率失调程度的实证分析表明,从1991年1季度至2004 年3季度,人民币实际实质汇率在大部分时期都偏离了均衡实质汇率,有23个季度,汇率失调的幅度超过了10%,个别季度,汇率的低估超过了20%。

笔者借鉴zhang(2001)、张晓朴(1999)、施建淮等(2005)的方法,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估计了人民币的汇率水平。笔者与他们的不同主要有二:一是重点分析了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的合理性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升值策略;二是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的是名义汇率,样本期是1994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2季度,从而能得到更直观、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政策建议。

一、模型和数据

与购买力平价模型、基本均衡汇率模型不同,行为均衡汇率(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BEER)模型将测算汇率失调的方法放在了汇率行为本身,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找出汇率及其决定因素相互影响的模型(一般是线性模型或对数线性模型),将模型的预测值定义为均衡汇率,比较预测值和事实上的汇率值进而确定汇率的失调。目前,一般运用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协整方法寻找汇率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由于BEER 方法只涉及单一约化型(reduced form)方程的估计,便于实证,可操作性强。因此,近年来BEER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汇率失调问题的实证研究,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失调问题的研究。

笔者用到的BEER实证模型是,

log(ner)=C+β1·log(m2)+β2·log(nfa)+β3·log(gdp)+β4·log(tot)+β5·log(open)+ε (1)

变量ner代指名义汇率。为什么不用一般学者所用的实际有效汇率,而用名义汇率呢,原因有三:其一,笔者重在评估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的合理性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情况,用名义汇率得到的结果比用实际有效汇率得到的结果的政策含义更鲜明、更直观。其二,从实际汇率的表达式可以看出,名义汇率是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短期,名义汇率具有更大的易变性。其三,在BEER模型中将名义汇率表示成相关经济变量的函数有例可寻,Macdonld(1995)用协整方法测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日元、马克与美元汇率水平时,用的是名义有效汇率而非实际有效汇率。

变量m2代指广义货币供应量,用于表示货币政策对名义汇率的影响。变量nfa代指外汇储备,用于表示国际收支对于名义汇率的影响。变量gdp代指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表示劳动生产率对于名义汇率的影响。变量tot代指贸易条件,用于反映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名义汇率的影响,笔者用出口额代替,有的学者用出口增长率代替(Zhang, 2001)。变量open表示贸易开放度,用于反映国内贸易政策对于汇率的影响,用进出口之和与GDP之比表示。

样本区间是1994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1季度,数据是季度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FS Online),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数据统计”栏目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新闻稿Frankel(2005)、Takeuchi(2003)等国外学者关于人民币汇率估计的结果就显得不可思议。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依赖于所选择的样本和方法。国外学者关于人民币严重高估、货币操纵的说法,从笔者的角度看,是值得商榷的。笔者的实证结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小幅升值提供了理论解释,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看待人民币汇率失调的问题。

四、简单总结

笔者对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名义汇率失调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一个VAR(3)模型,找出了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将其应用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计。估计结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小幅升值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政策思路: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恰当的,升值的幅度是适宜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方向也符合模型的预测;由于目前人民币名义汇率失调的幅度不大,为了实现动态均衡,当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升值应继续坚持“渐进、微调”的原则。笔者的实证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看待人民币汇率失调的问题。

摘要：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决定因素来建立一个VAR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在样本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失调的幅度始终在3%以内,这给出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合理性的一种理论解释。实证分析还表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是恰当的,升值的幅度是适宜的,升值的方向是正确的,未来一段时期内人民币的升值应继续按照“渐进、微调”的原则。

关键词：人民币,名义汇率,行为均衡汇率

参考文献

[1]窦祥胜等.人民币均衡汇率估计———不同方法的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4):34-41.

[2]施建淮,余海丰.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J].1991-2004.经济研究,2005(4):34-45(或http://www.usc.cuhk.edu.hk/webmanager/wkfiles/5050_1_paper.pdf)

[3]张晓朴.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与模型[J].经济研究,1999(12):70-77.

[4]Chou,W.L.and Y.C.Shih,"The EquilibriumExchange Rate of the Chinese Renminbi."Journalof Comparative Economic[J],26,1:165-174,March 1998.

[5]Funk,Michael and J?rgRahn,"JusthowUnder-valued Is the Chinese Renminbi?"The World E-conomy[J],28,4:465-489,April 2005.

[6]Frankel,Jeffrey,"On the Renminbi:The Choicebetween Adjustment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and Adjustment under a Flexible Rate."NBERWorking Paper No.11274[R],April 2005.

[7]MacDonald,Ronald,"Asset Market and Balanceof Payments Characteristics:An Eclectic ExchangeRate Model for the Dollar,Mark and Yen."IMFWorking Paper No.95/55[R],1995.

[8]Preeg,E.H.,"Exchange Rate Manipulation toGain an Unfair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 Caseagainst Japan and China."for a Conference on theDollar at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Z],September24,2002.

[9]Takeuchi,Fumihide,"How Undervalued is theChinese Yuan?a New Examination of PurchasingPower Parity."JCER Researcher Report No.23[R].2003.(also http://www.jcer.or.jp/eng/pdf/kenrep030919e.pdf)

人民理性 篇2

一、选择题

1．人们由举起人文精神的旗帜到进入理性时代，其根本原因是

A．基督教会的黑暗统治 B．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 C．仁人志士对科学的不懈追求 D．人文主义自身的魅力

2．有人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

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这种观点出现在A．古希腊

()

()

B．文艺复兴时期 D．启蒙运动时期 C．宗教改革时期

3．2010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取消了城乡选举的差别，实现“同

票同权”，选举法的修改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这一举措体现了欧洲18世 纪启蒙思想家的哪些精神

()

A．理性

B．三权分立 D．人生而平等

（）C．人民主权

4．下图所示的历史事件的理论来源于

处死路易十六

A．霍布斯的思想

C．伏尔泰的思想

B．卢梭的思想

D．孟德斯鸠的思想

5．下图是位于日内瓦的卢梭岛，中间的标识部分是卢梭雕像，雕像基座上刻着“日内瓦公

民——让·雅克·卢梭”，这是为了纪念卢梭在哲学史上和革命史上的伟大贡献而命名和设立的。卢梭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

()

A．天赋人权说

C．三权分立说

B．社会契约论 D．人民主权说

6．“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是康德对启蒙运动含义的

解释，下列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

（）A．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 B．要以人为中心考察一切，认识一切 C．人生活在世界上，处世要有理智

D．人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对世间万物作出自己的判断

7．在研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文艺复兴为人文主义者们

“清理了场地”，那么启蒙运动则是“大兴土木”。这里的“大兴土木”是指（）A．摧毁蒙昧和专制主义

C．弘扬理性和科学思想

B．建设工业文明国家 D．创立民主法制社会

8．张岱年等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就出现早期启蒙思想，欧洲 17、18世纪也产生启蒙思想，但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 书。同为启蒙思想，后者却被看成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主要是因为

A．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准备 B．促进了亚洲国家的社会改革 C．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理论武器 D．推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二、非选择题 9．阅读下列材料：

evident(不证自明的，that all men are 材料一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不言而喻的)，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不能剥夺的)rights，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寻求，追求)of happiness.——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材料二 国会的立法机构，„„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行政权赋予总统，„„司法权赋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1787年美国宪法

（）材料三 伏尔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雨果 请回答：

(1)材料一体现了怎样的思想？这与哪位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一致？

(2)材料二体现了怎样的原则？这与哪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一致？(3)如何理解材料三中雨果对伏尔泰的评价？

(4)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三位启蒙思想家身上学到了什么？

答案

1．B 2．D

3．D 4．B 5．B

6．D

7．D 8．C 9．(1)平等、自由。卢梭。

(2)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的原则。孟德斯鸠。

(3)伏尔泰强烈反对天主教会，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其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雨果用“整整一个时代”来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的理性思考 篇3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条件;监督能力

中图分类号:D921.1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1—0099—0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监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年满二十三周岁;(四)公道正派,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法律知识;(五)身体健康。准确地讲,《试行规定》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确实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规定过于粗线条,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应予进一步细化,以确保人民监督员制度运行的科学性、权威性。从实践中运行的情况看,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检察院都实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制度运行的整体趋向良好,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民监督员选任中的“官员化”问题,选任后只任不监督问题,监督只是陪衬问题等等。总之,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行以来,无论学理上还是实践中针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均存在诸多争论,例如:“精英化”、“大众化”之争,“人大代表制”、“政协委员制”、“平民制”之论等等。究竟如何确定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确定什么样的条件?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虽已确定,但随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深入发展,迈向法制化规制是必然的,如何在法制的框架内界定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人民监督员选任的首要条件应是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具有较好的品德和操行

这一条件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已予以了充分肯定,在今后实践中应继续坚持这一点。作为人民监督员,心中始终应秉承的理念是“责任”。因为,虽然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结果(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不具有法律上的最后确定力,但人民监督员毕竟是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选任出来,代表人民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行使监督权,肩负的是人民的重托,秉持的是“人民”这个光辉的头衔,所以应无愧于“人民监督员”的职责和使命。要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监督员的职责和使命,就必须在案件监督活动中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责任心,尽己所能地履行好监督职责,忠实地践行自己的义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选任的人民监督员必须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具有较好的品德和操行。所以考察选任人民监督员应以此作为一项必备的基本条件,包括选任后的人民监督员在具体案件监督工作中,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责任心,是否公道正派,也应作为一项基本的考核标准。如不具备此条件,正在选任过程中的,应不能选任;已选任的,应予以罢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效性。毕竟人民监督员不只是身份、荣誉,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监督检察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又一“过滤器”。如不能担当起过滤器的作用,则失去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的目的和初衷。

二、人民监督员选任的实质条件应是具有相应的监督能力,能胜任人民监督员工作

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行以来学理上有“精英化”、“大众化”之争,而且也都分别对“精英化”和“大众化”作了充足的理由阐述。其实二者争论的实质是人民监督员选任的民众性和在案件监督中的监督能力问题,即能不能保证人民监督员制度目的的实现,也就是监督检察机关“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确保依法公正履行检察职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因此,“精英化”和“大众化”并不是截然对立、不相兼容的,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既离不开“精英”,更离不开“大众”,关键是这里的“精英”应作何理解?是官员中的精英,还是大众中的精英?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体系,适用法律需要理解法律,掌握法律技能和方法,而理解法律首先必须具有法律的知识和思维。随着法律活动日益专门化、职业化,没有一定的法律职业教育的训练、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术,是难以操作法律的。从目前的实践看,大多数地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基本上是趋向于“精英化”选择的。但能否是大众中的“精英”,却未必。未免引起社会公众的热议。以西南某省人民检察院为例,该省人民检察院选任的9名人民监督员中,某区局长一名、法学教授两名(含一名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一名、省纪委某室主任一名、省人大处长一名、法医学知名专家一名、省社科院副院长一名、报业集团副总编一名。[1]由此可见,选任中的“精英化”是显而易见的,但9名人民监督员中官员就占了2/3。因此,只能说是官员中的“精英”,而缺少“大众化”的内涵。给人以人民监督员是官员中的“人民”监督员的印象。再如东部某省辖市,市、区两级人民检察院选任的53名人民监督员,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36名(其中5名研究生),约占人民监督员总数的68%;除一名人民监督员中专学历外,其余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按照“精英化”条件进行的选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上述选任的53名人民监督员中,人大、党、政官员31名,约占人民监督员总数的51%,再加上按照行政化管理单位的官员12名,约占人民监督员总数的81%。其中某区人民检察院选任的7名人民监督员,区人大某专门委员会主任一名、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名、镇长助理一名、镇党委书记一名、镇党委副书记一名、区纪委某室主任一名、区某局副局长一名,人大、党、政官员100%。因此,学者争议中反对“精英化”、主张“大众化”者,其中缘由想必亦缘于此。也就是“精英化”中的“官员化”倾向淡化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人民性,削弱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公信力,也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人民监督员监督能力的评价。实质是未能体现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应是“精英”中的大众,而非“精英”中的官员。

基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法律性的特点,从人民监督员监督能力的角度考虑,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应是大众中的精英,亦或是精英中的大众。理由有三:

1.从能力的对称性上,只有“精英化”的人民监督员在案件监督中才能形成与专业人士(检察官)的能力均衡,达到监督的预期效果。在监督活动中,不论是人民监督员还是办理案件的检察官,我们的视角都应定位于:服务的是事实和法律,忠实的也是事实和法律。如果一味地强调人民监督员的大众化、普通民众性,而忽视在专业、技术、法律上的知识能力,就很难争得对案件评议监督的话语权(因为案件监督不只是凭借的感性、情感,感性、情感代替不了事实、法律。而更多包含的是理性认识),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要么盲目地随从检察机关的意见,要么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言论。这样下去,极容易导致检察人员对人民监督员监督能力的不够信任,产生冷漠、轻视的情绪倾向,严重影响案件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也很难赢得被监督对象的信任和尊重。因此,监督能力的对称性,是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目的的实质性条件。

2.从时间保障上,大众中的精英或精英中的大众,相对才能有充裕的时间保障,而时间保障是人民监督员履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前面所述监督能力的对称性是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的实质条件,时间保障则是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的基本条件。《试行规定》第十一条第(四)项予以了明确规定“一年内无故不参加监督活动两次以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确认单位解除其职务,但该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如果选任的人民监督员因单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参加监督活动,是不是“无故”?显然不是。因此,虽有监督能力的对称性,而无时间保障,监督也只能是空谈。时间保障不力,这在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从某区选任的9名人民监督员的情况来看,经常参加活动的也就3—4名,偶尔参加活动的一、两名,基本不参加活动的约占1/3。其实,人民监督员履职不仅仅限于案件监督,也包括业务培训、外出考察学习、理论研讨等。总之,凡是组织的有关人民监督员的活动都应积极参加。只有这样才能强化监督能力,更好地开展案件监督工作。如果本身工作较多,很难有时间参与人民监督员工作,那就不适合选任为人民监督员。没有时间保障,何谈案件监督?因为人民监督员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既然选任为人民监督员,也就转化成了本身工作。别的工作要做,要完成;这项工作同样也要做,要完成。因此,從时间保障的角度考虑,选任精英中的大众或大众中的精英,更有利于人民监督员履职上的时间保障,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初衷和目的。

3.从监督的公信力、权威性、人民性上,选任精英中的大众或大众中的精英作为人民监督员具有更强的说服力。“现代检察制度是基于对法官和警察的不信任而产生的,承担着防范法官恣意与警察滥权的功能。但是检察官在肩负挽救人民对司法不信任重任的同时,自身又面临着如何对抗不信任的问题,即如何防范自身的恣意与滥权。”[2]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动在检察系统针对自侦案件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其目的即在于此,即防范检察官自身的恣意与滥权。具体体现在对“五种情形”案件监督上:(一)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二)超期羁押的;(三)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四)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五)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试行规定》第13条)。“五种情形”案件监督的目的在于防范检察官的恣意与滥权,是基于对检察官的不信任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从一定意义上解决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对进一步推动检察机关“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实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也是基于“权力制约”的现代宪政理念基础上产生的又一新生事物。“法治下的任何權力都需要监督制约,这是一个基本的定律。但是不同的权力因其性质、运作方式不同对其植入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就不同。”[3]法治中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制约,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权力滥用;二是根据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现代国家理念,权利和权力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人民权利成为制约和平衡国家权力的一种社会力量。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也同样要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人民监督员监督权利正是公民权利对检察权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因此,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应来源于人民——大众中的人民。

这里的“人民”,应既指集体概念中的人民,亦指个体概念中的人民,尤指人民中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法律思想内容并有相应监督能力的人民,不应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人民中的普通民众。既然选任的是对检察权进行监督的人民,则应是人民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具有相应监督能力和拥有话语权的人民,否则只能陷入狭隘的“人民主义”或“泛人民化”的泥沼,难以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应有作用。同时,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亦不能陷入“官员化”人民的泥沼。官员虽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但其官员身份的特殊性与履行人民监督员权利监督职责确实存在不相适应性,特别是人大、党政官员和检察机关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的权力监督制约关系。让他们以双重身份出现在权利监督的舞台上,一是能否产生应有的监督效果值得怀疑,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存在权力分配制约关系,基于人的自私性,他们不得不有所顾虑。二是即使是公正的监督,也很难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因为被监督的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涉及的大多是涉案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难免有官官相护或打击报复之嫌,社会公众的不够信任也就在所难免。而没有公信度的监督,就很难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因此,从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监督的公信力、权威性、人民性上来讲,选任精英中的大众作为人民监督员应是选任人民监督员的必备条件。

三、人民监督员选任的限制条件亦应在制度设计中明确规定

《试行规定》第6条对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作了两项禁止性规定,即受过刑事处罚或受到刑事追究的和被开除公职或者开除留用的,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同时第7条还作出了一条限制性规定,即因职务原因可能影响履行人民监督员职责的人员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但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很难把握“因职务原因影响履行人民监督员职责”。

有学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应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选举产生,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中产生;或者全部从人大代表中产生;有的则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有的认为,人民监督员应主要从企事业单位(教学科研)、律师协会、工会、妇联、普通公民等群体中产生;有的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律师等在职责方面与检察机关有制约关系的从业人员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等等。纵观学者间的探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很多观点和见解都触及到了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的实质和灵魂。毕竟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起点、基石,事关人民监督员制度发展的成败。基石不稳或存在瑕疵,就很难真正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因此,除《试行规定》第6条规定的两项禁止性条件外,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还应有身份、职业、时间等条件方面的限制,而且在立法中应予以明确。

首先,人大,党、政官员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虽然他们很多情况下都具有监督能力,但囿于国家权力的分配制约关系,从法律的层面上应予以回避,因此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

其次,完全行政化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官员亦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因为这些官员大多是党委决策,行政任命的,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的理由基本与人大、党、政官员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的理由相同。

再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普通公民担任人民监督员,应有人数比例方面的限制,即不得超过选任人民监督员的1/3。因为人大代表本身就拥有权力监督权,政协委员本身就拥有民主监督权,再行使人民监督员身份下的权利监督,显得有些重复。所以,对他们担任人民监督员应有一定人数比例的限制,以免使得人民监督员的权利监督沦为变相的权力监督或民主监督。执业律师如果在职责方面与检察机关有制约关系的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如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刑事辩护律师等。

最后,即使符合前三项的除外条件,并具有专业知识方面的监督能力,但社会兼职较多,工作任务繁重,从时间上无法提供保障的也应限制。

参考文献:

[1]龙宗智.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几个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2005,(04).

[2]林钰雄.检察官记[M].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113.

[3]郭立新,张红梅.检察权的外部制约机制研究[J].河北法学,2007,(02).

The Rational Ponder of the Appointiv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s supervisor

Chen Chuanqi

(Zaozhuang University,ShandongZaozhuang277160)

Abstract: Since the people's supervisor system implements, although has played the positive vital role in reality, but still had very many problems and the insufficiency. Displays prominently in the people's supervisor who appoints the official tendency too is serious, the partial supervisors lack the corresponding surveillance ability, the flaw surveillance words power in the surveillance process, part of supervisors very are quite few basically, do not even participate in surveillance and so on. Therefore, in advances in the people's supervisor system legalization advancement, how does the science limit the people's supervisor to appoint the condition to appear very important.

人民理性 篇4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协整,向量误差修正模型,H-P滤波

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对汇率的研究一直是深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2005年7月21日起, 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 而是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目前看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日渐加大。本文就是用计量方法从估计均衡汇率的角度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程度, 认为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背景知识简介

均衡汇率理论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 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均衡汇率。均衡实际汇率理论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的特点, 比较适用于对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的测度和现行汇率评价。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所以本文将采用均衡实际汇率理论方法对我国近年来的汇率进行均衡估计。

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学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做了分析研究, 如施建淮、余海丰 (2005) 对1991年1季度—2004年3季度的人民币汇率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 (BEER) 进行了分析, 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民币汇率大部分时期处于失调状况, 1997年以来硬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造成人民币汇率失调的一个主要的宏观政策因素, 建议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

二、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建立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一系列变量中选择出能够反映中国转型经济特点的具代表性的基本经济因素变量, 来估计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我们选取如下向量空间 (e, TOT, OPEN, TECH, DEBT) , 其中 (TOT, OPEN, TECH, DEBT) 为基本经济因素向量。下面具体对实证分析中将使用到的基本经济变量和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和说明。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的年度数据, 由于近三年的数据不够完全, 为了不影响数据质量, 我们仅研究至2003年。

(一) 数据说明

实际有效汇率 (e) :本文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为间接标价法, 以2000年为100。数据来源:IFS。

贸易条件 (TOT) :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 是描述一个国家的贸易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一个指标, 以1995年为100。贸易条件的改善对均衡实际汇率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的影响。一般情况下, 贸易条件的改善所带来的收入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 结果导致均衡汇率升值。但也有出现相反情况的可能。数据来源:IFS。

对外贸易开放度 (OPEN) :即贸易限制, 定义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该指标集中反映进出口关税、贸易政策和汇兑管制政策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扩大, 即这个比率越大, 对经常账户的冲击就越大, 从而造成经常账户出现赤字, 实际有效汇率将会贬值。数据来源:IFS。

技术进步 (TECH) :技术进步将增加经济体的生产率, 生产率无法直接得到, 所以我们用国民经济增长率来代替。一般来说, 如果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贸易品部门, 则均衡实际汇率升值;如果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非贸易品部门, 则会导致均衡实际汇率贬值。从目前来看, 我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适度平稳发展, 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数据来源:根据CCER有关年份的数据整理得出。

偿债率 (DEBT) :将偿债率定义为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如果偿债率长期下降, 有利于改善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 从而实际汇率升值。反之, 实际汇率贬值。1985年以前的数据缺失, 缺失值以1985年的偿债率为基础利用各年的外债余额变化比率逐年折算的倒推值作为近似。数据来源:CCER。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判断人民币汇率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使用Eviews5.0进行计量分析。

(二) 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波动太大, 为消除异方差, 使单位无量纲化, 将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分别命名为le、ltot、lopen、ltech、ldebt。为避免“伪回归”, 我们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 将所有的序列平稳化。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的变量都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发现所有的序列都已经平稳, 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即I (1) , 符合我们的协整要求。

(三) 协整检验

协整方法包括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是多变量协整, 所以我们使用Johansen检验。由检验可知, 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

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即VEC模型。VEC模型是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只适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将VEC模型结果写成数学表达式, 并令其等于vecm, 得

vecm=le (-1) +0.26ltot (-1) +0.89lopen (-1) +0.40ltech (-1) +2.54ldebt (-1) -11.27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 并且具有零均值回复现象, 证明协整关系是稳定的。将其写成以le为因变量, 其他变量为自变量的形式, 即为

le=-0.26ltot-0.89lopen-0.40ltech-2.54ldebt+11.27 (1)

VEC模型的AIC和SC值分别为-3.48和-1.51, 都比较小, 结果较为理想。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协整方程 (1) 的经济含义。方程左边是建立在基本经济要素基础上的人民币均衡汇率, 基本经济要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方向与我们的定性分析是基本一致的。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与理论分析中不完全一致。一般情况下, 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 而我们这里得出来的结论是导致汇率贬值, 符号为正。这说明对具有转型经济特点的中国来说, 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收入效应要小于替代效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们对进口品的需求偏好一直都高于国内商品, 且对进口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大。贸易条件改善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收入, 可也相对降低了进口品的价格, 所以人们会把部分对非贸易品的需求转移到对贸易品的需求。当这部分转移的需求超过了因实际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对非贸易品的需求, 于是非贸易品需求下降, 价格相对下降, 最终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经济增长率增加导致均衡汇率贬值, 说明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非贸易品部门, 这个结论与爱德华兹 (Edwards, 1989)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三、人民币汇率失调情况分析

把基本面变量 (tot、open、tech、debt) 的实际值代入到协整方程 (1) 中, 可以得到人民币的均衡实际汇率。为了更清晰地看到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均衡有效汇率的持久性的影响, 我们考虑用H-P滤波法提取基本面要素的可持续值来估计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均衡值。将各基本经济因素的H-P滤波结果代入到协整方程 (1) 中, 得到长期均衡汇率值。结果显示见图1。

由图可以看出, 197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存在以下基本特点:在大多数年份, 人民币汇率都处于失调状态, 但失调程度不同, 高估和低估呈现交替出现的状况。下面分两种情况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失衡情况。

(一) 人民币汇率处于高估状态

第一次明显的汇率高估发生在1983至1985年, 高估的主要原因是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开放度迅速上升, 实际汇率的贬值幅度小于此时均衡汇率的贬值幅度。第二次的汇率高估是在1989年, 原因在于当年通货膨胀率较高, 导致实际有效汇率出现较大升值情况。但在1990年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又降至98.94, 所以这次汇率高估对我国经济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第三次汇率高估是从1996年到2002年, 这次高估持续时间较长, 但只有1997年和1998年的高估情况较为严重。1993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上升, 但同期人民币均衡汇率却大致不变, 1996年以来开始出现的高估原因之一是由于之前三年我国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 人民币实际汇率迅速升值。另外1997年的汇率高估是由于1996年我国调低了出口退税率。1997年和1998年的汇率高估程度达到了将近12%和13%。1997年的汇率高估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加快升值有关。199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 我国政府采取钉住美元的政策, 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直接导致人民币名义汇率大幅升值。1998年和1999年我国物价出现负增长,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贬值, 但幅度不大高估幅度下降了约5%。2000年以来我国汇率面临的升值趋势明显。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惊人, 仅2002年就增加了742.42亿美元, 另外FDI的持续流入也不可避免地推动我国实际汇率上升。外商直接投资也促进了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Balassa-Samuelson效应是使得我国长期均衡实际汇率升值的核心力量。但均衡汇率上升的幅度小于实际汇率的幅度, 所以汇率延续之前的高估。

(二) 人民币汇率处于低估状态

从图1可以看出, 从1978年至1982年, 我国汇率经历了明显的低估。低估幅度过大, 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用外债余额折算偿债率时影响了早期的数据质量。从1983年开始, 我国汇率经历的低估阶段首先是1986年至1988年, 且幅度较大, 不断加深。这段时期人民币官方汇率下调, 放开了调剂市场汇率,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迅速下降, 而同期的均衡汇率贬值幅度小于实际汇率。第二个严重的低估阶段是从1990年至1995年。这次低估持续时间长, 低估幅度大, 以1993年最为严重, 达到20%。1993年汇率低估的原因是比人民币官方汇率低很多的调剂市场汇率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经由外汇调剂市场交易的汇率比重达到80%) 。1994年和1995年的汇率低估是由于我国在1994年实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 平均出口退税率从1993年的11%提高到将近17%, 突然的贸易政策大幅改变使得均衡汇率升值。另外同时期, 我国出口快速增长, 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导致均衡汇率升值。第三次汇率低估是在2003年。1999年开始我国又将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提高, 一直到2002年还在提高, 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实际汇率出现低估。同时由于我国汇率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美元的一路走低导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下降, 导致人民币汇率低估。

四、结论

本文在对各类均衡汇率理论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建立了简约形式下的单方程均衡汇率模型。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了一系列基本经济要素 (贸易条件、对外开放度、技术进步和偿债率) 与均衡实际汇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确定了均衡汇率水平。然后利用H-P滤波法提取得到长期均衡汇率值, 对比各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发现大多数时期我国汇率处于失调情况, 但与我国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大致吻合。模型结果认为我国汇率确实存在着升值压力, 也存在升值空间。从应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的角度来看, 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少强, 李天栋, 姜波克.均衡汇率与人民币汇率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