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翻译史

女性翻译史（精选八篇）

女性翻译史 篇1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英译史可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七十与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起至今。

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主题由女性的主体性转向革命。在战争与革命的大背景,女性作家作品英译数量较为稀少。作品主要由国内有良好英文教育背景的作家、学者以及少量在华西方记者进行翻译。对女性作家作品的选择与翻译主要由男性完成,对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但是,在此背景下,仍有一些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得到了英译。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愈来愈频繁,在革命时期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开始重新在女性作家作品中出现。同时女性主义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初具雏形。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采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主要分析了新中国妇女在解放运动中的失败之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第二次浪潮出现,而在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同时兴起,学者们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发展产生兴趣,而在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同时兴起,学者们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发展产生兴趣,也在其特殊语境中得到重新审视。

二、性别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历史

翻译有是性别密切相关。在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基于宗法文化,翻译被认为是从属和总是退化位置的女性。

翻译的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开始于1930年,是零星的第一个40年。在这翻译实践的开始阶段,主要的翻译的目的是让西方世界理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主要是中国学者和一些西方记者在中国也意识到了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原始文本,试图加强战争的主题革命在翻译文本。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两波的开始20世纪1960年代引起西方的女性的生活巨大的变化国家。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也显示一些兴趣理解女性的生活在中国。虽然是零星的,翻译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为西方公众提供了关于中国女人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翻译只占用总翻译作品的一小部分。作品的主题是革命和工作,女性意识通常被边缘化。一些女性译者没有显示女性意识在选择翻译工作。

三、性别意识的觉醒:1970年代和1980年代

第二时期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女性作家工作开始迅速增加,其中许多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代表着女性不得不面对困难的情况。随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交流的发展,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放更多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上。然而,他们大多数把东方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失败中国的妇女运动。他们通常否认中国那个时候存在的女权主义。

翻译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西方媒体也开始把兴趣放在研究和翻译的中国女性作家的工作原理。翻译作品大多数是由女性作家从19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当代的。机构的翻译在中国作为一种抵抗东方主义是在西方国家流行。在1970年代和1980s,许多西方学者重新考虑早些时候被告知的故事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劣势地位的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差异。除了作品回顾的女性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和调查的情况下,其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妇女的具体情况,在中国历史和新时代她们面临的问题。从丁玲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们主要调查的问题是在那个时期女性不得不面对的爱情,婚姻,工作,陷入的困境。

四、性别代表的多样性:自1990年代

自1990年以来,女权主义在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性别研究。研究女权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西方媒体更感兴趣的是翻译出版的中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并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在新的世纪的主要推动者。

然而,与男性作家翻译作品相比,女性作家作品仍被边缘化。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仍然受到无视,女权主义的功能被削弱,特别是在由男性翻译的作品。从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关注在最近的几个几十年西方文学圈,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从第三世界上有翻译和出版,然而,许多其他中国女权主义作品仍被西方批评家和读者,忽略他们的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也迷失在翻译。翻译由1990年代的女作家的作品还没有抓到注意在英语世界中,尽管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第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高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然而,翻译工作的一种并行分析和策略译者在翻译显示接收到的工作更有关。

五、总结

研究翻译的历史上,性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角度。在最近三十年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将性别理论和翻译研究结合,开发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虽然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参与翻译的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也远远不够。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许多研究者对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感兴趣的。应该鼓励对性别问题感兴趣研究人员和译者将更多的中国女权主义作家和作品翻译出来,展示中国女权主义特征和思想在他们的翻译以及种并行等前言,又及。东方主义和刻板印象中应该避免如封面设计、广告封面和背面指出翻译文本和作者的采访和评论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与西方的努力和中国的出版商和翻译,西方公众通过阅读女性作家的翻译作品将对中国女性和女权主义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作者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将关注过渡的性别角度出发研究,当前研究的翻译作品中现代和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性别视角将推动翻译研究历史。

摘要：性别视域下的翻译史研究,在许多西方国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本文采用描述性方法对现当代女性作家英译史进行研究。

关键词：翻译史研究,性别

参考文献

[1]Agorni,Mirella.A Marginalized)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History:Wome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J].Meta:Translators'Journal,2005,50(3):817一830.

[2]Krontiris,Tina.Oppositional Voices:Women as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M].London:Routledge,1992.

[3]Lai,Amy.Two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inderella Story[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7,(1):49-56.

[4]金梅傅雷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5]井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一析朱虹译《今天没有太阳》[J].怀化学院学报,2009(10).

[6]李红玉、穆雷女性主义意识的彰显一以朱虹译“并非梦幻”为例「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6).

[7]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廖七一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J].外语教学,2009,(1).

中国女性书史钩沉 篇2

悠闲客 辑

二O一二年二月

中国女性书史钩沉

张子刚

秦代以前不论陶器文，甲骨文，钟鼎文，还是六国异文，史籀与古文，以及石鼓文，均未留下书家姓名。秦统一了六国文字，创造了后来流行的小篆与隶书，李斯与程邈遂成为我国有姓氏记载的著名书法家。从此以后，历代书家倍出。女性书家亦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中既有后妃，名媛闺秀，也有侍妾娼妓。其姓氏分散在淼如烟海的典籍中，查阅较为困难。悠闲客赋闲在家，受到厉鹗辑录的《玉台书史》启迪，遂产生重新辑录一份《中国女性书史钩沉》资料的念头，借以逸赠地方书法爱好者，减少他们的查阅之苦。对于物欲横流的当今，有些人对此会不屑一顾，我想还是尽力而为吧。该资料按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代、明代、清代分为几节，以便按朝代检索。

汉代

孝成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女。《汉书外戚传》云：后聪慧，善史书。

章德窦皇后，扶风平陵人，大司马窦融之曾孙。《后汉书皇后纪》云：年六岁能书，家人皆奇之。

和帝阴皇后，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后汉书皇后纪》云：后少聪慧，善书艺。

和喜邓皇后，姓邓名绥。《后汉书皇后纪》云：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语论》。家人号曰：诸生。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顺烈梁皇后，姓梁名妠，大将军梁商之女，《后汉书皇后记》云：少善女工，好史书，尝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诫。

魏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女。后年九岁，喜书，视字即识。冯嫽，《汉书西域传》云：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

王美人，赵国人，祖父王苞，五官中郎将。《后汉书皇后传》云：美人聪 敏，有才，能书会计。

左姬，字小娥，《清孝教王传》云：善史书，喜词赋。

扶风马夫人，大司农皇甫规妻，有才学，工隶书，尝为规答书记。规死后，夫人寡居，董卓聘之，夫人不屈，卓杀之。韦续《九品书人论》中称其行隶，中中品。

蔡琰（133-192），字文姬，汉代书家，蔡邕之女，东汉陈留人，博学能文，善书，亦兼音律。长平中乱，为乱兵所掠，又嫁匈奴左贤王。曹操遣使赎回，改嫁同郡屯田都尉董祀。《后汉书列女传》云：操曾问琰：“闻夫人家多坟籍，犹能记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今所诵记，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男女有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遣误。

相传蔡邕得笔法于神人，传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

宋《淳化阁贴》收录有蔡琰书：“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

魏晋南北朝

吴主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拾遗记》云：善书画，巧妹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之锦。

武元杨皇后，名艳，字琼芝，宏农华阴人。《晋书本传》云：少聪慧，善书。

安僖王皇后，名神爱，琅邪临沂人。王献之之女，《张怀瑾书断》云：亦善书。

韩兰英，吴郡人。《南史齐武穆裴后传》云：有文辞，宋孝武时献中兴赋被卖入宫，宋明帝时，用以为宫中职僚及武帝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云。

武德郗皇后，名徽，高平金乡人。《南史梁后妃传》云后幼明慧，善隶书，读史传。

武宣章皇后，名耍儿，吴兴乌程人。《南史陈后妃传》云：本姓钮，其父景明为章氏所养，改姓章。后聪慧，美容仪，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词。

后主沈皇后，名婺华，吴兴武康人，沈君理之女。《南史陈后妃传》云： 后聪明，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书史会要》亦称：善书。

文成文明冯皇后，长乐信都人。秦雍二州刺史冯朗之女。《魏书后妃传》云：朗坐事诛，后遂入宫。高宗践极，立为皇后。后性聪达，学书记，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章。

宣武灵胡皇后，安定临泾人，司徒胡国珍之女。《魏书后妃传》云：后姑为尼，世宗初，入讲禁中。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君入掖庭为承华，进为充华。嫔肃宗践祚，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性聪悟，多才艺，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几，手笔决断。

南岳魏夫人，名华存，字贤安，左仆射魏舒之女。《书史会要》称其天才卓异，少读庄老及春秋二传五经百子。后修真得道，夫人善书。

豫章女巫，《书史会要》云：太元中有神降之，能空中有人言，且善书。卫夫人（272-349），姓卫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人。祖觊、父瓘、兄恒均为书法名家。正书师法钟繇，能传其妙。《书断》说她：“隶书尤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瑶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 《唐人书评》谓：“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皆极称美。

世传《笔阵图》为她所作，《书法要录》曾引其文。

《淳化阁帖》录有卫夫人与师贴，其文曰：“卫稽首和南近奉勅写急就章，遂不得与师书耳。但卫随世所学，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年卄着诗论草隶通解不敢上呈。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术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可诣晋尚书馆耳。仰求至鉴，大不可言，弟子李氏卫和南。”

郗夫人，王羲之之妻，《孔元舒在穷记》云：甚工书。

谢夫人，字道韫，陈郡夏阳人。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凝之之妻，有才华，善书。为舅氏所重。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书“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列中下品”。韦续《九品书人论》下上品有王凝之妻谢道韫行草。

傅夫人，司空郗憧之妻，《书断》云其善书。韦续《九品书人论》下上品有傅夫人正隶。

荀夫人。王洽之妻，《书断》云：亦善书。

汪夫人（宣和书谱作“江”），中书令，王珉之妻，善书。荀夫人，庾亮之妻，韦续《九品书人论》上下品有庾亮荀夫人正行隶篆。蔡夫人，羊衡母，韦续《九品书人论》称为上中品。

桓夫人，《唐人书评》云：“桓夫人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入。” 李如意，琅邪王献之保母，广汉人。《云麓漫钞》云：在母家有志行，归王氏柔慎勤恭，善属文，能草书。

谢夫人，孔琳之妻，《书断》云：亦善书。

李夫人，赵郡李徽伯女，高慎妻。《北史高乾传》云：艳且慧，兼善书记，工骑乘。

李彪女，《北史李彪传》云：幼聪令，彪教之学书，读诵经传。后宣武闻其名，召为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后宫咸师事之。

魏夫人，韦续《九品书人论》下下品有北齐魏夫人正行。

隋唐五代

太穆宝皇后，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之女。《旧唐书本传》云善书，学高祖之书，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规诫。

则天皇后武氏，名曌，并州文水人。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谓之一圣，宏道元年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天授元年，后自称皇帝，改国号周，长安五年上后号则天，大圣皇帝。曾出新意，持臆说，增减前人笔画，自我作古，为十九字。武后飞白题额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金石录》云：周升仙太子碑，圣历二年武后撰，并行书。《旧唐书周允初传》云：周允初除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元年卒。则天为七言诗殇之，又自缮写，时以为荣。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上官仪孙女。《旧唐书本传》云：天性韶警，善文章，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帝即位，进拜昭容，景云中谥景文，《历代名画记》云：千福寺额，上官昭容书。

临川公主，太宗女。《唐书本传》云：韦贵妃所生，下嫁周道务，工籀隶，能属文。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上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宫主，恩赏卓异。

晋阳公主，太宗女，字明达，幼字儿子，《唐书本传》云：文德皇后所生，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

贵妃杨氏，宋张端义云，贞定大历寺有藏殿，其殿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皆极可观，有涂金匣藏心镜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云：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

魏国夫人，襄阳人，《唐书沙陀传》云：善书。

先主后种氏，马令《南唐书》云：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计书。后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周宗女。马令《南唐书》云，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赏其艺，取所御琵琶时谓之烧槽者赐焉，后病亟，以元宗所赐琵琶及常臂玉环亲遣后主，又自为主请薄葬。

保仪黄氏，江夏人，后主选为保仪，马令《南唐书》云：书学技能多出于天性，后主属意，会小周专房，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宝而已。初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取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皆系保仪所掌。

耿先生，军大校耿廉女，郑文宝《耿先生传》云：好书善画。往往有佳句，雅通黄白之术，能拘制鬼挽救奇怪恍惚，莫知其所由来，为女道士，自称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齐邱以入宫，元宗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常被碧霞帔，手如鸟爪，题诗墙壁，自称大比先生。

宫人乔氏，《王铚默记》云：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太宗梦中。闻国主薨，自由庭出其经舍在相国寺西塔院资荐。且自书于后曰：故李世，国主宫人乔氏，使遇国主百日，谨拾昔日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佛云云。

吴彩鸾，西山吴真君之女，虞集云：世传吴仙所写唐韵，皆硬黄书之，纸素芳洁，画界精整，结字遒丽，皆人间奇玩也。《书史会要》云：唐韵字画号小，而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笔，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度。《云烟过眼录》云：彩鸾书切韵，字画尤古。吕本中《紫薇诗话》载：洪龟父母写韵亭诗云：“紫极宫下春江横，紫极宫中百尺亭。水入方州界玉局，云映远山罗翠屏。小楷四声余翰墨，主人一粒尽仙灵。文萧彩鸾不复返，至今神界花冥之。”《道园学古录》亦载虞集题吴彩鸾唐韵真迹后云：豫章城头写韵轩，绣帘窣地月娟娟。寻常鹤唳霜如月，书列人间第几篇？

谢自然，华阳贞女。《续仙传》云：幼而入道，善笔札，能属文。卢眉娘，南海人。《杜阳杂编》云：年十四，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 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

曹文姬，长安倡，姿艳绝伦，尤工翰墨。日数千字，人号为仙书。《书史会要》云：欲偶者请先投诗，岷山任生诗曰：“点尘心囗谪九天，玉皇殿上掌书仙。莫怪浓香薰骨腻，霞衣曾带御炉烟。”女曰：“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事耶！”遂事之。五年偕夫乘云仙去。

刘秦妹，《法书苑》云：马家刘氏，善临兰亭及西安帖夺真，亦唐翰林书人。

房蠮妻高氏，《墨池编续书断》云：尝书石刻，字画洁媚，《学林新编》载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及太谷县令安庭坚美政颂碑，俱为高氏所书。石壁寺碑为行书。《金石录》有著录。

柳夫人，永州刺史崔简妻，柳宗元伯姊。《柳河东集》云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

崔瑗，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河东薛巽妻，《柳河东集》云善笔札，读书通古今。

杨夫人，柳宗元室，《书史会要》云：善翰墨。

金鉴，白居易女，《书史会要》云：十岁忽书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终南紫石刊之。

廉女贞，《李远集》云：善隶书，尝为内中学士。薛媛，濠梁人，《云溪友议》云：媛善书画，妙属文。

李夫人，西蜀名家，《书史会要》云：后唐郭崇韬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韬武弁，尝抑郁不乐。善属文，尤工书画。

黄崇嘏，临邛人。《玉溪编事》云：周庠知邛州，崇嘏上书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祗对详敏，复献长歌，庠益奇之，号与诸生、侄同游，善琴奕，妙书画。庠美其风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状谢，仍贡诗曰：“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览诗惊骇，召见诘问，故黄使君女也。乞罢归临邛，不知所终。

薛涛，字洪度，西川乐妓。工为诗，当时人多与酬赠，武元衡奏为校书郎。涛虽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风致，故词翰一出，则人争传以为玩，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牧墨闲谈》载：元稹以监察使蜀，知 有薛涛难见，严司空潜知其意，每遣涛往洎。稹登翰林，涛归浣花，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稹。稹寄旧诗与涛云：“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宋朝贾似道家亦有薛涛萱草诗。

宋-元代

曹皇后，仁宗曹皇后，真定人。枢密使惠武王曹彬之孙。性慈俭，重稼墙，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白书。《老学庵笔记》载：“慈圣曹皇后，工飞白，盖习观昭陵落笔也。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

向皇后，神宗向皇后，河内人，宰相敏中曾孙。哲宗立，尊为皇太后。《书史会要》称后行草。

宪圣吴皇后，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开封人。父近，以后贵，累官武翼郎，赠太师，追封吴王，年十四，高宗为康王，被选入宫。王即位，封和义郡夫人，后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与张氏并为婉仪，寻进封贵妃。绍兴十三年，诏立为皇后，高宗内禅称太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中兴馆阁录》载：“德寿慈福两宫，御书观音经共八段，初在碑后库，嘉定三年，置架设于群玉堂东偏。”“群玉堂法帖十卷，第一卷有宪圣慈烈皇后御书千文《归田赋》。”《书史会要》云，“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辨。”

刘贵妃，字希，号夫人。临安人，绍兴十八年入宫，专掌御前文字，工书画。

杨皇后，宁宗恭圣仁烈杨皇后。《宋史本传》云：少以姿容选入宫。庆元三年四月，进封婕妤。五年进婉仪。六年进贵妃。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书法类宁宗。恭涉皇后崩，帝立之。皇子昀即位，加尊号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太清宫宁宗时建，杨皇后书道德经石幢。

杨娃，宁宗皇后妹，时称杨妹子。书法类宁宗，马远画多其所题。《韵石斋笔谈》记载马远画《松院鸣琴》小幅，杨娃题其左方云：闲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无味，不比郑声淫，松院静，竹楼深，夜沉沉，清风拂轸。明月当轩，谁合幽心。调寄诉衷情。波撇秀颖妍媚之态，映带缥缈。

《沈津吏隐录》云：马远有四小景，杨妹子各题一绝云： 其一

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何？ 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

其二

石楠叶落小池清，独下平桥弄扇行。倚日绿荫无觅处？不如归去两三声。

其三

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谁知默鼓无弦曲，时向珠宫舞幻仙。

其四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牵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荆国大长公主，太宗幼女，幼不好弄。《宋史本传》云：真宗即位，封万寿长公主，改隋国。下嫁驸马都尉李遵勖。主善笔札，喜图史，能为歌诗，尤善女工事。

魏国大长公主，英宗第二女，神宗时，封属国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诜，《宋史本传》云：好读古文章，善书札。

越国夫人，端献王頵之妻，《书史会要》云：作篆隶有古法。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礼部员外郎格非之女，知湖州赵明诚室。易安居士能书能画，而又能词，尤长于文藻。李易安一剪梅词帖：“红藉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间愁。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右调一剪梅。”

徐夫人，名蕴行，自号悟空道人，《诚齐集》云：善读书，工欧虞笔法。《止齐集》称其：“手写佛经九十五卷，得唐人笔法，字画亦细楷。”

赵夫人，俞似妻，洪迈《容斋随笔》云：赵夫人所书英州金山寺法堂后壁诗句，洒脱不凡，而字画经四寸，遒健类薛稷，极可喜。

安国夫人崔氏，韩琦妻，《安阳集》云：善书札，体法甚老，殊无妇人气。杨夫人，夏竦妻杨氏，《宋史夏竦传》称其工笔札。权太君，天水郡太君权氏，善草隶书，诵教经能略通其说。和国夫人王氏，宗室赵仲輗室，《临川集》云：能诗章，善字画。章煎，友直女，《书史会要》云：工篆书，传其字学。友直执笔，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绳，煎亦能如其父。

唐氏，唐氏能书，《宛陵集》云，梅尧臣《泗州观唐氏书》诗云：唐氏能书十载闻，谁教精绳到红裙。百金买尽蒲葵扇，不必要求王右军。

史琰，字琰玉，刺史张 子祺之室。曹学俭《蜀中诗话》云：祺亦有才，唱和成集，名曰《和鸣》。作字用秃笔，体法古劲。黄山谷与祺父有内亲，而祺弟社亦以进士为青神尉，山谷亲来访之，琰玉致书，尝缄绿采以赠，山谷珍其品，以赞谢之。

胡夫人，黄子由之妻，《齐东野语》云：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奕写竹草艺尤精。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钱塘人，《古今女史》云：文章幽艳，才色清丽。因婚姻不满，勿遂素志。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淑真善绘画，通音律，手书《璇玑图》一卷，字法妍妩。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苏子瞻宦钱塘，纳为常侍。《东坡集》云：朝云初不识字，既事子瞻，遂学书，粗有楷法。

翠翘，洪内翰侍人。《绘事备考》云：翠翘工画墨竹，每自题其后曰：翠翘戏笔。字画婉媚，墨气清润。《书史会要》亦云：字画婉媚。

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书史会要》云：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

意真，刘世光侍儿，《鹤林玉露》云：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世光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实可哀，尚留姓名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涴绿苔。”

王英英，楚州官妓，学颜公书。《书史会要》云：蔡襄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宛陵集》载：梅尧臣赠诗曰：“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画蚕头鲁公体。”又观王氏书诗云：“先观雍姬舞六么，妍葩发艳春风摇。舞罢英英书大字，玉指操管浓云飘。风驰雨骤起变怪，文鳐书飞明珠跳。”

楚珍，不知姓，本彭泽娼女。《书史会要》云：草篆八分皆工，董史云家藏 长沙古帖，标签皆其题署，宣和间有跋其后者曰楚珍。盖江南奇女子。„„初虽豪放不群，终以节显。吾尝见其过湖诗，清劲简远，有丈夫气，故知其人不凡。

谢天香，《青泥莲花记》云：钜野有秾芳亭，邑人秋成报祭所也。一日乡耆谋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维翰书之，翰未至，有妓谢天香者，问云：“祀事已毕，何为迟留不饮？”众曰：“俟维翰书石耳。”谢遂以袖代笔、书秾芳二字。会维翰至，书亭字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谢遂成夫妇。后维翰登进士，与天香偕老。

陈相，衡阳妓，《山谷集》云：歌舞出其美，学书作小楷。

严蕊，字幼蓉，天台营妓，《书史会要》云：善琴奕书画，《齐东野语》亦云：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

赵总怜，向子諲《酒边词》云，能着棋分茶写字弹琴，以扇头乞词于芗林向子諲，戏题浣溪纱云：“艳赵倾燕花裹仙、乌丝栏写永和年。有时闲弄醒心弦。茗碗分云微醉后。纹揪斜倚髻鬟偏，风流模样总堪怜。”

苏翠，建甯人，《书史会要》称：淳佑间，流落乐籍，以苏翠名，能八分书。元妃李氏，章宗元妃李氏师儿，《金史本传》云：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中，师儿与诸宫女皆从之学。章宗问建宫中女子谁可教者，建曰：“就中音声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章宗好文辞，妃性楚黠，能作字，知文义，遂大爱幸。昌明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元妃。

妙湛，比邱尼妙湛管夫人，为写长明庵图，妙湛小行书题其上。管夫人，名道升，字仲姬，赵魏公室，《松雪斋集》云：延佑四年，封魏国夫人，翰墨词章，不学而能，心信佛法。手书金刚经至数十部，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书千文，敕玉工磨玉迪送秘书监装池收藏。又命孟頫书六体书为六卷，雍为一卷，且曰：令后世知我朝有善书妇人，且一家皆能书。《容台集》云：“管夫人书牍行楷，与欧波公不可辨同异，卫夫人无后俦。”管夫人题渔父词云：遥想山堂数树梅，凌寒玉蕊发南枝，山月照，晚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间去雪水边。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上画船。身在燕山近帝居，归心日夜忆东吴。斟美酒，脍新鱼，除却清间总不如。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居易录》载：管夫人手写璇玑图诗，五色相间，笔法工绝。

王夫人，字圭卿，号春温，工书画。《溴泉漫稿》云：曹仲启题王夫人书画 卷后云：画传当代功尤妙，字学前贤体更多。

八达太夫人，忽都虎郡王太夫人也。《金石文字志》云：长清县灵岩山寺中碑，至治元年八达氏有诗二句云：“岩前松桧时时绿，殿上君王岁岁春。”大字刻之，不类妇人笔。

赵夫人，名鸾，字应善。中书平章世延女，中书参政许有壬妻。《书史会要》云：朗惠慈静，能琴书，善笔札。

游夫人，雷机母。《潜溪集》云：延佑间，赠建安郡君，善书而有文。危郡君，名德馨，字兰玉，雷机室。《潜溪集》云，赠建安郡君，通书记，作字有楷法。

徐氏，郑天觉妻，《且琼清江集》称其通论语孝经大义，工书亦有法。刘氏，孟运判妻，《书史会要》云：性巧慧，能临古人字，咄咄逼真。柯氏，天台人，柯九思之女，《书史会要》称其通经史，善笔札。段氏，段天佑之女，能诗章，善笔札。

曹妙清，自号雪斋，钱塘人。《列朝诗集》载：善鼓琴，工书，行书点墨皆有法度，三十不嫁，风操可尚，尝写诗寄铁崖。铁崖答之云：红牙管带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带袍。写得薛涛萱草帖，西湖纸价可能高。玉带袍其砚名。

陈自幼，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云：能书，适南浔姚氏，一意奉佛；有手书《观世音普门品题》，赵荣录其题后。

梁园秀，刘氏，名梁园秀，歌儿也。《书史会要》称其：才艺精妙，喜文墨，能作乐府，时吟小诗亦佳，字画楷正。

明 代

慈圣李太后，神宗生母。东安人，神宗在位，上尊号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尝书“廉谨持家”四字，以贻其父李公。《燕都游览志》载：慈寿寺，神宗为慈圣皇太后建也，宝藏阁系圣母御笔题。

神宗贵妃郑氏，大兴人，父宪成。《玉台书史》载：郑贵妃泥金书观世音燕萨普门品经一卷，在瓷青纸上梵本刻丝锦装卷首题后：“大明万历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贵妃郑谨书，诚心沐手，亲书《金字观世音燕萨普门品经》一卷。恭 祝今上圣主祈愿，万寿洪福，永亨康泰，安裕吉祥。”楷法秀整，前经佛像甚精细。今藏吾杭赵谷林斋中。余题绝句四首云：“梵夹瓷青出汉京，翼坤（郑贵妃宫名）题处最分明。依稀买得砚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巧笑由来雨露偏，佛恩遣在圣人前，开函稽首无他愿，一笔泥金寿一年。柘馆余间罢女红，祝厘不与众嫔同。也胜密誓含元殿，小字亲封玉盒中。城南诗老观空久（丁君敬身同赋），特赋新词继梦华。他日秋山黄叶下，与君礼足九莲花。”

武宗王妃，燕京人。《列朝诗集》载：以才色得幸于武宗。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今石刻尚存。

陈司彩，字瑞贞，仲裕女。洪武二十年由民间选入宫，分司六尚。《枣林杂俎》载：善六书，晓大义，精女工，嫔嫱智师事之，人称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为司彩，赐归省。

娄妃，《书史会要》称娄妃出仿詹孟举书，楷书千文极佳。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其笔也。后人以其贤、不忍更之。

杨妃，《书史会要》云：杨妃书法赵文敏，颇得笔意，但偏锋耳。安福郡主，宁靖王奠培之长女，工草书，能诗。

高妙莹，字淑琬，解缙母。《名山藏》云：通经史传记，善小楷，晓音律算数，女工极其敏妙。

蔡氏，韩奕妻。张咏《吴中人物志》称其读书通大义，善笔礼，尝书经刻以行世。

杨夫人，邢子厚（一说邢子愿）之妻。《列朝诗集》载卢德永云：子厚九嫂，乃杨磐女弟，书法自成一家。博学能文。过于慈静。

邢慈静，邢侗妹，马拯妻。《列朝诗集》云：慈静善兄书。《武定州志》称其书宗李卫。

《式古堂书画会考》载慈静自述诗云：侬自闺房处女子，闻君博览通古史。归君薄海宦游多，光阴迅度如弹指。万里黔方道路长，松柏森森云杳茫。辽阳刀剑如林密，征马南催鬓如霜。何以君病抱沉疴，与君报国酬英主。日为三苗乱我黎、君家哎血归幽旅。不见夫君旧日容，惟思携手君所口。君家何处侣烟霞，白云来处空舒卷。独伴遗儿归故乡，征途万里多炎凉。昔去云拥驷马车，今日孤舟住夕阳。子母寥寥泪暗流，几番欲葬江鱼腹。忆昔白头人去时，依稀点首将予嘱。教子朝夕名未成，春光不驻东流急。小庵日日拜空王，思君不见空断肠。百鸟啼声惊梦里，觉来犹是泪千行。君家功若小邱山，谁与夫君奏庙廊。平生功绩皆洇波，侬身何自见君王。恨杀乌纱能误人，始知名利如罗纲。春去秋来愁又结，坐看衰草心焦热，杜宇啼我心中悲，我啼杜宇枝头血。

马氏，名问卿，字芷居，金陵人。陈鲁南之继宝，《列朝诗集》称其书法苏长公，得其笔意，颇与鲁南相类。

黄氏，遂宁黄简肃公珂之女，杨用修之继室。《列朝诗集》称其博通经史，工笔札，闺门肃穆，用修亦严惮之，寄用修长句，为艺林传诵。而用修亦云，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金元宾妻，万历时人。王世祯《三吴楷法跋》云：元宾为履吉高足，故书法亦因之。绵丽多态，而闺闼之气未除。

陆卿子，吴人，赵宦光妻。《列朝诗集云》云：卿子工于词章，翰墨流布，一时名声籍甚。《玉台翰墨馀芳》载陆卿子诗墨迹：鸣蝉寂无声，闲夜凉飚发。薜荔覆檐楹，叶际见孤月。流光入房栊，徘徊照华发。抚景一长叹，终古谁不没？弃世学神仙，徒劳练金骨。寒山赵氏陆。

蔡夫人，黄石斋之配。王世祯《居易录》称其能诗，书法学石斋，造次不能辨，尤精绘事。

黄氏，赵景之妻。《初学记》云其少工楷法，读书通晓大义。

姚氏，号青峨居士，姚元瑞女。《玉鸳阁遗稿小传》称，归范君和，日读汉魏以来诸集，摹晋诸家书法，吟咏多散佚不尽传。

徐夫人，名媛，字小淑，范允临之室。《列朝诗集》云：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称吴门二大家。徐小淑《天上谣》墨迹：洞天去人九万里，凉风吹云天似水。珠扉高启赤霓翔，冰帘漾中素练举。碧花瑶草簇兰干，张君危坐听啼鸾。翠蜃吹涎作楼阁，青田小龙耕晓烟。璇宫桂花秋露滑，吴刚玉斧香凝屑。绛节高飘阿母来，藕黄衫子翠罗鞋。晏香鸣筝婉华舞，笙歌沸空拥吹台。自向东王一厄寿，啾啾白麟天半走，见阙人归龙夜吼。右天上谣，东海徐媛小淑氏。

叶小鸾，字琼章，一字瑶期，叶仲韶季女。《列朝诗集》云：四岁能诵楚词，工诗多佳句，能模山水，写落花飞蝶，皆有韵致。日临子建《洛神赋》，或藏真帖一遍。静坐疏香阁，薰炉茗宛，与琴书为伴而已。年十七字昆山张氏，未 行而卒。

袁氏，名九淑，字君嫕，袁随之女，钱良眉之妻。《列朝诗集》称其少读经史，尤深内典，诗文清丽，书法遒媚。

徐范，嘉兴女子。《珊瑚网》云：吾禾有十三龄女童，能摹诸字体，卖字自活。《恬致堂集》赞其书圣教序，无一笔不肖，亦无一毫闺帏羞涩态。

梁小玉，武林人。《列朝诗集》云：七岁依韵赋落花诗，八岁摹大令帖，长而游猎群书，作《两都赋》，半载而就，著《琅环集》三卷。

姜舜玉，号竹雪居士，隆庆间旧院妓。《列朝诗集》称其工诗兼楷书。林奴儿，号秋香，成化间妓。《无声诗史》载其风流姿色，冠于一时。学画于史延直王亢父二人，笔最清润，落籍后，有旧知欲求见，因画柳枝于扇，诗以谢之曰：“惜时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从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石田诗集》载沈周题林奴儿画，调寄临江仙云：“舞韵歌声都摺起，丹青留个芳名。崔徽杨妹自前生，笔愁烟树杳，屏恨远山横，描得出风流意思，爱他红粉兼精。未成相见尽关情，只忧相见日，花老您莺莺。

薛素素，姿度妍雅，能书。《甲乙剩言》载其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范夫人徐小淑赠素素诗云：连城声价旧名姬，着纸芙蓉香粉奇。彩笔挥云夸濯锦，谁言蜀女擅称诗。幽兰九畹墨花淋，走马章台弹扑金。却买轻车驾油壁，西陆松下结同心。

马如玉，家楚屿，桃叶妓。《列朝诗集》载，本姓张，家金陵南市楼，涉居旧院。熟精文选唐音，善小楷及八分书。

朱无瑕，字泰玉，桃叶渡边女子。《列朝诗集》称其幼学歌舞，长而淹通文史，工诗善书。

杨宛，字宛叔，金陵名妓。《列朝诗集》称其善草书。董其昌评其书曰：杨宛书非娟秀取姿，而迴腕出锋，绝无媚骨。《香祖笔记》载：汪历贤题杨宛兰亭临本诗云：独就规模出新意，更留粉本与兰亭。双钩响拓谁能事，直唤昭陵片筴醒。茅止生《钟山献序》云：宛叔归予，年才十六，能读书，工小楷。

卞赛，秦淮妓，自号玉京道人。吴梅村评其书云：玉京知书，工小楷。逼真黄庭，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

杨薰娘，名晓英，《珊瑚网》云：秦淮女郎、工黄庭小楷。

清 代

黄媛介，字皆令，嘉禾人，杨世功室。施愚山云：书法钟王，人以卫夫人目之。姜绍书《无声诗史》云：髫龄即娴翰墨，楷书仿黄庭经。《续图绘宝鉴》云：楷书摹黄庭经十三行。《续本事诗》云：以诗文擅名，书画亦绝佳。吴梅村题鸳湖闺咏云：石州螺黛点新妆，小拂乌丝字几行。粉本留香泥蛱蝶，锦囊添线绣鸳鸯。秋风捣素描长卷，春日鸣筝制短章。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孃。

姜淑斋，号广平内史，胶州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善临十七贴，笔力矫劲，不类女子。《闺秀正始集小传》云：书法摹二王入神，王阮亭极赏其纨素便面，朱竹坨题其诗云：三真六草写朝云，几股玉钗分，仿佛卫夫人，问何似当年右军，郁金堂外，青绫帐里，小字讶初闻，门掩谢池春草，书偏双鬟练裙。其见重如此。

沈无非，嘉兴人，项鼎铉之妻。项《呼桓日记》云：先室沈无非氏，酷情墨砚，朝夕读书不倦，尤喜临池。绝肖褚河南九成宫。

吴贞装运，字首良，书法遒劲，尤精琴理。妹静装运，字佩曲，幼摹黄庭，得其笔意。

郭王雩，字素汝，长洲人，《翠楼集》云：画学赵文淑，花鸟推逸品。书法大小，俱有古致。

张在贞，字惠婉，通经史，工琴书，与妹文琳唱和，有《月窗和草》。高婉人，会稽人。王士祯《香祖笔记》云：工楷法，常仿吴彩鸾写唐韵，作卄三先卄四仙，武林沈涧芳为题绝句云，簪花旧格自嫣然，颗颗明珠贯作编，始识彩鸾真韵本，卄三卄四是先仙。

徐昭华，字伊壁，上虞人，骆加采室。《闺秀正始集小传》云：工楷隶，善丹青。毛诗河诗云：吾郡闺房秀，昭华迴出群。书传王逸少，画类管夫人。

顾蕴玉，字绛霞，昆山人，彭锋涑室。《闺秀正始集小传》云：工书，结体遒整，酷肖率更，世有藏其缣素便面者，甚珍秘之。

黄氏，刘石庵姬，嘉兴人。包世臣《艺舟双楫》云：诸城有摄夫人黄氏，笔势极似，惟工整已甚，韵微减耳，诸城晚书多出黄手，小真书竞至莫辩，有家书十册，夫人书后诸城批答，皆妙绝，世人罕有知者。叶廷琯《鸥陂渔活》云，石庵相国有爱姬能学公书，笔迹几乱真。有诗咏之云：诗人老去鸳鸯在，甲秀题籖见吉光。

曹贞秀，字墨琴，长州人，王芑孙之继室。无金粉之好，所好作诗写字，必自署写韵轩。《闺秀正始集小传》云：墨琴以书法名，尤工小楷，所临十三行石刻，士林推重。叶廷琯《鸥陂渔话》云：墨琴夫人书气静神闲，娟秀在骨，应推本朝闺阁第一。吴石潜缩摹《明清名家楹联书法集粹》载墨琴书联：“只有诗书堪自读，未甘词赋压群流。”并云，能画梅，书法钟王。

钟若玉，字文贞，昆山人。冯金伯《墨香居画识》云：书法苍古，一洗闺阁纤弱柔媚之习。蒋宝龄《墨林今话》云：以粥字自给，婉力苍老，不类闺阁人书。

张纶英，字婉训，翰风琦女，嫁同邑孙氏。《赵之谦尺牍》云：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张婉训君求得之乎，若能得此士书，又不必有天下人书矣。一九六一年《文物》第八期《石刻杂读》载清曲阜令王君妻《程孺人墓碣》道光二十七年张糹習英撰，张纶英正书，张纨英篆额，号称三绝。

金礼嬴，字云门，山阴人，王仲瞿之室。蒋宝龄《墨林今话》云：幼娴翰墨，书法晋唐，兼工汉隶。包世臣《艺舟双楫》云：王良士仲瞿言其内事金礼嬴梦神授笔法，管须向左施后稍偃，若指鼻准者，锋乃得中。

翟曹娥，字文媛，嘉兴人，大坤女。工诗词，善书画。吴石潜缩摹《明清名家楹联书法集粹》载文媛书联：“家在云衢外，涛来江水中”。

顾韶，字螺峰，钱塘人，顾苓之女。得父传，花卉臻妙。吴石潜缩摹《明清名家楹联书法集粹》载螺蜂书联：“春生问渔父，雨后写云山”。

陆芝田，字兰生，适金氏，工诗画，书尤超绝俊秀。吴石潜缩摹《明清名家楹联书法集粹》载兰生书联：“小隐桃源但得不朽，几何大地足赏此生”。

资料来源 ：

一、厉鹗辑《玉台书史》

二、冯亦吾著《书法探求》

三、杨崇福编著：《书法知识手册》

四、吴石潜缩摹：《明清名家楹联书法集粹》

商业史里的女性重塑 篇3

从徐志摩的小脚前妻到企业CEO：张幼仪的商业神话

关于张幼仪的人生经历，她自己说过，“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张幼仪既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同时又是徐志摩的父亲、徐氏家族大家长徐申如疼爱的儿媳兼养女。在她的身上，既有旧式女子三从四德的忍耐，又有新女性奋发图强的态度。她曾遭遇人生最沉重的怆痛，但她意念中那种执拗的力量，强大到最终助她华丽转身，成就了自己的商业辉煌。

张幼仪3岁那年，母亲曾给她缠足，到了第四天早晨，再也忍受不了妹妹尖叫声的二哥张君劢出面阻止。就这样，她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女子。但是，在徐志摩眼里，仅仅拥有天足，并不等同于新女性，“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

从结婚到出国留学，他和张幼仪结婚将近3年，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4个月左右。用张幼仪的话说，“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21年9月的一天早晨，徐志摩突然从家中消失，留下怀孕的妻子独守空房。两人的婚姻生活至此走到尽头，张幼仪觉得自己像是一把被遗弃的“秋天的扇子”。

在巴黎投靠二哥张君劢期间，张幼仪给徐家二老写信，告知自己已怀孕并想读书，徐申如从此按月给她300块大洋。在德国，张幼仪用这笔钱支付学费连同生活费。她雇了一名40多岁的维也纳女子当保姆，并在保姆的帮助下，申请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1927年初，张母去世，张幼仪带着阿欢回上海奔丧并留在上海。她先在东吴大学任德语教师，随后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她的公公加养父徐申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徐志摩在1927年8月3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老兄想必听过，还有一家云裳时装公司，专为小姐、娘儿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话吗？”

云裳时装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张公权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独当一面，才干突出。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在合法妻子陆小曼无力操持的情况下，依然是张幼仪以她的冷静果断处理了一切：让八弟禹九带领13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被张幼仪坚决拒绝。

抗日战争期间，张幼仪囤积军服染料，等到价钱涨到100倍，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赚到一大笔钱。之后，她又用这笔钱作资金，投资棉花和黄金，依旧是财星高照。

徐志摩后来在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中，曾破天荒表达了对张幼仪的敬重之情：“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张幼仪评价得最为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中国的阿信”：董竹君的锦江进化史与文化支撑

饮誉海内外的锦江饭店，是新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曾接待过一百三十四个国家的五百多位元首及政要。它的首任董事长，是被誉为“中国的阿信”的奇女子——董竹君。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正月初五，上海洋泾浜边上棚户区，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父母取名“阿媛”。 6岁的董竹君还能入私塾读书，12岁时父亲生病，全家生活落入更深的艰难，董竹君被迫沦落青楼，开始卖唱生涯。

当时，因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二次讨袁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逮捕革命党人。部分革命党人借堂子掩护活动。在好心人孟阿姨的帮助下，董竹君结识了早年留日、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时任四川都督的夏之时。两人婚后随即远渡日本。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董竹君修完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

1923年，回国后的董竹君在四川成都办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附近贫苦人家的女子做工。1926年，她还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低价出租黄包车，为父亲那样的穷苦人办点事情。而夏之时1919年失去军权，赋闲成都，革命之心荡然无存，意志消沉。在家中他作威作福，打骂妻儿。两人正式离婚。

董竹君走上一条不依附男人，女人自我创办实业，成为社会的栋梁的道路。这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上海，简直就是一条没有路的路。

她卖掉首饰，四处筹资，以 4000多元资金，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女老板。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她邀请银行投资。但人们对女子办厂很不信任，终遭白眼。听说南洋女子办厂环境好，1931年春，经华侨朋友介绍，董竹君只身去菲律宾招股1万元，使群益一下子成为中型工厂，拥有职工300余人。

在双亲辞世、举目无亲的困境中，1934年底，承友人资助2000元，董竹君再次创业。在上海华格臬路31号，她租用一底三层楼。1935年3月5日，川菜特色的“锦江小餐”正式开业。她精打细算，经营有方，顾客盈门，座无虚席，盛况空前。继而进一步扩大，改名为“锦江川菜馆”。次年元月，“锦江茶室”又相继开张，又第一个公开招聘女服务员，轰动大上海。

当时的《大公报》记者写道：“锦江的地处，并不宽敞也不富丽，更不堂皇；但全部十几间餐室，安排得曲折高低有致。”

如何将中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独创具有民族风格的形式，是董竹君一贯追求的。早在1931年冬，她就和戏剧乐曲作家郑沙梅、戏剧工作者谢韵心等人在上海花园坊96号创办了《戏剧与音乐》杂志。资金从群益纱管厂抽取，以“艺术书店”名义出版。

1937年底，为了表达妇女呼声，董竹君和《大公报》记者蒋逸霄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蒋逸霄担任总编辑，姜平为副总编辑和撰稿人，许广平等人为撰稿人。随着《上海妇女》杂志一期期出版，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都千方百计地要予以收买。董竹君婉言拒绝，坚持自主办刊。

新中国成立后，她将16年含辛茹苦经营的价值15万美金（折合黄金3000两）锦江饭店，全部奉献给了国家。从此，这家旧中国接待过夏衍、潘汉年、郭沫若、于伶、曹荻秋、陈同生、李一氓等进步人士的上海名店，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上海开会的地方，也接待过400位外国元首，成为中外高层旅游观光者的下榻胜地。

浅谈中国翻译史中的翻译原则 篇4

一、中国翻译史发展的主要时期

1) 译经时期。隋唐时期为我国翻译史上的译经时期, 佛经为翻译的主要内容, 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时期, 更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 出现了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为代表的翻译家, 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2) 西学东渐时期。明末清初为我国翻译史上的西学东渐时期,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 译介了大量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西方科学著作, 确定了这个时期翻译作品科技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翻译使中国首次见识到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这次科技翻译浪潮中出现了被誉为译界“三杰”的梁启超、林纾、严复等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3) 新潮传播时期。“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 翻译主题转为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 主要体现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白话文逐渐代替了文言文, 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都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 掀起了翻译界、文学界的新潮运动。4) 创新立业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初期国家对马列著作的汉译和《毛泽东选集》民族经文及外文的翻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与此同时, 一些经典的中国作品也被介绍给外国读者。翻译从过去的“零敲碎打”发展成有规模的活动, 翻译内容也以教科书、工具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主。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大量进入中国, 近年来随着世界国际交流频繁,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对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 翻译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

二、不同时期的翻译原则

1) 隋唐的“文、质”之争。隋唐时期已出现“文”与“质”之争, 实则意译、直译之争, 主张“文”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修辞和通顺及译文的可读性 (意译) , 主张“质”的翻译家则强调翻译的不增不减, 即忠实性 (直译) 。两种都有片面性。如前秦时期, 佛经翻译家赵政和释道安主张严格的直译, 而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 其译作既忠实表达原文, 又妙趣盎然。到唐代佛经翻译顶峰时期玄奘提出的翻译标准为“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 意即“忠实、通顺”, 同时考虑到了作者和读者, 具有进步性。2) 清末民初的“信、达、雅”原则。19世纪末,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三字翻译标准客观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推出的最初阶段几乎达到“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 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信”和“达”, 用做评价翻译的原则和标准, 在我国翻译界一直没有异议, 对于“雅”, 译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不能脱离原文, 片面求雅, 如若原文不雅, 而译文十分的雅, 这不是违背了信的原则吗?况且严复主张的是古雅, 即用古文进行翻译。在古文写作盛行时期, 翻译文章翻译的古雅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但是在胡适提倡白话文后, 再去追求古雅就不符合时代要求了, 所以针对严复的“雅”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圆满地实现“信、达、雅”这三个原则。3) “五四”时期的翻译原则。“五四”运动以后, 我国翻译进入一个新时期, 许多文化名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 给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一个新的诠释, 不管是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美的三标准, 还是鲁迅提出的“兼顾两面”的翻译原则和“宁信不顺”的严格直译原则, 大部分都没有跳出严复“信、达、雅”的圈子。4) 建国后的翻译原则。随着翻译实践的丰富, 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严复“信、达、雅”原则在翻译界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情况下, 一些翻译家从美学角度提出了翻译原则。傅雷反对堆砌文字, 提倡“传神达意”的“神似”原则, 钱钟书随后也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其“化境”较之傅雷的“神似”更进一步, 对文学翻译水平提出了最高的标准。改革开放后, 中国在经历文革的文化低迷期后, 翻译界重新出现活跃氛围。翻译家金隄在《等效翻译探讨》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等效”翻译原则, 把视角转移到了读者身上, 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信”与“顺”的矛盾找到了一把金钥匙。将翻译理论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翻译家还有刘重德, 他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综合起来, 根据自己翻译的个人体验, 提出了“信、达、切”的三字翻译标准。

三、原则的运用

翻译原则的不同, 对同样的译文就会有不同的评判。比如, 美国第十六届总统Abraham Lincoln的《底格里斯堡演说》的最后一句:that gove rnm e nt if the pe ople, by the pe ople, for the pe ople, s hallnot pe ris h from the e arth.译文A:并且使这个民有, 民治, 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译文B:要使这个归人民所有, 由人民管理, 为人民办事的政权在世上永远存在。以“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来评判, 无疑译文A优于译文B, 但是若以“动态对等”的标准来评判, 结论可能就相反了, 因为当地英语的使用者对于原文中的ofthe people, bythe people, forthe pe ople的反应是口语化, 朴素, 而又贴近民众。与之“匹配”的是译文B, 而不是译文A, 以汉语为母语者对译文A (尤其是, “民有, 民治, 民享”) 的反应是书面语, 用词考究, 而又学究气十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又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要想真正把一篇文章翻译得十分完美,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在众多的翻译原则中, 我们既不能固守于某一个或某一些特定的标准来进行翻译工作, 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但是其中最基本的三个原则我们是必须遵从的:一、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二、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三、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 视翻译为艺术, 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 视翻译为科学, 但是, 不管视为艺术, 还是视为科学, 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 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 否则就会怨偶无数。

四、结语

纵观中国翻译发展史, 中国翻译原则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 最后在“信”的基础上, 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 无论何时它一直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 然而目前翻译界对翻译原则问题仍然没有完全一致的定论。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 “翻译如婚姻, 是一门两相妥协的艺术”, 要在众多翻译原则中如何平衡变通, 提高可译程度, 以求译文的至善至美, 这就要看译者自身的修养了。总之, 翻译时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 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 而且在语用上合宜。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 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译作与原作的最佳近似度。

摘要：翻译, 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活动, 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 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翻译的原则也是与时俱进。本文拟从中国翻译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分析不同时期的翻译原则, 以此浅谈不同翻译原则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研出版社, 2000.

中国近现代新闻翻译史综述 篇5

中国近代新闻翻译史 (1840—1919)

1827—1828年间, 有一份中译文对照的报刊《依泾咋说》在当时为葡萄牙所占据的澳门出版。1833年后, 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在广州创刊, 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每期必定有一定数量的新闻, 绝大部分译自外报, 多数为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 英文报刊在广州大批创刊, 如《广州杂志》、《广州周报》等。林则徐 (1785—1850) 在禁烟运动期间, 为了“探访夷情”以制定“控制之方”, 他派人到澳门搜集外国人出版的报纸, 并在府中组织了翻译班子, 将其中有关鸦片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消息、言论翻译成中文, 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 后来汇集成册, 称为《澳门新闻纸》, 其内容大多译自《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林则徐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梁启超、严复等人也曾“广译五洲近事”[3]81-82。

鸦片战争后香港商业性报纸崛起。香港最早出现的中文商业报纸, 大都是从早已成熟的英文商业报纸中孕育而生的。1857年11月3日, 由孖刺报馆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刊, 实为英文《孖刺报》的中文版, 该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1874年《万国公报》 (前身为《中国教会新报》) 经常发表时事评论、重要法令、条约及外报译文, 大量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鸦片战争后, 西方国家的商品大量向中国倾销, 上海作为中外贸易的集散地, 迫切需要中文报纸为外商做广告, 于是, 由外商主办的中文商业性报纸应运而生。《上海新报》所刊的新闻, 大多译自沪、港等地出版的外文报纸, 如香港的《香港近事编录》、《香港中外新报》, 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等。1872年, 英美传教士在北京创办《中西闻见录》, 以各国科技新闻为主, 其中艾约瑟翻译的《泰西河防》一文, 对防治河患很有参考价值。外国人在华办报虽然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但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对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读者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

这一时期, 国人自办的报纸如《述报》、《岭南日报》也都刊登有西方书报的译稿。1894年甲午战争后,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严复和康有为等意欲通过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道路, 来抵御外敌, 发展资本主义。1895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北京创立《万国公报》, 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除论说外, 还增加了外电、外报选译和国内各报摘录等内容。而后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 《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 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 因而“举国趋之, 如饮狂泉”[3]90。1897年, 严复创办《国闻报》, 尤其注重外报选译和新闻采访工作, 不惜重金聘请英、法、德、日文字的翻译人员, 大量译载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以及外电、外报的消息和评论, 而最杰出的翻译人员就是严复本人。

这一时期的翻译是中国新闻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 国人的新闻翻译更多的是以救亡图存, “师夷之长技”, 富强救国为己任, 尤其是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通过他们所办的报纸, 陆续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 同封建意识作斗争。

民国初年, 邵飘萍于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内容有本社采写的消息和翻译的外电两部分, “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 颇得各报好评”[3]167。

中国现代新闻翻译史 (1919—1948)

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 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发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从第4卷起大量译介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中俄通讯社于1920年7月在上海创立, 它一方面根据俄国和共产主义的精神, 翻译俄文资料, 写成中文消息供中国报纸采用;另一方面将中国报刊资料译成俄文, 供苏俄报刊采用。《新青年》、上海的《民国日报》等都采用了中俄社的稿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更多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著作的。胡适用白话翻译小说, 《共产党》译介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部分章节, 成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新园地。这一时期的新闻翻译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相对应, 即采用白话文来翻译新闻和译介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著作。这一时期的报纸上, 新闻报道的翻译所占比重不大, 所涉及的翻译更多是关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在瑞金成立, 利用红军电台抄收国民党电讯和外国通讯社英文稿, 经编辑后油印为“参考消息”。《新华日报》进一步改善国际新闻报道, 建立了编、译、评等一套完整、健全的国际新闻报道班子。外国新闻记者在抗战爆发前后纷纷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采访, 撰写了很多通讯报道和著作, 如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福尔曼的《来自中国的红色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 这些外文著作, 大多数在当时被译成中文出版。1937年12月, 中共创办了一份纯翻译的小报《译报》, 全部译自英、美、法等国通讯社稿和上海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 报道抗日消息, 宣传抗日主张。

1939年后,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新华通讯社开始日益成熟。在抄收电讯方面, 新华社编辑部把收到的国外电讯译成中文, 编成油印的《每日电讯》参考资料, 供中央领导及各机关参阅。解放战争时期, 新华社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收译国内外通讯社电讯, 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人民日报》刊登译介了列宁、斯大林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进入1954年后, 新闻界出现了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高潮。《人民日报》开始翻译出版内部刊物《真理报文选》, 译介苏联《真理报》的版样, 把每一条新闻的标题译出来, 有时甚至把整版的《真理报》译成中文, 以资学习和模仿。《新民报》晚刊把《莫斯科晚报》的版面全部译成中文。在1954年至1955年, 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联共 (布) 中央直属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此外, 我国报刊还大量转载苏联报刊的文章, 《人民日报》于1950年刊登了30多篇从苏联报刊上选译的文章, 遇到苏联有重大事件时, 报纸版面上几乎大部分是苏联的消息。

综上所述, 可以总结出近现代新闻翻译的以下特点:

著名文人是近现代新闻翻译的主体。或是为了“探访夷情”, 或是为了救亡图存, 近现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创办报刊, 在报纸上宣传富强救国的思想,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思想理念。近代从林则徐等开始“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 维新运动领袖宣传变法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 都是进步知识分子创办发起的。

近现代新闻翻译主要体现为报刊新闻翻译。翻译内容以“软新闻”为主, “硬新闻”为辅, 往往是以新闻报刊为载体, 刊登西方文化、知识和思想等。而且主要为外译中, 从西方大量译介引进, 极少向外输出。

近现代新闻翻译主要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无论是林则徐为了“探访夷情”以制定“控制之方”, 进步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向西方寻求真理、同封建意识作斗争, 还是红色政权编译国外电讯、宣传抗日主张, 新中国《人民日报》大量译介苏联报刊文章, 都体现了这一时期新闻翻译的新闻喉舌特点。

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新闻的本质作用。新闻有着强大的舆论导向功能, 而这一时期的新闻人正是充分认识并利用了这一点。孙中山就曾说过:“当革命时代, 报界之鼓吹不可少, 当建设时代, 报界之鼓吹更不可少。”[4]二是历史时期的限制。正值中国社会变革转型时期, 新旧思想交汇, 革命风起云涌, 各派纷纷借助新闻的力量, 以其为喉舌, 主导舆论, 壮大力量。

参考文献

[1]黄勤.我国的新闻翻译研究:现状与展望[J].上海翻译, 2007 (3) .[1]黄勤.我国的新闻翻译研究:现状与展望[J].上海翻译, 2007 (3) .

[2]赵红芳.我国新闻翻译研究综观[J].延边党校学报, 2010 (2) .[2]赵红芳.我国新闻翻译研究综观[J].延边党校学报, 2010 (2) .

[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女性翻译史 篇6

综观中西翻译史, 我们可以发现合作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从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到西方世界的《圣经》翻译, 从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到文学翻译, 合作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遗憾的是, 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撰文对该课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尤其不容忽视的是, 时至今日, 某些译家和学者对合译仍然持一种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鉴于此, 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很有必要。因篇幅限制, 本文要对中国翻译史上几次翻译高潮中的典型的传统合译模式进行的描述与分析。

一、中国翻译史上的合作翻译

1.古代佛经译场制度。佛经翻译起于东汉末年, 到唐朝达到高峰。我国译经, 从东汉时一起就采用了“译场”方式, 即多人通力合作, 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佛经翻译。译场发展到唐代, 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 创设了比较完备的译场组织制度。据《续高僧传》记载, 唐朝译场职位共有十种, 大体如下: (1) 译主, 精通梵华两文, 主要负责宣读佛经原本, 并讲解其意义。 (2) 笔受, 负责将译主所宣讲的佛经原本译成汉文记录下来。 (3) 度语, 或传语, 就是口头翻译。 (4) 证梵本, 即将译好的初稿与梵文原文进行校对, 检查。 (5) 润文, 即润饰和修饰译文, 以使所译经文更加流畅, 便于阅读与传授经义。 (6) 证义, 为译主的助手, 负责审阅所译经文的文义, 检查是否有错误之处, 以保证质量。 (7) 梵叹, 反复诵读所译经文, 以使所译经文琅琅上口便于诵读。 (8) 校勘, 佛经翻译完毕, 与原稿校阅, 以防抄错。 (9) 监护大使, 负责监督译经的一般事务。 (10) 证字, 主要是负责汉语里的生僻、异体字的甄别和筛选。

佛经译场制度从不同层面上保证了文字的纯正与流畅, 从而保证了译经的准确性及表达的地道性。古代佛经译场制度的组织之严谨、分土之精细、责任之明确、对人才培养之重视, 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的合作。明末清初科技文献的翻译多采用口述加笔受的翻译模式。众所周知, 16世纪以后,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文明, 纷纷来华。然而, 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不具备坦然接受西人文化的语境, 而利玛窦等人的汉语文字水平及中国文化修养尚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够出色地单独完成外译汉翻译工作, 于是他们只好寻求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帮助, 以顺利地把西方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这种翻译模式基本还属于“西译中述”, 即西人口译中国人笔记。客观地讲, 这种合作模式无疑是“开中国思想革新之先河, 启中国学术前进之门户”的目标在明末清初能够实现的关键一环。若非如此, 仅仅依靠利玛窦等西人一己之力, 他们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中的合作。这一次的翻译高潮始于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 当时翻译工作提到了“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 这一时期也多采用了“中西合译”的形式, 英国的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 鸦片战争以后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帅同文馆、光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着问世。

到了林纾, “西译中述”演变为“中译中述”, 并且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绩。林纤精通古文, 却不谙西文, 但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后, 先后与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近20余名口译者合作翻译了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林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时人在翻译时也纷纷效仿“林纾模式”, 为外国文学进入国人视野推动中国文学乃至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毛泽东选集》英译中的合作。《毛泽东选集》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是重大政治资料, 《毛泽东选集》对翻译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规模也更加庞大。《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包括徐永焕, 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等名流学者, 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 后者在工作之余负责审稿。至于说翻译的过程, 无论是初期亦或是后期, 也都空前复杂。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提出修改意见、再次改稿、交由主持者裁夺、集体通读校勘、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打印、校对等一整套流程。如遇重大问题翻译小组不能定夺时, 甚至还要请毛泽力、亲自解决。由此可见, 与其它翻译相比, 《毛泽东选集》的英译相当繁杂, 其间的谨慎、曲折、琐细是普通翻译无法比拟的。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巨大成功, 就是给众多的译家的辛勤工作最大的回报, 也是对合作翻译这一翻译形式的最大肯定。

二、合作翻译当今的时代必然性

合作翻译在中国的翻译史上, 出现最多的是对于典籍的翻译, 由于其意义深远, 责任重大, 传播广泛, 再加之典籍的内容丰富, 知识涉猎繁多, 非一人之力可能将其翻译完善。所以合作翻译便成为其最现实完备且有效率的方法。

千百年来, 在传统观念中, 翻译一直被视作为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或活动。一本书, 一本字典, 笔, 纸还有灯下孤独的身影, 或苦思冥想, 或奋笔疾书---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译者工作的最鲜明生动的写照。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 特别是随着电脑, 互联网, 翻译软件等科技新成就的不断涌现, 译者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笔和纸不见了, 代之的是电脑的鼠标, 键盘和屏幕;字典不见了, 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电子词典, 和瞬间即可显示的各种解释; 书也不见了, 代之的是网络下载的原作电子版。但最重要的变化是“人” (译者) 的变化:他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了, 尽管你看见的也许仍然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 但他很可能是与好几个人同时从事一本书的翻译, 而借助网络互相交流。他所使用的电子词典, 网络词典也是也是别人的成果, 类似古代译场中其他若干角色。所以当代的译者是借助因特网, 电脑翻译软件才能实现的合作翻译。而这样的情形是普遍且真实的。正如谢天振教授所说:我们今天的翻译已经从书房进入到了作坊, 对翻译史而言,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了。 (《东方翻译》2009年第二期)

总之, 无论人们承认与否, 合作翻译模式都是客观存在的, 有时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的存在。通过对中国翻译史上典型的合译范例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 我们也初步了解了合作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积极作用, 也对合译产生了更为清晰的理解与认识。相信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合作翻译是必然的, 我们所要做的是要借鉴历史上合作翻译的模式和制度, 并深入思考悉心研究在当代的社会背景, 科学技术和人际关系下的新的合作翻译模式, 以及如何在具体应用中改进和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

摘要：合作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有着积极地作用, 本文从古代佛经译场制度,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 和《毛泽东选集》英译对我国翻译史上的合作翻译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并从当今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分析了合作翻译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合作翻译,时代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2]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J].中国翻译, 2012 (1) .

[3]谢天振.翻译:从书房到作坊[J].东方翻译, 2009 (2) .

浅论中国翻译史中的直译意译之争 篇7

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作为正统的体裁, 看中的是其所缔造出来的意境和表现出来的文采, 故而其能用少量精炼的词语体现其文采。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 以及现代各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博采众长的需要, 对于原文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翻译, 中国的译者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

(一) 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

直译和意译之争, 最早被称为文质之争, 关于它的讨论始于初期佛经翻译。成书三国 (约公元224年) 的《法句经序》中有维祗难和支谦关于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最早记载。以维祗难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佛经的译文表达应用质朴的语言, 避免过多修饰。这一些人被认为是质派的代表。而以支谦为代表的学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因天竺语和汉语“名物不同, 传实不易”, 从而强调出佛经翻译的困难之处。他在赞赏先前学者能够在读懂天竺原文的基础上将其译成汉语的同时, 又对译文中的语言表达问题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译文中胡汉夹杂, 音译与直译交互使用, 语言表达不够优美, 用词过于朴素。支谦倡导有文采的译文文本, 属于文派。

在初期的佛经翻译时期, 文、质两派都具有各自的优劣之处。质派的学者能充分领会到原语中的内在意思, 但是他们在行文的过程中, 译文的表述过于僵化、意译晦涩难懂, 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文派学者则关注译文表达的文采,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质量进行了提升, 但因过分讲究句式的优美而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删减, 使得原文的意义难以在译文中重现。在《法句经序》中, 支谦将文、质两派的观点记录在案, 并简单说明了当时争论状况。但并非要彻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另外, 因为佛经翻译之时尚处在我国翻译思想发展的雏形阶段, 任何人无法也没有能力将文、质两派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自《法句经序》出世后, 文、质两种译法的争论依旧继续, 它只是为这一长达千百年的翻译策略问题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记录了中国翻译历史发展的佛经翻译的阶段。

(二) 近代文质之争继续

近代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 虽然“信”为第一要义, 但“雅”却是更高的追求。不少学者也曾就此三原则究竟是翻译策略还是译文评审的标准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但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所限, 针对不同的翻译现状和根植不同的翻译标准, 各类学者都自成体系, 自严复之后就再难有此类翻译理论的提出。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书中, 梁启超认为:“翻译文体之问题, 则直译、意译之得失, 实为焦点。”可见, 对于译本采取何种方法是各时期译者所必须面对和进行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可以采用直译为主的翻译, 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立场进行意译的翻译, 或是直译、意译相结合。但是, 无论采取哪种策略, 直译与意译的论争都将, 并将一直贯穿中国翻译理论、乃至世界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并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

五四历史时期, 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和翻译领域各种不忠实的翻译的出现, 文豪大师鲁迅主张要恰当地引进异质文化。针对当时翻译界存在的一些译文“牛头不对马嘴”等的胡乱翻译的现象和一些学者的创造语言式的翻译, 他在翻译领域坚持采用“硬译”的方式, 即完全保留异域文化中的表达、词语等方面, 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 并将“信”和“顺”作为他的两个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必须要有异国情调, 就是所谓洋气, 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 倘有, 就是貌合神离, 从严辨别起来, 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当然力求其易解,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但这保存, 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 当然谁也看不惯, 为比较的顺眼起见, 只能改换他的衣裳, 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 剜掉他的眼睛。”但是, 鲁迅这种方式翻译出来的某些译文拘泥于和原文的对应, 其翻译和理论都遭到了质疑。梁启超则认为他的译文生硬、别扭、极端难懂。而瞿秋白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对鲁迅的翻译进行了批判, 认为他的翻译只达到“信”, 但却没有完全做到“绝对的白话”, 从而导致译文晦涩难懂, 可读性不强。但是值得提出的是, 鲁迅所提倡的“硬译”标准具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特点, 同时也由于其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 从而导致了译文文本的难懂。从现在的角度对其的分析和研究自然不必拘泥于个别过激语句和词语的表达, 而应当充分认识到鲁迅的这种翻译主张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体现的文化意义。

相比之下, 茅盾认为直译即在顾全句式语法的前提下, “不妄改原文的字句”, 但并非逐字翻译;力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反对“死译”和“顺译”。郑振铎认为“思想”是“完全”能译, “艺术的美”是“充分”能译。他还在自己的《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一文中还就直译、意译问题发表了看法:“译书自已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 于中文为不可解, 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 随意解释原文, 则略有误会, 大错随之, 更为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 一面要译文流畅。”总的来说, 茅盾和郑振铎在处理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时候, 都是以一种辩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但是侧重不同。茅盾认为译文的更高要求是尽可能地保持原文行文风格与基调;而郑振铎则认为, 在原文的风格无法移植到目的语文化的条件下, 译者应当牺牲原文风格以力求在译文中传达对原文的“信”。

(三) 现代直译意译之争

在对古往今来的直译、意译之争研究做出分析之后, 许渊冲则认为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 内容放在第一位, 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 把通顺的译文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 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 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无论直译、意译, 都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 只忠实于原文的形式, 那就不是直译, 而是硬译。这一观点无疑表明意译或是直译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和翻译的标准, 无论直译还是意译只有合适与否, 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直译和意译两者其实都是一种忠实于原文的策略, 前者注重原文所表达的内容忠实度, 而后者则考虑到译文的行文是否流畅, 是否能将原文中的意思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在目的语读者眼前。翻译即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而非形式, 只重视形式而任意进行创作的行为不是直译, 是硬译, 是乱译, 是翻译自由主义的泛滥。依据这种情况, 杨寿国提出凡具体语言许可, 按照源文表达方式既能切合源语的内容蕴涵, 又能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译文通顺达意的, 就是直译。反之, 如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差距, 采用直译方法难以或无法取得预期的传达效果, 需按目的语表达习惯译意, 方能确切再现源语内容蕴涵的, 即是意译。

其实, 译者对文本进行处理时, 无论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方法, 都是由文本所处的和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的语境以及内容体裁所决定的。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展示不同文化的独特之处, 恰到好处地将原文本中包含的源语文化在译本中进行再现。但是当进行翻译时更需要从理论上对它们作深层次的探讨, 以便选取更为恰当的策略。不管是直译或意译, 它都不应当成为一种单独的翻译方式, 多元化的采用综合性的将两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才能够成为译者手中有利的翻译工具。

二、小结

直译、意译之争标志着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原点。从佛经翻译初期所出现的的文质之争, 发展到如今依据不同的翻译对象采取的不同翻译方式的讨论, 翻译史上的每一次“直译”与“意译”之争, 都推动着译文质量的提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由于人们对“直译”和“意译”的理解不同, 在分寸的把握上也有别, 这一讨论仍会继续下去。

摘要：文质之争, 又称为直译和意译之争, 是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历年来围绕直译与意译的争论, 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家。本文主要从佛经翻译中诞生的文质之争出发, 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中国译学史中的直译与意译的论战, 并致力于理论的构建。

关键词：文质之争,意译与直译,硬译

参考文献

[1]顾钧.鲁迅主张“硬译”的文化意义[A].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多边文化研究 (第一卷) [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1.

[2]梁启超.佛典之翻译[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3]茅盾.“直译”与“死译”[A].直译·顺译·歪译[A].罗新璋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4]刘重德.论直译与意译[A].刘重德.浑金璞玉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4.

[5]许渊冲.直译与意译[J].外国语, 1980 (6) .

[6]杨寿国.德语译中的译法选择[A].耿龙明主编.翻译论丛[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女性翻译史 篇8

一、新疆古代翻译的沿革与流变

新疆古称西域, 新疆最早的翻译就是各个民族间为了交往而进行的口译, 佛经的翻译最早也是在新疆。

1. 远古至东汉桓帝时期。

这是新疆翻译的早期萌芽时期, 经历五帝、夏、商、周、秦、西汉等几个朝代。这个时期可谓新疆佛经翻译兴起之前的时期。据《穆天子传》卷三所记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24年亲率一支庞大队伍西巡, 曾最远跨过昆仑山脉北部, 经过中亚细亚, 然后东返。在瑶池 (今新疆阜康天池) 西王母宴请周穆王, 席间还即席作歌吟诗。从这则故事看, 这些活动一定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完成的, 其间必有翻译高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翻译活动为富国强兵之手段, 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雄厚实力基础。秦汉时期, 中原与西域往来更加频繁,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成为代表性史实。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每次都配有译者。据史料推测:张骞出使西域时以西域土著民族的语言同匈奴语以及匈奴语同华夏语互译为主要翻译类型, 以“口译”为主, 这时西域的翻译历史已被真正掀开。

2. 东汉至隋时期。

这一时期从东汉桓帝时起直至隋末, 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等几个朝代。东汉至隋时期的佛教已传入西域的大夏、大月氏、安息、康居、于阗等地, 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成为主流。例如:很多僧侣将“梵文”佛经译为“胡文”, 胡文即为当时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 其中最为著名的译者当属龟兹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由鸠摩罗什主译的《大智度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 又称为《摩诃般若释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全文三十多万字, 解释六十多万字, 几乎对佛教全部关键名词都给出了详细、深入浅出的解释, 堪称佛经入门必读经典。这个时期西域翻译还涉及政务翻译、宗教翻译、文学翻译、音乐艺术翻译等内容。代表性的宗教翻译文献有东晋佛驮跋陀罗译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支娄迦谶译本的《般若道行经》、支谦译本的《火明度无极经》等;文学翻译有《罗摩衍那》、《敕勒歌》、《弥勒会见记》等;音乐翻译有龟兹音乐家苏祗婆《五旦七调》等。

3. 唐宋时期。

这一阶段包括唐朝宋朝两个朝代, 这时期的翻译活动经历北宋、南宋、辽、金政权在内的六个半世纪的时间。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以分期性、分流性为特征, 区别于前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唐初至回鹘西迁为一个时期, 回鹘西迁在西域分别建立三个汗国后为一个时期。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继续发展, 佛经翻译事业逐渐步入历史顶峰。到了唐代, 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佛经翻译家。玄奘于贞观二年 (628) 从古都长安出发, 远度印度学佛求经, 历经十七年后归国, 共带回佛经675部。他回到长安后, 负责对佛经的译注工作, 在其后的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 共12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 而且把汉文老子等人的著作译成梵文,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奇人之一。到了宋代, 佛经的翻译日趋衰落, 佛经翻译人的数量锐减, 在宋代几百年间只译出了几十部佛教经卷, 但其它的翻译活动逐步兴起, 出现了《巫师的崇拜》、摩尼教徒忏悔词》、《古兰经》、《回回历书》等非佛经的翻译。特别是11世纪中国维吾尔族伟大学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出版, 完成了双编撰语工具书的突破。该书将突厥语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及方言学的内容同阿拉伯语、波斯语进行了比较与说明, 开创了古代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

4. 元明时期。

元朝新疆翻译活动包括两方面:一是元朝与西域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中央翻译机构的翻译活动;二是在新疆由于察合台语言文学的兴起导致的文学翻译及其他翻译活动。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 疆域空前广阔。元朝自开国之初就建立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 各行政机构中都有翻译人员进行口译、笔译。为了培养更多翻译人才, 在国子监下设国子学, 分设回回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 完成了一些重要文献的互译。如, 必兰纳识里奉旨把《楞严经》汉文译成蒙文, 将《藏严宝度经》由梵文译成蒙文, 将《不思议禅疆经》由藏文译成蒙文。安藏奉旨将《尚书》、《资治通鉴》等汉文典籍和《难经》、《本草》等医学典籍译成蒙文。西域的察合台汗国的文学翻译成绩突出, 涌现出像马斯武德·伊本·吾买尔、贾马力·卡尔西文学翻译家, 翻译了由阿拉伯文、波斯文撰写的名著《凯旋书》、《绿洲之颂》、《苏拉赫词典》等。明朝翻译机构的设置承袭了元朝, 负责将多种语言与汉语言的互译活动。永乐年间 (1407) 明朝了创立了四夷馆, 隶属翰林院管辖。而隶属于四夷馆的高昌馆, 是回鹘语和汉语互译的翻译机构, 也是传授回鹘语的教习场所。成书于永乐年间的《高昌馆杂字》又称《高昌馆译语》是回鹘文与汉文相对照的分类词汇集。这部词典共收录1002词条, 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人物、身体、宫室、器用、衣服、珍宝、饮馔、文史、方偶、声色、数目、人事兼通用等17个门类。原来词条的抄写格式是先列回鹘文原词, 然后是汉语意译, 最后是汉语音译, 从右至左竖写, 现改为汉语意译———汉语音译———回鹘文的拉丁字母转写, 书后有索引, 是按回鹘语词、汉字注音、汉字词义的顺序排列的。另一部《回回馆杂字》是波斯语——汉语对照的分类的词汇集, 这部书共收波斯语词汇777条, 其中包括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和少量突厥、蒙古、汉语借词。每条词语的抄写格式是:先写波斯语原词, 然后是汉语意译, 最后是汉语的音译。《回回馆杂字》不仅是工具书, 而且还是两种语言对照教科书。此外, 这时期还有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成汉文, 最著名的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二、新疆近现代翻译的沿革与流变

1. 清代时期, 这一阶段从1644年起到1911年为止。

18世纪中叶, 清政府统一西域。这时期的翻译活动带有官方色彩, 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了会同四译馆, 其下属拆分为西域馆和百夷馆。西城馆既是行政机构, 又是培养翻译的机构, 编译出版了与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多种民族语言的辞书, 有力地推动了新疆民族翻译事业的发展。用新疆民族语言编译的大型辞书《五体清文鉴》和《西域同文志》的翻译水平之高直至今日还受到关注和借鉴。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卓有成效, 涌现出一批维吾尔语翻译家和翻译的作品。如:毛拉穆罕默德·铁木耳译印度文学名著《卡里来与笛木乃》、穆罕默德·沙迪克译波斯文《拉失德史》、尤努斯译塔吉克文学名著《尤素甫———佐来哈》、哈姆西·叶尔坎地译波斯文学名著《王书》、侯赛因·尹本、穆萨·塔图斯译波斯名著《达拉传》、米尔法孜勒·毛拉克奇克译波斯历史名著《乐园》等。在这个时期, 很多阿拉伯、波斯、印度文学名著被译成了维吾尔语。

2. 民国时期, 1911年后, 共和制取代帝制。

新疆先后由多个军阀控制, 从民国初期至新疆和平解放的近40年时间内, 新疆翻译虽然有坎坷、波折, 但与清朝时期相比还是有较大进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翻译水平都有所提高, 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训了一批翻译人才, 翻译了大量公函、报纸、刊物, 特别是1936年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专门设立了处理翻译事务的机构———翻译室, 用以负责翻译政府的文书函件和会议讲话, 使官方翻译事务成为一种常态现象。除与当政者有直接关联的官方翻译外, 非官方翻译也呈现出新情况。尤其在文学作品、政治理论著作翻译方面比较突出。一些与新疆比邻的国家, 特别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书籍, 被翻译成新疆本土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比较有趣的现象是, 锡伯语为多。与政治有关翻译活动多在中国共产党入彊后, 在其影响、帮助下实施的, 包括毛泽东的一些哲学著作也被译成新疆民族语言, 在一些先进民族知识分子中传播。

3. 近现代时期, 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使新疆的发展步入了新的时代。

新疆民族翻译在多个领域中取得了受人瞩目的业绩, 形成翻译各领域的通力合作, 相互促进的局面。无论是政府设立的有关翻译机构 (包括政府公文、新闻出版) , 还是围绕新疆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政治理论著作的翻译、历史著作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法律和宗教著作的翻译、科学技术和艺术著作的翻译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语言学著作的翻译有力推动了对新疆民族翻译理论研究的开展, 取得了一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近年来, 新疆翻译与当代传媒的结合更为紧密, 每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都在最短时间内, 被翻译为多种民族语言重新播放。新疆事情每天都以电台、电视台、广播和网络, 以维吾尔、汉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和柯尔克孜语播报新闻。一些英语或汉语的电影、电视剧、卡通片也被译成新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 这极大地丰富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 进一步加强了新疆各族的大团结。另有大量的会议、对外贸易、旅游、演出、对外会展的资料也通过多种语言的翻译传播到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另有大量的会议、对外贸易、旅游、演出、对外会展的资料也通过多种语言的翻译传播到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

摘要：新疆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民族和人种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多元的文化决定了新疆翻译的厚重与灿烂。新疆古代翻译呈现多语种, 口语化与书面语相结合, 成果丰硕的特点。

关键词：多元文化,新疆翻译,沿革与流变

参考文献

[1]热扎克·买提尼牙孜.西域翻译史[M].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4.

[2]陈世明.新疆现代翻译史[M].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9.

[3]校仲彝.新疆的语言与文字[M].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4]王宏志.翻译史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