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精选十篇）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1
近年来, 学者们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研究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是否存在;第二层面研究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的因素。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东道国吸引FDI本身并不保证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存在某些因素可以促进或制约溢出效应的发生。大部分研究都认同在华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但是对于某一影响因素究竟是促进还是制约溢出效应的发生仍然结论不一。
在讨论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技术水平因素时, 分歧尤为明显。何洁 (2000) 发现, 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 从而从外国先进技术的知识资本存量中进一步获得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也变小。[1]潘文卿 (2003) 的研究也得出一致的结论[2]。但是陈涛涛 (2003) 认为, 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差距是影响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 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较易产生。原因在于技术差距较小时, 外资与内资企业的竞争激发双方互相学习, 外资企业的技术也更易于被内资企业模仿[3]。黄静 (2007) 的研究发现, 在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低技术含量行业, 技术溢出效果明显;在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高科技行业, 内资部门难以利用溢出效应实现技术进步[4]。
技术水平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究竟如何?国内外学者在研究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中提出的“门槛效应”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思路。Moschos (1989) 在研究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时, 发现在出口扩张促进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存在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5]Borensztein, Gregorio and Lee (1998) 认为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超越了一定的“门槛”水平时, 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国内学者研究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时, 也对相关因素的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6]何洁 (2000) 分析本地内部因素对FDI在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 发现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1]刘厚俊和刘正良 (2006) 通过检验我国地区数据, 发现我国存在吸收FDI效应的最低人力资本门槛, 高于这个门槛的地区才能吸收到FDI效应。[7]张宇和蒋殿春 (2007)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 并且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8]
以上研究结论认为,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 而且存在与该因素相关的门槛效应。即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等低于一定水平的时候, 东道国难以有效的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 其本身的技术积累与进步的过程甚至会因为跨国公司的冲击而遭到破坏;但是当东道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或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的水平后, 就具备了相应的基础, 从而可以有效的学习和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 并促进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前人的研究仍然认为技术因素是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但对是否存在技术门槛尚无定论。本文尝试从以门槛效应的视角来理解技术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假设存在所谓的“技术门槛”, 当技术水平超过这一临界值时, 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差距程度成正相关, 但低于某一临界值时, 由于内外资差距太大, 导致国内企业没有能力吸收跨国公司带来的新技术, 由此可能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本文将利用近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研究是否存在技术门槛影响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以及技术因素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模型和数据检验
2.1 基础模型的建立
学者们研究FDI技术溢出一般分两个步骤, 先确定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 再研究影响FDI技术溢出的因素, 本文也按此思路先建立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方程。Feder (1982) 将一国经济分为出口和非出口部门, 在两部门的生产方程基础上推导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量增长的外溢作用计量方程, 用以分析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9]Feder模型适用于任何可以将整个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的经验性研究,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外资、金融、研发等部门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Feder的研究思路, 也将经济部门分为外资部门 (F) 和内资部门 (H) 两部分。在此, 本文构建一个能计量外资影响内资部门的生产函数来分析FDI技术外溢效应是否存在的计量模型。假设外资对内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是来自外资部门对其资本的运作, 也就是外资部门的资本积累将会对内资部门产量的增加发生间接影响。如果外资部门的资本积累促进了内资部门产量的增加, 那么FDI对内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为正;反之, 则说明FDI没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
根据以上的分析思路, 本文构建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计量模型, 其中Yh, 表示内资部门产量, Kh和Lh分别表示内资部门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数量, Kf表示外资部门的资本存量。
Yh=HK×△Kh+HL×△Lh+FK×△Kf (1)
这里△表示增量, HK、HL、FK分别表示内资部门的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外资部门资本对内资部门的边际生产率, 进一步变形可得:
其中, α和β分别表示内资部门的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 γ表示外资部门的资本积累对内资部门的边际产出弹性, 它的正负和大小反映了外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
最后, 将式 (2) 变换为双对数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前的系数表示的就是弹性:
lnYh=c+αlnKh+βlnLh+γlnKf+ε (3)
其中, c是截距项, ε是残差项。
在计量经济分析中,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系数γ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如果γ>0, 并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则说明FDI对内资工业部门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如果γ<0, 则说明FDI没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
2.2 数据的采集和调整
本文以各地区的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 原因在于各地区工业部门是FDI最主要的流向, 对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FDI总体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选取2002-2006年为数据样本区间, 全部数据来自2003～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外资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Kf选取的是各地区“三资”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内资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Kh通过各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减去外资工业部门 (即“三资”工业企业) 的“资产总计”计算得出。同理, 文中所出现的其他有关内资工业部门的变量亦由全部国有及规模 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指标与“三资”工业企业的指标之差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用内资工业部门的“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表示。内资工业部门产量Yh用内资工业部门的“工业总产值”代表。
由于海南和西藏的相关数据中有缺失, 所以在分析时不计这两个地区, 而是选取了除这两个地区的29个地区的数据。此外, 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采用相关价格指数对所选取的变量数据进行价格调整, 以消除各年份价格不同对统计结果造成的影响。
2.3 计量方法说明
早期研究FDI技术溢出所采用的计量方法既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方法, 也有使用特定时点地区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然而, 随着面板数据 (Panel Data) 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 该方法也广泛见于对FDI技术溢出研究的文献中。
面板数据是同时含有截面和时间序列信息的数据集合。研究面板数据的模型称为面板数据模型, 它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相对于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放映个体在时间和截面上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间、不同截面的特性。
本研究采取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了2002至2006年这5年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地区的145个面板数据。本文假设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采用变截距模型。又因为本文研究的个体并非从地区层面的所有地区中随机抽取, 因此从经验上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本文也采用Hausman检验, Eviews5.1软件给出的检验值H=47.637611>χ
lnYh, it=cit+αlnKh, it+βlnLh, it+γlnKf, it+εit (4)
i=1, 2, ……, 29;t=2002, 2003, ……, 2006。
其中, c是截距项, 反映模型中忽略的反映地区差异的变量的影响;ε是残差项, 反映模型中忽略的随个体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
2.4 回归结果
现在对我国各地区工业部门进行整体性检验, 即只检验FDI对我国工业部门是否存在普遍的技术溢出效应。利用Eviews5.1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调整后的R2=0.982299, F=4011.050, DW=1.465089
限于篇幅, 略去回归结果中29个省市各自截距项数值。回归结果初步表明, 整体样本的拟合优度以及F值都比较好, 各项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异于0。在2002-2006年, FDI对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从总体上看, 外资工业部门的资产每增加1%, 可以带动内资工业部门的产出增加0.299%。
3 加入技术因素的模型和数据检验
3.1 加入技术因素的模型
在验证在华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基础上, 借鉴Quandt等人的研究方法, 对基础方程加以改造以检验技术因素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Quandt (1958) 提出一种判断线性回归函数的极值的方法, 一个自变量的取值如果使得按照该变量数值排序而设置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的t检验值最大, 则此时的该值为该变量的关键拐点, 其含义是只有当该变量超过该值时, 该变量才明显影响因变量。[10]部分中外学者在检验门槛效应时都采用了Quandt的方法。[1][5][7]本文沿用此方法来测算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技术门槛水平。具体做法是:首先将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在29个地区2002-2006年的145个数值从小到大排序, 改进基础方程式 (4) 并进行回归:
lnYh, it=cit+αlnKh, it+βlnLh, it+γlnKf, it+θDUMit+εit (5)
i=1, 2, ……, 29;t=2002, 2003, ……, 2006。
DUM表示某一地区某一年份的指标数值是否超过了技术门槛水平的虚拟变量, 如果超过门槛水平, DUM等于1, 如果未超过门槛水平, DUM等于0。首先假设所有145个指标数值中最小的数值为技术的门槛水平, 此时所有的DUM都等于1,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再将次小的数值设为门槛水平, 只有该指标的数值超过这个门槛水平时, 相对应的DUM=1, 否则, DUM=0, 再进行回归。依此类推, 直到回归系数θ的t检验值最大时, 对应设定的指标数值即为技术的门槛水平。
确定了该门槛水平后, 再采用常见的分组回归法检验。方法是利用确定的技术门槛水平对各地区分组, 将完全超过该数值的地区列为“越过门槛地区”, 将2002-2006年间有至少一个年份的指标数值低于门槛水平的地区列为“未过门槛地区”。再利用基础方程对这两组数据分别回归, 比较度量FDI技术溢出的回归系数。如果越过门槛地区组比未过门槛地区组在该系数上更大更显著, 则认为接受原假设, 即认为该因素确实影响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假设:内外资技术差距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 内资与外资技术差距越小, 越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而且存在某一临界值, 在临界值下, 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在临界值上, 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3.2 实证检验
本文用地区内外资工业企业资本密集度来衡量地区的内外资平均技术水平。原因在于当刚进入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时, 当地具有技术能力的劳动力比较匮乏, 一些外资企业出于运作便利的考虑, 在投资时往往以较先进的设备来代替劳动力。于是, 其技术装备体现了技术的先进性, 也使内外资技术差距表现为资本密集度的差距。资本密集度用人均资本 (K/L) 来表示。用内资资本密集度与外资资本密集度的比值表示内外资技术水平的差距。比值越大, 则表示内资与外资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小。将数据带入式 (5) 进行回归, 在反复检验后得到当内外资资本密集度比=0.8148时, DUM的t值最大, 为2.272175, 回归结果如下:
调整后的R2=0.982928, F=2774.263, DW=1.517584
因此, 确定内外资资本密集度比=0.8148为内外资技术差距的门槛。按照这个标准, 以2002-2006年间我国各地区内外资资本密集度比值数据进行分组, 将完全超过该数值的地区列为“越过技术门槛地区”, 将2002-2006年间有至少一个年份的指标数值低于门槛水平的地区列为“未过技术门槛地区”。其中, 越过门槛地区是京、闽、粤、辽、鲁、沪、浙、赣、贵、疆等10个地区, 其他19个地区未越过技术门槛。
从表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通过利用内外资资本密集度比分组, 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处于技术门槛以上和以下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在越过门槛地区, 回归1和回归2的外资项系数为0.699和0.812, 即外资积累每增加1%, 则内资部门产出增加0.699%和0.812%。在未过门槛地区, 回归3和回归4中外资项系数为0.111和0.117。这已经说明在一定时期和区域, 代表内外资技术水平差距的内外资资本密集度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 而且越过门槛地区比未过门槛地区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较明显。因此, 也接受原假设地区内外资技术水平差距越小, 越有利于产生FDI的技术溢出。
注:系数下数值是该系数的t值,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10%、5%、1%的检验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02-2006年全国各地区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测算了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技术水平门槛, 验证了技术因素是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人研究结论上的分歧。从我国各地区内外资的技术对比看, 在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地区, 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在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地区, 外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这是因为当内资与外资技术接近, 差距在一定范围时, 会有利于同行业企业的竞争, 也会有利于相关产业形成产业关联。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 内外资企业会不断创新, 提升竞争力, 力求在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当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 外资企业易于寻找与之上下游相配套的企业, 形成产业联系。于是, 外资的技术优势得以溢出。如果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太大, 内资企业难以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 也难以与外资企业抗衡。
通过研究也发现, 外资在技术上总体领先于内资企业, 但是在部分地区, 外资技术水平停滞不前, 内资的总体技术效率甚至超过了外资企业。因此, 为了进一步发挥FDI技术溢出的作用, 对于内外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的地区, 应该加大当地研发投入, 提高内资企业技术水平。这包括政府给予企业研发活动在税收减免、融资和补贴方面的优惠;鼓励国内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鼓励我国企业、科研机构与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之间的科技合作。而对于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甚至出现反超的地区, 仍然要不断提高内资企业技术水平, 以更加充分吸收外资技术的优势。同时, 更应该注意提升引资的层次, 将引资的重点由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 促使外资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继续不断提升, 以利于东道国能够持续吸收FDI的技术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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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ORENSZTEIN E, GREGORIO J, LEE J 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115-135.
[7]刘厚俊, 刘正良.人力资本门槛与FDI效应吸收——中国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J].经济科学, 2006 (05)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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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EDER G.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ncs, 1982 (12) :59-73.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篇2
利用外资
5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利用外资，但形式单一，规模很小，只有19亿美元，这其间主要是利用苏联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156 个项目。60--70年代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中国银行在港、澳吸收存款，并通过贸易信贷从西方国家引进工业成套设备。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主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利用外资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结构趋向合理，区域不断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投资呈阶段性上升，总量已具相当规模。自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外资，中国首先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对建立的“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继而扩大地方审批外商投资的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上述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动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使所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持续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商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收外资的环境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发展较快。
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95年6 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8年，党中央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国际化经营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有了较快发展。
到1998年末，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4万个，协议外资额573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56亿美元。近十五年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高达32.9%。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流量已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二）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80年代初，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目前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从洲别看，1998年亚洲地区投资额为313.3亿美元,占实际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的68.9％；欧洲地区投资额为43.1亿美元，占 9.5%；拉丁美洲地区为45.6亿美元，占10%；北美洲投资额为43.3亿美元，占9.5％；其它国家和地区为9.3亿美元，占2.1%。以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澳门、马来西亚、凯曼群岛、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为最多，合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89.8％。外资投向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1998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87.3%（包括中央部门）、9.7%和3%。
（三）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外商投资平均规模由9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美元，增至1998年的 263万美元。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 多家在华投资，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在继续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前提下，外资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部门和领域。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宽，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投资领域已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此外，金融、保险、商业、连锁、零售、外贸等行业试点引资的数量和地域也在不断地扩大。
二、借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健康发展，被世界投资者、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借用外资方式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五个部分。从1979年到1998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79个,协议金额1301.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71.3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8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 50%以上。中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这些贷款和债券支持了大批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繁荣了国内金融市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达178家，其中外国银行驻国内分行146家，中外合资银行７家，外资独资银行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境内，贷款项目多为中长期项目。
三、利用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人；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吸收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一）缓解和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9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达15%，比1983年增加了14.1 个百分点。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迅速增长，1991年为 542.1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 ；1997年为13311.8亿元，占22.8%，年平均增长 70.5%。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加速国有企业改造。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带进了国外一系列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许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得到了更新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吸收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相互竞争和配套协作中推动了国内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弥补了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领域通过利用外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如中国迅达、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等电梯合资企业使中国电梯行业从手工控制一步跨入电脑制动的90年代水平。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汽车、电子、通讯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产品在质量、工艺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增加财政收人，创造就业机会。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和投产开业，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来源。1997年，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达 993亿元（不含关税和土地费），比上年增长29．97％，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16％。自1992年以来，涉外税收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目前，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多万人，约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
（五）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明显。在1987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突出，1981年出口额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到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达12.6％，进口额比重超过20%，达23.1%。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进出口额随之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1%，进口767.2亿美元，占54.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对海外的投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初具规模。中国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在实施对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对外投资取得一定进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初具规模。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共5666家，中方总投资额为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中方投资37.8亿美元；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方投资25.5亿美元。在这些境外投资企业中，驻港澳地区的贸易性企业有1821家，中方投资33.8亿美元；非贸易性企业246家，中方投资2.1亿美元。从投资规模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所办企业的规模最大。到1997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总投资规模达12.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3．3亿美元，约占中国在海外投资（非贸易企业）总额的二成。其他逾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7 亿美元，美国5.7亿美元，香港3.6亿美元，泰国 2亿美元，俄罗斯1.9亿美元，南非1.1亿美元。从资金来源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资本金多为国外贷款，或以中国现有设备、技术、专利等折价投资，真正从国内调出资金很少。90年代以来，中方在海外企业的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总额的一半左右。
二、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到多方领域。在目前海外投资企业有两类，一为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型企业；二为非贸易型企业，后者投资涉及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装配企业、工程承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咨询服务、旅馆旅游及中餐馆等。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五大洲。从投资地域看，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发展较快。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企业分布状况看,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投资兴办非贸易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97年已建257家,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12％，紧跟其后的依次是俄罗斯有234家，泰国有134家，澳大利亚有98家，日本有86家，加拿大有78家。此外中国还批准部分国内大型商场在独联体国家兴办中国商店，目前，原苏联地区已成为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四、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大型外贸企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转化中，通过到国外办企业、设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扩大营销，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外投资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主要方式有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少量现汇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63年的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尽管百业待兴，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国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他们抗击外来侵略和战后的经济恢复及建设。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
1964年至1970年的发展阶段，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从此，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根据这些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先后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并提供了物资援助。
1971年至1978年的增长阶段，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其发展大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94年的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通过统筹安排，扩大了援助面，主要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将中国援助同联合国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在投入较少援款的情况下推动双边、多边经贸业务，促进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合资经营等方式，提高援助效益；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开始试行承包责任制。
1995年以来的全面改革阶段，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精神，中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采取政府赠款、政府贴息贷款等优惠贷款援助，由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中国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
在此阶段，中国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稳步推进，先后同31个国家签订了38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
5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先后向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中国援外人员以精湛的技术，全心全意为所在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及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中国不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获得了所在国政府授予的各种勋章和嘉奖。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友好关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业始于70年代末，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创业初始，中国仅有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开展业务。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O年来，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经历了起步、逐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2年为起步阶段，中国共批准了29家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企业。中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主要业务集中在西亚、北非。1983年至1989年为逐步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公司遵循守约、保质、薄利、重意的经营原则，不断扩大业务量，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市场逐步扩大，为90年代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来则是稳步发展阶段，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为主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为主，这些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综合，有专门在某一地区开展业务的，也有全方位开展业务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
截至1998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份数 16.1 万份，合同额83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 177万人次。中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在发展中所显示的突出特点是：
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70年代末，初登国际承包市场的中国专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仅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36份，合同金额仅仅 0.5亿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1998年中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已达2.6万份，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已突破 100亿美元，分别达到117.7亿美元和101.3亿美元。全年有26家公司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逾亿美元。从国别、地区看，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21个，新签合同额共计75.7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4.3％。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有35家。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34个，完成营业额共计75.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完成营业额的74.3％。
二、合作区域不断增加。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创业初期，仅在中东地区和少数国家开展业务，截止1998年末，中国已同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所占比重分别为：亚洲59.9%，非洲16.6%，欧洲3.3%，拉丁美洲0.9%，北美洲3%，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国境内工程及其他14.3%。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承包工程公司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争取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同时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正在向成建制的总承包发展。劳务合作的内容也由单纯提供劳务发展为与外派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服务型、管理型的多层次、高技术劳务输出。海外企业已从单一的合资发展到参股、合作、合资、独资相结合。合作领域则从森林采伐、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公路建设、渔业合作逐步向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技术密集行业发展。
四、企业素质和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国际合作公司积极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向窗口型和经营管理型结合转换的过程中，以实业化为基础，加快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把经济效益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由注重合同向注重合同与效益并重转换，由单项经营向综合经营转换，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市场转换，由分散单干向联营集团转换，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3
本文基于SAS软件采用乘积季节模型对1999.01-2012.12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外投资额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在运用乘积季节模型之前本文首先画出了时序图，由时序图可以看到，该时间序列具有明显的趋势性和周期性，因此，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在进行一阶差分后明显的消除了趋势性，而进行多步差分后均不能明显的消除波动性，通过自相关性检验发现差分后的序列还具有短期的相关性，最终本文采用乘积季节模型，消除了趋势性和周期性，最后得到的序列通过了自相关性检验，并且对未来12个月的投资额进行了预测。
一、首先画出时序图
由时序图可以看出该序列具有趋势性和波动性，显然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
二、下面通过差分来消除趋势性和波动性
1、一阶差分
由图可以看出一阶差分后趋势性被消除。
2、下面再进行12步差分消除周期性
12步差分后季节性不再明显。
三、下面对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
由自相关图可以看出，自相关系数在延迟一阶后都落在2倍标准差之内，然后在延迟12阶处突然有一个较大的自相关系数，接着又落在2倍标准差内。
由偏自相关图可以看出，偏自相关系数在1，12处拖尾，在5处有超过两倍标准差。
四、下面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
（1）参数估计
，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参数显著；而的P值小于0.05，的P值大于0.05，不显著故应该舍去。
（2）纯随机性检验
LB统计量检验
说明模型已经充分提取了数据的信息不需对残差序列再进行拟合。
2、下面舍去后，从新进行估计
（1）参数估计
，，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参数显著，且该模型的AIC小于上一个模型的AIC，所以该模型效果好。
（2）纯随机性检验
LB统计量的检验
说明模型已经充分提取了数据的信息不需对残差序列再进行拟合。
（3）模型的具体形式
五、利用确定的模型进行预测
5.1预测结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正面作用 篇4
虽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大量国外人员和西方文化的涌进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带来的正面影响还是大于负面影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虽然解放了那么多年,而内陆一些省份的偏僻农村的保守愚昧,不思进取的封建守旧思想还是很严重,由于这么多年的开放,中国中西部和沿海人口的大流动和中外人口的大流动,带来了当今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思想和先进社会竞争意识,对于促进中国国民的思想开放和竞争意识加强及社会文化及民族整体思想素质的提高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于破除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意识,对于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作用十分巨大。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家对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运用自如,微观改革中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出现,各种保护知识产权法规的出台,很大一部分都是引进的巨大外资参与国内建设,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的结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国内需求
中国每年吸引外资在几百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吸引外资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每年给国民经济以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资本的积累总是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实际上是不断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在不断扩大的社会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比例逐渐增大,可变资本的比例逐渐缩小,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不变资本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购买,可变资本表现为劳动力的支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优先增长,反映在中国引进外资上就是外商直接投入到中国内地的资本用于不变资本开支,即机器设备等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用于可变资本支出,即劳动力方面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尽管用于可变资本支出的绝对量是增长的)。这个过程表现为,当外商将资本第一次直接投资于中国内地用于直接的生产制造和服务业时,所用的机器设备投资和用于劳动力投资所占的比例,相对不高,即刚开始时是劳动力密集行业,但是由于外商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加剧,于是外商们在中国市场的第二期投资时,只好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投资,这样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劳动效率更高,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不变资本在投资中的比重上升,在第三期投资中,将会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于是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再次上升,这个过程反映在中国吸引外资过程,刚开始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然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不断地技术更新,在追加投资中,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不变资本的支出不断增加,于是开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型。这表现在中国社会宏观经济条件下就是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扩大,社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中,用于包含更高技术的先进机器设备为代表的生产资料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加速-乘数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投资、收入、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外商每年对中国内地的几百亿美元以上的直接投资必将对中国的内需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跨国公司大量的新一轮的技术更新的机器设备支出的投入,使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通过乘数原理,产生新一轮的连锁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为了满足这新一轮的需求,通过加速原理,导致了对生产资料等的更大需求,这表现为外商在以后的投资中,外商再会投入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导致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支出中,用于机器设备的投资优先增长,不变资本的比重不断加大,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宏观经济的贡献
我们知道社会总产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C+V+M组成,其中C为补充已消耗的社会总成本,V+M才是社会净产值,V是社会个人成员的收入,M是社会公共收入,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有靠V+M的部分不断扩大才能实现,但是V+M的扩大是和整个社会微观基础的企业状况相联系的,如国民总产值为10万亿,V+M的净产值占社会总产值C+V+M的50%的5万亿元,如果整个社会的企业普遍效益提高,净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才能不断提高,V+M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分为职工收入V和国家税利收入及企业留利M,如果平均每个企业的V+M部分都上升,那么整个社会的V+M部分,即国家净产值或国民收入才能上升,像前面所说,C+V+M的整个社会总产值为10万亿,净产值部分为50%即5万亿,如果整个社会的企业的普遍微观效益改善,第二年社会总产值仍为10万亿,而由于每个企业V+M占每个企业C+V+M的企业总产值的提高,那么整个社会的V+M占整个社会的社会总产值比重也会提高,假定第一年平均每个企业占的比重为50%,那么整个社会中的的比重也为50%,于是10万亿的国民总产值中,净产值为50%,也就是5万亿,如果第二年平均每个企业V+M的占每个企业C+V+M的比重由50%提高到60%.那么整个社会的V+M比重也提高到60%,就是社会总产值C+V+M仍不变,还是10万亿,而净产值V+M却是6万亿,也就是说尽管社会总产值不变,仍为10万亿,而社会净产值V+M,由于全体企业(注意,这里所说的企业是广义的,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的教育、服务等产业,即所有创造C+V+M或C+M的产业)的微观效益上升,变为6万亿,这6万亿就是第二年国民收入,如果国家的整个企业的平均微观效益不好,平均每个企业C+V+M中的V+M的比重由原来的下降为40%,而第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或社会总产值由10万亿上升为11万亿,增长10%,但由于平均每个企业的微观效益下降为40%,那么整个社会的净产值也下降为40%,即11万亿×0.4=4.4万亿,那么整个社会的总产值虽然在不断上升,但由于企业的微观效益普遍下降,国民生产净产值却在不断下降,而如果国民生产净值下降,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国民生产净值中的部分是个人收入,部分为企业留利和国家税收收入,如果平均每个企业的生产净值都下降,企业由于收入减少,将会减少职工工资或裁员,那么掌握着个人收入部分V的职工由于收入前景不稳定,而减少生活资料消费品购买,而掌握企业部分M的企业,由于企业留利减少,而减少扩大再生产欲望,即减少对生产资料即投资品的购买,而国家部分的减少而也导致国家减少对公共品的开支的需求,即表现为裁减政府人员,减少国家大型基建的开支,这样又直接导致对生活资料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投资品的需求减少,如果整个社会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品需求和企业及政府公共需求生产资料投资品需求都减少,即社会整个需求减少,那么又会带来微观经济,既平均每个企业的净产值的下滑,即平均每个企业C+V+M中的V+M的比重继续下滑,平均每个企业V+M的继续下滑,将会使个人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及国家对公共品的开支的需求继续下降,这样是整个国民需求的下降,国民需求的下降又会导致国民收入的下降,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因为微观基础企业效益不好而产生的国民收入下降。微观基础效益不好的原因有很多,在中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管理改革的不彻底,国有企业管理改革了这么多年,还是收效不明显,所以国有企业还是粗放式经营,微观效益不好导致企业的V+M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V+M的下降,为了走出这种怪圈,国家不得不向内向外举债,一方面满足国家不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增加总需求,总需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由C+I+G+X组成,其中C为个人消费需求,I为企业投资需求,G为政府开支需求,X为出口需求,总需求的增加可以带动对企业的产品需求,从而能使企业扩大生产,增加企业的净产值即V+M部分,企业V+M部分的增加能带动整个社会V+M部分的上升,即总需求的增加才能带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在这个总需求的增加中,由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投入的增加会增加对投资品需求的部分,即每年的国民总需求变为C+I+G+X+I2这I2就是外资的投资需求,当然外资的投资需求的一部分是外资直接投入从国外进口来的机器设备,但大部分是投进来的现金外汇,用于在中国境内购买厂房,水电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这将会扩大中国社会的总需求,现在中国是除美国外的世界第一大投资引入国,近年来每年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投入中国内地是400多亿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需求,它对拉动中国总需求,国民收入的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加速一乘数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投资、收入、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外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境内的厂房、水电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正象前面所说的那样,通过乘数和加速原理,会产生新一轮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及国民收入的增加,我们假定每100亿投资需求产生100亿对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假定企业的平均毛利为30%,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平均毛利10%,社会企业平均毛利为20%(企业毛利相当于减去C后的V+M),那么100亿总需求带来的V+M等于100亿(0.2+0.22+0.23+…+0.2n)=25亿,也就是每100亿美元外商的投资品需求能带来25亿美元的国民收入,上面提到企业平均毛利为20%,那么80%为企业成本,这80%企业成本形成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另外实际上前面20%的V+M中,有10%会作为个人和企业或政府储蓄漏掉,10%作为个人和企业公共消费及政府开支,而形成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求,因此需求乘数效应为90%,那么100亿美元需求,会带来的总需求是100×0.9=90亿美元,所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通过乘数原理的国民收入和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是相当可观的,另外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也会通过加速原理引起对生产资料投资品的增长,即为满足100亿美元社会总需求所需的投资额的增长,在一个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投资需求增长不会通过加速原理引起国民需求的增长,但是社会产业结构的不同,在某些行业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假定这100亿美元投资中有50亿可以从目前的社会产品得到满足,而另外50亿是用于高新技术设备的投资,而目前中国没有这种高新技术设备的生产,而进口关税太重或外国限制这种技术的出口,那么这50亿美元的设备需求只能从中国国内购买,为了满足这50亿美元高新设备需求,必须投资200亿美元来建立新的工厂来生产,也就是说加速系数为4的情况下,这50亿美元的生产资料需求会带来200亿美元的投资需求。广东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商投资的鞋厂的工厂设备都是从内地采购,而这些设备都必须使用国际标准,结果必须投资新的制鞋机器工厂来生产制鞋机器,结果引起外商在这些地区投资制鞋机器工厂,专门为这些跨国公司鞋厂生产制鞋机械,这就是说投资需求增长会通过加速原理引起国民需求的更大增长,所以说外商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通过加速原理带来的生产资料需求也是巨大的。
总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摘要：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国门将会更加开放,将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举办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不但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而且还带来了他们那种跨国经营的国外先进的管理组织和管理方法。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对于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向前开放发展的作用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国内需求和国民收入的宏观经济的贡献这三方面进行论述。对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具有促进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5
摘 要：本文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增加了资本供给、财政税收、增强了经济活力;同时也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外资的使用上耗费巨大，致使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总结出了一些对现阶段外商投资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归纳出我国应该做出哪些改善，以此进一步合理利用外商投资。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希望对我国外商投资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外商投资 经济增长 贡献 负面效应
一、背景介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里程，外商对华投资的领域不断变宽，层次不断加深，已经形成全方位格局。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展点，在不断的吸引着外商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华投资设厂。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经济方面，使我国和国外发达国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是，在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影响也越加深刻。
二、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就必然要引进外资，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利用外资，不仅利用了外商的.资金，而且对本国的资金也是一种帮助，而且还利用外资企业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提高了国内生产技术水平，解决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和人才培养压力。
1.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外汇储备，增加了税收。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地扩大，相应的，外商纳税也在不断增长，进而超过其他经济类型逐渐成为中国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目前为止，90%以上的中国涉外税收都来自外商投资经济。而且，在制造业方面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之后，所纳增值税额占全国工业增值税额的比重已经高于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中国的出口创汇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
2.增强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国际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的。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增加本国经济活力、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目标之一。实践和经验表明，很多经济腾飞较早的地区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也比较早，东部沿海城市利用外资多，经济发展较快，实力较强。根据统计数据，GDP增长和中国利用外资数量的变化非常一致，利用外资速度加快的年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很快。一些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利用外资和本国的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近来，中国GDP的增长中有2.7个百分点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证实，中国在90年代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三分之一。事实说明，外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的增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收入的作用，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却是非常的不明显，与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1.经济增长形成外资依赖，损害经济的稳定性和自主性。随着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加深，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逐渐扩大，东部沿海的一些省份和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更严重。其核心表现就是外资对技术的控制上。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首先导致外资逐渐介入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而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独立性的逐步丧失，这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影响，也会因此影响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影响到高价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达国家和后期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不能寄托在外国资本和技术身上。目前跨国公司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介入和干预已越来越强。
2.制约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剧了产业和地区间经济不平衡。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外商投资成熟的产业没有引导新兴行业和落后行业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外资在各行各业的结构均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四、我国利用外资的建议
虽然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部分负面影响，但外资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仍然要利用好外资，而不是不利用外资。我国应该在政策方面做出一些改善，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
首先，提高引资质量，控制引进外资的规模。我国应该将经济增长和外资的引入结合，随着我国GDP总量规模的扩大，适当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但是不要超过本国资金的需要，不能脱离现在的经济基础，引资的规模需要结合国内的市场竞争来考虑。
其次，加强产业政策，优化引资结构。FDI引资规模上的扩大，使我国FDI结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加大。FDI引入的结构问题可以在整个外资中的比例、FDI内部结构、FDI在地区和产业中分布等方面加以考虑。
参考文献：
[1]褚敏，张建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J].投资研究，，(1).
[2]熊鹏.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3，(6).
[3]欧阳志刚.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经科学，，(6).
西部应该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篇6
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对FDI最具吸引力国家。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达570亿美元，创历史性最高，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大量涌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一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大约只占到4％左右。
尽管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有效转变，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从1997年的5．58％到2003的3．25％。
为什么FDI不向西部集聚呢?有的学者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的趋势则不明显；从长远看，外商对西部地区的转进不可能是“大跨越式”的。其原因是西部改革开放严重滞后，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此外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手续复杂繁锁，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的学者则认为，外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原因是，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配套能力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东部地区政府不愿意外资从本地转移出去。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商对西部缺乏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和安全没有保障。尽管中央对投资西部有优惠政策，但他们有的不敢贸然进入西部投资，有的还没有投资的打算。
优惠政策效应趋弱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陆续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下述两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先于中部、西部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三大区域的第二轮优惠激励政策的时间不同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首先赋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1992年起中部、西部地区也开始享受东部地区原先的优惠政策，而这时东部地区因更全面开放及累积效应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但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重大战略，并赋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即西部地区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却是从2000年起。
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的确比较明显。以中部地區为例，1992年以后，中部地区开始享受先前东部地区FDI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飞速增长，从1991年的16734万美元到1993年的234273万美元，仅仅两年的时间，增长了13倍。
不过，从长期效应看，这种政策效应已逐渐呈弱化趋势，如2000年起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近几年对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不显著。这可从2000年至2003年西部的FDI占比4．64％、4．15％、3．82％、3．25％等四个逐步下滑的比值中得到验证。这表明，在新的引资发展阶段中，各区域不应过度开展区域间优惠政策的竞争。
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获得投资的优势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似乎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部引资的初期阶段，低成本优惠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在东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存在了，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倾向于以较高成本留住高素质优秀人才。
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东部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而且职工平均工资还有了提高。比如在1986—1991年第一阶段，职工平均工资每降低1个百分点，FDI就增加0．409个百分点。然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2年到2003年期间，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促进吸引FDI提高了0．39个百分点。
这一新的变化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职工素质提高了，无法以原来的低成本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这可以从该阶段后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缺工”显著现象得到证实。如果不适当提高工资，这一地区的“缺工”现象将持续。二是东部地区FDI已从第一阶段的以低质量外资为主转向以高质量外资为主，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等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陆续进入我国，他们更愿意通过高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目前进入西部的还是低质量的FDI，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更偏好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但随着高质量FDI的进入，低成本劳动力对FDI的弹性影响存在弱化趋势。所以，西部今后若要提高FDI的质量，还需通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东部吸引外资的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还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很不成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GDP大的地区。而且，从东部地区在1986—1991期间的企业结构分析看，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为能享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戴上“洋帽子”、“红帽子”，这部分企业也大多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重要的是，在东部引进外资的初期，FDI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型产业，这与打造“中国制造”是吻合的。在东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或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部。
然而，这个趋势在199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以来，中国的FDI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即随着大量高质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
不过，在西部，迄今为止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人的反向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统计显示，西部第一二产业的总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FDI流入量会增加2．50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西部引资的整个历程里，FDI更倾向于投资其第一或第二产业。
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存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是2200多万吨，企业的开工率目前仅仅是40％左右；焦炭行业的产能也超过1亿吨，同时还有在建和拟建的各3000万吨。
从对外资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外商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必然会减少甚至逐渐淡出；另一方面，原本打算投入这些领域的国内资金，会改投其他领域，从而对其他领域的外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西部在通过信息化改造来提升第一、二产业的附加值的同时，还应重视研究如何能更好地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推动更多外资流入。
外商在华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分析 篇7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我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 (FDI) 增长最快和世界上吸收投资额最多的国家。200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900亿美元, 超过英法两国, 跃居世界第二位。目前中国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 但它在各地区的分布却很不均衡。每个省都有外商投资, 但内陆地区的FDI份额是不显著的, FDI在中国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在1979至1997年期间, 外国直接投资绝大多数在沿海地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有91%和87%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沿海地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向广大内陆地区扩张, 但FDI总体的区域分布格局变化很小。例如, 虽然中部地区FDI占全国的份额由20世纪80年代的4%增加到20世纪90年的9%, 但西部地区同一时期所占份额反而由4.9%下降到3.3%, 这充分说明FDI从沿海向内地扩展非常缓慢。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的资本相对匮乏, FDI的流入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 并且FDI的流入还伴随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传入。因此, FDI的流入就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中国每个省份都力图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既然FDI对地区经济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么理解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策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影响到FDI在华投资区位决策主要取决于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即区位影响因素, 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 (2001) 将我国沿海与内陆的FDI地区性差异解释为人均GDP的地区性差异、基础设施、熟练劳动力和官僚主义等。Gong (1995) 的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良好电力供应、临近海港、水路交通方便、通讯便捷以及拥有特殊优惠政策的城市是外商进行投资的主要区域。魏后凯等 (2001) 通过对秦皇岛135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研究发现, 廉价的劳动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邻近的目标市场是FDI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孙海鸣、赵晓雷 (2003) 将FDI区域差异归因于环境因素、政策性因素、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孙俊 (2002) 将影响外商在华投资地点选择的因素归纳为产业结构、政策优惠、开放水平、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可见, 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差异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外部因素确定的情况下, 如经济全球化这种大格局确定的情况下, 外商在东道国各地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区位优势, 这种区位优势是众多跨国公司非常关注的。所谓区位优势, 它是指跨国企业在投资区位上所具有的选择优势。也就是说可供投资地区是否在某些方面较国内优势, 投资区位的选择要受到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地理分布、运输成本、投资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工业区位论解释FDI的地区分布取决于交通成本, 工资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区位优势条件。而新区位理论将目光集中在与供需联系在一起的聚集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新的增长理论同样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知识溢出所带来的聚集效应, 最近的研究又表明信息成本对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单项优势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主要就是由自然资源、国际贸易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R&D能力、工资成本、经济增长率、产业聚集水平、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通讯设施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来决定的。所以,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取决于区位优势条件的吸引力。
二、对1987年~2007年的实证分析
1. 数据说明与模型介绍
根据上文, 可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FDI是指一个地区吸引的外商投资额, TRAD (trade) 为国际贸易水平, 即各省市进口和出口在内的总贸易额;INFR (infrastructure) 为基础设施条件, 由于交通设施的数据不全, 本文仅用各省市邮电通讯总量作为替代指标;GDPG (GDP growth rate) 为各省市GDP增长率, 代表市场规模;RAPR (real average product rate) 为人均产出水平, 本文用各省市人均GDP作为相应统计指标;AGGO (agglomeration) 为经济聚集水平, 本文用各省市人口密度作为相应统计指标;RDMP (R&D manpower) 为人力资本, 本文用各省市每万人中大专以上人数作为相应统计指标。本分析基于1987年~2007年期间31个省市的相关经济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本文分析的数据为跨地区、跨时期的数据, 因此所分析的数据为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 即面板数据。本文将应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影响FDI区位决策的主要因素。
对公式 (1) 需要进行对数转换, 已便于把该非线性方程转换为线性方程。此外, 对数转换可以直接获得各解释变量对FDI的弹性。经过对数转换后, 该模型如下:
2. 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涉及到省份和年份数据, 因此上述模型建立的数据属于面板数据。根据面板数据的特性, 本文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发现 (见表1) , Ln TRAD、Ln INFR和Ln RDMP存在单位根, 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其取一阶差分后转变为平稳序列, 再代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经济意义相当于三个变量的增长率对FDI的影响。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依据回归模型 (2) , 首先对其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值为23.554, 相伴概率为0.0006, 因此拒绝了原假设随机效应, 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同时将数据代入三种模型形式, 得出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经过计算得到检验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下的F统计量、, 因此, 应该拒绝不变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而应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在消除了截面样本数据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之后,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注:限于篇幅, 无法将各省份对应的解释变量系数一一列出
各解释变量大部分能通过置信度检验, 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十分显著,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达到0.968, 接近于1, 而DW值等于2, 表明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能够很好地反映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实证结果的经济解释
通过表2可以发现, 大部分省区的分析结果与预期是吻合的, 如国际贸易水平、通讯水平、经济增长率、经济集聚水平、人力资本和人均产出水平和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 这些分析结果都充分地支持了相关理论。
由于各省份之间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 因此不同因素对各省区外商投资的影响差异很大, 很难总结出一个系统的规律。但无论是何种因素, 如果它对某个地区的外商投资起到积极的作用, 那么它一定是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为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 那么才能够对外商有足够的吸引力。对于东部沿海地区, 对外贸易、通讯水平、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力资本是有效地促进外商投资的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都是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大部分内陆地区而言, 首先, 由于距离主要港口和交通枢纽太远, 与国外的联系不方便;其次, 由于体制的原因, 教育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市场生产力;再次, 很多内陆省份人口密度偏低, 经济聚集程度不够。因此, 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当地与中央的投资, 外商投资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聚集水平。所以内陆地区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相对内陆其他地区而言容易得到外来资金, 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增长较快, 人口稠密, 往往得到外商的青睐。
外商在中国进行投资, 其主要目的是投资回报率, 以往偏爱沿海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相对内陆地区而言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较好, 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 对于内陆地区而言, 一定要改善各方面的基础条件, 但随着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 很多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变好, 随着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内陆地区的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 近年来内陆地区逐渐增多的外商投资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内陆地区完全可以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实现了快速的增长, 但外商投资在华区位分布并不均衡, 这与各地区的区位影响因素息息相关。因此, 本文收集了1987—2007年间我国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区位影响因素的数据资料, 对FDI与各区位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实证数据分析, 本文系统地得到了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区位影响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 这将对我国各地区继续引入外资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咨询依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投资,区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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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 (2002) “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兼论中国沿海与西部地区差别, ”《中国管理科学》第5期, 20-25.
[9]孙俊: (2002) , “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经济学 (季刊) 》第3期, 34-40.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8
一、出口总量迅速增长，出口比重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三大出口“军团中”最有活力的一支。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从91年开始至今，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逐年上升，其出口比重不断扩大，到2001年，受我国加入WTO影响，外资企业的净出口达到了73.72亿美元。相比2000年增加了51.54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和2000年两年的净出口总值。2002美元～2004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量分别为1602.85亿美元、2403.41亿美元、3386.06亿美元和4441.82亿美元，增长速度分别为20.30%、37.1%和49.95%、40.88%，高于全国出口增幅2.06个百分点、2.51个百分点、5.49个百分点和2.96个百分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2.2%、54.8%、57.1%、57.07%。2005年，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也大幅增长，总额为6631.63亿美元，同比增长40.42%, 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比重57.43%。2006年外资企业净出口为912.12亿美元, 相比2005年增加了344.86亿美元。由这些数据可见外资企业出口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主力军, 是我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出口大于内销，外向型程度大于国内企业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很多，但最基本、最主要的动因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我国大陆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二是占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迄今为止，在我国已经开业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大部分都是外向型企业，经营活动以加工贸易为主。商务部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加工贸易顺差超过1250亿美元。由此可见，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贸易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外商投资这类企业产品出口均远大于国内销售，从而提高了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产品销售总值的比例。如此看来，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向化经营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国内其他企业。
将2005年中国外资企业前8强与与中国出口额前8强的企业排行榜进行对比(见表2)，我们可以发现两榜名列前茅的上榜企业多有重合。外商投资企业前8强中的第一名与中国出口额最大企业前8强中的第一名都是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外企前8强排行榜中的第二名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在出口企业额前8强排行榜中排行第三，长城国际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则在两份排行榜中都居于第四位。从中国出口额最大的企业排行榜中我们可发现其中大部分为外资企业，在参考了2006年的海关统计年鉴后作者发现，名列2005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额前2强的广东省东莞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和新疆野马经贸有限公司竟然在2005年出口额200强的企业排行榜中分别排到了第45位和第95位，这说明我国本土的企业侧向于国内销售，出口远远低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由此普遍表现出了强烈的出口倾向。
资料来源:中国排行榜年鉴
三、外资企业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内资企业
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和外资的进入，我国外贸主体结构进一步多元化，出现了国有企业比重迅速下降，民营企业发展，而外资企业出口比重迅速提高的局面。从表3中我们可知，国有企业出口比重从1981年的99.8%降至2006年的19.7%，下降了80.1个百分点;相应地民营经济占出口比重从1990年的0.2%上升到2006年的22.0%，提高了21.8个百分点。而增长速度最突出的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从1981年的0.5%上升至2005年的58.2%，提高了19.2个百分点，可见外资企业出口占据了我国企业出口的半壁江山。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四、外商在华独资趋势明显，独资企业出口占主导地位
2002年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由1999年的38.0%升至60.2%，仅3年时间上升了21个百分点。2003年，独资方式仍然是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所占比重达62.4%。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趋势继续加强。从新设立企业数目来看，2004年外资新设立43664家企业，其中独资企业30708家，占总数的70.3%，而2003年这一比重为65.6%。随着外商独资企业的增加，在我国外资企业的产品出口中，独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也不断上升，并居首要位置。在1998年之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中，中外合资企业所占的份额是最大的，1998年后，独资企业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超过了合资企业的出口。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合资企业出口355.70亿美元，占当年外资企业出口的43.9%，独资企业出口366.62亿美元，所占比重为45.28%。2001年，是我国外商独资企业发展的一个突破点。这年，外商独资企业出口689.64亿美元，占外资企业总出口的51.77%，而合资企业出口比重下降到40.59%。到2003年，合资企业的出口分额降到了33.71%，而独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则上升到60.78%。各个指标都显示，外商更倾向于采取独资的方式投资，独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占我国外资企业出口的主导地位。
五、我国外资企业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得到提升
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排在前10位的商品中，电子信息类产品占5种，占前10位出口商品总额均超过60%，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占前10位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均低于38%，增幅明显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幅。其中，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出口额为1231.43亿美元，占前10位出口商品总额的68.68%增长速度大都高于全国出口总额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平均增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占前10位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2.33%。(见表4)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在我国2006年的中国制造商500强排行榜中，化工企业占据第一位，机械企业、电子企业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其中外商投资的通信电子企业109家、汽车企业42家、医药企业13家。相比2006年前，在整体上中国制造业已经开始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方向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其中部分行业开始与国际接轨，并利用国际标准或引进外国技术、资金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其竞争优势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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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水务企业在华直接投资浅析 篇9
国外水务产业改革经验表明,在水务产业引入有效的上游竞争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利,因为这使经济调控更加关注于水务产业的垄断特征[1]。引入股份制改革后,水务行业的经济绩效得到了提高,稳定了实际水价并使政府从中获利[2]。在我国水务市场化改革中,外资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水务行业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问题;但必须高度重视水务行业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3]。外资水务企业进驻中国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如水价上涨风险、转移成本和资金出境风险、政府监管失控风险等[4]。有学者从市场集中度、外资市场占有率、外资股权控制率等3个方面分析了外资水务企业对我国城市水务产业安全状况的影响,并提出了维护我国水务产业安全,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5]。较多学者忧虑外资水务企业对我国水务安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对水务领域引进外资持否定态度,但他们忽视了外资水务企业在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益方面的进步意义。笔者认为应该对外资水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全面评价,发挥其优势,规避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1 外资进入我国水务产业的发展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水务市场以来,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市场迅速扩张。在进入初期,固定投资回报率模式吸引了外资水务企业巨头纷纷进入我国水务市场。但2002年后随着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不同外资水务企业由于经营规模、管理经营模式和投资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方向相反的发展态势。总体而言,外资水务企业进入我国水务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1.1 初期(1992—2001年)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逐步放开水务产业的供水生产和污水处理环节,但限制对供水管网的建设和运营。外资和我国民营资本开始进入我国水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等领域,合作方式以BOT和合作公司为主。外资水务企业进入我国始于1992年法国苏伊士集团下属子公司中法水务对广东省中山市自来水公司的直接投资。接着,包括法国威立雅集团、英国泰晤士水务、德国柏林水务、英国安格利安水务在内的16家外资水务公司先后进入中国水务市场。外资水务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保证供水质量的同时,还有效地降低了水务企业的运营成本,使一些地方的水务企业扭亏为盈。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外资投建合资水厂采用固定投资回报率模式。该模式使外资投资水厂变成了有赚无赔的黄金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的调查报告,水务产业的利润和成本比率高达24.8%,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所有产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产业。2001年前,由外资水务企业直接投资的国内水厂超过50家。这一时期,在固定投资回报率模式的吸引下,外资水务巨头纷纷进入我国水务市场。
1.2 扩张与撤退并存(2002—2007年)
从2002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针对水务产业的政策,以推动水务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如:2002年3月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允许外资参与综合水利枢纽的建设和运营;2002年12月的《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对供水、污水处理等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采用公开向社会招标的方式选择投资主体,允许跨地区、跨行业参与市政公用企业经营,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接着,2004年出台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件》等法规,以对水务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提供指导,促进了我国水务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伴随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需求,以中法水务和法国威立雅集团为代表的部分外资水务企业通过采取“高溢价”策略收购了当地水务企业的部分股权。同时,在我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商投资城巿供水管网及客户服务方面的限制之后,法国水务巨头威立雅集团和中法水务从2002年开始加大了在中国的完整供水服务。
另一方面,之前采用的固定投资回报率模式虽然吸引了大量外资水务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但不符合中外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违反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2002年9月,我国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今后任何单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这一政策变动使得外资水务企业失去了利润保证,在华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加。而在这一时期,我国水务产业整体处于低效经营的状态,由于经营粗放、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水价偏低,我国水务产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如2003年全国2 354家水务企业中亏损企业达1 194家,整个行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仅为0.12%。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外资水务企业开始改变在华战略布局,减少在华直接投资,甚至退出中国水务市场。如2003年初,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撤销了设在北京的中国代表处;英国泰晤士水务集团将独资经营了8年的上海大场水厂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水务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7月泰晤士水务集团撤销其中国总部,英国安格利安水务也撤离了中国水务市场。这样,除了法国威立雅集团和中法水务外,大部分前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水务企业选择了收缩业务甚至完全撤出中国市场。
1.3 停滞与渗透并存(2007年至今)
经过一段时间的直接投资,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市场遇到了运作成本较高,难以派驻大量外方管理人员来经营企业,存在中西方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的差异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一些水务企业由于管理不善,出现了一些违规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公众形象。如自2007年7月青岛威立雅水务运营有限公司直接将污水处理厂回用水排入饮用水管道事件发生以来,法国威立雅集团涉嫌排放超标等水质污染问题十余起,导致部分外资水务企业在华FDI(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法国威立雅集团自2007年后就鲜有在水务领域增加在华直接投资。
而这一时期,部分外资水务企业已经渗透到了我国水务的整个产业链,在制水、供水、污水处理和客户服务等多个环节进行直接投资。这些水务跨国公司通过参股、购买产权等形式将很多地方的城市供水企业产权收入囊中。经过几年的扩张布局,外资水务企业已经占据了一线城市1/3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正逐渐向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蔓延。以中法水务为例,其在华的主要污水处理项目签署于2007—2013年间;其在华的主要工业用水处理项目也开始于2009—2011年间。在2014年初,中法水务又入股江苏水务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南京、泰州的3个水务项目;在2014年12月,中法水务与四川供排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资55%和45%成立O&M公司,共同运营和管理四川供排水公司旗下的水务项目,包括城市供水、市政和工业污水处理以及污泥处理。可见,尽管部分水务企业在华的FDI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以中法水务为代表的外资水务企业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将业务渗透到水务产业的各个环节。
图1为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市场发展阶段的示意图。从图1可以看到,从1992—2001年,外资在我国水务市场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上升态势(OA);但从2002年开始,之前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水务企业出现了分化,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趋势,一部分外资企业在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外资进入中国水务产业的政策后,增加了对华直接投资(AB1);而另一部分外资企业由于政府规定取消固定投资回报率模式和本身经营不善,在华FDI开始下滑,甚至撤出中国市场(AB2)。2007年之后,一部分外资企业由于经营和违规问题,在我国市场直接投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B1C2);而另一部分外资企业继续在中国水务市场渗透布局(B1C1)。
2 外资进入我国水务产业带来的主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鼓励外资投资公用事业设施建设,我国水务产业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促进了民营资本和外资在水务产业的发展,使得我国水务产业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外资进入我国水务产业也带来以下问题。
2.1 水务产业安全问题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安全是产业安全的基础,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对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水务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权不应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这是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但在实际过程中,如何确保一个城市水务产业的控制权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首先,即使外资在股权比例方面不占优势,其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作也会对产业安全带来实质性威胁。在合资水务中,虽然外资初期大都只占不到50%的份额,但外资一般占有绝对的经营权。其次,外资基于雄厚的资金实力,后续可以通过增资将中资水务挤出,合资变独资,从而全面掌握某个城镇的供水权。以兰州水务为例,法国威立雅集团报出的17.1亿元的高价,其中有8.71亿元实际是作为增资的溢价。
2.2 经营效益与确保控制权轻重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各地自来水公司、水厂尽管经营效益不高甚至亏损,但在当地都属于金饭碗,收入稳定且不低,员工人数众多,只进不出。水务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即使效益不高也能生存。在这样的行业,若没有外力的介入,很难迫使其提高经营效率。但在外资进入以后,又可能会失去水务控制权。如中法水务公司收购沈阳自来水厂后,冗员被剥离,水厂员工人数从300人减到100人,1年共节省电费和管理费1 000多万元,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外资进入必然会遭遇原水厂的阻力,致使无法及时拿到法方收购所需要的技术档案、财务档案等,造成沈阳自来水公司回购,中法水务公司退出。从这个案例来看,中方企业虽然重新拥有了沈阳水务的控制权,但一起被保留的还有落后的技术和经营水平,若为了提高经营水平引入外资,又面临失去控制权的威胁。
2.3 公众利益的保护问题
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提高服务价格,损害社会成员的利益。水资源最大的特性就是其供给过程中的垄断性,一个城市一般只有一家供水公司。外资水务企业一旦掌控了一个地区的供水资源,就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政府很难再用行政手段制定水价,水价的上涨不可避免。法国威立雅集团于1997年在天津获得该市第一个项目,该市的水价从0.68元上涨到4.9元,上涨了6倍,质疑外资推高水价的声音开始出现。2014年4月11日,兰州暴发了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直接原因就是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4号、3号自流沟由于超期服役,沟体伸缩缝防渗材料出现裂痕和缝隙,兰州石化公司历史积存的地下含油污水渗入自流沟,对输水水体造成苯污染,致使局部自来水苯超标。法国威立雅集团为何不投资改造管网?面对质疑,威立雅集团的回答是:水价已经4年未涨,公司亏损经营,无力投资改造管网。
3 外资进入背景下我国水务产业发展对策
外资水务企业进入我国水务市场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国水务产业带来资金、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对我国水务产业安全、水务企业的控制权和公众福利构成了威胁。如何用好这把“剑”,关系到我国水务产业的长期发展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a.对自然垄断环节进行政府严格管制;在非自然垄断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城市原水、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与回用等环节构成了我国水务行业的产业链。根据各个环节的特点可以将水务产业细分为自然垄断环节和非自然垄断环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属于自然垄断环节。在一个城市同时多个企业进行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和管理显然有悖于经济学原理,会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因此,对于资产专用性强、沉没成本大的供排水管网环节,政府应严格管制。限制外资进入供排水管网环节,确保对供排水管网建设、运营和管理的控制权,从而,保障我国水务产业的安全。而在饮用水、污水和工业用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等环节,其自然垄断属性弱于供排水管网环节。可以在这些非自然垄断环节,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引入外资,同时重视民营资本的投入,使水务投资主体尽量多元化,以分散控制权风险,从而确保我国水务产业的安全。
b.从外资水务企业的示范效应中学习,促进外资水务企业与国有水务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我国国有水务企业长期存在着经营效率低下、成本控制困难、存在冗员等问题,对我国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打破城市供水的自然垄断,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TOT(移交-运营-移交)模式、PPP(公私合营)模式和纯民营模式等引入了竞争机制。但这些合同大多有15~50年的期限,经历这些年后,我国水务企业将何去何从?外资水务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后,采取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而且在保留大量原有本土员工的基础上,外派一部分母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方面,我国水务企业可以从相邻地区外资水务企业的示范效应中学习以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水务行业的人才在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流动,甚至可以高薪聘用一些外资水务企业的关键人才,提高我国水务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既提高了我国水务企业的经营效益,又保证了其控制权。
c.提高公众和企业的参与度,加强政府对外资水务企业的监督。价格规制改革是我国水务产业规制改革的核心。现在,我国水务产业已经形成了以收益率为核心的价格规制方式[6]。收益率规制提高了外资投资我国水务产业的积极性,但外资企业为了进入我国地方水务市场,往往采用高溢价收购的方式。这种高溢价收购方式无疑增加了外资水务企业的投资成本,部分外资水务企业进入后,大大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用水价格,使民众的社会福利降低。尽管我国政策规定,应根据行业平均成本并兼顾企业合理利润来确定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有可能虚报企业成本,从而提高定价。在水务监管过程中,政府可以提高公众和企业的参与度,实现信息共享,加强制度建设。对于成本明显高于其他企业的企业进行审查,以防止企业为了定高水价而报高成本。同时,也可以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规定居民用水的最高限价,防止外资水务企业抬高水价,从而避免公众福利因外资水务企业的进入而遭受水价不断上涨造成的损失。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提出外资水务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带来的主要问题,包括:水务产业安全、与我国水务企业的竞争加剧、公众利益保护等,并针对以上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全文的主要思路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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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隐性危机 篇10
FDI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对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引进FDI确实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近几年, 我国吸引FDI的成效并不显著。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
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引进FDI主要有一下几点好处:第一, 刺激出口, 增加外汇储备;第二, 刺激国内竞争;第三, 适当缓解就业问题;最后, FDI主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 而且相对而言风险较小。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引进FDI在微观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从宏观上来讲, 引进FDI是解释不通的。有研究认为,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资金从东道国流进和流出, 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还有研究认为, FDI有两个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进FDI国的本国投资的盈利能力会相应减弱;其次是由此导致的本国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消极心理, 从而减少继续投资。这两个方面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危害, 减少了本国的投资利润, 不利于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研究认为, 外来的FDI实质性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 而这种利润输出会恶化本国国际收支,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危机应对策略
对于以上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 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 尽量减小风险。关于资本的稳定性问题, 可以从根源出发, 严格控制引进外资规模, 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首先, 降低国际收支对外贸的依存度。由于各个国家都尽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 因此, 进口依存度也就相当于出口依存度。对我国来说, 现有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 因此,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 贸易的各个产业分配还有待改善, 地区贸易分布也应有所分散。
其次, 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本土自我创新。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优惠方式, 二是间接优惠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再次, 尽可能将我国外汇储备发展为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的“良性”外汇储备。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 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但是, 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 各国在经营外汇储备时, 往往各有侧重。总的原则就是利用投资组合策略分散风险,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
最后, 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 防止商业机密泄露。与之相对应, 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交易税收问题也呈现明显特征。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避免外商对企业的控制, 将其控股比例严格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四、总结
我们需要合理利用外资, 控制引资规模, 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 加强产业政策;取消超国民待遇, 制定反垄断法;坚持独立自主, 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应该积极地引进债权而非股权,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摘要：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金额迅速增长。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一把双刃剑。本文将重点对比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负面影响,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隐性危机,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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