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

2024-07-18

重大决策(精选十篇)

重大决策 篇1

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传统的宏观重大决策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已经日益凸显出来。作为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传统的现行的宏观重大决策机制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所谓决策, 简单地说就是拿主意、作决定, 即是指个体或群体为实现某一目的所作的行为设计和抉择的过程。那么所谓宏观重大决策, 在我国就是指执政党--------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 它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与最大利益的行为设计和抉择的过程。正是因为宏观重大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所以, 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从内心深处和感情上希望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最佳化、最优化, 都取得最大的成功。

但是宏观重大决策的成功与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总是遵循着自身的客观规律运行, 从建国六十年来宏观重大决策的施行情况来看, 党和国家做出的一系列宏观重大决策, 有的就非常成功, 有的则一般, 还有的甚至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些都促使有志之士去认真思考, 从中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因此,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党和国家就把宏观重大决策的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 并且尝试着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 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 深入调查研究, 集中正确意见, 从中央到地方, 积极地, 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1) 万里同志于1986年7月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中指出:“所谓决策科学化, 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 不能广开思路, 广开言路, 就谈不上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 尊重实践, 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 必须有科学的含义, 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 而不是真正的民主。” (2) 这篇讲话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原则日益深入人心, 也为决策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我国在宏观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中,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就需要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决策制度继续进行改革。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3)

笔者认为, 宏观重大决策制度的改革重点是迅速建立中国的思想库、智囊团。因为现行宏观重大决策制度有利有弊, 但总的看是弊大于利, 其最突出的弊端是, 决策的民主化有余, 而科学化不足, 不足住处主要是不符合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和程序的要求。因为在现代科学决策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和程序就是:评估选优, 抉择方案。所谓评估选优, 抉择方案, 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决策时, 至少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惟此才能有所比较,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和选择, 才有可能尽量避免宏观重大决策的失误。而现行宏观重大决策不论是党中央, 还是国务院, 乃至省、市、县、乡等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决策时, 决策方案一般只由一套班子或一个部门来设计, 尽管这唯一的方案从它自身的体系来看, 可能观点正确, 逻辑严密, 资料翔实, 信息量大, 鼓舞人心, 但若没有另外一套或几套方案与之对照, 谁能保证它就一定是最佳方案呢?何况还违背了评估选优, 抉择方案的科学原则和程序, 这也难以保证民主化的贯彻落实。换句话说, 现行宏观重大决策制度因为没有完全遵循科学化的原则, 所以越民主就越有可能走向决策科学化的反面。

各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宏观重大决策的成功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成功, 反之, 宏观重大决策的失误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失误, 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因为党和国家的宏观重大决策带有总体性、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 所包涵的内容是多层次、全方位的, 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 一旦决策失误, 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 我们必需以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 慎之又慎。有人可能会反诘道, 只用一套方案来决策不是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吗?是的, 只用一套方案来决策可能会成功, 但是即便成功也不一定是最大的成功, 因为这一方案究竟是最佳, 还是比较佳, 甚至只是一般, 或许还有侥幸的成份?总之, 因只能定性, 难以量化, 因而即使成功程度也无法进行比较。

那么, 只用唯一的一套决策备选方案去请各民主当派, 人民团体, 有关方面和各级代表协商、讨论、征求意见, 然后使之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法能否说这一决策彻底体现了科学化的原则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行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决策的一般具体过程是, 首先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找有关部门或专门班子, 谈一谈自己对某个重大问题的基本想法和总体思路, 有关部门再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各种具体情况和信息, 设计并制定出初步方案, 虽然在此期间, 领导人也可能多次推翻原稿, 但是数易其稿形成一套初步方案后, 再去发扬民主、交其他人来讨论征求意见, 由于受到当时特定环境、氛围、习惯、心理、以及原方案中内在逻辑性的制约和影响, 人们在讨论、修改原方案时, 容易从原方案的思路出发, 产生一种思维定势, 所以即使是修改的部分, 也多是细枝末节的, 一般很难从根本上、整体上、全局上提出新的修改意见。同时由于原方案在各方面征求意见时, 客观上还存在着时间上、空间上、层次上和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参加讨论的人们一般很难较为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全局的情况, 最多只能就原方案中的某一方面, 某一部分提出看法和意见, 这就很难保证原方案整体的最佳性。

综所上述, 笔者认为应该迅速建立国家宏观重大决策的科学运行机制, 特别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决策思想库、智囊团。具体做法是, 在现有的官方决策咨询机构的基础上, 另外至少应该再组建两套决策咨询机构, 即一套为半官方性质的决策咨询机构, 这套机构可由现在的各级社会科学院为基础来组建;另一套为民间性质的决策咨询机构, 这套机构可由全国各地的一些重点高等院校为基础来组建。作为宏观重大决策改革的第一步, 之所以提出建立官方、半官方、民间性质的三套决策咨询机构,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 这是实现宏观重大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需要。

现行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官方的决策咨询机构, 具有制定宏观重大决策的经验、人才、信息、经费等多种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条件;而半官方的各级社会科学院,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现已经在各方面都具备了相当的基础, 特别是集中了社会科学方面门类齐全的各种专家学者, 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愿望, 只是渠道过少, 让他们参加宏观重大决策的方案制定工作, 能够为发挥他们的智慧提供用武之地;以全国各地一些高等院校组建的“民间性质”的决策咨询机构, 具有地域分布广泛, 人才集中, 信息灵敏, 不受各级政府意志直接影响, 不受文科和理科限制等优势。建立上述的宏观重大决策运行机制, 符合决策科学化的原则, 有利于决策的评估选优, 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同时可以在不增加机构、经费和人员的条件下, 获得更多的决策备选方案。

第二, 建立官方、半官方、民间性质的没有隶属关系的独立的决策咨询机构, 这既是党和政府发扬民主, 服务好人民群众的前提和基本要求, 也是科学决策的客观需要。

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因此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 包括宏观重大决策都要体现群众高兴不高兴, 群众赞成不赞成, 群众喜欢不喜欢, 群众答应不答应的要求。符合决策机制中“深入了解民情, 充分反应民意, 广泛集中民智”的要求。也是健全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机制, 使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各种利益要求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中心并得到合理的采纳。同时, 制定决策方案的过程, 也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过程, 它还是把党和政府的意志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和发动的过程, 它能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 建立宏观重大决策运行的科学机制, 是适应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专业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宏观决策日趋复杂化、专业化, 这使得宏观重大决策的难度也日益增大。任何领导者都不可能是精通一切的专家, 因此党和政府要对日趋复杂化、专业化的宏观重大问题做出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科学决策, 这就必须借助于有关专家学者的知识和智慧。

总之, 在上述决策咨询机构组建的初期, 可在政策上、人才上、资金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如果其提出的决策方案被采用, 还可以给予奖励。同时在制度上必须明确规定, 今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凡是在做出宏观重大决策之前, 都必须首先请这三套决策咨询机构, 围绕着决策总目标, 分别独立地提出自己的决策备选方案。没有三套以上意见不同的备选方案, 不得进入讨论和决策程序。然后再将这三套方案同时提交给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级、各界人士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各级决策机关通过评估选优, 最后确定一套方案去贯彻、落实、执行, 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决策机制、建立中国的决策思想库、智囊团, 这才是解决我们目前宏观重大决策无法进行选优这一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之所在。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 (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322页

2 《新华文摘》 (J) 1986年第10期第122页

龙门卫生院重大决策集体决策制度 篇2

一、为规范和监督医院经济活动决策行为,提高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医院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实行集体讨论制、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二、医院重大经济事项是指:

(一)涉及医院发展、建设的重大经济事项。

(二)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资金调度,医院预算,金额较大的财、物问题。

(三)其他重大经济事项。

三、医院研究决定重大经济事项应严格执行科学民主决策制度。严格遵守

“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程序,实行集体议事,并以会议决定形式体现院长意志,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议决定。具体程序如下:

(一)咨询论证。医院有关部门对重大经济事项要在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议题,并报经医院主管领导同意,方可提请开会。

(二)会前协调。研究决定重大经济事项的会议不得搞临时动议。议题应在相关领导成员之间作会前协调,然后由院长或分管院长决定是否开会。

(三)准备材料。按规定由分管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准备规范化的上会材料。

(四)提前通知。会议通知(含议题及有关资料)须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书面送达应到会人员,并履行签收手续。确实无法书面送达的,应设法用电话或其它形式通知。

(五)充分讨论。凡研究决定重大经济事项的会议,须有半数以上领导成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成员必须到会。会议由院长或分管院长主持。首先分管院长或有关部门介绍,然后安排足够的时间对议题进行充分讨论。讨论中领导成员应表明赞同或不赞同意见。

(六)做出决定。院长或分管院长在听取领导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七)形成纪要。会议须形成“重大经济事项会议纪要”。

(八)议事记录规范 :(1)重大经济事项议事记录须列明会议名称、会议主持人、正式与会人员、会议记录人员、会议通知提前送达时限、应到会人数比例。(2)重大经济事项议事记录须具体列出由会议研究决定的所有重大事项。(3)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在议事记录补充规则栏中列出。

(九)重大经济事项决定后实行政务公开。

四、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医院决定重大经济事项,实行院长负责制。

五、责任追究:对决策有关人员应签署“重大经济事项登记簿”,明确个

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评估机制 篇3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矛盾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仍然是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建立重大改革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对改革决策可能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主动进行评估分析,就可以从制度上预防和减少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因此,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对重大改革决策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确保社会稳定评估主体构成的合理性

评估主体在社会稳定评估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决定着评估标准的制定、评估范围的大小以及评估方法的选择,最终决定着评估工作的成效。遵循评估学的一般原理,只有确保社会稳定评估主体构成的合理性,才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公平、公正性。而要确保评估主体构成的合理性就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原则。一是独立性原则。确保社会稳定评估主体的独立性是社会稳定评估工作顺利实施的前提,也是保证评估结果客观、公平、公正的前提。如果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评估主体同时也是重大决策制定或实施的主体,或与重大决策或实施的主体之间存在特殊的利益关系,那么社会稳定评估就会受到决策者或决策实施者的影响,甚至偏重于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这样,社会稳定评估结果就会失去公平或难以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从而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只有确保决策评估主体的独立地位,确保评估主体与被评估决策者之间不存在特殊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评估结果的公平、公正。二是多样化原则。目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大多以政府机关为主,这种评估主体的单一化,往往使得评估结果带有片面性。改变此状,必须构建由党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专业评估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和公众,特别是“受到政策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等多方构成的多元评估主体。这样,党政机关可保证评价的方向性;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可以保证评价的公正性;专业评估组织可以保证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和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大众传媒和公众可以广泛听取群众各方面意见,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使评估结果更具有广泛代表性。三是利益相关性原则,即社会稳定评估主体应能够表达出决策所涉及的各利益群体的愿望,尤其是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愿望。如果社会组织和公众不能够亲身感受到改革政策给他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好处,评估结论所涵盖的观点就不够全面。

二、确保社会稳定评估内容的完备性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城市交通、公用事业、城市基础设施、重要价格调整、重大公共活动等各个方面,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特别是近些年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如征地拆迁、农民负担、城乡发展与移民、环境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社会保障、公益事业以及民族宗教领域等,在作出重大改革决策前,必须进行社会稳定评估。

对重大改革决策进行社会稳定评估,在内容上必须确保其完备性:一是要进行合法性评估,包括改革政策是否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精神,决策权限和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二是要进行合理性评估,包括改革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否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改革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是否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超过当地财力和绝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兼顾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三是要进行可行性评估,包括改革政策是否经过严谨科学的可行性研究论证,是否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方案是否具体、翔实,配套措施是否完善;改革政策出台的时机是否成熟;政策出台后是否有利于贯彻执行,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对政策实施的范围是否进行了明确界定,是否能避免“一刀切”和“一个人有病,大家都吃药”的现象。四是要进行安全性评估,包括是否存在引发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是否会给周边的社会治安带来重大的冲击;是否会引发较大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件;是否会出现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等等。这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评估的核心内容。五是可控性评估。主要看对于可能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或者问题,是否需要作出暂缓实施或者改变计划的决定,是否有能力应对和处置,是否能将风险控制在预测范围,是否能够避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情形。

三、确保社会稳定评估程序的科学性

确保评估程序的科学性是保证社会稳定评估工作科学、规范、高效的重要环节。科学的评估流程应当包括如下环节:首先,应制订评估方案。对确定开展评估的改革政策,要成立专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方案要准确把握评估重点,明确评估牵头和协助部门责任,并建立专项档案,适时组织实施。第二,要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对确定为风险评估的重大改革,要通过走访群众、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收集文件资料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讨论,征求各方面、各层次特别是维稳机构、信访部门和政法机关等单位的意见,准确了解把握群众的心理动态和意见、要求,为预测、评估提供全面客观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要形成评估报告。综合收集掌握的情况,对评估事项实施的前提、时机及后续社会影响、配套措施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研究论证,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作出风险很大、有风险、风险较小或无风险的确定性预警评价。对于风险很大、有风险的,还应当对有可能涉及的范围和激烈程度作出评估预测,并制订出相应的防范、化解和应急预案。第四,要作出评估决定。改革政策制定部门或单位要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和政策草案、决策建议、改革方案等一并报送决策机构。决策机构对评估事项作出实施、完善后实施、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决定,并对预防和化解矛盾风险提出具体要求。最后,要分类调控风险。对已经评估付诸实施的重大改革事项,坚持全程跟踪并做好后续维稳工作,及时发现和化解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政策、决策的正确执行和改革举措的顺利推进。对虽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但经评估决定实施的事项,要认真落实解决矛盾和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对经评估决定暂缓实施的事项,及时研究对策,待化解矛盾、时机成熟后再行实施。对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众受益的事项、不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事项要坚决终止实施。对符合有关政策法律规定、急需实施但又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的事项,在制订应急预案的基础上,要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工作。

总之,对重大改革决策要建立一套规范的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应确保评估主体构成合理、评估内容完备、评估程序科学,使人民群众对相关改革政策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从更深层次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真正使全面深化改革这条航船平稳破浪前行。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监督制约

一、县级政府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继2008年中央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后, 2010年又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在中央的导向和动员下, 县级政府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决策法治化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已经开始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 但是也暴露了在决策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境, 急需解决和突破。

(一) 行政决策的程序化程度偏低

假设所有的决策都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实施, 决策就能达到决策者所设想的决策目标了。所谓程序是为进行某项活动或过程所规定的途径。政府决策有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保证决策主体依法科学执行行政决策, 而不随意更改。然而从大多数的县级政府来看, 他们存在着山高皇帝远的心理, 把民主协商抛之脑后, 经民主协商的重大决策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还是走过场。近年来, 一系列由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在全国很多地方时有发生, 而这些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经济法规和地方发展战略时缺乏民主审议程序, 没有将群众的心声纳入决策当中, 由此引起民众的不满, 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 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不强

行政决策归根结底是满足公民需要的一种公共服务, 服务结果的好坏取决于公民的满意度。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政决策对公民的影响作用更为巨大, 因此更好地融入公民的意见, 才能使行政决策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然而, 当前行政决策中缺乏公民参与的问题仍然存在, 尤其存在于地方政府当中。表现为公民参与表面化以及公民参与有效性不足。以听证为例, 很多听证会流于形式, 人们不知道谁有资格去听证, 更不知道获选者会是什么来历, 他们究竟代表谁的意见, 而在听证会中, 也看不到唇枪舌剑的辩论和面红耳赤的争论, 使得公民参与表面化现象严重。其次, 政府一旦作出决策就不容检视, 在决策出现失误之前, 没有任何修正机会, 作为当事人的公民也只能“强制性地同意”, 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不足更多地体现为参与的无力感。

(三) 有效决策的监督体系缺失

县级政府的重大决策要走上法治化道路就离不开制约与监督, 要真正使得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自始至终被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和反腐倡廉才有可靠的保障。而我国的监督体系主要由行政监督体系构成, 它由监督制度、机构、规则、方式等各方面构成。现阶段我国县级政府决策监督体系非常不完善, 政府行政决策的监督仍存在着重大缺陷和不足。现有法律法规对监督机构、监督程序、方式与规则的界定都缺乏明确的规范, 存在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角色, 像隶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监察机关, 是行政系统内专门负责行政监督的, 因此行政监察机关几乎很难真正履行职责。

(四) 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

所有的法治如若实现违法必究, 各项决策将顺利实现法治化。而对于县级政府致命的问题是无法可依, 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乏是造成县级政府决策责任难以追究的最主要原因。要正确追究县级政府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 法律制度必须明确规范判定决策失误的标准及责任负责人等。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应的行政问责的规章制度不能停留在理论, 要具有实际操作意义。例如, 余干县印发的《余干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程序规定》, 该规定二十条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 对负有责任的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1) 政府法制机构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存在明显错误, 导致重大行政决策失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此条例在内容上既没有界定错误和失误的范围和标准, 更没有对责任大小进行分类。由此, 责任追究也只是流于形式的问题严重。

二、提高县级政府决策法治化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县级政府决策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预防以及减少这种决策失误的现象。

(一) 提升县级政府决策的保障力度

县级政府决策法治化归根结底是要靠法律去保障和制约。因此, 要进一步提升法律的保障和制约体系, 从机制系统上对决策问题进行规范。这要求把决策者的责任和权力问题, 特别是决策的原则、程序、论证实施以及监督问题, 奖励和失误等全面纳入法律制度之下, 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与制约作用, 确保决策的严格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其中特别要加强关于决策失误所造成损失的法律追究力度。决策者必须依法承担其因决策失误而对国家造成损失和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责任。如此, 依法决策才能实实在在地在县级政府领域履行。

(二) 针对地方实际创新决策程序

在法治社会之下, 倘若把决策者作为驾驶者, 那么程序就是行驶路线, 没有适合的路线, 再精明能干的驾驶者也难成功跑出速度和质量。为此, 各县级政府务必得依照地区和行业或者是部门的现实情形制定配套合适的运行系统机制。由此, 在实际情况下县级政府需实行决策风险制度以及公开场合的重大决策制度, 此外对重大决策需要进行必要的法律论证。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就是, 在展开重大决策法律认证制度的时候, 要充分展现法律专业人士的水平, 展开法律论证;决策者在作出决策的时候, 既能够避免随意利用职位权力, 还能够去勇于创新;而通过实行重大决策法律公开制度, 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 防止决策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端。

(三) 完善县级政府的监督体系

很多县级政府的决策实际情况表明, 一定的制约监督能发挥必要的作用, 对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起到必要的制约。所以要保障政府在决策时的公共利益导向, 必须要健全完善县级政府的监督系统。具体来说, 县级政府首要的是展现各机关的作用并利用一些媒体舆论的导向监督作用, 特别是监察专门机关监督作用, 将监督置于县级政府的重大决策问题和各重大投资工程、重大活动以及投资项目的全部过程之上, 减少与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与时俱进, 方便快捷地应用现代化科技手段, 做到行政决策的事前、事后、事中的各环节的掌控, 从而彻底地断绝无阳光下的权力滥用, 促进政府决策的法治化进程。

(四) 加大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力度

权力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很多县级政府在这一方面却有所偏颇, 甚至成为如今一大难题。导致这个难题的因素, 一方面是由于权力泛滥, 另一方面是责任的缺失。要控制这种局面, 必须在强化行政责任机制上面下功夫。总体来说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明确县级政府决策失误追究标准和责任主体, 并建立政府决策的成本衡量标准, 重视长远利益;而在县级政府内部应具体规章制度形式, 固定下来各领导的权限与职责。其次要加大对县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力度, 坚决维护惩治的威严性与不可抗拒性。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王贤芳.行政决策中的政府责任分析[J].行政论坛, 2004 (5) :45-47.

[3]《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学习读本》编写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学习读本[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9.

[4]夏正梅.决策失误和不作为都是腐败[J].实践 (思想理论版) , 2008 (3) :55-56.

[5]张华民.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内涵、意义及实现路径分析[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08 (6) .

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篇5

为充分发扬民主,进一步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使校党组织做出科学民主的决策,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制度。

一、校党组织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前,应当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大决策包括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的事项,事关本地区、本校全局性、政策性的事项,按照党组织管理权限应该由集体讨论的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等。

二、校党组织对重大决策征求意见时,在时限上要给予征求意见和参与决策的党员群众充分的时间,把需要决策的内容,根据征求意见的范围,提前下发并进行预告。

三、校党组织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要充分听取参与决策的党员群众的意见,并将征求到的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四、校党组织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后,要及时将决策内容向征求意见、参与决策以及与决策内容相关的党员群众进行通报;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要及时跟踪调研决策执行情况,并适时总结完善。

重大决策 篇6

一、人社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特点

从各地人社部门开展的情况来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从承担职能来看,重大决策涉及面广、矛盾突出

从人社系统承担的职能角度看,重大决策涉及面非常广,涵盖就业、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改革、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多个领域,关乎全民的利益,矛盾与问题比较突出。在就业领域,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在社会保障领域,存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同政策导致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待遇差别矛盾和因征地拆迁导致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在人才队伍建设领域,存在职称制度改革等问题;在人事制度改革领域,存在事业单位改革分流人员安置、军转干部安置等问题;在工资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事业单位工资和福利待遇差矛盾;在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由于企业裁员等引发的劳资矛盾和劳务派遣用工不规范等问题。

(二)从产生原因来看,主要来源于社会问题倒逼机制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现,社会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必然会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社会深层的矛盾处于高发期和集聚期。人社部门的职责范围集中在社会保障、人事制度改革、劳动关系等民生领域,是各种矛盾与问题的高发区。不少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考虑不周或者估计不足而发生的。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致使重大事项缺乏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问题的汇集要求人社系统必须作出回应,针对风险进行分析并提供化解之道,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三)从实现目标来看,多为保障重大决策的推进与实施

作为拟定人社系统重大决策的主要部门,人社部在重大决策制定过程中,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目标多为保障决策的推进。相对而言,地方各级人社部门决策权限较小,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上级人社部门决策的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目标多为保障重大决策的实施。地方各级人社部门针对社会保障、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领域开展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侧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保障、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重大决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矛盾并评估其中存在的风险,目标多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相关决定,确保上级部门在社会保障、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领域的重大决策能够平稳实施。

(四)从政策基础来看,均依据块块而非条条

从各地人社部门颁发的规章、实施意见、试行办法等文件来看,其政策基础来源于同级党委和政府块块层面上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人社部出台部门规章依据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2号)。湖南省人社厅出台实施意见依据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的通知》(湘办发〔2011〕18号)。南京市人社局、苏州市人社局和无锡市人社局出台的实施意见分别依据南京市委市政府、苏州市委市政府和无锡市委市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文件。迄今为止,人社系统内没有一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规、文件是依据条条上的要求颁布的。

(五)从评估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社保等领域

人社系统的重大决策涉及就业、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改革、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多个领域。理论上讲,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也应从这些方面展开,但从实施情况来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领域。在社会保障方面,江苏省苏州市和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均重点评估了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江苏省苏州市重点评估了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制度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问题。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无锡市重点评估了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的实施问题。在劳动关系方面,人社部劳动关系司重点评估了劳务派遣的相关问题。

(六)从开展进程来看,各地、各级部门发展不均衡

从人社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开展的情况来看,不同地区、不同级别部门之间相差甚远。一些地方、部门不仅较早出台了比较规范、科学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意见,且已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地方、部门虽已建立相关的机制、制度和实施办法,但还未进入实践操作层面;还有一些地方、部门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还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至今尚未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的地方、部门这项工作甚至还是空白。总的来说,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得较好,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开展的力度不够;在市级层面开展得较好,在省级层面开展的力度不够,在县级层面基本没有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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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社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取得的成效

通过各地人社部门的共同努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初步显现了成效,一大批没有通过评估的重大事项被暂缓实施或不实施,使一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在萌芽状态得到及时调处解决,有效降低了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本,减少了一些严重冲突事件的发生。具体而言,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确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必经程序的制度安排

已经实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地方人社部门均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纳入人社系统重大决策审批的必经程序和前置环节,确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必经程序的制度安排。对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各地要求在出台政策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工作,以从源头上发现、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为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

(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领导干部科学决策的意识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推行改变了领导以往靠“拍脑袋”决策的导向。各地逐渐建立并实施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增强了人社系统领导干部的社会风险意识,压缩了盲目决策空间。通过对重大决策进行风险分析与研判,决策者更清楚、客观、全面地了解重大决策的相关情况,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降低决策风险。

(三)初步建立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实施意见等法规和配套政策,各地人社部门明确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评估主体、评估范围和内容、评估程序和评估问责等事项。这些规章和文件,基本涵盖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全过程,从制度上规范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实施。

三、人社系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积累的经验

各地在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构建上,以法制化、规范化为重要基础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制建设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基础,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性。人社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号文件出台了部门规章,一些地区人社部门根据当地省(市)委、省(市)政府出台的相关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规,结合本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实施办法。这些规章和实施意见、实施办法基本涵盖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全过程,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几个主要环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力地推动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机制建设上,以系统化、科学化为发展方向

部分地区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确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的纵向垂直领导、横向分工协助的组织体系。这样的组织设计既可以保证各职能部门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分工负责,又可以保证各职能部门在统一领导下有效协调,从而建立起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长效机制。此外,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套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容框架并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评估程序,使评估的系统化、科学化程度大大提高。

(三)工作重心上,以事前主动预防为根本措施

一些地区通过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中可能蕴含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科学评估,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预案予以防范,做到了维稳工作重心前移,为各项决策设置一道“刚性门槛”,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减少了因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重大决策制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稳定风险,实现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被动处置变为事前主动预防,最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最大程度降低维稳工作投入成本,把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四)治理模式上,以社会多元共治为基本目标

各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纠正了单纯由政府自上而下、闭门造车式的决定重大决策的错误做法,在重大决策中强调公众、社会组织的参与和互动,将第三方风险评估机构、专家学者、公众纳为风险评估主体,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出台、实施的必经程序,实现了治理模式由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

注释:

①人社部于2012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2号)制定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地方人社部门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指导下也相应制定了省一级或地市一级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意见。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务员管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重大决策 篇7

目前, 科技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 组织力量编制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科技规划的研究编制是就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一思想和凝练共识的过程, 必须有效体现广泛参与、集思广益、沟通协调、科学决策的原则。因此, 为更好地体现民意, 集中民智, 我们有必要鼓励和引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科技规划编制等重大科技决策中来。有效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体制机制, 将有利于提高科技规划的编制水平, 增强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 有利于充分反映广大科技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 使规划确定的目标更科学, 重点更突出, 切实从“为人民规划”走向“与人民规划”和“让人民规划”。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已成为发达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趋势

公众参与政治决策是指参与或介入政策过程和决策制定的角色不只是通常的职业专家、政策分析师和决策者, 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角色, 包括非盈利组织、地方社区、利益群体的代表以及有能力参与的市民。科技决策是指国家科技主管部门为履行科技管理的职能、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而研究制定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计划和具体政策的过程。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指政府精英和科技专家在研究制定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具体政策过程中, 广泛征求并有效吸纳普通民众的意见、组织开展公众讨论、着力平衡各方利益, 从而促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 以及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呈现出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特征,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 科学技术前沿发展在开辟广泛应用前景的同时, 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近10多年来欧洲国家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兴起,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历了疯牛病事件之后, 公众日益关心生物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的风险问题与道德问题。因此, 公众有意愿了解科技最新发展带来的可能后果, 要求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科技决策中去。另一方面, 现代政治决策实践要求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需要公众广泛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

关的科技决策。很多科技决策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公众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与机会, 对那些影响他们自身利益的科学技术相关决策表达自己的看法, 以适当的形式反映到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 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充分地反映民意。

目前, 我国科技发展已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十二五”不仅是科技重点任务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也是科技体制改革和政策体系建设加快完善的攻坚阶段。鼓励和引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科技重大决策, 对推动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在科技决策中充分发挥民智、体现民意, 强化科技决策者与科技界和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 以及树立我国科技良好的国际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趋势, 不仅欧美等发达国家, 而且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采纳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理念和方法。

丹麦是一个强调公众参与和公共讨论的国家, 具有较深厚的民主传统。自1986年丹麦技术委员会 (DBT) 成立以来, 丹麦政府已针对各类科学技术议题举办了20多次共识会议, 主要目的在于促成社会公众对科技政策议题进行广泛的、理性的辩论。共识会议邀请不具专业知识的公众, 针对具有争议性的政策, 事前阅读相关资料, 在有一定基本信息的基础上, 对争议性的问题开展辩论并做出判断。丹麦技术委员会将讨论后的公众观点形成正式报告, 向社会大众公布, 并供决策者参考。目前, 共识会议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就重大科学技术议题征求民众意见的主要形式之一。

欧盟于1998和1999年就开始在丹麦、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士开展欧盟参与式技术评估项目, 目的是建立一套可用于支持公众参与科学技术讨论和决策的技术手段和程序。2002年, 欧盟委员会提出《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 强调国家之间交换关于使用公众参与程序的信息, 就特殊的主题启动公众讨论和听证, 并在欧洲建立关于伦理和科学的公众对话。这些行动计划由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组织推进执行,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国政府自1996年疯牛病事件后开始增加政策的透明度, 建立管理部门、科研人员和公众的对话机制, 鼓励公众参与争论, 并通过争论和科学论证, 进一步澄清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将公众的有益的建议纳入到政策制定之中。

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 韩国逐渐重视建立政府、专家与普通民众的沟通机制, 促进公众理解科学。1998年, 韩国教科文组织以“转基因食品”为题, 召集14位不同背景的公众人士组成公民小组, 与专家对话。会议的目的是代表全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应用及引发的问题发表见解, 以使韩国与科技领域相关的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在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政策时, 能考虑报告所提出的疑义与建议。韩国政府采取公民会议这种形式, 对公众理解并影响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发挥了极大的功效。这样的方式不但达到了唤起社会大众注意的外部效益, 让非专家有了解科技领域研发成果的机会, 更直接地促成了政府、专家与普通民众间的良性对话, 建立起多方沟通的机制。

从国外科技决策实践看, 发达国家进行重大科技决策都要经过法定的科学机构咨询, 以法定程序进行论证, 同时在决策过程中推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接触和对话, 使之成为协调利益和达成共识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认为, 当今政府不仅在服务领域面临竞争, 在政策制定中也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 在很多OECD国家中政策受到代表不同经济、社会、政治利益的游说团、NGO、利益集团的影响, 一些国家已将利益集团的代表选入专家委员会或咨询理事会。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也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决策过程的正常和完整的一部分, 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 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公众决策参与的做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

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我国的科技决策机制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在制定科技法规、确立科技战略、拟定科技政策的过程中, 把科技决策纳入专家治理结构和官僚科层制的统摄下, 采取科技决策的“专家治理”模式。这种凭借科技专家与政治精英共同协商提供理性的科技决策与评估的“专家治理”模式, 虽然能够为现行的政府科技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 提高行政运作效率、促进科技发展;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存在权责不清、机构庞杂、专门性的知识领域相互封闭和孤立的问题, 并受制于个人利益、人情关系网络以及科技专家自身的伦理素质和兴趣着眼点的影响, 使得“专家治理”模式下的科技决策机制的合理性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逐渐提高, 科技决策领域更多地引入了公众参与, 突出表现就是, 科技决策从过去以政治精英、科技专家为主导的决策理念向强调以公众、政治精英、科技专家三者互动的多元决策主体理念转变。中国广大公众对科学技术对其日常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关注, 对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广泛要求。我国政府已深刻地认识到, 促进公众理解科技与开展科技创新是科技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 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不可或缺。2008年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规定, “国家鼓励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参与和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 “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 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 应当充分听取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 实行科学决策的原则”。根据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并按照《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要求, 我国政府开始积极地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操作程序, 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决策公众参与的模式, 2003年启动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编制工作, 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重要原则。

在2003年启动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中, 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规划领导组组长, 并强调了公众参与科技规划的重要性。为了深入贯彻温家宝总理对规划工作的重要指示, 切实将公众参与这一项重要工作落到实处, 规划办公室于2003年5月12日, 在科技部主页上开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网站, 利用互联网及时向社会公布规划工作进展。同时还开辟了网上公众参与论坛, 分为“交通科技问题”、“公共安全科技”等19个主题, 公众可以自由地访问和发表对规划制定的评价和看法, 加强了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强调公众参与, 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参与的效果和意义, 表明我国未来科技规划编制的一个重要趋势, 就是着力提高政府的宏观决策层次, 强化政府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力。但需要看到的是, 这次规划编制中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是特别高。从网络公众论坛的设立来看, 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 如论坛同时在线峰值仅为700多人, 大大低于国内大部分动辄上万人的知名论坛网站;在论坛的所有文章中, 论坛管理员发布的占据了相当大部分, 访问者的文章较少, 并且内容和主题相对比较分散, 没有聚焦某个或多个特定的科学技术问题开展深入而持久的讨论;公众参与活动更多的是流于形式, 并以单向灌输为主, 没有形成政府、专家和公众的有效互动,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热情尚未充分显露出来。

究其原因, 其一, 我国公民科学素养和民主素养还比较低, 缺乏参与政治决策的传统。受科技发展局限和传统文化影响, 我国普通民众科学素养和民主素养还比较低, 虽然在近年来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公众基本素养的缺乏成为公众有效参与科技决策的重要障碍。其二,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还没有在科技界和政策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政策设计初衷很好, 但在操作过程中更多关注公众参与的外在形式而非内在实质, 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其三, 公众参与机制也缺乏合理的体系设计和明确的参与目标。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的目标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在英国, 公众参与的主要目标是“公众理解科学”, 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看待科学发展中产生的有争议的问题;在丹麦, 公众参与则主要是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充分了解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 以体现决策的民主化。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所组织的公众论坛, 并没有确定类似的目标,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什么比较含糊, 所以论坛的内容、宣传和组织未能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十二五”科技规划制定应体现公众参与的时代要求

根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 2009年3月, 科技部启动实施了国家“十二五”科技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十二五”科技规划的制定充分吸收借鉴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编制经验, 强调广泛参与、集思广益、沟通协调、科学决策的工作原则, 积极动员了各部门、制定《科技规划纲要》的资深专家以及全社会各界人员广泛参与到规划研究讨论和制定中来, 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效果。在《科技规划纲要》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工作中, 规划办公室发放调查问卷2 000余份, 先后组织工作会议100余次, 共听取上千名来自科技管理部门、企业、高校、院所、行业协会等方面专家意见;在前期战略研究中, 为深刻把握未来五年我国的阶段性特征, 规划战略研究组采用了愿景分析方法, 通过发放问卷和召开座谈会, 广泛征集了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的看法和观点;在规划的工作支撑中, 规划总体组面向地方、部门和有关单位, 征集了一批科技发展思路的建议、重大任务及政策需求, 既为“十二五”科技发展的研究编制提供了依据, 也为“十二五”科技计划的安排提供了帮助。

目前, “十二五”科技规划已进入到文本编制和征求意见的关键阶段。为进一步提升规划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充分体现“与人民规划”和“让人民规划”的时代要求, 在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做法, 以及参考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制定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 对下一阶段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提出几点建议。

(1) 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 广泛开展“十二五”科技规划的建言献策活动。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考虑到本国国情, 在积极鼓励普通民众参与的同时, 也要充分征求一线科研人员以及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因此, 可考虑按照普通民众、一线科研人员和部门、地方三个目标群体开展建言献策活动。一是面向普通公众, 在科技部网站开辟“十二五”科技规划建言献策专栏, 开展公众问卷调查, 通过适当的方式组织开展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二是面向一线科研工作者, 优选一批关心中国科技、具有战略思维、在科研一线的战略专家和领域专家, 召开若干次专家研讨会, 结合规划编制集中研究, 就“十二五”科技发展重大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三是面向部门和地方, 积极建立完善部门和地方参与国家科技规划的体制机制, 通过“部部会商”、“部省会商”等机制, 充分征集部门和地方的重大科技需求, 吸收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前期工作成果和意见建议, 凝练共识, 强化部署, 推进“十二五”科技规划与部门和地方需求的对接。

(2) 明确公众参与的具体目标, 主要针对未来五年科技发展的若干重大战略问题, 组织开展共识会议、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鼓励公众参与。充分借鉴西方国家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做法和经验, 以共识会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 特别注重明确具体目标, 引导公众聚焦于具体问题, 不要过度发散, 避免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一是围绕深入总结“十一五”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进行建言和互动。引导普通民众和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角度, 对“十二五”科技规划中要坚持的经验、吸取的教训、改进的做法, 进行深度分析, 提出真知灼见。二是针对未来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具体领域, 特别是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 如农村科技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人口健康、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 通过将相关的科技议题操作化、指标化成公共可理解的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和共识会议的方式充分征求广大民众意见, 让普通民众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拥有知情权和发言权。

(3) 建立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长效机制, 加大宣传力度, 加深公众对科技决策的认识和理解。目前, 科技界和公众对科技决策的体制机制不熟悉, 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些误解。要加大科技工作的宣传力度, 通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科学网等多元化媒体上组织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刊载领导重要讲话等, 加强对规划重大活动的宣传力度, 系统全面地反映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工作, 广泛宣传“十二五”科技规划的相关精神, 加深普通民众对科技决策体制机制的认识和理解。以“十二五”科技规划编制为契机, 建立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长效机制, 及时将国家科技重大决策问题向公众公开和发布, 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紧密联系科技界, 特别是一线科研人员, 使得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成为规范化的制度。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与公众直接对话应成为科学决策过程正常和完整的一部分, 公众决策参与的做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

我国未来科技规划编制的一个重要趋势, 是提高政府的宏观决策层次, 强化政府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重大的决策,辉煌的成就 篇8

汉语拼音的广泛运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教育教学方面, 汉语拼音为汉字和普通话提供了科学、准确的记音和学习工具, 小学语文教育通过汉语拼音教学, 能够较快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汉语拼音作为辅助工具, 对扫盲工作, 对国内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的教学工作, 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2) 在新闻出版领域, 给书刊封面的名称加注拼音, 用汉语拼音或汉语拼音与汉字对照方式编写初级读物, 适合初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需要。3) 在排序和检索方面, 语料库、数据库、工具书、图书档案、地名卡、人名册等等用汉语拼音排序或编制索引, 便于检索。4) 人名、地名、单位名、商标名、建筑物名等用汉语拼音拼写, 在工商、交通、邮电、通信等诸多领域广泛运用, 汉语拼音已成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汉语汉字的国际标准。5) 汉语拼音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得力工具, 汉语拼音输入法是我国电脑和手机较为常用的一种中文输入方式。6) 计算机网络语言的BBS和网络聊天中的一些特殊词语不少就是汉语拼音词语或汉语拼音词语的缩略形式。

汉语拼音在我国辞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如不少辞书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字头或词条;用汉语拼音给字头、词目及注文中的难字注音;收录汉语拼音字母构成的一些字母词;设有汉语拼音的音序索引或检索, 以便于读者查检;辞书的资料收集、整理、排序、项目标注等, 特别是建立数据库、语料库、知识库以及编制辞书编纂修订软件, 都离不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为中国人民的语言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其用途和影响会越来越广。

《汉语拼音方案》这一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进行民族创新的科学尝试是成功的, 半个世纪的推行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功在当代, 惠及后人。但汉语拼音在运用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要加强初等教育阶段的汉语拼音教学, 避免回生现象;社会上对汉语拼音字母名称的称说比较混乱, 需要规范;汉语拼音排序上还存在分歧;汉语拼音字母的字形上也存在问题;汉语拼音的一些使用规则应进一步修订、细化, 易于操作;大写字母的使用, 人名地名的拼法, 成语及其他特殊词语的拼法, 一些词和语的划分, 隔音符号的用法, 有待进一步明确。

汉语拼音方案在我们的语言生活里发挥了显著作用,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研究处理存在的问题, 学好、用好, 宣传好汉语拼音, 让它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加强重大经济决策审计的思考 篇9

一、当前重大经济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 违背科学规律错误决策

重大经济决策要遵循科学规律, 事前需进行充分的咨询、调研和科学论证, 慎重决定并实施才能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 但是不尊重客观规律、错误决策的事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缺少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一是部分干部权力太大, 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越大, 失误的潜在可能性也就越大;二是责任追究制度缺位, 错误决策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不需负任何法律责任。

2. 决策水平低, 盲目决策

有的领导追求面子和政绩, 贪大求洋, 靠想当然的“前景”上项目, 不经事前论证, 不顾民众利益, 不管不顾超前引资发展,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例如某企业主管局为了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在生产技术还不成熟、企业又缺乏科学的市场定位的情况下, 盲目决策, 投资设立公司投入生产线建设, 由于产品不达技术要求, 导致项目不能验收投产, 企业陷入困境。又如, 某国有公司发展煤矸石电厂项目, 由于前期调研论证中未能充分考虑和预测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和公司经济实力, 最终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被强制下马, 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究其原因是求成心切、不深入调查研究, 在情况不明、问题不清的情况下盲目决策, 没有前瞻性, 决策水平低。

3. 利用决策失误之名, 搞权钱交易

有的领导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 趁企业对外合作经营、资产处置、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等经济决策之机进行权力寻租、以权谋私, 抱着项目的招标权进行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受贿等。这种腐败隐蔽性强, 往往以决策“失误”之名, 行腐败之实, 逃脱法律追究, 危害性大、造成的损失更大, 领导的决策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决策。究其原因是权力监督的失效, 由于对决策及相关信息的垄断, 使社会公众对决策的过程、内容知之甚少, 监督也无从谈起, 腐败就相随之而生。

二、如何有效开展重大经济决策的审计

1. 审计的内容和方法

(1) 重大经济决策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收集、审阅审计期间重大经济决策管理制度, 审查是否明确了需要民主研究、集体决策的重大经济事项的种类、范围和标准, 以及决策程序、决策权限、相应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等保障制度, 是否存在决策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 掌握重大经济决策制度执行的关键环节和控制点。重点审查重大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专项资金、国有资产处置等重大经济事项是否建立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和有效的决策机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是否建立了社会公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检查和评价经济决策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

(2) 重大经济决策的总体情况。通过查阅被审计单位及相关的会议记录和纪要, 批办单、收发文件记录, 可行性研究报告, 主要领导干部对有关经济事项的重要批示等, 梳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重大经济决策事项, 主要包括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国有企业改制、土地征管、重大国有资产处置、大额度资金分配管理等决策事项, 并按照资金、资产、资源、土地、民生等类别对重大经济决策事项进行分类, 检查和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作出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数量、涉及金额等总体情况。

⑶抽查重大经济决策事项。一是检查决策事项前是否按照管理制度落实, 是否进行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可行性论证;是否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特别是对决策过程中的不同意见是否予以考虑, 作出正式答复;重点检查签订的合同、协议有无显失公平、损害单位利益问题。二是检查具体经济事项决策内容的合法性。对照国家有关经济法律法规、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审查决策内容是否依规依法。三是审查决策程序的合规性、决策依据的科学性。审查重大经济事项是否按照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坚持会议讨论、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制度, 是否做到科学、民主决策, 要审查经济决策是否公开化;有无存在违反程序、超越权限、盲目决策和擅自决策等问题;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有无完整的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四是检查有关决策执行的有效性。综合运用收集的财务和统计数据资料进行分析, 采取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实地调查等审计方法, 检查决策事项的执行是否及时;决策权和执行权是否真正分离;决策执行过程中有关监督和保障措施是否有效, 特别是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决策事项的预期效益是否实现, 对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浪费问题, 是否实行问责和责任追究。

2. 对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审计评价

根据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重大经济决策重点内容的审计情况, 对重大决策事项、重大投资项目效益情况等进行分析, 明确划分领导干部承担的责任,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领导干部任期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的效果。同时注意审计评价应当在审计抽查的范围内进行, 并说明审计抽查的范围。审计评价本着权力责任对等、定性定量结合的原则, 选取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本区域重大经济决策的有关重要指标, 也可以采取定性说明或者列举事实等方式, 借鉴委托部门的指标和标准, 找准领导决策、管理的实质性环节, 厘清责任界限, 实化责任内容, 使审计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公正客观。

三、做好重大经济决策的审计建议

1. 重点监督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重大经济决策

坚持全面审计, 突出重点的原则, 探索建立经责审计对象数据库, 对审计对象实施分类管理, 对掌握大量资金的重点领域、重要部门、以及掌握重要经济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在其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 实行任中和离任必审制度。如将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财政资金管理部门、融资平台公司、国资公司等重点单位的领导干部的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纳入重点监督范围。

2. 各部门要协作配合监督重大经济决策

加强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 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发挥监督合力, 充分利用纪检、组织部门的职能优势, 加强信息沟通, 收集重大经济决策方面的信访举报材料和相关情况, 形成资源共享, 实时监督, 将审计关口前移, 改变事后监督的常态并形成长效机制, 这样就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采取措施, 预防和减少问题的发生。

3. 积极探索创新, 提升审计监督成效

对重大经济决策实施审计监督对审计工作人员在政策、技术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 要建立和完善审计监督体系, 同时要建立科学、合理、切合实际的经济决策评价体系, 规范经济决策的审计监督, 以达到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效益等进行科学、客观、规范评价的目的。另外要建立审计监控预警机制, 着重对决策的执行过程中重要措施的落实、配套资金到位情况、重大开支、重大变更等事项的合理、合法、有效性进行监督和反馈, 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领导干部重大经济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笔者结合审计工作实践, 提出了对重大经济决策进行审计应当关注的内容和方法, 就如何加强重大经济决策审计提出了建议。

企业决策中的风险决策探究 篇10

风险决策也叫统计型决策或随机型决策, 应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1) 存在决策者希望达到的目标; (2)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方案可供决策者选择; (3)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以决策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状态; (4) 不同的行动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相应的损益值可以计算出来; (5) 在几种不同的自然状态中未来究竟出现哪种自然状态, 决策者不能肯定, 但是各种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 决策者可以预先估计或计算出来。

二、企业决策中的风险决策方法

面对企业的风险决策, 首先, 企业家要有强烈的进取心。企业家不能害怕风险, 躲避风险, 而要勇敢地挑战风险。只有这样, 企业家才有可能凭借其才智、能力和努力去获得较好的决策结果。若没有强烈的进取心, 企业家在企业风险决策面前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其次, 企业家应认识和掌握降低企业风险决策的基本原理。企业家不能消除企业决策的风险, 只能尽力去降低企业决策的风险, 而要更好地降低企业决策的风险, 认识和掌握降低企业风险决策的基本原理就是必要的。降低企业风险决策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决策观念上, 企业家应以落实企业目标为中心。

众所周知, 决策是有目的的自觉活动, 没有目标, 就无所谓决策。企业决策只能围绕企业的目标来进行, 偏离了这一点, 企业决策必然失误甚至失败。企业家只有心中时刻牢记着企业目标, 并紧紧围绕企业目标来进行决策, 才能使企业决策不偏离方向。

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呢?笼统来说, 企业的目标应是求生存、求发展。具体地说, 企业目标应包括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中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发展目标。决策观念上的以落实企业目标为中心的内容有5个方面:一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方向应由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来确定;二是企业战略决策的内容应根据企业的中期发展目标来制定;三是企业战术决策的内容应依据企业的短期发展目标来拟定;四是上述的企业战术决策的内容与企业战略决策的方向、内容应紧密结合;五是企业的每一项决策都应坚定不移地围绕企业目标来进行。有了以企业目标为中心的决策观念, 才能使企业家确立正确的决策指导思想, 有了正确的决策指导思想, 企业风险决策的降低就有了思想保证, 企业决策的风险也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

2. 决策实施上, 企业家应以建立决策反馈机制为重点。

选定最优方案不是决策的目的, 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实施, 况且决策结果的正确与否并不停留在选定的决策方案本身, 而是要通过实施过程加以检验。从企业决策过程的四阶段来看, 决策实施阶段是降低企业风险决策的最后一道屏障。从时间上来说, 最优方案的制订在先, 决策实施在后;从性质上讲, 最优方案的制订主要属于在头脑中进行的认识活动, 方案的实施主要是在现实中进行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 由于事物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因而, 制定最优方案时, 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与决策实施的具体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因此, 要使决策降低风险并取得预期效果, 在决策实施阶段, 应重点关注有关选定的最优方案与决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之间的矛盾程度:两者是大部分相符, 或者基本相符, 或者大部分不符, 或者根本不符。只有在了解了两者矛盾程度的情况之后, 企业家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来保证企业风险决策的降低, 保证顺利达成决策的目标。

在决策反馈机制的建立问题上, 企业家要有以下两点清醒的认识, 一是决策反馈机制的内容不仅包括决策实施的具体情况的收集和汇总, 还包括决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与决策方案之间的差距的分析与发现, 以及上述信息及时反馈给企业家的整个机理和制度;二是决策反馈机制的建立并不仅限于由相关的部门或确定相关的人员来监督整个决策过程、收集和汇总决策实施的情况和结果, 还要确定有关人员对决策实施的情况与结果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 以便及时发现决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 要畅通及时向企业家报告的途径, 使企业家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了这两点清醒的认识, 才能在决策实施阶段有效地降低企业决策的风险。

3. 要降低企业决策的风险, 不能仅仅着眼于提高企业各级决策者的素质, 而应以提高全体员工素质为要点。

光有企业家的高素质还不足以保证企业风险决策的降低, 试想, 若企业决策的参与者素质低下, 则在企业决策的分析过程中, 势必会造成信息收集不到位、现状认识不深刻、备选方案无创新和可行性分析不全面, 使企业家“拍板”决策的科学基础较为薄弱;而在决策的实施过程中, 一方面, 容易扭曲决策实施的计划和降低决策操作的效果, 另一方面, 易使得决策实施的应变性和创新性得不到保证, 这样, 就会使企业决策处于较高的风险状态。只有企业决策主体——全体员工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使企业风险决策的降低得到根本的保证。在提高企业全员素质的问题上, 企业家应努力防止“重培训, 轻应用”的倾向。一谈到如何提高员工的素质, 企业家肯定想到要对员工加强培训, 并且, 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对企业员工的培训, 但是, 培训是提高员工素质的必要条件, 员工素质提高与否的检验标准应是看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效果, 企业家应把员工素质的提高落实到实际应用上。如何使培训产生实际的应用效果呢?一是要强化培训的针对性, 二是要加强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的结合程度, 只有把员工素质的提高落实到实际应用中, 才能切实降低企业的风险决策。

在企业决策中, 企业家如何降低由于决策方法选用所造成的企业风险决策呢?笔者认为, 应以运用科学决策艺术为原则。在实践中, 决策艺术是指决策者在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随机灵活地处理决策问题的技能和方法。科学决策艺术的核心是指在决策方法的运用上, 应以综合应用为准则。即企业家应依据决策问题的特点、内容及其约束条件, 能用一种决策方法解决问题, 就绝不多用其他方法;需要几种方法综合运用, 取长补短的问题, 就要从多种方法的比较和分析中去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董志勇:行为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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