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范式（精选五篇）
新闻范式 篇1
(一) 题材内容上的民生化
民生新闻的题材是老百姓关注的话题, 政府人员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知识分子关注政治形势、文化科技;老百姓关注的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 所以它的题材内容十分多元, 不仅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信息, 还包括教育、政治、经济发展等。总的来说, 民生新闻的题材就是所有和我们生活相关的问题。在这个方面, 民生新闻已经脱离了传统新闻传播学理论中和新闻题材的界定相关标准, 是一种来源于实际生活的新闻内容, 它在内容上具有民生化的特点。
(二) 价值理念上的民本观念
以民众作为根本是我国政府执政的主要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阶段“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从民本观念上转化而来的。民生新闻的民本观念就是它最为主要的内涵, 经过动态的体现社会群众的生活情况, 进而表现出社会的人文关怀色彩。从民生新闻的发展史来讲, 就是因为民本这一观念, 民生新闻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而一些娱乐因素较多的民生新闻只重视哗众取宠, 不以民本观念作为基础就会大大降低其新闻价值。
(三) 报道风格上的世俗化
在民生新闻中的“世俗化”其实并不是贬义词, 它具有双层意义。首先, 新闻报道的语言要通俗易懂, 因为民生新闻的受众中有许多是普通的农民和打工者。这一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综合素质较低, 但构成了社会发展最主要的群体。同时民生新闻的受众大都是普通的劳动工作者, 他们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到家需要休息。所以, 他们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并不是为了学习, 而是将其作为日常的娱乐与休闲方式。如果民生新闻的编写与报道手法太过复杂, 语言晦涩难懂, 结构不明, 他们就会对此失去兴趣。因此, 这就需要我们在编写新闻时换位思考,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编写老百姓爱看的新闻。
二、新时期民生新闻创新发展的途径
(一) 将民生新闻内涵落到实处
民生新闻在题材内容上的民生化需要更大程度的扩展, 不仅包含社会生活中的小事情, 同时还要增加政府的政策实施内容以及经济发展信息, 让民生新闻向深层次发展, 达到“大民生”与“小民生”的结合。基于这一情况, 想要让民生新闻得到创新发展, 就需要改变传统新闻的题材内容, 在节目的创作过程中深化民生内容, 把社会生活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加入其中, 科学的分配内容, 吸引人们关注, 提高收视率。
(二) 兼顾民生新闻的广度和深度
民生新闻有着我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 它的内容十分丰富, 包含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特别是进入了新时期之后, 给民生新闻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民生新闻要把握住这段黄金时期, 对社会民生动态进行更加全方位的报道。
对于社会发展中的民生新闻, 在报道时要提升报道的深度与广度, 进而产生更具层次感与立体感的民生新闻报道方式。让观众清楚地了解新闻中想要表达的内容, 并且结合道德、伦理、法律等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此, 观众就可以全面地掌握民生新闻的内容, 在新闻的发掘过程中, 提升人们的关注度, 为民生新闻的持续发展打好群众基础。
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 就是在“大民生”这一背景下加入法律政策, 给人们讲述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真实事件。节目中的新闻题材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报道也十分有层次感, 此节目广受好评。
(三) 优化创新民生新闻的报道形式
民生新闻要实现持续发展, 就不能拘泥于原有的新闻报道范式, 而是要借助创新, 增强民生新闻的生命力, 从根本上促进民生新闻的稳步发展, 以便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中抢占有利位置。随着民生新闻传播报道形式的固定化, 民生新闻一方面迎来了发展良机, 另一方面也给民生新闻的创新带来了阻碍, 使民生新闻陷入发展瓶颈中。针对这一状况, 各个新闻传播媒介都着力对民生新闻报道的形式进行了革新, 经过实践检验, 有的民生新闻在发展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使民生新闻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民生新闻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创新, 提升新闻的活力, 这样才能在激烈的新闻市场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由于民生新闻传播报道的方式较为统一, 这虽然给民生新闻的发展带来了机会, 同时也会影响其创新。对于这一点, 山东电视台旗下的民生新闻节目《生活帮》, 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节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很有特色, 同时辨识度也很高;在新闻内容上注重“大民生”与“小民生”相结合, 同时, 在报道一些民事纠纷事件时, 节目组成立了处理小组, 凭着小组成员和当事人之间的积极沟通, 化解了原有的矛盾, 得到了人们的大力支持, 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三、结语
民生新闻作为社会中重要的新闻传播范式, 在新闻行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生新闻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切实与其内涵相统一, 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规范民生新闻的内容、传播方式和思想价值, 进而让民生新闻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摘要：民生新闻在我国的新闻媒体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是来源于社会的新闻, 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21世纪以来, 我国新闻媒体界兴起了民生新闻的热潮, 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 怎样对民生新闻进行创新, 让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方式不断发展, 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生新闻,传播范式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4 (06) :88-95.
[2]李晓军.民生新闻:具有中国特色烙印的新闻传播范式[J].今传媒, 2015 (10) :22-23.
公民新闻:构建一种新的传播范式 篇2
【关键词】公民新闻 传播范式 新媒体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而言的，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介形式的出现，新媒体传媒环境已然相当成熟了，这种新传媒环境为公民新闻的不断发展和丰富无疑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由公共新闻运动发展而来，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公民新闻”也称为“参与式新闻”，“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以上定义里的所谓‘公民’，是特指以往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媒体专业运作的普通人。”②对于“公民新闻”的定义，实际上学界存在不同的表述，没有统一的定论，比如邵培仁总结为：“（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介和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和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③新媒体专家郭涛将其定义为业余新闻工作者通过大众媒介和个人摄录、通讯工具（诸如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计算机网络等）为广大受众选择、撰写、分析和传播新闻信息的行为和现象。④虽然缺乏权威的注解，但是基本意思大同小异。若将公民新闻的生产看作是一个传播过程，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传播效果等几个方面展开对公民新闻的传播模式研究，那么从中可以看出其传播模式中包含了许多“新”的要素，并表现出与以往传播范式的不同。
一、传受界限模糊
公民新闻改变了传统传播过程中“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转换为“多对多”的多点交叉传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已经从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变为信息传播与接收的共同体。在传统的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信息经过传媒组织过滤后发表，传达到受众，受众表现为被动接收，主动性较弱，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角色定位在整个过程中依然是清晰的。而在公民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计算机无线终端无处不在，“传受”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公民记者、草根记者们通过互联网、手机、数码相机、掌上电脑等高科技便携设备把自己采写到的新闻第一时间传播到网络上，有些甚至进行现场直播。微博、博客、论坛、贴吧、拍客、即时通讯工具等则成为普通大众的传播、获知、跟踪新闻事件的主场地，这些草根新闻草根记者们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实现了传播主体的位移。比如“微博打拐”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公民新闻事件，起于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后经网友们不断转发，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因此说，在公民新闻传播这里，传统传播过程中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听众的泾渭分明的划分标准已经悄然隐没，“传受一体化”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二、“互播模式”淡化“把关人”角色
美国新闻研究所媒介中心两位学者在他们的电子图书《我们媒介》一书中针对网络博客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提出了两种传播模式：由上至下的“广播模式”和由下至上的“互播模式”。“‘广播模式’中新闻由上至下经过‘广告商—媒介组织—网站、电视节目、报纸等—受众’，受广告商影响的媒介组织采集信息进行编辑，经过网站等媒体平台播出，最后到达受众，所有新闻信息在到达受众之前，都要经过各种组织的‘过滤’；‘互播模式’又被称为‘点对点’、‘社会网络’的传播，最大特点是所有参与者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并且可以随时改变角色，新闻不经过任何中间人且不需要经‘过滤’即可到达受众。”⑤显然，公民新闻以非专业的普通公民参与到新闻传播、传受主体角色互换为特色，它的运行机制毫无疑问是一种由下至上的“互播模式”。这种模式区别于“广播模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新闻传播过程中“把关人”角色的设置：“广播模式”中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层层筛选过滤，反映出一种由权利关系所预先控制的级权制度；而“互播模式”另一种则是并行的、点对点的、动态的开发模式⑥，由传者、媒介、受众互相作用，互相传播，“把关人”作用在这一模式中被弱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媒介环境中，新闻生产和发布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把关人”，海量的新闻信息经多个机构的层层筛选过滤，在“把关人”们审核同意后，信息再通过特定常规的传播渠道面向受众传播。受众对于新闻内容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公民新闻”的兴起，其平民化色彩使得每一个网络用户都拥有了信息的传播权，都成了自己的“把关人”。公民新闻的发布不需要经过“把关人”层层的审核，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随时随地随写随拍随发，同时，信息以这种方式的层出不穷以及自主随意也使得“把关人们”无法进入信息的发布空间进行及时的干预和修改，受众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现实信息源。
三、“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介
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播信息传送的工具。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经早期符号媒介——手抄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公民新闻的兴起离不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网络时代人们可以方便地随时随地在微博贴吧论坛上传播信息。随着互联网和无线终端的结合，可以说，每一个公民都是媒体，以“自媒体”传播为特征的公民新闻时代，传播模式也实现了“从上至下”向“从下至上”的转变。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评判的平台。”⑦即便是最庞大的新闻媒体，也不可能在世界各地拥有自己的派驻记者，而突发事件具有瞬间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决定了专业新闻从业人员无法亲自参与报道事件的全过程，而那些处在现场的普通公民便即时以手机或图片或录像或文字记录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再将其发布到互联网上，公众依然可以获知新闻现场信息。
四、议程设置呈现多元化
在传统媒体，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进行议程设置，对媒体自身希望公众知道的问题进行报道，彼时公众生活在一个完全由媒体所渲染出来的拟态环境当中。而出现在网络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议程设置进行了改变。尽管议程设置在“公民新闻”领域同样存在，但是议程设置的主体和议题均发生了根本改变。
1、议程设置的主体多元化
在公民新闻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主体变成了普通公众，因此就如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的主体是媒体组织一般，议程设置的主体也由原来的大众传媒变成了公众，公众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关心的话题与兴趣点各异，于是这些独立的个体就自主设置了自己的议程，并经由网络这一平台以期达成广泛的社会认知和认同，最后形成社会舆论。但是，这并不是说公众完全主宰着媒介议题的设置，而是公众与大众传媒共同决定着媒介议题的设置，他们是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在网上被热议的新闻事件会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从而两者共同进行议程设置。比如，2010年被天涯论坛首先发布的“犀利哥”新闻，最后由公众与大众传媒共同进行议题设置。
2、议题设置碎片化
相对于传统媒体议题的设置内容受到政府、广告商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公民新闻的议题较为单纯，它所关注的内容主要出自于公众自身对某个话题或事件的兴趣，其内容集个人化和公众化于一体，更多时候体现的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相对于传统媒体设置总是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讨论，或为营造某个社会舆论而进行特定的议程设置，公民新闻的议题则更具有多变性，它常常是始于一个议题但不知不觉中就转向了另外一个议题，如此一来，公民新闻报道中的议题很难完全单独的被某个媒体所掌控。网上流传一个经典的表达：因为达芬奇，郭美美只火了两个星期；因为赖昌星，达芬奇只火了一个星期；因为动车，赖昌星只火了半天。这既形象又传神地概括了设置的议题在公民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碎片化。
参考文献
①熊澄宇：《新媒体与创新思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②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J].《国际新闻界》，2006（1）
③邵培仁、章东轶，《颠覆还是重建:市民新闻学的兴起、特点及其应对》[J].《当代传播》，2005（1）
④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⑤陈养凯，《公民新闻的理念与实践》，暨南大学，2008
⑥方兴东、王俊秀，《博客—E时代的盗火者》[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⑦张朝阳:《互联网提供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评判平台》，http://news.xinhuanet.com/internet/2008-12/11/con-
tent_10490265.htm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新闻范式 篇3
一、网络反腐模式的类型
广义的网络反腐包括:对社会腐败现象以及已经侦破的腐败个案报道和评论;狭义的网络反腐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 隐私曝光型
这种类型表现为网民诉诸新闻的范式, 通过发帖, 形成热点, 以新闻的范式, 举报人往往是当事人或污点证人, 如小三倒戈反腐, 小姐反腐, 老婆反腐等等;曝光腐败分子的隐私性信息和腐败, 制造公众舆论, 进而引起社会正式反腐败机构的注意和重视, 如广西来宾市前烟草局长因被当事人的丈夫以《烟草局长的香艳日记》曝光最终被查处。
(二) 人肉搜索型
通过网络联网的无限连接, 发动网民, 形成现实人际关系与网络人际关系的互动, 在事实线索的链条中, 接续拓展, 最终发觉真相, 如因抽“天价烟”被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的原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的落马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三) 政府推动型
如果说前两中网络反腐一般多为网民个人行动的话, 政府推动型网络反腐则表现为政府有组织的策划, 通过网络渠道将现实反腐行为与反腐媒介行为结合到一起, 其典型是网络反腐株洲模式。株洲市纪委成立网络反腐倡廉领导小组成立, 由纪委书记任组长, 下面由办公室、信访室和调研法规室三个部门组成。网民反映的不便公开需要保密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给纪委书记和市纪委设立的官方网名“株洲纪检监察信访”发论坛消息,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 信访举报邮箱每天都有专人负责处理, 纳入正常的信访件处理程序。并制定《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关于建立株洲市纪委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试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将这种机制制度化[3]
(四) 传统正式机构反腐败网络化型
这种模式多见于作为党和政府以及司法机构贯彻近年来的信息公开制度的一种措施, 公布有关机构的职能、电话等, 将网络作为接受举报信息接受平台, 除了诉诸的媒介有所区别外, 在运作机制上与传统的信件举报和上访举报反腐败并无实质区别。
(五) 民间网络组织专门型
这种模式由私人或民间组织通过成立专门的反腐网站受理举报, 展开网络或现实调查反腐败。如2004年6月, 被人称为“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的李新德, 在自己创建的“中国舆论监督网”上贴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 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纪行为, 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查实后, 李信最终受到法律制裁。[4]
当然, 上述分类会出现某种交叉, 如作为当前网络反腐主流的诉诸新闻范式型与民间网络组织专门型往往会出现相当程度的融合;需要指出的是, 政府推动型网络反腐和传统反腐败网络化型, 在笔者看来, 实际上属于新媒体时代党和政府反腐败信息渠道的网络化;网络反腐的主导机制是通过网络媒体设置腐败舆论议程, 诉诸新闻范式, 激发公众广泛参与, 揭露腐败事实, 引发舆论漩涡, 最终, 引起社会正式反腐败机构的注意和重视, 将案件纳入党政纪或司法正式处理程序, 它的互动性、媒介范式的叙事架构、传播渠道的网络化, 使它既区别于传统的舆论监督, 又有别于社会正式机构反腐败。网络反腐的兴起与正式反腐的失灵、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公开以及民主化的提升、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增多等因素友哲密切的关系。
二、网络反腐败的程式与机理
在笔者看来, 网络反腐与传统的社会正式机构 (纪检、检察及检察院) 反腐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案件信息的传播网络渠道而在于, 案件事实传播、发现、建构的程序和范式。
在传统的反腐模式中, 举报人和正式反腐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 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信息传播是单向的, 举报人和社会正式反腐机构之间是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 往往举报信件会石沉大海;二是反馈时间长, 传统反腐主要靠信件往来, 同时, 还由于其他因素的干扰令人焦虑而丧失信心;三是在传统的反腐模式中, 举报人往往要被做笔录、访谈等面对面, 举报人担心被打击报复, 因此具有“打不着狐狸, 惹一身骚”的心理负担;而网络反腐所具有传播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迅捷性、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匿名性、成本低廉性、易接近性等特点, 通过诉诸舆论, 设置反腐议程, 形成网络民意压力有力地促进了反腐败的力度, 成为近年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重要方式。
网络传播的模式从旧媒体时代单一的线性传播转向多点式互动发散式传播;当然,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传统传播理论的完全失效, 网络反腐要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 往往要诉诸传播两级传播的意见领袖, 只不过它可能是如天涯、猫扑等著名的网站, 也可能是个人的博客或微博。
网络反腐败的事实建构与发现通常经由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当事人一方以文字和音像资料的形式网络曝光;二是传统的新闻调查的形式;三是发挥网民的人肉搜索方式。在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中, 传统的大众传媒的新闻生产方式被简约化了, 传者与受众合二为一, 媒介内部的岗位分工与相互制约消解了, 初始新闻材料与终极的新闻产品的文化工业流程被省略了;事实的建构主体从传统的新闻作者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大众化转变;事实的建构处于变动不居的、开放的网络环境之中, 在很多情形下, 它是通过质疑、批评等开放的形式在媒介环境中与受众共同建构的。
网络反腐败的程式与机理基本有以下两种模式:1.曝光腐败事件→议程设置→形成舆论→权威机构关注→介入腐败处理;2.报道腐败事件线索→议程设置→形成舆论→让人肉搜索建构事实→权威机构关注→介入腐败处理。网络反腐的强制力是通过两者通过两种制裁方式来实现的:一是正式的党政纪、法律制裁;二是舆论制裁;这里网路对腐败案件的议程设置是网路反腐发挥功能的最关键的一环。
按照罗杰斯和迪林的差异化议程设置模式, 可以区分出媒介议程 (即媒体内容在关注各种问题和事件时显示出的不同轻重次序) ;公众议程 (即公众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了解程度是哪个的不同强度) ;政策议程 (即政治家们考虑的问题和对策) 。三者之间互动关系表现为, 1.大众传媒影响公众议程;2.由于政治家们试图对选民的期望做出反应, 公众议程 (即民意) 影响政策议程;3.因为政治家们将媒体当做民意的指南, 媒体议程对政策议程也有独立的直接影响;4.在某些问题上, 政策议程对媒体议程有直接和强大的影响;5.媒体议程直接受到许多来源和“现实世界事件”的影响。[5]
但是, 不得不指出的是, 罗杰斯和迪林的理论提出的时间是1987年, 那是一个传统媒体的时代, 差异化议程设置模式来解释当下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 以及我国公有制媒介体制, 捉襟见肘和抵牾指出是在所难免的;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泛记者的时代, 人人都是受众, 人人又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与把关人, 传统的编辑部的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收到空前的挑战;新媒体时代, 受众的媒体把控和接近能力日益增强, 网络反腐败初始议程设置会发生分化议程与转化议程, 当事人议程与媒体介入后的议程会发生变异, 如在“我的爸爸是李刚”那起河北大学的交通肇事案件中, 公众舆论的议程设置在后期, 竟然转向了对李刚的房产问题的怀疑上, 这与传统媒体对腐败案件的舆论监督议程设置相对固定有很大不同, 也因之, 网络反腐败可能引发更为广泛的舆论漩涡。
三、能与不能:网络反腐新闻范式的意义与局限
网络民间反腐败打破了传统媒介体制之下的媒介等级制度, 和媒体不能监督同级政府的体制, 突破了传统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瓶颈。同时, 也表明了新媒体时代一种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权利救济渠道的形成, 因为“如果特殊利益集团对于传统的政治渠道和行为模式丧失信心时, 则有可能诉诸较为极端的方式来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6]网络反腐的传播逻辑与新闻范式, 正是在传统正式机构反腐机制的罅隙和新媒介时代公民对网络媒介的接近和使用空前便宜的媒介与反腐制度生态环境中蔚然勃兴的。
新闻范式或称新闻框架是指通过对信息的新闻价值的选择、以新闻框架进行文本化表述, 进而形成媒介的议程设置;框架 (frame) 是指对社会知识与经验所进行的建构。媒介的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7]
任何范式都是有局限性的, 它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与否定因素, 这是事物辩证法的本性所决定的, 也因之, 范式的否弃、转换与超越成为必要。网络反腐新闻范式的问题与局限包括新闻范式本身的问题与局限以及与新闻范式有关的问题与局限。
(一) 暴露的腐败与被遮蔽的腐败
新闻即选择, 新闻学是一门选择事实的艺术, 新闻选择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筛选、比较、鉴别、取舍及处理。[8]这种选择显然与正式反腐机构的立案与定案对事实的选择与认定的标准和程序是迥然有别的, 新闻选择的标准是新闻性, 正式反腐机构选择按键的标准时违法违纪构成要件, 这就会形成网络反腐与社会正式反腐机构反腐的冲突。
腐败的含义与类型非常丰富, 但是, 网络反腐的新闻范式觉得了它跳不出传统的金钱、女人和暴力的媒介文化母题, 如广东茂名市副市长陈亚春被记者情妇将其在宾馆内的艳照在网上流传, 最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纪委审查。[9]《安徽宿州一官员遭小三发帖举报裸照被公布》等等, 这导致一些没有新闻效应的腐败案件得不到处理。
(二) 新闻范式的事实建构有别于法律真实
网络反腐的舆论审判它所赖以存在的事实基础由于是以新闻范式来架构的, 并且缺乏传统大众传媒的编辑部把关过滤系统, 因此, 它往往缺乏客观性;又由于作为网络反腐调查手段的人肉搜索的方式, 往往侵犯隐私权、名誉权, 因此注定它与社会正式机构反腐所遵循的正当法律程序所倡导的价值是相悖的;从思维方式上看, 网络反腐对事实的认定很多是建立在“网络推定”之上的, 这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的推定, 迥然有别于在正当程序的规约和当事人的主体性参与之下, 基于理性辩论基础上的法律论证与推理。
不仅新闻范式本身对事实的建构影响事实的客观性, 而且, 网络反腐败在很多情形下是由当事人曝光的, 当事人的“当局者迷”的利益纠葛性, 使他对事实的叙事很难摆脱主观性和自我指向性。
(三) 新闻正义的报应性难以反映法的价值精神全貌
社会正式机构反腐是正当程序下的法律适用过程, 而网络反腐是诉诸“礼仪浓缩” (ritual condensation) 日常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交织的话语实践过程, “礼仪浓缩”是网络反腐赢得公众舆论的必经路径;所谓“礼仪浓缩”, 它是一种文化推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抽象的观念、神话等以某种浓缩的形式被投射给外在世界, 通过这种形式他们才能得到检验与修改或肯定与赞美;而所谓投射就是将它们展现在礼仪之中, 这种礼仪可使抽象的概念以具体而主动的方式被把握。”[10]社会正式机构对腐败案件的定性是案件事实与法律要件的符合性的判断过程, 而法律是抽象而复杂的, 法言法语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 而大众传播的对象大众性决定了新闻话语的通俗性, 因此, 新闻话语伤害法律语言的精确性和精密性在所难免;在我国这样的传统人治国家, 法治作为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往往会表现出水土不服, 作为大众文化的生产的制度性组织与程式, 他所输出的新闻正义在涉及腐败犯罪的惩处上所输出的也只是民间大众简单的罪行对应的报应正义, 难以反映刑罚价值的复杂性。
(四) 网络反腐舆论的非理性化
由于网络反腐败的事实建构式诉诸新闻范式再现的, 网络舆论将会出现情绪化、从众化等非理性色彩, 而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的利益推动进一步加剧了舆论的非理性程度, 民意难辨真伪, 极大地影响干扰了腐败案件的定罪和量刑的公正性。
(五) 仇官与窥视的媒介欢宴:网络反腐的娱乐化
如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杨枫腐败案件被查处, 诸如题为《安徽宣城原市委副书记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首席情妇”反戈一击》[11]的娱乐化报道被媒介大量转摘, 津津乐道, 尽管宣泄了仇官的快感、满足了窥视的快感, 然而在娱乐中腐败案件本身的法律解读和警示意义却被冲淡。
(六) 舆论制裁的牵连性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络的共通性使人际关系网络随着互联网无限延伸, 对某个人的舆论负面评价, 会殃及他的众多亲友, 而且, 由于网络的储存和下载功能, 舆论制裁的牵连性日益突出, 给无辜的当事人亲友造成不应有的痛苦, 有悖于罚责相适应的公平原则。
(七) 影响正式反腐败机构的侦查计划
尽管从侦查的模式上讲, 有秘密侦查和公开侦查之分, 由于网络反复的公开性和公众参与性, 会导致腐败案件秘密的泄露, 使得案件当事人的反侦察能力增强, 打草惊蛇, 进而打乱正式反腐败机构的侦查计划, 影响案件的查处;
无论从新闻文本的内容和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 还是从媒介产品生产的新闻范式来分析, 抑或是媒介资本的控制性以及受众、广告市场媒介生态环境对媒介的制约来分析, 诉诸新闻范式的网络反腐都不可是完全客观和独立的。
作为新闻范式的网络反腐的利弊相生表明它的悖论性质:一方面如果不诉诸新闻范式, 某些腐败案件可能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 因而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另一方面, 如果诉诸新闻范式进行网络传播, 往往使事实受到放大与扭曲;诉诸新闻范式的网络反复的兴起, 也暴露出现行正式反复机制的在一些地方的运行失灵;长期以来的一些地方官官相护, 举报信件的石沉大海, 网络反腐使腐败暴露在阳光之下, 接受公众的监督, 是正式机构反腐的主要补充;单纯依赖网络反腐其效果是有限的, 网络反腐是正式反腐的必要补充渠道和可选择路径。
四、网络反腐新闻范式的转换与超越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说, 尽管我国与西方的新闻标准不仅一样, 但是, 新闻范式的内生缺陷是无法回避的, “媒体通过误解、敏感化、戏剧化、升级的四个阶段的叙述所形成的对最初问题的解说不断强调了行为的异常, 进而凸现固定成见的正确性。”[12]新闻传播学发展史表明, 从调查性新闻到解释性新闻、精确新闻, 再到新新闻主义, 新闻理念的每一次嬗变都抽满了对新闻范式自身的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反诘与追问, 对诉诸新闻范式的网络反腐, 我们有必要保持警觉的理性批判态度。
张爱玲说过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 上面爬满了虱子”, 隐喻美好事物的利弊相生, 网络反腐也像像一件华美的袍子, 爬满了虱子, 只要我们把虱子抖落掉, 袍子还是华美的袍子。新媒体时代应当怎样进行网络反腐?这涉及到网络反腐新闻范式的超越于转换问题。“所谓科学革命就是用新的、进步的范式和理论战胜或取代旧的、落后的范式和理论, 它不仅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 是破坏与建设的统一。”[1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讲话时强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14]
随着3G时代的到来, 广电、移动通讯、互联网的三网合一, 个体作为传媒的主角日益凸显, 网络反腐势必迎来新一轮狂潮;应当理性地认识到, 新闻范式的信息传播, 并非是信息传播的唯一样态;网络反腐败不可能取代现实的正式机构反腐败, 它只能是一种可选择的方式, 从制度和媒介生态系统的宏观框架中观照网络反腐。
一、从理论上来说, 要树立言论和行为的二元分类的立场。美国学者认为:“言论和行动的区分却是理解第一修正案保护范围的关键所在。”言论——行动的两分法, 是以假设言论或者信息交流都第一修正案的完全保护为前提的, 但有时, 行动也会带有信息交流或表达的性质, 如果这种特定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信息交流, 那么他或许就可被视作象征性言论, 进而享有第一修正案的完全保护[15]作为表达自由法律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各国司法上首先是以言论和行为二元分类为前提的, 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 我们应当对言论和行为区别对待, 充分考虑到言论的属性和价值, 而不是将言论和其他行为一样同样看待, 进而, 对人类的思想和表达采取更为宽容的法律和政策;然而, 这样的问题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表达自由是宪政的条件和基础;当前, 对于网络反腐败的舆论进行“事件化”处理模式反应了言论和行为一元论的弊端;
二、从媒介的角度来说, 要呼唤媒介的社会责任, 严守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 遏制新闻的娱乐化以及新家信息,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应当回归, 从而释缓新闻范式的负效应;同时, 传统媒体应当积极与新媒体合作, 共同推进网络反腐;
三、就公众来说, 应当提升法律素养和媒介素养。法律素养包括法律意识与信仰、规范知识、法律技艺等, 媒介素养包括批判性的媒介与信息传播的认知能力、解读能力、媒介使用能力、媒介伦理规范的养成能力等;
四、就社会控制机构和体制而言, 克服网络反复新闻范式的负效应从媒介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的角度, 从完善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伦理与法律规范, 去消解问题, 充分考虑到表达自由的第一性价值和积极意义和功能, 而不是机械地采用应对现实违法行为的方式生硬地处理问题;
五、完善网络反腐的国际协作。
腐败是世界性问题, 互联网具有无国界性, 随着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 腐败跨国犯罪形式日益多样, 贪官外逃形势严峻, 加强反腐的国际协作是在必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应当“铭记预防和根除腐败是所有各国的责任, 而且各国应当相互合作, 同时应当有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的支持和参与, 例如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只有这样, 这方面的工作才能行之有效”, 我国已于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应当建立和完善利用网络反腐实现国际与区际反腐协作机制。
摘要：诉诸新闻范式是网络反腐发挥其积极功能的重要机理;然而, 它在事实的建构上因有别于社会正式机构反腐基于正当程序的法律真实的发现和适用而有失客观, 并呈现出娱乐化倾向;在议程设置这种范式会遮蔽某些不具备新闻价值的腐败案件, 在手段上往往会伤害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网络反腐的新闻范式内生的缺欠的消解, 需要从理论上、媒介传播生态以及社会控制体系和反腐国际合作等系统视角进行范式的转换和超越。
新闻范式 篇4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体,报道范式,存在问题,拓展路径
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与冲击是已经发生并正在发展的事实。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意味着公众的注意力和传播渠道在宏观层面上的某种转移 (从报纸、网络论坛、博客转移到微博和手机短信、微信)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也产生了冲击。作为传统媒体应该如何调整自身的新闻报道范式, 维护其在公信力、品牌效应、信息的深度挖掘与解读等方面仍然存在的优势, 应对新媒体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就成为需要重视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通常所说的“范式”也可以理解为“模式”。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出自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volutions, 1962) 。一般意义上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 是从事某一科学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1) 库恩认为, 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 其特点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公认性。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 目前对于“范式”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定义。从宏观层面上来说, 有的以社会学视野, 将“范式”划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类。 (2) 从微观层面来说, 一些学者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和变化规律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有的认为传播学仍处于“前范式”时代 (3) 。有的认为学科内正形成范式融合的态势, (4) 还有的学者提出学科内即将发生空前规模的范式革命等。 (5) 虽然如此, 各个传统媒体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都已分别形成了各自的, 已经被固化下来的新闻报道范式。笔者认为,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范式一般应该包括业界群体内大多数成员所共同遵循和认可的概念或术语、规则程序、惯习偏好、个性风格等方面构成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和运作机制等内容, 并通过及时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和观点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对民众生活、生产和娱乐具有积极作用。
而当新媒体来势迅猛, 以迅捷的速度、传播面积广的影响介入进来的时候,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范式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新媒体的冲击。问题也随之显而易见地浮出水面。
一是在时效性上慢了, 传统媒体无法跟上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每个手机用户随时都可能成为一个记者, 或信息发布人。一个朋友圈相当于一个小社会。一个信息由一个朋友圈传播到另一朋友圈, 再传至更大的范围, 只需要很短时间。而传统媒体的采写人数根本无法与手机用户人数相比。何况传统媒体从记者采访、写稿, 到审稿、排版, 再到印刷、发行, 这一整套流程下来, 需要一定的周期, 读者看到已是迟到的新闻。
二是广大受众有了“多选”而不再只有“单选”。有了快的不会选慢的, 当然先睹为快。加上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往往都是第一时间发生的事件, 内容又往往与贪腐、犯罪、社会道德、国计民生相关, 这恰恰是广大受众最关心的事情, 似乎更接地气。在这种情况下, 广大受众对传统媒体的关注度出现了严重下降, 其原有的新闻报道范式也同时受到严重质疑。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坐飞机要关闭电子设备之外, 在地铁、火车、公交上, 翻手机的人多而看报的人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是传统媒体自身那种面面俱到, 大包大揽, 全能型的新闻报道机制和舆论引导方式,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与分流, 显现出明显不适应。有的传统媒体在意识到新闻报道范式出现“危机”的时候, 往往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不能去主动适应彼此间存在的差异, 也不能突出强化自身无法替代的优势。一些传统媒体往往不能在深化对信息的挖掘与综合分析上下工夫, 用更具说服力、权威性的报道来巩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重聚对广大受众的吸引力。
四是一些传统媒体原有的新闻报道范式中的很多框架和概念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涵盖新的传播技术、功能特质和传播现象。在与新媒体并存的状态下, 尚不能看到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而跟踪新媒体, 发挥传统媒体在专业力量与水平上的优势, 深度挖掘, 正确引导舆论, 这正是传统媒体的巨大能量所在。
那么, 面对陆续出现并日益活跃的新媒体, 传统媒体该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对其新闻报道范式进行适时、必要的拓展?这里所说的拓展, 也可以理解成变革。实际上, 在传统媒体中一些先行者已经较早地开始了自身变革并收到明显成效。笔者认为, 就目前情况看, 传统媒体应不断增强其自身报道的“新闻性”, 应该用一种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方式来弥合“政策宣讲”与“为民说话”之间的张力 (6) 而不单单用那些“象征资源”。 (7) 具体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对自身原有的新闻报道范式进行拓展。
一是从“时效型第一建构人”向“解读型第二建构人”拓展。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消息来源、报道的倾向性、报道对象和文本结构等5个维度, 通过对国内几家主要传统媒体样本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以前信息传递和发布还不够发达的时期, 新闻媒体大多沿用着“遇到重大敏感问题, 如果当时就报, 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 那么就要放一放, 等时机成熟再予以报道” (8) 的既有范式。在进入互联网时代, 信息传播渠道更多更快以后,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兴的新媒体平台相继崛起, 传统媒体在时效上已经无法与其相比。新闻记者并没有能力决定“真实”, 只有信息来源单方面才能影响真实的呈现的方式与面向。 (9) 因此, 传统媒体应该采取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来积极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具体说, 就是以“信息的权威性解读”的空间”换取“第一时间发布新闻掌握主动权”的时间。通过对重大新闻和重要事件的意义解释和深入分析, 从原来讲究时效型信息第一建构人向提供多视角观点和意见的解读型第二建构人逐渐拓展。
所说的解读,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服务。传统媒体向“解读型建构人”的拓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的符合传统媒体发展的最新趋势,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身特点, 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 能够实现各种信息由“硬着陆”变为“软着陆”。有些传统媒体, 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传统媒体, 应该充分利用与政府部门具有天然联系的优势, 以官方渠道进行信息发布、进行深入解读, 充分进行舆论引导。从不同视角, 尽可能详尽地披露和说明事件真相, 打消各种疑虑与猜测, 减少负面影响。这种解读式拓展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在其时效性上的短板, 体现出传统媒体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2014年3月1日发生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为例, 当晚一些新媒体发布了消息, 来自网上的各种传言顿时增多, 但人们不明真相。国家主要传统媒体于3月2日发布消息的同时, 以评论员文章解读了事件性质, 并以事实为依据对国外某些媒体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3月3日发表评论指出了该事件与2013年吉普车撞击金水桥事件一脉相承的联系。后续又通过报道暴恐分子姓名、身份、住址、职业、家庭背景和事件成因的解读, 使事件真相大白。
二是从“宣传教育式引导”向“科学专业式引导”拓展。当下的读者, 无论什么身份, 什么年龄段, 似乎都已厌倦了说教。对那种“我打你通”, “居高临下”, 板着面孔宣讲式的新闻报道早已怀有逆反心理。因此, 新闻报道范式向“科学专业式引导”拓展, 是当前形势对传统媒体提出的客观要求。
尽管新媒体在很多情况下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传播出涉及到人民群众现实的利益和关切, 但通过多维度分析可以明显看出, 广大受众在心理上仍然期待传统媒体发布出更多, 更权威、更详细的信息, 说明人们对传统媒体仍然具有某种依赖性。如果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范式由“宣传教育式引导”向“科学专业式引导”不断拓展, 其拓展过程就是重新吸引受众群体的过程。加之以其科学的, 令人信服的专业化引导, 就直接契合了人们的现实需求。
对于以政策性和宣传性见长的传统媒体来说, 有能力和有条件调动和使用各项专业资源, 这是新媒体所无法具备和拥有的。传统媒体要想成为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角色, 巩固其主流媒体地位, 应该扬长避短, 发挥资源优势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分析新闻事件、预测事件趋势、核实信息真伪和公信力等方面。与新媒体相比, 传统媒体自有的优势所在, 关键在于发现并消化吸收那些能够促成改变的问题 (10) 。在“真相稀缺”时代, 人们将会反思过分追求信息获取速度的盲目, 开始转向对信息的科学认识和专业解释能力的渴求, 这为传统媒体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关注提供了内在的自信和外部的机遇。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 国家主要传统媒体陆续邀约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反恐专家、有过实战经验的一线反恐人员分别发表文章, 以生活化、平民化, 老百姓听得懂并容易接受的口气和语言, 讨论该事件的特点、需要把握的相关原则, 以及应对此类事件的具体措施等, 从专业角度将人们的认识引向正确轨道。
三是从“单向度信息说服”向“中介化语境置换”拓展。一直以来, 传统媒体在信息上的路径依赖是沿着自政府部门这个特定方向进行的, 在向广大民众进行解惑释疑工作的时候, 往往过于强调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而忽视了来自民众普遍的利益关切或特殊情况。因此, 舆论导向的成功要建立在构建媒体与受众双方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论述语境”当中, 而不仅仅是为了扭转印象而做出的临场发挥。
在近年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样本当中, 处理的手法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对那些和正统观点不相符合或者相互冲突的看法的负面新闻不再是完全的否定和隐瞒, 增加了负面报道的比例但是并没有引起受众的反弹, 这是因为传统媒体构建了一种比较客观的“中介化语境”。它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于能够有效地连接某些具体事物的桥梁作用。无论是传统媒体, 还是普通民众, 都可以通过某种共同的中介化语境来进行近距离的沟通,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隔空喊话。在传统媒体报道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过程中, 有意识地请知名律师出来发表看法和意见。再通过律师运用自身身份优势, 运用法律条款, 客观说明暴恐分子的行为触犯了哪些具体法律条文, 应该受到何种处罚。
总之,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不可回避。在争夺用户上, 新媒体以快见长, 以贴近民生见长, 但新媒体也有其显而易见的短板。其规范性, 可靠性, 可信度, 不及传统媒体。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不及传统媒体。报道力量和专业水平不及传统媒体。只要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范式上进行更多探索、更多有效拓展, 其主导地位与主流作用依然可以巩固。如果能在两者的互补性上做好文章, 也许会收到共赢的效果。■
注释
11 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9-21页。
22 梅琼林:《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方法论的比较分析》, 《当代传播》, 2008年第5期。
33 张卓:《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论战与反思》, 《中国传媒报告》, 2007年第3期。
44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年6月第1版, 绪言部分
55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1版。绪言2页。
66 Zhang, Y. (2000) .From masses to audience: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Journalism Studies, 2000 (1)
77 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年第54期。
88 张学娜:《毛泽东舆论战思想及实践》, 2013年3月2日访问与人民网, 网址: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3/22065/2449311.html.
99 陈韬文、朱立、潘忠党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 香港:炉峰学会, 1997年, 第142页。
新闻范式 篇5
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是人们评判新闻事业和衡量新闻工作的关键性标尺。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从职业理想的“客观性规范”和写作层面的“客观性报道”来理解、评判客观性,前者指新闻从业者的价值性追求,后者说的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呈现方式。以上两种层次的划分反映的只是研究维度和指向的不同,并非意味着它们之间有一条割裂、对立的鸿沟。理念的客观不仅可以化约成操作方法的客观,而且能够保障新闻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然而,由于意识形态、传播制度以及媒介发展轨迹的异质,各国媒体在实践中围绕客观性规范及其合法性问题又存在着认知差异和争议。很多学者从行为主义传播学出发,抛除新闻业特定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语境,研究讨论始终没有脱离诸如“新闻必须客观”、“我们还需不需要新闻客观性”的窠臼。鉴于此,本文试在媒介场域理论视阈下,分析探讨客观性之理念坚守与实践瓶颈的媒介社会学土壤。
一、资本机制:客观性在实践中遭遇“瓶颈”
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指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制,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场域本身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客观关系网络,而是一个各种力量汇聚其中且不断斗争的场所。媒介场域作为一种特殊的“子场域”,边界非常模糊,独立化程度不高,“入场”门槛较低,它比社会中的其他场域更容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渗透和控制。这些力量实质上就是特定的资本,构成了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动力。布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透过新闻业的产生和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媒介从来不是完全独立的客观存在,在整个社会中实际上处于非核心的边缘地位,一直都是多种资本的附属物,尤其是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对媒介场域的干预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对政治经济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自主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新闻在写作和报道实践中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
首先,经济场在社会大场域中处于基础性的支配地位,媒介场域中的参与者依靠手中掌握的经济总量和资本结构在很多时候占据着主导性位置,影响和左右着新闻报道的走向。追根溯源,新闻客观性是在原始资本利润驱使下诞生的,报纸只有采纳客观手法,使自己所选之事实被持有不同政见的受众接受,才能扩大发行量,吸引广告商投入,最终赚取更多利润。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新闻的承载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是媒介的本质是不变的。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选择事实和报道新闻时,都要考虑经济利润以及背后支撑它的无形的商业金融财团和广告商的利益。一旦所选之事实关涉其所存依的经济基础,新闻报道的指针就会发生逆转。得罪了广告商无异于自绝财路,失去了“大树”的依靠,媒介就丧失了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中国媒体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国新闻机构现在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媒体自负盈亏,生存必然仰赖经济支撑,而广告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新闻报道一旦触及广告商的利益,新闻业的灵魂——客观性就岌岌可危。这就是一些企业和金融财团明显冒犯社会公益而媒体却迟迟不予报道或即使报道也只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的症结所在。
其次,政治场也是影响媒介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布迪厄在分析媒介与政治权利时,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祝圣者”与“被祝圣者”的关系,后者通过媒介传播大量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谋求统治地位和权利的正当化、合法化,新闻与政治似乎从来都是一对紧密相连的范畴。近代新闻业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王权、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报纸早期是资产阶级用来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被誉为“战斗的利器”。政党报纸时期,又成为各党派宣传政见、丑化对手的舞台。1830年代,美国催生了近代所谓的廉价报刊并最终取代了政党报纸,向受众提供信息成为报纸最重要的职能,但这绝不意味着政见的消失,相反观点却以一种更加隐晦的形式藏于事实之中,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介与政治权力呈现接轨、融合的趋势。话语权力的占有者多是政治权力的服务者。今日的美国新闻业几乎被五大广播公司垄断,这些集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常是各党派幕后的财团。美国的总统大选就是最好的例证,每一次大选期间,各大媒体用大量篇幅竭力报道、宣传自己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甚至不惜丑化对手,蛊惑视听。在政治利益的刺激下,一直被美国媒体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的虚伪本质暴露无遗,强有力地证明了即便在传播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新闻界,要想完全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做到绝对的客观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国媒体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性原则,主张用事实说话,从不讳言自己的倾向性,在关涉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方面,新闻报道要接受政府的监管。这也是由媒体本身的作用决定的,除提供信息外,同时还有引导舆论的作用。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当政者都不可能放任这个引导舆论的工具,让其成为危害自身政权的隐患。因此媒介如同戴着镣铐在跳舞,在报道实践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
二、惯习机制:客观性在荆棘中不渝坚守
惯习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是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理论。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3惯习的形成离不开场域的自主化。布迪厄认为场域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对自主性,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沉积于行动者的思维深处,内化为处理问题的惯习。惯习是历时性兼具共时性的双重时间结构的持久禀性系统,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行为的总根源。
媒介场域是伴随着近代大众化报刊的兴起而逐渐生成的,在同经济场域、权力场域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体现自己本质的逻辑和行为准则,如新闻报道要坚持客观公正,事实与观点分开,新闻媒介的终极价值是追求事实真相、服务公众利益。这些惯习既是约束新闻从业人员的具体职业规范,又是新闻业内部运转和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因此纵然客观性原则在实践中受到其他外部力量的制约,遭遇众多瓶颈,引起不少质疑,但它依然是“渗透到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编排各个领域的一种职业精神,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4其存在和有序运转对传媒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引领着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新闻客观性原则能时刻警醒我们不至迷失在金钱和权力的漩涡里。虽然在报道实践中难以达到纯粹的客观公正,但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其“骨子里是一个职业团体对自己职业规范、职业理想的明确申明和维护”5,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总能达到无限接近的制高点。无论何时,向受众传递客观真实的新闻事实,都应是所有新闻人的理想。一如法律专业,虽然现实也有许多不公正的地方,但“公正”仍是法律追求的目标6。国外同行也是如此。1960年代的美国,无论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公认客观性就是新闻业的精神所在,不仅关乎我们应该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职业良知和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评判时遵从何种标准。
第二,从记者的角度来说,新闻客观性原则是对记者采写新闻报道的约束力。陆晔和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指出记者有自己的职业追求,记者渴望“成名”。记者要想树立专业声望,就必须恪守并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它让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在这个追逐名利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尚能拥有一种美好的新闻信仰——客观中立、公正平衡。这种信仰可以从道德上约束他们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就像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从科学的角度讲,他们死后不可能上天堂,但重要的是心中怀着这样一份美好的期望,可以督促他们多行善事,帮助他人,也能使他们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继续走下去。新闻客观性原则之于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一种信仰,我们不必纠结于在新闻实践中究竟把客观性践行到了何种程度,也不必苦恼于新闻客观性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做到,最重要的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把它视为一种信仰7,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三、总结与反思
媒介场域是在场域视阈下进行媒介实践研究的分析单位,为我们研究媒介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起点和途径。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诠释新闻客观性问题,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了客观性实践悖谬与现实价值并存的合法性依据和理论土壤,其实,新闻业就是在这种平衡和兼顾之力的综合考量中向前发展的。
摘要：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是人们评判新闻事业和衡量新闻工作的关键性标尺。然而,在实践中它被称为“只可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纯粹的客观报道是不存在的。本文试在媒介场域理论视阈下,分析研究客观性原则的实践悖谬与价值推演。
关键词：客观性,媒介场域,实践悖谬,价值推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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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旦.传者图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单波.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J].现代传播,1999,第28-35页.
[4]王辉.媒介社会学视角下的新闻客观性剖析[J].东南传播,2012,第83-84页.
[5]陈映.新闻客观性:语境、进路与未来[J].暨南学报,2010,第149-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