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乞讨儿童

流浪乞讨儿童（精选六篇）

流浪乞讨儿童 篇1

1、救助制度的主要功能

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实行之前, 保障乞讨人员公民权利的最主要制度是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对象为生活无着、没有稳定工作的流浪乞讨人员, 制度的主要方针是对该类人员给予包括日常饮食、衣着以及住所方面的资源救助。在收容遣送制度基础上发展衍变而来的救助制度, 两者在目的上是一致的, 而区别在于救助制度是由政府机关负责的社会保障措施。国家在相关制度方面, 按照实际组织及对象的不同, 可分为社会救助、行政救助和救助管理, 而救助制度就属于其中的行政管理, 专门针对城市中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2、救助制度的特点

劳动力是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不可获取的重要资源, 劳动者在付出了社会劳动力后, 发生了伤残、疾病和事业的情况以及随着年龄增加无法继续提供劳动力的情况下, 社会应对其生活提供基础保障, 这边是社会保障的产生原由。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也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但相对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救助制度存在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1) 救助管理制度的特定性。救助管理制度的救助者是具有法定责任的行政主体, 对象则是流浪乞讨人员。其中行政主体的法定责任具有一定的范围和授权, 在救助对象属于法律法规范围内的情况下, 才能够给予救助;而在救助对象超出或不属于法律法规管辖范围的情况下, 不得对救助对象以个人或组织的名义进行任何救助行为。相比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 救助管理制度的救助对象也针对城市中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是城市居民构成中特殊的一部分。

2) 救助管理制度的行政性。行政主体是救助管理制度的主要实施对象, 因此在救助行为中会具有一定的行政性质, 这种行政性质会对救助对象产生影响, 主要体现在救助对象的合法权益方面。因此救助管理制度的实施前提在于救助对象的自愿性以及救助者与救助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 避免由于行政行为对救助对象造成的合法权益危害。

3) 救助管理制度的法律性和可诉性。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救助管理制度的主要参照, 有法可依是一切救助行为的基础所在。而作为救助者的行政主体在进行救助管理制度也具有义务性, 凡是属于救助管理制度规定的救助对象, 行政主体必须对其展开救助行为, 否则便行政主体则构成了行政不作为。同时行政主体在开展救助行为的过程中, 可能会对救助对象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存权造成危害, 因此救助对象拥有司法机构给予的诉讼权利, 是救济对象主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任何行政主体作出的救助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这种法律性的限制是约束救助者行为以及保障救助对象基本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

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管理

1、档案管理的概述

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过程中, 会产生或形成许多具有保存价值文件材料, 是救助管理行为的主要依据与真实记录。对这类文件材料按照救助对象加以区分和整理, 便是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在档案管理的前期, 救助对象的档案管理根据地区的差异, 在管理方法方面存在差异性, 并且归档的范围以及档案的保存期限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档案的利用目的分类不详细。加强救助档案的管理, 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救助行为的开展效率与整体质量, 还能够丰富我国在民生档案方面的资源库存, 因此国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并在2013 年颁布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管理办法》。

2、档案管理的特点

1) 框架严密。档案管理办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为根据, 以实际的救助管理工作为经验, 确定了归档范围、整理原则、档案保存方法在内的档案保存相关方法的综合性管理办法。整体结构严密且合理。

2) 使用方式灵活

首先针对目前救助管理制度的不合理以及违法违规现象, 档案管理办法能够很有效的保障救助人员的基本权益, 避免了大量救助工作中会对救助人员的权益产生危害及影响的事件发生。同时, 救助管理的救助对象结构较为复杂, 在年龄结构、地区结构、身体结构、周期结构各个方面均有较大差异, 对不同类别的救助对象需要实施不同内容的档案管理办法, 因此档案管理办法中的归档条件灵活实用, 能够以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 有效提高档案的归档效率, 处理救助对象结构而引发的复杂问题。

3、救助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的重要意义

1) 统一档案标准

经上文所述, 在进行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的前期阶段, 相关文件资料的整理以及归档范围不明确,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救助工作。档案管理办法的实施明确了档案的范围以及规范, 在提升救助效率的同时, 推动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发展, 对国家民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丰富国家档案库存

在当期的大数据环境下, 数据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建设的主要依据, 对现代民生数据进行分析与整合, 是未来国家在对民政工作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重要的数据依据。救助档案管理办法的推行与实施, 有效的丰富并提升了国家民生档案的库存量, 为民生发展提供了基础的数据保障。

三、总结

在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流浪乞讨这类的不平衡现象愈发严重, 国家针对该现象也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管理办法》。其不仅提高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整体效率, 同时丰富了国家在民生档案方面的库存资源, 是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民生工作发展的重要数据基础。

参考文献

[1]汤秀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视角下的社会治安防控[J].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1:52-60.

[2]何文丽.规范救助工作丰富民生档案——解读《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管理办法》[J].中国档案, 2015, 02:34-35.

[3]雷敏.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困境及对策[J].社会福利 (理论版) , 2013, 09:34-38.

关注流浪乞讨人员 篇2

姓名：梁超

学号：201140651

专业班级：生物医学工程23班

【摘要】本报告由课堂和经验引出关注流浪乞讨者这一主题，分析这一人群的背景和现状，并从政府和社会人群角度提炼出已做的努力，评价这些解决办法的优势所在，最后，提出对这一弱势群体几点愿望。

【关键词】流浪乞讨者关注

讲台上，那是一股强劲有力的声音，清晰地传达了一种对年青一代的希望；教室里，那是广西医科大学的学子在接收和筛选信息，他们清楚讲台上那位老师表达的是：你们要对社会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既然是要担当，那就不会选择逃避和漠视那些没有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和保障的，也难以正常拥有一些基本的权利的流浪乞讨者。我们常常看到路边或者街心有这么个现象，一位老人，白发苍苍，脸上挂满了哀求和悲伤，穿的是破了的长时间没换的衣裳，手里拿着一个隐藏着辛酸和苦楚的碗在祈祷，这时，有人看不下去投了些钱，也有人看了看就走开，还有人没看到这一幕。

这些人的行为大概可以理解为：第一个人，打心里边同情老人，对社会有所担当，传递一份温暖的爱；第二个人，他可能想

要帮助这位老人，但是发觉自己并不能够帮到她，帮了一次下次呢？或者自己还要自救？或者打心里边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幕？也或者他只是看看热闹？第三个人，他走开没看到，大概会是个忙人，或者是盲人，也或者是他知道吃这一套的老人大都只是个骗子，更或者他不会觉得乞丐的存在是一种社会问题？虽然这里的假说不一定到位，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揭示了我们（正常人群）对他们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表达对流浪乞讨者的关注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最及时的援助。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一人群。从流浪乞讨人员的来源和现状来说，流浪乞讨人员的构成非常复杂。

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个人发展潜能”将这一群体大致分为四种类型:

1.有工作能力和明显工作需求的成年人“他们由于在城市中被骗!钱被盗或者找工作未果等原因,凭个人能力暂时尚不足以应付所陷入的困境,而不得不在城市中流浪”。对于这些人,救助站工作人员在履行救助程序时,的确发挥了救助站的临时救助功能,解决了被救助者的燃眉之急,也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2.有工作能力和潜在工作需求的成年人，由于缺乏适当的教育和受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养成了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在城市中靠流浪乞讨为生,只会在天气十分恶劣等难以谋生的条件下才去救助站申请救助”

3.将来有工作能力和工作需求的未成年人，亦即儿童流浪者，这些未成年人中90%以上来自于破损家庭,他们享受不到完整家庭中父母给与的温暖和疼爱,只能用流浪这种叛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亲情的渴求,也有一些小孩是被别人从家里骗出来或租来的,如新疆就有很多小孩被骗出来做小偷。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些生下来就跟着父母乞讨的孩子。这些小孩，他们需要爱和教育,需要有一个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生活环境。

4.无工作能力和工作需求的老年人、痴呆傻、残疾人等。这部分人多是遭家庭遗弃的人,对救助站的救助有强烈的依赖性。对于这部分群体,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他们在站里面住着,有的已在救助站住上两年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为了证实这一数据的真实度，我们在广西南宁市南湖公园周边调查了十个流浪者，时间是2013年3月28日，这个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进行，接近流浪乞讨人员方式为提供一些生活的温暖物品，如手套、衣物等。调查结果与如上的相关数据和结论并没有太大出入。同时总结了流浪乞讨人员作为一个群体具有很高的同质性。首先，学历普遍非常低，大部分没受过教育或者小学未毕业;其次，他们大都有着不完整家庭；第三，想要正常的生存环境的，为绝大部分被关注和调查群体。第四，他们都有受冻和挨饿的经历。

针对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一些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做些什么？又已经做了些什么？

首先，从政府的层面上讲。我们看到：

1、最直观最有效的做法是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专门为流浪乞讨人员的设立的救助站。这一机构实现的功能是：（1）、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2）、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

（3）、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医院救治；（4）、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5）、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

2、时刻在我们身边的公安民警，也就是公安机关的设立。这一机构在流浪乞讨人员的及时救援工作上发挥了纽带的作用。当冬天来临，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最有可能冻死饿死，公安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身边的弱势群体，以保证这些人能够有人可依。一个是呵护，另一个又是防止偷盗、抢劫、自杀、诱骗等在这些人群里边发生。

3、政府制定一些有关流浪乞讨人员的法律或者管理条例，以保障他们的权利，另外，在维持一定的社会和谐稳定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具体略有：国务院令第381号（1）、第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这也与如上提到的公安民警的职能相吻合。（2）、第六条：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如实提供本人的姓名等

基本情况并将随身携带物品在救助站登记，向救助站提出求助需求。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及时提供救助，不得拒绝；对不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说明不予救助的理由等等。

4、民政部门的设立。其部分职能可助救助站制定受助人员的作息、卫生、学习等。其次，从社会人群的层面上探讨这个问题。

1、捐钱捐物给相关部门，并监督相关部门落实和实施救助措施。就这一点而言，要求社会人员有着足够的爱心和担当感，当然也体现了一种和谐社会的同胞精神。当然，社会可以组建相关组织进行为流浪汉捐赠衣物活动。例如我们身边的贵港市创建的“荷城义站”，它是一个志愿者服务组织，主要活动是收集保暖物品，如棉被、衣服、鞋子、袜子、手套等，并进行捐赠“暖冬活动”。

2、对于遇上的个体乞讨者，我们不漠视，不怀疑，必要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体现社会文明和谐的标志。当然，也不能因为过分怜悯而让自己挨饿受冻。古人云，救人救己，要救人，先救己，虽然从人情上讲，这里边包含了几分自私。

3、从身边做起，创造就业空间，给那些有劳动能力或者潜力的流浪乞讨人员找到生存的空间。这点，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这可以使流浪乞讨人员这一人群数量的减少。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是不容否定的。

4、各方媒体所做的宣传活动。当全民动起来呵护弱势群体，我们就可能在某一

层次上保障了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例如，咱们广西南宁电视台都市频道《帮得行动》，倡导帮扶精神，促进和谐构建。始终饯行“扶贫济困，能帮就帮”的宗旨，竭力突显南宁“能帮就帮、敢做善成”城市精神的核心价值。

这些所有的行动，预期的现象是全民一起努力去帮扶这些弱势群体。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流浪乞讨人群不能够减少或者生活有所保障，那么就谈不上共同富裕。

试析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 篇3

【 关键词 】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保护问题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流浪乞讨现象日益严重，甚至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因素。流浪乞讨儿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特殊群体，在保护他们生存权、健康权的同时，对于其受教育权的保护也不容忽视。据民政部门信息网络反馈的情况分析，截至2005年，中国约有25万的流浪乞讨儿童，据测算，进人救助网络的流浪乞讨人员中大约15万是流浪乞讨儿童。从城乡构成看，来自农村的占83%，来自城镇的占17%；从受教育程度看，文盲占20%，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5%；从年龄分布上看7岁以下的占10%，8-12岁的占23%，13-15岁的占63%，16-18岁的占4%。然而，当今我国对这一问题保护不足，不仅未形成完善、切实可行的立法体例，同时相关执法机关对于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也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便导致了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亟待进一步解决。

二、流浪乞讨而通过受教育权保护的必要性

从国际公约上看，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起便将教育权规定为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1款规定：“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儿童权利宣言》宣示：“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所受的教育至少在初级阶段应是免费的或义务性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规定，任何人不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而受到任何以“取消或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为目的的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我国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签署、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1997年和2001年分别签署、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从国际法层面来看，受教育权的基本内涵是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权利和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国际人权文件直接确认了教育受益权、教育自由权和教育平等权：教育受益权即要求国家为协助儿童的自由发展和健康成长而维持和发展一套教育系统的权利；教育自由权包括自由选择教育的权利和自由建立教育机构的权利；教育平等权即是不歧视与平等对待。国际条约将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加以明确规定，因此对于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亦是他们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受到政府乃至这个社会的保护。从国内立法上看，首先，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从其制定至今，对于受教育权的规定日益完善。从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到现行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对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作为适龄儿童的权利，更是国家、社会、家庭的义务。最后，自2007年6月起实施的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明确将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加以规定：“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救助流浪乞讨儿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由救助场所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领回。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作为流浪乞讨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理应对其予以保护。

三、现行权利保护的缺陷和不足

（一）立法层面：体系不完善，原则性过强，缺乏可操作性 随着流浪乞讨儿童的不断出现，不仅对市容市貌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也使不良风气蔓延，犯罪现象增多，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但是我国目前对于这些流浪乞讨儿童的保护还仍停留在安全保障等物质方面，对于受教育权等精神性权利的保护还并未真正落实。究其根本，在于我国并没有相关完善立法体系，全面地对于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加以明确规制。仅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因原则性过强，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使其未能真正发挥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整个社会共同行动提供有益指导。

（二）执法层面：在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问题上政府职能缺位，相关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对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实践，甚至有些救助中心根本没有意识到要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问题。同时，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的教育水平和业务素质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也没有受过正规培训，即使他们注意到要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但由于相关政府也未成立相关专门部门解决流浪乞讨儿童入学问题，所以造成了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问题投救无门的窘境；他们自己更是很难提出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团体层面：社会福利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其补充作用 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要求，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然而，在我国各种社会福利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却很难找到一项专门针对于流浪乞讨儿童的相关社会组织或是福利帮扶基金。这种社会公众力量在这一方面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不能全方面的切实落到实处，单靠政府力量而忽略社会力量的难以真正解决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的问题。

四、完善流浪乞讨儿童教育权的保护的建议和措施

（一）立法方面

首先，加快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单行法规制定。虽然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对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但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单行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流浪乞讨儿童不能和广大儿童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情况下，相关立法部门应该在现行的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制度体系中增加保护其受教育权的内容，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职责，明确社会（下接26页）（上接31页）各方在此问题上的权利义务，使各方面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在教育政策制定时应坚持平等的理念，秉承实现教育资源的扶贫济弱的倾向性理念，对流浪乞讨儿童给予特殊保护。针对流浪乞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很多方面与适龄未成年儿童有很大不同。因此就要求我们对于这部分儿童做出更多灵活的政策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灵活性。

（二）执法方面

对于行政部门，不仅要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规定，而且要对强迫儿童乞讨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有些行政机关忽视对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怠于行使行政权力，致使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切实落实。对这种因为执法上的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而不能有效履行政府保障公平教育/保障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职能的情况，政府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区域的行政机关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当地流浪乞讨儿童的教育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救助站，在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过程，也要注重对他们受教育权的相关保护。首先，救助站应当切实履行在救助流浪乞讨儿童中应当发挥的职责，同时配合政府等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不仅保证流浪乞讨儿童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问题，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精神性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理想，并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从源头上解决流浪乞讨问题。其次，注重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素质教育，使之成为切实维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有力实施者。

（三）社会方面

应当构建多方式、多途径、全方位的保护流浪乞讨儿童教育权的社会救助体系。首先，相关福利机构应当逐步建立起与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相关的专项基金。提高面向流浪乞讨儿童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增加财政对流浪乞讨儿童教育的投入，逐步实现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关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因此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切实保护他们的受教育权。社会福利团体在这中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福利机构专项基金的建立，将有利于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对于政府的相关职能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其次，相关媒体应加大对于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社会公益宣传力度，使全社会形成保护他们受教育权利的新风尚。广泛开展流浪乞讨儿童权利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流浪乞讨儿童权利尤其是流浪儿童受教育权的认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途径加强宣传对于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保护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通过公益广告、爱心宣传等方式增强社会公众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反思 篇4

一、新救助管理办法的改进

新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体现了我国在法治时代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救助与社会管理的新探索, 体现了政府自身正在由管制型的权利政府向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的转变, 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旧的收容遣送制度相比, 新办法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 从强制收容遣返向自愿接受救助转变

旧办法规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必须被强制收容遣返, 不考虑当事人是否愿意。而新办法强调, 任何人不得强制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 同时, 受助人员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 告知救助管理站后即可离站, 救助管理站不得限制。新办法明确规定的自愿受助、无偿受助的原则, 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否接受救助意愿的尊重, 流浪乞讨人员有权利选择救助也同样有权利选择放弃救助, 他们的意愿和选择都必须得到尊重。

(二) 从维护城市管理向提供救助服务转变

新、旧办法在制定之初的基本出发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收容遣送办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 而“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只是手段, 也正因为如此,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 制度最终异化为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为其唯一目标, 并最终引发了孙志刚事件。新办法明确了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是其唯一目标[1]。在其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制定本办法。”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单纯追求城市社会秩序安定而导致制度功能异化,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三) 更加强化了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约束

新办法在内容规定上更加具体和细化, 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强化了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约束, 而减轻了对受助人员的约束。在旧办法中, 由于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城市治安管理, 所以将受助人员仅仅作为简单、被动的管理对象而对其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和要求, 如“及时把他们遣送回原户口所在地”, 收容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等。

新办法明确规定, 救助站工作人员“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押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并且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于当地救助站工作人员负有教育、培训和监督的职责与义务。

(四) 内容规定更加人性化

除了对于提供的基本救助内容做了具体规定外, 新办法还体现出了更加人性化关怀的一些方面, 如“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 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 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就体现了对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特别保护;“救助站应当保障受助人员在站内的人身安全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 维护站内秩序”对保障受助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做了明确要求, 防止各种危害和伤害的再次发生。

此外, 新办法也体现了一定的开放性,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政府对寻求各方力量、积极有效参与社会保障新途径的尝试和探索。

二、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点

自新办法实施以来, 各级救助管理工作稳步发展, 成效显著。但是, 在具体实践过程当中, 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与此同时, 流浪乞讨现象亦呈现出新的特点。

流浪乞讨人员的构成非常复杂, 有因灾害或生活困难而流浪乞讨者, 他们确属社会救助的对象;有以乞讨为生财手段的好逸恶劳者, 属于特殊教育的对象;有以流浪乞讨又无理上访或偷摸拐骗从事违法活动者, 属于社会治安管理对象;有少数犯罪逃逸或流窜者, 属于刑事惩治的对象。对于拒绝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站、公安机关、城管等部门在管理中, 均存在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的问题, 那些特殊教育的对象、治安管理对象、刑事惩治的对象, 已经成为管

在实地调查访谈过程中发现, 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 大多数是从别的救助站转来的需要本救助站进行安置的流浪乞讨人员, 仅有一小部分人是自己寻求救助的。而在这一小部分自愿寻求救助的人当中, 大部分属于暂时还没有流浪乞讨的投亲不着、务工不着、无钱看病、从家里走失、被偷盗等有临时困难的人, 真正有长期生活困难的人, 反而选择在外长期流浪乞讨, 拒绝进站接受救助, 救助管理站也因此曾经一度出现无人可救的局面。

3.管理救助方式简单

对待进站受助人员, 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程序几乎无一例外的为接收进站———采集信息———联系流出地政府或流浪人员家属———送其回家或由流出地政府接其回去。工作人员几乎不跟受助人员进行与采集信息无关的交流, 也从来不去了解不同受助人员的特殊需求, 缺乏对不同类型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等分析和交流, 特别是在救助中依然把求助者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给予施舍性的物质救助, 使求助者难以接受。

4.缺乏专业工作人员

目前的救助管理站尚未完全脱离原先收容遣送模式的影响, 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是原来收容遣送站的工作人员, 虽然机构性质发生了改变, 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他们在长期工作当中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养成的工作态度已经很难改变, 有的工作人员习惯了对受助人员冷言冷语,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和现行的新办法发生冲突, 但事实上与社会的期望和要求相距甚远。

(二) 呈现出新的特点

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 城市流浪乞讨现象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如乞讨人数剧增, 多数乞讨者只以要钱为唯一目的;职业化、团体化乞讨比重增加;经营乞讨人员的现象增多;乞讨群体的年龄结构向低龄化发展, 等等。

三、完善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国家的经济条件尚不足以令我们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 将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工作转变为一项福利事业。目前, 在我们国家, 救助管理站实际上充当的只是一个救助“中转站”的角色, 而不是长期的福利机构。因此, 就如何做好这个“中转站”, 如何尽最大可能地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 提出几点建议:

(一)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

首先, 尽管国家在2003年相继出台了两个法律文件, 但过于原则化的条款内容, 使得救助管理工作操作性不强, 落实难度大。其次, 对于出现的管理盲区, 也应当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增补和完善, 如将职业乞讨人员纳入救助体系, 使得对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最后, 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必须注意和《残疾人保障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的相互衔接与配套。

(二)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救助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第一层面是对其基本生活进行救助, 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 以保证其能够维持生存;第二层面是对其进行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救助, 以帮助他们自食其力、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目前,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停留在第一层面, 忽视了心理层面的救助工作。而心理救助需要将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相结合, 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方法, 主要侧重于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等精神层面上的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 是社会工作应当高度关注并提供帮助的对

(三) 救助站与高校联动, 建立互惠合作关系

缺乏高素质、专业的工作人员是救助站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们可以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 利用高校资源, 通过救助站与高校的联动, 建立一种互惠合作的良好关系。目前, 许多高校都开设有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 也就意味着这些学校在这几个领域拥有比较充足的师资力量以及一定规模的在校学生, 这对于救助站来说, 也是一项可加以有效利用的宝贵资源。

(四)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除了依靠国家财政外, 还应当呼吁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加入到救助工作中来, 争取捐款捐物, 缓解资金压力;向社会招募义工, 缩减开支。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哪种方式筹得的资金, 其使用都必须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和公开, 定期向社会公布, 让社会各界的爱心落到实处。

要真正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做到位,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努力。从长远来看, 大力发展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缓解贫困现象, 才是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根本之策, 此外, 社会现实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流浪乞讨问题。

参考文献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信息 篇5

入冬以来，为使辖区流浪乞讨人员平安温暖过冬，区委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

一是区政府分管领导主持召开两次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和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要求各街道、区城管执法局各执法中队，全面开展巡查工作，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人。切实做好救助工作。

二是各街道办事处成立救助工作小分队，由分管领导任队长，社会事务科科长任副队长，配备必要的设备，每日上街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能护送的护送，需救助的救助，根据不同对象分类救助。

三是区民政局成立救助工作小组，由分管局长任组长，社会事务科科长任副组长，负责购买必要的救助物品，定期上街巡查，督促各街道做好救助工作。

流浪乞讨儿童 篇6

根据威廉·N·邓恩的公共政策系统理论，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应对新形势下城市流浪乞讨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救助管理办法》的立法及配套法律建设

(一)适当放宽救助对象的条件。如外出偶遇突发事件的危难群众，应当列为救助对象，这样可以使救助站起到既救贫也救急的作用，更能彰显政府的温暖。

(二)对接送受助人员的责任与费用问题，应做进一步明确。如果受助人员、亲属或监护人能接的，其费用由亲属或监护人承担；亲属和监护人没有能力接的，由流出地的相应民政部门前来接人。费用按本省规定执行；如果流出地相应民政部门不能前来接人，流入地民政部门可派人将受助人员护送回流出地省级民政部门，受助人员返程费用和护送民政部门人员发生的往返差旅费用，全部由流出地省级民政部门承担。

(三)要加强检查落实，督促各地加紧协调，尽快建立完善由民政、公安、城管、财政、卫生、交通等部门各司其职、互相支持、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落实经费渠道和危重病人救治指定医院，使救助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

(四)对影响城市环境的、以乞讨为生财之道的各种流浪乞讨现象以及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便于公安、城管等部门管理、打击和取缔。

(五)对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和痴呆傻人员，由公安部门负责分别送往事业拨款的精神病院、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并不得拒收。对不抚养老年人、未成年人的，分别由公安、民政等管理部门协助，交由法律援助中心代为起诉，由法定责任的抚养人承担对被抚养人的义务。

(六)应加快立法步骤，制定一部《社会救助法》。迄今为止，中央政府还没有颁布一部全面规范社会救助的条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是没有颁行有关社会救助的专门法律。实践中所依据的有关社会救助的规范性文件又散见于各个行政规章及行政政策中，缺乏系统的指导作用。立法机关待条件成熟时，应尽可能地颁布一部名为《社会救助法》的法律，以规范全国的社会救助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健全杜会救助体系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照城市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使整个社会的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建立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降低贫困人口数量；建立和完善妇女、儿童、老人福利制度和残疾人福利制度，推进社会福利进程，逐步将社会保险网络覆盖到整个城镇居民。

(二)改革灾害应急救助制度

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遭受各类灾害致贫后外出流浪乞讨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改革和完善灾害应急救助制度。首先，要建立救灾工作分级管理、救灾资金分级负担、救灾经费专户管理的救灾工作管理体制；其次，要努力形成科学的监测评估、有力的综合协调、广泛的社会参与、较强的救助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灾害应急救助工作体系；再次，要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减灾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减灾立法进程。同时按照国家的减灾规划，编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综合减灾规划，做到防、抗、救相结合，以防灾减灾为主。

(三)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一是以整村推进扶贫和移民搬迁扶贫为平台，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整村推进扶贫即强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而移民搬迁扶贫则是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贫困群众的生存发展环境，解决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区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的重要途径。二是以产业化扶贫为重点，加快贫困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一方面贫困地区应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应积极推进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主导产业。三是以劳动力转移及技术培训为手段，切实提高贫困群众的素质。重点在发达地区和省内工业园区建立稳定的劳力接收基地，使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能够顺利转移。有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民甚至可转变为城镇居民。

(四)建立健全杜会救助服务网络

一般说来，社会救助网络主要由贫困监测网络、救助管理网络和配套服务网络三个部分组成。贫困监测网络的功能主要在于能够预知贫困发生、反映贫困现状、提供救助状况及其效果。救助管理网络的建设则要通过加强基层力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改进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来完善。配套服务网络则是前两个网络的补充，如老年人、残疾人、孤残儿童服务网络和优抚安置服务网络、婚丧服务网络等。通过将分散的服务实体与落实各项救助制度相联结，并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形成较为完善的服务网络。

三、政府主导、社会辅助的综合治理模式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1.扩大救助管理政策的公众认知度

一是通过热线答复，印发宣传资料、提案汇报等形式，积极宣传《救助管理办法》，使各级党组织、广大市民逐步了解适合给予救助的条件、对象、服务内容，让各界力量联手起来支持并参与到救助工作中来。二是救助工作人员岗位前移，经常走上街头，对市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主动寻访，为他们提供食品、衣物，劝导他们到救助站接受救助。三是完善救助咨询和监督网络，在位于市中心的社区设立救助咨询点，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印有救助站方位图、地址和联系电话的救助引导卡。四是创新宣传手段，发挥舆论的导向功能，营造良好氛围。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通过电视访谈、专题报道、对救助实例进行全程追踪报道等方式介绍救助管理工作职能，大力宣传救助管理工作，扩大社会影响。

2.分类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①救助管理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在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或外地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因为遭遇不测事件，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自愿向救助站求助的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部分人应得到及时、全面的救助。②对于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老年痴呆症患者等无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离家出走的无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应该用“善意的强制”使他们得到救助。③对职业乞讨者要加强流出户籍所在地的安置工作'开辟、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④对于利用老年人、残疾人、少年儿童进行乞讨或者以乞讨为掩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则需依法严惩。

3.加强部门合作，协调救助，通力管理

民政部门作为救助制度的执法主体，具体负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公安、城管部门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有告知、引导、护送的义务；城管部门在履行城市环境管理的职责时，有权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管理，在有地方政府规章和规定的前提下，对限制乞讨区域的流浪乞讨人员予以劝诫、限制。同时，公安部门对城市流浪乞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行使治安管理权限和刑事

侦查权限；卫生医疗机构对突发急病的受助人员有救治义务；交通、铁道部门应当对返回户口所在地、住所地的受助人员凭救助站发给的车船凭证准予搭乘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财政部门要将救助经费列入每年预算，加大政府救助资金投入和管理力度，建立稳定增长的救助资金筹措机制；审计部门有必要对救助工作进行审计监督，督促救助工作公正透明。

在各部门的职责和义务中，民政部门的职责无疑是最主要的。因此有必要加强不同地区政府的民政部门间的交流与协作，以推动救助工作的最终落实。要加强民政救助信息网络建设，加快信息网络的数据采集、录入及软件开发调试等工作，建立一个功能齐全、覆盖面广、信息共享度高、规范透明的民政救助信息网络，实现救助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和救助效能。其最终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安置问题，还要结合民政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民政部门内部机构间也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增强履职能力。

4.增进社会的辅助救助

(1)大力推进社会化救助

一方面建立救助管理站、区市县、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四级救助管理社会化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区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上的作用。另一方面，成立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公益性民间组织以社会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组织义工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承接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可协调政府、市场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在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则通过自律、志愿服务等予以实现。

通过上述对社会参与力量的整合，使其成为救助管理队伍的有效补充：一是解决了街头劝导救助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二是填补了节假日、早晚间等救助时间上的“空白”以及街头巷尾、山洞偏厦等纠正空间上的“盲点”；三是解决了宣传不到位的问题。有助于市民了解救助政策，提高他们甄别真假乞丐的鉴别力；四是发挥一线基层部门管理优势，对辖区内外流浪乞讨人员及本辖区内易流浪、走失人员和问题家庭实行群助群治。

(二)探索安置流浪乞讨人员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